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先锋小说的创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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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札记属于一部传统小说，主要描述山东人闯东北，又从东北回山东的人生故事。小说时间跨度较长，从抗战时期到建国后，乃至于当代。但是故事情节连贯起伏，也能反映不同时代的乡土人文。故乡札记又是一部人情小说，既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又有变化莫测的亲情友情同学情，还包括真伪难辨的爱情同事情等等。作者就像乡村作坊里的学徒，谨此肯请读者朋友对拙作多多指教，同时也对17k管理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本故事纯属虚构，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俺的萝卜2018年1月3日

我国早期的“先锋”小说作家格非的作品常让一般读者感到晦涩难解，经常出现的是一种被称为“叙述的怪圈”的结构。这在最初的《迷舟》（1987）和《褐色鸟群》（1988）中，就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现。在《迷舟》中，传统小说故事的重要关节出现了“空缺”，而使故事的推进变得扑朔迷离，也阻隔了读者的阐释、想象路线。

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限制。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

晋江文学城，女生喜爱的类型比较多，这个网站里面大多数都是女频，很多著名的言情电视剧都是改编自这里的小说。

别闲我累啊,你看着其实更累.呵呵......累就别看了...把分给别人吧/

鲁迅杂文的特点

我本人以前对杂文类的文章可以说孤陋寡闻，在经过鲁迅杂文的学习渐渐的杂文的特点有一丝丝的明白。虽然我只有迷迷糊糊的感念。但经过老师的讲解和自己在网上的了解，开始对杂文艺术有大致框架的了解。以下就是我本人对鲁迅杂文特点的叙述。

杂文是 鲁迅(1881--1936)一生运用最多的文学形式。通过杂文，鲁迅显现出他不屈不挠与旧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者形象。他的杂文多收于《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

鲁迅杂文所含甚“杂”，主要内容有两大特点：1、它反映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如单从某一篇看，他的杂文所评述的多是具体、细小、平常之事，但汇在一起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象。因此，他的杂文又很具概括性和代表性。2、鲁迅的一生关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他的杂文来完成的。

鲁迅杂文形象性很强，他文章中的说理、论辩、批判、驳论等逻辑力量都是透过鲜明的形象来体现的，因而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鲁迅杂文的文体自由多变，短评是他常用的形式。他的文风或严峻凛然，或清新隽永，或锋芒毕露，或泼辣犀利，或意味深长，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他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文体。

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种广义上的杂文，确如鲁迅所说，是“古已有之”的，但在这种广义杂文基础上发展起来，具有了独立含义的中国现代杂文，却是鲁迅的一种独立创造。是鲁迅赋予了杂文这种文体一种新内涵，使其有了完全独立的思想艺术特征，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成了一座光辉的丰碑。

不论从历史事实上进行观察，还是从社会中的思想和社会文艺发展的辩证规律进行分析，我们都能看出，鲁迅杂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适应鲁迅解剖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思想表现的思想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便写了一些类似杂文的文章，并在《新青年》上开辟了“随感录”栏。从1918年起，鲁迅开始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感文章，以后又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语丝、《莽原》、猛进等多种报刊上发表杂文，并开辟专栏，予以倡导。杂文便逐渐以一种独立文体的面貌出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而鲁迅则是写杂文最多、最好的作家。鲁迅说，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这是对杂文产生根源的概括说明。

鲁迅杂文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不断绵延流动的过程.从鲁迅杂文的形成——发展——成熟期。可见他的杂文蕴涵多少的心血和汗水，简直就他本人精神灵魂的浓缩吗。

鲁迅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苍老的最困苦的时期。所以他的杂文是了解中国那段历史最好的方式。

就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所以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通过我对书本和网络的了解综合以上都是我对鲁迅文章的自身的体会和分析，看了那么多关于鲁迅杂文特点的分析我不仅对他的文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还对鲁迅本人有了深刻入微的了解。我在分析他的杂文的时候仿佛也同时在解剖他的灵魂他的思想。我真是对知识增进不少！

天涯社区，有很多作者都喜欢在这里连载小说，特点是氛围比较好，和作者的互动比较频繁。

狄更斯早期的小说，气势宏伟，通俗流畅，幽默泼辣而又充满感伤情调，其中对社会的揭露批判，一般只限于局部的制度和领域。如奥列佛·特维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马丁·朱述尔维特、《圣诞欢歌》等。 从当贝父子以后，狄更斯的创作更为成熟。这部小说通过当贝先生与儿子保罗、女儿弗洛伦斯的关系，探讨了财势对人类美好天性的侵蚀，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忧患感。狄更斯的重要代表作《大卫·科波菲尔》进一步深入探索人生的奋斗历程，具有自传性，是反映19世纪中叶英国中下层社会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大卫是当时社会中为善良而奋斗、坚持正义的中产阶级青年的楷模。《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是3部政治意识很强的重头作品。《荒凉山庄》以错综复杂的情节揭露英国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黑暗；《艰难时世》直接描写罢工斗争，是对英国宪章运动的策应；小杜丽详尽描绘了负债人的监狱生活，同时也更为深入地揭露了英国官僚制度和机构的冗繁、腐朽。 狄更斯的后期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创作主题的不断深化、技艺方面的成熟和多方面的探索。《远大前程》可以视为《大卫·科波菲尔》的负面，但探讨人生道路方面更有现实性和警世性，而作者早年的乐观态度明显减少。主人公匹普也是孤儿，但经不起环境的诱惑丧失了原有的淳朴天性，经历严酷的磨难后才翻然悔悟，重新生活，整个小说在结构上也更精练。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又一部广泛深入社会的批判小说，其中所包含的人性探索和生活哲理也更见深刻，作品运用的象征主义和侦探小说手法更增添其艺术魅力。狄更斯最后一部小说埃德温·德鲁德之谜虽仅完成23章，从中也可见其精雅文笔、严谨构思以及诱人的悬念和神秘色彩。 狄更斯的小说作品中，早期的巴纳贝·拉吉和后期的《双城记》是历史小说。巴纳贝·拉吉以18世纪末英国清教徒反对天主教统治的高登暴动为背景；《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两部小说同样具有明显的讽喻性和警戒性，旨在说明不合理的制度和统治必定导致人民奋起反抗，而奋起的群众(狄更斯称之为“暴民”)犹如洪水猛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形成巨大的非理性破坏力量。两部小说无疑都代表了狄更斯的改良主义立场和悲观主义历史观，而《双城记》中以牺牲自己生命换取自己所爱女子的幸福的西德尼卡尔登，是狄更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也是他的小说中反复颂扬的高尚情操的终曲。从这两部小说栩栩如生的描述、扣人心弦的情节，可以发现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明显影响。尤其是《双城记》，笔墨精雅深奥、结构简练完美、悬念重重设置以及对人生哲理和人物潜意识活动方面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历来被认为是狄更斯的最佳小说之一。 影响 狄更斯以其小说创作篇幅宏大，气势磅礴，内容包罗万象，风格雅俗共赏、丰富多采，生前即已饮誉国内外，是英国19世纪小说繁荣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影响遍及欧美以及世界各国。他的作品以及根据这些作品演化而成的各种通俗、儿童读物和娱乐节目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更广。在中国，早在20世纪初林纾等人就翻译过狄更斯的小说，许多优秀名作都有了中文译本。

1.余华前期作品的先锋性

余华前期作品充满了先锋意识，暴力、荒诞无比的“零度情感”叙述描写，将人的暴力冲动、非理性欲望，写到了壮烈锥心的地步，人性的贪婪、血腥、自私、阴鸷以及特有的死亡叙述建构了其前期作品的“现实世界”。

1.1暴力的极致运用

余华的前期作品最突出构成因素之一就是暴力。这个因素根植于他的前期全部作品中，同时也实化到每个人物上。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的见义勇为被一群强盗者暴力出击，“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上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1]“我”的正义之举居然遭到盗贼的暴力回击，正面的人性被人类的邪念所压迫，暴力对这种人性深存的劣根性一展无遗。《现实一种》中的暴力更是如一场狂风暴雨鞭打在每个人物上。无论是四岁的孩子皮皮，还是其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暴力的执行者。皮皮将堂弟的生命进行玩弄是无意识的暴力、祖母只顾自身，甚至在看到门口那摊着一滩血，一团黄黄的东西是自己的孙儿的时候却不管不顾转身离开的冷漠暴力、山岗、山峰及其各自妻子的为复仇而采用的阴谋式暴力，山岗为了弄死山峰的故意折磨，山峰妻子假扮山岗妻子希望肢解山岗。亲人在他们眼中是完全是陌生人，丝毫没有人性善良的温存，而仅有那股被复仇所填满心胸的极致暴力。余华通过暴力有条不紊的织造出“人性恶的证明，”赋予先锋时期作品以强烈的艺术张力。

1.2荒诞的无限扩展

荒诞是余华先锋时期塑造作品的一把匕首，刺向小说人物身上的千疮万孔，流出他们血液的冰碴子。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的臆想和自虐，传导出已有的人性与生存的意义早已被消磨，人不再是为了生活而生存下去，而是成为过街老鼠的罪恶之源，甚至于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避而远之。“疯子依旧一跃一跃走着，依旧叫唤着‘妹妹’，那母女俩也依旧走着，没回过头。她俩走得很优雅。”[2]亲人在余华前期作品中呈现的并不是中国传统的礼仪取向，而是通过荒诞无比描写，来展示出亲情的不可靠性，表现出亲情的价值永远是屈落于自身的自私、贪婪恶性中。这在《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都酣畅淋漓地展现出来。荒诞派作家用一种高度集中的形式表现了原因与结果的悖逆、愿望与现实的分裂、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现象与本质的错位、主体与对象的冲突、个体与类的疏离。[3]余华正是通过一系列荒诞的笔法展示了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来展示一个非理性欲望的世界。

2.余华后期作品与先锋时期的转变

2.1从暴力血腥到严肃高尚

张永清说过，暴力与死亡是最为普遍突出的，在过去的文学描述中，暴力一般都是与恶人相关。然而在余华先锋时期的作品中，暴力又成为了一直用平常的现象以最为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4]余华80年代的作品无一不包含着这些沉甸甸的负载物。到了90年代，余华作品所呈现的主题是与80年代具有天差地别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_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5]余华90年代的作品更多触及的是社会中简单细微的东西，表现出一种人性本该存有的善良与美好。这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展现的尤为明显。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自己亲生儿子时依然能对他表露出人性的关怀，在一乐死活不肯为何小勇喊魂时，许三观想尽一切办法来开解一乐，纵使绿帽子永远地扣在许三观头上，但是他从没有对何小勇落井下石。这些都展现出人性所应有的崇高美好的品质。

2.2从人性恶转向人性善

在先锋时期，余华作品所反映的大多都是人性的恶劣低等的，通过荒诞暴力的写法来对世界进行无因果的嘲弄、戏谑。而到了90年代，作品所反映的又是一番温情的人性善，无论是《活着》亦或是《许三观卖血记》中，都饱含着温情的人道主义情怀，反映了人性最基本、最直觉、最原始的欲望——“活着”。

3.余华后期作品对先锋时期的继承

余华前后期的作品所呈现出天壤之别的差异会让读者认为，其作品的前后风格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实则在余华后期作品中，同样深含着先锋时期的叙述手法，在更深层次上体现着对于前期创作的继承。

3.1暴力的延伸

暴力在余华前期作品得到淋漓尽致的施展，尽管众多研究者都认为余华后期作品反映更多的是温情的人道主义情怀，但是余华在其后期作品中仍然矢志不渝的运用着暴力这一笔法为作品着墨。在《兄弟》中的宋凡平为了去接李兰回来，遭到戴红袖章的人暴打。“六个红袖章的人挥舞着木棍，像六头野兽似的追打着他，一直追打到了售票窗前”。[6]“他脱臼的左胳膊掉了下去，他忘了用胳膊去阻挡打来的木棍，乱棍瞬间砸在了他的头上，宋凡平头破血流倒在了墙脚，六根木棍疯狂地抽打着他，直到木棍纷纷打断。然后是六个红袖章的十二只脚了，他们的脚又是踩，又是踢，又是蹬，连续了十多分钟以后，躺在墙脚的宋凡平一动不动了”。[7]六个戴红袖章的人披着伪正义的皮衣对一个普通人穷追猛打，甚至置于死地，表面上传达了维护正义的要求，实则是个人私欲变态的发泄。暴力依旧穿插在余华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虽然没有浓重的描写，但是仍然悄无声息无限横亘于其中，带来的冲击性仍然让人惊叹不已。

3.2荒诞的继承

荒诞就像许三观在每一次卖完血后需要吃猪肝和和温黄酒一样，成为余华作品里面的习惯。可以说荒诞是一直存在于余华的所创作的作品中。在细雨中呼喊的孙广才借着物色孙光平老婆趁机强奸自己的儿媳;《许三观卖血记》的许三观为了“报仇”许玉兰给自己扣上的绿帽子，强奸了林芬芳;《兄弟》里李光头与自己的兄弟的老婆颠倒凤鸾、如痴如醉。爱情的忠贞、亲情的眷顾，都只像一张薄纸，被荒诞的洪流冲破。《活着》里的福贵遭受苦难无限，生活带给他的绝没有半点美好，他唯一呼喊在心中的只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只能靠贩卖自己身体的血液来作为本钱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兄弟》的宋钢为了推销产品，违背身体机能规律去丰胸。生活永远给予普通人最沉重的苦难，为了生存，奔波劳碌已经没有任何合理的意义，只能靠出卖自身仅有的机能，来维系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荒诞依然在余华后期作品继承，在其看似温和的文章内容背后捅上几刀。

3.3人性恶的延续

余华童年目睹了医院的血腥与停尸房的极寒悲怆，形成了一种阴暗的性格，这使得他在先锋作品中大肆滥用疯狂的笔法来表达对世界的不满以及对人性的憎恶。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由于受到_情的温暖，其作品稍显温和，但人性恶仍然和风细雨的滋润着角色。《兄弟》的李光头举办选美大赛，睡遍参赛选手，低俗好色的恶趣味为事业有成的李光头蒙上一片遮羞布;林红与李光头进行爱的运动，更是展现了女子的不甘寂寞，追求猎奇的恶习。人性恶在余华90年代作品中仍然独具一格，风采依旧。

4.结语

尽管余华后期作品内容与先锋时期区别甚远，但是其特色的暴力、荒诞仍然延续到他的90年代的每一作品中，不同于80年代那种暴风骤雨、水到渠成的描写，90年代以后的作品的暴力、荒诞、人性恶更像是底下的暗涌流动，默默地成为作品的一个补给来源。（来源：论余华小说创作后期对先锋时期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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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相比较卡夫卡笔下现代人的异化，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是专制体制的象征，普通人只能在体制之外接受无形却又强大的体制的裁夺。资产阶级的法律、亲情都是卡夫卡具体的批判对象。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卡尔维诺深感异化的残酷，但他笔下的异化的现代人，己经走进了“文明的城堡”，却依然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依然如此孤独，甚至怀疑起了自身的存在。“城堡”成为逃不出的壁垒，在对社会体制的否定上，卡尔维诺走得更远。

劳伦斯创作探讨的主题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但泼墨最多的还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在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方面，劳伦斯用突破禁区，大胆地触及到了“性”这个人人都拥有它、需要它却又令世人谈性色变的话题。

在他的小说中，从他的长篇处女作《白孔雀》到《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妇女》、《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多次出现了大段大段的性爱场面的描写，劳伦斯无论是写人类的性爱，还是写动物的欲望，都与他企图在生命的底层去寻求救赎人类的途径相联系。

劳伦斯作品艺术特色

在写作上，劳伦斯依靠灵感。灵感来时，他极度兴奋地写作，创造力源源涌至；缺乏灵感时，他干脆搁笔。他从不写笔记，而专靠记忆。在他开始动笔，并出现“精神亢奋之一刹”时，往事总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他面前。

干草堆里的爱情的背景情节正是基于这种活灵活现的回忆：如对“赫格斯”农庄情景的追忆。这是他和杰茜·钱伯斯相识和相爱的地方。他对“写小说的技艺”或“作诗的技艺”并不太讲究，因而他写的长篇小说、诗歌和故事，在形式上总是松散的。但由于他所表达的生活经验异常强烈，依然收到紧凑连贯之效。

余华写小说的特点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视点，用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以其想象力来挣脱“日常生活经验”的束缚。余华发掘了过去被遮蔽、掩埋的那部分“现实”。在他看来，为人的欲望所驱动的暴力，以及现实的世界的混乱，并未得到认真的审视。他坚持以一个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独创性发现为出发点，来建立对于“真实”的信仰和探索。

创作风格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字崇文，后改名沈从文，笔名有休芸芸、懋琳、甲辰、上官碧、小兵、炯之等，斋名窄而霉斋，男，湖南凤凰人，中国现代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

扩展资料：

一、小说集

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萧萧》、《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

二、散文集

《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书简、飘零书简、湘西、废邮存底、烛虚、云南看云集。

三、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

参考资料：

充满了湘西风情，淡淡的笔调书写人间纯粹的情感，远离都市的喧闹，给人宁静的感受。

1、新历史小说概念：由先锋小说作家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苏童，余华等

由非先锋小说作家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英吉，阿朱等主要致力于以民间视角还原历史真相，用迥异的历史观来发掘和表现主导历史流向的提心因素（权利、人性恶、性欲望等）

2、特征：1）形式上，心里是小说实在历史领域中结构了宏大的历史

叙事模式，还原了历史生活的原生态

2）情感上，新历史主义小说表现出热烈和充沛的情感，依

据历史隔膜的掩护

3）主题性上，作家解释历史的欲望非常明显

3、80 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莫言的《红高粱》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其他主要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主义在真实观、历史观和艺术观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追求对题材的抽象和超越，把题材、人物、事件仅仅当作一种背景，主要表现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

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新历史主义小说

读过受戒。个人很喜欢。汪曾祺小说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品味。

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其实最大的特点还是一种古典美学思想吧，力求和谐自然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意境、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1主题多样化

2贯穿了阶级意识

3他根据需要，对语言有意识的设计

《林海雪原》创作基本特点如下

1、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表现了民主革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革命斗争,塑造了一批各式各样的英雄人物形象.

2、史诗性追求，揭示历史本质,结构宏大,艺术虚构中加入重大历史史实,塑造英雄人物,歌颂英雄主义.

英雄叙事与演义传统

“十七年”小说大多有历史叙事的倾向，这一时期的历史叙事在普遍借鉴民族形式并被赋予“革命”理想主义色彩的总体美学气质下，具有了延续演义传统的可能性。

3、题材在十七年小说创作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甚至决定小说的性质，林海 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4、林海 兼顾了史实、传奇和通俗三个特点，【在写作的时候，我曾力求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手法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民族风格，我这样做，目的是要使更多的工农兵群众看到小分队的事迹。】括号内是曲波原话

5、《林海雪原》在结构、语言、人物上都明显存在着对演义传统的模仿，《林海雪原》因其所具有的演义传统就更具有了民间性色彩。

《林海雪原》是写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小说 （应该是50末60初吧）

那个时候的小说我记得好像是叫 十七年小说 同时期的有 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等，他们的写作特点都是有相似之处

林海雪原小说创作基本特点是穿林海，跨雪原深山剿匪，把土匪消灭在山间的故事。

《林海雪原》是著名军旅作家曲波根据实际作战经历写成的一部剿匪小说。

由于作者本人亲身经历，亲自指挥战斗，所以这本书的特点是真实感特别强。

《林海雪原》汲取了传统英雄传奇的艺术表现元素，在结构方式、叙述模式、叙述节奏、叙述视角等方面都体现出中国传统英雄传奇的风采。

此外，在情节、叙述节奏、大量巧合等方面呈现出传统章回小说的艺术表现因素。

作品这种节外生枝、险象环生的故事处理方法，与民间说书艺木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悲大喜，把艺术各种要素都推向极致，产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抓住土匪猖獗的特点来描写解放军斗智斗勇以及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什么是先锋？就是前卫，个性，敢拼敢闯敢为天下先。所谓先锋小说，通常来讲是文学发展过程中打破传统、超越既定规则进行新的叙事方式探索的文学表现形式。

在中国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呈现出一种萌芽状态。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年轻作家，包括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洪峰、徐星、残雪等人，在大量西方作品涌入中国的背景下，开始一种有别于具有中国色彩的传统叙事如革命叙事、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的实验性写法。因此先锋小说又被称为“实验小说”或“新潮小说”。

先锋小说从传统的“写什么”转变成“怎么写”，先锋作家不关心文字背后的意义，抛开“文以载道”的传统，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背叛和消解。小说不再具有人性的启示意味，变成了拆解文字的游戏。当时一篇先锋小说一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

比较有代表性的先锋小说有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余华的《世事如烟》、《现实一种》，格非《褐色鸟群》，残雪山上的小屋，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等。不同程度上，这一批作家在年轻时候都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马原、格非、余华等人后来的随笔集中，不约而同地提到博尔赫斯、海明威、卡夫卡等西方作家对他们早期创作风格的影响。

比较有趣的是，早期的“先锋作家们”在后来几乎不承认他们的“先锋”身份。叙事风格完全转变，创作形式趋于成熟，再回过头去看，他们陷入了对早期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

进入90年代，余华发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发表《米》、《妻妾成群》，曾经位列“先锋五虎将”之一的两位“先锋元老”不再玩文戏游戏，开始关注人物的命运，注重对人性和现实的深度刻画，意义又回归到文学小说中。在80年代中期一度火热的先锋叙事就此没落。

余华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时这样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它的先锋性质很值得怀疑，而且它是在世界范围内先锋文学运动完全结束后产生的。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而不是表达内分泌。

总体而言，先锋小说在中国是失败的，他们对文学表现形式的探索仅仅流于表面，缺少西方先锋主义的反思、质疑和颠覆。通过刻意营造叙事圈套，消解故事意义来完成对传统的反叛，因为缺少对人的关怀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故事变得面目全非而支离破碎，最后走上了为了反叛而反叛的窄路。

但是先锋小说旗帜鲜明的反叛态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却起到了拓宽道路的作用。经过了先锋文学这一时期的探索和发展，90年代回归的传统叙事，已经不再是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革命叙事、伤痕文学和乡土小说，旧有的政治意味和乡土气息逐渐被瓦解，中国文学方才蹒跚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我是一刀，欢迎关注头条号：博书。重拾阅读习惯，为生活埋下小小的信仰！

先锋小说，听起来就很牛的感觉。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以来成为一股文学思潮，与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文艺界一起，刮起了一股旋风。

事实上关于文学写作技巧，一直以来我还是相当认同那种实验性的技巧性的叙述姿态的，在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极大可能性的分离里创造了奇幻的感觉，而由这些语言的实验性写作带给我的阅读感受实在是一种富有挑战甚至挑衅的游戏。语言实在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几个堆积起来的词语，或者一段我们习以为常的句子往往能创造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更何况许多优秀的小说家能用现实的语言刻画非现实的故事，曾经的传统小说里，小说语言叙述的故事是现实或历史的再现，而在试验性的叙事作者那里，也许只是一个故意为之的艺术手势。很美而且苍凉。语言再现现实的传统被颠覆。

那些被现代或后现代小说，诗歌技巧迷幻过的读者，大概很难再回头去接受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段了吧，基本上这也是我现在只能把那些不得不读的小说当故事翻翻的原因，没有障碍的语言和不具备挑战性的叙述技巧实在难以制造蒙那丽沙的微笑。

然而，这也是文学创作既美丽又苍凉的一个手势，语言和叙述不可能无期限的先锋下去，哪怕现在文学写作早就逃遁到个人叙述的角落了，躲在隐秘的个体内在的写作空间或狂欢或痛哭或自我迷恋。堆积又推到属于他自己的积木，那么这样的姿态能保持多久？

所以这也是先锋小说难以成为持续运动的根本原因。不过形式探索已经成了一种文学传统，所以等于完成了使命，成为一种养料，会对后来的作家形成的影响的焦虑，也成为基本的超越目标。

先锋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文坛，先锋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无论在创作技法上还是思想内涵上都有着浓重的现代主义烙印。代表作家有马原、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

先锋小说具有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叙事语言趋向游戏化，叙事结构平面化甚至散乱化、破碎化、迷宫化。

而作家在创作意图上也有反叛化倾向，首先他们对旧有的意义模式进行消解，创作不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与社会责任感，人物也没有社会属性的表露；主题意义走向退隐与分解，意义分散化。作家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有真实观，不再追求真实地反映历史与现实生活，文本自我指涉性强。

先锋小说具有前卫性或者说实验性，先锋作家重视“文体的自觉”，敢于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寻找独特的形式美学，文学话语有了新的情感表现和隐喻象征功能。

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先锋小说是对先前的白话文中国小说传统的叛逆。

每一代作家与前辈作家之间的艺术年龄代沟，与自然人的生理年龄代沟相仿。可以用自然人在青春期的叛逆倾向，来从学术上解释中国先锋小说家的叛逆。

1985年是中国先锋小说横空出世的标志性年份，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正好进入他们创作的青春期。

那个时候可供他们成长的艺术养料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宋人话本以降的白话文小说所代表的关注市民生活的写实传统，那是由前辈作家传承下来并已经融入他们血液之中的文化基因；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后大量涌入的现当代西方艺术文化思潮，尤其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那个世纪60、70年代西方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更直接的还有文学中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的影响对那一代年轻作家的艺术冲击和文化震撼。

如何在中国当代小说已有成就基础上继续创新发展，当时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应该也有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如何挣脱前辈作家在小说创作上已有成就的无形束缚，写出有自己个性特点的作品，他们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正值写作青春叛逆期的先锋小说家们毫不犹豫地与有血缘关系的中国小说传统切割，吸收借鉴现代派后现代派西方小说手法，创作出看似与中国小说传统断裂的先锋面貌的小说作品，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表现出如下特点：

价值取向的转移：先锋小说家不再看重并力图再现生活表象的真实，他们转而追求在作品中表现出心理等更深层次人性的本质真实。残雪1985年的山上的小屋中那间“屋后的荒山上 … 木板搭起来的小屋”不是一般现实意义上的小屋，作品中提到家中的病、睡梦、到处晃动的白色和其它诡异的意象，到小说的结尾，“我 … 又上了山”，屋子却没了。山上小屋的隐喻与家中情形的对照寓意深沉。

审美趣味的改变：先锋小说家不再坚持温润和谐的传统中国审美情趣，在对血腥、暴力的描叙中审“丑”取代了传统的审美。余华1986至1987年间写就的《现实一种》就是对人性黑暗面审丑的典型作品。

叙事手法的更新：马原从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开始把读者当作对手，不是用叙事向读者交代故事情节，而是去设下“陷阱”，引诱读者落入“叙事圈套”， 是先锋小说“叙事革命”的开端。从技术层面上说，先锋小说的许多手法从西方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处多有借鉴。

如同自然人的青春期叛逆一样，先锋小说家的叛逆也是短暂的。当年的先锋作家后来很快就放弃了写作手法等表层的叛逆姿态，之后更多地回复到常态的对小说内容深度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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