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在传承体系、价值观体现和阶级性上完全不同。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由于自汉唐以来广泛吸收中华文化并保留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形制化的内容,故而日本文化很容易被普通大众视为中华文明的衍生与延续。然而事实上,两者在哲学基础和源流发展上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并不可简单地同日而语。首先来说说中国神话的体系: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传承了五千多年未曾断落的文明,也正因如此,中国神话具有其举世无双的独特性:那就是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特征,但彼此间依然有所照应。先秦时期,中原大地普遍处于奴隶制青铜社会时期,这一时段的神话就体现出了很强的巫文化特征;而到了汉魏两晋,随着谈风兴起以及黄老道术的风尚,神话开始向仙话神话方向转变;唐宋以后,随着地主与市民阶级的兴盛,神话开始传奇化与戏剧化;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普罗大众对于世俗文化内容的进一步需求,神话的小说化也随之进入巅峰。举个例子:以中国神话中最著名的女神形象之一:西王母为例,在先秦志怪典籍《
山海经》之中,她是“豹尾虎齿,披发戴胜”的典型女巫统治者形象;而到了穆天子传中,她已经蜕变成西域拥有富饶国土的雍容女王;而在明清小说中,她已经彻底成为仙界的女首领王母娘娘……这同一个神话角色不断适应时代需求所发生的角色变化,恰恰能够说明中国神话的时代独特性与传承一体性,是中国神话“活着”的证明。而反观日本神话,其中不同的方面有哪些特征呢?作为“百鬼夜行”之国,日本给我们的初印象一般来说是不缺神话传说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日本本土的神话经典只有《
古事记》,其讲述了天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兄妹来到日本创造陆地和国中一切的故事——可以说《
古事记》是非常典型的原始创世神话,其中记载的诸神几乎都可以被视为是自然现象的人格化体现,如太阳神天照、月神月读命、洪灾之神八歧大蛇等。然而问题在于,因日本国体所推崇的“万世一系”天皇制度(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留在地上的子嗣后代),故而《
古事记》中的神话内容是不被容许进行任何改动的。这就造成了日本神话在传承过程中的“遗物”特征,古典神话元素虽然被较完整地保留,但也因此无法体现出日本历史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性。中日神话的另一个主要区别是阶级性和去伦理性。日本的诸神与寻常百姓并不产生交集,因为其本身便是自然与统治阶级的代名词,不似中国神话中蕴含着大量祖先崇拜以及“人神鬼”三位一体的角色交换内容。而伦理性一说,则是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以及国民的文化认同感,在文化上宣扬的是“去中国化”的“(日本)国学运动”,其中以本居宣长为代表,提倡的均是将文艺作品中的伦理教条、理性与逻辑思维排除出去,只余下情感共鸣的渲染力部分,从而定义自然主义基础上的作品优劣。由此将各种舶来文化内容与日本改造版本之间的文化关联性切断,如是便诞生了日本独有的“物哀”文化。然而也正因如此,日本神话中牵涉到舶来内容的部分,都是缺乏价值观与伦理性,只突出物怪惊悚特征的怪谈猎奇故事,仅以《
雨月物语》中的名篇蛇性之淫为例,根据《
雨月物语》的成书年代及内容记录,大约可以判断出蛇性之淫的原始版本为明代冯梦龙编撰的《
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一文,其中冯版的白娘子虽与今世之白蛇传奇略有不同,但已经具备后世改编的主要剧情构架,并在文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学及佛教相关道德劝化作用;但在蛇性之淫一文中,中国之有情白蛇已经变成了贪恋男色的邪淫妖怪,甚至犯下附身人妻、恐吓乡人、毒杀法师等种种可怖之事,而冯版白娘子一文中本身含有的“警世”、“劝化”内容,更是被删减得一节不剩。因为没有了民俗中承载的道德观念,以及失去了原生地的文艺价值取向,故而流入日本并被改造的“中国怪谈故事”,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片段式内容保留,无法提供更深入的民俗、历史价值给养。故而即便是从中国传承了数以千计的妖怪门类,日本妖怪学依旧是建立于分类应用学上的“无根之木”,除了在数量上徒增记录以外,并没有追溯本源与对照民族心理的考据价值。近代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其著作日本的思想一书中,有提及过日本文化对于外来吸收文化的这一改造特征,即“在理解不同文化的精神作品时,首先缺乏将其视为与己完全不同的东西来理解的思想准备,由这种意义上的聪明所导致的轻率接木的‘传统’,反而使任何东西都不能转化为传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神话方面,其他文化领域也可以共通。故而日本文化只是“看起来像”中华文化而已,其本质早已南辕北辙,并不能够被视为是中华文明的考据体系之一。更多有关神话、历史、民俗学内容,请关注本人头条号,谢谢通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