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先锋小说的特点

1．以心理时间结构作品。意识流小说家有意打破传统时间观念和传统心理小说的顺时序，消除逻辑时间界限，将感觉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拧在一起组成主观心理时间，随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结构作品。心理时间的叙述方式有倒时序、循环时序、颠倒时序、闪回时序和预见时序。 2．意识流描写。意识流小说注重表现人物意识活动本身，作家退出小说，着力描写人物心理的种种感受，开掘深层的意识来展露隐蔽的灵魂和内心世界。意识流描写的特点具有动态性、无逻辑性、非理性。描写层次分为意识层和潜意识层。描写的方式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迁移、意识流语言。 3．以心系人，以心系事。意识流小说以表现人物的心灵活动为主，化解人物心中郁积的种种情结，很少描写人物的体貌特征，淡化情节以至取消情节，事件极其微小。在心灵宇宙范围内写成一曲曲心灵史诗。 写作纯粹的意识流小说有很大的局限，但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它融会到其他类型的小说创作中，心理永远是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的表现领域。

我国早期的“先锋”小说作家格非的作品常让一般读者感到晦涩难解，经常出现的是一种被称为“叙述的怪圈”的结构。这在最初的《迷舟》（1987）和《褐色鸟群》（1988）中，就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现。在《迷舟》中，传统小说故事的重要关节出现了“空缺”，而使故事的推进变得扑朔迷离，也阻隔了读者的阐释、想象路线。

先锋文学文学特征：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

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

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扩展资料：

优缺点

挑战传统千篇一律的文学模式，先锋初出道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先锋作家以语言狂欢和形式狂欢的手法来赢取读者的注意，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感官的刺激毕竟是短暂的，如果先锋写作没有经过“去谎言”这一环节，则大多数先锋文学后来要么走上了文字游戏的道路，要么重新回归谎言文学，彻底离开了文学的轨道。

只有极少数作家经过严格的“去谎言”，进而对生活本质和人的根本问题的苦苦探索，最终使先锋文学成为文学中的一枝奇葩。而先锋文学中的伟大之作必定是这些奇葩中的佼佼者。

参考资料来源：

王朔，当代的智者

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并不相同，风格各异，但是在艺术上具有共同的特征。

①浪漫主义文学着重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这种主观性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古典主义强调理性和法则，对作家的想像和感情是一种束缚，而浪漫主义强调作家创作的绝对自由，并把情感和想像提到重要地位，从作家的主观出发来认识现实、反映现实。

②浪漫主义文学将大自然和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着力于歌颂大自然。浪漫主义作家受卢梭“返回自然”思想和泛神论的影响，厌恶城市文明，把大自然看作是一种神秘力量，或者看成是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用自然的美来对照社会的丑。

③浪漫主义作家重视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束缚，想像丰富，感情真挚，表达自由，语言通俗，浪漫主义作家喜用民间文学的题材、手法和语言。民间文学是各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精华，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反映出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的增强，适应了当时社会活动的需要。

④浪漫主义作家喜欢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浪漫主义作家喜欢写中世纪和异国的题材，曲折离奇的情节，塑造非凡的传奇性的人物形象，描绘，描绘奇幻神秘的景象和绚丽多姿、激动人心的场面，用以对抗平庸丑恶的现实。

⑤浪漫主义是反对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作家主张创作自由，对古典主义的按“规范”进行创作、束缚创作自由的做法坚决反对，并在理论上同古典主义展开斗争。

⑥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有纲领、有理论、有大量创作实践的文学思潮，首先于18世纪末在德、英、法等国兴起，很快便传播到欧洲其它国家，形成全欧性的文学思潮，在许多国家发展成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1.余华前期作品的先锋性

余华前期作品充满了先锋意识，暴力、荒诞无比的“零度情感”叙述描写，将人的暴力冲动、非理性欲望，写到了壮烈锥心的地步，人性的贪婪、血腥、自私、阴鸷以及特有的死亡叙述建构了其前期作品的“现实世界”。

1.1暴力的极致运用

余华的前期作品最突出构成因素之一就是暴力。这个因素根植于他的前期全部作品中，同时也实化到每个人物上。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的见义勇为被一群强盗者暴力出击，“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上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1]“我”的正义之举居然遭到盗贼的暴力回击，正面的人性被人类的邪念所压迫，暴力对这种人性深存的劣根性一展无遗。《现实一种》中的暴力更是如一场狂风暴雨鞭打在每个人物上。无论是四岁的孩子皮皮，还是其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暴力的执行者。皮皮将堂弟的生命进行玩弄是无意识的暴力、祖母只顾自身，甚至在看到门口那摊着一滩血，一团黄黄的东西是自己的孙儿的时候却不管不顾转身离开的冷漠暴力、山岗、山峰及其各自妻子的为复仇而采用的阴谋式暴力，山岗为了弄死山峰的故意折磨，山峰妻子假扮山岗妻子希望肢解山岗。亲人在他们眼中是完全是陌生人，丝毫没有人性善良的温存，而仅有那股被复仇所填满心胸的极致暴力。余华通过暴力有条不紊的织造出“人性恶的证明，”赋予先锋时期作品以强烈的艺术张力。

1.2荒诞的无限扩展

荒诞是余华先锋时期塑造作品的一把匕首，刺向小说人物身上的千疮万孔，流出他们血液的冰碴子。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的臆想和自虐，传导出已有的人性与生存的意义早已被消磨，人不再是为了生活而生存下去，而是成为过街老鼠的罪恶之源，甚至于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避而远之。“疯子依旧一跃一跃走着，依旧叫唤着‘妹妹’，那母女俩也依旧走着，没回过头。她俩走得很优雅。”[2]亲人在余华前期作品中呈现的并不是中国传统的礼仪取向，而是通过荒诞无比描写，来展示出亲情的不可靠性，表现出亲情的价值永远是屈落于自身的自私、贪婪恶性中。这在《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都酣畅淋漓地展现出来。荒诞派作家用一种高度集中的形式表现了原因与结果的悖逆、愿望与现实的分裂、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现象与本质的错位、主体与对象的冲突、个体与类的疏离。[3]余华正是通过一系列荒诞的笔法展示了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来展示一个非理性欲望的世界。

2.余华后期作品与先锋时期的转变

2.1从暴力血腥到严肃高尚

张永清说过，暴力与死亡是最为普遍突出的，在过去的文学描述中，暴力一般都是与恶人相关。然而在余华先锋时期的作品中，暴力又成为了一直用平常的现象以最为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4]余华80年代的作品无一不包含着这些沉甸甸的负载物。到了90年代，余华作品所呈现的主题是与80年代具有天差地别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_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5]余华90年代的作品更多触及的是社会中简单细微的东西，表现出一种人性本该存有的善良与美好。这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展现的尤为明显。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自己亲生儿子时依然能对他表露出人性的关怀，在一乐死活不肯为何小勇喊魂时，许三观想尽一切办法来开解一乐，纵使绿帽子永远地扣在许三观头上，但是他从没有对何小勇落井下石。这些都展现出人性所应有的崇高美好的品质。

2.2从人性恶转向人性善

在先锋时期，余华作品所反映的大多都是人性的恶劣低等的，通过荒诞暴力的写法来对世界进行无因果的嘲弄、戏谑。而到了90年代，作品所反映的又是一番温情的人性善，无论是《活着》亦或是《许三观卖血记》中，都饱含着温情的人道主义情怀，反映了人性最基本、最直觉、最原始的欲望——“活着”。

3.余华后期作品对先锋时期的继承

余华前后期的作品所呈现出天壤之别的差异会让读者认为，其作品的前后风格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实则在余华后期作品中，同样深含着先锋时期的叙述手法，在更深层次上体现着对于前期创作的继承。

3.1暴力的延伸

暴力在余华前期作品得到淋漓尽致的施展，尽管众多研究者都认为余华后期作品反映更多的是温情的人道主义情怀，但是余华在其后期作品中仍然矢志不渝的运用着暴力这一笔法为作品着墨。在《兄弟》中的宋凡平为了去接李兰回来，遭到戴红袖章的人暴打。“六个红袖章的人挥舞着木棍，像六头野兽似的追打着他，一直追打到了售票窗前”。[6]“他脱臼的左胳膊掉了下去，他忘了用胳膊去阻挡打来的木棍，乱棍瞬间砸在了他的头上，宋凡平头破血流倒在了墙脚，六根木棍疯狂地抽打着他，直到木棍纷纷打断。然后是六个红袖章的十二只脚了，他们的脚又是踩，又是踢，又是蹬，连续了十多分钟以后，躺在墙脚的宋凡平一动不动了”。[7]六个戴红袖章的人披着伪正义的皮衣对一个普通人穷追猛打，甚至置于死地，表面上传达了维护正义的要求，实则是个人私欲变态的发泄。暴力依旧穿插在余华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虽然没有浓重的描写，但是仍然悄无声息无限横亘于其中，带来的冲击性仍然让人惊叹不已。

3.2荒诞的继承

荒诞就像许三观在每一次卖完血后需要吃猪肝和和温黄酒一样，成为余华作品里面的习惯。可以说荒诞是一直存在于余华的所创作的作品中。在细雨中呼喊的孙广才借着物色孙光平老婆趁机强奸自己的儿媳;《许三观卖血记》的许三观为了“报仇”许玉兰给自己扣上的绿帽子，强奸了林芬芳;《兄弟》里李光头与自己的兄弟的老婆颠倒凤鸾、如痴如醉。爱情的忠贞、亲情的眷顾，都只像一张薄纸，被荒诞的洪流冲破。《活着》里的福贵遭受苦难无限，生活带给他的绝没有半点美好，他唯一呼喊在心中的只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只能靠贩卖自己身体的血液来作为本钱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兄弟》的宋钢为了推销产品，违背身体机能规律去丰胸。生活永远给予普通人最沉重的苦难，为了生存，奔波劳碌已经没有任何合理的意义，只能靠出卖自身仅有的机能，来维系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荒诞依然在余华后期作品继承，在其看似温和的文章内容背后捅上几刀。

3.3人性恶的延续

余华童年目睹了医院的血腥与停尸房的极寒悲怆，形成了一种阴暗的性格，这使得他在先锋作品中大肆滥用疯狂的笔法来表达对世界的不满以及对人性的憎恶。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由于受到_情的温暖，其作品稍显温和，但人性恶仍然和风细雨的滋润着角色。《兄弟》的李光头举办选美大赛，睡遍参赛选手，低俗好色的恶趣味为事业有成的李光头蒙上一片遮羞布;林红与李光头进行爱的运动，更是展现了女子的不甘寂寞，追求猎奇的恶习。人性恶在余华90年代作品中仍然独具一格，风采依旧。

4.结语

尽管余华后期作品内容与先锋时期区别甚远，但是其特色的暴力、荒诞仍然延续到他的90年代的每一作品中，不同于80年代那种暴风骤雨、水到渠成的描写，90年代以后的作品的暴力、荒诞、人性恶更像是底下的暗涌流动，默默地成为作品的一个补给来源。（来源：论余华小说创作后期对先锋时期的继承）

浅析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纪实文学的创作处于低落状态。这时，一批作家一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风格，以不同的题材取向、叙事方式、情感表达等创作手法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作品。这批作家凭借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照社会人生，运用琐碎的手笔记录芸芸众生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这批后起之秀的代表有池莉、刘震云等。他们所用的写作手法被评论界称做“新写实”。1989年《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一号专刊“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借助这期专刊一些早已在默默创作的青年作家开始被世人瞩目。然而，这次联展只显现了冰山一角，在此后纷沓来的文学评论中，一部部成绩卓越的作品才逐渐被世人所认知、认可。如方方的《风景》、《黑洞》池莉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四条好汉刘震云的《官场》、《一地鸡毛》等。

新写实主义小说崛起于小说界相对疲软的转型时期，承担着过渡性角色。它的创作是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创作方法上以写实为主要特征

,。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以生动而冷静的笔触展示社会下层中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虽然从总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范畴

,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小说创作手法

,新写实在题材选择和叙述方法上为其他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

池莉的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都是围绕家庭做文章的。

《烦恼人生》写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底层工人印家厚四处碰壁不断遭罪的生活。作者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来描绘他工资被克扣、妻子对他的不满、女徒弟对他表示倾慕，而他却受制于对妻子的忠贞不渝。晨起的排队洗漱解手、上班坐车的拥挤、午饭吃到虫的愤懑等等。主人公印家厚苦苦地支撑着，努力维护家庭的完整使一家老小生活有保障。他每天的经历都十分实际具体，但正是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使他神经时刻绷紧。池莉的另外两部小说内容更是琐碎、细微，充分描绘了普通市民泼辣俚俗的日常生活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 其意指“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也就是所谓的“残丛小话”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概念出现于汉代，西汉刘歆编的《七略中已有“小说家” 的明确类目。桓谭在他的《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说，近取譬论，以作短书， 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段话，既说明小说的形态特点是短篇体制，运用比喻说事，又 强调了它的社会功用。东汉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中进一步明确了小说的内涵及特点: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因此，在他的汉书 艺文志中，小说家被排斥在九流之外，排在十家的最后一家。 综合汉人对小说的理论，大致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小说的内容来自民间传说，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是不符合“大道”、不见 于经典的琐闻杂说或神怪故事。 2.小说的形态特色是“残丛小语”，即短篇体制，运用比喻、夸张的虚构手法，因此具 有生动性和形象性。 3.通过说故事或叙事对生活进行指导，既具有传奇性又具有知识性和说教性。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神话的关系 小说究其根本，应来源与神话与传说。明代胡应麟说《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少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典籍中独具风貌的作品，自古被称为“奇书”，此书共十八卷，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山经以纪五方山川为纲，系之以古史、草本、鸟兽、神话、宗教等内容;海经 除著录地理方位之外，还记载远方异人的状貌和风俗，夹杂着大量的神话片段。 《山海经》是录著我国古代神话最多的一部典籍，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西王 母”、“黄帝与蚩尤之战”、“鲧禹治水”等。是孕育后世小说的胚胎。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山海经》乃“小说之最古者尔”。 西晋太康年间出土于河南汲县魏襄王冢中的穆天子传，以相当可观的篇幅描写了周 穆王以造父为驭者、以河伯为副车，驱八骏巡行天下。穆天子传代表着神话向小说的过 渡，并开了后世英雄传奇的先河。 中国的神话有一个历史化和宗教化的过程，神话人物常会被逐渐纳入帝王家谱和宗教神 谱，反映这种变化的，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一种由神话过渡到“仙话”的现象。仙话更多地表 现了后世人的理想和欲望。这表现了小说一方面吸取神话的幻想，一方面，又开始脱离神话 那种先民心理，回归到现实的人情。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子书的关系 古代小说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目录中一般属子部，故称子部小说。 《晏子春秋》在写作上很有特色，故事简洁完整，语言清新流畅，许多篇章已具有了小 说的叙事特点，如著名的“晏子使楚”。 先秦诸子为了形象地阐明道理，往往用寓言来说事。这些寓言既具有讽谕性、哲理性， 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有些寓言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已具有小说的特点。 孟子 齐人有一妻一妾;《韩非子》中的寓言，诸如“和氏璧”、“买椟还珠”、“自相 矛盾”。《庄子》中的寓言如“疱丁解牛”、“匠石运斤”、“佝偻者承蜩”等。宋代黄震说庄子 是“诙谐小说之祖也”。 三、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书的关系 从《左传》开始，史家在著述历史的时候，便常杂以流传民间的遗闻佚事，使历史事件 故事化，而且叙事完整翔实，并运用逼真的细节来描写人物，使历史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 动。如:出亡中的晋公子重耳，谏假道的宫之奇，哭师的蹇叔等。 战国策 齐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可以说是一篇很生动的小说。 从《左传》到《史记》、《汉书》，这些历史散文都证明了“史有诗心、文心”的观点。 同是，它们的叙事方式、结构形态、语言技巧也常常的影响了中国小说文体的发育、发展。 此外，中国小说中也有一些被称为“野史”的作品长期窜入史书的领域，如《吴越春秋》， 是一部采用虚构手法的小说，而不是史书。 从《左传》开始的史学，的确是“小说之祖”。

1、作品特点

他的早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为素材，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

2、人物简介

王朔，1958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苏南京，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

1978年，他开始创作，先后发表了《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等中、长篇小说。出版有《王朔文集》《王朔自选集》等，后进入影视业，电视剧《海马歌舞厅》和《编辑部的故事》都获成功。2007年，王朔以50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6位，引发广泛关注。

3、主要作品

他的代表作有：《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王朔文集》。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与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不完全相同。东汉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此外，班固据七略·辑略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日‘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他们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这虽是小道，尚有可取之处。班固则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对认识中国小说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

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神话传说。从简略的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从神话传说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关键的一环。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竟可视为早期小说的，莫过于穆天子传和燕丹子，胡应麟称后者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其次是寓言故事。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韩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明白地用“说”来标目，也透露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是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其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不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子部小说家类和史部杂传类缺少严格的区别，都证明了史传是小说的一个源头。

争名夺利，写的东西无病呻吟要不就是废话、鬼话、浑话，没实际意义的东西。

绝大部分作家都是向钱看齐，没有文人的傲骨了.............很是失败的文坛......................

仅有个别一些值得去读，诸如：陈忠实、叶永烈、贾平凹......这一些作家我觉得还算是个为民众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人

祝君愉快

他的小说谈不上文学，属于民俗，比较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有点狗肉一样，虽然好吃但上不了台面，看着玩可以，能给人以人生的启迪不行

王朔现象既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王朔的作品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被视为痞子文学，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市场，销量很大这种矛盾现象。他的作品具有大众文化特征：首先、包含了通俗文学的诸多因素，具有强烈的商品意识。其次、大多数作品都呈现出自我重复和批量生产的痕迹。再次、善于利用大众传媒，是创造热点和现象的高手。王朔作品大多呈现出明显的大众文化特征，但也有少数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个人经验的作品。如动物凶猛等。

他早期的小说，诗歌和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他军队“大房子”的成长经历。 后来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对话充满活力和活力。 叙事语言是荒谬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权威的话语和知识。 分子的精英位置是嘲弄。

王朔小说不仅有着内容的独树一帜,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着独特的魅力。它打破了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人物塑造、情节构造、语词配置诸种因素有机地融合。王朔苦心孤诣为笔下人物建构了一套语言系统,通过其特有的调侃与幽默,实现了对文化传统的反叛，对语言传统的改造,从而达到对传统特别是现实生活的强烈的嘲讽与亵渎。

扩展资料

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王朔一样用了很多的形容词，用了偏柔情的长句子，用了老套的开篇语，完全符合我这种欣赏水平不高、写作特点偏重的“新手”的喜好。所以，有时候适合很重要，某个时间点上的适合更重要。

参考资料来源：

余华写小说的特点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视点，用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以其想象力来挣脱“日常生活经验”的束缚。余华发掘了过去被遮蔽、掩埋的那部分“现实”。在他看来，为人的欲望所驱动的暴力，以及现实的世界的混乱，并未得到认真的审视。他坚持以一个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独创性发现为出发点，来建立对于“真实”的信仰和探索。

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反映中国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质追求和底层人们生活的合理性，先锋小说更趋向于人本主义的描写，追求人格平等。

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史传。庄子所说的小说是小道，与大道相对，范围相当广泛，可以用冯梦龙的观点概括：“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班固说的小说，属于稗官野史，街谈巷议，可补正史不到处。以上小说和我们今天认为的古代小说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现在划定的古代小说从唐传奇开始，是典型的史传写法，当时也是以此见史才水平的，根本不是鲁迅所说的“有意为小说”。现当代的小说则起源于欧美，都是学的欧美小说写法。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把中国小说的起源，追溯到神话传说，这是完全的谬论。这是受到西方小说史观的影响，仿照西方的套路来论述中国小说。西方的神话比较发达，所以影响到后来的小说。但中国并非如此，中国是史书发达，就是先秦的某些神话传说，在古代也是归类到史里的，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史书会有一些神话内容的原因，他们是真的相信那是历史事实的，最起码在没有证据否定时，作为存疑资料也会将它们写下来，过于荒诞的则全部不留。因为鲁迅相信西方的理论，并且认为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便将中国的小说加以臆想，追溯到神话传说。由于鲁迅的名望，所以后来的学者都是人云亦云，紧跟"鲁大师"的步伐，不敢稍越雷池，才会有今天的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的谬种流传。

先锋小说“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

目录先锋含义范围艺术特征先锋作家主要作品先锋小说的变化对中国先锋派的影响对先锋小说的修正和冲刺展开先锋含义范围艺术特征先锋作家主要作品先锋小说的变化对中国先锋派的影响对先锋小说的修正和冲刺展开

编辑本段先锋含义“先锋”的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 先锋小说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编辑本段范围小说概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详解：

白先勇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探索期,发展期,成熟期和开拓期四个时期.

白先勇的早期作品,其中包括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闷雷,月梦,玉卿嫂,黑虹,小阳春,《青春》,《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等,主要写的是他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带有明显的自传性,模仿性和幻想性的特点.

发展期的作品,是指白先勇赴美后写的《纽约客》,其中包括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O,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谪仙怨,火岛之行七篇小说.《纽约客》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是写漂泊到海外的国民党贵族子弟的生活,写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下的认同危机,写他们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写他们在爱情婚姻方面的悲剧.

成熟期是指白先勇在美国创作的《台北人》,其中包括十四篇小说.《台北人》在思想和艺术上比《纽约客》更加成熟,作者把他的故事人物和中国的近代历史和社会结合起来,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新的现实主义的深度.白先勇的《台北人》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主题多,人物性格鲜明,复杂,富于发展变化.其中,《永远的尹雪艳》就是暴露和抨击台湾上流社会的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

开拓期指的是白先勇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孽子》.这是作者力图突破自己创作成就的一次尝试.其突破性表现在:第一,它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但他并没有把它孤立起来写,而是把它和人性的描写,社会的描写联系起来,因此它是一部多层面的小说:表面上是一部同性恋小说,实际上是一部人性小说,现实主义的社会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提出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社会对子女的关心教养问题,老兵的生活问题,上层官僚对百姓的欺压问题等;第二,在作者的创作道路上,《孽子》在内容和题材方面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里程碑,主要写台湾现在和未来的现实社会;第三,《孽子》的语言风格比较朴实,通俗,而《台北人》的语言风格幽雅,流丽.

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然而，同时又受到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的有形与 无形的制约。5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在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学史分期的“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没有人否认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与 发展规律，所以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该以文学本身演变情况为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指出“认为文学史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 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抗战文学”、“ 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些名称明显地带着政治的痕迹；然而，这种抱怨也并不 仅仅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乌·韦斯坦因同样抱怨：“近百年来大多数重要 的文学运动的名称极少是从文学本身来的。”[2]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往 往潜伏着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奠定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结构。“新时期”伊始，既成的文学史的解释结构受到了明显的 挑战。由“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最终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激流 。

洪子诚说：“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 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 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 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 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为着‘展开更大的历史段的文学 史研究’，从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出发，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这 些都很必要。但是，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 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探讨出发，说明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 不断转变而发生的文学史哗变以及概念内涵的转换。“‘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它 产生的过程中，就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学‘一体化’时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获得合法的地位。不过，在‘文革’中，文学的激进力量显然并不强调1949年作为重要 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无产阶级文艺的‘ 新纪元’，是从‘京剧革命’才开始的。江青他们还来不及布置‘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 史’(或‘新纪元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 文艺史)观。他们很可能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换一个名称)……‘文革’ 后，人们的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尽管‘现代文学’、‘当代 文学’的概念还在使用，使用者赋予的含义，相互距离却越来越远。这种变化也有一些 共同点，这就是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的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序列’ ，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 、穆旦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挖掘出来，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 与‘当代文学’的等级也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 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 所包含)。‘现代文学’概念的涵义，也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在写于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tāo@①主编)中，‘现代文学’是对文学现象作阶级性的‘多 层等级’划分、排除后所建立的文学秩序。而在80年代，‘现代文学’在一些人那里， 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或者，成为包罗万象的口袋：除新文学之外，‘尚有以鸳鸯 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有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有新旧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诗词，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以及海外华 人创作的文学’，还应该装入作为‘五四新文学逆流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沦陷 时期的汉奸文学，“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阴谋文学等等’。”[3]

徐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是较早对现代文学的起讫 和分期提出疑问的：“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 题。其实不然。”他指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阐述现代文学的开端时说：“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文学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个时间。邢铁华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述评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它的起始的时间到它的分期都存在着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把文 学发展的阶段区别为近代和现代，还是把文学自身形态的演进作为区别近代和现代的标 准，抑或是二者兼顾；由于标准不一，因之就产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确立一个 什么原则为划分标准，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巡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划分(即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标准为依 据、兼顾文学标准这两类。显然，如何理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牵涉到文学观念问题。 ”“作为文学史，其发展和演变无疑与社会革命的推进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不能将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6]由于 新的文学史视角的确立，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发端和分期产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们中国，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会召开，这三十年间的文学。这种提法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阶段划分而来的。”他提 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7]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所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 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 如何分期的问题也交给了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通常总是毫无疑问地 被采用。”[8]他们说：“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 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 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 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史发展。这样，分期就只是一个文 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 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 、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 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9]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在中 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初对新文学加以历史的评价的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他在1922年3月写的五十 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第十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使用了朴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把文学史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 ”的对立与循环。陈独秀也许是最早明确地用外部的因素来解释文学革命，并且是针对 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而提出针锋相对的质疑：“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 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 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也强调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运动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几个人凭 空捏造起来的，自有其历史的时代的意义。”[11]

1935年出版的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从社会背景入手来叙述文学变动，把社会 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突出地标示了“五四运动与 文学革命”、“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他在导言中明确地把文学变迁视为政治变 迁的结果。他说：“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的。因此，我们 要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 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来中国文艺思潮论，把1917年-1937年文艺思潮的变迁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这三个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界划分为三个段落。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周扬及时地把它应用到新文学史的研究上， 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后来新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说：“新文学运动作为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基础上，且应新经济新政治的要求 而产生，是反映新经济新政治，而又为它们服务的。”周扬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按照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分为四个时期：1、1919年-1921年，“五四”运动到 共产党成立，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2、1921年-1927年，从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 是新文学内部分化和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3、1927年-1936年，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时期，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4、抗战时期，新文学运动力量的重新结合 。本来把文学附属于政治是周扬30年代以来对于文学的一贯的理解：“在广泛的意义上 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 ……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 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3]

李何林、王瑶、老舍和蔡仪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关于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强调“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学史的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 ’，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陈思和在一本文学史的构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以五卅为界，开了以政治事件为文学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阶段，文学史著作有多种分期，大多数是以历 史政治事件来划分。王瑶的著作最为典型，其分别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战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来划分，其他文 学史著作基本沿用这一分期标准。”[15]新文学史研究兴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学社会学 和阶级论流行的时候，西方和苏联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大量翻译出版， 而新文学界又得风气之先。因此，这种文学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响和渗透到新文学史的 研究中。由于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把社会的 发展变化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文学史分期与政治史分期的重叠与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明确地否定了文学与政治标准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 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说明新文学在三十年里，怎样不停地追随着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步伐前进，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因此不断出现新特点，作品因此不断获得新思 想、新题材……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有些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为优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了‘破绽’… …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缺陷。问题究竟在 哪里?看来，是在于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不能从应有 的思想高度，对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16]

80年代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变化无疑是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 反映在文学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要求把文学史的分期从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建立纯粹的独立的文学史的秩序 。8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文学史的研究者要求摆脱文学史的外部 的缠绕，还原为“内部研究”，也就是说还原为“文学研究”。1985年，刘再复在文 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中归纳“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时就把“由外 到内”的趋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 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 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 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 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17]罗宗义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中说：“ 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发生了一场裂变。”[18]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强调：“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 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从理论上说，作为意 识形态的文学，当然要为社会存在所影响所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经 济和政治。因此，文学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 己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要受到文学 内部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 的……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响到文学的历史进程，使之与历史环境发生 或前或后的非同步关系。总之，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 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中提出：“许多人指出，有些现代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其实，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20]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写问题中说：“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 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简单地讲，文学史就是要讲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 陈思和说：“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有其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逻辑。根据社会发展史或者 政治史来划分文学的时期，无法准确地体现文学发展规律。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与现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学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应该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 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21]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指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 ，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内部’来把 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 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同时，他们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 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 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 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 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2]他们一方面 强调要从文学内部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然而，另一方面实际上“文学现代化”和“汇 入世界文学”等概念却又是一种非文学的历史价值标准的预设。

20世纪80年代“重返自身的文学”以“重写文学史”运动达到巅峰。上海文论198 8年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陈思和阐述道：“‘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 不是随意想象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 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这种学术活动不是技术 性的，它包含一种从思维方法到具体研究的革命，即是用实证的方法来修正原先由于政 治偏见而对文学史所作的篡改和歪曲。”“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多出 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上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 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的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 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23]

早在80年代初，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就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但是这种分期仍然建立在有 关社会性质的论述之上，而不是由于文学的诉求。但是，他们对文学史分期的看法却和 后来“重写文学史”运动不谋而合。邢铁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源于中日甲午战后， ‘五四’并非它的发端。如果从1894年到1949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的一段，那 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这一阶段从社会性质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从 时代精神来说，是反帝反封建；从文学现象来说，前后绵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 ’正是作为中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后两个时期。前廿五年是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 展期，后三十年是现代文学的壮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旧民主主义文学，后三十年是 新民主主义文学。从关系上说，后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发展，应该同属‘现代’ 的范畴。”[24]陈学超提出“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将鸦 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 百年文学史’”。[25]

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其 绪论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然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 没有摆脱社会学的论述模式，“20世纪中国文学”仍然被看作是20世纪社会变革的产物 ，也因此注定了它在分期上无法突破原来的格局。黄修己评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说：“只要看看《三十年》中每一阶段的具体论述，就知道以1927、1937为界，其实还 是踩到政治革命的辙印上了。而第三个十年不止于1947，而要延长到1949，还是因为要 把新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告一段落。把新文学分为三个十年，未见在分期问题 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原因也很简单，上述各位作者都坚持从 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视角去考察新文学。而只要承认文学的发展演变是受社会生活变 动的影响、制约，则无法回避新文学与中国政治革命步调相近的关系。”[26]黄修己指 出，以政治来分期，不仅是大陆50年代以后的学者是如此，在50年代以前，也都是以政 治来分期，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政治色彩最为淡薄的，但也仍然是以1926年 、1931年、1937年为界，仍然是以政治事件来作为文学史的分界。不仅如此，在意识形 态对立的海峡另一面的台湾，在分期上也与大陆学者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他们认为“不 管在那一个阶段，新文学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祸福有很密切的关系，感时忧国的 时代精神，贯穿了整个新文学发展史”。[27]

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是在现代化的视角下产生的对于 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陈思和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生活屡生巨变。人们习 惯于以政治标准对待文学，把新文学拦腰截断，形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 学科概念。这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体，妨 碍了人们对新文学史的深入研究。”[28]樊骏说：“和只是孤立地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 容的作法联系在一起的是，过去一般只注意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和题材，把这看作是现代 文学的根本的特点，以此作为考察评价现代文学的基本线索和根据。这自然是十分重要 的方面；但是“五四”文学革命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不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主题，它 所引起的变革要远为丰富宽广，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创新，新的文 学观念的建立，直到具有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作家的涌现等。它们都很难一概归入反 帝反封建这个政治命题之中。所以过去那种理解限制了我们的思路和视野，很多需要研 究的课题被忽略了，不少有益的因素被贬低了，研究的范围和评价的标准都显得有些狭 隘。”“近几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这是一 个范围和含义都要宽广得多的命题，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的线索，也可以包括上面提到 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段文学历史。”[29]实际上 ，“新时期”以来，“文学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已经悄悄取代 了新民主主义论所曾经确立的评价标准。“文学现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文学 ”和“社会主义文学”：“就文学史来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诚然是重要的， 但它仅只能说明了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一部分，即政治内容；并没有包括例如伦理、友谊 等其它思想内容，更不能包括文学本身的艺术特征；它只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共同属性， 而不能说明文学本身的特点，因此它不能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和界线。现代文学史的 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 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 ，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既然建国以来的文学和从‘五四’开始的 现代文学有其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那么就应该考虑现代文学史的讫止点是否应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线……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即不仅只从政治内容的 范畴，而且从思想到艺术全面地考察的话，两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的……现 代文学史应包括建国以来的文学历史，不能只讲到1949年。”[30]实际上，新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区分被统一到了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实践的“整体”之中。然而，需要 辨析的是，王瑶和樊骏对于“反帝反封建”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现代文 学史的评价标准的非难是一种误解，是由当时的话语条件所制约的一种可能是有意的误 解。他们没有认识到，不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新民主主义论”，都不是一种简 单的政治评价标准，而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以 及“伦理、友谊等其它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 创新，新的文学观念的建立”。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规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现代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文学规划。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五四”，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科学和民主，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 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所谓现代化方案中的一种。 实际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从根本上是通过也许是有意识的、策略性的误读，引 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来突破新民主主义的评价标准，扩大和拓展现代文学的范畴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 之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分期结构并没有改变。而近代、现代、当代文学 史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代，则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被“ 现代化”的文学实践所取代的结果。正是因为“现代化”的概念，才产生了“中国新文 学的整体观”，使曾经分裂的现代(新民主主义)文学史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史在“现 代化”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80年代

一个受够了勾心斗角、生死打拼的金融界巨头回到了古代，进入一商贾之家最没地位的赘婿身体后的休闲故事。家国天下事，本已不欲去碰的他，却又如何能避得过了。

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五千年风华烟雨，是非成败转头空！

什么是先锋？就是前卫，个性，敢拼敢闯敢为天下先。所谓先锋小说，通常来讲是文学发展过程中打破传统、超越既定规则进行新的叙事方式探索的文学表现形式。

在中国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呈现出一种萌芽状态。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年轻作家，包括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洪峰、徐星、残雪等人，在大量西方作品涌入中国的背景下，开始一种有别于具有中国色彩的传统叙事如革命叙事、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的实验性写法。因此先锋小说又被称为“实验小说”或“新潮小说”。

先锋小说从传统的“写什么”转变成“怎么写”，先锋作家不关心文字背后的意义，抛开“文以载道”的传统，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背叛和消解。小说不再具有人性的启示意味，变成了拆解文字的游戏。当时一篇先锋小说一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

比较有代表性的先锋小说有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余华的《世事如烟》、《现实一种》，格非《褐色鸟群》，残雪山上的小屋，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等。不同程度上，这一批作家在年轻时候都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马原、格非、余华等人后来的随笔集中，不约而同地提到博尔赫斯、海明威、卡夫卡等西方作家对他们早期创作风格的影响。

比较有趣的是，早期的“先锋作家们”在后来几乎不承认他们的“先锋”身份。叙事风格完全转变，创作形式趋于成熟，再回过头去看，他们陷入了对早期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

进入90年代，余华发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发表《米》、《妻妾成群》，曾经位列“先锋五虎将”之一的两位“先锋元老”不再玩文戏游戏，开始关注人物的命运，注重对人性和现实的深度刻画，意义又回归到文学小说中。在80年代中期一度火热的先锋叙事就此没落。

余华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时这样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它的先锋性质很值得怀疑，而且它是在世界范围内先锋文学运动完全结束后产生的。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而不是表达内分泌。

总体而言，先锋小说在中国是失败的，他们对文学表现形式的探索仅仅流于表面，缺少西方先锋主义的反思、质疑和颠覆。通过刻意营造叙事圈套，消解故事意义来完成对传统的反叛，因为缺少对人的关怀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故事变得面目全非而支离破碎，最后走上了为了反叛而反叛的窄路。

但是先锋小说旗帜鲜明的反叛态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却起到了拓宽道路的作用。经过了先锋文学这一时期的探索和发展，90年代回归的传统叙事，已经不再是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革命叙事、伤痕文学和乡土小说，旧有的政治意味和乡土气息逐渐被瓦解，中国文学方才蹒跚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我是一刀，欢迎关注头条号：博书。重拾阅读习惯，为生活埋下小小的信仰！

先锋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文坛，先锋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无论在创作技法上还是思想内涵上都有着浓重的现代主义烙印。代表作家有马原、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

先锋小说具有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叙事语言趋向游戏化，叙事结构平面化甚至散乱化、破碎化、迷宫化。

而作家在创作意图上也有反叛化倾向，首先他们对旧有的意义模式进行消解，创作不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与社会责任感，人物也没有社会属性的表露；主题意义走向退隐与分解，意义分散化。作家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有真实观，不再追求真实地反映历史与现实生活，文本自我指涉性强。

先锋小说具有前卫性或者说实验性，先锋作家重视“文体的自觉”，敢于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寻找独特的形式美学，文学话语有了新的情感表现和隐喻象征功能。

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先锋小说是对先前的白话文中国小说传统的叛逆。

每一代作家与前辈作家之间的艺术年龄代沟，与自然人的生理年龄代沟相仿。可以用自然人在青春期的叛逆倾向，来从学术上解释中国先锋小说家的叛逆。

1985年是中国先锋小说横空出世的标志性年份，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正好进入他们创作的青春期。

那个时候可供他们成长的艺术养料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宋人话本以降的白话文小说所代表的关注市民生活的写实传统，那是由前辈作家传承下来并已经融入他们血液之中的文化基因；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后大量涌入的现当代西方艺术文化思潮，尤其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那个世纪60、70年代西方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更直接的还有文学中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的影响对那一代年轻作家的艺术冲击和文化震撼。

如何在中国当代小说已有成就基础上继续创新发展，当时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应该也有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如何挣脱前辈作家在小说创作上已有成就的无形束缚，写出有自己个性特点的作品，他们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正值写作青春叛逆期的先锋小说家们毫不犹豫地与有血缘关系的中国小说传统切割，吸收借鉴现代派后现代派西方小说手法，创作出看似与中国小说传统断裂的先锋面貌的小说作品，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表现出如下特点：

价值取向的转移：先锋小说家不再看重并力图再现生活表象的真实，他们转而追求在作品中表现出心理等更深层次人性的本质真实。残雪1985年的山上的小屋中那间“屋后的荒山上 … 木板搭起来的小屋”不是一般现实意义上的小屋，作品中提到家中的病、睡梦、到处晃动的白色和其它诡异的意象，到小说的结尾，“我 … 又上了山”，屋子却没了。山上小屋的隐喻与家中情形的对照寓意深沉。

审美趣味的改变：先锋小说家不再坚持温润和谐的传统中国审美情趣，在对血腥、暴力的描叙中审“丑”取代了传统的审美。余华1986至1987年间写就的《现实一种》就是对人性黑暗面审丑的典型作品。

叙事手法的更新：马原从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开始把读者当作对手，不是用叙事向读者交代故事情节，而是去设下“陷阱”，引诱读者落入“叙事圈套”， 是先锋小说“叙事革命”的开端。从技术层面上说，先锋小说的许多手法从西方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处多有借鉴。

如同自然人的青春期叛逆一样，先锋小说家的叛逆也是短暂的。当年的先锋作家后来很快就放弃了写作手法等表层的叛逆姿态，之后更多地回复到常态的对小说内容深度的挖掘。

（图片来自网络）

先锋小说，听起来就很牛的感觉。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以来成为一股文学思潮，与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文艺界一起，刮起了一股旋风。

事实上关于文学写作技巧，一直以来我还是相当认同那种实验性的技巧性的叙述姿态的，在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极大可能性的分离里创造了奇幻的感觉，而由这些语言的实验性写作带给我的阅读感受实在是一种富有挑战甚至挑衅的游戏。语言实在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几个堆积起来的词语，或者一段我们习以为常的句子往往能创造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更何况许多优秀的小说家能用现实的语言刻画非现实的故事，曾经的传统小说里，小说语言叙述的故事是现实或历史的再现，而在试验性的叙事作者那里，也许只是一个故意为之的艺术手势。很美而且苍凉。语言再现现实的传统被颠覆。

那些被现代或后现代小说，诗歌技巧迷幻过的读者，大概很难再回头去接受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段了吧，基本上这也是我现在只能把那些不得不读的小说当故事翻翻的原因，没有障碍的语言和不具备挑战性的叙述技巧实在难以制造蒙那丽沙的微笑。

然而，这也是文学创作既美丽又苍凉的一个手势，语言和叙述不可能无期限的先锋下去，哪怕现在文学写作早就逃遁到个人叙述的角落了，躲在隐秘的个体内在的写作空间或狂欢或痛哭或自我迷恋。堆积又推到属于他自己的积木，那么这样的姿态能保持多久？

所以这也是先锋小说难以成为持续运动的根本原因。不过形式探索已经成了一种文学传统，所以等于完成了使命，成为一种养料，会对后来的作家形成的影响的焦虑，也成为基本的超越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