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幻小说]子夜](https://img.guwenji.org/siteinfo/2017/08/28/7C86789C-64B9-C020-BB58-C80D25875C3B.jpg/w240)
首先我觉得两者没有严格的界限，如果一定要区分，可以从两方面去看。第一是从内容去看，通俗文学注重情节和故事，严肃文学更看重语言和细节。通俗文学的语言总是浅显易懂，小学三年级以上就可读懂，它只要能保证情节的流淌，就算完成任务了。而严肃文学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表现力，总是不惜将语言进行千锤百炼。新文学上百年的历史，涌现了许多语言大师，鲁迅、曹禺、老舍、沈从文、汪曾祺，还有当代的余华、王安忆、毕飞宇等。而严肃文学的细节描写，最大限度地追求一种清晰与逼真的效果，这种真实是一种环境严格限定下的真实。比如写农村，就要问，什么时候？哪里？那里的经济条件怎样，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做哪些事情，会为哪些事情争来争去？
比如描写一为乡下的母亲，她长年在田间劳作，穿着朴素而旧的衣服，手上的皮肤很粗糙了。她也有出门的时候，就是到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一年就一两回，目的是去卖粮食，或者去卖掉一头养了一年的猪。这时候她的手里有钱了，也领略了镇上的热闹。她把计划好要买的东西都买了，比如一些日常用品，比如给她的小孩子扯一些布做新衣裳。但是完了她还碰到了计划外的事情，或者说受到了一些额外的诱惑。比如她看到了供销社柜台上摆着的荔枝罐头，一颗颗晶莹剔透地漂浮在糖水里面，外面贴着彩色的纸，纸上印着红色的荔枝，有一个已经剥开了，露出雪白的果肉。也许她还从来没吃过，虽然也曾经梦想过，但是太贵了，现在她犹豫了，要不要买一瓶回去，给孩子们一个惊喜，顺便自己也尝尝。思想斗争很激烈，要命的是她现在有些钱了，如果一点都没有，那就好办，走就是了。在口袋里紧紧握着的那张钱都要被汗水浸湿了，主意还是没定下来。到底买还是不买，如果硬买，买是买得起，但是显得有点孤注一掷了，显得有点不太会过日子了，毕竟平常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再说要是被丈夫唠叨两句，也会没了好心情，还是算了吧，还是等条件更好一些的时候再来买吧。不过要是就这样回去了，又显得不太甘心，左右为难骑虎难下。但是最终不管买不买，都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你不能指望她的头脑里有见识外的东西，如果她打算今后有钱了买一辆轿车回去，可以接送小孩上学，那就显得不太可能了，因为小轿车她见都没见过，是方是圆都不知道。如果那样写，就不太真实了。
第二我觉得是从功能目的的角度去看。通俗文学的目的，就是娱乐、就是消遣，就是商业目的，大家看着开心，赏心悦目，就可以了，如果进一步可以做一做梦，那就更好了。只要审查通过，发行量越大，就越是成功。但如果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根据发行量去评判一部作品的优劣，那就是一个笑话了，也就不需要评委了。
通俗文学往往过滤掉了那些复杂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内容，而将一些美好的东西静态地呈现出来，美则美矣，但不太真实。比如台湾的一些言情小说，一出来就是花园洋楼、名贵的跑车、华服洋酒、各种高层次的社交聚会，至于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是做正当生意赚来的，还是非法营生得来的，你可以不问，反正它就有了。男女主人公只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情说爱、生离死别。而主人一般都是年轻美貌，英俊潇洒，或有着高贵的血统。在爱情最终实现之前，也有曲折，也有误会，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结局所作的铺垫，而所有的百转千回也不过是为了增加你的阅读兴趣。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一个普通人也许一生都不会碰到一段象样的感情，而感情受到的创伤，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弥补。而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残疾人，特别是家庭条件不好的残疾人，也许爱情一辈子都将与他绝缘了。而那痛苦而卑贱的挣扎，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
严肃文学的目的和功能要复杂一些，或者说它承载的东西要更多一些，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试图反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方方面面并予以概括的作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诗式的鸿篇巨制。19世纪的世界文学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俄罗斯民族的列夫托尔斯泰，另一个是法兰西民族的雨果，他们的代表作，一个是《战争与和平》，一个是《悲惨世界》。20世纪也有一个，他就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百年孤独》采取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亦真亦幻，反映拉美的历史与现实，光怪陆离，内容十分驳杂。中国的茅盾也有这样的企图，他的《子夜》试图反映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整体风貌，但由于艺术准备和艺术功力上的不足，不是很成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一位列夫托尔斯泰式的人物。也许鲁迅在精神气质和文学才能上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他的小说作品，水准都很高，但是鲁迅被一些更急迫的事情分散了精力，没有时间坐下来打磨自己的传世之作。鲁迅更多地成了思想家，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留下的遗憾。
第二种是揭露、控诉或抨击社会制度的罪恶和腐朽，按照鲁迅的说法，就是揭露我们这个社会的病根并引起疗救的希望。鲁迅的作品、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奥地利卡夫卡的作品、梁山伯和祝英台都属于这一类。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巴金笔下的觉新还有梁山伯和祝英台，都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牺牲品。而卡夫卡的作品，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机器和各种制度压扁的小人物的孤独和不幸，他们的绝望、挣扎和虚无。相对来说，鲁迅和巴金们面对的封建制度，虽然罪恶，虽然依旧强大，但毕竟是行将腐朽的东西，打倒它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有更多的底气和自信。而卡夫卡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制度却依然如日中天，想撼动它无异于以卵击石，卡夫卡的气息，就象是秋日的呓语。
第三种是描写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及其演变的作品。比如王安忆的作品、池莉的作品、陆文夫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萧红的作品，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王安忆写的是上海，池莉写的是武汉、沈从文写的是湘西，萧红写的是黑龙江，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日本川端康成的一些作品，比如古都，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看。
第四种是性格的悲剧或说人性的悲剧。现在一般认为人性的悲剧主题比社会制度悲剧主题具有更加永恒的意义。因为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弊病总有一天会消除，而人性本身的许多弱点却永远也不能完全根除。关于人性的主题，莎士比亚有诸多的探讨，他的哈母雷特是一部，主人公的名言“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看雷雨的结局，我们发现曹禺的野心，决不是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这么简单。好人和坏人，在上帝看来，都不过是舞台上扮演的一个角色而已，每一个人，周朴园也好、鲁侍萍也好，还是繁漪、周萍、四凤，每个人都有一个命定的性格加环境，也就有了一条宿命式的命定的路。
但是分析作品的类型就象分析人的气质一样，很多作品不能单一地归为某一类型，而是一种综合。你说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是社会悲剧还是性格悲剧，我看刚好是两者的综合。包法利夫人虽然生活在一个庸俗而又势利的环境里面，但如果不是性格中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贪图享受的缺点，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再比如梁山伯和祝英台这样的作品，也许作者还无意于暴露什么人性的弱点，但在我看来，梁山伯从头到脚没有为自己的爱情争取过什么，好象只有祝英台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要说他爱祝英台，也就是那场相思病，但一个大男人不去做点什么，而在家里生什么相思病，十分可笑。其实中国古代经典爱情剧的男主角，大多是不太可爱的。梁兄比较平庸无能，许仙会说点甜言蜜语，但缺少判断力，立场也不坚定。张生好象比较自私，只顾自己性欲的满足。还有一个李甲，基本上属于无赖了，不过这一回问题出在杜十娘身上。杜十娘在那种地方混了那么多年，多少王侯公子都被她耍了，钱被她骗了，她应该有双妖精一样的眼睛，结果走眼走到这种程度，居然看上了李甲，你说李甲跟一般的花花公子有什么区别？把爱情的宝押在他身上，结果自然是输的惨了，惨的痛了，痛的哭了。最后只有跳河。不过事情也有例外，卖油翁独占花魁里的卖油翁是个比较成功的爱情男主角。他属于底层的劳动人民，有着劳动人民特有的淳朴和善良，但他不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他在花魁面前很会说话，说的她都有点心动了，不过他的会说话不属于油嘴滑舌，前提是带着诚意的。而且他有胆识、有气量，在女人面前舍得花钱，你说他几年辛苦积下的十两纹银，就这么拿去嫖了，哗的一下，一个晚上全部花光，而且那天刚好碰到花魁喝醉了，吐的一塌糊涂，还吐了他一身。结果什么事也没做，还服侍了她一个晚上。而花魁自己也是头脑清醒的，自己再漂亮，再有才情，终究不过是个青楼女子，等到年老色衰，难免晚景凄凉，还不如趁早找个老实又体贴的。
就象当年的林青霞，看准了秦汉这个小白脸是靠不住的，不如就找个厚道的小老板嫁了吧，虽然身价也就十几亿，但是生孩子、坐月子、买奶粉、换尿布的钱，算是不用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