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特点电大当代文学

古代欧洲文学包括两部分：古希腊文学、古罗马文学 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文学都是欧洲古代文学的代表。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集中体现。古希腊文学在公元前8-6世纪就产生了希腊神话和史诗，在公元前5-4世纪就进入了鼎盛时期。古罗马文学受古希腊文学的影响很大，但它不是希腊文学的简单重复，它的文学成就虽不及古希腊文学，但是他继往开来，成为希腊和后世欧洲文学的中介。

文革文学中的一部分。所谓的地下文学就是暗文学，在当时环境之下，是一种手抄文本为依托的重要表达形式，是和官方主流文学相抗争的，这种抗争实质上就是歌颂人类的质朴、爱情的伟大，但是文革是禁欲主义的，严禁所有的爱情友情，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行事。所以所谓的地下文学就是反主流反文革的传统文学的非传统表达，是和五四精神一脉相传的。

地下文学往往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文学与政治的不清不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挣脱不了所谓的文学为纯粹的概念的。我老爹就是研究地下文学的，他回忆说，当时文革中流传诗歌，小说都很精彩。他读过手抄本一本小说，精彩程度很一般，不过在毛选当道的年代，这也算是好宝贝。后来那本小说成为了地下文学的重要文献，名字叫《第二次握手》。

地下文学的文学性究竟如何，暂且不论，就这种现象而言是深层次的。也就是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往往比文本的文学性更重要。我们要看清楚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也是地下文学最重要的启迪。

上述都是兴致发挥，全手打。因为受到老爹的影响所以知道一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

隔水观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左右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开了又一个文坛大一统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如民主自由、个性化创作、独立思考等则在政权的强力控制下逐渐进入沉潜期。五四传统的沉潜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个宣称无产者的政权建立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支撑五四先驱们达到的探索深度，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先进阶级”也没有能力消费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国家初定，既不能无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又不可能放弃对大众精神领域的宣传与占领，于是左翼文学的观念便借助政权力量扩张而至全面贯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周扬给了它一个新名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与西欧、俄国19世纪的“旧”现实主义相区别，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可见，现实主义的两大任务，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丁玲说：“我也承认，今天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作者对于他所喜欢的新人物，还没有古典文学对于贵族生活描写的细致入微，这里找不到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从某种程度上看，所谓“现实主义”是五四文学传统沉潜的“非精英化”导致的必然结果。政权出于现实功利的性的考虑，排斥这种执著于高层次精神探索的活动，排斥精英化的启蒙，虽然实际上精英式探索是更深一层意义的启蒙与提高，但是已经说过，这个政权本身负担不起这样的高度与深度，它也不愿意使大众的目光过多地投注到内心、终极等精神领域，而希望能集中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政权自身，从而尽快实现政治统治、经济建设等外在征服的目的。至于作品艺术水平的低劣，丁玲又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强调这个缺点，因为强调只有增加你的成见，加深你对于新事物与新文艺的距离，让我们不要留恋过去。”

然而实际却并不能使人满意，理论指导与实际执行发生了偏差。其一体现在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上。现实主义创作是“非精英化”的结果，亦即有“平民化”的要求与趋势。而根据当时的阶级划分，小市民阶级被定为类似于“亚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落后的，需要工农改造的阶级。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也主要基于它所服务的读者层是小市民阶级。但是，与欧洲相比，中国由于工商业与都市的欠发达，“小市民”作为一个阶级，从未强大到有左右政局的力量，而掌握了文化的工农极其容易与小市民在审美趣味取向上达成一致。因否定城市而否定小市民，到否定通俗文学，再到否定平民化，这是政权力量控制下文学方针与实际情况的悖论。导致的结果是使得一批艺术水平不高，吸引不了知识青年的作品，在面对工农兵时又显得曲高和寡，完全沦于说教。这一点虽然在实践中又逐渐被修复，一批在艺术形式和结构上借鉴通俗文学的作品，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的出现所代表的开创意义，却也使得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变得模糊与不合理。

其二体现在作家队伍上。可以说，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内心化伤感化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一部分走进了象牙塔。纤柔，秾丽，哀婉的美学风格容易使人产生厌烦情绪，解放区文艺此时带着泥土的香气出现了，使得那一批作家得到了解脱，他们为这种刚健、质朴、有点粗野的风格所吸引。同时政权对文艺的重视，使“以文致仕”的古老传统在解放区推行下去，文人与政治的“和谐相处”在这里得到实现。于是大批作家投入到解放区文艺的阵营来，从天上的玄思转到人间的生活，从内心的独语转到土地上的歌唱。这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现实主义的美学意义。然而政治的束缚一旦过紧，现实主义在美学上的吸引力减退，这批作家的创作也就失去了光泽，或退出主流，或艺术水准大打折扣。

总之，现实主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生命力大大减弱，非但不能保持原意旨，甚至走向了现实的对立面——对现实的粉饰、夸张、歪曲，而确实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

二 革命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浪漫主义更加靠近了文学的艺术性追求，更偏重于内心的东西。然而它的妙处就恰恰在于，它同时又是“革命”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内心感觉是开放性的，而非封闭的。这极其适应了当时政治宣传与太平粉饰的需要，它不要过多的思考，而只是“光明”基础上的升华，就好比一团蘑菇云，所需的原料并不多，却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外显的，绝不引向深层思考，然而又时在内心前面扣了一下门，这一扣便弥足珍贵，补充了现实主义所缺乏的丰富内涵。“我们的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我们的创作也需要美妙无边的幻想。”两者的结合实现了艺术的更上层楼，作者与读者产生巨大的激情共鸣。原本缺乏激情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显现，是死板的政治说教，但在浪漫主义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现实主义充盈起来，不再笨拙蹒跚。好像因了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实感人而光彩重生。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同时，不论是美好信仰还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在作品中看来是从未失去乃至毁灭的，英雄总是能够凭借着崇高的信仰战胜敌人，这使得整个十七年文学基调是喜剧式的，即使激情的宣泄也是喜剧式的。这些作品只提供给读者一些精神支持与情感寄托，而缺乏真正反思的力度与悲剧的最终净化心灵的效果——但这对于它来说是大不必要的，这不是它的目的。由此衍生出十七年文学的美学风格：奔放雄伟刚健热烈。可以看出，这是基于对现实的绝对自信而生成的，也更成功地为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激情库存。

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宗教化”则有终极旨归性质，情节是它的依托，它又使情节本身成为先验的，不可质疑的存在。情节在宗教的笼罩下不可以被思考，只有“信”与“不信”两种选择。相应地，读者付出的也是类似宗教体验的庄严与激动。这个结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抒情诗，那些对现实的描述和讴歌，读起来多么感人，读者与作者两方面都表现出皈依来，一同进入理想的圣地。

尽管如此，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一个限定如此之严的文学环境中，“两结合”并非万全之策。那些喜剧式的激情最终变成一种虚妄，没有深厚动力支持的狂喜只能造成愚昧滥情虚伪，渐渐地这种喜悦也不能再吸引人了。也许是耗费太多了吧，它给民族心理带来的疲乏和理性的匮乏都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恢复的。情节的“宗教化”产生了迷信的恶果，极端缺乏思考同时又极端敏感导致对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的不加区分。因为按照它的逻辑，情节的真实性是不可以怀疑的，加之其上的宗教情感也必然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想法，由是观之，便不难理解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后来一部《海瑞罢官》引起的文革巨浪。“两结合”的出现，反映了文学当时夹缝中的两难处境：既要迎合政治，又得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这是文学扭曲与变形的一种表现，一旦有了轻松的环境，沉潜的五四传统便

会露出头来找到接续者。

三 断裂与重生

新文学的两大主题：对未来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对古老中国“家园”印象式的依赖，或由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或由于美学风格的差异，都在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中发生了断裂，极少有人对生存本身做超出马列范围的反思，或者对遥远的故乡唱一曲异乡漂泊的惆怅歌谣。

这有现实的原因，社会在大规模建设时期，建设取代了思考与怀念。更深一层则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这个命题，政权和工农都不熟悉，在他们的概念中，这是与城市，资本，金钱，诱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里面充斥着不可把握的罪恶，于是，既然无法把握它，那就干脆消灭它好了。同时，解放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消磨了对“家”的远距离的观照，更没有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家国命运之感。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新文学的两大主题是被时代断裂，被政治断裂的。两者的重建又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对过去与未来的思索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进行的活动，然而由于断裂的原因不同，重建的时间也不同。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直到后朦胧诗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经济实力与文化程度达到某个高度时，现代性的问题才有机会被探讨，“城市”的概念也开始复苏。当然，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中国的现代性思考远远达不到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加之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革的排斥，这种思考更显得稚拙。因此便不难理解十七年文学中工业题材与城市题材的浅薄与缺乏生命力，正是由于现代观念的缺乏所致，而同时，这种观念却又是在政治操纵下人为祓除的。

相比较而言，“家园”印象的断裂更是一种美学风格的断裂，因为它与刚健热烈的“时代精神”相悖而遭到了摒弃，例如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即因此成为争议之作。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家”的概念则被延续下来，从而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表现为十七年文学中的两大题材：革命历史小说与农村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是将政权统治合法化的产物，除去政权自身的需要外，还表现了政权甫立，民众包括作者在内的对于前途未知的茫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的依赖。因此，“党”就必须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历史必然，具有千秋万代不可变更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因而，这种证明自己“从何处来”的过程便类似与一个“寻根”的过程，而对这个被塑造出来的历史的坚信依赖也就具有了对“家园”的感情色彩。例如《红岩》中时时刻刻灌输给读者的“党”与“光明”的必然联系。这一点对于占主流的解放区作家来说，意义更加深刻。是革命历史年代赋予他们智慧，光荣，激情以及创作的源泉，解放后的回忆便是一个在“遥想当年”的家园回望中寻找自我肯定的过程。许多作家，例如郭小川，孙犁，都有对战争年代的怀念，从而产生一种心灵的慰藉。

农村小说则更是发于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与熟悉，这是五四文学“乡土性”的直接延续。这里不同的是，没有作家的思考，甚至无关技巧，而主要是对“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语言，修辞，逻辑，情感驾轻就熟。鲁迅当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与故乡之间的“厚障壁”在这里被对“家”的强烈情感轻而易举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谐代替了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农村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优点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怎样描写农村题材，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作家们的重大责任。由于农村发生了问题，也引起了创作上的新问题。1960，1961年，公社问题明确起来，写得多了。到今年又写得少了，情况还不大摸得准。”由是观之，这种对五四传统的重生由于现实的限制，只是在极其肤浅层面上的一种继续。这里放弃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力，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思考，恰是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1、“形散神聚”是新古典的主要特点。在注重装饰效果的同时，用现代的手法和材质还原古典气质，新古典具备了古典与现代的双重审美效果，完美的结合也让人们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2、讲求风格，在造型设计上不是仿古，也不是复古，而是追求神似。

3、用简化的手法、现代的材料和加工技术去追求传统式样的大致轮廓特点。

4、注重装饰效果，用室内陈设品来增强历史文脉特色，往往会照搬古典设施、家具及陈设品来烘托室内环境气氛。

5、白色、金色、黄色、暗红色是欧式风格中常见的主色调，少量白色糅合，使色彩看起来明亮。

扩展资料：

起源介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音乐中一方面出现了许多实验性的流派和思潮（如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捷克作曲家A.哈巴的微分音音乐等），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作曲家都经历了一段较为稳定的风格发展过程。

新的美学观念和音乐思维层出不穷。从20年代初到50年代，新古典主义可以说是影响面最大的一种音乐流派。

表现特征

新古典主义在美学思潮上，不但否定浪漫主义音乐的标题性和主观性，也否定后期浪漫主义及其引伸出来的表现主义那种夸大的幻想和表现。

新古典主义主张音乐创作不必去反映紊乱的社会和政治，主张采取“中立”或“艺术至上”的立场；创作应该回到“古典”中去，回到“离巴赫更远的时代”去，那里有音乐的纯粹的美（不混杂诗或绘画等）。

参考资料来源：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唐初文人更明确地提出南北文学应“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叙)的要求。这种愿望终于在统一局面下实现了。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就文学自身发展来说，唐以前的诗歌已经发展了将近两千年，积累了很多创作经验，尤其是汉魏六朝的传统，是唐诗所继承的直接来源。南北朝末期在文坛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新兴的北地文风崇尚质朴刚健，唐代文人直接沿着北地文风的路径，在继承南人技法、克服南人风格的基础上，开创了唐代的文学。因而唐代文学是南北两种文风的统一，同时具有南方之文和北方之质。

唐代的文学，诗歌、散文最兴，小说其次，在晚唐还出现了词这种新的体例。唐诗在数量、质量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收获，题材、形式、流派，都极富多样性，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散文上，西魏以来酝酿的文体革新在中唐得以完成，在韩愈和柳宗元的努力推动下，古文运动开始进行，散文代替骈文占据了主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传奇代表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初步成熟，唐人写传奇，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从事小说创作，对完整的故事和典型的人塑已经有了模模糊糊地追求。唐代还有一些讲唱艺术和话本，对后世的戏曲和小说有一些影响。中唐以后词出现，到了晚唐五代这一体裁逐渐繁荣起来，为宋词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二版）这门课第十三章 新中国十七年的小说创作的知识点包含章节导引,第一节 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第二节 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第三节 《上海的早晨》等其他长篇小说创作,第四节 十七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参考资源。

1、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2、注重对普通人的刻画。表现对人性的探讨，假大空的思想不在占据主体。

3、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即，它不仅是对文革中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的否定，而且是对文革及其之前的瞒和骗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

伤痕文学主要内容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1966-1976年以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以上提到的两篇作品，只是在题材上对于'伤痕文学'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在艺术上它们却都是十分稚嫩的。相比之下，另几篇也被视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

中国古典文学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又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扩展资料：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

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轼、苏洵、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参考资料来源：

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特点，首先是比传统的古文语言通俗，条理明晰，所谓“平易畅达”；其次，它不避俚语俗言，并吸收外国语法，不分骈散与有韵无韵，所以词汇丰富，句法灵活，艺术手段多种多样，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再次，自由大胆地抒写己见，“纵笔所至不检束”，思想新警动人；最后，笔锋充满感情，往往用铺排的笔墨以加强文章的煽动力、感染力。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以其思想之新颖、形式之通俗、艺术上之魁力，影响几乎整整一代人，也对“五四”文学革命有着影响。郑振铎说新文体文章“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是“五四”时期“文体改革的先导”。（梁任公先生传）

以佛罗伦萨为中心。拉丁文是共享文字。

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成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焦点在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一部份；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焦点集中于自然，即科学的模式，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焦点是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

这种区分只是可以用多种方式组合的三种倾向之间的区分，没有严格的界线，更不是如孔德的三阶段规律的另一个翻版：人文主义模式超越神学模式、科学模式又超越人文主义模式，因为这三种模式都陆续有代表，继续发挥影响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竞相自称垄断真理与不同形式的共存之间摇摆。

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尖锐攻击经院哲学的，是它们一心扑在逻辑范畴和形上学的问题，其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脱离人的日常生活。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想用另一种哲学思想来代替经院哲学，他们只想把经院哲学所忽略的作用复活起来。

人文主义讨论中最喜欢谈到的话题，就是积极活跃的生活、和沈思默想的生活孰优孰劣？沈思默想的生活不再像中世纪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第二个话题是命运的无常，和拒绝对之屈服的精神。这种要制服命运的决心，产生对人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的兴趣，因此肖像画、自画像、传记和自传数目越来越多，而且是用写实笔法，而不是象征或比喻风格。

我们无法回避奥古斯丁笔下充满罪恶的存在，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之间的冲突。大多数文艺复兴人没有对这冲突困扰，继续把信仰基督教视为理所当然。

至于少数感到困惑的，可以采取两条道路：新伯拉图主义和圣经人文主义，它们以不同方式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中的宗教因素。

新伯拉图主义认为和谐匀称是宇宙的根本原则，人通过沈思默想这种最高的人类活动，可同这两个原则求得一致，这种信念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宇宙的等级层次中，人是创造的中心，同所有已被创造的东西联系的环节，是属于物质的较低层次，但仍能够再提高自己与上帝求得相通。

从新伯拉图主义很容易走到神秘主义，所以文艺复兴对魔术、占星术也很着迷，并有兴趣于毕达哥拉斯式数字象征主义、神话及寓言，这都对欧洲的文学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

圣经人文主义，就是把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应用到圣经的文本、以及教会元老著作的研究。对他们而言，文艺复兴尽管以人为中心，但宗教性不一定就弱。圣经人文主义以北欧为主，也因此，北欧就成为宗教改革运动最主要的泉源之一，许多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开始都抱有改革教会的目的，他们认为精通古典研究，并把它用于圣经，是恢复基督教导的本来面目的钥匙。而且，路德对牧师的中间角色，以及他坚持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很可以被看做是人文主义的自然发展，正如他坚持把圣经译成各国当地语言一样。

日耳曼境内，路德对初生的民族感情有吸引力，但出了日耳曼，其它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要追随他，至少得排除两大障碍：1.路德在放弃教会传统与信念方面，越来越走极端，最后干脆与教会决裂。2.路德和卡尔文复活了对人的罪恶本性 的强调；这最后会与人文主义彻底不兼容。

布克哈特有句名言：文艺复兴，是在发现世界、发现人。回归自然、回归古人，是一切看的见的景物的模仿者。

他们描绘具体而普遍的东西，把普遍真理与具体经验结合。

1527罗马遭到洗城之劫后，那布勒斯与佛罗伦萨继之遭到围城之难，接着又是饥荒与鼠疫。意大利剩下最后的一个共和国是威尼斯，它能幸存是因为善于适应时势的变化。

当布勒哲尔画死神的胜利之时，早期人文主义对人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信心肯定，成了对实际状况的一种讽刺。这种讽刺会在十八九世纪对进步的信心，到二十世纪瓦解后，再度出现。在这种幻灭中若仍要坚持信念，就得安于悲剧。这就是出现莎士比亚悲剧的背后原因。莎士比亚不再相信勇气、美德能掌握命运，人所能做的，不过是以坚毅不拔的态度面对他的失败。

共和国公民精神的失败，也导引出马基维利的《君王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们看待人物，不再如新伯拉图：像神，或米开朗机罗：像英雄。不过，尽管如此，人仍位居中心。

宗教战争期间，不管新教改革、或天主教反改革，都着手压制人的精神自由，也不再强调今生今世的生活。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因此作为历史力量，它有明显的软弱性，而当某些人组织起来把它当作异端邪说或虚妄幻想加以压抑时，这种软弱性就更加明显了，但是，它所代表的思想，他对人的经验和价值的中心地位，对人的尊严的坚持，力量是太大了，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压制，尽管在十六世纪末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是未来站在它们这一边。

二、启蒙时代

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派、政治改革派的松散、非正式、完全无组织的联合，巴黎是中心，法语是共享语言。

启蒙时代开启之前，已经有哥白尼与伽利略、培根，探险航海。

宗教战争，使所有思想开始跟神学分家。笛卡耳、史宾诺沙，以及霍布斯。霍布斯把道德社会的基础置于自我保存，最能看出英国内战造成的焦虑感。

启蒙时代开始的十八世纪，开始从宗教战争的怀疑论走出，其乐观，是建立在试验性科学。培根曾在十七世纪时预料到此点，他于1626年去世，结果牛顿诞生了。牛顿生于1642年，死于1727年。大自然开始从神秘中走出，变成可知。

启蒙运动影响力最大的，是运用自然科学的冲击力，让人文学科也脱离神秘的宗教启示。

洛克：政府是一种契约关系，信托是可以撤回的。因此帮英国革命提出辩解。洛克反对笛卡耳所说的人类思想来自天生，他认为来自我们的感官印象。他像牛顿发现自然世界的科学规律一样，发现人心的科学规律。

牛顿和洛克都是英国人，他们在启蒙运动第一期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这是英国比较早享受到自由的结果。

启蒙时代开始攻击笛卡耳的唯理论。他们谈到理性，都是在谈对智力批判性、破坏性的运用，而不是它建立逻辑体系的能力。他们是经验论者。

因此启蒙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是有连续性、而不是同一性的。他们的解决办法不同。文艺复兴仍可把古典思想和哲学，跟基督教信念、对上帝的信任结合起来，或多少互相容纳起来，神圣，仍是他们的中心主题。

而启蒙时期，宗教复兴已经失去了势头了。尽管宗教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仍旧存在，包括财富、迫害异己、剥夺思想自由、垄断教育等等。因此启蒙人士，对教会用尽力量攻击的。

如今他们可以得到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成功的科学方法，以及批判、怀疑、经验主义的支持，这种用新的思想方法扩大到人类状况和人类社会的改造，是一门人和社会的科学。

而伏尔泰或牛顿，其实都是对上帝虔敬的人。只是他们从人类是堕落救赎的面向，转到上帝的慈爱，一种更跟自然宗教（我们或可称为创造论，韵琳注）结合的观点。

当然这种批判理性，也就用于权威、传统、习俗，不管它们是来自宗教、法律、政府、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提出问题、要求进行实验、不接受过去一贯所作所为或所说所想的东西，就是启蒙时代的方法论与时代精神。

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有雄心，想为人类和社会研究，做牛顿在十七世纪为自然研究做的事，这样一个设想的形成本身，就是他们最大胆、最有影响的思想之一，已经成为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份。启蒙运动成败参半的纪录，对后世是有预言效果的。

经济学：杜尔戈、亚当‧思密

孟德思鸠：「法意」可说是现代社会学的启蒙，对气候、法律、宗教、治理原则、过去事例、习惯风俗等等形成社会总精神的一切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尽管这会导致社会决定论、历史相对论，他却将自由在道德上的必要性，置于决定论相对论之上，而他也违反自身前后逻辑的，坚持反对专制统治，认为它是不合道德的。对英国宪法分析出「分权」的基础。

在人性的心理和道德分析方面，没有取得像在社会分析方面那样多的成功。

十七世纪的理性时代和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最大的差别，就是启蒙时代推翻理性前提，提出经验论。

休谟使用理性一词，只限于得出思想关连的推论和辨别真假，同道德判断所关心的行动、价值、动机和感情，都没有关系。道德的前提，是感情——追求快乐幸福、回避痛苦不幸，我们认可动机行为，均来自感情，而非理性或天启。任何信念或价值，除了人类经验，没有别的。因此要找到最大多数人都想要的幸福。「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比之「契约」，对政治、政府、法律来说，是个更好的基础。

休谟影响了下一代的边沁，他在法国大革命1789年出版的道德原则与立法工作入门中提出，立法和制度的试金石，是能否最大限度的增进最大多数的幸福，后来就成为他和哲学界激进份子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鼓吹的立法、政治、经济改革的动力。

启蒙时代的新转折，是鲁索。鲁索声称，从感情、感觉、心灵学到的经验的教训，是理性心智永远学不到的真理，也是唯一能提供正确行动指导的真理。 鲁索刺激了情感的复活和对感性的崇拜。

道德的根源不是理性，也不是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或功利原则，而是「内心的呼声」。痛恨文明社会的腐蚀性，要回返自然，人性本善是大自然的意志，道德来自没有教化的良心。因此跟人是堕落有罪的彻底对立。

根据他的观点创作的「社会契约论」，推导而出：主权在民、全体人民，全体人民要尽力表达普遍意愿。他是第一个阐释人民主权的人，其它启蒙思想家瞩目于开明的君主政体，不信任民主政体。鲁索的政治观点和他的人性论一致。

鲍姆加登美学史，让美学独立出来。

温克尔曼开创了艺术史。

十八世纪七零年代，在德国出现了狂飙运动，反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谴责理性主义把感情的自发性、人的个性、天才的灵感从属于冷冰冰的古典主义理性化规则和不自然的趣味。他们也反对法国霸权。

代表人物是哥德。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赫德。将科学研究的理性方法，跟人类现象研究分开，研究人类，英通过历史科学：群体和他们的文化，包括语言、法律、文学、宗教信仰、神话和象征、制度等，认为每一个时期、民族、文化、社会按期特点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普遍理想与普遍人性，有的只是多元性，强调个别性、多样化。

这种知识领域需从内部掌握，透过想象性的同情，把自己放在其活动的人类群体或社会之中。

最后是康德，康德书房中的肖像是鲁索。

康德沟通了理性与经验。他的哲学研究一样集中于人，而不是超验的或自然的世界。人的思考、人的经验、人的想象力创造。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在人的经验中接触到的东西，人的思考能力对待经验不是随便任意的，而是遵循一定的模式和范畴，这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桥梁。

而后出现了美国独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启蒙运动是思想革命，他的对象是知识分子，除了鲁索，对群众并不信任，但它对旧制度的破坏，使革命成为可能。法国革命主要并不是意识型态的，是很多现实因素的结合，但激进派用了启蒙运动的思想，把它变成了口号：公民、社会契约、普遍意愿、人权、以及自由平等博爱。

文艺复兴时代以反人文主义的宗教战争做结。启蒙时代以反人文主义的恐怖统治做结。

三、十九世纪（1789-1914）

理性、自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运用，使这个阶段永远的影响了二十世纪。当时的人相信，让所有的人的能量彻底释放，世界会永远进步向前，充满了乐观的心情。

科学替代哲学和收到挑战的宗教，提供精神上的保障和对大自然的掌握，牛顿当年寻找的「原动力」，被从神学中释放，而用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来解释。

孔德企图把自然科学中奏效的方法，应用到社会和道德研究。思宾赛和马克斯都自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得出了可以与牛顿的运动定律相比的一套决定论定律，不容有偶然性、神的干预或个人选择的余地。达尔文则废除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研究的分界线。

达尔文的理论基础是进化和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过程观点，这结束了人的特殊地位，把人与动物等同。

法国：政治上的运用

第一个预见到平等的要求是无法抗拒的，并且继续提出民主将会有什么后果的，是年轻的诺曼贵族托克维尔，1825出版美国的民主，从他对美国的观察，他预见到「为了要保障平等，人们会要求增加国家的中央集权，从而即使出于无心，也会造成新的形式的暴政，他们为了要平等而谋求自由，但是平等越是藉自由之助而确立，自由本身就越难获得，这适成反比。」「人们越来越指望国家，为他们提供安全，预见到他们的需要而供应他们必需品，便利他们的娱乐，指导他们的工业，规定他们财产的继承和遗产的分配，只差没有为他们代劳省得他们思想和生活了。」「或许这正是上帝的意旨，宁可让全体人类得到程度稍差的幸福，不让少数人达到十全十美的边缘。」托克维尔认为拥护自由就是拥护人类的尊严，因此他终生致力于参与反对党、强调分权。但他亲眼目睹短命的第二共和国1848-1852 之后，政府被拿破仑的政变推翻，他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建立了第一个全民表决的独裁政体，第二共和国把选民从二十万扩大到九百万，但是新选民心甘情愿的把权力交给那个对人人许诺一切的人，而他唯一的本钱就是有一个伟大的名字。他代表了条件平等和暴政权力的结合。

托克维尔因此写书证明，中央集权化政府机构不是革命创造的，而是革命之前的旧制度建立的，法国革命不但没有推翻它，反而继续了它，政权变异，但中央集权的结构依然故我。

社会主义则更往前进一步。原先社会主义者基于人道主义一直强调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但马尔萨斯阐明工资不能调高到超过维持生活的水平，否则任何增长都会因为它带来的人口增长而抵销掉。

直到马克斯才把社会主义放到另一个不同但坚实的基础上，他引用的是历史决定论。其实这基础跟人文主义传统正好背道而驰，但马克斯创造了对待社会和历史的全新态度，给人类知识一个新途径。

德国：艺术上的运用

德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艺术中找到表现途径，音乐达到了完美的古典形式，把人类的深刻感情和新形式发展中的无与伦比的创新力量做了完美的结合。

哥德可以代表这个时期的特点。刻意培养平衡与和谐，让文学和其它学科结合，研究自然科学，用客观世界来制约过度主观的时代通病，因着科学研究，也就有了有机体的观念，不相信机械原理可以用到任何活的东西，也不相信可以用分析的方法，把有机生命本体存在分解开来。

制约自然中的形式规律，和制约一首诗、一支曲子或者一件艺术品的形式规律是一样的。人应当把所有能力——感官、理性、想象力、理解力——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统一体，他对其中任何一种能力本身都不信任，不论是想象的、还是抽象的、或者是意志的。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席勒。

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德国对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以及个人自我修养的能力有着共同的信仰。

席勒特别相信，艺术形式——在他身上自然是诗歌和戏剧——的经验比别的东西更能唤醒人们，「通过美的晨门，我们进入真的领域。」

德国因着重视自我修养，所以被托克维尔和弥尔批评不关心不投入时局。

洪堡投入教育。

至于施莱马赫，对日耳曼新教影响仅次于路德。

他提出一种人文主义观点的宗教，对上帝的信仰不是通过神学论据或者基督教教条——通过基督的受难而获赎罪——而是来自个人的人性意识：「个人内心中神的最高指示，邀请到时间领域之外去过不朽的生活，不受时间的严格规律的约束。」要发现人内心中会起作用的神，也就是人性最崇高的发现，需要有意识通过培养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并在行为中表现出来。这是「感觉的神学」。 （赫德、黑格尔、马克斯）

英国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英国诗歌的伟大主题。随着工业化的污染，这主题更被加强了。雪莱、济慈、华兹华斯。

柯立芝矫正之前边沁的观点，认为边沁观点只能用于经济，但对社会与历史与文化的哲学，柯立芝强调有机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严重忽略了人之身为人的价值。

弥尔非常欣赏柯立芝。弥尔的「论自由」。

如果仅仅强调一般男女能够达到尊严、善良和伟大的潜在能力，而忽视我们大多数人是有分裂人格的，很少人能够达到人应当达到的程度，那么，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就是浅薄、说不通的。

小说家就是在扮演这个角色。透过小说呈现出丑陋人性与苦难世界。

女作家乔治‧爱略特，和诗歌、评论家阿诺德。

评论家拉斯金、莫里斯对社会中产阶级的批判。

一般称呼一八七0到一九一四年这个时期是自由主义的顶峰时期是完全有理由的，人文主义传统对此做了不少贡献。但是此后它就丧失了继续成长的力量和气势。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纷起。

四、二十世纪

1883年，丹麦批评家布兰迪斯（George Brandes）出版取得现代突破的人们（Men of the Modern Breakthrough），从此「现代」一词流行起来。 尼采激起对非理性的着迷，伯格森的直觉主义、索列尔的暴力说、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和梦境的探索。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崇拜，进行各种试验，一场感官的混乱。这一切都对人文主义传统造成混乱，因为没有客观性对主观性的制约。

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1849-1912），剧中的人物：「 由于他们是现代的角色....比以前更强烈的歇斯底里、分裂的、动摇的，他们是过去和现代的结合、书本和报纸的点滴、人性的残片、上等服装的破烂、拼凑在一起，就像在人的灵魂中一样。」他自己的人生也是一场地狱危机、一场精神崩溃。（他影响了伯格曼）他的读者群在战后大量出现。

简而言之，开始出现异化、无连续性、非理性、分裂化、经常绝望的世界观，来代替理性、乐观与秩序。

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是不能分家的，否则各自都有偏狭化的危险。

现代社会学的两个领袖人物，涂尔干按照法国理性主义传统，对历史表现出不信任，偏向以定义和分析来进行研究；韦伯则按照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对定义表现出不信任，偏向于根据历史情况来进行理论探讨。前者是让社会学变成实证理性科学，要让社会学超脱历史人文的主观性，后者则是要将它与历史人文结合起来。

宗教心理学：威廉‧詹姆士，容格

心理学：弗洛伊德、阿德勒

现代艺术文学透过他们的新形式，实现双重革命：一是承认人类的分裂本性和非理性因素，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所起的作用，二是承认意识的破碎性、经验的暧昧性和真理的相对性。

于是，构成人文主义的新版本出现了。

但文人主义的核心要素不变：那就是1.人为中心，2.人有价值与尊严，为了让人有价值与尊严，需透过教育和争取自由，让人有选择能力与意志自由。3.重视思想，既不让思想孤立于社会和历史背景，也不想简单的归因，不管是归因于阶级利益、经济利益、性或其它本能冲动。

理性既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也成为辩论的主题，它一再被拿出来辩论：到底它的范围和成就是什么？鲁索和哥德就已对过份高抬理性提出质疑了。极端的理性和非理性都有违人文思想所需要的平衡性。

人文思想核心要素的三点，都不妨害人文主义拥有宗教向度。历史以多次证明教跟人文思想的结合。人文思想跟宗教最不同可画出界线的地方，其实不在世俗性，而是在人类堕落的理论、和人文主义对人类能力的信任。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显现在神学家巴特坚持人和上帝之间没有通路、和罗素坚持人类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在对人类充满敌意的宇宙中，为理想奋斗，也只有理想是值得尊敬的。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充满宗教与人文思想的结合。从伊拉斯膜斯的人文主义治学方法，到自然宗教、感情宗教，甚至会跟不可知论结合。

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和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史怀哲的尊重生命、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全都兼容，甚至是他们哲学思想中的必要成分。

任何形式的人文主义者，若相信宇宙中存在一个比我们自己伟大的力量，并可以指望他给我们帮助，就结合了宗教信仰。

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还要面对的另一个大课题，就是它跟科学之间的关系。研究人永远不能等同于研究人的生理载体。 最初由维科提出，而后伏尔泰、卡西尔等德国思想家，到克罗齐、柯林乌发展的观点，一再提出自然世界以外的人类文化世界，它需要用人文学，也就是社会科学来掌握和了解。哥德主张的平衡，正是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

二十世纪人文主义面对的未来，正是需要把这种大分家的情势结束，二者结合、又能不失各自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五、人文主义的未来

在十九世纪八零年代到二十世纪三零年代之间，一种新版本的人文主义开始出现，打破了较早时期的乐观假定，认为出发点应该是承认人性的双重性质，承认个人和社会身上的非理性力量，这是由易卜生、弗洛伊德、韦伯这样的先驱者早就阐明了的。

任何一种关于人的哲学，在经过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没有一种能保持完整无损的，同人文主义的观点一样，基督教、马克斯主义、科学的观点都是这样，都要经过一番斗争，才能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期的经历所揭示的人类苦难的深沈和人性邪恶的不可测。因此势必会有新版本出现。

有人宣称人文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阶段的一种意识型态，但这种情况只在人文主义历史中的某个阶段出现，不仅古代世界的人文主义、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都无法套入这种说法中；它还明显忽略掉人文主义中对经济个人主义的批判态度，这种经济个人主义，终于在一再被批判后，出现了政府干预的政治纲领。

因此实在没有理由把经济个人主义，和具有根本意义的人的个体性等同起来；而后者对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性。个体性并不是原子式的孤立，相反的，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社交的冲动、发展人际关系的愿望、关怀和合作的需要、要想属于某个人群团体的需要，这一切都是人的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要求，个人的身份仍是不完全的。

与别人结合在一起采取行动是人类最大的潜在资产之一，人不仅是各有不同特性的个体，而且是社会的存在。

六百年来人文主义传统代表的东西：拒绝接受决定论或简化论的关于人的观点，坚持认为人虽然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掌握着选择的自由。但是人文主义态度并不保证大家都会做出好的选择，正确的预见结果，或者避开灾祸，而只保证，如果我们能找到勇气和意愿来作选择，那么仍有很多选择供我们去作。

大叙事、现实性、反形式化。

“抗战文学”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抗战文学,是指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从共时性角度考察,抗战文学存在大叙事、现实性、反形式化三大特点。

从历史性角度考察,抗战文学则显示出创作发展和人性挖掘深度成正比的特征。抗战文学要出现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有待于我们对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广泛吸取。

扩展资料：

抗战文学小说主要包括3部分：

1、上海、北京等沦陷区的小说，表现人民的苦难和抗争，以艺术的形式记载日寇、汉奸的罪行，歌颂人民的不屈斗争。

2、国统区的小说，一部分表现了爱国军民的奋起抵抗，较多的则以张天翼、沙汀、茅盾、巴金、艾芜、张恨水的作品为代表，暴露了腐败统治的黑暗内幕。

3、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说，以赵树理、孙犁、马烽、西戎等的作品为代表，既热烈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又生动地表现了民主根据地的新生活、新气象，小说创作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参考资料来源：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中体现的两个方面。

一：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

二：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

唐朝文学是指唐朝（618年—907年）的文学。唐朝文学空前繁荣，“诗歌”最为光彩夺目，唐朝被誉为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自从李渊开国以来，使得它进入了一个高度繁荣昌盛的时期，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唐朝前期和中期吏治清明，贤能人士在位，国家在正常的轨道上飞速发展。唐朝政府对外开放，出现了丝绸之路。唐朝经过“休养生息”之后，经济活跃，交通便利，前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局面，奠定了经济基础。唐朝思想禁锢非常少，文字狱少见，为文学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思想环境。

唐朝政府儒释道兼用，各家思想兼容并蓄。

各级学校的建立，诗歌取士的科举制度，以及各帝王对文学的爱好和提倡，都使得唐朝文学空前繁荣。唐朝时期的中国人思想开放，没有固步自封，善于吸收各民族各国的优秀文化，西域的乐舞艺术、古印度的佛教、梵剧、古日本、古朝鲜的文学和唐朝的互相渗透、融合，才出现了豪放、富丽的唐朝文学。

正始文学具有哲学色彩。形成这一原因的特点是继建安文学后，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

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是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文革文学中的一部分。所谓的地下文学就是暗文学，在当时环境之下，是一种手抄文本为依托的重要表达形式，是和官方主流文学相抗争的，这种抗争实质上就是歌颂人类的质朴、爱情的伟大，但是文革是禁欲主义的，严禁所有的爱情友情，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行事。所以所谓的地下文学就是反主流反文革的传统文学的非传统表达，是和五四精神一脉相传的。

地下文学往往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文学与政治的不清不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挣脱不了所谓的文学为纯粹的概念的。我老爹就是研究地下文学的，他回忆说，当时文革中流传诗歌，小说都很精彩。他读过手抄本一本小说，精彩程度很一般，不过在毛选当道的年代，这也算是好宝贝。后来那本小说成为了地下文学的重要文献，名字叫《第二次握手》。

地下文学的文学性究竟如何，暂且不论，就这种现象而言是深层次的。也就是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往往比文本的文学性更重要。我们要看清楚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也是地下文学最重要的启迪。

上述都是兴致发挥，全手打。因为受到老爹的影响所以知道一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发展时期，这段时期文学的特别色表现在诗歌、散文、小说、词的全面发展上以及作者众多，创作风气浓厚，而成就最突出的是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