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里面的内容真实吗？

《竹书纪年》其实就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秦始皇一统中国后，把六国史书都给烧了，魏国史书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数百年后，公元281年一起盗墓事件竟然让这本史书得以重见天日。

据晋书所记，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数十车的竹简，其中便包括这本非常珍贵的魏国史书。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故而称为《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发现的。

《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它不仅仅记载魏国的历史，而是从五帝开始，一路记录下来，包含非常多珍贵的史料。作为魏国史书，为什么《竹书纪年》里记载了从五帝开始的历代历史呢？魏国的前身是晋国，晋在春秋时代，长期霸占霸主的地位，是诸侯之长，周王室完全是在其保护下才得以生存。晋国曾经出兵平定周王室的内乱，很可能把周王室所藏的历代史书，重新整理了一份留在晋国。到了战国时，晋国一分为三，魏国最强大，继承晋国的衣钵，故而这些史料转移到了魏国。

应该说，《竹书纪年》里的东西，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当然，由于现存的《竹书纪年》残缺不全，原本已经丢失，只是零星片断被重新整理成书。即便如此，它的可靠性仍然很高。我举个例子：

比如谁是商代的“中宗”。商代谥法制度刚刚兴起，但并不是每个帝王都有谥号，只有少数极其出色的帝王才有谥号。除了被尊为“太宗”的太甲之外，还有一位帝王被尊为“中宗”。中宗究是谁呢？

依《史记》的说法，中宗是第九任商王太戊，而《竹书纪年》则明确地记录第十四任商王祖乙才是中宗。究竟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谁也没法证明谁是谁非，直到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才彻底解开谜团。在一片刻有文字的龟甲上，写有“中宗祖乙牛吉”六字，在商代古文物前，真相浮出水面，祖乙才是真正的中宗！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错的，《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竹书纪年》在古史研究中具有其他书籍所不可取代的价值。

请大家多重视《竹书纪年》的战国部分！请大家多重视《竹书纪年》的战国部分！请大家多重视《竹书纪年》的战国部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竹书纪年》分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一般认为古本是真作，今本是伪作，我们这里就说古本。《竹书纪年》据说是魏襄王或魏安僖王墓出土的编年史文献，因为其是战国人写的，所以相对秦汉以后编纂或修订的史书，比如《史记》等，《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更高。

但是，必须要注意到，最高的那部分是《竹书纪年》的编修时代，也就是战国时期，所以杨宽先生《战国史》多用《竹书纪年》去校正《史记》的错误；但是春秋史呢，有更翔实准确的《春秋左传》，所以一般以《春秋左传》为准；至于商周史呢，还是以甲骨文、金文吧；至于史前史，那只能以考古学结合民族学了。

所以，要笼统问《竹书纪年》是否属实，我只能回答你，越接近战国的可靠性越高，所以我觉得应该多重视战国。我也知道，很多人想知道的是尧舜篡夺可靠不可靠，肯定认为什么尧舜篡夺符合人性。但只能说无可奉告，尧舜作为传说人物，存不存在都不知道，谁知道是禅让还是篡夺？而且篡夺是在禅让之后起的。

至于禅让，看似有点原始推选制的意思。但实际上不管禅让还是篡夺，学说本身强调的是个人之间权力交接，符合的是战国时期社会形态。但是上古是氏族社会而不是个体家庭，所以诸子百家更多是宣传一种政治学说而已。

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首先谢邀，这本书我看过，但是说句实话，这本书真的很难看懂，特别是在后世修修改改之后，简直是面目全非，不过还好，关键的东西还是有些没改。

《竹书纪年》的内容我认为有很大可信度，原因便是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所写，记载的都是先秦时期的事，早于《史记》，也简于《史记》，里面很多东西都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最重要的是，它在战国时就入土，并未受到秦朝焚书坑儒的祸害。

而司马迁写史记时，很多古籍都已经被烧了，在考察上古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时，他是不具有《竹书纪年》的优势的，很多时候就是连查带猜。

有些人认为《竹书纪年》记载不真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其上所述的内容与《史记》完全不同，引起很大的争议，争议的地方很多，我就简单说一下“禅让制”的问题，“禅让制”到底存在与否？

在史记中，尧舜禹都是有德之君，帝位传承都通过禅让，但是在竹书纪年中，却否认了舜的形象，说舜在尧德行衰败之后，将其囚禁，然后取代了他的帝位，这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竹书纪年所写的情况是有道理的，而且很符合人性。

先说说我个人的观点，首先我是承认禅让制的，但是我不认为禅让的主人公都是自愿（这个问题在我的另一篇回答中说过），竹书纪年虽然颠覆了舜的形象，但是它并未否认禅让制，我们可以大胆猜测一下，当尧德行衰败之后，舜举大事，逼位与尧，让尧将帝位“禅让”给他。

像这样的事后世中例子很多，最出名的便是曹丕逼汉献帝让位，成功之后他说了一句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虽然说的人物是舜和禹，但问题还是关于禅让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舜和禹的事儿，我今天算是知道了，什么事儿呢？就是禅让的事儿！言外之意就是说禹很可能也是像他这样对舜逼位的，这虽然是猜测，但是具有一定可信度，从这件事上，又可以映射一下尧和舜。

也就是说，禅让是存在的，但不一定出自本意，很可能是出于无奈。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禅让制的问题上，两本书并不冲突，只是史记的观点是主动禅让，而竹书纪年是被动禅让，而且竹书纪年更加贴合历史轨迹。

不过虽然竹书纪年记载的事情有一定可信度，但是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法家思想，在竹书纪年中，里面的人都比较冷血，就像尧舜禹，还有伊尹，不像史记中写的那样温情脉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因为法家起源于魏国嘛，法家思想简单点说，就是认为人都很坏，所以要用严刑峻法去约束。

这里不排除一种可能，写竹书纪年的人为了宣扬法家思想，故意将一些人物写坏，或者说把一些事件描述坏，以突显法制约束的重要性，所以说竹书纪年上写的也不一定就都正确。

不过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没有人说得准，见仁见智，历史就是这样，不可不信，不可尽信。以上纯属非专业个人观点，大神勿喷。

另外再说一下头条答题的写作界面改不了错别字，希望优化

感谢邀请——两个月前的邀请，很不好意思了。

《竹书纪年》，又称纪年和汲冢纪年，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因写于竹简，所以被称之为“竹书”。据晋书记载，太康初年（公元280年前后），汲郡一个叫不准的人，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纪年十数篇。因此，亦得“汲冢”之名。

纪年，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晋，继述魏事晋事至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书，由魏国史官所著。

原本北宋时佚失。清代朱右曾著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写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人范祥雍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方诗铭、王修龄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等。 南宋时，出现了《竹书纪年》两卷，题有“南朝梁沈约注”。人们遂称此书为今本纪年；称原书为古本纪年，以示区别。清朝时，考证今本者亦多，以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较精。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证其为伪书。

先说“今本”。

1，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里说—— “余治《竹书纪年》，既成古本辑校一卷，复怪今本纪年为后人搜辑，其迹甚著，乃近三百年学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过半。乃复用惠、孙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征”。

王老先生说的很有道理——第一，“今本”肯定不由“墓本”所脱，而是后人所辑；第二，内容百分之九十九来自他书；第三，所剩百分之一仅为年月，也未必可信；第四，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

由此可知，至少，“今本”不是“古本”，也不能代替“古本”。 他很决绝，主张“废此书可也”。

2，但是，正因为“今本”照抄他书，并且尚有极少量“不见他书者”之内容，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一些早期古代文献，于是不必皆尽废之——“今本”对于研究上古史，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持此类观点的当代学者不在少数。

3，当代个别学者，如夏含夷等，也提出了另外的观点——“今本”是否“墓本”整理的另一种版本，认为其还是直接反映了“墓本”的样子。但天文史学家张培瑜先生等，通过考证明确不赞成这种意见。

1，“古本”因其所记载的一些内容，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不同于传统文献所记叙，引起人们的关注。后来发现，“古本”的记载，特别是关于夏、商及西周共和时期的某些记载，与经传大异，却可与甲骨、金文或其他古籍相印证，有重要史料价值——不是说“古本”记载一定正确，但确实提供了更多研究和考证的角度。这是多数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

2，在如下方面，“古本”为上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对“鲧”的记载；对“禹”的记载；对夏代积年（471或472）的记载；对夏王世系的记载；对商族先公的记载；对商代都邑的记载；对成汤七名九征的记载，等等。“古本”对西周有价值的记载亦不少，不多赘述。

3，“古本”与其他文献互为佐证，包括与甲骨文相契合，纠正了传统文献的不准确之处。如证实了王亥是商先公中，第一个以干支命名的先祖。也因为如此，“古本”的文献参考意义，显得更加重要。 可以归纳一下了——

古本竹书纪年，尽管已经残缺，学者们仍极看重其的文献作用。当然，它是魏国史书，难免带有记述的倾向性及不全面性，先秦文献多有此特点。

今本竹书纪年，应为后人托伪。不过，其并非真实墓本纪年，并不妨碍所记载的相关内容——哪些是南宋之人或其他人作伪的部分，比如自黄帝起各代王均记有在位年数并记干支、对上古的日月食记载等等，现在都有证伪，已经基本清楚——除此之外的部分，仍可做为研究参考。

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汲县（河南卫辉市）发现了一座战国墓葬，这个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古书，《竹书纪年》就是其中之一，又被称之为汲冢书。它是汲郡一个叫不准的人，从战国时期一位魏王的坟墓里盗掘出土的。据说，当时出土蝌蚪文竹简有“数十车”之多。

《竹书纪年》记载了五帝夏商周的历史，在晋唐时期，它是完整的，一共十三卷。宋元时若存若亡，已经不可考，到了明代就只余下完整的二卷本。明清以来的学者们把完整地十三卷本称之为“古本”，二卷本则为“今本”或“近本”。

百余年间，学者们对《竹书纪年》的真伪存在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随着时代与资料丰富，又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补充。

《竹书纪年》到底真不真？分析这个问题不能从表面现象出发，而应从事物的实质出发，也就是评判《竹书纪年》的真伪，之需要对它所记得有关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进行考证即可。

据晋书所述，《竹书纪年》记载了从“夏初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即自公元前2174年到公元前77去年，共1400年的历史。因篇幅有限，本文就只节选书上的几个例子来展开论证。

例一：

《竹书纪年》载：

从以上记载可知：西伯（周文王）于帝辛三十三年迁到了程，之后又在三十五年讨伐崇侯虎，迫使崇国头像。这一段历史与史记·周本纪中“（文王）伐崇侯虎，而作丰邑”，以及逸周书·大匡“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所记载的是一致的。并且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文王建“丰邑”是伐崇国成功后，也就是帝辛三十四年进行的。帝辛三十四年建了丰邑，所以文王才在三十五年才由程迁到了丰邑。

例二：

帝辛（商纣王）三十六年换算成公历是哪一年？这一年是否发生过周文王伐“逐昆夷”的事情，这是决定《竹书纪年》真伪的关键。

据学者们对殷末铭器的考证，帝辛元年为公元前1157年，帝辛三十六年为公元1122年。而据尚书·大传载：“（文王受命）四年伐畎夷。”这个“畎夷”就是“昆夷”。

那么，这么看来，现在存在的问题就在于文王受命四年是不是帝辛三十六年？

《帝王世纪》中说：“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文王受命元年，即为“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而根据逸周书·小开“维（文王）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望”，推算下来，文王即位三十五年为公元前1131年。如此，文王即位元年为公元前1166年，文王即位元年既为公元前1166年，那么“文王即位四十二年”也就是“文王受命元年”，定是公元前1125年，即帝辛三十三年。而文王受命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22年，也就是帝辛三十六年。所以从这条资料来看，《竹书纪年》是准确的！

例三：

周昭王南巡不返，这一史实我们可以从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及史记·周本纪中得到印证。

周本纪中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立昭之子满，是为穆王。”可见《竹书纪年》所载可信。

例四：

要分别这条记载真实与否，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周受命（武王克商之年）于哪一年？

二是，穆王元年时哪一年？

三是，从武王克商 之年到周穆王元年是否有100年？

尚书·周书·武成载“武王伐殷......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已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学术界根据这条试料推算的这一年为公元前1106年。

相关考证的资料，根据吴彝历日推算周穆王元年为公元前1006年。从出土的铭器望殷、伯克壶、此鼎所得的结果周穆王元年确为公元前1006年。周受命于公元前1106年，周穆王元年为1006年，刚好一百年。

通过以上例证，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晰的结论：那就是《竹书纪年》的记载，并非完全捏造，它是具有一定真实性的。

但是，关于《竹书纪年》今本，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的真伪，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以上的例证所取得都是商末周初的这段历史，再久远的，却没有列举，这是因为缺乏相关方面的其他史料的证据，但从这从侧面说明了，《竹书纪年》也可能是后人搜辑而成的。

王国维就认为《竹书纪年》失于两宋之际，今本的《竹书纪年》是后人搜辑的。是采录《史记》、通鉴外纪、《路史》等书而成。一大部分学者都认可这种观点。但关于他的价值，则又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比如有的学者认为，《竹书纪年》所载西周以前的事情，全部是传说，价值不太大，只有春秋、战国部分可靠。

总而言之，《竹书纪年》今本，一般被认为“伪书”，也就是并非晋武帝太康二年出土的那套，而是后世所辑录的。虽然是伪书，但于西周以后的历史，仍由一定的研究价值。就如上述所举之例，它并非胡乱编写，而是参考大量其他史料后所辑录而成。

至于《竹书纪年》古本，已经失传于两宋之际，很难考证它的真假了，毕竟我们已经看不见这本书了。

关于《竹书纪年》可信度有多高问题，的确是一个难予准确回答的问题，概论可以，准确回答很难。泛泛而论也要分版本而言，细究则要将所记之事进行全面逐条比对，才能计算出一个概率。

一、现存竹书版本多，但都不是原本。

竹书始于晋代280年不准盗魏襄王墓后，官府收集劫后散乱竹简而来。散乱竹简几大车，内容很多，其中含穆天子西游及历史记年等资料。由于散乱，西晋两次整理后仍有争议。即是有争议的最后稿也在之后的战乱中丢失。后来又从其它书籍引用的集录出来，编成古本纪年；另外还有人另行编辑一本资料更多的纪年，称之为今本纪年。这两种版本，今本虽早，但篡编增加太多。后由朱佑曾等人集出古本。王国维对两个版本都进行批注，对今本逐条寻找历史出处，进行批驳。尽管王批注部分武断，总体上是很好的。

二、两个纪年版本突出方面主要有尧舜禹禅让和季历被杀等问题与存世儒家著作、《史记》等纪述不同。有此人认为是颠覆历史，特别钟情纪年。其实历史典籍对上述问题早有不同见解，并非竹书一家。述上古事，诸子百家与儒家有许多不同，分歧由来可追述到先秦。不必把竹书奉为至典，从而偏面否定儒家之说。《史记》只是采信儒学说法，并非有意篡改历史。不能轻信竹书而否定儒家。两种说法应该是仁智各见，孰真孰假应待另外证据。

三、竹书定性是什么最重要。一是《春秋》及《左传》基本可定性于鲁国史官的史书为源头；

二是竹书是否能算晋、魏国史书呢?即是源自魏国史书，因其并非原本流传和出土，只是从散乱竹简中拼凑出纪年史料，其中有无他篇章中误入?

三是各国史书编写同一事件，认知能保一致吗?

这些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宜轻言谁对谁错，不能肯定竹书而否定《史记》。

四、单就《史记》成书和竹书流传看，整体上《史记》《春秋》及《左传》应该比竹书更可靠。竹书两版本具有很大史料价值，但从流传角度分析，竹书多次遗失，多次重辑重编，显然不及前者。

五、总之，鲁魏两国所遗史书只是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不是全部都相反。矛盾之处应该另寻证据。可以分主次，但不宜轻言颠覆之类。许多历史争论持续数千年后才找出证据。如孙子兵法一、二部之争等。把竹书同清华竹简同等看到即可，作为传世正史重要补充。其权威应该居正史之后。其可靠性可占七八成。竹书古本比今本可靠性应该高。

《竹书纪年》是战国晚期魏国史官的作品，虽然史料价值很高，但也只能代表一家之言。

其中的“文丁杀季历”、“共伯和行天子事”、“晋文侯杀周携王”等内容应该是真实的，比如后两者还能与清华简系年的内容相印证。再比如记载商朝的中宗是祖乙、魏国迁都大梁是在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等，也是得到了考证的。

禅让一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儒墨道三家公认的，而法家也只是对此表示怀疑并不敢直接否定。伊尹同样是诸子百家都认可的人物，而且殷墟甲骨文中有对伊尹的祭祀，祭祀规格和商汤一样隆重，虽然可以解释为伊尹即使篡位被杀但念及其功劳仍对其祭祀，但似乎不应如此被后人推崇，《竹书纪年》作为孤证也难立（当然，我猜测也可能是太甲冤杀伊尹后来又平反）。《竹书纪年》作为战国晚期的作品，会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不久之前燕王哙把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结果导致大难，这使得当时的学者不得不重新审视“禅让”这一学说，而伊尹自立并被杀却两个儿子被重用的说法，似乎也符合战国时期权臣废立君主、宫廷血腥内斗中的一些具体做法《竹书纪年》中关于伊尹自立被杀和尧舜篡位的内容还值得商榷，至迟商朝后期开始有竹简（虽未出土，但从甲骨文和金文中”册“的字形可以看出）记载历史，进入了信史时代，而尧舜和伊尹时期的事仍然是通过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距离《竹书纪年》的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十分遥远。

总的来说，《竹书纪年》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其提供了五帝夏商周时期的编年史、并补充上古历史的大片空白，尽管《竹书纪年》现已失传，但通过相关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还是能看到很多有用的东西的。但《竹书纪年》终究只是一家之言，我们还有《左传》、《国语》、《尚书》、出土的楚简、甲骨文、金文等比其年代更早的资料可以参考，所以也不需要盲信《竹书纪年。

我是小七，一个喜欢《山海经》与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

《竹书纪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留下的孤本。它是一本本来不该出现在世上的书，但是由于西晋时候的一个盗墓贼偶然间盗发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从使它而重见天日。

据考据《竹书纪年》是由晋国史官和战国时魏国史官合著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它所记录的许多东西有许多与我们所说正史迥异。

比如说关于尧舜禹时代的故事，在《史记》和《竹书纪年》里面分别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史记》说是禅让制，而《竹书纪年》的说法则是逼迫残忍掠夺和杀害。

虽然我们普遍认为《史记》这类正史记录的比较可靠，但是在《竹书纪年》和《史记》之间，是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这约四百年里不可抹灭是时间沟壑。

战乱，纷扰，然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加强思想的进步和控制，他下令焚书坑儒。这就造成了很多之前的，史书和典籍完全从历史中消失，再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更进一步，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

使得那个时代的人所接受到的思想和教育，都是儒家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贤下士，天下为公的理论，他们无限推崇和赞美禅让制。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和写作的司马迁，我觉得他是不可能跳出这种思想的禁锢，甚至自由的去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

这是不被环境所允许，同时也不被时代所接纳。

所以我认为司马迁在那种环境下，他写作的东西也是属于符合当时汉武帝一个口味的一个作品，也不是能完完全全反映全部历史。

另外比较值得肯定的是，《竹书纪年》关于尧舜禹的这一段记录，和《韩非子》所记录的尧舜禹的历史一样，再加又与近年来考古学家发现的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以及纪年诸多记载相似。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竹书纪年》的可靠。

另一方面，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也觉得《竹书纪年》所记录关于上古时期的故事是比史记可靠的。

在炎黄以及尧舜禹时期，人类可能刚从原始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他们所处的环境应该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动物世界差不多，应该是一个以武力强弱来界定社会地位的事情。

而不是就突然间就感觉灵光一闪，就有了什么什么仁义礼智信，有了道德伦理，并且还知道去传播它。所以说，与其说禅让，还不如说强行的武力掠夺更为妥帖。

唯一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现行的《竹书纪年》版本太多了，也不知道哪一版本是真正的可靠。

而且我觉得很可能《竹书纪年》也和《推背图》有一样的遭遇，在流传过程中，很可能被统治者所恐惧，从而出现了以假乱真让真的不在可信这个现象，所以才会造成现在这种版本众多，众说不一的结局。

我是小七，一个沉迷于研究山海经与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喜欢可以关注我。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下面我们就展开来说一下吧。

这是在古墓中发现的，那是在晋朝晋武帝时候，大约２８１年，在汲县古墓里发现的，这是一些竹简。根据竹简的内容和一些出土的器物断定是一座战国的墓葬。出土后经过荀朂和峤等人整理，共分七十五卷，纪年占十二卷，后朝历代学者对《竹书纪年》做了很多的研究，就都认为这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在时间上一直写到了公元前２９９年。

这本书对研究战国史很有价值。清代以来，很多的人用他来校订《史记》中战国史部分的内容，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没有人再墨守史记六国年表的内容了。这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纪年本来是地下出土的战国原本，以战国人叙述战国的事，尤其是与魏国有关的事，当然是比较翔实可靠的了。

那么对于战国以前的事呢？那不需要我们进行一下具体分析了。

我们首先说到春秋时期的历史，那当然有《春秋》了，记事最丰富的是《左传》，虽然有人质疑，但是它的真实可靠程度近年已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而《竹书纪年》的春秋部分写的不多，但是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对于晋国的事情写得很详细，而其他文献没有这些材料。如晋文侯杀携王，晋武公灭荀等事。有的记载和《春秋》不一样，如晋武公八年，“周师虢师围魏，取芮伯万而东之”，而《左传》写的是桓公四年则云此役围魏的是王师秦师。二是不少内容与《春秋》相同，或者大同小异。如《竹书纪年》写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大王狩于河阳。

曾经亲见《竹书纪年》原本的杜预说过，纪年文章大似《春秋》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这样虽然纪年所依据的是晋史乘，但是从多用谥法来看，已不是乘的原文了。总是也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可以说这是《竹书纪年》一书的一个思想倾向。

其实还有一个倾向，那就是纪异。春秋也有灾异之事，但是和《竹书纪年》比起来，那就少多了。如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周穆王伐楚，“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鼋鼋鼍以为梁”“魏王南征，君子为鹤，小人为飞鸮。”总之，很多的灾异之事， 这反映了作者相信天人感应，注重搜集神话传说，而书中的传说也多带有战国时期的色彩。

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是同一墓发现的，人们还说，穆天子传被包括在《竹书纪年》里面，讲的是周穆王巡游之事。但是有更多成份的传说，而《竹书纪年》则是史籍。不过，它们两个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如纪年里说，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骊马，是生绿耳。而穆天子传中绿耳是穆王八骏之一。再如《竹书纪年》中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穆王西征，至于青鸟之所解。而这与穆天子传相合，“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

第三个倾向，那就是传说性质，尤其是夏朝的历史。如夏后开舞九招。这与《楚辞》《山海经》相呼应。在纪年中王亥的故事中说到了“河伯”，也可能有神话传说的成份。胤甲时，“天有妖孽，十日并出”这也是神话。可以说战国时期诸子的作品，很多古史的内容，都受到了作者的观点影响，甚至是为了适应这一观点而加以改编，我们在看如夏代这些较古的部分时，是应该注意的。

首先是夏朝的世系。这个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详细记载，而在战国末年赵国也作了《世本》，两者大体相同。在纪年中，虽然内容不多，但除个别的以外，也比较齐备。另外，它还提供了夏王的一些别名，如帝发又名后敬等，所以说纪年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夏朝的世系，至少战国中叶人们是这么认为的。

其次是夏代的历史。纪年中记载了夏王朝与诸夷的故事。纪年记载，少康时，方夷来宾。杼征伐东海，至于王寿。芬时，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九夷来御。至发（桀的上一任）时，仍有诸夷宾于王门的记事。这里可以看出，对诸夷的统治仍然是一件大事。

第三，纪年还记载了夏代各王的都邑，这也是其他文献里没有记载的。禹都阳城之说，就首先见于纪年，这与《世本》相合。而至于太康，羿、相、杼、胤甲、桀在哪里，纪年也有记载。

最后我们说下，《竹书纪年》非常有价值的一点，那就是它的纪年，他的关于年代的说法，是很科学可信的。这是由于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自己的一套年代学系统。

《竹书纪年》是伪书。论证之前。先说一个历史事件：公元前318年，燕王哙效法圣王尧舜，将燕君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

《竹书纪年》在晋代被盗墓者发现。它在战国后期被埋葬于魏安釐王的墓里，得以侥幸避过秦火。

竹书纪年·五帝纪记载：胤甲居于河西，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天上出十个太阳，此事显然不可信。

殷纪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但根据考古出土的甲骨文显示，直至商朝末年，商王朝仍然坚持对伊尹的祭祀。《竹书纪年》对此事的记载亦不可信。

《竹书纪年》记载尧被舜囚。说明在公元前318年之前。这部伪书还没产生。否则燕王哙断不会效法尧舜禅让。

另外，作者当为法家学者。法家宣扬“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君主必须独揽大权的思想十分匹配。君主若不能驾驭群臣，即使圣明的尧舜，亦会被逆臣囚禁。

中国历史上，可信度最高的史书是儒家经典《左传》——可信度有100％。然后是《史记》——可信度有99.9％【史记中唯一不可信的历史事件，是赵氏孤儿】。‘史书’中的大忽悠《战国策》可信度有60—80％。伪书《竹书纪年》的可信度远远低于《战国策》。

竹书纪年这书是西晋发现，当时派人进行翻译。（不一定翻译的百分百）战乱丢失了。流传下去的是初释本和考正本。然后在宋代又失传了。现在我们看到是今本（明代）和古本（清代）。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竹书纪年是残篇中的残篇。我猜测不少内容都是根据相关史料加以补充。竹书纪年发现地的墓主身份同一时代就两种说法初释本认为是魏襄王，考正本认为是魏安釐王。两位作者还是好朋友。竹书纪年只看过一部分。

我认为历史有三种

第一真实历史（历史真实发生，这个不得知）

第二记录历史：史书，正史野史。但谁也不能确定今天所看到的就是原版。史书在传承会有遗失、遗漏、篡改。为圣者讳，为尊着讳。因为史家也是人，在写史过程中难免会带有个人情感，还有就是政治原因。1史家会删史料例如甲，做了十件好事八件坏事。史家写史时只记录了那八件坏事。这样我们后人看史就会觉得甲这人太坏了。2只记后果没有记前因，比如史书上讲甲拿刀要杀乙，乙为自保把甲杀了。我们就会觉乙也是不得已。如果前面加上乙强暴了甲老婆呢？3史书在几千年传承中难免会有遗失遗漏。像尚书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不是原文。秦朝有人藏在墙中，但日久残了。凭残本和记忆重写。西晋八王之乱尚书又遗失，东晋人把尚书献给东晋皇帝。例如曹操曾问蔡文姫：你父亲收藏很多古书，现在还记得吗？蔡讲：当年父亲收四千余卷，因战乱都遗失了。我现在只记得四百卷。曹操让写出来。

史记写成后司马迁曾藏了一本在深山之中，但至今未曾发现。汉武帝时曾删除了一些。东汉时曾删了史记十几万字。后汉书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很看到的史记不是司马迁的版，是后人増补。

3推理历史（依史书和推理。古代研究历史没有现代那么便利，但现代很多史书失传。推理就是根据不同史书和事情符不符合常规。例如：明史明武宗跟蒙古小明王十万人大战数天，明史讲斩杀对方几十人。空手打架都不止，何况拿着刀。又例如宋史岳飞传：金国金兀术讲：岳少保八百骑破吾十万。我认岳飞是很历害，但没历害到八百人打败金人十万吧）

竹书纪年在流传两千年问也是遗失不少，再者是西晋发现的。春秋战国可是十几种文字，在翻译过程未必能完全翻译原来的意思。春秋战国时当时有位国君是篡位得来的，让史官改。不改杀了，换人再不改又杀了。史官的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尊敬。但五千年来那么多史官，也不尽然是那么有骨气的吧。有时候保命要紧，也有些拍统治马拍的。再者史官也是人，也会带有轻微个人情感。史家虽然大多不会编故事，但能选故事删故事顺序调换。像三国志魏主曹奂率军去剿杀司马昭的事，就删的一干二净。三国志三少帝经：高贵乡卒。魏氏春秋讲：司马昭问陈泰怎么办。陈泰讲唯有诛杀贾充以谢下天下。司马昭再问还有更办法吗。陈泰讲没有。干宝晋纪记录也差不多。习齿凿汉晋春秋更是记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魏氏春秋透露着司马昭弑君。首罪为贾充，却只杀成济等人。干习两人是东晋人） 我的结论是：正史也不尽然是真也有假的错误的地方（为圣者讳，为尊者讳。春秋笔法）野史也不尽然是假的，也有真的地方。

竹书纪年很多地方跟史记、战国策、春秋等史料相通。因为夏商周的史料非常之少，竹书纪年很多地方都能起到补充、校正的作用。引起争议的是竹书纪年尧舜等夺位说和史记的禅让说。其实在我看来是一样的，不过是一个暗面一个明面。就如汉禅魏、北周禅隋、隋禅唐、后周禅宋等。明面上是禅，暗地都是通过实力逼。并不是讲史记记录就不真实。司马迁的史记还是有很高真实史记很多内容都在近现代考古挖掘中的商周青铜器的记录相符合。例如史记记载孙膑留有兵法世传。但一直以来没有见过这本书。四十年前挖掘的汉墓发现了写在竹上的孙膑兵法。

竹书纪年有地方也太过于假。摘取史记竹书纪年跟史记五帝部分对比下：1竹书纪年：黄帝：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史记：黄帝：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2竹书纪年帝尧：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 3帝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廪，自下焚之，舜服鸟工衣服飞去。（史记：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後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 帝禹：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奚忧龙哉。”龙于是曳尾而逝。 从上面几段记录相比较，史记和竹书纪年相应。但过程竹书纪年更像神话小说。1都讲黄帝跟蚩尤大战，但竹书纪年连兽都来参战。3同样是记录舜的父母要害死他。但舜逃跑过程史记更真实，竹书纪年的舜都能飞起来。

4竹书纪年：黄帝在位一百年，帝颛顼高阳氏二十登位，在位七十八年。帝喾高辛氏在位六十三年。帝尧在位一百年。帝舜在位五十年。史记：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史记：帝尧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史记跟竹书纪年勉强也对的，因为舜有十一年代理天子。竹书纪年讲尧在位一百年，史记是七十年加上二十八就是九十八年。）竹书纪年：三年，舜即天子之位。这个跟史记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对的上 。 竹书纪年史记本人持怀疑态，个个都太长寿了吧。竹书纪年个个近过百岁。竹书纪年五帝纪两千多字，史记六千多字。竹书纪年就纪年详细点，其余反不如史记详细。 竹书纪年自西晋发现以来，当时晋武帝并末毁而是让人重新翻译抄写。二千年来遗失不少，清人更指责明人伪之。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伪作数不胜数。竹书纪年的作用是更能检验史记左传春秋的真伪或者说接接近真像。中国文字博大精深，语气不同多一字少一字意思不同。并不是谁先成书谁就更真实。

其实竹书纪年跟史记最大的争议就是逼位说和禅让说。比如竹书纪年讲舜囚禁尧。史记讲是舜摄行天子事。从魏晋以来的禅让那一个不是通过武力逼迫的，只是大家不抬到明面上来说而已。就像陈胜是造反但汉朝定义为起义，那是因为汉高皇帝刘邦也参与了。如果陈胜是造反？那么刘邦是什么？舜摄行天子事后当然对外公布是尧禅让给他。竹书纪年讲舜在苍梧让禹干掉了，这跟史记讲舜在苍梧这个地方死是对的上的。其实史记是有暗示的。舜个百岁老人还会去巡狩？中国古代历史都会为尊者讳。像周天子明明是让诸侯逼去会盟（诸侯没有征召天子的权力），于是史书记录天子刚巡狩到会盟这个地方。例如宋明皇帝让人俘虏了，史书记录帝北狩。就是说去北方打猎去了。

前面我讲到了历史有：真实历史、记录历史、推理历史。任何一本史书都不能说是全部真实可信。就是史记也是如此，但不影响史记在中国史学地位。历代以来考古都发现很多内容跟史记是对应的。竹书纪年的出现补充了大量五帝夏商周的史料，必竟那段时间的史料太少。他的作用是更好的校正其他史料和推理历史。

谢谢你的提问。我是千千千里马。为什么说《竹书纪年》不可能完全真实？我觉得顾颉刚先生说的非常准确。他说，商朝以前的历史，不能完全相信，西周基本可信，春秋可信度高一些，战国时代的基本可信。

顾颉刚先生的这个看法真的非常精彩。

我就说说，为什么《竹书纪年》中商朝以前的历史不可全信？

我们有一种看法，以为甲骨文中有“册”这个字，《尚书》中有商朝“有典有册”说法，那么，商朝是有史书的。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为什么？我们根据现有的考古来看，不但没有发现商朝的“典册”，也无法从甲骨文的文字功能看得出，甲骨文已经具备了“文字”的功能。

什么是文字功能？一点也不神秘，就是有文字记录人物、事件、思想、文学等等。

我们看看甲骨文中有文学、思想这些吗？

至于甲骨文中的人物、事件也与后来的文字记录的人物、事件是有很大不同。

甲骨文中的人物、事件基本是独立，个别、没有连续的。

而后来的人物、事件是连续普遍的。

不要小看这个差别。

这恰恰说明甲骨文还不是一种真正社会使用的文字，它只是巫师这个阶层与神沟通的神秘符号而已。

所以，商朝的甲骨文没有用这种文字记录历史、文学，这个就对了。因为，这种文字真的只有“贞人”在垄断使用。使用文字本来就不是写历史，而是记录“上帝”的语言。

贞人是商朝以前的巫师，这些巫师就使用一些神秘“符号”，与上帝沟通，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有一个活的生态样板，可以证明，符号的专用性。

我国贵州省的水族，有一种水族文字，这种文字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但是，却并不是水族记录历史的文字，也不是水族人普遍使用的文字，而是巫师专用的神秘符号，这些符号只代表神的语言。

由于水族文字与甲骨文非常类似，有学者考证说，是商朝灭亡以后，有一支商朝人逃到了贵在地区。水族文字，就是在商朝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个水族“文字”几千年也没有成为文字。

那么商朝还处于创立文字的时代，我们说，商朝的文字不是用来记录历史的文字会有什么严重错误吗？

我的推论是：商朝的文字还是符号，但是，甲骨文也是古老符号蜕变为文字的开始。

所以，周朝就把甲骨文真正演化为文字了。标志就是周朝出现了文字记录下来的《诗》和私人著作《左传》。

既然商朝以前包括商朝没有文字记录历史，但是，历史还是以口头传说的形式在传播。

而历史事实在不同的部落和地区会有不同的传说版本，一旦在后代不同的著作中记录下来，就会有不同的传说。

例如《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差异。

所以，《竹书纪年》绝对不可全信。商朝以前的历史尤其不可全信。

所以，仅凭《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的“史书”与《史记》不同，就认为会颠覆历史，那是缺乏科学态度的。而且，《竹书纪年》是魏国的一个历史版本，如果，我们发现了其他六国的历史版本，对历史的记载又会有何差异，那也是值得期待的。

至于商朝以前是不是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我觉得，这是非常渺茫的。

有的学者推测，商朝以前应该有竹简记录的历史，那是对文字使用的研究还缺乏深刻理解。

从甲骨文来看，文字的主要功能就是与上帝沟通，使用文字的绝对群体是贞人，由此来看，商朝的文字还没有社会功能。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音读“否标”）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非常不甘心，于是，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随手将竹片扔了。

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谁知这几车竹片，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竹书纪年》

武帝命当时的大学者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整理发现这是战国魏国的历史。竹书纪年的内容有与《史记》记载不同处，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对于尧舜禅让，竹书纪年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舜启用了被尧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八恺”、“八元”，历史上称之为“举十六相”，这表明了舜在扶植亲信。而对尧信用的混沌、穷奇、祷杌、饕餮等，舜把他们排出了权力中心，这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去四凶”，这显然是排除异己，舜是篡夺了尧的大权。

这和我们在史记中记载的充满脉脉温情的禅让截然不同。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冷冰冰，或许这才是历史的真相，禅让只不过是被儒家神圣和美化了的精神价值取向罢了。

殷纪则颠覆了《史记》记载的历史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这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竹书纪年也验证了一代史学大家顾颉刚的“层累地建造中国古史”的理论。

顾颉刚痴迷看戏，但顾颉刚看戏看出了门道,他发现戏是同一个戏，越到后来便添枝加叶演绎很多。由此想到中国史书记述前代事，不也是这样吗。

比如诗经中只提到过大禹，商人和周人的祖先；而到了论语中，就有了尧舜；到了战国，才有五帝之说；邹衍之后，黄帝成了华夏共祖；而比黄帝更早的伏羲神农，要到汉代才流行起来，至于盘古开天辟地，是魏晋才有的记载。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历史，是在转述的过程中，逐渐地一层一层被累加上去的。越到后来，说的历史就越久远，越到后来，中心人物的故事就越丰富。说白了，在那个时代，历史和神话很像，是靠一代代人往上穿凿附会地加东西，才形成我们看到的模样的。不太可信，所以古史辨派又被称之为疑古学派。

历史或许就是那样冷冰冰，远没有后世描述的那么温情脉脉，就像胡适所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小姑娘。竹书纪年或许才真正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看电视剧，电影，广告，可信吗，一样的，都是代表一些人说话的。

如果说竹书记年是真的，那《史记》和《尚书》就是假的了。竹书记年只是西晋时发现的孤证。而不同于它说法的除了《史记》和《尚书》还有诸子百家的书可以印证。尤其是《尚书》我认为最可信。有研究者说《尚书》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编纂的。我不信，里面的事和语言是后人胡编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