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特点

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时间越长就会越多，农村生活最朴实无华，吃别人的剩饭不香

农村题材小说的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信息及性格特点。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摘要】

简要说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形象及其性格特点？【提问】

农村题材小说的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信息及性格特点。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回答】

简要说明小说集《台北人》中冬秋季叙述的用意【提问】

他的作品视野宽广、选材独特、叙事技巧高超,而他的思想内涵仍然是最纯粹 的传统中国。 小说集《台北人》可算是白先勇诸多作品中艺术和思想价值，表达对冬秋季的喜爱【回答】

农村题材小说的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信息及性格特

点。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

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摘要】

简要说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形象及其性格特点？【提问】

农村题材小说的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信息及性格特

点。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

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回答】

革命话语体系中,“社会主义农村新人”最终指向一个

文化隐喻时,英雄的中国形象就诞生了。20世纪初始,

中国文化界就有着一种构.【回答】

问题还没答完呢【提问】

性格纯朴，代表勤劳的劳动人们【回答】

王朔，当代的智者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既具强烈的现实性，也有较高的艺术性，作为当年曾经感动一代人的著名小说《创业史》更是如此，它反映了“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展后农村的激烈动荡和变革，塑造了以梁生宝为首的不同以往的农民形象，展现了真实的农村生活和复杂的农村社会关系，反映了在巨大社会变革中的各类农民思想和生活的变化，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建国后农民对新农村，新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当然，"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简单来说，就是过多受政治的影响和束缚，有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比如都是光明的大团圆结尾。还有就是写作方法简单粗糙，艺术形式单一，描写的农村生活不够深刻和丰富。从《创业史》来看，虽然梁生宝感动激励了很多人，但不否认，这个人物过于理想化了，也就是说梁生宝的形象超过了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是有一定缺陷和不足的。

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并不相同，风格各异，但是在艺术上具有共同的特征。

①浪漫主义文学着重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这种主观性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古典主义强调理性和法则，对作家的想像和感情是一种束缚，而浪漫主义强调作家创作的绝对自由，并把情感和想像提到重要地位，从作家的主观出发来认识现实、反映现实。

②浪漫主义文学将大自然和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着力于歌颂大自然。浪漫主义作家受卢梭“返回自然”思想和泛神论的影响，厌恶城市文明，把大自然看作是一种神秘力量，或者看成是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用自然的美来对照社会的丑。

③浪漫主义作家重视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束缚，想像丰富，感情真挚，表达自由，语言通俗，浪漫主义作家喜用民间文学的题材、手法和语言。民间文学是各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精华，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反映出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的增强，适应了当时社会活动的需要。

④浪漫主义作家喜欢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浪漫主义作家喜欢写中世纪和异国的题材，曲折离奇的情节，塑造非凡的传奇性的人物形象，描绘，描绘奇幻神秘的景象和绚丽多姿、激动人心的场面，用以对抗平庸丑恶的现实。

⑤浪漫主义是反对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作家主张创作自由，对古典主义的按“规范”进行创作、束缚创作自由的做法坚决反对，并在理论上同古典主义展开斗争。

⑥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有纲领、有理论、有大量创作实践的文学思潮，首先于18世纪末在德、英、法等国兴起，很快便传播到欧洲其它国家，形成全欧性的文学思潮，在许多国家发展成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同”在于：

（1）两者内容都取材于中国农村，描述的主体对象都是中国的广大农民。

（2）两者根本上都不会脱离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而且还会不同程度围绕土地问题展开故事情节。

（3）两者创作时都基本遵循了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塑造了一批有时代特色的人和事。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异”在于：

（1）作品创作者社会地位的不同导致对小说主体认识的差异。

简单地说，五四乡土小说属于“知识分子写农民”，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属于“农民作家写农民”；所以前者有思想深度，但对农民的缺点有片面放大的趋势，而且语言“文绉绉”，有着独特的书卷气，并非为当时广大社会百姓所能理解，而只是“留给精英去阅读”；后者语言相对要通俗易懂，但处理问题容易简单化理想化，对农民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分析不够辨证。

（2）作品矛盾冲突内涵的区别。

五四乡土小说主要揭露的是农民的悲惨生活，揭示的是当时农民与地主、土豪、兵匪等的矛盾；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主要反映的时五六十年代农村的新生活、新风尚，矛盾主要集中于农民群体中新旧思想的冲突（属于农民自身认识问题），即使后来有“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那也和五四乡土小说揭示的矛盾有区别，即“敌人”是暗藏而非公开化的，不像五四乡土小说反映的矛盾那样尖锐、赤裸裸。

（3）作品创作时所受思想指导的区别。

浅析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纪实文学的创作处于低落状态。这时，一批作家一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风格，以不同的题材取向、叙事方式、情感表达等创作手法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作品。这批作家凭借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照社会人生，运用琐碎的手笔记录芸芸众生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这批后起之秀的代表有池莉、刘震云等。他们所用的写作手法被评论界称做“新写实”。1989年《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一号专刊“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借助这期专刊一些早已在默默创作的青年作家开始被世人瞩目。然而，这次联展只显现了冰山一角，在此后纷沓来的文学评论中，一部部成绩卓越的作品才逐渐被世人所认知、认可。如方方的《风景》、《黑洞》池莉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四条好汉刘震云的《官场》、《一地鸡毛》等。

新写实主义小说崛起于小说界相对疲软的转型时期，承担着过渡性角色。它的创作是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创作方法上以写实为主要特征

,。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以生动而冷静的笔触展示社会下层中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虽然从总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范畴

,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小说创作手法

,新写实在题材选择和叙述方法上为其他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

池莉的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都是围绕家庭做文章的。

《烦恼人生》写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底层工人印家厚四处碰壁不断遭罪的生活。作者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来描绘他工资被克扣、妻子对他的不满、女徒弟对他表示倾慕，而他却受制于对妻子的忠贞不渝。晨起的排队洗漱解手、上班坐车的拥挤、午饭吃到虫的愤懑等等。主人公印家厚苦苦地支撑着，努力维护家庭的完整使一家老小生活有保障。他每天的经历都十分实际具体，但正是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使他神经时刻绷紧。池莉的另外两部小说内容更是琐碎、细微，充分描绘了普通市民泼辣俚俗的日常生活

农村题材小说的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信息及性格特点。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

阿Q的革命是典型的农民自发革命，表现出他的愚昧，鲁迅通过他的被杀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阿Q的形象具有很大社会普遍性，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和强烈的针砭与警示作用。【回答】

1、作品特点

他的早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为素材，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

2、人物简介

王朔，1958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苏南京，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

1978年，他开始创作，先后发表了《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等中、长篇小说。出版有《王朔文集》《王朔自选集》等，后进入影视业，电视剧《海马歌舞厅》和《编辑部的故事》都获成功。2007年，王朔以50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6位，引发广泛关注。

3、主要作品

他的代表作有：《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王朔文集》。

要说明17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4 min农民形象及其性格特点，那时候，那是，那，那时候，中国土地还没有分产到户，大家都特别辛苦就，或者还没有达到小康的日子

争名夺利，写的东西无病呻吟要不就是废话、鬼话、浑话，没实际意义的东西。

绝大部分作家都是向钱看齐，没有文人的傲骨了.............很是失败的文坛......................

仅有个别一些值得去读，诸如：陈忠实、叶永烈、贾平凹......这一些作家我觉得还算是个为民众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人

祝君愉快

呵呵，我们也正好学这一部分。

成就：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的历史风云，反映了社会与时代，塑造了一大批成功的任务形象，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

缺点：个人觉得是追求高大全，人物形象描写比较单薄，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红旗谱》中的朱老忠。

呵呵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

隔水观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左右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开了又一个文坛大一统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如民主自由、个性化创作、独立思考等则在政权的强力控制下逐渐进入沉潜期。五四传统的沉潜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个宣称无产者的政权建立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支撑五四先驱们达到的探索深度，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先进阶级”也没有能力消费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国家初定，既不能无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又不可能放弃对大众精神领域的宣传与占领，于是左翼文学的观念便借助政权力量扩张而至全面贯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周扬给了它一个新名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与西欧、俄国19世纪的“旧”现实主义相区别，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可见，现实主义的两大任务，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丁玲说：“我也承认，今天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作者对于他所喜欢的新人物，还没有古典文学对于贵族生活描写的细致入微，这里找不到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从某种程度上看，所谓“现实主义”是五四文学传统沉潜的“非精英化”导致的必然结果。政权出于现实功利的性的考虑，排斥这种执著于高层次精神探索的活动，排斥精英化的启蒙，虽然实际上精英式探索是更深一层意义的启蒙与提高，但是已经说过，这个政权本身负担不起这样的高度与深度，它也不愿意使大众的目光过多地投注到内心、终极等精神领域，而希望能集中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政权自身，从而尽快实现政治统治、经济建设等外在征服的目的。至于作品艺术水平的低劣，丁玲又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强调这个缺点，因为强调只有增加你的成见，加深你对于新事物与新文艺的距离，让我们不要留恋过去。”

然而实际却并不能使人满意，理论指导与实际执行发生了偏差。其一体现在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上。现实主义创作是“非精英化”的结果，亦即有“平民化”的要求与趋势。而根据当时的阶级划分，小市民阶级被定为类似于“亚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落后的，需要工农改造的阶级。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也主要基于它所服务的读者层是小市民阶级。但是，与欧洲相比，中国由于工商业与都市的欠发达，“小市民”作为一个阶级，从未强大到有左右政局的力量，而掌握了文化的工农极其容易与小市民在审美趣味取向上达成一致。因否定城市而否定小市民，到否定通俗文学，再到否定平民化，这是政权力量控制下文学方针与实际情况的悖论。导致的结果是使得一批艺术水平不高，吸引不了知识青年的作品，在面对工农兵时又显得曲高和寡，完全沦于说教。这一点虽然在实践中又逐渐被修复，一批在艺术形式和结构上借鉴通俗文学的作品，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的出现所代表的开创意义，却也使得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变得模糊与不合理。

其二体现在作家队伍上。可以说，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内心化伤感化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一部分走进了象牙塔。纤柔，秾丽，哀婉的美学风格容易使人产生厌烦情绪，解放区文艺此时带着泥土的香气出现了，使得那一批作家得到了解脱，他们为这种刚健、质朴、有点粗野的风格所吸引。同时政权对文艺的重视，使“以文致仕”的古老传统在解放区推行下去，文人与政治的“和谐相处”在这里得到实现。于是大批作家投入到解放区文艺的阵营来，从天上的玄思转到人间的生活，从内心的独语转到土地上的歌唱。这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现实主义的美学意义。然而政治的束缚一旦过紧，现实主义在美学上的吸引力减退，这批作家的创作也就失去了光泽，或退出主流，或艺术水准大打折扣。

总之，现实主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生命力大大减弱，非但不能保持原意旨，甚至走向了现实的对立面——对现实的粉饰、夸张、歪曲，而确实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

二 革命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浪漫主义更加靠近了文学的艺术性追求，更偏重于内心的东西。然而它的妙处就恰恰在于，它同时又是“革命”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内心感觉是开放性的，而非封闭的。这极其适应了当时政治宣传与太平粉饰的需要，它不要过多的思考，而只是“光明”基础上的升华，就好比一团蘑菇云，所需的原料并不多，却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外显的，绝不引向深层思考，然而又时在内心前面扣了一下门，这一扣便弥足珍贵，补充了现实主义所缺乏的丰富内涵。“我们的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我们的创作也需要美妙无边的幻想。”两者的结合实现了艺术的更上层楼，作者与读者产生巨大的激情共鸣。原本缺乏激情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显现，是死板的政治说教，但在浪漫主义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现实主义充盈起来，不再笨拙蹒跚。好像因了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实感人而光彩重生。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同时，不论是美好信仰还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在作品中看来是从未失去乃至毁灭的，英雄总是能够凭借着崇高的信仰战胜敌人，这使得整个十七年文学基调是喜剧式的，即使激情的宣泄也是喜剧式的。这些作品只提供给读者一些精神支持与情感寄托，而缺乏真正反思的力度与悲剧的最终净化心灵的效果——但这对于它来说是大不必要的，这不是它的目的。由此衍生出十七年文学的美学风格：奔放雄伟刚健热烈。可以看出，这是基于对现实的绝对自信而生成的，也更成功地为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激情库存。

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宗教化”则有终极旨归性质，情节是它的依托，它又使情节本身成为先验的，不可质疑的存在。情节在宗教的笼罩下不可以被思考，只有“信”与“不信”两种选择。相应地，读者付出的也是类似宗教体验的庄严与激动。这个结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抒情诗，那些对现实的描述和讴歌，读起来多么感人，读者与作者两方面都表现出皈依来，一同进入理想的圣地。

尽管如此，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一个限定如此之严的文学环境中，“两结合”并非万全之策。那些喜剧式的激情最终变成一种虚妄，没有深厚动力支持的狂喜只能造成愚昧滥情虚伪，渐渐地这种喜悦也不能再吸引人了。也许是耗费太多了吧，它给民族心理带来的疲乏和理性的匮乏都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恢复的。情节的“宗教化”产生了迷信的恶果，极端缺乏思考同时又极端敏感导致对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的不加区分。因为按照它的逻辑，情节的真实性是不可以怀疑的，加之其上的宗教情感也必然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想法，由是观之，便不难理解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后来一部《海瑞罢官》引起的文革巨浪。“两结合”的出现，反映了文学当时夹缝中的两难处境：既要迎合政治，又得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这是文学扭曲与变形的一种表现，一旦有了轻松的环境，沉潜的五四传统便

会露出头来找到接续者。

三 断裂与重生

新文学的两大主题：对未来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对古老中国“家园”印象式的依赖，或由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或由于美学风格的差异，都在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中发生了断裂，极少有人对生存本身做超出马列范围的反思，或者对遥远的故乡唱一曲异乡漂泊的惆怅歌谣。

这有现实的原因，社会在大规模建设时期，建设取代了思考与怀念。更深一层则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这个命题，政权和工农都不熟悉，在他们的概念中，这是与城市，资本，金钱，诱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里面充斥着不可把握的罪恶，于是，既然无法把握它，那就干脆消灭它好了。同时，解放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消磨了对“家”的远距离的观照，更没有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家国命运之感。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新文学的两大主题是被时代断裂，被政治断裂的。两者的重建又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对过去与未来的思索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进行的活动，然而由于断裂的原因不同，重建的时间也不同。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直到后朦胧诗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经济实力与文化程度达到某个高度时，现代性的问题才有机会被探讨，“城市”的概念也开始复苏。当然，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中国的现代性思考远远达不到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加之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革的排斥，这种思考更显得稚拙。因此便不难理解十七年文学中工业题材与城市题材的浅薄与缺乏生命力，正是由于现代观念的缺乏所致，而同时，这种观念却又是在政治操纵下人为祓除的。

相比较而言，“家园”印象的断裂更是一种美学风格的断裂，因为它与刚健热烈的“时代精神”相悖而遭到了摒弃，例如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即因此成为争议之作。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家”的概念则被延续下来，从而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表现为十七年文学中的两大题材：革命历史小说与农村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是将政权统治合法化的产物，除去政权自身的需要外，还表现了政权甫立，民众包括作者在内的对于前途未知的茫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的依赖。因此，“党”就必须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历史必然，具有千秋万代不可变更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因而，这种证明自己“从何处来”的过程便类似与一个“寻根”的过程，而对这个被塑造出来的历史的坚信依赖也就具有了对“家园”的感情色彩。例如《红岩》中时时刻刻灌输给读者的“党”与“光明”的必然联系。这一点对于占主流的解放区作家来说，意义更加深刻。是革命历史年代赋予他们智慧，光荣，激情以及创作的源泉，解放后的回忆便是一个在“遥想当年”的家园回望中寻找自我肯定的过程。许多作家，例如郭小川，孙犁，都有对战争年代的怀念，从而产生一种心灵的慰藉。

农村小说则更是发于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与熟悉，这是五四文学“乡土性”的直接延续。这里不同的是，没有作家的思考，甚至无关技巧，而主要是对“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语言，修辞，逻辑，情感驾轻就熟。鲁迅当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与故乡之间的“厚障壁”在这里被对“家”的强烈情感轻而易举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谐代替了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农村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优点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怎样描写农村题材，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作家们的重大责任。由于农村发生了问题，也引起了创作上的新问题。1960，1961年，公社问题明确起来，写得多了。到今年又写得少了，情况还不大摸得准。”由是观之，这种对五四传统的重生由于现实的限制，只是在极其肤浅层面上的一种继续。这里放弃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力，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思考，恰是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他的小说谈不上文学，属于民俗，比较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有点狗肉一样，虽然好吃但上不了台面，看着玩可以，能给人以人生的启迪不行

你好很高兴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1.创作水平总体不高

2.受政治运动影响，创作思想狭窄

3.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与文学流派特点

4.有鲜明时代特征即农村合作化运动，有农村新生活的情调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观念，风格鲜明。

5.人物脸谱化，特征突出

6.正中反人物冲突结构

7.语言通俗不加修饰

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你【摘要】

简要说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形象及其性格特点？【提问】

你好很高兴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1.创作水平总体不高

2.受政治运动影响，创作思想狭窄

3.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与文学流派特点

4.有鲜明时代特征即农村合作化运动，有农村新生活的情调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观念，风格鲜明。

5.人物脸谱化，特征突出

6.正中反人物冲突结构

7.语言通俗不加修饰

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你【回答】

农村题材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形象及其性格特点

【提问】

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回答】

王朔现象既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王朔的作品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被视为痞子文学，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市场，销量很大这种矛盾现象。他的作品具有大众文化特征：首先、包含了通俗文学的诸多因素，具有强烈的商品意识。其次、大多数作品都呈现出自我重复和批量生产的痕迹。再次、善于利用大众传媒，是创造热点和现象的高手。王朔作品大多呈现出明显的大众文化特征，但也有少数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个人经验的作品。如动物凶猛等。

他早期的小说，诗歌和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他军队“大房子”的成长经历。 后来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对话充满活力和活力。 叙事语言是荒谬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权威的话语和知识。 分子的精英位置是嘲弄。

王朔小说不仅有着内容的独树一帜,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着独特的魅力。它打破了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人物塑造、情节构造、语词配置诸种因素有机地融合。王朔苦心孤诣为笔下人物建构了一套语言系统,通过其特有的调侃与幽默,实现了对文化传统的反叛，对语言传统的改造,从而达到对传统特别是现实生活的强烈的嘲讽与亵渎。

扩展资料

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王朔一样用了很多的形容词，用了偏柔情的长句子，用了老套的开篇语，完全符合我这种欣赏水平不高、写作特点偏重的“新手”的喜好。所以，有时候适合很重要，某个时间点上的适合更重要。

参考资料来源：

请问是言情还是耽美。言情的有 寡妇恩仇记 春天的故事（这个我很喜欢 强推）

珊瑚 现代重生在山月儿 小保姆

耽美的有 村里这点事 土狼进攻城市狼 耽美的看的不多

先说不同之处，五四乡土小说属于“知识分子写农民”，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属于“农民作家写农民”；所以前者有思想深度，但对农民的缺点有片面放大的趋势，而且语言“文绉绉”，有着独特的书卷气，并非为当时广大社会百姓所能理解，而只是“留给精英去阅读”

古希腊讽喻故事集《伊索寓言》，相传为奴隶伊索所作。 2、 中世纪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所写的《神曲》，原名《喜剧》，包括《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分。 3、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薄迦丘的代表作是《十日谈》。 4、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最杰出的作家是塞万提斯，其代表作《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的不朽名著。 5、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大戏剧家和诗人，其代表作有讽刺喜剧《威尼斯商人》，四大悲剧是《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 6、 拉伯雷是法国十六世纪最重要的作家，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巨人传》。 7、 十七世纪法国著名喜剧作家莫里哀的代表作，有讽刺喜剧《伪君子》。 8、 十八世纪英国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笛福，其代表作为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9、 斯威夫特是英国启蒙运动中的讽刺小说家，其代表作是《格列佛游记》。 10、 歌德是德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其代表作有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诗剧《浮士德》，后者的创作延续了六十年之久。 11、 席勒是德国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其代表作有戏剧《强盗》、《阴谋与爱情》。 12、 拜伦是英国进步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代表作有诗体小说《唐璜》。 13、 雪莱是与拜伦齐名的英国诗人，解放的普罗米修斯是其最优秀的作品。 14、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是德国诗人海涅的代表作。 15、 雨果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其最著名的小说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16、 司汤达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长篇小说《红与黑》是他的代表作。 17、 巴尔扎克是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代表作《人间喜剧》包括96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其中重要作品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 18、 福楼拜是法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包法利夫人》是其代表作。 19、 狄更斯是英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匹克威克外传》，他的第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是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是其后期创作的代表作。 20、 萨克雷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家，其代表作是讽刺小说《名利场》。 21、 夏洛蒂勃朗特和她的妹妹爱米丽勃朗特，都是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前者写了自传体小说《简爱》，后者写了小说呼啸山庄。 22、 莫泊桑是法国十九世纪末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羊脂球》是他的成名之作，《项链》、我的叔叔于勒是他的名篇。 23、 罗曼罗兰是法国后期批判现实主义著名的作家，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其代表作。 24、 左拉是法国著名作家，卢贡——马加尔家族（包括《娜娜》、《萌芽》、《金钱》等20篇长篇小说）是其代表作。 25、 易卜生是挪威戏剧家，《玩偶之家》是其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26、 安徒生是丹麦著名童话作家，《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27、 斯托夫人是美国十九世纪著名女小说家，其代表作是《汤姆叔叔的小屋》通过老黑奴汤姆的命运，控诉了南部反动的蓄奴制。 28、 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民主诗人惠特曼，其诗集《草叶集》，对我国新诗产生过影响. 29、 马克吐温是十九世纪美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镀金时代》、《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百万英镑》等，短篇小说《竞选州长》。 30、 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代表作是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历史小说上蔚的女儿、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

薄暮

这是科艾的。

农村题材小说的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信息及性格特点。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回答】

简要说明小说集《台北人》中冬秋季叙述的用意【提问】

他的作品视野宽广、选材独特、叙事技巧高超,而他的思想内涵仍然是最纯粹 的传统中国。 小说集《台北人》可算是白先勇诸多作品中艺术和思想价值，表达对冬秋季的喜爱【回答】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雪漠的《大漠祭》

写的是西北的一种挺真实的故事。文笔朴实，讲述了地处腾格里沙漠长城乡的一家人平凡真实的生活。是一种中国当代社会农村生活的真实反映，实实在在的反映，没有任何夸张与做作。值得一看。

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详解：

白先勇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探索期,发展期,成熟期和开拓期四个时期.

白先勇的早期作品,其中包括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闷雷,月梦,玉卿嫂,黑虹,小阳春,《青春》,《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等,主要写的是他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带有明显的自传性,模仿性和幻想性的特点.

发展期的作品,是指白先勇赴美后写的《纽约客》,其中包括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O,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谪仙怨,火岛之行七篇小说.《纽约客》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是写漂泊到海外的国民党贵族子弟的生活,写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下的认同危机,写他们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写他们在爱情婚姻方面的悲剧.

成熟期是指白先勇在美国创作的《台北人》,其中包括十四篇小说.《台北人》在思想和艺术上比《纽约客》更加成熟,作者把他的故事人物和中国的近代历史和社会结合起来,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新的现实主义的深度.白先勇的《台北人》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主题多,人物性格鲜明,复杂,富于发展变化.其中,《永远的尹雪艳》就是暴露和抨击台湾上流社会的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

开拓期指的是白先勇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孽子》.这是作者力图突破自己创作成就的一次尝试.其突破性表现在:第一,它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但他并没有把它孤立起来写,而是把它和人性的描写,社会的描写联系起来,因此它是一部多层面的小说:表面上是一部同性恋小说,实际上是一部人性小说,现实主义的社会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提出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社会对子女的关心教养问题,老兵的生活问题,上层官僚对百姓的欺压问题等;第二,在作者的创作道路上,《孽子》在内容和题材方面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里程碑,主要写台湾现在和未来的现实社会;第三,《孽子》的语言风格比较朴实,通俗,而《台北人》的语言风格幽雅,流丽.

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然而，同时又受到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的有形与 无形的制约。5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在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学史分期的“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没有人否认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与 发展规律，所以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该以文学本身演变情况为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指出“认为文学史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 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抗战文学”、“ 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些名称明显地带着政治的痕迹；然而，这种抱怨也并不 仅仅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乌·韦斯坦因同样抱怨：“近百年来大多数重要 的文学运动的名称极少是从文学本身来的。”[2]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往 往潜伏着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奠定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结构。“新时期”伊始，既成的文学史的解释结构受到了明显的 挑战。由“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最终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激流 。

洪子诚说：“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 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 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 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 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为着‘展开更大的历史段的文学 史研究’，从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出发，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这 些都很必要。但是，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 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探讨出发，说明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 不断转变而发生的文学史哗变以及概念内涵的转换。“‘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它 产生的过程中，就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学‘一体化’时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获得合法的地位。不过，在‘文革’中，文学的激进力量显然并不强调1949年作为重要 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无产阶级文艺的‘ 新纪元’，是从‘京剧革命’才开始的。江青他们还来不及布置‘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 史’(或‘新纪元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 文艺史)观。他们很可能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换一个名称)……‘文革’ 后，人们的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尽管‘现代文学’、‘当代 文学’的概念还在使用，使用者赋予的含义，相互距离却越来越远。这种变化也有一些 共同点，这就是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的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序列’ ，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 、穆旦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挖掘出来，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 与‘当代文学’的等级也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 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 所包含)。‘现代文学’概念的涵义，也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在写于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tāo@①主编)中，‘现代文学’是对文学现象作阶级性的‘多 层等级’划分、排除后所建立的文学秩序。而在80年代，‘现代文学’在一些人那里， 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或者，成为包罗万象的口袋：除新文学之外，‘尚有以鸳鸯 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有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有新旧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诗词，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以及海外华 人创作的文学’，还应该装入作为‘五四新文学逆流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沦陷 时期的汉奸文学，“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阴谋文学等等’。”[3]

徐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是较早对现代文学的起讫 和分期提出疑问的：“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 题。其实不然。”他指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阐述现代文学的开端时说：“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文学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个时间。邢铁华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述评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它的起始的时间到它的分期都存在着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把文 学发展的阶段区别为近代和现代，还是把文学自身形态的演进作为区别近代和现代的标 准，抑或是二者兼顾；由于标准不一，因之就产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确立一个 什么原则为划分标准，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巡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划分(即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标准为依 据、兼顾文学标准这两类。显然，如何理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牵涉到文学观念问题。 ”“作为文学史，其发展和演变无疑与社会革命的推进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不能将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6]由于 新的文学史视角的确立，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发端和分期产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们中国，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会召开，这三十年间的文学。这种提法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阶段划分而来的。”他提 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7]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所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 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 如何分期的问题也交给了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通常总是毫无疑问地 被采用。”[8]他们说：“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 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 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 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史发展。这样，分期就只是一个文 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 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 、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 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9]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在中 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初对新文学加以历史的评价的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他在1922年3月写的五十 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第十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使用了朴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把文学史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 ”的对立与循环。陈独秀也许是最早明确地用外部的因素来解释文学革命，并且是针对 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而提出针锋相对的质疑：“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 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 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也强调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运动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几个人凭 空捏造起来的，自有其历史的时代的意义。”[11]

1935年出版的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从社会背景入手来叙述文学变动，把社会 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突出地标示了“五四运动与 文学革命”、“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他在导言中明确地把文学变迁视为政治变 迁的结果。他说：“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的。因此，我们 要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 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来中国文艺思潮论，把1917年-1937年文艺思潮的变迁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这三个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界划分为三个段落。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周扬及时地把它应用到新文学史的研究上， 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后来新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说：“新文学运动作为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基础上，且应新经济新政治的要求 而产生，是反映新经济新政治，而又为它们服务的。”周扬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按照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分为四个时期：1、1919年-1921年，“五四”运动到 共产党成立，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2、1921年-1927年，从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 是新文学内部分化和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3、1927年-1936年，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时期，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4、抗战时期，新文学运动力量的重新结合 。本来把文学附属于政治是周扬30年代以来对于文学的一贯的理解：“在广泛的意义上 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 ……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 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3]

李何林、王瑶、老舍和蔡仪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关于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强调“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学史的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 ’，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陈思和在一本文学史的构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以五卅为界，开了以政治事件为文学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阶段，文学史著作有多种分期，大多数是以历 史政治事件来划分。王瑶的著作最为典型，其分别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战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来划分，其他文 学史著作基本沿用这一分期标准。”[15]新文学史研究兴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学社会学 和阶级论流行的时候，西方和苏联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大量翻译出版， 而新文学界又得风气之先。因此，这种文学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响和渗透到新文学史的 研究中。由于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把社会的 发展变化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文学史分期与政治史分期的重叠与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明确地否定了文学与政治标准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 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说明新文学在三十年里，怎样不停地追随着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步伐前进，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因此不断出现新特点，作品因此不断获得新思 想、新题材……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有些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为优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了‘破绽’… …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缺陷。问题究竟在 哪里?看来，是在于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不能从应有 的思想高度，对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16]

80年代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变化无疑是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 反映在文学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要求把文学史的分期从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建立纯粹的独立的文学史的秩序 。8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文学史的研究者要求摆脱文学史的外部 的缠绕，还原为“内部研究”，也就是说还原为“文学研究”。1985年，刘再复在文 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中归纳“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时就把“由外 到内”的趋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 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 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 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 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17]罗宗义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中说：“ 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发生了一场裂变。”[18]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强调：“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 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从理论上说，作为意 识形态的文学，当然要为社会存在所影响所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经 济和政治。因此，文学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 己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要受到文学 内部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 的……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响到文学的历史进程，使之与历史环境发生 或前或后的非同步关系。总之，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 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中提出：“许多人指出，有些现代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其实，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20]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写问题中说：“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 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简单地讲，文学史就是要讲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 陈思和说：“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有其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逻辑。根据社会发展史或者 政治史来划分文学的时期，无法准确地体现文学发展规律。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与现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学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应该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 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21]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指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 ，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内部’来把 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 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同时，他们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 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 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 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 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2]他们一方面 强调要从文学内部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然而，另一方面实际上“文学现代化”和“汇 入世界文学”等概念却又是一种非文学的历史价值标准的预设。

20世纪80年代“重返自身的文学”以“重写文学史”运动达到巅峰。上海文论198 8年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陈思和阐述道：“‘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 不是随意想象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 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这种学术活动不是技术 性的，它包含一种从思维方法到具体研究的革命，即是用实证的方法来修正原先由于政 治偏见而对文学史所作的篡改和歪曲。”“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多出 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上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 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的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 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23]

早在80年代初，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就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但是这种分期仍然建立在有 关社会性质的论述之上，而不是由于文学的诉求。但是，他们对文学史分期的看法却和 后来“重写文学史”运动不谋而合。邢铁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源于中日甲午战后， ‘五四’并非它的发端。如果从1894年到1949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的一段，那 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这一阶段从社会性质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从 时代精神来说，是反帝反封建；从文学现象来说，前后绵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 ’正是作为中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后两个时期。前廿五年是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 展期，后三十年是现代文学的壮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旧民主主义文学，后三十年是 新民主主义文学。从关系上说，后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发展，应该同属‘现代’ 的范畴。”[24]陈学超提出“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将鸦 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 百年文学史’”。[25]

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其 绪论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然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 没有摆脱社会学的论述模式，“20世纪中国文学”仍然被看作是20世纪社会变革的产物 ，也因此注定了它在分期上无法突破原来的格局。黄修己评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说：“只要看看《三十年》中每一阶段的具体论述，就知道以1927、1937为界，其实还 是踩到政治革命的辙印上了。而第三个十年不止于1947，而要延长到1949，还是因为要 把新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告一段落。把新文学分为三个十年，未见在分期问题 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原因也很简单，上述各位作者都坚持从 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视角去考察新文学。而只要承认文学的发展演变是受社会生活变 动的影响、制约，则无法回避新文学与中国政治革命步调相近的关系。”[26]黄修己指 出，以政治来分期，不仅是大陆50年代以后的学者是如此，在50年代以前，也都是以政 治来分期，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政治色彩最为淡薄的，但也仍然是以1926年 、1931年、1937年为界，仍然是以政治事件来作为文学史的分界。不仅如此，在意识形 态对立的海峡另一面的台湾，在分期上也与大陆学者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他们认为“不 管在那一个阶段，新文学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祸福有很密切的关系，感时忧国的 时代精神，贯穿了整个新文学发展史”。[27]

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是在现代化的视角下产生的对于 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陈思和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生活屡生巨变。人们习 惯于以政治标准对待文学，把新文学拦腰截断，形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 学科概念。这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体，妨 碍了人们对新文学史的深入研究。”[28]樊骏说：“和只是孤立地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 容的作法联系在一起的是，过去一般只注意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和题材，把这看作是现代 文学的根本的特点，以此作为考察评价现代文学的基本线索和根据。这自然是十分重要 的方面；但是“五四”文学革命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不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主题，它 所引起的变革要远为丰富宽广，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创新，新的文 学观念的建立，直到具有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作家的涌现等。它们都很难一概归入反 帝反封建这个政治命题之中。所以过去那种理解限制了我们的思路和视野，很多需要研 究的课题被忽略了，不少有益的因素被贬低了，研究的范围和评价的标准都显得有些狭 隘。”“近几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这是一 个范围和含义都要宽广得多的命题，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的线索，也可以包括上面提到 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段文学历史。”[29]实际上 ，“新时期”以来，“文学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已经悄悄取代 了新民主主义论所曾经确立的评价标准。“文学现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文学 ”和“社会主义文学”：“就文学史来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诚然是重要的， 但它仅只能说明了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一部分，即政治内容；并没有包括例如伦理、友谊 等其它思想内容，更不能包括文学本身的艺术特征；它只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共同属性， 而不能说明文学本身的特点，因此它不能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和界线。现代文学史的 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 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 ，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既然建国以来的文学和从‘五四’开始的 现代文学有其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那么就应该考虑现代文学史的讫止点是否应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线……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即不仅只从政治内容的 范畴，而且从思想到艺术全面地考察的话，两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的……现 代文学史应包括建国以来的文学历史，不能只讲到1949年。”[30]实际上，新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区分被统一到了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实践的“整体”之中。然而，需要 辨析的是，王瑶和樊骏对于“反帝反封建”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现代文 学史的评价标准的非难是一种误解，是由当时的话语条件所制约的一种可能是有意的误 解。他们没有认识到，不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新民主主义论”，都不是一种简 单的政治评价标准，而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以 及“伦理、友谊等其它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 创新，新的文学观念的建立”。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规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现代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文学规划。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五四”，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科学和民主，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 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所谓现代化方案中的一种。 实际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从根本上是通过也许是有意识的、策略性的误读，引 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来突破新民主主义的评价标准，扩大和拓展现代文学的范畴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 之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分期结构并没有改变。而近代、现代、当代文学 史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代，则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被“ 现代化”的文学实践所取代的结果。正是因为“现代化”的概念，才产生了“中国新文 学的整体观”，使曾经分裂的现代(新民主主义)文学史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史在“现 代化”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80年代

你好很高兴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1.创作水平总体不高

2.受政治运动影响，创作思想狭窄

3.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与文学流派特点

4.有鲜明时代特征即农村合作化运动，有农村新生活的情调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观念，风格鲜明。

5.人物脸谱化，特征突出

6.正中反人物冲突结构

7.语言通俗不加修饰

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你【回答】

农村题材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形象及其性格特点

【提问】

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回答】

农村题材小说的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信息及性格特点。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

阿Q的革命是典型的农民自发革命，表现出他的愚昧，鲁迅通过他的被杀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阿Q的形象具有很大社会普遍性，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和强烈的针砭与警示作用。【摘要】

简要说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形象及其性格特点？【提问】

农村题材小说的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信息及性格特点。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

阿Q的革命是典型的农民自发革命，表现出他的愚昧，鲁迅通过他的被杀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阿Q的形象具有很大社会普遍性，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和强烈的针砭与警示作用。【回答】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同”在于：

（1）两者内容都取材于中国农村，描述的主体对象都是中国的广大农民。

（2）两者根本上都不会脱离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而且还会不同程度围绕土地问题展开故事情节。

（3）两者创作时都基本遵循了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塑造了一批有时代特色的人和事。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异”在于：

（1）作品创作者社会地位的不同导致对小说主体认识的差异。

简单地说，五四乡土小说属于“知识分子写农民”，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属于“农民作家写农民”；所以前者有思想深度，但对农民的缺点有片面放大的趋势，而且语言“文绉绉”，有着独特的书卷气，并非为当时广大社会百姓所能理解，而只是“留给精英去阅读”；后者语言相对要通俗易懂，但处理问题容易简单化理想化，对农民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分析不够辨证。

（2）作品矛盾冲突内涵的区别。

五四乡土小说主要揭露的是农民的悲惨生活，揭示的是当时农民与地主、土豪、兵匪等的矛盾；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主要反映的时五六十年代农村的新生活、新风尚，矛盾主要集中于农民群体中新旧思想的冲突（属于农民自身认识问题），即使后来有“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那也和五四乡土小说揭示的矛盾有区别，即“敌人”是暗藏而非公开化的，不像五四乡土小说反映的矛盾那样尖锐、赤裸裸。

（3）作品创作时所受思想指导的区别。

五四乡土小说，主要是在文学研究会“写实化”、“血与泪的文学”等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主要是在当时“体制化”的思想引导下进行创作的，所以五四乡土小说显得要更有时代特色与鲜明性，出现了不少有作家个性特色的作品（因为社团内部可以存在不同认识的缘故），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单看每一部作品会觉得不错，但总体看起来有千人一面的感觉（“体制化”的桎梏所致）。

草草写了些，并非大学中文专业水平，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各位多多指正。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形象及其性格特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学创作中，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以其独有的地位和成就而备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文坛上的大多数作家都来自农村，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农村题材小说还有着其他题材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既拥有着从“五四”新文学到解放区文学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形成的传统优势，还拥有着丰富多彩而又激动人心的现实生活素材和感受。

因此，在当时的文坛上，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是最多的，作品也是最多的，成绩也是最突出的，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出了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经典作品。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最重要的收获是在表现当时农村生活状况和农民精神面貌的同时，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农民形象。其中，有四种类型的农民形象最值得注意。

第一类形象是“先进人物”，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代表 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铁木前传中的九儿、四儿，《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刘雨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焦淑红等，他们乐观、自信，既有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又有知识文化和学习欲望，大多是作品的主人公，是作家们有意识地树立的学习榜样。虽然，梁生宝、萧长春、焦淑红等形象有较为明显的拔高的痕迹，并没有如实地反映真实的农村生活状况，但这正是当时作家对现实的认识，也是他们追求革命理想和创作理想的结果，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第二类形象是“中间人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的代表 如《三里湾》中的“糊涂涂”“能不够”，铁木前传中的黎老东，《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亭面糊”，《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郭世富，《艳阳天》中的“弯弯绕”“马大炮”等，他们大多是从“旧社会”的苦日子里煎熬过来的，与乡村历史和文化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他们年长而智慧，对乡村生活有深刻认识，但又保守而怕穷，对“发家致富”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对走集体化道路这类新生事物则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排斥。但是，连作家们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些作家们竭力帮助甚至努力批判的人物，无意中却成为描写得最为成功的形象。

第三类形象是“异己分子”，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 如《三里湾》中的范登高、《创业史》中的郭振山、《艳阳天》中的马之悦等，他们大多精明而能干，自负而自私，有头脑、有知识、有经验，又曾有光荣的革命经历，在农民中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但由于缺乏坚定的意志，热衷于个人的发家致富，成为革命道路上的变节者。

第四类形象是“地主富农”，是农村中暗藏的阶级敌人的代表 如《山乡巨变》中的龚子元夫妇、《创业史》中的姚士杰、《艳阳天》中的“马小辫”等，他们大多凶狠而狡猾，曾有罪恶的历史，对穷苦大众有着深刻的仇恨。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正是因为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农村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并成功地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所以成为当时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

说明：本回答参考了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樊星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特此致谢！

如果你说的是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文学的话

杜鹏程《保卫延安》

吴强《红日》

曲波《林海雪原》

梁斌《红旗谱》

杨沫《青春之歌》

柳青《创业史》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周立波《暴风骤雨》

另外，从时间上来说老舍的《正红旗下》也应该算是十七年文学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