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先锋小说的创作特色

这个我知道！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

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办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

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

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

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办法

痴情,执着，爱国，细腻，不自由

他是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

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

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

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

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

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

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

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建议看吴霭仪、陈墨、倪匡的评论，尤其是吴女士，非常深度！

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紧凑

《神雕侠侣》是金庸唯一的“三部曲”即“射雕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但这“射雕三部曲”非但时代背景及其主要人物都不相同，且其写作中心(主题)及其风格等等也大不一样。如果说《射雕英雄传》的重心是在“英雄”亦即“侠”或者“义”；那么，这部《神雕侠侣》的重心则在于“儿女”亦即“性”或者“情”。金庸的作品大多是通过对感情的处理与描写，并通过这一范畴来赋予其笔下人物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都是“性情中人”。而情之为物，掩映多姿，复杂万状，就增加了作者写作及读者阅读的巨大的热情与兴趣。如许不同的性情，不同的人物，构成了金庸作品的跌宕风流的世界，从而激起了读者的无穷的回荡与思悟。《神雕侠侣》可以说是金庸的“性情世界”的一部代表之作。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 张爱玲的女性书写是主流文学之外的重要收获。张爱玲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将西方现代思想及写作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学做到了完美的融合, 达到了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张爱玲的创作能够在传统风韵中凸现现代个性, 从中国古老文化中渗透出现代气息, 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立足于古典文化基座上的现代派作家。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在她的小说《金锁记》中可见一斑。

被傅雷称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是备受读者关注的一篇小说。文章围绕姜公馆二奶奶曹七巧被金钱的贪欲打造的金锁围困的 30 年展开情节,七巧用自己的青春, 用受尽大家庭的欺侮, 最终换取了一副沉重的金锁, 这金锁压制了她的情爱, 泯灭了她的人性。别人毁掉了她的一生, 她又变本加厉地毁掉了儿女长白、长安的一生, 最后在所有人的愤恨哀怨中孤单地死去。作家所描写的是自己熟悉的没落贵族的家庭日常生活, 无论是构造故事、运用语言还是设置人物都深受《红楼梦》的影响, 极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 而其小说的现代性也体现在《金锁记》的主题人物、艺术结构、叙述技巧的各个方面。

张爱玲的小说可以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 其哀歌的主旨, 不是对社会的批判, 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都市背景中, 展示人们精神的堕落与不安, 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就是产生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省、批判和仇视, 对人的本性、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人类命运的思考。恰恰, 张爱玲就是这样表述了自己对于现代人与现代生活的理解。

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是庸俗、琐屑、无聊的, 是一种存在处境, 人生的荒诞与荒凉在《金锁记》中被诠释演绎到了极点, 不仅描写了一段苦涩的婚姻, 也描述了一个女人的疯狂。张爱玲对人性的“现代”感悟也体现在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描绘出了现代人的多重变态性格和精神困境。曹七巧就像是一头困兽, 一生都在欲望的牢狱中挣扎, 在情欲与金钱欲的交织、冲突中, 由一个曾经天真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心理扭曲的疯子, 由此反映出传统文化的衰落和西方文化对传统文明的巨大冲击。

在艺术表现上, 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则体现的更加充分。首先从故事的结构来看,《金锁记》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三十年前, 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 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 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 比眼前的月亮大, 圆, 白; 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 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类似这样的开场白在她的小说中还有许多, 从形式上看, 类似中国旧小说的入话, 是导入故事的套语。而在张爱玲的小说里, 它的叙述功能远不止于此。古典小说的开场白常常是要交待故事所发生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等内容, 而张爱玲小说的开头更主要的是要营造一种气氛, 要让我们进入她小说的氛围。在小说的结尾, 曹七巧在对往事苍凉的回忆中死去, 小说是以这样的一段文字结束全篇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 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让人回味无穷的结尾, 也引人深思, 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大团圆的结局模式。

在故事的进展中, 张爱玲还运用现代电影的表现手法使她的故事叙述得更加流畅、紧凑。最典型的是故事中对十年光阴流逝的交代“:风从窗子进来, 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 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 望久了, 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 翠竹帘子已经褪色了, 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 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傅雷先生指出“:这是电影的手法: 空间与时间, 模模糊糊淡下去了, 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 ”

中国传统小说往往是以情节取胜, 有动人的故事情节, 人物形象的塑造要稍显逊色一些, 不足之处在于很少深入到故事中人物的内心去探究深幽细微的心理变化,而张爱玲却能够把古典叙事和现代叙述的各自优长汇于一身。她的小说有动人的故事情节, 同时在情节安排、人物设置、细节处理时又注意人物形象塑造和人物的心理刻画, 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也呈现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可以说具有“情节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二者的长处,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时具体运用了以下几种艺术手法:

首先是叙述过程中叙述角度的转换: 由全知视角的叙述转换成小说中某一人物的视角叙述, 这样就比较容易把握人物的心理状态, 人物内心状态的表现, 主要是意识的直接呈现, 是典型的“意识流”的写作方法, 这也是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金锁记》中就有一段以主人公曹七巧的视角叙述的精彩段落, 七巧熬到分家另过之后,有一天当她爱着的小叔子姜季泽专程跑来向她示爱时,“七巧低着头, 沐浴在光辉里, 细细的音乐, 细细的喜悦…… 她微微抬起脸来, 季泽立在她跟前, 两手合在她扇子上, 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 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 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 ”这一大段的意识流动呈现了七巧在听到她爱了大半辈子却又得不到的人向她示爱后的一系列的心理变化: 喜悦—惆怅—暴怒—怨恨, 酸甜苦辣如排山倒海般翻腾在主人公的心头, 最终对金钱的贪欲战胜了对爱情的渴望, 她赶跑了季泽, 彻底做了金钱的奴隶。

其次, 作品还借用现代电影蒙太奇手法来表现人物潜意识的思想活动。想着当年做姑娘时“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 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 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锥他的眼睛, 朝禄从钩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 重重地向肉案一抛, 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 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丈夫, 那没有生命的肉体……”。由记忆中死猪肉的气息跳跃到了自己现时的处境, 由现实的处境联想起过去健康自由的生活, 虽然没有一字明写曹七巧的心理活动, 但现代手法的成功运用得以让读者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 对曹七巧的悲剧命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另外, 张爱玲还通过对“意象”的精心营造来表现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 意象本是我国古典文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 也是传统诗学的核心理论, 它构成了古典诗歌的主体性特征。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使用超越了古典诗歌中意象的使用功能, 既是小说规定情境中人物活动的背景, 又是人物心理、处境及人物之间关系的隐喻和象征。在《金锁记》中“,月亮”是作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意象, 实际上作者在其他作品中也经常用到月亮这个传统的古典意象。小说中除去开头篇尾两处为笼罩全篇渲染气氛而提到月亮之外, 全文共有五处用到了月亮的意象。它的每次出现都反映着人物的心理,象 征着人物的命运。通过《金锁记》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张爱玲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学, 又利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创作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学佳作, 并把五四以来就开始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老舍小说充满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以北京市民社会和底层人民为描写中心，作品中充满了浓烈的“京味儿”，老舍当属中国近代最有成就的幽默小说家。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

隔水观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左右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开了又一个文坛大一统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如民主自由、个性化创作、独立思考等则在政权的强力控制下逐渐进入沉潜期。五四传统的沉潜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个宣称无产者的政权建立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支撑五四先驱们达到的探索深度，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先进阶级”也没有能力消费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国家初定，既不能无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又不可能放弃对大众精神领域的宣传与占领，于是左翼文学的观念便借助政权力量扩张而至全面贯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周扬给了它一个新名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与西欧、俄国19世纪的“旧”现实主义相区别，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可见，现实主义的两大任务，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丁玲说：“我也承认，今天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作者对于他所喜欢的新人物，还没有古典文学对于贵族生活描写的细致入微，这里找不到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从某种程度上看，所谓“现实主义”是五四文学传统沉潜的“非精英化”导致的必然结果。政权出于现实功利的性的考虑，排斥这种执著于高层次精神探索的活动，排斥精英化的启蒙，虽然实际上精英式探索是更深一层意义的启蒙与提高，但是已经说过，这个政权本身负担不起这样的高度与深度，它也不愿意使大众的目光过多地投注到内心、终极等精神领域，而希望能集中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政权自身，从而尽快实现政治统治、经济建设等外在征服的目的。至于作品艺术水平的低劣，丁玲又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强调这个缺点，因为强调只有增加你的成见，加深你对于新事物与新文艺的距离，让我们不要留恋过去。”

然而实际却并不能使人满意，理论指导与实际执行发生了偏差。其一体现在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上。现实主义创作是“非精英化”的结果，亦即有“平民化”的要求与趋势。而根据当时的阶级划分，小市民阶级被定为类似于“亚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落后的，需要工农改造的阶级。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也主要基于它所服务的读者层是小市民阶级。但是，与欧洲相比，中国由于工商业与都市的欠发达，“小市民”作为一个阶级，从未强大到有左右政局的力量，而掌握了文化的工农极其容易与小市民在审美趣味取向上达成一致。因否定城市而否定小市民，到否定通俗文学，再到否定平民化，这是政权力量控制下文学方针与实际情况的悖论。导致的结果是使得一批艺术水平不高，吸引不了知识青年的作品，在面对工农兵时又显得曲高和寡，完全沦于说教。这一点虽然在实践中又逐渐被修复，一批在艺术形式和结构上借鉴通俗文学的作品，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的出现所代表的开创意义，却也使得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变得模糊与不合理。

其二体现在作家队伍上。可以说，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内心化伤感化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一部分走进了象牙塔。纤柔，秾丽，哀婉的美学风格容易使人产生厌烦情绪，解放区文艺此时带着泥土的香气出现了，使得那一批作家得到了解脱，他们为这种刚健、质朴、有点粗野的风格所吸引。同时政权对文艺的重视，使“以文致仕”的古老传统在解放区推行下去，文人与政治的“和谐相处”在这里得到实现。于是大批作家投入到解放区文艺的阵营来，从天上的玄思转到人间的生活，从内心的独语转到土地上的歌唱。这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现实主义的美学意义。然而政治的束缚一旦过紧，现实主义在美学上的吸引力减退，这批作家的创作也就失去了光泽，或退出主流，或艺术水准大打折扣。

总之，现实主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生命力大大减弱，非但不能保持原意旨，甚至走向了现实的对立面——对现实的粉饰、夸张、歪曲，而确实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

二 革命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浪漫主义更加靠近了文学的艺术性追求，更偏重于内心的东西。然而它的妙处就恰恰在于，它同时又是“革命”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内心感觉是开放性的，而非封闭的。这极其适应了当时政治宣传与太平粉饰的需要，它不要过多的思考，而只是“光明”基础上的升华，就好比一团蘑菇云，所需的原料并不多，却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外显的，绝不引向深层思考，然而又时在内心前面扣了一下门，这一扣便弥足珍贵，补充了现实主义所缺乏的丰富内涵。“我们的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我们的创作也需要美妙无边的幻想。”两者的结合实现了艺术的更上层楼，作者与读者产生巨大的激情共鸣。原本缺乏激情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显现，是死板的政治说教，但在浪漫主义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现实主义充盈起来，不再笨拙蹒跚。好像因了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实感人而光彩重生。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同时，不论是美好信仰还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在作品中看来是从未失去乃至毁灭的，英雄总是能够凭借着崇高的信仰战胜敌人，这使得整个十七年文学基调是喜剧式的，即使激情的宣泄也是喜剧式的。这些作品只提供给读者一些精神支持与情感寄托，而缺乏真正反思的力度与悲剧的最终净化心灵的效果——但这对于它来说是大不必要的，这不是它的目的。由此衍生出十七年文学的美学风格：奔放雄伟刚健热烈。可以看出，这是基于对现实的绝对自信而生成的，也更成功地为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激情库存。

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宗教化”则有终极旨归性质，情节是它的依托，它又使情节本身成为先验的，不可质疑的存在。情节在宗教的笼罩下不可以被思考，只有“信”与“不信”两种选择。相应地，读者付出的也是类似宗教体验的庄严与激动。这个结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抒情诗，那些对现实的描述和讴歌，读起来多么感人，读者与作者两方面都表现出皈依来，一同进入理想的圣地。

尽管如此，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一个限定如此之严的文学环境中，“两结合”并非万全之策。那些喜剧式的激情最终变成一种虚妄，没有深厚动力支持的狂喜只能造成愚昧滥情虚伪，渐渐地这种喜悦也不能再吸引人了。也许是耗费太多了吧，它给民族心理带来的疲乏和理性的匮乏都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恢复的。情节的“宗教化”产生了迷信的恶果，极端缺乏思考同时又极端敏感导致对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的不加区分。因为按照它的逻辑，情节的真实性是不可以怀疑的，加之其上的宗教情感也必然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想法，由是观之，便不难理解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后来一部《海瑞罢官》引起的文革巨浪。“两结合”的出现，反映了文学当时夹缝中的两难处境：既要迎合政治，又得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这是文学扭曲与变形的一种表现，一旦有了轻松的环境，沉潜的五四传统便

会露出头来找到接续者。

三 断裂与重生

新文学的两大主题：对未来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对古老中国“家园”印象式的依赖，或由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或由于美学风格的差异，都在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中发生了断裂，极少有人对生存本身做超出马列范围的反思，或者对遥远的故乡唱一曲异乡漂泊的惆怅歌谣。

这有现实的原因，社会在大规模建设时期，建设取代了思考与怀念。更深一层则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这个命题，政权和工农都不熟悉，在他们的概念中，这是与城市，资本，金钱，诱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里面充斥着不可把握的罪恶，于是，既然无法把握它，那就干脆消灭它好了。同时，解放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消磨了对“家”的远距离的观照，更没有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家国命运之感。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新文学的两大主题是被时代断裂，被政治断裂的。两者的重建又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对过去与未来的思索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进行的活动，然而由于断裂的原因不同，重建的时间也不同。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直到后朦胧诗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经济实力与文化程度达到某个高度时，现代性的问题才有机会被探讨，“城市”的概念也开始复苏。当然，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中国的现代性思考远远达不到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加之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革的排斥，这种思考更显得稚拙。因此便不难理解十七年文学中工业题材与城市题材的浅薄与缺乏生命力，正是由于现代观念的缺乏所致，而同时，这种观念却又是在政治操纵下人为祓除的。

相比较而言，“家园”印象的断裂更是一种美学风格的断裂，因为它与刚健热烈的“时代精神”相悖而遭到了摒弃，例如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即因此成为争议之作。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家”的概念则被延续下来，从而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表现为十七年文学中的两大题材：革命历史小说与农村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是将政权统治合法化的产物，除去政权自身的需要外，还表现了政权甫立，民众包括作者在内的对于前途未知的茫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的依赖。因此，“党”就必须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历史必然，具有千秋万代不可变更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因而，这种证明自己“从何处来”的过程便类似与一个“寻根”的过程，而对这个被塑造出来的历史的坚信依赖也就具有了对“家园”的感情色彩。例如《红岩》中时时刻刻灌输给读者的“党”与“光明”的必然联系。这一点对于占主流的解放区作家来说，意义更加深刻。是革命历史年代赋予他们智慧，光荣，激情以及创作的源泉，解放后的回忆便是一个在“遥想当年”的家园回望中寻找自我肯定的过程。许多作家，例如郭小川，孙犁，都有对战争年代的怀念，从而产生一种心灵的慰藉。

农村小说则更是发于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与熟悉，这是五四文学“乡土性”的直接延续。这里不同的是，没有作家的思考，甚至无关技巧，而主要是对“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语言，修辞，逻辑，情感驾轻就熟。鲁迅当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与故乡之间的“厚障壁”在这里被对“家”的强烈情感轻而易举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谐代替了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农村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优点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怎样描写农村题材，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作家们的重大责任。由于农村发生了问题，也引起了创作上的新问题。1960，1961年，公社问题明确起来，写得多了。到今年又写得少了，情况还不大摸得准。”由是观之，这种对五四传统的重生由于现实的限制，只是在极其肤浅层面上的一种继续。这里放弃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力，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思考，恰是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痴情 执着 敢于冲破世俗的束缚 还有爱国 侠义

感觉2楼提供的资料基本上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了

在这里也提供一点我的想法吧。

我从小学开始读他的作品，一直到现在，每年再次翻看同一部作品，依旧有着不同的感悟。

网上或者在文坛上，都对金庸以及他笔下的众多人物褒贬不一。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放诸四海而皆准。 金庸的作品，有其闪光之处，自然也有不甚高明的地方。

我得益于最多的就是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韵味。就如在《神雕侠侣》中，程英救了杨过，自己誊写诗经上的“瞻彼淇奥 绿竹猗猗”，透露出自己的情窦初开；而《笑傲江湖》中岳不群在嵩山上发表并派的演说，说“君子和而不同”，也是论语中的典故。而天龙八部中，乔峰这一形象，便是天下第一英雄；而射雕中的郭靖，则当之无愧是天下第一大侠。他对古典文化的掌握与运用，传递给了读者一种启示与指引。

当然他的作品也受到了一些指责。我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有一些歧视女性，一本书通常都是一个男人周围围绕着众多美女……呵。但是整体仍是瑕不掩瑜。

从他的书中，了解秦汉的文学，宋后的历史，还有人生沧桑，历史无常。众多的主角，人品性格千秋分明。而很多配角，身上也有着动人或者独特的人格魅力。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配角，郭襄，黄药师，苗人凤，陈近南，慕容复。

论述题嘛，结合大家给你提供的资料，也要写一些自己的想法。如果有时间，不妨认真读基本他的小说。

希望我的浅见可以给你一点帮助。

江湖人物豪情万丈 都抱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心里

不过皇帝昏庸 朝廷奸臣当道

正义之士回天无数

我们山西是文学大省，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历史上出过许多成就卓越的大文学家，比如先秦时的荀子、韩非子，汉代的班婕妤、刘琨、郭璞，唐代的王绩、王勃、王维、王之涣、王瀚、王昌龄、柳宗元、司空图、温庭筠，宋代的司马光，金代的元好问，元代的白朴、郑光祖，明代的罗贯中，清代的傅山，等等。到了现代，山西仍然有一大批中外著名的作家，如石评梅、李健吾、高长虹等。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山药蛋派”。

目前，我省老中青作家济济一堂，实力雄厚，共同创造着山西文学事业的辉煌。可以用经历“三次高潮”“五代同堂”来概括。

第一，老作家大部分已经去世，赵树理是“文革”中含冤而死的，现在我们是要继承他的精神，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五位，前四位也已前后辞世，只有胡正还健在。这些作家新时期以来，成就累累，比如马烽写的一批长、中、短篇小说，有两篇获得过全国优秀小说奖；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剧本泪痕咱们的退伍兵等，影响很大；其他几位也都有佳作问世。同时，他们为培养中青年作家呕心沥血，现在活跃在文坛的许多中青年作家，都得到过他们不同形式的扶持。

第二，上世纪50年代一批作家。主要有焦祖尧、韩文洲、田东照、窦嘉绪、曹杰、李逸民、义夫、谢俊杰、刘思奇、杨茂林等人。他们是上世纪50年代走上文坛的，写过一些不错的作品，但很快就赶上了“文革”，停止了创作。“文革”后，他们多数担起省、地、市文艺界领导职务，主要的贡献是组织创作，培养文学新人。不过，他们中间的焦祖尧、田东照等，近年来还是不断有新作问世。第三，“晋军崛起”的一批作家。“文革”后，我省涌现出一批成就突出的青年作家，没几年就在中国文学界打出一片天地，被称为 “晋军崛起”。这批作家主要有：张平、成一、周宗奇、柯云路、郑义、韩石山、张石山、王东满、李锐、钟道新、燕治国、哲夫、蒋韵、赵瑜等。他们创作出了许多在读者中产生过很大反响的优秀作品，获得过全国性各种奖项。近年来，这批作家已经非常成熟，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风格，有的还在继续追求纯文学创作，如成一、李锐等，他们的新作白银谷《银城故事》《太平风物》《人间》等，是近年来全国文学界公认的优秀之作，白银谷和《银城故事》曾经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有些则写作关注社会重大现实的作品，如张平的《抉择》和《国家干部》等；有些写高科技领域的题材，如钟道新的《权力的界面》《智慧风暴》等；蒋韵是山西女作家中的佼佼者，作品的艺术质量很高，去年就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 心爱的树）和2004—2006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隐秘盛开》）。

第四，上世纪90年代走上文坛的作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吕新、王祥夫、晋原平、曹乃谦、谭文峰、常捍江、房光、张行健、曹利军、许建斌等。他们都有比较突出的优秀作品问世，比如王祥夫的短篇小说 上边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吕新曾是国内“先锋小说作家”之一，晋原平的好几部长篇小说和曹乃谦的短篇小说，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第五，当下又有一批新锐作家出现，代表人物有葛水平、李骏虎、玄武、王保忠、杨遥、镕畅、韩思中、曹向荣、关海山、李来兵、杨凤喜、李燕蓉、阎文盛等。其中葛水平近年来成绩突出，中篇小说《喊山》去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其他几位的作品，也非常有特色。这批作家是我们山西文学的希望。

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反映中国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质追求和底层人们生活的合理性，先锋小说更趋向于人本主义的描写，追求人格平等。

金庸的小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他小说里的人物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由于金庸本身阅历丰富并且他的思维比较活跃，所以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就赋予了很多角色独特的灵魂，更是继承了很多古典小说的精华，开创了小说的新纪元。而且金庸笔下的角色们都是重实在轻表面并没有长篇大论的描写他们的容貌或者是生字，更重要的是塑造他们完整的人物性格。

比如说金庸笔下塑造出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比如香香公主，小龙女，张无忌等，这些角色都是被读者所喜爱的。而他这种写法也更加的使读者们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让小说变得更加活灵活现，但又不失小说情节塑造的饱满。特别是描写小龙女那一段，写的非常飘渺，但又恰到好处，让大家心里有了一个模糊的，仙女般的小龙女的模样。

说到金庸小说的结构意识，它是大有大的特点，小有小的玲珑，而又大小恰到好处。在五四运动之前由于没有传入西方文学的架构，所以金庸一直保持这一个固定的秩序，按照时间或者是帝国的顺序来描述故事，而自从无字之后，西方的很多小说文化传入中国，金庸便很快接收了里面的精华部分，并将它们应用到自己的小说里面。

而有了之后，比较丰富的文学架构就使得小说变得异常精彩，比如《天龙八部》里面有三个男主人公，但他们三人是不同的，出场却又穿插的非常自然，让人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他们三个人的平行世界，而不觉得他们是有先后顺序的。而在武侠小说里面一般都会有些许的感情，像金庸将这种感情线也把握的十分恰当，并不会显得整篇小说是由感情线牵动的，而又让人觉得里面的感情内容很丰富，但却没有喧宾夺主。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在人物描写上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讲究用几句话、几个富有特征性的动作,简洁地勾勒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讲究故事性,并有一套组织故事的艺术手法,做到顺当流畅而又曲折有味；在叙事与写景的关系上,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等等.富有特色的民族语言,高超的传统艺术技巧,使赵树理的创作显示出朴素、明朗、幽默的独特风格.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一个字-----情.

莫言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他 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它是用语言叙述情节、塑造人物、描绘各种生活场景。古代小说语言精炼传神，气韵飞动；雅俗有致，变幻多姿；语言和内容水乳交融，和谐统一。这使得中国古代小说以独特的姿态在文学的殿堂散发出馨香，透露出勃勃生机，让我们探索不已，玩味再三。

一、言简义丰 ，意境优美，富有神韵

小说家们重视丰富的语言积累，尽力挖掘群众语言的丰厚资源，在二者之中寻找最佳的切合点，力求大语言的表现力，做到炼字炼句，语言生动传神，意味深长。

二、雅俗有致，摇曳生姿，趣味盎然

我国的古代小说对语言的运用，大体上可以看出，一是文言小说渐趋白话话、通俗化。二是白话小说渐趋文学化。在小说的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烛照，使得它们更真实的反映了社会万象，贴近大众。

三、文质统一，文白错落，水乳交融

我国古代小说的语言虽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一些优秀的作品的语言，从整体上说，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它的内容是相适应的。这主要表现：第一，在人物的语言恰当的表现了人物的身份、性格和环境；第二，语言的形式的选用适应内容的需要。

从赵树理生平背景来看，他原名赵树礼，山系沁水人，1925年于长治就读师范时，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3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1937年参加革命，伺候长期在解放区从事文化宣传和报刊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出版社社长，〈说说唱唱〉副主编，不久重返晋东南工作，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赵树理被树为“现实主义深化”的榜样从以上可以看出，由于出生于山系，所以他的文章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也由于长期在农村生活，所以作品与农村的实际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作者继承了“五四”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思想，因此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外由于长期从事解放区文艺工作，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1943年发表的，被誉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中的一个胜利”。小说以小芹和小二黑的爱情为线索，围绕冲破三仙姑和二诸葛的封建束缚以及暴露农村生活中的落后面貌和落后思想来反映新时期农村思想新的进步和新的发展。，这篇小说也集中体现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特点，一，问题小说，这是一篇典型揭露农村存在的问题的问题小说；〈〈小二黑结婚〉〉中揭露了三仙姑和二诸葛的封建迷信思想，也深刻揭露了农民的愚昧。此外小说业从金旺兄弟的所作所为反映了解放后解放区遗留下来的恶霸作风，和欺上瞒下的行为；也反映出农民自身的小农意识。再有，文中对父母包婚姻的揭露也很到位。如三仙姑不顾女儿的反对希望将其嫁给“插起招军旗，就有种粮人”的吴先生；还有二诸葛家养育的童养媳等等都可反映这些问题。二，强烈的政治色彩，也由于过分注意为政治和中心工作服务，因此给赵树理的创作带来了一些明晰那的局限，如拘泥于具体问题和事件，伸展不开对人物的刻画时有简单化的倾向；作品有图解政治，图解政策的痕迹。有时会因政策事物而累及作品等。但是由于赵树理常年生活在农村，扎根于基层，凭借他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切了解，对中国农村革命历程的深切体验以及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创作态度也使得他的问题小说得以突破就事论事的局限，取得不凡的思想成就。从〈小二黑结婚〉〉看，他把解决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婚姻以及解决金旺兄弟恶霸行为，还有使得三仙姑和二诸葛思想得以开化的这些问题都交由区长一人负责，文中也是由于区长这个关键性人物使得这些矛盾迎刃而解。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也正因为这样在表写和刻画各色人物时，岁鲜明富有个性，但却总觉得缺乏点什么。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受“五四”时期思想的影响，加上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封建主义的表现相当了解，所以他的作品有对封建意识下的农村社会关系和道德伦理观念有比较深入的剖析和抨击。在文中，描写的三仙姑和二诸葛的神婆行为深刻揭示了封建的迷信思想。以及文中农民对于金旺兄弟的所作所为采取敢怒不敢言的态度也反映了农民思想的弊端。此外他的西欧按说关注现实服务于现实斗争。他的小说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却又不同于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又不同于那种假现实主义，然而这样的现实主义可能导致狭隘的经验主义。如在小说中描写的解决各种矛盾的方式。但比起虚假，浮夸来说则不失针砭时弊的意义。而且他的小说没有那么咄咄饿理想化色彩，人物质朴如本色。四，小说采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方法构建作品，刻画人物；即他是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坚定实践者。“五四”以来，“西化”和“民族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问题一直是作家，批评家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赵树理的方向很明确，从〈〈小二黑结婚〉〉中，他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叙述，刻画人物。而且采用故事体小说的叙述方式，既少采用“横截面”式的段篇结构，也不太用跳跃式的或组合式的长篇结构，而是继承了中国评话式小说的特点，努力保持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完整性。也非常注意按照故事发展的时序叙述故事。而且为了让读者了解事情发展的过程，极少采用跳跃，省略的方式来叙述，即便是交代故事的人物家庭，也是不惜对牺牲对人物的刻画，来照顾读者，在文中先交代三仙姑，二诸葛的人物，家庭就可以很好体现这点。另外，小二黑与小芹爱情产生了问题最后也有了解决的方法，也体现了他小说的完整性，线索明确，脉络清晰，因果关系明了。五，叙事，写人都用白描手法，而且以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性格，文中一出场就以讲故事的口吻交代了“三仙姑”，“二诸葛”两个人物的习惯难为，习惯，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两的性格特色，在叙述整个事件的时候也采用娓娓道来，并不惨杂太多的细节描写。但他的故事却头绪清楚，故事集中，故事中又可以因出其他小故事，作品也有悬念，有聚焦点。六，语言的口语化，通俗易懂，平易朴实，生动风趣；他的语言能使读者造成在场感，语言简洁，上口，合乎自然语流。多用短语，短句，限制使用多重的修饰语，如“刘家峤，有两个神仙，邻近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等等都可体现这点。在语言的使用上十分注意地方色彩和乡土风味，为了避免采用文人书面语，也淘汰了生僻的字眼。作者吸收了通俗易懂的方言口语进入作品，如在文中“死受”这类语言同山西的民情风俗融合在一起构成赵树理小说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总之，赵树理小说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也是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形成了独特的“赵树理方向”。他也是“现实主义深化”的杰出代表。也深刻地影响了大批作家的创作，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山药蛋派”。

最痴情。

主写情。

金的小说有一共同点：爱国。

但古的没有。古的：潇洒，天马行空。所以难拍电视剧。

啊？

用十六年来表明姐弟恋也可以长长久久-----

乱伦（可以这样说么？在当时连叛逆的黄蓉也反对这样的师徒情啊）也可以有真情啊啊哈哈

一个人的自我斗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由本我.自我到超我的质的飞跃！

啊哈哈

过儿好痴情啊~偶地过儿~

融传统于现代，这是白先勇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白先勇的小说创作虽大量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技巧，但从根本上说，他作品中流淌的仍是中国文学的血脉，融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洋小说的艺术技巧于一炉，博采众长而形成细腻、含蓄、深沉而优雅的艺术风格。从芝加哥之死开始，白先勇的创作蜕去模仿的痕迹，现代手法运用得自然娴熟。

芝加哥之死的现代特色，主要体现在小说表达美国的快节奏生活和环境氛围，更为突出的是真实细致地刻划了吴汉魂久遭压抑以致扭曲畸形了的性心理。性发泄带给吴汉魂的不是解脱和快乐，而是耻辱感和罪恶感，巨大的生存压力使他的精神濒于分裂，最终跳湖自杀。小说利用现代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剖示了一颗痛苦、绝望的灵魂。

《谪仙记》中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刻画人物心理，用象征手法暗示人物命运，渐趋向传统，有较浓郁的民族风格。完美体现白先勇的传统与现代融合特色的是《台北人》的创作。《游园惊梦》从总体构思到具体描写受《红楼梦》、《牡丹亭》等古典名著的影响，在技巧运用方面突出了现代技巧。钱夫人出席窦公馆的晚宴上触景生情，五次回忆起昔日“钱公馆”的豪华和气派的意识流动，今昔对比中突出了主人公今日的凄凉、落魄的生活处境和细致复杂的感情世界。既有现代小说的抓取瞬间，又有传统小说对社会、人物命运的表现，采取正面叙述与西方小说的时空交错结合的方法，小中见大，增强小说的现实感和历史感。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兆丽离开“夜巴黎”前对自己一生经历流水般的回忆，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人物此时感慨万千的复杂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于家庭和个人经历的关系，白先勇的小说多描写他熟悉的上层社会生活，在题材选择上，善于描写没落贵族的日常生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人情世态和社会变迁。《国葬》通过国民党一级上将李浩然的葬礼，反映出国民党政权的日薄西山，体现出历史的沧桑感。思旧赋借鉴西方小说中观点的运用，采用两个老仆的观点，来表现李宅的今昔：昔日的豪华气派，今日的残破失修。小说中描写的意象都是衰败、老迈、痴呆和死亡的，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作品从老仆的眼光来叙述比作者自己叙述有效的多，深得《红楼梦》的技巧神韵，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在《游园惊梦》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还运用观点的转换。当叙述钱夫人、金大班的身世来历时，很明显使用的是全知观点，但当进入人物的心理层次时，白先勇运用意识流手法或直接借助人物的自述时，自然又转成自知观点，更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一个受够了勾心斗角、生死打拼的金融界巨头回到了古代，进入一商贾之家最没地位的赘婿身体后的休闲故事。家国天下事，本已不欲去碰的他，却又如何能避得过了。

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五千年风华烟雨，是非成败转头空！

你说那

这是个人的感觉

我是感动 其实我看书看了7遍 电视5遍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觉

会给人生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