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明英宗为什么要杀死于谦？

很明显，明英宗是郭德纲的“钢丝”。

因为朱祁镇被俘之后，以于谦为代表的官员，不想变成南宋，佣立朱祁钰为帝，朱祁镇心里对于谦是恨之入骨的，复辟后也就是于谦生命的终结。

面子，于谦不死 朱祁镇复辟就没有理由。因为，朱祁镇被俘，于谦为了国家不被要挟而另立朱祁钰为皇帝。但是后来朱祁镇回来，作为太上皇复辟，那就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如何向天下人交代？那么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于谦的做法是错误的。虽然朱祁镇明白于谦出于公义，但是又不得不杀。

朱祁钰已经是皇帝了，他哥回来又要当皇帝，在于谦心中皇位频繁变更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不希望明英宗再次继位，而明英宗认为于谦过于耿直，严重影响了他的威严和权力，加上于谦心高气傲，看不上明英宗，所以成了明英宗上位的绊脚石，所以必杀之。

一朝天子一朝臣，何况是夺门之变才顺利拿下皇位的英宗，要抹点代宗的皇位的正统，于谦必死。

最关键一点，他怕下面的人说他位不正

一朝天子一朝臣。

于谦对于明英宗而言，不是拥立他的功臣，而是阻止他回朝继位的障碍。

于谦对于中华民族是做出巨大贡献的。但是他挡住了明英宗的皇位。

同时明代宗英年早逝，无法再庇护于谦了。

作为皇帝，皇权至上，凡是挡在皇权面前的障碍都需要扫除。

于谦是前朝皇帝的拥趸，杀死于谦等于重重打击了前朝皇帝的威信，有利于建立自己的威望。

中国封建皇朝中，历来功高盖主的臣子都逃不过身死的下场。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开启杀害功臣的先例，后代也不外乎。

这一切是命数，也是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悲剧。

讲白了就是个人恩怨

在古代，忠君爱国是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而在很多时候，忠君与爱国又是两个概念，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在于谦身上就能看到，这种“君与国”不一致的矛盾，导致他身首异处。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于谦如果忠君，大明就完了；于谦要救大明，就要拥立新君，那就是对明英宗的不忠。

当时朝廷人心涣散，许多人甚至主张南迁。于谦坚决反对南迁，声色俱厉地说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于谦认为，京城是天下的根本，一旦贸然迁都，就会失去大势。

面对危局，于谦拥立明代宗主持朝政，稳定人心，同时迅速调集各地勤王之师驰援京城，抵抗蒙古。

蒙古以明英宗为要挟，逼迫于谦谈和。于谦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由，完全不顾明英宗生死，坚决拒绝合作。正是在于谦等人的坚守下，又延续大明国祚近两百年。

蒙古要是像金国对宋徽宗那样，一直扣留着明英宗，那于谦的行为在当时就不会引起很大争议。坏就坏在，蒙古将明英宗放回大明了。

明英宗回来，而明代宗又不让位，同时存在两个君，到底谁是正统，这就是一个现实问题，于谦选择了忠于明代宗。

站在大明的立场，于谦功不可没；站在明英宗的立场，你于谦害得我好惨啊，我堂堂天子回到大明，竟然成了“高级囚犯”，日后东山再起，有你好果子吃。

于谦一心报国，长期守边，家徒四壁。但他为人耿直，明代宗在位时，用谁不用谁，都会去征询于谦的意见。因此，有些人得不到重用，就对于谦恨之入骨。

1457年，明代宗病重。明英宗的心腹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一看机会来了，发动“夺门之变”，拥戴明英宗复位，并马上逮捕于谦。

为了彻底打倒于谦，石亨制造不利于他的舆论，说于谦想拥立襄王为新君。石亨咬定这个说法，请求明英宗处死于谦。

明英宗刚开始还有一点犹豫，认为于谦是有功劳的，估计当时也只是想出口恶气，罢免就算了，他也不想落得一个杀功臣的名声。

徐有贞又在明英宗的痛处撒上一把盐，说于谦不死，皇帝复辟就是出师无名。这下就戳到明英宗最大的痛点了，没有哪个皇帝不关注自己的合法性问题。于是，明英宗下定决心要处死于谦。

据说，于谦死时，天空中有墨黑色的云将太阳完全遮蔽，老百姓说天都觉得于谦被冤枉了。锦衣卫奉命抄家，发现于谦家里没有任何财产，都忍不住流泪。于谦之死，是继岳飞之后最大的冤案，他死后，也和岳飞一样葬在西湖边。

直到明宪宗继位，于谦才沉冤得雪：

于谦被害的根本原因，是他触碰了皇家最大的禁忌，也就是皇位继承问题。虽然粉身碎骨，终留清白在人间。

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这句诗的意思很浅白，也很真实。西湖因为有了岳飞和于谦，世间才觉得西湖的美丽。而于谦的遭遇告诉我们，在封建社会，当官有没有功不重要，有没有能力不重要，屁股坐在哪里比什么都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从这件事里也看的出来，当年赵构的作法是多么的正确。站在皇帝的角度去考量这个问题。于谦是必杀无疑的。

于谦让大明续命二百年，却在天下人都知道他冤枉的情况下被杀。就在1457年明英宗复位以后立即把于谦入狱。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史载：天下冤之！遂溪的教谕吾豫(最混蛋的就是这样的小人）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如果说”徐有贞执意要杀于谦是泄私愤的话，明英宗这个扣门天子要杀于谦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换言之，只要明英宗登基。于谦的结果就只有死，有没有徐有贞，他都得死，因为他威胁到了皇帝的地位，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封建政治的必然结果。 于谦缺乏政治头脑。最大的错就是不应该接回混蛋的扣门天子明英宗朱祁镇回朝。明英宗混蛋，那么景帝呢？一丘之貉罢了，就凭那句”景帝闻钟鼓声，大惊，问左右曰：「于谦耶？」既知为上皇，连声曰：「好，好。」”可以说，假以时日，于谦早晚也得死在皇帝手里。大明王朝皇帝杀功臣从朱元璋就是根。对于徐有贞，石亨等人来说，他们和于谦有着“深仇大恨”他们是绝对不会允许朱见深继位的，虽然这样明英宗朱祁镇个人的政治环境彻底转变，但他们将永远成为罪人，成为历史的恶人，必须也只有让明英宗朱祁镇复位，他们才能制于谦于死地，而这一点和明英宗的个人目的完全契合，只有自己复位才有可能洗刷自己被俘7年。扣门天子的丑恶行径。朱祁镇是中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亲自做汉奸的皇帝。他也许不懈知道，如果没有于谦，说不定大明立朝81年便成南明了。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像遂溪的教谕吾豫这样的小人，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的人远远比徐有贞，石亨更可恶。天下既然觉得有冤、必然也就有恨，恨谁，恨的就是徐有贞，石亨这些乱臣贼子。而朱祁镇一个皇帝亲自喊话让自己的臣子卖国，实在也是一代奇君！对比一下朱由检自杀殉国，实在是太同情他了。扣门天子实在是对他最好的“赞赏”！朱祁镇复辟之后给太师也先在京城修庙祈福，屠戮大明子民无数的瓦剌太师也先，居然能在京师立庙，也是千古奇观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还给太监王振祀之智华寺，赐祠曰精忠。天下最滑稽的也莫过于此了。而于谦这样的人，忠于的绝对不是大明天子，而是家国天下，社稷为重君为轻。是于谦这样的人准则。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华夏的脊梁。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朱祁镇杀于谦的原因就是他关心的只是他的那条命。他的皇帝之位，他的身后之名。朱祁镇是十分标准的昏君，但只要当皇帝，昏不昏的没有关系，我俘虏都当7年了，谁当皇帝还能昏过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不和亲，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和朱祁镇无关。后主刘禅虽然“乐不思蜀”，但也没有扣门招降。就这样一个混蛋皇帝，居然也能够善终。真是老天无眼啊。一个经历坎坷的皇帝，他的智商和能力都应该有所提高。可偏偏这位朱祁镇是一位“只磨练不成长”混蛋、。用最简单的话话说。于谦是封建体制下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最后再温故一下于大人的石灰吟吧：

石灰吟 于谦（明）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大人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谢谢邀请。

于谦是那种只论社稷安危，不论皇帝是谁的大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

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英宗皇帝朱祁镇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即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大臣慌作一团。自称精通星象的侍讲徐珵表示从星象来看应将国都迁往南京来应对时局。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坚决反对南迁，并严厉表示主张南迁的都该杀头。

英宗母亲孙太后果断摈弃了部分朝臣的南逃主张，采纳了兵部侍郎于谦等主战派的意见，政治、军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让监国的朱祁镇弟弟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将也先手中视为奇货可居的明英宗失去价值。军事上，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于谦又推荐石亨总领京营兵马。同时启用杨洪等一批军事将领，并从各地抽调兵马，充实京师，充分防范。

当年十月，也先挟持英宗经紫荆关进围北京，大战五天后，不能取胜，于是挟持英宗回到塞外大营。明廷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

“土木之变”后，特别是北京保卫战之后，于谦提出了“社稷为上，君次之”的口号，及时破除了也先挟持英宗在大同等地招摇的阴谋。而在与明廷的决裂和对垒中，同样也使瓦剌失去了更多通过交往可以得到的利益。至景泰元年七月，也先在内外压力和利益权衡下，决定送失去价值的英宗回北京。

但在迎回英宗的问题上，刚在皇帝宝座上尝到甜头的景泰帝朱祁钰却不舍得皇位了。

他对众大臣表示：“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

于谦则从容应对："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在于谦等劝解下朱祁钰只好同意迎回哥哥。

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英宗在被俘一年后，再次回到了北京。他被安置到了南宫，仍被尊为太上皇。

朱祁镇在南宫七年间，景泰帝无时不防范，不但将南宫大门上锁灌铅，甚至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有时候，吃穿不足，导致太上皇的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补家用。为免有人联络被软禁的太上皇，景泰帝甚至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殆尽，让人无法藏匿。

景泰三年，公元1457年，朱祁钰废掉了英宗之子朱见深的太子位置，而是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于谦最终也表示同意。只是朱见济却夭折。

朱祁镇在惊恐不安之中度过七年的软禁生涯，深受恐惧。

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钰得了重病，“出宿于南郊斋宫”。野心家石亨和徐有贞（就是在土木之变后主张南迁的徐珵）趁此机会一拍即和，阴谋搞复辟。《明史》中“石亨谋夺门，密白于太后，许之”。可见孙太后也为了亲儿子重回龙位发挥了作用。

正月十七日凌晨，经过精心布置之后，石亨等将英宗所住南宫大门撞开，找到英宗。在将计划告诉英宗后，石亨、徐有贞护着英宗升奉天殿，英宗复辟，改元天顺。这一事件，号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当日，于谦与大学士王文等被下狱。景泰帝病入膏肓时于谦就考虑景泰帝后事。就在英宗复辟的前一日，于谦还在集文武百官议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事，他连夜写成奏章，还未及上奏，朝廷已经变天。

夺门功臣徐有贞入阁参预机务，取代于谦为兵部尚书；石亨晋封忠国公；张軏封太平侯；曹吉祥为司礼太监，总督京军。

在杀于谦的问题上，英宗非英主，但不糊涂，曾经犹豫过，并表示：“谦实有功”。他母亲孙太后（女医明妃传中说英宗非孙太后亲子，实则是乱说。这个电视剧本身就是根据野史改编）作为见惯了宫廷争斗的资深老人深知于谦功绩，也劝英宗不要杀于谦。

但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一语点中英宗要害。

所谓“无名”，意思就是说，朱祁镇这次的复位没有法理和道德上的正当性。正中朱祁镇的要害。

徐有贞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不杀掉于谦，我们夺门之变就没有正当的名义。

此时于谦在朝廷的威望非同小可，又想起当年于谦不顾自己死活立景泰帝及同意废掉自己儿子太子位，朱祁镇已暗定杀心。此时石亨等又诬于谦谋立襄王之子，遂以“迎立外藩”罪名于公元1457年2月16日，押往崇文门外斩首示众，其子于冕充军，发戍山西龙门，其妻张氏发戍山海关。

徐有贞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有才无德。南迁之议使他受尽白眼，常被同僚耻笑，长久不得升迁。徐珵讨好陈循，寻找机会赠其玉带，并说自己以星术预见到陈循将要高升。不久陈循果然加少保衔，大喜，因此多次推荐徐珵。当时，人事大多由于谦定夺，徐珵学生杨宜是于谦的内亲，便拉拢杨宜向于谦游说请求担任国子监祭酒。

于谦通过宦官向景帝提及了这件事。景泰帝对当年提议南迁的徐珵印象很不好，说：“此议南迁徐珵邪？为人倾危，将坏诸生心术。”认为他会教坏学生，便没有同意。徐珵不知于谦进言之事，反而以为被其阻挠，于是怨恨更深。陈循劝徐珵改名，徐珵由此更名徐有贞。夺门之变后，衔恨在心的徐有贞是最想除掉于谦的人，因而在英宗尚在犹豫时，极言于谦必须死，其中不乏私心。

石亨，曾守卫大同。也先攻大同时，他打了败仗一个人跑回北京，受到处分。于谦以其骁勇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爵武清侯。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于谦辞让，景帝不允。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于谦之死，徐有贞、石亨等辈构陷是很大原因。另外于谦不讲究官场情面也是一大方面。

后来夺门功臣为了权力相互压轧，逐渐引起朱祁镇不满。明英宗召集阁臣李贤讨论夺门之变后的政治得失，并问李贤对石亨等人奉迎自己复位有何看法。

李贤说：“当时他们也曾邀请臣一起密谋，但臣以为不可，因而就不敢参与。”明英宗好奇地问：“为何不可？”

李贤说，这皇位本来就是陛下您的，您再说夺门，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当时郕王（朱祁钰）病重，又无子嗣，大臣自然会迎您复位，又何必夺门？

石亨之辈之所以迎复陛下，说白了就是以陛下为赌注，希图富贵，绝非为社稷考虑。那时如果景泰帝事先发觉的话，石亨之辈不足怜惜，只是不知置陛下于何地？”

明英宗听后深以为然，感叹于谦才是社稷之臣。

李贤的话至少证明了不少大臣的共识：无论自己是否夺门，皇位的正统性都是在自己这里的。既然大臣们承认了自己的正统性，那再自己通过夺门之变复位，倒显得好像自己是篡位的一样了。于是朱祁镇下令：“凡杀贼升职者不动，但报夺门、守门升者俱革职”。

夺门之变不出五年，先是石亨的侄子大同总兵官石彪因罪问斩，后是石亨因罪下狱，死于狱中。徐有贞在与石亨的争斗中，先已败下阵来，流放金齿（今云南保山），削职为民，却也保全了性命。太监曹吉祥自比魏武，谋逆事败下都察院狱，被磔于市。

成化帝初年，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朝名臣、民族英雄，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写有名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死后葬于杭州西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于谦在明朝历史上，绝对可以称之为大忠臣。“土木堡之变”后，他成功打脸了迁都南逃的朝廷投降派们，当机立断，另立新君，稳定了军心。在“北京保卫战”中强行凑了一批备用军，横扫了如日中天的瓦剌大军。可以说，于谦用一己之力，使得明朝没有成为第二个南宋。但就是这样一个国之栋梁，却在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后，含冤而死，下场令人唏嘘。

于谦之死真的是因为记仇的明英宗小肚鸡肠吗？公元1449年，处于“极盛之天下”的大明朝，发生了一件，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的事，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人给劫走了，这场改变了大明国运的“土木堡之变”，也让这位明朝排名第二的逗逼皇帝，变成了两边烫手的山芋。大明朝廷内部听说皇帝丢了，犹如天塌下来一样，混乱一片，在这个关键之时，于谦站了出来，做了三件事：

一是当朝打死了忽悠明英宗去送死的大太监王振的亲信马顺，一举镇住那一大群贪生怕死的“南逃派”，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于谦的做法是绝对正确的，如果真的迁都南京，那么黄河以北的国土都将沦陷，重现北宋灭亡之景。二是提出拥立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继皇帝位的建议，并得到孙太后和主要朝臣的大力支持。第三点更是让瓦剌人一个头两个大，瓦剌太师也先想着白捡个大明皇帝，就挟持明英宗在边关游荡，想占点便宜，在听说大明朝廷早已立新君后，也先愤怒的直接攻打北京。当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时，却惊讶的发现，明军早就列阵九门之外，一脸“来呀，老弟”的表情，就等着揍瓦剌人。原来于谦早就力排众议，调派两京，河南备操军、备倭军等入京勤王，全力准备“京师守卫战”。

数月的血战，瓦剌大军被于谦临时拼凑的二线部队，打得落荒而逃，最终也先无可奈何之下，想把明英宗送回明朝。于谦亲自站在城头，用大喇叭喊话：这个皇帝我们不要了，送给你们玩了。你们明朝人怎么这样？我瓦剌太师不要面子啊。不过，明面上于谦喊着把明英宗送给瓦剌，却在另一边安抚景泰帝朱祁钰，皇位大局已定，理应尽快接回英宗，吃了定心丸的景泰帝，立即派遣李实和杨善出使瓦剌，把两头都讨嫌弃的英宗，赎回了大明朝。

历经曲折回到大明的英宗，却被弟弟朱祁钰软禁在南宫，当上了被囚禁的太上皇。英宗本已经心灰意冷，准备就这么度过残年，没想到八年后，弟弟朱祁钰突然病重，眼看就要死了，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投机小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发动了“夺门之变”，请出了英宗，成功让他复辟。这位被关了八年的仁兄，脑袋都有点秀逗掉了，身边的徐有贞立即提醒他，要赶紧除掉于谦等人，软禁景泰帝，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急着要杀掉于谦？

一、为了师出有名

八年来闭门思过的英宗，心态其实已经很平和了，他也明白当年于谦另立新君，是以君为轻社稷为重，一心救国作为第一考量。英宗重登帝位后，“复辟功臣们”让英宗杀掉于谦，他内心其实是很挣扎的，直到石亨和曹吉祥等人，诬陷于谦想册立外藩-襄王，这就戳中了英宗的软肋，徐有贞又偷偷说了一句：不杀于谦，此举无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英宗早就被奉为太上皇了，哪怕政变成功，法理上，他再当皇帝，也名不正言不顺了。弟弟朱祁钰病死后，理应由他的儿子继位或者另立皇储，所以摆在英宗面前，只剩下一条路，把朱祁钰打成是篡了英宗权的“假皇帝”。那么当年力推朱祁钰上位的于谦等大臣，就必须都按照“谋逆罪”杀掉。这样，皇位名正言顺的还给了我英宗，岂不是爽歪歪？

二、政治斗争

“土木堡之变”后，徐珵是头号迁都南逃派，被于谦当堂骂成了狗。景泰朝之后缩起了尾巴做人，为了容易得到提升进用，把名字改为“有贞”。徐有贞应该是朝臣中最忌惮又恨于谦的人。石亨本因违反军法被削职，但于谦请景泰帝宽恕他，让他总理十营兵。德胜门大胜后得到世袭侯爵，念及于谦恩情，就上书推荐他儿子于冕，结果却被刚强正直的于谦断然拒绝，还在景泰帝面前把石亨喷了个体无完肤，石亨更是又愧又恨。就这样，于谦成了这些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景泰皇帝病重后，于谦的最大后台到了，之前与于谦的各种矛盾就集中爆发了。正是在这些小人的怂恿下，再造大明的于谦，被“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三、死于愚忠

其实在当时，于谦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制止“夺门之变”。政变前夜，于谦就收到了线报，奇怪的是他却没有阻止，而是作壁上观。当时，他仍是一品太子少保兼大明兵部尚书。虽然明朝的兵部尚书，平时并不直接调兵遣将，但在有特殊情况发生下，京城四大营还是必须听他的号令。参与“夺门之变”的，一共才几个虾兵蟹将，于谦一句话，这些人瞬间就会被守卫京城的将士们活剥了皮，但是于谦却莫名其妙的保持了沉默，他的儿子于冕也几次三番恳请父亲能站出来表态，但是于谦却认为这是他弟兄两人的事，争皇位毕竟是皇家内部事情，最后谁当大明的皇帝，我于谦一不贪财，二不图利，对大明忠心耿耿，仅北京保卫战的盖世功绩，足可挡住一切政治污水。于谦过度的自信，却忽略了人心的黑暗和政治的残酷，愚蠢狭隘的明英宗复辟后，立刻昭告天下，废掉了朱祁钰的帝号，反其为“不孝、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不久朱祁钰死后，谥号为“戾”，降为王，称“郕戾王”，意思就是终生作恶的王，最后朱祁钰也没进明皇陵。不过，英宗到了晚年，最终还是醒悟了，他终于看清了石亨等人的嘴脸，知道冤枉了于谦，也明白了，景泰帝不立新储，就是想还帝位给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悔恨的英宗死要面子，只好让儿子朱见深即位后，对叔叔和于谦都恢复了名誉。

于谦之死连后来修《明史》的人都看不下去，写了句“死之日，天下冤之”。

因为明英宗朱祁镇所谓“夺门之变”，夺的并非此时已经病重垂死的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的皇位，而实质上是夺了他长子、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的皇位。当时在皇位归属问题上，孙太后和于谦本质上都是朱见深的支持者。所以朱祁镇不顾孙太后反对定要杀于谦，亦是对自己母后和长子的警告，断绝他们在朝中最大的支持力量。

当时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不起，而他的独子“怀献太子”朱见济已夭折。国家没有皇储，是以人心浮动。按朱元璋皇明祖训，伦序择立的第一继承人，就是皇侄中最年长的朱见深，正是幽居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之长子。他在几年前被朱祁钰废去太子位后，改封沂王，一直在皇太后孙氏的保护下。

朱祁钰身边那帮几年前力主废掉朱见深的近臣，生怕朱见深继位后会反攻倒算，谋划着另外迎立藩王，选中的便是素有贤名的皇叔襄王朱瞻墡，此议被兵部尚书于谦坚决抵制。

因为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指挥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挽救社稷于危亡，于谦在朝野声望隆高。而景泰初年的朝政大事，也都由于谦一言裁决，名为兵部尚书，实为帝国的实际首相。

于谦和商辂等内阁重臣商议，由商辂援笔复储疏：「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复立章皇帝之孙。」而当时明宣宗朱瞻基的后裔，仅剩下包括朱见深在内的，太上皇朱祁镇的几个儿子。

朱祁钰愿意接受此奏议，复立朱见深固然好。否则等他归天，群臣只需上书孙太后，让朱见深以血缘最亲近、年龄最长的皇侄身份继位亦可。

然而如果朱祁钰复立朱见深为太子；或是朱祁钰死后，朱见深正常即位；虽然是最符合朝局稳定，社稷安宁的大局，却绝不符合朝中那些权奸宵小，如石亨、徐有贞等人利益。

他们谋划夺门，不止是为捞取迎立之功，亦是因他们深为嫉恨的于谦在朝中主持中枢，他们就没办法得到朝中大权，从而为所欲为。

而对于谦这样望重天下的社稷大功臣，想要致他于死地，就必须换上一个对于谦有深怨而衔恨的皇帝，并栽赃以谋反罪名。所以前太子朱见深并不符合他们心意，非太上皇朱祁镇不可。

石亨、徐有贞通过太监曹吉祥，密告深宫中的孙太后，称明代宗及其亲信大臣打算迎立襄王朱瞻墡，或过继其子孙为皇储，断绝朱祁镇、朱见深父子的复位可能，甚至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孙太后毕竟只是个深宫妇人，受了他们颠倒黑白的蒙蔽，听说儿子和孙子不但要丢了皇位，甚至性命难保，情急之下同意了他们发动政变，放出南宫中的朱祁镇。

就在复储疏呈于礼部，还未上报给朱祁钰的当夜，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们听闻风声，迫不及待打开宫门，迎接朱祁镇，发动了 “夺门之变”。

被囚南宫，苦盼复辟的朱祁镇，和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夺门一党达成肮脏的政治默契：一方得皇位；一方得朝权、杀于谦。

因此朱祁镇复辟后，迫不及待将于谦及许多景泰年间重臣下狱。其谋害于谦圣旨曰：

商辂原系朱祁镇东宫旧臣，本不在逮捕之列，朱祁镇一度还让他给自己起草复位诏书。可商辂为于谦力辩绝无迎立外藩事，举此时仍在礼部的复储疏为证据。

岂不知朱祁镇对此本就心知肚明，为了完成与夺门一党的约定、为了让这场政变变得师出有名，更为了打击支持皇长子朱见深的势力，他才非杀于谦不可；是以索性将商辂也下了狱，其后从宽改罢官归乡，终朱祁镇在位之日，不复召还。

（后来，朱见深即位，当今给于谦平反，召还商辂为内阁首辅，并在他的力主下，恢复了朱祁钰景泰帝的帝号。）

当然，朱祁镇在南宫被囚禁期间，明为太上皇实为囚徒，积郁数年的怨愤，也让他对于谦怀恨在心，认定是于谦勾结朱祁钰谋夺了他的皇位，却完全忘记当年是于谦打赢北京保卫战，大败瓦剌军，是于谦力劝朱祁钰“天命已归”将他迎回，不用在漠北吃一辈沙子到死。

于谦立身甚正，“两袖清风”这个成语就是由他而来，什么常例的冰敬炭敬灰色收入，从来与他绝缘。他遇难时家无余资，只有正屋里紧锁着明代宗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等物。

于谦遇害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们都知道，是于少保从瓦剌骑兵的铁蹄下，拯救了山西河北上百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天下冤之”的另一面就是“天下怨之”，百姓怨恨的对象正是那个复辟成功、高居九重的大明天子。

不论古今，什么时候都缺不了污蔑英雄、落井下石的宵小。于谦遇害时，某地一个教谕小官叫”吾豫“上书，就说于谦罪当灭族，于谦荐举诸文武大臣都当一并诛杀。只是就凉薄如朱祁镇，也知众怒不可违，若真敢如此倒行逆施，势必人心丧尽，恐怕就连他自家的皇位也不稳了。

毕竟杀害于谦，可是连朱祁镇自己的母后都因此叹气哀伤，甚至当面斥责：【为何不留于谦一命？】

朱祁镇也知道自己的种种倒行逆施，如杀于谦等忠良大臣、废明代宗帝号等，若是将来朱见深即位，定会平反。

朱见深还在襁褓时，朱祁镇就被捉了，回来又被关在南宫，父子两人隔绝多年，本身就谈不上什么感情。只是为了尽快安抚人心，他复辟后不可能不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否则孙太后到满朝文武都不会答应。

因此他让无子的钱皇后去做皇次子、德王朱见潾的养母，以此增强德王的政治资本，同时对阻止自己易储的孙太后“深恨之”。六年后，孙太后病死，朱祁镇不久后恢复了被明宣宗废掉的胡皇后的后位，并且深信自己是抱养来的，并非孙太后亲生。

同时迫不及待提高德王待遇，如令文武百官赴德王府朝见，如向皇族中声望最高的皇叔襄王朱瞻墡写信，表示自己对德王的爱重。然后还特别向内阁首辅李贤试探，是否应该废掉朱见深的太子位，易储德王。

只是孙太后死后短短一年，来不及进一步动作，朱祁镇也死了，真让他多活几年，朱见深还能不能顺利即位，于谦还能不能被平反昭雪，怕是真不好说。

是以，《明史》和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中「朱祁镇受徐有贞、石亨蒙骗，才害死于谦，事后悔悟」一说，不过是沿袭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给于谦平反时，为其生父遮丑讳过，才做的官样文章。实质上，朱祁镇就是杀害于谦的头号罪魁祸首，罪证确凿，不容抵赖。

历史何其不公，大明二百余年最优秀功勋最高的大臣，偏生碰上了大明二百余年最无情最忘恩负义的天子；

历史又何其公正，英雄终究会流芳百世，英名与华夏民族同始终；懦夫和凶手同样也一定会遗臭万年，永远受尽子孙后人耻笑唾骂。

于谦于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于明英宗个人的“家”却是大大不利，这就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

国家国家，在统治者眼中，统治者的家就是国，或者说是放在国之前的。

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人俘虏，蒙古大军直逼大明首都，在大明面临亡国之危的险峻情况下，于谦力主英宗之弟继位，使国家有主心骨，然后主持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于谦此举可谓力挽狂澜，拯救国家及民族与危亡之中，相当于再造大明。

然而对于明英宗来说，他的国保住了，但是他的皇位丢了。

人都是有私欲的，对于皇帝来说，他的私欲往往就当成国家利益来考虑。

当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再次登上帝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于谦的下场。

于谦之死，是明英宗和一些大臣联手制造的，明英宗假大臣之手处死于谦，大臣们察言观色利用明英宗的心思杀死于谦。

简单说，是皇帝和大臣相互利用，处死于谦。

明英宗复辟当日，于谦即被逮捕下狱，诬陷于谦等制造不轨言论，又阴谋迎立襄王。石亨，徐有贞等人就利用这个罪名，以谋反罪判处于谦死刑。

石亨，徐有贞等人要杀于谦，很大程度上是对于谦不满，要借英宗复辟杀死于谦。这里面带着私怨。比如徐有贞，在土木堡之变后曾建议南迁，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谴责，更被于谦斥责为“罪当斩首”，以至于终景泰帝一朝徐有贞都不受重用，仕途受阻。其中也曾通过于谦的门生求于谦向景泰帝举荐，于谦也确实举荐了，但景泰帝对他的印象很不好，一听其名想到这不是那个主张迁都的小人吗？没有采纳于谦的建议，但是徐有贞认为是于谦作梗对于谦怀恨在心。

徐有贞是带着私人恩怨的。当明英宗看到对于谦的定罪，还假惺惺说“谦实有功”，有所犹豫，徐有贞劝说“不杀于谦，复辟之事师出无名”，打消了明英宗的犹豫。

这里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明英宗也是想杀于谦的，只是不好直接明言，最终以徐有贞这一句为借口，顺势杀死于谦，徐有贞也有点背锅的意思。

于谦“忧国忘家，志存宗社”，他在土木堡之后“重社稷，轻君王”，造成了他日后的悲剧。其实他本可以不死，一在他可以在景泰帝病危之际带头迎立英宗，但是他重名节，轻名利；二在于明英宗可以宽恕他，然而明英宗并非明君，心胸并不宽阔。

明英宗对待弟弟景泰帝的八年统治也是否定的，景泰帝死后，英宗废其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连庙号也没有，更没有将他葬在皇家陵园，根本就是不承认他的合法性。

对延续了大明江山的弟弟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于谦了。

明英宗杀于谦的很大一个原因便是为自己的“夺门之变”正名。其实，明朝历史上的这场夺门之变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便是“荒唐”。

当时的朱祁钰被尊为太上皇，而皇帝是明代宗朱祁钰，也便是后来我们常说的景泰帝，当时的明代宗身染重病即将魂归西去，而又无子嗣，若按正常发展下去，明代宗死后皇位必然重归朱祁镇，然而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的教唆之下，采取了一个荒唐的举动，后世称为“夺门之变”，提前以宫廷政变的方式某得皇位，这种做法，当时是不受一些忠直之臣所支持的，而于谦则正是这些人的代表，明英宗为了皇位的正统性，为了夺门之变师出有名，纵使在知道于谦是一个忠君爱国的贤臣情况下，还是不得已将他斩杀。

当然，其次的原因自然也离不开徐有贞和石亨的诬陷挑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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