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莫言小说的创作特点

这个我知道！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

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办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

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

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

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办法

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限制。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

他是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

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

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

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

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

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

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

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王朔，当代的智者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潍坊学院名誉院长。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剧作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2011年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籍作家。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并不相同，风格各异，但是在艺术上具有共同的特征。

①浪漫主义文学着重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这种主观性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古典主义强调理性和法则，对作家的想像和感情是一种束缚，而浪漫主义强调作家创作的绝对自由，并把情感和想像提到重要地位，从作家的主观出发来认识现实、反映现实。

②浪漫主义文学将大自然和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着力于歌颂大自然。浪漫主义作家受卢梭“返回自然”思想和泛神论的影响，厌恶城市文明，把大自然看作是一种神秘力量，或者看成是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用自然的美来对照社会的丑。

③浪漫主义作家重视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束缚，想像丰富，感情真挚，表达自由，语言通俗，浪漫主义作家喜用民间文学的题材、手法和语言。民间文学是各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精华，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反映出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的增强，适应了当时社会活动的需要。

④浪漫主义作家喜欢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浪漫主义作家喜欢写中世纪和异国的题材，曲折离奇的情节，塑造非凡的传奇性的人物形象，描绘，描绘奇幻神秘的景象和绚丽多姿、激动人心的场面，用以对抗平庸丑恶的现实。

⑤浪漫主义是反对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作家主张创作自由，对古典主义的按“规范”进行创作、束缚创作自由的做法坚决反对，并在理论上同古典主义展开斗争。

⑥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有纲领、有理论、有大量创作实践的文学思潮，首先于18世纪末在德、英、法等国兴起，很快便传播到欧洲其它国家，形成全欧性的文学思潮，在许多国家发展成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浅析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纪实文学的创作处于低落状态。这时，一批作家一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风格，以不同的题材取向、叙事方式、情感表达等创作手法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作品。这批作家凭借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照社会人生，运用琐碎的手笔记录芸芸众生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这批后起之秀的代表有池莉、刘震云等。他们所用的写作手法被评论界称做“新写实”。1989年《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一号专刊“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借助这期专刊一些早已在默默创作的青年作家开始被世人瞩目。然而，这次联展只显现了冰山一角，在此后纷沓来的文学评论中，一部部成绩卓越的作品才逐渐被世人所认知、认可。如方方的《风景》、《黑洞》池莉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四条好汉刘震云的《官场》、《一地鸡毛》等。

新写实主义小说崛起于小说界相对疲软的转型时期，承担着过渡性角色。它的创作是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创作方法上以写实为主要特征

,。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以生动而冷静的笔触展示社会下层中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虽然从总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范畴

,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小说创作手法

,新写实在题材选择和叙述方法上为其他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

池莉的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都是围绕家庭做文章的。

《烦恼人生》写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底层工人印家厚四处碰壁不断遭罪的生活。作者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来描绘他工资被克扣、妻子对他的不满、女徒弟对他表示倾慕，而他却受制于对妻子的忠贞不渝。晨起的排队洗漱解手、上班坐车的拥挤、午饭吃到虫的愤懑等等。主人公印家厚苦苦地支撑着，努力维护家庭的完整使一家老小生活有保障。他每天的经历都十分实际具体，但正是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使他神经时刻绷紧。池莉的另外两部小说内容更是琐碎、细微，充分描绘了普通市民泼辣俚俗的日常生活

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在海内外赢得广泛声誉的世界级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十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06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对莫言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在西欧文学压倒性的影响下和历史传统的重压下，展示了带领亚洲文学走向未来的精神”，并且盛赞他“不但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2007年问鼎中国作家实力榜第1名，2011年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1、作品特点

他的早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为素材，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

2、人物简介

王朔，1958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苏南京，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

1978年，他开始创作，先后发表了《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等中、长篇小说。出版有《王朔文集》《王朔自选集》等，后进入影视业，电视剧《海马歌舞厅》和《编辑部的故事》都获成功。2007年，王朔以50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6位，引发广泛关注。

3、主要作品

他的代表作有：《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王朔文集》。

楼主 你可以直接百度的！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争名夺利，写的东西无病呻吟要不就是废话、鬼话、浑话，没实际意义的东西。

绝大部分作家都是向钱看齐，没有文人的傲骨了.............很是失败的文坛......................

仅有个别一些值得去读，诸如：陈忠实、叶永烈、贾平凹......这一些作家我觉得还算是个为民众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人

祝君愉快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06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2007年问鼎中国作家实力榜第1名，2011年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小说谈不上文学，属于民俗，比较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有点狗肉一样，虽然好吃但上不了台面，看着玩可以，能给人以人生的启迪不行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春夜雨霏霏，1984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 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极大轰动。1987年担任电影《红高粱》编剧，该片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2011年凭借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2013年担任网络文学大学名誉校长。2014年12月，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6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17年11月，莫言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12月，凭借作品《天下太平》，获“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中的短篇小说奖。

莫言因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

扩展资料：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可以拿10次茅盾文学奖了。因为90%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比不上莫言最差的一部。——余华

莫言得奖，太棒了！最喜欢莫言的《生死疲劳》，他的小说充满方言，可以彻底看到村落的经验是如何给人充沛的生命力，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每回读莫言的小说，都会感叹，我不如他。——龙应台

中国作家终于走进了诺奖行列，我觉得这不仅是莫言的荣耀，更是整个中国文学的荣耀，必将对中国文坛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莫言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独特思维、艺术个性，都已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摘取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陈忠实

我非常兴奋且恭喜莫言获奖，这是迟来的。莫言是中国二十世纪跨二十一世纪，奇幻的拥有“拉伯雷”“塞万提斯”这样西方小说典范的说故事人，他的小说充满想像力、民间狂欢和天地不仁的旷野幅员。他是个天才！——骆以军

我写的书(数量)是莫言的十倍，但看完莫言的《生死疲劳》后，我认为此子胜我百倍，我告诉莫言，我写不出来的书，希望你帮我写出来。——司马中原

参考资料：

莫言的简介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

红高粱家族 、食草家族、 酒国、 四十一炮 、 檀香刑、生死疲劳、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 红树林、丰乳肥臀、 蛙

中篇小说：

金发婴儿、爆炸、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筑路、欢乐、红蝗、父亲在民夫连里、白棉花、战友重逢、 怀抱鲜花的女人、 红耳朵、梦境与杂种、 模式与原形、幽默与趣味、牛、师傅越来越幽默

短篇小说集：

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透明的红萝卜

王朔现象既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王朔的作品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被视为痞子文学，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市场，销量很大这种矛盾现象。他的作品具有大众文化特征：首先、包含了通俗文学的诸多因素，具有强烈的商品意识。其次、大多数作品都呈现出自我重复和批量生产的痕迹。再次、善于利用大众传媒，是创造热点和现象的高手。王朔作品大多呈现出明显的大众文化特征，但也有少数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个人经验的作品。如动物凶猛等。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潍坊学院名誉院长。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

莫言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做过临时工（棉花厂）、1976年加入解放军，历任部队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总政文化部创作员等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大栏乡三份子村（莫言在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中，一说自己出生于1956年春）。

在高密的管氏族谱上记载，山东高密管氏是从浙江龙泉县（南接福建）迁过去的，2010年8月，走进龙泉寻根的莫言亲口表示，“我应该是高密管氏的第二十四代子孙、龙泉管氏的第三十六代子孙。”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12中华文化人物”颁奖典礼在河北举行。诺贝尔文学奖得者莫言等10位各领域的文化精英荣获“2012中华文化人物”称号。

他自80年代中期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寻根文学”作家的代表如著有《活着》、《兄弟》等书的余华，以及著有《中国式青春》、《除了青春，一无所有》、飞蛾等书的年轻一代作家贾飞等人。这类作家，有着强烈的故乡情结，将自己的笔触都深深埋进了宁静而宽广的土地。

某路线从50年代末期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贫困，他家是上中农成分，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他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父亲过于严厉的约束也使他备受压抑。这种心理特征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6岁进校读书，曾因骂老师是“奴隶主”受警告处分。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12岁时读小学五年级，因“文革”爆发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闲暇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书可读时甚至读《新华字典》。

就像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之所以对我的小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的小说土，土是我走

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认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进西方读者，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有这样谦和又自信的胸怀。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莫言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从30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直到今天，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高度地保持头脑冷静。“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莫言的新作《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人物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他早期的小说，诗歌和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他军队“大房子”的成长经历。 后来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对话充满活力和活力。 叙事语言是荒谬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权威的话语和知识。 分子的精英位置是嘲弄。

王朔小说不仅有着内容的独树一帜,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着独特的魅力。它打破了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人物塑造、情节构造、语词配置诸种因素有机地融合。王朔苦心孤诣为笔下人物建构了一套语言系统,通过其特有的调侃与幽默,实现了对文化传统的反叛，对语言传统的改造,从而达到对传统特别是现实生活的强烈的嘲讽与亵渎。

扩展资料

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王朔一样用了很多的形容词，用了偏柔情的长句子，用了老套的开篇语，完全符合我这种欣赏水平不高、写作特点偏重的“新手”的喜好。所以，有时候适合很重要，某个时间点上的适合更重要。

参考资料来源：

劳伦斯创作探讨的主题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但泼墨最多的还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在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方面，劳伦斯用突破禁区，大胆地触及到了“性”这个人人都拥有它、需要它却又令世人谈性色变的话题。

在他的小说中，从他的长篇处女作《白孔雀》到《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妇女》、《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多次出现了大段大段的性爱场面的描写，劳伦斯无论是写人类的性爱，还是写动物的欲望，都与他企图在生命的底层去寻求救赎人类的途径相联系。

劳伦斯作品艺术特色

在写作上，劳伦斯依靠灵感。灵感来时，他极度兴奋地写作，创造力源源涌至；缺乏灵感时，他干脆搁笔。他从不写笔记，而专靠记忆。在他开始动笔，并出现“精神亢奋之一刹”时，往事总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他面前。

干草堆里的爱情的背景情节正是基于这种活灵活现的回忆：如对“赫格斯”农庄情景的追忆。这是他和杰茜·钱伯斯相识和相爱的地方。他对“写小说的技艺”或“作诗的技艺”并不太讲究，因而他写的长篇小说、诗歌和故事，在形式上总是松散的。但由于他所表达的生活经验异常强烈，依然收到紧凑连贯之效。

我们山西是文学大省，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历史上出过许多成就卓越的大文学家，比如先秦时的荀子、韩非子，汉代的班婕妤、刘琨、郭璞，唐代的王绩、王勃、王维、王之涣、王瀚、王昌龄、柳宗元、司空图、温庭筠，宋代的司马光，金代的元好问，元代的白朴、郑光祖，明代的罗贯中，清代的傅山，等等。到了现代，山西仍然有一大批中外著名的作家，如石评梅、李健吾、高长虹等。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山药蛋派”。

目前，我省老中青作家济济一堂，实力雄厚，共同创造着山西文学事业的辉煌。可以用经历“三次高潮”“五代同堂”来概括。

第一，老作家大部分已经去世，赵树理是“文革”中含冤而死的，现在我们是要继承他的精神，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五位，前四位也已前后辞世，只有胡正还健在。这些作家新时期以来，成就累累，比如马烽写的一批长、中、短篇小说，有两篇获得过全国优秀小说奖；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剧本泪痕咱们的退伍兵等，影响很大；其他几位也都有佳作问世。同时，他们为培养中青年作家呕心沥血，现在活跃在文坛的许多中青年作家，都得到过他们不同形式的扶持。

第二，上世纪50年代一批作家。主要有焦祖尧、韩文洲、田东照、窦嘉绪、曹杰、李逸民、义夫、谢俊杰、刘思奇、杨茂林等人。他们是上世纪50年代走上文坛的，写过一些不错的作品，但很快就赶上了“文革”，停止了创作。“文革”后，他们多数担起省、地、市文艺界领导职务，主要的贡献是组织创作，培养文学新人。不过，他们中间的焦祖尧、田东照等，近年来还是不断有新作问世。第三，“晋军崛起”的一批作家。“文革”后，我省涌现出一批成就突出的青年作家，没几年就在中国文学界打出一片天地，被称为 “晋军崛起”。这批作家主要有：张平、成一、周宗奇、柯云路、郑义、韩石山、张石山、王东满、李锐、钟道新、燕治国、哲夫、蒋韵、赵瑜等。他们创作出了许多在读者中产生过很大反响的优秀作品，获得过全国性各种奖项。近年来，这批作家已经非常成熟，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风格，有的还在继续追求纯文学创作，如成一、李锐等，他们的新作白银谷《银城故事》《太平风物》《人间》等，是近年来全国文学界公认的优秀之作，白银谷和《银城故事》曾经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有些则写作关注社会重大现实的作品，如张平的《抉择》和《国家干部》等；有些写高科技领域的题材，如钟道新的《权力的界面》《智慧风暴》等；蒋韵是山西女作家中的佼佼者，作品的艺术质量很高，去年就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 心爱的树）和2004—2006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隐秘盛开》）。

第四，上世纪90年代走上文坛的作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吕新、王祥夫、晋原平、曹乃谦、谭文峰、常捍江、房光、张行健、曹利军、许建斌等。他们都有比较突出的优秀作品问世，比如王祥夫的短篇小说 上边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吕新曾是国内“先锋小说作家”之一，晋原平的好几部长篇小说和曹乃谦的短篇小说，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第五，当下又有一批新锐作家出现，代表人物有葛水平、李骏虎、玄武、王保忠、杨遥、镕畅、韩思中、曹向荣、关海山、李来兵、杨凤喜、李燕蓉、阎文盛等。其中葛水平近年来成绩突出，中篇小说《喊山》去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其他几位的作品，也非常有特色。这批作家是我们山西文学的希望。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

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2月6日，莫言获颁授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13年10月30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开学，莫言担任该校的名誉校长。

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详解：

白先勇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探索期,发展期,成熟期和开拓期四个时期.

白先勇的早期作品,其中包括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闷雷,月梦,玉卿嫂,黑虹,小阳春,《青春》,《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等,主要写的是他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带有明显的自传性,模仿性和幻想性的特点.

发展期的作品,是指白先勇赴美后写的《纽约客》,其中包括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O,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谪仙怨,火岛之行七篇小说.《纽约客》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是写漂泊到海外的国民党贵族子弟的生活,写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下的认同危机,写他们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写他们在爱情婚姻方面的悲剧.

成熟期是指白先勇在美国创作的《台北人》,其中包括十四篇小说.《台北人》在思想和艺术上比《纽约客》更加成熟,作者把他的故事人物和中国的近代历史和社会结合起来,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新的现实主义的深度.白先勇的《台北人》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主题多,人物性格鲜明,复杂,富于发展变化.其中,《永远的尹雪艳》就是暴露和抨击台湾上流社会的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

开拓期指的是白先勇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孽子》.这是作者力图突破自己创作成就的一次尝试.其突破性表现在:第一,它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但他并没有把它孤立起来写,而是把它和人性的描写,社会的描写联系起来,因此它是一部多层面的小说:表面上是一部同性恋小说,实际上是一部人性小说,现实主义的社会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提出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社会对子女的关心教养问题,老兵的生活问题,上层官僚对百姓的欺压问题等;第二,在作者的创作道路上,《孽子》在内容和题材方面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里程碑,主要写台湾现在和未来的现实社会;第三,《孽子》的语言风格比较朴实,通俗,而《台北人》的语言风格幽雅,流丽.

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莫言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他 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然而，同时又受到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的有形与 无形的制约。5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在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学史分期的“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没有人否认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与 发展规律，所以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该以文学本身演变情况为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指出“认为文学史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 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抗战文学”、“ 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些名称明显地带着政治的痕迹；然而，这种抱怨也并不 仅仅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乌·韦斯坦因同样抱怨：“近百年来大多数重要 的文学运动的名称极少是从文学本身来的。”[2]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往 往潜伏着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奠定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结构。“新时期”伊始，既成的文学史的解释结构受到了明显的 挑战。由“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最终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激流 。

洪子诚说：“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 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 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 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 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为着‘展开更大的历史段的文学 史研究’，从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出发，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这 些都很必要。但是，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 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探讨出发，说明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 不断转变而发生的文学史哗变以及概念内涵的转换。“‘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它 产生的过程中，就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学‘一体化’时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获得合法的地位。不过，在‘文革’中，文学的激进力量显然并不强调1949年作为重要 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无产阶级文艺的‘ 新纪元’，是从‘京剧革命’才开始的。江青他们还来不及布置‘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 史’(或‘新纪元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 文艺史)观。他们很可能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换一个名称)……‘文革’ 后，人们的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尽管‘现代文学’、‘当代 文学’的概念还在使用，使用者赋予的含义，相互距离却越来越远。这种变化也有一些 共同点，这就是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的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序列’ ，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 、穆旦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挖掘出来，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 与‘当代文学’的等级也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 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 所包含)。‘现代文学’概念的涵义，也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在写于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tāo@①主编)中，‘现代文学’是对文学现象作阶级性的‘多 层等级’划分、排除后所建立的文学秩序。而在80年代，‘现代文学’在一些人那里， 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或者，成为包罗万象的口袋：除新文学之外，‘尚有以鸳鸯 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有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有新旧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诗词，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以及海外华 人创作的文学’，还应该装入作为‘五四新文学逆流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沦陷 时期的汉奸文学，“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阴谋文学等等’。”[3]

徐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是较早对现代文学的起讫 和分期提出疑问的：“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 题。其实不然。”他指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阐述现代文学的开端时说：“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文学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个时间。邢铁华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述评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它的起始的时间到它的分期都存在着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把文 学发展的阶段区别为近代和现代，还是把文学自身形态的演进作为区别近代和现代的标 准，抑或是二者兼顾；由于标准不一，因之就产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确立一个 什么原则为划分标准，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巡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划分(即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标准为依 据、兼顾文学标准这两类。显然，如何理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牵涉到文学观念问题。 ”“作为文学史，其发展和演变无疑与社会革命的推进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不能将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6]由于 新的文学史视角的确立，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发端和分期产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们中国，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会召开，这三十年间的文学。这种提法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阶段划分而来的。”他提 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7]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所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 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 如何分期的问题也交给了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通常总是毫无疑问地 被采用。”[8]他们说：“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 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 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 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史发展。这样，分期就只是一个文 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 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 、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 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9]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在中 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初对新文学加以历史的评价的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他在1922年3月写的五十 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第十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使用了朴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把文学史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 ”的对立与循环。陈独秀也许是最早明确地用外部的因素来解释文学革命，并且是针对 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而提出针锋相对的质疑：“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 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 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也强调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运动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几个人凭 空捏造起来的，自有其历史的时代的意义。”[11]

1935年出版的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从社会背景入手来叙述文学变动，把社会 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突出地标示了“五四运动与 文学革命”、“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他在导言中明确地把文学变迁视为政治变 迁的结果。他说：“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的。因此，我们 要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 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来中国文艺思潮论，把1917年-1937年文艺思潮的变迁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这三个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界划分为三个段落。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周扬及时地把它应用到新文学史的研究上， 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后来新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说：“新文学运动作为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基础上，且应新经济新政治的要求 而产生，是反映新经济新政治，而又为它们服务的。”周扬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按照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分为四个时期：1、1919年-1921年，“五四”运动到 共产党成立，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2、1921年-1927年，从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 是新文学内部分化和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3、1927年-1936年，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时期，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4、抗战时期，新文学运动力量的重新结合 。本来把文学附属于政治是周扬30年代以来对于文学的一贯的理解：“在广泛的意义上 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 ……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 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3]

李何林、王瑶、老舍和蔡仪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关于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强调“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学史的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 ’，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陈思和在一本文学史的构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以五卅为界，开了以政治事件为文学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阶段，文学史著作有多种分期，大多数是以历 史政治事件来划分。王瑶的著作最为典型，其分别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战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来划分，其他文 学史著作基本沿用这一分期标准。”[15]新文学史研究兴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学社会学 和阶级论流行的时候，西方和苏联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大量翻译出版， 而新文学界又得风气之先。因此，这种文学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响和渗透到新文学史的 研究中。由于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把社会的 发展变化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文学史分期与政治史分期的重叠与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明确地否定了文学与政治标准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 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说明新文学在三十年里，怎样不停地追随着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步伐前进，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因此不断出现新特点，作品因此不断获得新思 想、新题材……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有些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为优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了‘破绽’… …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缺陷。问题究竟在 哪里?看来，是在于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不能从应有 的思想高度，对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16]

80年代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变化无疑是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 反映在文学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要求把文学史的分期从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建立纯粹的独立的文学史的秩序 。8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文学史的研究者要求摆脱文学史的外部 的缠绕，还原为“内部研究”，也就是说还原为“文学研究”。1985年，刘再复在文 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中归纳“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时就把“由外 到内”的趋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 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 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 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 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17]罗宗义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中说：“ 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发生了一场裂变。”[18]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强调：“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 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从理论上说，作为意 识形态的文学，当然要为社会存在所影响所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经 济和政治。因此，文学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 己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要受到文学 内部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 的……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响到文学的历史进程，使之与历史环境发生 或前或后的非同步关系。总之，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 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中提出：“许多人指出，有些现代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其实，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20]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写问题中说：“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 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简单地讲，文学史就是要讲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 陈思和说：“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有其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逻辑。根据社会发展史或者 政治史来划分文学的时期，无法准确地体现文学发展规律。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与现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学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应该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 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21]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指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 ，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内部’来把 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 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同时，他们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 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 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 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 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2]他们一方面 强调要从文学内部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然而，另一方面实际上“文学现代化”和“汇 入世界文学”等概念却又是一种非文学的历史价值标准的预设。

20世纪80年代“重返自身的文学”以“重写文学史”运动达到巅峰。上海文论198 8年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陈思和阐述道：“‘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 不是随意想象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 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这种学术活动不是技术 性的，它包含一种从思维方法到具体研究的革命，即是用实证的方法来修正原先由于政 治偏见而对文学史所作的篡改和歪曲。”“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多出 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上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 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的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 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23]

早在80年代初，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就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但是这种分期仍然建立在有 关社会性质的论述之上，而不是由于文学的诉求。但是，他们对文学史分期的看法却和 后来“重写文学史”运动不谋而合。邢铁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源于中日甲午战后， ‘五四’并非它的发端。如果从1894年到1949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的一段，那 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这一阶段从社会性质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从 时代精神来说，是反帝反封建；从文学现象来说，前后绵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 ’正是作为中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后两个时期。前廿五年是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 展期，后三十年是现代文学的壮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旧民主主义文学，后三十年是 新民主主义文学。从关系上说，后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发展，应该同属‘现代’ 的范畴。”[24]陈学超提出“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将鸦 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 百年文学史’”。[25]

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其 绪论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然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 没有摆脱社会学的论述模式，“20世纪中国文学”仍然被看作是20世纪社会变革的产物 ，也因此注定了它在分期上无法突破原来的格局。黄修己评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说：“只要看看《三十年》中每一阶段的具体论述，就知道以1927、1937为界，其实还 是踩到政治革命的辙印上了。而第三个十年不止于1947，而要延长到1949，还是因为要 把新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告一段落。把新文学分为三个十年，未见在分期问题 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原因也很简单，上述各位作者都坚持从 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视角去考察新文学。而只要承认文学的发展演变是受社会生活变 动的影响、制约，则无法回避新文学与中国政治革命步调相近的关系。”[26]黄修己指 出，以政治来分期，不仅是大陆50年代以后的学者是如此，在50年代以前，也都是以政 治来分期，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政治色彩最为淡薄的，但也仍然是以1926年 、1931年、1937年为界，仍然是以政治事件来作为文学史的分界。不仅如此，在意识形 态对立的海峡另一面的台湾，在分期上也与大陆学者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他们认为“不 管在那一个阶段，新文学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祸福有很密切的关系，感时忧国的 时代精神，贯穿了整个新文学发展史”。[27]

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是在现代化的视角下产生的对于 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陈思和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生活屡生巨变。人们习 惯于以政治标准对待文学，把新文学拦腰截断，形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 学科概念。这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体，妨 碍了人们对新文学史的深入研究。”[28]樊骏说：“和只是孤立地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 容的作法联系在一起的是，过去一般只注意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和题材，把这看作是现代 文学的根本的特点，以此作为考察评价现代文学的基本线索和根据。这自然是十分重要 的方面；但是“五四”文学革命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不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主题，它 所引起的变革要远为丰富宽广，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创新，新的文 学观念的建立，直到具有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作家的涌现等。它们都很难一概归入反 帝反封建这个政治命题之中。所以过去那种理解限制了我们的思路和视野，很多需要研 究的课题被忽略了，不少有益的因素被贬低了，研究的范围和评价的标准都显得有些狭 隘。”“近几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这是一 个范围和含义都要宽广得多的命题，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的线索，也可以包括上面提到 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段文学历史。”[29]实际上 ，“新时期”以来，“文学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已经悄悄取代 了新民主主义论所曾经确立的评价标准。“文学现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文学 ”和“社会主义文学”：“就文学史来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诚然是重要的， 但它仅只能说明了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一部分，即政治内容；并没有包括例如伦理、友谊 等其它思想内容，更不能包括文学本身的艺术特征；它只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共同属性， 而不能说明文学本身的特点，因此它不能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和界线。现代文学史的 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 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 ，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既然建国以来的文学和从‘五四’开始的 现代文学有其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那么就应该考虑现代文学史的讫止点是否应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线……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即不仅只从政治内容的 范畴，而且从思想到艺术全面地考察的话，两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的……现 代文学史应包括建国以来的文学历史，不能只讲到1949年。”[30]实际上，新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区分被统一到了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实践的“整体”之中。然而，需要 辨析的是，王瑶和樊骏对于“反帝反封建”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现代文 学史的评价标准的非难是一种误解，是由当时的话语条件所制约的一种可能是有意的误 解。他们没有认识到，不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新民主主义论”，都不是一种简 单的政治评价标准，而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以 及“伦理、友谊等其它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 创新，新的文学观念的建立”。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规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现代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文学规划。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五四”，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科学和民主，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 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所谓现代化方案中的一种。 实际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从根本上是通过也许是有意识的、策略性的误读，引 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来突破新民主主义的评价标准，扩大和拓展现代文学的范畴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 之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分期结构并没有改变。而近代、现代、当代文学 史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代，则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被“ 现代化”的文学实践所取代的结果。正是因为“现代化”的概念，才产生了“中国新文 学的整体观”，使曾经分裂的现代(新民主主义)文学史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史在“现 代化”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80年代

1、新历史小说概念：由先锋小说作家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苏童，余华等

由非先锋小说作家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英吉，阿朱等主要致力于以民间视角还原历史真相，用迥异的历史观来发掘和表现主导历史流向的提心因素（权利、人性恶、性欲望等）

2、特征：1）形式上，心里是小说实在历史领域中结构了宏大的历史

叙事模式，还原了历史生活的原生态

2）情感上，新历史主义小说表现出热烈和充沛的情感，依

据历史隔膜的掩护

3）主题性上，作家解释历史的欲望非常明显

3、80 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莫言的《红高粱》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其他主要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主义在真实观、历史观和艺术观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追求对题材的抽象和超越，把题材、人物、事件仅仅当作一种背景，主要表现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

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新历史主义小说

从赵树理生平背景来看，他原名赵树礼，山系沁水人，1925年于长治就读师范时，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3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1937年参加革命，伺候长期在解放区从事文化宣传和报刊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出版社社长，〈说说唱唱〉副主编，不久重返晋东南工作，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赵树理被树为“现实主义深化”的榜样从以上可以看出，由于出生于山系，所以他的文章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也由于长期在农村生活，所以作品与农村的实际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作者继承了“五四”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思想，因此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外由于长期从事解放区文艺工作，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1943年发表的，被誉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中的一个胜利”。小说以小芹和小二黑的爱情为线索，围绕冲破三仙姑和二诸葛的封建束缚以及暴露农村生活中的落后面貌和落后思想来反映新时期农村思想新的进步和新的发展。，这篇小说也集中体现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特点，一，问题小说，这是一篇典型揭露农村存在的问题的问题小说；〈〈小二黑结婚〉〉中揭露了三仙姑和二诸葛的封建迷信思想，也深刻揭露了农民的愚昧。此外小说业从金旺兄弟的所作所为反映了解放后解放区遗留下来的恶霸作风，和欺上瞒下的行为；也反映出农民自身的小农意识。再有，文中对父母包婚姻的揭露也很到位。如三仙姑不顾女儿的反对希望将其嫁给“插起招军旗，就有种粮人”的吴先生；还有二诸葛家养育的童养媳等等都可反映这些问题。二，强烈的政治色彩，也由于过分注意为政治和中心工作服务，因此给赵树理的创作带来了一些明晰那的局限，如拘泥于具体问题和事件，伸展不开对人物的刻画时有简单化的倾向；作品有图解政治，图解政策的痕迹。有时会因政策事物而累及作品等。但是由于赵树理常年生活在农村，扎根于基层，凭借他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切了解，对中国农村革命历程的深切体验以及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创作态度也使得他的问题小说得以突破就事论事的局限，取得不凡的思想成就。从〈小二黑结婚〉〉看，他把解决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婚姻以及解决金旺兄弟恶霸行为，还有使得三仙姑和二诸葛思想得以开化的这些问题都交由区长一人负责，文中也是由于区长这个关键性人物使得这些矛盾迎刃而解。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也正因为这样在表写和刻画各色人物时，岁鲜明富有个性，但却总觉得缺乏点什么。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受“五四”时期思想的影响，加上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封建主义的表现相当了解，所以他的作品有对封建意识下的农村社会关系和道德伦理观念有比较深入的剖析和抨击。在文中，描写的三仙姑和二诸葛的神婆行为深刻揭示了封建的迷信思想。以及文中农民对于金旺兄弟的所作所为采取敢怒不敢言的态度也反映了农民思想的弊端。此外他的西欧按说关注现实服务于现实斗争。他的小说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却又不同于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又不同于那种假现实主义，然而这样的现实主义可能导致狭隘的经验主义。如在小说中描写的解决各种矛盾的方式。但比起虚假，浮夸来说则不失针砭时弊的意义。而且他的小说没有那么咄咄饿理想化色彩，人物质朴如本色。四，小说采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方法构建作品，刻画人物；即他是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坚定实践者。“五四”以来，“西化”和“民族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问题一直是作家，批评家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赵树理的方向很明确，从〈〈小二黑结婚〉〉中，他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叙述，刻画人物。而且采用故事体小说的叙述方式，既少采用“横截面”式的段篇结构，也不太用跳跃式的或组合式的长篇结构，而是继承了中国评话式小说的特点，努力保持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完整性。也非常注意按照故事发展的时序叙述故事。而且为了让读者了解事情发展的过程，极少采用跳跃，省略的方式来叙述，即便是交代故事的人物家庭，也是不惜对牺牲对人物的刻画，来照顾读者，在文中先交代三仙姑，二诸葛的人物，家庭就可以很好体现这点。另外，小二黑与小芹爱情产生了问题最后也有了解决的方法，也体现了他小说的完整性，线索明确，脉络清晰，因果关系明了。五，叙事，写人都用白描手法，而且以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性格，文中一出场就以讲故事的口吻交代了“三仙姑”，“二诸葛”两个人物的习惯难为，习惯，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两的性格特色，在叙述整个事件的时候也采用娓娓道来，并不惨杂太多的细节描写。但他的故事却头绪清楚，故事集中，故事中又可以因出其他小故事，作品也有悬念，有聚焦点。六，语言的口语化，通俗易懂，平易朴实，生动风趣；他的语言能使读者造成在场感，语言简洁，上口，合乎自然语流。多用短语，短句，限制使用多重的修饰语，如“刘家峤，有两个神仙，邻近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等等都可体现这点。在语言的使用上十分注意地方色彩和乡土风味，为了避免采用文人书面语，也淘汰了生僻的字眼。作者吸收了通俗易懂的方言口语进入作品，如在文中“死受”这类语言同山西的民情风俗融合在一起构成赵树理小说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总之，赵树理小说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也是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形成了独特的“赵树理方向”。他也是“现实主义深化”的杰出代表。也深刻地影响了大批作家的创作，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山药蛋派”。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春夜雨霏霏，1984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 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极大轰动。1987年担任电影《红高粱》编剧，该片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2011年凭借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2013年担任网络文学大学名誉校长。2014年12月，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6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17年11月，莫言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12月，凭借作品《天下太平》，获“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中的短篇小说奖。

莫言因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

个人经历

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名气大涨。其实，早在先前，就有很多人评价过莫言，如余华说道：“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可以拿10次茅盾文学奖了。因为90%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比不上莫言最差的一部”。

其实莫言的成功不在写作上，而是有个幸福的家庭。莫言的妻子杜勤兰，也是“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两人识于儿时，感情深笃。1981年，结婚两年后，女儿管笑笑出生。

莫言不仅文学方面造诣深厚，在书法方面也是有所建树。2018年10月13日—10月21日，莫言的首度书法个展笔墨生活——莫言墨迹展在北京博物馆展览，近百幅书法作品展示了莫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书写。

以上内容参考：

1主题多样化

2贯穿了阶级意识

3他根据需要，对语言有意识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