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txt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它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形态的差异是区别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四”，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可能。高玉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正是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较新成果，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五四文学运动是从语言变革入手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五四思想先驱者们一致的文学革命策略。五四文学运动中因此集结了太多的语言学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白话取代文言，文言的本质是什么，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又是什么，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是什么关系，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为什么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入手，新文化运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等等。高玉立足现代语言观，对这些问题都作了阐释。他在这部论著中分析道，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当时的民间口语，它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却是两套语言体系。在语言工具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语言作为思想思维和世界观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古代性物质，现代汉语体系决定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特质。在以文言文为基本语言形式的古代汉语体系里，古代白话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存在的，而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现代白话更多的是作为思想性的语言而存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白话代替文言，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替换，更是思想上的深刻革命。“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到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29页）“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定型正是语言的定型，文化的转型正是语言的转型。”（34页）所以“从发生学上来说，中国现代汉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现代语言的现代性。”（56页）

在重审五四白话文理论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时，高玉敏锐地洞察到，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极力主张的语言变革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但五四思想先驱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他们源于传统的语言本质观，认为语言只是工具，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思想的物质性外壳，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运动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讲清楚。对于新文学为什么要用白话而不用文言，胡适的理由是很不充足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个结论就很有问题，不太符合文学史的事实。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白话文学固然很多，但优秀的文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再比如，胡适反复强调“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些论断也失之笼统和偏颇。文言文的“死”和白话文根本不是从“字”上来区分的。语言的死活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被使用，而是否被使用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是否合时宜。新文化运动之前，文言文是正统的语言，还在被广泛地使用，根本就不能说它是“死”的语言。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是走对了路子，发动白话文运动是正确的，但胡适等人的理由并不是关键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不正确的。文学观念的变更需要深刻的思想革命，而语言变革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153页）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理论上的成功，而是事实上的胜利。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由只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才能说清楚，只可惜五四先驱者受制于当时的语言学发展状况，无法将它讲清楚，而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受传统语言学关于语言工具观的影响，也未能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作出的新的阐释，从学理上凸现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翻译文学从语言系统到思想思维上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提出了翻译本质“二层次”的理论观点，即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他指出，一方面，借助翻译，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它从文学观念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输入了西方的富于逻辑的清晰的表达方式（语法或文法），同时还输入了新概念新术语和新范畴，这其实就是输入新思想。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形而下”的物质性词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翻译为汉语时，又受汉语及其汉语文化的制约从而中国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归化”。翻译从根本上是外部力量，外力毕竟是外在的，它的作用主要限于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它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很多新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成果何时被中国所吸纳以及怎样被吸纳，还取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土壤，取决于中国文学从外部到内部的种种环境和条件。通过对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的揭示，高玉事实上也挑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不是“全盘西化”的文学，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制约，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第三种文学。

学衡派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的巨大胜利也就宣判了学衡派的失败，宣判了他们理论的不攻自破。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学衡派的认识都存在很大偏误，甚至到了不与理解的程度。重新评定学衡派，给他们以恰当的历史地位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个案。高玉认为，学衡派在本质上是现代保守主义，但具有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衡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有质的差别，封建顽固派站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而学衡派只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化派和新文学派的反对派，他们并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反对派。从学理上讲，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似乎比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还要合理和公允，但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没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语言的不恰当认识和传达西方思想时所使用的文言表述方式。由于坚守文言文，学衡派在思想上不是超越了传统而是回归了传统，从而导致了自身的文化悲剧。

中国现代汉语：现代化

中国古代汉语：古老化

(废话！）

知道后告诉下…我也需要

中国古代文学，是从先秦两汉以来到清朝末年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以后直至现在。至于哪个专业好一些。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相同的，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爱好才能学好。

他们的区别：

其一，研究对象不同——两个学科的名称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其二，研究困结不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令人头疼的是我们如何能尽可能地复现历史现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纠结的却是我们如何能摆脱近距离的语境所造成的局限。

其三，研究侧重的方法不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往往为避免语境悬隔而造成的妄测而更加注重实证性的研究，侧重考据；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为摆脱现实语境的压力和束缚而向阐释性的研究倾斜，形式研究和文化研究往往更受青睐。

其四，研究重心不同：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是既成事实，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基本以经典的再发现和再阐释为重心，至于对边缘作家和文本的经典化阐释诉求则一般很难获得认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处于未完成状态，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是在多元对话中谋求统一的可能性，这种多元和统一的过程形成了一种拉锯式的运动状态。

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就业些 其实没多大区别，用人单位主要看中文这一大方向。

肯定是现当代文学了，旅游杂志编辑和古代文学一般来说扯不上关系，还是学现当代文学更实用。

1、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

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

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2、中国古代文学史讲的是从上古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悠久，其起源，约略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漫长的历史上曾经产生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作家和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出现了多姿多彩的体裁、题材、风格、流派，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文学潮流和文学理论， 内容极其丰富。

这是一笔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世界民族文学之林，我国古代文学以自己无比辉煌的成就和无比鲜明的独特风貌，占有重要的地位。

扩展资料：

中国现代文学概念：

1，“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

①传统分法：1917—1949 。多数学者。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等。

②现代分法：包括当代文学，南方不少学者。如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上即指1917—1949，下指1949至今。

另外，还有一种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包括进去的说法： 20世纪中国文学。

不过，上限又推到1898至今。如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黄修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刘明馨，赵金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纲上，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等。

2，“现代”作为一个性质概念

《三十年》"序言":"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①语言上，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②文学形式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内涵和地位古今均一样。

③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并重。

④内容上，真正属于"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审美心理，审美标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劳工神圣，儿童崇拜，妇女解放。

最关键一点，个人的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出现。于是，一切思想，情感 和审美心理均从个人出发，皆因个人变化。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出现。

参考资料来源：

第一次文代会和第四次文代会在不少文学史著作中，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阶段划分的历史节点。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延安文艺座谈会和第一次文代会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历史界标，其政治功能被不断强化。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文学史分期界标的历史功能被逐渐淡化，文学的审美性原则以及文学形式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视。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它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形态的差异是区别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四”，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可能。高玉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正是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较新成果，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五四文学运动是从语言变革入手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五四思想先驱者们一致的文学革命策略。五四文学运动中因此集结了太多的语言学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白话取代文言，文言的本质是什么，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又是什么，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是什么关系，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为什么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入手，新文化运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等等。高玉立足现代语言观，对这些问题都作了阐释。他在这部论著中分析道，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当时的民间口语，它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却是两套语言体系。在语言工具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语言作为思想思维和世界观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古代性物质，现代汉语体系决定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特质。在以文言文为基本语言形式的古代汉语体系里，古代白话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存在的，而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现代白话更多的是作为思想性的语言而存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白话代替文言，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替换，更是思想上的深刻革命。“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到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29页）“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定型正是语言的定型，文化的转型正是语言的转型。”（34页）所以“从发生学上来说，中国现代汉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现代语言的现代性。”（56页）

在重审五四白话文理论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时，高玉敏锐地洞察到，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极力主张的语言变革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但五四思想先驱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他们源于传统的语言本质观，认为语言只是工具，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思想的物质性外壳，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运动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讲清楚。对于新文学为什么要用白话而不用文言，胡适的理由是很不充足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个结论就很有问题，不太符合文学史的事实。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白话文学固然很多，但优秀的文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再比如，胡适反复强调“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些论断也失之笼统和偏颇。文言文的“死”和白话文根本不是从“字”上来区分的。语言的死活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被使用，而是否被使用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是否合时宜。新文化运动之前，文言文是正统的语言，还在被广泛地使用，根本就不能说它是“死”的语言。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是走对了路子，发动白话文运动是正确的，但胡适等人的理由并不是关键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不正确的。文学观念的变更需要深刻的思想革命，而语言变革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153页）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理论上的成功，而是事实上的胜利。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由只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才能说清楚，只可惜五四先驱者受制于当时的语言学发展状况，无法将它讲清楚，而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受传统语言学关于语言工具观的影响，也未能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作出的新的阐释，从学理上凸现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翻译文学从语言系统到思想思维上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提出了翻译本质“二层次”的理论观点，即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他指出，一方面，借助翻译，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它从文学观念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输入了西方的富于逻辑的清晰的表达方式（语法或文法），同时还输入了新概念新术语和新范畴，这其实就是输入新思想。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形而下”的物质性词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翻译为汉语时，又受汉语及其汉语文化的制约从而中国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归化”。翻译从根本上是外部力量，外力毕竟是外在的，它的作用主要限于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它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很多新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成果何时被中国所吸纳以及怎样被吸纳，还取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土壤，取决于中国文学从外部到内部的种种环境和条件。通过对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的揭示，高玉事实上也挑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不是“全盘西化”的文学，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制约，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第三种文学。

学衡派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的巨大胜利也就宣判了学衡派的失败，宣判了他们理论的不攻自破。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学衡派的认识都存在很大偏误，甚至到了不与理解的程度。重新评定学衡派，给他们以恰当的历史地位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个案。高玉认为，学衡派在本质上是现代保守主义，但具有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衡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有质的差别，封建顽固派站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而学衡派只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化派和新文学派的反对派，他们并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反对派。从学理上讲，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似乎比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还要合理和公允，但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没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语言的不恰当认识和传达西方思想时所使用的文言表述方式。由于坚守文言文，学衡派在思想上不是超越了传统而是回归了传统，从而导致了自身的文化悲剧。

鲁迅的创作观念和文学实践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对鲁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的考察与分析。在分析鲁迅的语言观与他的文学创作的关系时，高玉认识，鲁迅尽管没有系统学习和研究过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但他凭借天才般的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领悟到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鲁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但他反对“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观点，而且主张青年少读甚至不读古书。在文学创作中，鲁迅主要从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借鉴了古文，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受了文言表达方式、修辞艺术、文字技巧的影响，而在思想层面上，他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思想，是基于“拿来主义”主张的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学习与移植。鲁迅早期也用文言进行过创作，鲁迅的文言作品显示出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即一方面试图借助西方思想和精神来破坏和反抗传统，另一方面因为使用了古代汉语的话语表述方式，语言的束缚使他的思想在根本上无法走出他想超越的中国传统，他的文言作品因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紧张感。直到写作《狂人日记》，鲁迅才彻底从这种矛盾与冲突中摆脱出来，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变。鲁迅的转变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转变，在这转变过程中，语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汉语代替古代汉语不只是语言形式的更换，而是思想思维的更新。现代汉语发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就决定性地发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才正式确立起来。

现代文学就是现代汉语文学，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可以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隐秘关系，也可以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得与失、优点和不足、经验与教训，并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如何吸收传统、如何借鉴西方、如何完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上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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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一般是指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范畴和称谓，主要指称新中国成立以后半个世纪至今的文学。包括中国20下半叶的17年文学（1949-1966），“文革”文学（1966-1976）新时期文学（1976-1989）、和后新时期文学（1989－ ）。相应的，中国当代小说也就是指20世纪中国后半叶诸时期的小说。

本文所探讨的“当代小说”，主要是指“当前”或“当今”时代的小说，也就是我们现代当下的小说，这个时期大致与后新时期文学相同，基本上是九十年代至今的小说创作。本文的主旨是对当今小说的创作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小说在本世纪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因此，将当今小说按照大轮廓划分为传统小说，后现代小说和后现代之后的现代小说。

按照传统习惯划分，中国现代文学断代起自1919年，结束于1949年。这期间没有“十七年文学”之说。而1949年至今属于当代文学范畴，所谓“文学十七年”出现在这个阶段，具体指的是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文学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以革命题材为主旋律，涌现出大量红色经典之作，仅长篇小说就有《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红旗谱》《林海雪原》《红岩》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文学创作高峰期。

什么意思 ???

详细一点

我重新走进学堂成为一名学生、捡起久违的语文课本时，心情是十分激动的，这不仅意味着我可以重温儿时的梦想，而且意味着我得到了一次充实自我的机会。然而，面对细腻、优雅的汉语言文字，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在兴奋之余，年届不惑的我也不禁暗自担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够学好这门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如果要学好这门课，只有明确了主攻方向，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我们学院的宗旨是为了加速四化建设，培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经济师、会计师。我们的学习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由此我们学习大学语文也应该以此为立足点并结合自己的专业。为此，我将学习的方向确定在：首先，要进一步的学习、掌握好汉语言文字，提高文学素养，打好写作基础。其次，扩大知识面，学习借鉴一些历史教训，领悟一些思想和工作方法。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思路，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觉得获益匪浅，感受颇多。下面就谈谈我学习《大学语文》所得、所感。

从最早有记录的汉语文字殷商甲骨文一直到现代，随着3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汉语言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通过大学语文课，我得以比较全面的接触祖国的文字遗产，使得我对于祖国优美的文字、灿烂的文学成就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从先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现代文化的各类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是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和产物，经过岁月的凝练和升华，代表着汉语言的魅力和水准。透过学习、欣赏这些前人的优秀作品，我学习到许多汉语修辞和结构方面的知识，使得我懂得如何更好的选择、运用词汇来准确的描述事物、恰当的抒发情感。比如朴实无华的项脊轩志(归有光），展现如何通过一些普通的琐事来抒发真挚的感情，大气磅礴如辛弃嫉，巾帼不让须眉如李清照，雄辩滔滔、感请充沛的贾宜（过秦论），华丽优雅如司马相如，拳拳报国如范文正（岳阳楼记），愤世嫉俗如杜少陵。

“文以载道也”。我们国家历来就有文、史、政不分家的传统。作为古老文明的载体，一篇篇经典诗词文章清晰的呈现出祖国的发展历程、历史的前进脉络。正是在通过学习《大学语文》的过程中，使得我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也接触、学习到了相当多的历史、政治、哲学知识，甚至做人的道理、管理的理念等等。有人云“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比如学习秦晋崤之战，让我不仅看到秦穆公不听忠告，听信谗言，骄纵轻敌导致失败的教训，还看到他对于失败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风度；学习燕昭王求士使得我懂得四化建设需要千千万的仁人志士，而且仅有思贤若渴的愿望还不够，必须要拿出求贤的具体办法和行动来，不然贤士门是不会聚集在四化建设的大旗下的；谏逐客书告诉我们干工作，一定要团结同志，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宗派主义，更不能妒贤嫉能；召公谏历王弭谤告诫我们广开言论与压制言论将引起两种不同的结果。大到国家的政策小到公司内部的制度，只有允许人们自由的评论才能不断完善；谏太宗十思疏让我们懂得谦虚谨慎、戒骄戒奢的重要性。

特别是透过一些经典古文名篇，结合自身的经历，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在那些黑白颠倒的岁月里，文字成了灌输、攻击的政治工具，祖国古老、灿烂的文学艺术被不加区别的冠以封建糟粕加以否定、鞭挞。这种对传统文化片面的绝对否定，所造成的人文精神上的伤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受到的最严重的伤害之一。然而，正是通过学习大学语文我得以比较系统、正规的学习一些儒家经典。在这些古老文章中透出的智慧，在今天对我今天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对国家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卫灵公），能面向所有学生，不分贫贱、地域，一视同仁。这在今天恐怕都是我们这个社会要追求的目标；比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提醒我们要善于根据学生实际相机而发，注重引导学生去“乐学”；比如孟子说“夫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不正是这种对国家、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激励着千百劳动人民积极投身到四化的建设中去的吗？有人形容人的无知时说到：“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可以同样形容那些无知的人：“中国人不知道孔子”呢？

当然，有得必有失，在我提高文学修养，丰富自身知识的同时我失去了什么呢？回顾这一段的学习，我想我失去了许多家人团聚的机会，失去了一些球场上的欢乐。但是，我不感到后悔，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确实充实了自我。世上有什么东西比知识更有价值呢？

乔厂长上任记

乔厂长上任记开创了“改革文学”的先河。乔厂长上任记，短篇小说。作者蒋子龙。197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7期。

这个问题的原因大概有三点，

第一就是说中国毕竟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古代的文学更是有着一定的韵味。经过千年的历史沉淀散发着一股浓香。而且汉语的诗词对仗押韵的形式也是其他语种没有的。一般都是作家一类的人来通过发掘汉语中的大雅来找到创作灵感。

第二就是说一种媚外的心态。这种心态哪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这种人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但是不是很高。他们的心理就是说自认为已经了解了自己国家的文学，感觉枯燥没有味道，所以就会去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学。那么有着完整历史文化传承的中国肯定是首选。

第三种就是说完全一种炫耀的心态。就好比我们国内很多人学会了外语就四处嗮外语功底一样，这样会显得自己特别有学问。

另外就是说现代文学，我想说中国现代真的有文学存在吗？答案是肯定已经没有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大多数是来源于西方，所以文化自然也很大程度的西方化。完全已经没有了东方的那种美和韵味。所以对于西方人来说，研究现代文学不如研究自己的本土文学。

其实文学的意义就是在于交流，有很多西方人喜欢东方文学，自然也有很多东方人喜欢西方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和现代文学最根本的区别在我看来就是韵味，就好比美酒，藏的时间越久远，越是散发着浓烈的香味。

希望回答对你有用！

关仁山:真诚面对读者，替中国农民代言。

贾兴安:文学应使人"感动"。

于卓:文学是我们的精神与昨天、今天，还有明天对话的一种特殊途径。

胡学文:我作品中的人物无论处在怎样艰难的境地，我都要竭力抒写他们内心的美好，他们积极的生活态度。

刘建东:文学是让心灵透明的一束阳光，是给精神解放的一剂药。

刘燕燕:人生残酷，也许需要文学的温暖和照耀，这是文学的力量。

李春雷:文学就是要表现一种永恒的人类理想和历史关怀，这是文学的方向。

河北作家曾经在现当代中国文坛上创造过令人炫目的辉煌，田间、梁斌、孙犁、徐光耀等一代文学大家们就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以孙犁、刘绍棠和从维熙等人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更是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津津乐道。改革开放后铁凝和一些中老年作家，如陈冲、梅洁、姚振函、一合、张立勤等及“三驾马车”的何申、谈歌、关仁山成为河北文学创作的中坚，他们持之以恒的创作一直受到广大读者关注。今年，引人关注的是以胡学文、刘建东、李春雷、刘燕燕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家们的迅速崛起，他们群体性卓有成效的写作点燃了河北文坛的希望之灯。

“六十年代作家群”崛起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一批“六十年代作家”就已经在中国文坛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比如马原、孙甘露、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与他们相比，河北“六十年代作家”的成名要晚了近十年的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在文坛上活跃起来，但真正形成气势是在去年和今年。

胡学文，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就是这样一个还不广为人知的作家，近两年却用一种近乎平面轰炸的方式，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十月》等全国各大文学杂志发表了十几个中篇，其中大部分都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

刘建东，自1995年在《上海文学》发表处女作以来，已在《收获》、《花城》等发表长、中、短篇数十万字。但是给刘建东带来巨大声誉的，还是2002年在《收获》发表的长篇小说《全家福》，这部小说被国内众多评论家认为是当年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刘建东也因这部小说而被人们称之为“都市奇迹”的书写者。

李春雷，作为一个不经意间走上报告文学创作的人，他无疑受到了缪斯女神的青睐。《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和今年创作出版的《赤岸》……一部部重量级的长篇报告文学的问世说明了李春雷的实力。

刘燕燕，曾被贴上“美女作家”的标签，也曾被误认为与棉棉、卫慧等人同属于七十年代作家，在《阴柔之花》、《不过如此》、飞鸟和鱼三部中篇之后，2003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你我如此完美》，以及长篇散文谁是我们的敌人受到青年读者的好评。

与上述四人不同，关仁山、贾兴安、于卓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作家成名要早一些，尤其是“三驾马车”之一的关仁山，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在中国文坛上享有广泛的声誉了。随着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刻和写作技艺日臻成熟，他们的创作开始步入巅峰状态。关仁山在长篇小说《天高地厚》之后，今年又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执政基石；贾兴安今年发表了4部中篇3个短篇；于卓今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长篇小说互动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红色关系》也引起了反响。

一代人的共同经验

评论家李洁非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作家群”有轰轰烈烈的战争生活为标记，“反思作家群”有政治运动冲击为标记，“知青作家群”有充满理想主义的上山下乡命运为标记，而这一代作家们则失去了显著的、为同时代人所广泛认同的社会事件“标记”。那么，“六十年代作家群”到底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标记”性事件呢？

刘建东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他说，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标记，与以往不同的是，要找到能表现当下的标记似乎变得困难了，因为时代在飞转，它停不下来，无法让人们慢吞吞地去抓住一个把柄，而这正是这个时代的标记。

胡学文的回答则简单明了：这是一个生活多元的时代，这也算是标记吧。

的确，现实是复杂的，生活是多变的；但是，梳理一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这段历史，剔除那些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意义不大的琐屑事件，我们就能从现实生活表象的虚幻下，透视出这代人的标记性事件，这些也就是属于他们的共同经验。

文革。虽然上世纪六十年代人都经历了文革，但是文革只不过是他们“童年记忆中的一个投影”罢了，他们虽然存在，却是一种缺席的存在。文革对他们的影响介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但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影响。正如刘燕燕所说的那样：“对于文革的记忆，因为出生的时间导致的已经不是亲历，而是一个背景。但历史是血脉相连的，在我的童年、青年的成长中，这个背景下的人和事物从来没有在记忆里淹没过。”

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作家一直在自觉地守护着传统文人的操守和道德，但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却是他们所无法避免的。如果说他们出生在一个充满“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年代的话，那他们则完全是在一种“现实主义”的语境下成长的。在这个意义上，关仁山认为六十年代人的标记性事件就是改革开放。

此外，还有大学教育。这代人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较系统的文化知识，其中大多数人还是中文系毕业，有着良好的语言基础和文化修养。正如李春雷所说：“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经历和文学思想大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奠定的，尚实少，务虚多，额头上和后背上或深或浅地烙印着一个个鲜明的学院派胎记。”

以年代命名的背后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在一次提到“80后”的现象时说，这种用年代来划分作家的方式首先说明命名能力的丧失，我们无法从理论的概念、从一种流派、从一种艺术本身的特质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作出概括。这种说法是诚实的，它同样适用于“六十年代作家”这一命名。但是在年代命名的背后，这些作家的创作确实又存在着很多相通的东西，他们的文学立场和话语方式是基本一致的。

生活是创作之源。这批人，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人，都有深厚而丰富的生活基础，构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源泉。关仁山曾在唐山丰南渤海湾渔村挂职副村长深入生活四年之久，从那里开始了他的“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的创作。于卓刚满16岁就成了一名石油工人，大西北那几年的生活，那种苍凉的工作环境和远离家乡的孤独感受，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时有流露。影响贾兴安创作的，最初来源于乡村，乡村的文学资源很少，能看到的书大多是五十年代出版的几本名著，而更多的时候，是晚上坐在街边上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的说古，因此贾兴安在最初非常喜欢民间文学，也写过一些民间故事。

宏大历史与个人记忆。有评论家认为，六十年代作家的写作从表面看多是表现个人，注重成长中的个人记忆，而实际上作家在文本之中却往往是对社会、历史或时代的宏大主题的阐释，或是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对这个问题，刘建东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反对观点。他说：“我不大同意那种把六十年代作家简单地归为成长记忆的描述者。我想，任何写作都不可能脱离社会，就像树，它不会生长在空中。即使是个人记忆的东西多一些，文本意识更强烈一些，但是对社会的焦虑也更多一些，思考也更复杂一些。”刘燕燕则认为：“从我们的个人记忆出发，才能到达别处。个人和社会、历史不是对立的，是盘活的，从个人出发不是一种反动，恰恰是一种进步，一种正常。但不是围绕个人绕圈子。从某种角度说，文学就是人学。”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有人说“朴素的理想主义和社会历史关怀仍是他们许多人意识深处的选择”。关仁山认为这个问题与六十年代作家经历有关。他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现实主义成分多一些；但我们心中也有理想，不是“乌托邦”式理想，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全面洞察和批判之上的理想。于卓则认为不是六十年代生人选择了朴素理想主义和社会历史关怀，而是朴素理想主义和社会历史关怀锁定了我们这些六十年代的作家。李春雷说：“随着复杂的人生体味，和各种各样灰色的莫可名状的苦恼和无奈的增多，我感觉自己的笔越来越沉重了，越来越现实了。”

虽然我们以“六十年代”命名了这些作家，但是这只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是为了分析和概括问题；其实真正的文学创作是属于个人的，他们对生活也有着不同的认知角度，而这些也必将突破群体性概念的束缚，突现出独属于作家自己的特色。因此，要想真正认识这些作家，还需要去直接关注他们的作品。

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区别,并不仅仅是时间维度上的先后,现代文学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两者在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现代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机制与古典文学有了本质的区别。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是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那些影响文学发展的内在因素在沈从文创作过程中起到了最根本的促进作用。因此只有把沈从文的创作放在现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从影响了现代文学发展的那些新因素中加以分析,才能说明沈从文文学创作成功和失败的意义所在。 文章考察了乡土、都市、出版、大学、女性、政治等六个方面因素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其中,都市、传媒、大学等因素属于新出现并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因素,乡土、女性、政治等因素虽并非新出现,但其内涵与古典文学时期相比有了巨大的差异。 第一章从乡土因素的角度考察了湘西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从1924年沈从文发表第一篇作品到1949年他基本放弃以一个作家身份从事文学创作为止,湘西在沈从文创作中的影响情形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24年到1927年为第一阶段,湘西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

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作家有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等十二人。

个人觉得六十年代有很多的文学大师啊，像什么叶圣陶啊，钱钟书啊，老舍啊（虽然老舍1966年就去世了，但是还是留下了不少的精品之作），而且1966到1976是文革嘛，很多的作家都受到了牵连，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学发展应该是处于低谷期的···默哀个···

叶圣陶

当今的商品经济时代，“数字化”已经迅猛地深入到社会的主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文学作为折射生活基础的精神世界的一面，其形式和内容正在发生变化。文学将必然大量地体现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特征。在这个背景下，网络文学出现了，而且发展非常迅速。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是有必然性和积极意义的人类现象。它应该是人类传统文化的一种延伸。

问题是网络文学来得似乎太迅速了。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产生的传统文学在遭遇网络文学时，在交融和包容方面出现了问题。

网络文学更倾向于生活情感

传统文学更倾向于精神文化

更有不同的受众人群 不存在冲突矛盾

“中国现代文学史”四大社团（来自度娘）

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纯文学团体，成立于1921年1月，发起人有茅盾等人，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积极倡导文学革命。其主要理论家茅盾提出文学要老老实实表现人生，尤其应描绘被压迫的人民，在创作方法上，他主要提倡现实主义，反对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作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如茅盾的《蚀》三部曲、叶圣陶的《倪焕之》，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冰心的《超人》等均以对现实的细密描绘、深入剖析，显示出现实主义特色，而成为文学研究会这个显示主义文学流派的力作。

创造社

成立于1921年7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主要成员郭沫若、郁达夫等，主要出版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有明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色彩，非常强调文学是作家的自我表现，极力反对文艺的社会功用，认为于是应除祛一切功利，力求本身之完美，同时，他们又极力反对社会黑暗，创造社的主要创作方法是浪漫主义的，重在抒发个人感情，表现自己个性。如郭沫若的诗集前茅、郁达夫的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等都以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而成为创作社的代表作品。

新月社

新月社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月刊。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体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他们对于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等是新月派的佳作。

语丝社

语丝社得名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的语丝周刊，由语丝主要馔稿人组成，主要代表人物有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钱玄同、孙伏园、俞平伯、刘半农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有任意言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拨辣幽默，讽刺强烈。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报刊传媒繁荣 出版业平民化 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 文学的接受机制发生变化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1917年的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近20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 二．文学观念的变革 1.“诗界革命” 梁启超、黄遵宪 “文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诸梁启超。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观念都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看重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2.现代戏剧的引入 白话文之提倡 对文学本体的认知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 在文学观念上，王国维将文学从“文以载道”的奴婢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则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一、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全面步入现代化历程。 发生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既是清末民初20年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准备的必然，也是外来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 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名词解释：《新青年》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办刊地址也因为陈独秀受邀北大而迁至北京。《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同时，还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理论，给当时的人们提供思想武器，也给文学以精神核心，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 文学革命创作的实绩：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 刘半农相隔一层纸 郭沫若凤凰涅磐匪徒颂 报刊 京沪四大报纸副刊：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从1918年5月的第4卷第5号开始，《新青年》正式完全改用了白话。 二、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推出易卜生专号，主旨在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的作品娜拉、《国民公敌》，恰好和五四精神吻合，形成了巨大影响。 《小说月报》是20年代小说界第一刊物。 三、新文学社团与潮流 湖畔诗社192【摘要】

结合作家和作品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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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报刊传媒繁荣 出版业平民化 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 文学的接受机制发生变化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1917年的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近20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 二．文学观念的变革 1.“诗界革命” 梁启超、黄遵宪 “文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诸梁启超。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观念都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看重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2.现代戏剧的引入 白话文之提倡 对文学本体的认知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 在文学观念上，王国维将文学从“文以载道”的奴婢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则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一、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全面步入现代化历程。 发生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既是清末民初20年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准备的必然，也是外来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 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名词解释：《新青年》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办刊地址也因为陈独秀受邀北大而迁至北京。《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同时，还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理论，给当时的人们提供思想武器，也给文学以精神核心，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 文学革命创作的实绩：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 刘半农相隔一层纸 郭沫若凤凰涅磐匪徒颂 报刊 京沪四大报纸副刊：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从1918年5月的第4卷第5号开始，《新青年》正式完全改用了白话。 二、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推出易卜生专号，主旨在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的作品娜拉、《国民公敌》，恰好和五四精神吻合，形成了巨大影响。 《小说月报》是20年代小说界第一刊物。 三、新文学社团与潮流 湖畔诗社192【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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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5000左右字了【回答】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报刊传媒繁荣 出版业平民化 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 文学的接受机制发生变化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1917年的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近20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 二．文学观念的变革 1.“诗界革命” 梁启超、黄遵宪 “文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诸梁启超。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观念都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看重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2.现代戏剧的引入 白话文之提倡 对文学本体的认知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 在文学观念上，王国维将文学从“文以载道”的奴婢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则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一、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全面步入现代化历程。 发生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既是清末民初20年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准备的必然，也是外来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 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名词解释：《新青年》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办刊地址也因为陈独秀受邀北大而迁至北京。《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同时，还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理论，给当时的人们提供思想武器，也给文学以精神核心，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 文学革命创作的实绩：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 刘半农相隔一层纸 郭沫若凤凰涅磐匪徒颂 报刊 京沪四大报纸副刊：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从1918年5月的第4卷第5号开始，《新青年》正式完全改用了白话。 二、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推出易卜生专号，主旨在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的作品娜拉、《国民公敌》，恰好和五四精神吻合，形成了巨大影响。 《小说月报》是20年代小说界第一刊物。 三、新文学社团与潮流 湖畔诗社192【回答】

好的谢谢【提问】

没事的【回答】

莫言的不错。

平凡的世界

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还有余秋雨的散文集也不错!

《三毛流浪记》------

《狼来了》------

那我来分享点小技巧给大家，希望有所帮助。有人说把课后题目都背下来就能过，错，大错特错！

关键自己要能理解，会提炼，老师们阅卷非常讨厌背诵标准答案的学生的。 其实，文学史简答题答题方法有很多种，总的原则感觉是要把答题看成是写篇小论文，一些写论文的基本方法都可以用得上，像我上面提到的主要就是用了两种方法：举例子和引名言。

鲁迅先生说过写小说，不要去相信什么小说写法之类的书，直接去看经典名著，那就是最好的路子。其实答题方法也一样，那就是多看看教材和论文专著之类的关于某个论点的展开方式，是可以得到很多启发的。 此外，还有一条是很应试的方法，就是看看比较高质量的习题集，看看它是怎么展开论述的。多看学术著作，揣摩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

题目应当根据内容来定，关键是你先要把论文的内容定下来，这个内容是你最熟悉、掌握资料最多的。建议还是多下载些论文，先看看人家主要的研究方向，选定适合自己的，有时候随便拟一个题目，后来发现不好写，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