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里面的内容真实吗？

《竹书纪年》是一部春秋时期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西晋初年，被一位名为不准的盗墓贼意外发掘，当时他在偷偷的发掘开一座古墓的时候，因为墓穴中漆黑一片，眼睛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所以不准也就只能随手从地上捡起来一把竹片，并且将其点燃，之后用来作为墓中的名器。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在这座古墓当中并没有任何的金银财宝，唯一有的就是那成捆成捆的竹简了。

到现在都不给开通红包，不愿意达了

谢邀。

此书名我听过，但没读过。所以无法评论。

欢迎点评。

其实，包括竹书纪年，春秋，左传，尚书，天问在内的先秦史记 都存在一个特别大的疑惑点：对于黄帝到夏末的历史事件，没有文字的记录的时代，那些作者他们是怎么知道的？甲骨文最初的时候，只是简单的几个符号，慢慢的丰满起来，但仍然是作为祭祀占卜时使用的符号，并没有进行记录历史的作用。到商周逐步被金文所替代，也没有记录历史时间，那么从黄帝到夏桀，这段历史那些个先秦史书的编纂者是怎么知道的，从时间地点人物，包括对话都清清楚楚历历在目的样子，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不可疑么？

对于<史记>，我更倾向于<竹书记年>。它更真切的靠近、更遥远的历史。对历史更能体现出真实性和可靠性。

当儒家学说还没形成之前，人类还是带有原始的、残酷的杀伐。为了权力、利益不断的争斗，这是符合当时人类的状态的。人类并不象<史记﹥中那么友好，帝王是一代代传承的，是有德者据之。而是要靠战争，靠杀伐，靠以强大而压弱小及其它一切手段，才能夺得统制权，这应该是正确的，也符合人性。

所以，我宁信<竹书记年>的记载，也不愿信<史记﹥。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考古出土的″竹简文献>中，以出现很多与<史记>不符的东西。出土的文物都于<史记>，而<史记>有多少可信的？有多少道听途说的？又有多少人为篡改过的？不得而知。

所以，我认为<竹书记年>还较可靠的。

竹书纪年大部分是真实的，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但毕竟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关于黄帝等的资料未必真实，但可以参考比如里面五星聚的资料，实在是破解古代纪年的关键

任何历史记录其实只能记下历史的一些侧面而已。或许会记录下很多真相，但肯定无法完备的描述所有的历史原有形态。

史书这东西，看重是可以的，但时时都要有分析和辨疑的精神。其实也不仅仅是对于历史这一门学问。

没读过，不敢评。

《竹书纪年》应该比司马迁的史记更真实！因为它出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哪时言论自由！各抒主见！虽然主体思想由上层士大夫控制。但总体分析当时百家之言论，确实属几干年之中国的开放自由阶段。因此，记述历史也不太因上层建筑的压迫而违心叙述！而至司马迁时期，整个社会的环境就不一样了！既然司马迁想真实叙史，哪怕是远古史，也需歌颂贤皇贤帝，尧舜禹的大圣大德！因此，当时社会已没有公正环境了！……

无非重复已有的史料而已。日本侵华早已定论，你还在论证是什么意思？

看过，但似乎还没有得到史学界的公认。

感谢邀请！

《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合作而成。从成书年限上他是要早于司马迁的《史记》，所以于研究先秦历史有着很高的价值。

但是在传统史学界，它被认为是一本“异书”，其中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几乎与《史记》内容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比如，《史记》中所推崇的尧舜禹禅让，在《竹书纪年》中却是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与此同时，舜大肆消灭尧的死党，将其称为四凶，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后来禹据夏地抗舜，最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遂死在苍梧；还有据《史记》记载，商朝的伊尹囚禁太甲3年以后见太甲改过自新了便将国家还给了他，《竹书纪年》却说，伊尹放逐太甲以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了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再比如《史记》中的商纣无道，西周取而代之。在《竹书纪年》中却是周文王被纣王拘押，不是因为崇侯虎进了谗言，而是周文王与纣王发生军事冲突，败而受俘，后来周武王乘纣王主力东征东夷，进而偷袭商都，进而灭亡商朝，建立西周。

以上种种记载，可以说是极具颠覆性了。而由于《史记》被史学家一直称为正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更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巨作，所以与之相悖的《竹书纪年》一直不太为人所知。

事实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更加贴近人性，人类绝对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时代，黑暗，血腥，刀光剑影之间的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应该是主旋律。

当然，如果就此判断《竹书纪年》比《史记》更加真实，则有些武断，在没有挖到足够的史料作为证据以前直接从内容上推理是很难下结论的。《竹书纪年》成书的那个时代可是三家分晋，以下克上，礼乐崩坏的乱世，特别此书还是出自分晋之一的魏国。所以很有理由怀疑其目的性，按这本书的说法，上古就没有禅让，只有血腥的政变，既然如此，三家分晋就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为王也就完全正确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来了。

只能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史书只能作为参考，多方论证，不可全信一家之言。就好比孟子所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挺感谢悟空问答的……我是从来不看书的，就是有了悟空的每日一问，每次我都花十数分钟自行百度，遂知道了上帝不掷骰子，乌合之众，竹书纪年等等这些书的内容概要，也扩阔了点点的思维……

按照康德的二律背反，我们将可以作出两种假设：一，竹书纪年可信（即地下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传世文献不可信；二，传世文献可信，地下文献不可信。

若按照喜欢综合的黑格尔的正反合命题，他可能会说，一定是文献本身戴了顶假发（自行参考罗素的“法国国王悖论”梗）。

若按照喜欢用神庙箴言来谈哲学问题的赫拉克利特来看，他会说，传世文献和地下文献既可信又不可信。

我们再来参考下清代学者，他们可能觉得，我们需要具体比较一下，相反的文献相互参照，一定能把既可信又不可信区别开来，找出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

不难发现，说竹书可信与否，其实最初是一个逻辑问题，有点像你攥紧拳头问别人，“我手里有没有东西？”肯定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摊开手看看呢？那不是一目了然？

但问题在于，我们留下来的先秦文献里面，像这种记述古老年代的史书只有《尚书》，其他的各国史书包括洛阳的周史都被秦始皇烧掉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传世本史书来跟纪年相互印证，如孟子提到的几个国家的史书，我们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

《尚书》是一个长期发展，由不同时代的人所合著而成的文献，纪年则是从晋国一直延续到魏国，可以说后者的成书经历就是前者的一个缩略版。现在清华简出土后，系年算是一个证据，可以跟纪年的帝王、诸侯世系彼此参证。可以说，这才是纪年的长处，因为它毕竟是秦朝以前的史书，太史公那时候自然是见不到的，如果真能见到，那么《史记》也不会存在明清时期争论不休的世系问题了。

但不知为何，许多人却把纪年在先秦时期这个纪年准确的事实当作了其意识形态的唯一性，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其实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用了，但总体来说，它跟年代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即使你面前真有一块巨石，你也可以说是自己一拳从泰山上打到芝加哥，又从芝加哥扛回大陆的，或者换成其他故事。这样一来，就再次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二律背反问题上面。但可以肯定，纪年准确和意识形态问题我们已经区别开了。我们需要打开拳头去看看对方手里真正藏着什么东西。

按照纪年的说法（清代学者辑录的古本才有影响，传世本纪年则没什么影响），五帝没有一个好人，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靠杀戮获得的王位，都有“不臣”的特点。这个写法很奇怪，所以清朝学者就产生了怀疑，因为弭兵之盟后晋国是第一个公卿大夫架空公室的典型国家，按照古代的尿性来看，大夫专政必须要在历史长河里给自己找到一条合理的根据，而纪年恰好符合这个逻辑。

那么我们再从诸子百家的记载来看看彼此的思想史有什么特点，因为以前回答过，所以这里不再具体引用了。《尚书》、家语、《国语》、《墨子》（非墨经，因为经只有六篇）、《韩非子》、吕览都跟纪年的观点不合，是完全相反的态度——显然，就归纳证据而言，即便缺乏更多的地下出土文献，这批传世文献也足够证明纪年的孤证不立了。

秦以前的文献里面，明确批评纪年这样的历史观且批评最严厉的是《韩非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被批判的思想来自于哪个人哪个国家，但很明显韩非子批评的史学观跟纪年如出一辙。韩非子的定性是——乱臣贼子之言，即最有权势的大臣的党羽谋士们编造出来迷惑君王和百姓的故事。可能他亲眼见过，也可能这段历史距他并不遥远，但他的描述比较详细，不似虚构出来。而这个记载，同我们推断晋国弭兵之盟后大夫专政的现象比较契合。而且，学界关于《竹书纪年》的相关论文一大堆，仅仅知网就有不少，纪年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是需要通过思想史、版本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不同领域进行对话才能具体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