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确实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然而,要清楚地梳理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又不是能轻易办到的。尽管我们从余华先锋小说的写作资源和写作精神中能打捞到有关传统文化的只言片语,但感觉始终是在传统文化及文学中寻找其与先锋小说的契合点,使得对先锋的论述多少显得有些游离之感。因此,要从根本上洞悉余华先锋小说与传统的联系,就不能回避对先锋本身的论述。只有当我们从写作立场上论证了先锋写作本身所具有的传
统性之时,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此,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笔者无意(实际上也无力)撼动有关“先锋派”反抗传统的文学史定论,而只是想对先锋所反抗的传统作一番细致的考察,从传统所认定的“传统”中辨析出正统与异端,中心与边缘,从而为论述先锋及先锋姿态在写作立场上的传统性提供理论支持。在此,笔者只是想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观照方式,而不是颠覆已有的文学史框架。
(一)反抗正统:一种基于传统的写作立场
先锋,是以其反叛性和异质性闻名于世的,而它的这种反叛与异质正是体现在反抗传统之上的。然而,如上文所言,先锋在反抗传统的同时,其文本内部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痕,即随处可见的传统阴影一次次颠覆着有关先锋反抗传统的神话。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前文所言及的传统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陈思和先生曾指出,传统有大小之分。“大传统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凭借权力以呈现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包括钦定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并通过学校教育和正规出版机构来传播。而小传统是指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就文化形态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现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在此,陈思和先生所提出的大小传统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正统与边缘文化传统。相对于正统的主流地位而言,边缘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被压抑的地位,然而在一个社会出现价值失范、文化转型时,被压抑的边缘文化就会伺机而起,反抗正统。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反抗正统也是一个光荣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复杂体。在儒与法,儒与道,儒与墨,理学与心学,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都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然而,也正是这些矛盾与斗争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更新。而那些不屈的灵魂们则用自己的血泪在中国文化那斑驳而苍老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印迹———叛逆的传统。愤世嫉俗的庄子,“以‘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愤激之词批判社会,攻击权贵,在文化人批判政治方面写下了光辉的一
笔”,而弃官归隐的陶渊明,佯狂避官的阮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都表现出了士大夫远离儒家思想的叛逆倾向。至于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君王的批判,对“无君”思想的鼓吹和期待,则是古代思想家倡导批判精神、质疑权威、反抗正统的可贵证明。“而那些在乱世之中及时行乐的人们,那些在‘狂禅之风’的影响下放浪形骸的名士们”,“更是以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叛逆了伦常礼教。”由此可见,反抗正统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新时期的文化转型中,这一传统更多地为先锋派作家所继承。
我们再来看看先锋浪潮中的余华,他的写作立场与其说是反抗传统,还不如说是反抗正统,惟其反抗才使其获得先锋的美名,也正因为他的反抗又使其落入反抗正统的中
国文化传统之中。如在他的中篇小说《世事如烟》中,中国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地位的道德伦理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百善之首的“孝”被逆转:九十多岁的“算命先生”靠克儿子的寿以苟延自己的生命,奸淫幼女以采阴补阳;六十多岁的哭丧婆与十六岁的孙子同床并怀有身孕;另一个无耻的父亲卖掉六个女儿以获利,最小的女儿自杀后灵魂也被他讨价还价地出售。“在这小说世界中充满的是父辈剥夺子女辈的生存权利,用过去扼杀现在。”另外在一九八
六年、往事与刑罚中,历史的印痕全是酷行与死刑。中国文化中意义权威最高的文本———历史,在余华的笔下被剥去了崇高的光环,从而显露出盲目残杀的原形。于是,正统被揭露与嘲讽,权威被拆解与颠覆。然而先锋余华正是以其反抗正统的决绝姿态在写作立场上与传统发生联系的。
(二)恪守边缘:一种服务于反抗的斗争策略
如前文所云,先锋是以反抗正统为己任的,也正是这种被纳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反抗性为本文论证余华先锋小说的传统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当然,我们还需对余华反抗正统时所运用的武器作一番考察。亦如前文所云,由于西方话语的强势介入,年轻的先锋作家在选择反抗武器时更倾向于“言必称西方”。于是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是“冷漠叙述”、仿梦笔调、语言的能指化、人物的符号化等西式文本策略。然而,这些西方话语对于本土的先锋来说终究只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而不具备本体论的参照价值。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只能是在中国作家的现实生活感受中升华起来的”,“而不会仅仅从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下直接产生出来。”因此,真正对作家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其文本意义建构形成参照意义的还是本土文化传统。就连作为先锋小说家的余华自己也坦言:“我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我的祖辈们长眠于此,这才是左右我写作的根本力量。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传统给了我生命和成长,而西方文学教会了我工作的方法。”[5]多年以来,作为工作方法的西方话语因其先锋实验的不断创新及话语模式的多次重复而逐渐销蚀了其新锐性而流于平庸。而与此相反,早已深深融入余华之创作血液并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于是,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象此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如此本土化、民间化的经典文本竟会出自余华这位视传统为大敌的先锋作家之手。固然,我们能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被评论界普遍认定的余华从先锋转向传统的标志性文本中看到传统的墨痕,但是我们从先锋小说中看到的也不是纯然的先锋性。如前文所云,先锋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性使余华的这次转向丝毫不显得突兀与意外,相反似乎早已酝酿已久。换句话说,先锋的裂解是从先锋内部开始的。源于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余华在其先锋小说中惯用一些西式话语策略的伎俩,以造成文本形式上的绚丽。但是透过这一层层的话语迷雾,我们仍旧可以嗅到一些传统的气息,来支持我们关于余华并非“言必称西方”的文学想象。如前文所言,余华也会选择传统话语来对抗传统。当然,他是以选择传统中的边缘话语来对抗传统中的正统话语,以显示自己的先锋姿态,从而为自己的反抗与皈依有效协调的。如他在那篇极富盛名的小说《现实一种》中,便用中国传统的“性恶论”有效地颠覆与嘲讽了居于正统的“性善论”;而在《河边的错误》等一系列小说中,他用吴越的理性对抗中原儒家的感性;另外他的《世事如烟》、四月三日事件等也有明显的以神秘主义对抗“子不语乱力怪神”的企图。在此,传统边缘文化因此成为余华反抗的据点而得到张扬。因此,如果说余华的先锋小说是以反抗正统为其写作立场的话,那么西方话语与传统边缘话语便是服务于这一写作立场的两大话语资源。然而,由于前者在文本操作上的有限性和虚表性使其效果多流于形式且难免消失殆尽,而后者的本土性和此在性注定使其成为源源不断的强势资源。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余华是以恪守边缘的姿态来反抗正统的,而他所选择的边缘无疑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这为本文论证余华先锋小说的传统性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他在选择边缘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对传统的一种反抗,而这种反抗又构成了余华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先锋姿态。于是,在正统与边缘之间,在反抗与皈依之间,余华似乎执意要用自己的小说为先锋的价值观作一次诠释。
![[作品小说]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https://img.guwenji.org/siteinfo/2017/08/28/7C86789C-64B9-C020-BB58-C80D25875C3B.jpg/w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