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什么商人的地位非常低？

统治阶级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

在中国的古代，百姓一直被清晰的划分为4个阶层，他们分别是士农工商，管子.小匡这本书是这么说的，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的中坚力量是士农工商这4类人，这本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至秦汉时期，可见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认同了商人对国家的贡献。

然而即使商业活动在社会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商人的社会地位应该说是极其低下，备受歧视。秦朝时期商人不能穿戴丝绸制成的衣物，不能使用华丽的车架，本人及其子女都不能做官，汉朝时期商人依然不能从政，不能以个人的名义购买田产，唐朝时期商人依旧不能当官，到了明清的时期，商人的地位才稍稍的有所提高，经过改革开放到了二十一世纪，商人的地位简直处于社会的最顶层，为什么商人从封建王朝到现代社会，地位会出现飞跃式的上升呢。有一下几点原因：

统治者重农抑商的政策

中国古代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统治者一直提倡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又很大的关系。所以历代的帝王都极其重视农业，每年的这些皇帝们还会亲耕为天下表率。

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于是出现了加强农耕的思想，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对小农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统治者不得不抑商而促农，因为农业作为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小农经济下农民比商人更容易管理

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必然需要一大部分人依附于土地，对国家缴纳赋税，依法服役，那是非常重要的，显然呢，这部分人就是农民，他们依附于土地，然而性格温良，便于国家的管理。而商人呢，为了追逐利益四处的活动流动性强，不方便国家收缴赋税，支派劳役等等，所以统治阶级一般都不怎么喜欢商人，

其次呢，就劳动者的素质而言，农民在长期的农业劳动当中，养成了隐忍的性格，他们更具稳定性，也更能承受灾难。而商人敢于冒险，总是想方设法的逃脱统治者的剥削，商人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呢，还常常利用商品交换高利贷等等的方式剥削农民，一些农民在意识到这种盘剥带来的高收益后，往往呢会放弃农耕，转而投机商业。商人的行为及其影响，会削弱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所以呢，统治者才会故意打击商人。

在市场经济中商人缺乏话语权

从市场来看，古代的商品市场属于是市场经济，国家缺乏必要的调控手段，都可能引发社会的灾难，在没有国家调控的情况之下呢，一旦遭遇天灾，粮食歉收，商人就可以通过囤积哄抬物价的行为大发其财，这就容易造成社会的动乱，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

基于以上几点的原因，那抑商就势在必行了，秦汉时期为了达到抑商的目的。统治者建立了土供和官办工业两种制度，可以不经过市场利用特权，就能满足其对各种商品的需求，所谓的土供就是根据各地的物产，规定纳贡项目及其数量。这是古时候特权阶级对百姓赤裸裸的掠夺，不符合交易制度，但这种做法呢，有效的绕开了商人的市场，获得了其物质享受所需要的一大部分物品，而官办工业，建立作坊或手工工场，御用物品，军需物品及其他政府公用物品，都由官府自行生产。这也避开了商人的投机买卖等等的活动，封建王朝达到了抑制商业活动的目的。

统治者在打压商人的商业行为的同时，还向百姓大肆宣扬商人的本质，是唯利是图，有意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商人本身又缺乏政治的话语权，加上国人的误解，仇恨和鄙视，终于使得商人的地位是每况愈下。

结语

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当中，由于封建制度的控制，商人们虽然拥有极大的财富，地位十分低下，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出色的经济能力，比较牢靠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才成了统治阶级，既要利用，又极力打压的对象，在统治者的眼中他们拥有财富是一回事但是身份的高低又是另一回事。社会的商人地位为何如此低下？原因都是统治阶级为了让自己的政权更加的稳固，所以商人的地位才比较的低下。

其实原因很简单。

其一，无所无奸不商，商人看中利益，难免会做出违背法律道德的事情。

其二，古代税收制度不完善，商人私下交易无法收税。税收是统治阶级合法的财富来源。所以统治阶级强力打压商人地位。

古代只有唐朝和元朝才是大一统朝代。但是，唐朝文化还是单元化，只有元朝才是多元化文化，只有元朝才重视贸易，商人的地位很高，保护商人的利益，整个欧亚大陆普遍建立了驿站陆路水路保护商人安全经商，如果商人利益受到侵害元朝全力追查责任并赔偿全部损失。唐朝版图长江南北到贝加尔湖万里疆土有丰富的物资资源，只有国内开放，没有经商通道也就是不限制而已。元朝版图超过唐代几十倍东欧到中亚西亚东亚基本是蒙古帝国大元朝的版图。所以一统江山开放整个欧洲亚洲。元朝重视贸易，更加重视农业，把西方种子拿到中国大元版图上种植。经济贸易是大元朝的主要经济来源，用经济贸易收入填补国库，对农民减租免税保障农民的生活，让农民安居乐业，以贸易养农，以农产品养商。这就是大元对中国的最大贡献。那为什么其它朝代闭关锁国不进行贸易就不懂得天外有天，不懂得世界大一统，不懂得贸易往来交换物资创造的价值。必然是怕它国来侵犯，国人文化元素原因不产生大一统思想，文人把自己当做就是拿笔杆子管理农民的农场主的管家，把农民当做给他们种地的奴隶，农民经商不种地文人他们吃什么？文人就是这点智商。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自信的缘故，秦朝开始修长城防备游牧民族侵犯。只有汉朝唐朝有点脸面，谁过年不吃一顿饺子。那催虚的都把北方民族灭了征服似的，实际上也就是相互之约，占一会优势而已把这个催破了天。后来呢汉唐也是研究书法，琴棋书画玩物尚志，只知道安逸，歌舞酒宴三纲五常，歌舞升平男盗女娼。哪里去研究世界大一统，以及国策，哪里来的多元文化。国人一旦谈到元朝头一句话是文化落后，烚好鼠目寸光。国人文化就是一个没有哲学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文化，又是不求上进奴役百姓的反动文化。所以，国人用儒家思想体系的单元文化的眼睛讨论多元文化的大一统元朝没有文化的谈论太可笑，是坐井观天。

个人认为是由于封建社会王朝的打压和儒家思想的束博。

1、封建社会王朝的打压

商朝时期，已有专门做买卖赚钱的群体。周朝灭商后政府允许商朝遗民继续做买卖，并称之为商人，当时商人受严密监视。其后商人地位一度有提高，但商鞅变法时期，秦国严厉打击商业，借此提高农业的地位，后来历代封建王朝沿用重农轻商的政策。

唐朝时期，由于国家开放，商人地位再度提高。其后商人地位再次受打压，并形成“士农工商”的职业排名，清朝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令商人地位严重受打击。中华民国时期，政府鼓励工商，商人地位大幅提升，更成为爱国救亡的主力军，至今商人已属于社会较上层的人物。

中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比西方国家进入商业社会晚了数个世纪，但中国商业其实早在奴隶制时期的商代和西周就已经产生，夏以后的商朝，逐渐建立了奴隶制国家。

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商朝的商业贸易也得到发展并出现了水陆运输行业化和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人，在商朝繁盛时期，一部分商朝人经常到周边民族地区开展农贸产品互换方式，公元前16世纪时，商朝在一个叫亳的地方（今天的河南商丘北）建都，后又迁往殷地，即今天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史称殷商。

后来，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商朝人以国为姓，即今日商姓的由来，商朝王族被封于宋国，商民善于经商，周初将这些生意人通称为商人，虽然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生意人已不再以商朝人为主体，但人们却习惯仍把商人作为生意人的通称。

东周时代著名商人如范蠡。到了春秋时期，虽然还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的商人，但是已经是一种专门职业。

2、儒家思想的束博

在古代，封建统治者都是以儒家学说来统治人民的思想，儒家思想讲究与人诚信、坦诚相待，而商人做生意难免会出现缺斤少两，更有甚者会为了财富谋害别人的生命，这与儒家学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无奸不商”更是揭露出商人的真面目，因此为了宣扬儒家宽厚、仁爱的思想，维护社会风气，必须对奸诈的商人进行打压，时间一长，商人的地位自然就非常低。

这是古人对人类社会秩序思考、研究的结果，是很成熟的考虑。商人的鼻祖，也就是商朝人，曾是中原巨无霸式的存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水平下，能吃饱就不错了。商朝人却富有到粮仓里装满了粮食，还用大量的粮食酿酒，肉吃不了要把大批的肉挂在林子里制作腊肉，这景象，周围的部族见都没见过。可是，如此强盛富有的国家，瞬间就被小小的周邑联合诸侯给灭掉了。为什么？这个问题被周人想明白了，就是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不能学商朝人，富有，也就是有钱，绝不应该是立国的基础。人类，区别于禽兽，在于人要用人的标准生存，要有伦理秩序，要亲情为本，只有这样的社会，人类才有幸福。君主来统携领导整个社会，然后依靠有道德君子来维护社会秩序，行使管理权，所以称之为官。在这样的结构约束体系中，商人是非主流的存在。非主流，是最为准确的说法，它解释了政治地位不高，但生活位置可能不低的现实。

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一直非常低，士农工商，商人居末。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呢？

我觉得可以从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四个方面来分析。

一、政治方面：古代户籍管理非常严格，从商鞅变法开始推行“连坐”制度开始，历代都延续了下来。按罪行严重程度来决定诛几族，所以将老百姓严格圈定在某个区域，严禁私自迁徙有利于管理和统治。商人讲究商品流动，无疑是跟该制度背道而驰。

二、经济方面：封建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重农抑商”，以农立国，自给自足。衣食住行：自己织布缝制衣物，粮食自耕自足，房屋自己建，无须购买商品。古代经济命脉均由国家掌握，商人赚取差价的方式，无疑会使货币大量流入商人口袋，这是封建社会万万容不得的。

三，文化方面：自圣人孔子提出“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理论后，在道德层面商人就不被上流社会所接纳。“自私自利”、“贪得无厌”，“满身铜臭”就成了商人的标签。古代统治者担心商人容易让百姓懒惰、投机取巧。

四、交通方面：商业行为严重依赖交通，而古代交通极度不便，仅有的官道大多只供政府使用。

纵观世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商业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剂。也是世界历史由封建社会步入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因素。

商业文明是私有制、人的欲望、野心所催生的，呼吁自由、平等。而封建社会的根基农业文明则讲究顺从、凡事以和为贵，稳定为主。当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发生激烈的碰撞时，统治者重农抑商就不足为怪啦。

了解一种制度，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来考虑，比如古代商人地位低下，受各种排挤打压是历史的必然。

商人不是地位低，而是限制多。之所以限制多，是因为古代经常有战争，商人心思活，一切又以利益为先，不如农民好管，所以政策上会对商人有诸多的限制，比如盐铁专卖，子孙不得为官，平时只能穿粗布

感觉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两点：1、我国古代是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至天子每在春季要在社稷坛举行相关农耕活动，以示重视。下至地方官员基本的工作任务就是“劝耕农桑”。

2、在儒家为主的文化氛围下，商人表现得失之于油滑，奸巧。所以在文化价值上被鄙视。

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的确不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人为什么没有社会地位呢？

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作为底层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只要通过耕作，纺织，能够勉强填饱肚子，穿上粗布的衣服，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就行了，曾记得：（天仙配）这个影片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男耕女织生活。

二：高度集权的封建专治制度的影响。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种地纳粮，纳税。接受天命，接受封建等级制度的管制，如果开放经商的话，人口的流动有可能引起内乱，给外族的入侵制造机会，因此，我国古代总是以农业为重中之重，不是真的太关照农业，关心农民。而是有政治原因的。我们的农耕文明就是这样延续几千年的。由于商品经济的封闭和压抑，无法刺激人们的需求。所以，工业革命只在欧州产生。

三：文化因素上的影响。在我国古近代的传统文化中，历来都是把商人放在最后一位，具有仇富的传统心理，比如：十商九奸，铜臭味这些词语就可知其商人的处境，而把读书入仕做官放在第一位。所谓的士，农，工，商也。但奇妙的是，那些官僚又往往与大商人勾结，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比如：清朝首富胡雪岩与左宗堂，李鸿章等。最后胡雪岩成了封建官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悲剧。另外，对待商人还有强烈的打压，比如，明朝的沈万三，因讨好朱元璋反被其勒令修筑城墙，耙光亿万资产，最后被发配云南充军，客死他乡。

胡雪岩像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商人地位不高的原因所在。

“士农工商”的说法出自《管子》，当时并没有商贾贬低的意思。这四类人在管仲的眼中，都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人社会地位低下从商鞅开始，到汉初的时候才没有了社会地位。

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奖励军功。华夏文明的主流根本在农于业，铁器的出现并应用农业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商鞅鼓励百姓开荒并将土地私有化，提高了百姓种地的积极性。新法还规定如果耕织产出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和赋税，并将农业置为本业，而商业处于末业。

这也就不难理解成功商人吕不韦，为什么要通过异人这位“奇货”来登上秦国的政治舞台了。作为商人，即便是你再有钱，也只能是末业。

在汉初刘邦也制定了轻商的政治策略，商人不能穿上乘衣服坐豪车，做官的自个也被剥夺。同时他又执行无为而治的宽松经济政策，地方豪强和豪商大贾迅速崛起。开始兼并土地，商农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在此背景下，百姓开始出现了男不耕、女不织的现象，这部分百姓就变成了流民。

商人的社会地位降低了，但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农民虽然社会地位比商人高，耕种一年后，却入不敷出，土地只得卖给商人。汉文帝时期，晁错提出了论贵粟疏来提高粮食价格，增加仓储数量，才有了文景之治。

商人出身不能做官，其实只是在汉初。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就是商人出身，他曾经官至御史大夫。他在汉武帝朝曾经推行了盐铁专营、平准制、算缗告缗等一系列经济政策。

明清时期，也有很多人通过买官、捐官来进入官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商人。

这一点其实并非古代官场的禁忌，只不过是某一时期有点这样的禁忌而已。

古代封建王朝基本采用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农业发展，抑制商业，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古代普遍认为商业是贱业，商人追求利益，没有操守，隋唐科举制明确规定不允许商人及后代参加科举，直到宋代才允许商人参加科举，地位有些改观。

古代朝廷采取的治国方略是重农抑商，这不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能，不知道经商带来的好处，而是因为现实的环境不允许商人太多，因为这会扰乱统治基础，而且也会造成巨大的混乱。

在古代各种各样的技术都受到了巨大的限制，因此农业的发展只能依靠气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自然需要未雨绸缪，去都储备粮食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而且在古代地理环境决定了对外贸易的艰难，如果大多数人从商，一旦朝廷发生灾难，粮食不济那么很可能使朝廷分崩离析，这是统治者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对于商人并你不待见。

每个人都是唯利是图的，经商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巨大的收益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巨大的刺激，很容易导致人心浮动，从而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到商业活动之中，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其进行限制是不可或缺的行为。

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政治虽低，但是商人的经济收入一般比农民，工人的收入高，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封建社会，帝王统治天下，帝王往往被神化，往往帝王和官员是最高级的地主阶级，他们往往通过政治权利来掠夺百姓，帝王当然想要把过多的钱财放入自己的口袋，同时通过搜索钱财来控制黎民百姓，而商人的收入比别的百姓都高，如果让商人的政治地位上升，商人的经济地位本来就高，那帝王的地位不免会受到威胁，商人也同样能够像帝王和官员那样享受富贵生活。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违背了一直以来的传统思想。中国古代奉行“官本位”，所以说，官员肯定不会让商人不仅比自己有钱，还比自己地位高，那岂不是被抢了风头。

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商人的产品交换反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慢慢的商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时期，商人的地位一直普遍不高，士农工商的阶级等级塔中，商业被统治阶级官方划定为四民之末，自秦汉到明清，历朝历代奉行不悖。这样的安排，有封建统治制度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诸多考虑。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经济奉行单独依靠农耕生产和战场斩获的“利出一孔”经济政策，商业被排除在主流经济之外。秦国子民被严苛的法令束缚在土地上，发家致富、改善生活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耕种和打仗。随着秦国“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六国，商鞅的法令也随之推行到整个华夏大地。 西汉建立初期，刘邦、吕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国计民生和虎视眈眈的北方匈奴，采取了黄老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政策，对老百姓进行国家层面的土地分配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开放全国的山川湖泊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宽松的国家政策使得中国的商业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文景二帝时期，社会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商业巨子，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依靠开矿积累了巨额财富，日常生活富比王侯；汉朝与匈奴接壤的边境地带常有守关士兵与商人合伙贩卖货物，近些年考古活动发现的汉代竹简就证明了2000多年前边境活跃的商贸活动。

等到汉武帝时期，雄才大略的武帝南平南越、西南夷，北征匈奴一辈子孜孜以求封狼居胥、经略西域丝绸之路，一系列的政治、军事行动耗尽了立国70年来积蓄的财富。武帝开始尝试向由商人、豪强等构成的中高级产业阶层索取财富，募捐、征税等常规手段效果不明显后，武帝开始动用国家机器强行抄家，并将山川湖泊等工商业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民间私营工商业受到了极大的打压，商人在政治上被定格为名义上的社会底层（当然有钱人在任何时代都会活的不错）。

汉武帝奠定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基调，那就是构建以小家庭自耕农、小手工业者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农业税、人头税一直是封建王朝税收的主要来源。商业被指责为不事生产，被统治阶级所提防，发展到沈万三、乔致庸、胡雪岩等豪商的阶段往往会招来政府的打压，无法保障自身私有财产。因此，商人在赚取财富后往往会选择购置田产家业融入地主阶级，其后人也会走读书习字科举入仕的“正途”，以期在封建官僚地主的社会环境中改变自身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