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好看的书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它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形态的差异是区别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四”，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可能。高玉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正是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较新成果，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五四文学运动是从语言变革入手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五四思想先驱者们一致的文学革命策略。五四文学运动中因此集结了太多的语言学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白话取代文言，文言的本质是什么，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又是什么，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是什么关系，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为什么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入手，新文化运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等等。高玉立足现代语言观，对这些问题都作了阐释。他在这部论著中分析道，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当时的民间口语，它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却是两套语言体系。在语言工具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语言作为思想思维和世界观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古代性物质，现代汉语体系决定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特质。在以文言文为基本语言形式的古代汉语体系里，古代白话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存在的，而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现代白话更多的是作为思想性的语言而存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白话代替文言，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替换，更是思想上的深刻革命。“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到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29页）“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定型正是语言的定型，文化的转型正是语言的转型。”（34页）所以“从发生学上来说，中国现代汉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现代语言的现代性。”（56页）

在重审五四白话文理论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时，高玉敏锐地洞察到，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极力主张的语言变革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但五四思想先驱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他们源于传统的语言本质观，认为语言只是工具，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思想的物质性外壳，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运动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讲清楚。对于新文学为什么要用白话而不用文言，胡适的理由是很不充足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个结论就很有问题，不太符合文学史的事实。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白话文学固然很多，但优秀的文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再比如，胡适反复强调“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些论断也失之笼统和偏颇。文言文的“死”和白话文根本不是从“字”上来区分的。语言的死活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被使用，而是否被使用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是否合时宜。新文化运动之前，文言文是正统的语言，还在被广泛地使用，根本就不能说它是“死”的语言。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是走对了路子，发动白话文运动是正确的，但胡适等人的理由并不是关键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不正确的。文学观念的变更需要深刻的思想革命，而语言变革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153页）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理论上的成功，而是事实上的胜利。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由只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才能说清楚，只可惜五四先驱者受制于当时的语言学发展状况，无法将它讲清楚，而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受传统语言学关于语言工具观的影响，也未能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作出的新的阐释，从学理上凸现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翻译文学从语言系统到思想思维上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提出了翻译本质“二层次”的理论观点，即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他指出，一方面，借助翻译，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它从文学观念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输入了西方的富于逻辑的清晰的表达方式（语法或文法），同时还输入了新概念新术语和新范畴，这其实就是输入新思想。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形而下”的物质性词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翻译为汉语时，又受汉语及其汉语文化的制约从而中国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归化”。翻译从根本上是外部力量，外力毕竟是外在的，它的作用主要限于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它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很多新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成果何时被中国所吸纳以及怎样被吸纳，还取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土壤，取决于中国文学从外部到内部的种种环境和条件。通过对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的揭示，高玉事实上也挑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不是“全盘西化”的文学，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制约，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第三种文学。

学衡派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的巨大胜利也就宣判了学衡派的失败，宣判了他们理论的不攻自破。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学衡派的认识都存在很大偏误，甚至到了不与理解的程度。重新评定学衡派，给他们以恰当的历史地位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个案。高玉认为，学衡派在本质上是现代保守主义，但具有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衡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有质的差别，封建顽固派站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而学衡派只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化派和新文学派的反对派，他们并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反对派。从学理上讲，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似乎比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还要合理和公允，但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没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语言的不恰当认识和传达西方思想时所使用的文言表述方式。由于坚守文言文，学衡派在思想上不是超越了传统而是回归了传统，从而导致了自身的文化悲剧。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相传是孔子所删、汉代毛亨所传。

我国最早富有神话传说的一部地理志：

《山海经》是我国最早富有神话传说的一部地理志，作者无法考究。

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小说：

穆天子转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小说，作者无法考究。

我国哲理散文最早的总集：

《吕氏春秋》是我国哲理散文最早的总集，是秦国宰相吕不韦及其门客所着。

我国最早的一部政论文总集：

《新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政论文总集，作者是西汉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贾谊。

我国最早的笔记体小说集：

《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的笔记体小说集，作者是南北朝宋的著名文学家刘义庆。

我国第一部最早的志怪小说：

《搜神记》是我国第一部最早的志怪小说，作者是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干宝。

我国第一部字典：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

我国第一部词典：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

我国第一部语法书：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语法书。

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修辞书：

《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修辞书。

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作者据《史记》记载是左丘明，据考证是后人伪托。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作者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有说：《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

我国第一部军事著作：

《孙子兵法》是我国第一部军事著作。

我国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

《燕歌行》是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作者是三国著名的诗人魏文帝曹丕。

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别录汉代刘向撰写，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第一首优秀的长篇叙事诗，作者无法考究。

我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

《离骚》是我国第一首优秀的长篇抒情诗，作者是战国时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

我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

《论语》是我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作者是孔丘的弟子及再传弟子。

我国第一部私人编撰的史书：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私人编撰的史书，作者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丘。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作者是东汉文学家、史学家班固。

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专着：

《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批评专着，作者是南北朝梁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也说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着——曹丕的典论·论文。）

我国最早的一部品评诗歌的专着：

《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品评诗歌的专着，作者是南北朝梁代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

我国第一部科普作品：

我国第一部科普作品——沉括的《梦溪笔谈》

我国第一部水文地理专着：

我国第一部水文地理专着——《水经注》

我国第一部著名的戏曲作品：

我国第一部著名的戏曲作品——关汉卿的《窦娥冤》

我国古代文学批语的第一部诗话：

六一诗话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语的第一部诗话。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章总集：

《文选》（《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章总集，作者是南北朝梁代的萧统。

我国最早的典籍外文译本：

《老子》（大乘起信论）是我国最早的典籍外文译本，译者是唐代僧人、佛教学家、翻译家、旅行家玄奘（法号），原名陈祎。

我国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我国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我国第一部中篇小说：

我国第一部中篇小说——鲁迅的《阿Q正传》

我国第一部杂文集：

我国第一部杂文集——鲁迅的《坟》

我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我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鲁迅的《呐喊》

我国第一部专记一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

我国第一部专记一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晏子春秋》

我国第一部散文诗集：

我国第一部散文诗集——鲁迅的《野草》

我国新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成就突出的一部新诗集：

我国新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成就突出的一部新诗集——郭沫若的《女神》

我国第一首以信天游的形式写成的民歌体叙事长诗：

我国第一首以信天游的形式写成的民歌体叙事长诗——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我国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

我国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

我国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

我国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夏衍的《包身工》

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我国一部价值最高的游记体地理学著作：

《徐霞客游记》是我国一部价值最高的游记体地理学著作，作者是明代杰出的旅行家、地理学家、散文家徐弘祖。

我国艺术成就最高的杂剧：

《西厢记》是我国艺术成就最高的杂剧，号称“天下夺魁”，作者是元代著名戏剧家王实甫。

我国最早的一篇具有民主思想的政论文：

原君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具有民主思想的政论文，作者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

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作者是明代著名的通俗小说家罗贯中。

我国第一部描写农民战争的白话小说：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优秀的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作者是明代著名的小说家施耐庵。

我国第一部长篇神话小说：

《西游记》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神话小说，作者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

我国第一部以家庭为写作题材的小说：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为写作题材的小说，作者是明代小说家笑笑生（笔名）。

我国第一部用笔记文体写成的综合性学术专着：

《梦溪笔谈》是我国第一部用笔记文体写成的综合性学术专着，作者是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沉括。

我国第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聊斋志异》是我国第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

我国第一部优秀的长篇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优秀的长篇讽刺小说，作者是清代伟大的小说家吴敬梓。

我国艺术成就最高的早期白话小说：《红楼梦》是我国艺术成就最高的早期白话小说，作者是清代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

我国第一部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谴责小说，作者是清代的谴责小说家李宝嘉。

我国第一部学术史：

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史。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封建的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封建的白话小说。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

《女神》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

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作品收在《楚辞》里。

我国第一个女诗人：

许穆夫人是我国第一个女诗人，作品有载驰、泉水、竹竿。

我国第一个女史学家：

班昭是我国第一个女史学家，将其兄班固的《汉书》续成。

我国第一个女词人：

李清照是我国第一个女词人，作品收在《李清照集》里。

盛唐时期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是盛唐时期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作品收在《李太白全集》里。

盛唐时期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是盛唐时期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作品收在《杜工部集》里。

中唐时期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作品收在《白氏长庆集》里。

我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诗人：

杨万里是我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诗人，一生写诗两万多首，作品收在诚斋集里。

我国最伟大的戏剧家：

关汉卿是我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代表作是杂剧《窦娥冤》。

我国第一位史学家、文学家：

我国第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

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

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郭沫若。

我国第一位儿童作家：

我国第一位儿童作家——冰心。

我国第一个开拓童话园地的作家：

我国第一个开拓童话园地的作家——叶圣陶。

我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我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

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是沉雁冰、郑振铎、叶绍钧。

中国现代汉语：现代化

中国古代汉语：古老化

(废话！）

知道后告诉下…我也需要

一、简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二、发展历史：

1，首先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穷则思变的结果

①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大门从此被打开→军事革命，实业革命（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失败，1906中日甲午战争致远舰长邓世昌战死北洋水师总督丁汝昌自杀）→政治革命（戊戌政变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辛亥革命大权被迫移交袁世凯）→文化革命（深感国民素质的低劣，教育救国；深感国民思想意识上的麻木，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首先是为救亡图存服务的。

2，其次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①古典文学已近尾声。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心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固有的古典文学模式已再也不能满足人们思想情感表达的需要。

a，语言障碍，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30年代，鲁迅还指出，要普及文化，非废除汉字不可（门外文谈）。

b，体式陈旧，诗词文，严格的规范使现代人望而却步。

c，文风不健康，师古，拟古。形式主义。脱离实际人生，成了无病呻吟的玩意儿。

②近代文学实则先声。近代以来，与政治思想革命相适应，文学界也相应掀起革命浪潮。

a,"小说界革命"。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为代表。戊戌政变失败以后，梁启超转重于思想文化启蒙工作。以西方为借鉴，特别注重小说的宣传启蒙作用。贡献：一是借此抬高了小说的地位，二是开了近现代启蒙文学的源头。

b,"诗界革命"。最先提出还是梁启超，但最有代表性是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梅县区人）。黄遵宪长期做国外大使，思想很开化。他看到中国古典诗歌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提倡诗界革命。著名观点是："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杂感）认为"诗无古今",而不必模仿古人，只要能将"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笔之于诗",我诗自有存在的价值。而且不必避俗字俗语，要求言意合一，明白畅晓，通俗易懂。还是与启蒙有关。代表作《人境庐诗草》，1911年刊行于日本，"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对胡适的影响。

c,"文界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反对"传世之文",提倡"觉世之文"。还是与启蒙有关。日本流亡期间，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创建一种笔端常带感情，不拘一格，汪洋恣肆的新政论文体，梁自称"新文体"。

d，戏剧界革命。柳亚子等创办近代第一个戏剧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的春柳社及其文明新戏。《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林纾翻译）先在日本演出，后回国内如上海，天津等地演出。促使国内风气的转变。旧剧改编。对五四的影响。

e，白话运动。1898年裘廷梁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揭开序幕。从救国救民的高度认识文字革新的意义。1911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39个。1916年教育部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同年8月，北京成立中国国语研究会。1918年教育部正式审布注音字母，同时设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重新颁布注音字母次序。接着，国音字母出版。白话国语运动无形中推动了白话文学运动。

3，外国文学，文化的巨大影响

可以说，没有外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最早派向英国的海军留学生，但他没有成为海军将领，却成了中国最早的思想界的翻译家（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天演论》等）。也翻译过西洋文学作品。

三、主要代表和作品：

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徐志摩、闻一多的诗歌；沈从文的《边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赵树理的小说；艾青、穆旦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等。

四、文化背景：

（一）文学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构成部分，文学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政党、政治意识。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往往以文学作为发端和具体表现。

（二）社会意识对文学审美意识具有重要影响，文学主体性弱化，文学有社会革命附属物倾向。

（三）社会政治事件往往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源，引发文学创作和理论论争。

世界文学名著 《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悲惨世界》《傲慢与偏见》《汤姆叔叔的小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茶花女》《羊脂球》《苔丝》《天路历程》《雾都孤儿》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红字》《儿子与情人》麦田的守望者《爱玛》《瓦尔登湖》《似水年华》

京派小说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萧萧》、《长河》等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作品。

新感觉派小说

20年代30年代初出现的“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感觉派”小说的根本特点是特别强调作家的主观感觉而不太注重对客观生活的真切描写。刘呐鸥是“新感觉派”小说的最初尝试者，他创办于1928年9月的《无轨列车》半月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实践的开始。他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新感觉派”小说集。穆时英和施蛰存把“新感觉派”小说推向成熟和引身运用蒙太奇、人物心理分析等手法，凸现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和印象。上海狐步舞、梅雨之夕等是他们的代表作。

诗歌的“三美”

诗歌的“三美”，即“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这是由闻一多倡导的，是他对新诗理论做出的贡献。“三美”理论主张诗歌创作要有建筑的美、音乐的美和绘画的美。它是针对当时的新诗形式过分散体化而提出来的。这一主张奠定了新格律学派的理论基础，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现代派诗歌

30年代在中国产生的现代派诗歌普遍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启发和影响。同时又承接了李金发为代表的20年代中国象征诗派的某些艺术追求。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特别追求诗歌创作在总体上所产生的朦胧的美，追求以奇特观念的联络和繁复的意象来结构诗的内涵。现代派诗人往往以其特有的青春病态的心灵，咏叹着浊世的哀音，表达着对社会的不满和抗争，也流露出对人生深深的寂寞和惆怅。戴望舒是30年代“现代派诗歌代表”。

“孤岛”文学

“孤岛”指1937年11月至1942年12月被沦陷区包围的上海租界。“孤岛”文学即发生在这一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文学，它密切配合形势，及时反映现实，巧妙揭露敌人罪行，讽刺殖民地的都市生活和知识社会的陈腐，表现当时的民族精神、社会声息。于伶、阿英的剧作，钱钟书、张爱玲的小说，唐弢、柯灵的杂文等都是其优秀代表。孤岛还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重要着作及大量文学刊物。孤岛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重要一页载入史册。

沦陷区文学

沦陷区文学是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大马戏团（剧本）和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因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党语录、《药味集》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不清楚你说的这个概念啊！

有西方现代派 没听说过中国现代派

中国当代的文艺创造采用的方法都是源于西方并没有独创的东西。

如果你说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话，是指5。4到建国这个时间段的文学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二、“民族化”及其历史

周作人在写于1919年9月1日的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借用英国文论家Frank Kidsond的说法，对“民歌”如是界说：“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学”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反对“用鉴赏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认为民歌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它只赞成把民歌当作“一点供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的民俗学材料。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如民众的诗歌〔10〕中，极力批评“民歌”的内容、形式。到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依然对“民众的文学（民歌）”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观点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说：“本会收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周作人心中隐约有了在民歌基础上建立“民族文学”的想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不明确的。前述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实际上是在1923年1月21日的歌谣周刊第6号发表的，虽然写于1919年却在1923年首发，且与此前刚刚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观点有出入，首发的时候却又不修改，可见周作人在这方面其意识还是模糊的。但是，他在为希腊小岛集写的序言（后收入《永日集》）中这样说：“中国现在的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接受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周作人已经意识到了西方化的艺术要在中国扎根，开出国民文学的花朵来，必须要和民俗学研究结合，和中国土壤结合。上述周作人的看法可以作为五四时代西化论者对文学西化观的补充、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粗浅思考。从文学创作实践角度看，五四西化派对文学民族化的探索有两条路。一是从民间歌谣中借鉴形式，这方面刘大白、刘半农有极好的尝试，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向民间歌谣学习语言形式以形成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新体式上，他们的诗“大多有强烈的地方趣味”，和后来的郭沫若完全不同，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完全是西化的。二是精神返乡，从对乡土生活的反思中获得精神空间，这方面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他们是用西方化的小说模式写充满着中国乡土气息的生活，不过当时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而不是借鉴民间精神中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化振兴所吸收的质素上。这派对中国民间的狂欢精神、生存意志力基本是盲视的，例如对阿Q精神的认识，阿Q作为一个下等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他坚韧地活着，还有点儿撒欢的味道，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呢？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多觉得像阿Q这样的人身上只有劣根性，他们还没有占得人的位置，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人。他们没有想过阿Q虽然是个下人，或者极端点儿说，完全不像个人，但是他也有权活着，从生存的角度讲，活着是重要的，然后才是尽量争取活得好一点儿。由此，阿Q对生活的态度不见得比启蒙主义者对生活的态度差到那里去。阿Q身上有一种中国民间特有的笑谑、撒欢的精神，他活着不是为了验证历史功过是非，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争取活下去，在可能的时候把每一个黯淡的日子过得像节日一样，有的时候浪一点儿，比如找吴妈讨点儿没趣，有的时候狂一点，比如找赵太爷攀个亲什么的，有的时候酸一点儿，比如革命，有的时候烈一点儿，比如绑缚刑场的路上，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害怕的，但是他立即就掩饰了那害怕，唱起了大戏，这就近乎烈了。我们暂且不管他为什么死，死得是否值得，就冲他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可以钦佩一番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笑谑精神，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滋长着，它在中国民间人物的身上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讯也没有看到这种笑谑和撒欢的生存形态中渗透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这一派，在小说内容上是本土化的，具有民族性，但是在精神气质上是西化（启蒙化）的，没有领略中华民族这种民间精神资源。

总的说来，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观念是由西化派占据着的，但是，西化派也不是说对文学民族化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西化派占据主流时也不是没有民族化派在活动。如学衡派，学衡派主张在“昌明国粹”的基础上“融化新知”，1922年在一篇文章中梅光迪认为“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西欧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日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11〕”梅光迪并不是完全排斥向西欧学习，他所排斥的是他自称的一种“伪欧化”的病态现象，他认为，这种伪欧化（此一提法和上文提到的20世纪末理论界关于“伪现代派”的提法似有偶合，但立场、诉求刚好相反），一是重模仿而轻创造，“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二是提倡欧化者对欧洲文化实并不了解，而是样样拿来，最终失掉了创造的根本――中国文化，拿来的又是人家的残渣。这是民粹主义的一派，认为外国的不如中国的好，建设中国的文学就要走中国古已有之的道路。文学创作方面持类似民粹观点的作家较少，但是走从古诗文转化的路子的作家不少，如沈尹默，他的成功甚至是周作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当然周作人在本质上对沈尹默作的还是“西化论的解释”：“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他的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12〕”胡适在谈新诗〔13〕中论述的一些新诗人，多也是走古诗文转化的路子：“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和周作人一样肯定了沈尹默等的这种尝试，认为沈尹默在作品在语言和音节上都获得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功效，作出了新诗中“最完全的诗”〔14〕。所以大致可以说，中国新诗的道路，初期是走在“一半词一半曲”的路子上，只有在日本的郭沫若新出，以及从欧洲游学回来的徐志摩崭露头角〔15〕，这种局面才改观了，直至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崛起，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崛起后，中国诗歌的西化才算有了自己的代表人和代表团体。

我们知道胡适和周作人在本质上是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新诗整体上必须西方化，但是在西方化的总主张下，他们在策略上又非常明智，他们都认可了新诗诞生之初以民族根基为基础的探索道路。周作人在给刘大白的《旧梦》写的序中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在文学上提出民族主义口号的是1930年之后聚集在《前锋》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1930年他们发表了民族主义运动宣言〔16〕，认为中国文艺正面临危机，一是“残余的封建思想”还在无形地支配一切，二是左翼文艺把艺术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将艺术呈献给了“‘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他们认为上述危机是由于新文艺发展“进程中缺乏中心意识”的缘故，为了构建“中心意识”，就要从民族意识出发，建立民族艺术，“文学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句话说，艺术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族文艺的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底发展必伴随以民族国家底产生”，反过来“文艺上的民族运动，直接影响及于政治上民族主义底确立”，因此“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这派的民族化思路有它的合理性。一、五四之后中国文坛弥漫着西化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文学样式都直接取自西方，甚至语言也欧化了，出现了另一种欧化体的语言，虽是白话，但却脱离是时的口语，造成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二、国民革命之后，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又列强环伺，特别是东邻日本的崛起更是让中国人感到威胁，在文化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要求，进而反映到文学上来。这一派的观点非常极端，只认为文艺是民族的，而不认为文艺是世界的，而且把左翼文艺同封建文艺并列加以反对，错估了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学理上又没有区分文学民族化和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界限。

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派”之前的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上，那么此后的争论则是依附在“文学如何为更广大的大众接受，从而为抗战、解放战争、为解放以后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命题里面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先是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论争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文学要面向大众宣传抗日，这就产生了“文学形式如何面向大众、鼓动大众”的问题。最早提出“民族形式”口号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是受到苏联文艺的影响〔17〕。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

第一次文代会和第四次文代会在不少文学史著作中，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阶段划分的历史节点。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延安文艺座谈会和第一次文代会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历史界标，其政治功能被不断强化。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文学史分期界标的历史功能被逐渐淡化，文学的审美性原则以及文学形式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视。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的文学研究会,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他们有刊物《小说月报》,是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如果是文学研究会的简答+（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发起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田汉、穆木天,当时都是留日学生,出版有创造季刊.他们尊自我,重主观,强调艺术是自我表现、内心自然流露；他们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感情,以感情为生命；他们崇天才,讲神会,强调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

*新月社: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陈西滢、梁实秋等,都是欧美留学生.开始时是聚餐会性质,1925年10月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1926年4月徐志摩、闻一多在晨报副刊上编诗镌周刊.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的理论文章,提出诗歌”三美”的主张,即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

*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北京以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同人刊物主要成员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孙伏园、章川岛等.其主张和态度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以刊登“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文艺思想接近于文学研究会.鲁迅说语丝有基本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语丝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性散文和杂文的刊物.

【文学革命时期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还有莽原社、未名社、狂飚社、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湖畔诗社、南国社等.鲁迅最早的散文诗集:《野草》,他创办的社团有:莽草社、未名社、语丝社.先叫浅草社后叫沉钟社.湖畔诗社是1922年成立于杭州的新诗团体,主要成员有应修人、潘谟华、冯雪峰、汪静之等四人.李金发是象征诗派.中国话剧运动开始于1907年,一批爱好戏剧的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陆镜若、吴春柳社.】

中国诗歌会:在诗歌方面,1932年9月,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性的诗歌团体中国诗歌会成立,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蒲风、任钧,出版会刊新诗歌,提出”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界的意识”,在形式方面提出”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这是一自觉地与无产阶级革命取同一步调,以大众化为创作目标的现实主义诗歌团体.

自由主义文艺中有”京派”、”论语派”、”新月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等文学流派.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庞名（冯文炳）、沈从文、萧乾、芦焚（师陀）、李健吾、朱光潜.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高蹈于现实功利之上,强调艺术的独立品格.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

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成员有陶亢德等.以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而得名,提倡幽默、闲适、性灵,宣扬”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笔调写出……自然幽默”,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与各体别,所谓个人笔调是也.”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1931～1933年,左联又和”自由人”、”第三种人”展开了思想论争.”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杜衡）.

东北作家群:萧军、萧红、端木蕼、骆宾其、李辉英、舒群、罗烽、白朗等,创作了一批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倾向的抗日救亡文学.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

孤岛文学: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在日本侵略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坚持抗日文学活动,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历时四年零一个月,称之为”孤岛文学”.

七月诗派:因胡风主编的七月.1937年10月创刊,以抗战现实为内容、以自由体为主要形式的诗歌,以艾青、田间为首,并培育了绿原、亦门（阿垅）、曾卓、鲁藜、邹荻帆、牛汉、冀汸、彭燕郊等一批青年诗人,形成贯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七月诗派”.

战国策派或战国派:1940年,陈铨、林同济等创办《战国策》半月刊,翌年,又在重庆大公报上编《战国》周刊,称为战国策派或战国派.他们自称是抗战文学思潮中的另一种声音.他们虽然也主张和宣传”抗战”,但他们却错误地称当时的时代是”战国时代的重演”.

战国策派的思想观点,适应了国民党专制主义的需要.

【附】学衡派: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于南京创刊,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主张”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反对白话文.

*李金发与象征派诗

在中国现代文学上，象征诗派是指以1925年出版的李金发的诗集《微雨》为起点的，活跃在20年代中后期的诗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李金发。

特点：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象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

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

内容：他的诗歌并不直接反映现实，而是直接表现自己的内心生活，内容往往是悲剧性的人生感受：死亡、悲哀、绝望、孤独。这实际是也是现代诗歌的一个主题，多表现人的“异化”。代表诗歌《弃妇》就倾诉了人生的悲哀和痛苦，用弃妇的悲惨象征人生的悲惨。

艺术价值：

1、诗歌大量意象的使用。

2、诗歌意象新奇。

3、大量地选用了文言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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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被称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

1921年成立于北京，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

代表作家：周作人、茅盾、叶圣陶、许地山、朱自青、冰心等。

重要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

理论主张：积极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主要贡献：它承接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使之发展成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

*创造社:1921年在日本东京成立

发起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

主要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

理论主张：尊自我，重主观，强调艺术是自我表现、内心自然流露；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感情；强调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浪漫主义特征。

*新月社：1923年成立

主要成员：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都是欧美留学生。

重要刊物：晨报副刊诗镌《新月》（后期）

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的理论文章，提出诗歌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以闻一多、徐志摩为首的新格律诗的创作，称为“新月诗派”

*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

以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

主要成员：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

文艺思想接近于文学研究会。

语丝多发表杂文、小品、随笔，形成生动、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鲁迅说语丝的基本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

*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于1930年3月

在上海成立。

主要人物：沈端先、钱杏邨、鲁迅、田汉等。

（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其纲领。）

主要成就：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左联还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

*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成立

发起人：穆木天、杨骚、蒲风、任钧等。

会刊新诗歌

诗内容方面：提出“歌唱新世界的意识”；形式方面提出“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

主要成员：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等

（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

主要刊物：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

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

“基本特征：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风格。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

*论语派：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

主要人物：林语堂。

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

《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

*战国策派：活动于抗战中期，因陈铨、林同济等创办的《战国策》而得名。

主要成员：陈铨、林同济。

文艺上：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

代表作有陈铨的剧本《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

（时间问题，没法一一细谈，上面的一些有的也不太全面，是我自己备考的一部分参考资料，试着看看吧）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它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形态的差异是区别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四”，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可能。高玉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正是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较新成果，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五四文学运动是从语言变革入手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五四思想先驱者们一致的文学革命策略。五四文学运动中因此集结了太多的语言学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白话取代文言，文言的本质是什么，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又是什么，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是什么关系，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为什么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入手，新文化运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等等。高玉立足现代语言观，对这些问题都作了阐释。他在这部论著中分析道，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当时的民间口语，它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却是两套语言体系。在语言工具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语言作为思想思维和世界观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古代性物质，现代汉语体系决定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特质。在以文言文为基本语言形式的古代汉语体系里，古代白话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存在的，而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现代白话更多的是作为思想性的语言而存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白话代替文言，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替换，更是思想上的深刻革命。“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到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29页）“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定型正是语言的定型，文化的转型正是语言的转型。”（34页）所以“从发生学上来说，中国现代汉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现代语言的现代性。”（56页）

在重审五四白话文理论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时，高玉敏锐地洞察到，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极力主张的语言变革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但五四思想先驱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他们源于传统的语言本质观，认为语言只是工具，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思想的物质性外壳，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运动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讲清楚。对于新文学为什么要用白话而不用文言，胡适的理由是很不充足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个结论就很有问题，不太符合文学史的事实。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白话文学固然很多，但优秀的文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再比如，胡适反复强调“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些论断也失之笼统和偏颇。文言文的“死”和白话文根本不是从“字”上来区分的。语言的死活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被使用，而是否被使用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是否合时宜。新文化运动之前，文言文是正统的语言，还在被广泛地使用，根本就不能说它是“死”的语言。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是走对了路子，发动白话文运动是正确的，但胡适等人的理由并不是关键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不正确的。文学观念的变更需要深刻的思想革命，而语言变革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153页）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理论上的成功，而是事实上的胜利。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由只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才能说清楚，只可惜五四先驱者受制于当时的语言学发展状况，无法将它讲清楚，而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受传统语言学关于语言工具观的影响，也未能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作出的新的阐释，从学理上凸现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翻译文学从语言系统到思想思维上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提出了翻译本质“二层次”的理论观点，即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他指出，一方面，借助翻译，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它从文学观念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输入了西方的富于逻辑的清晰的表达方式（语法或文法），同时还输入了新概念新术语和新范畴，这其实就是输入新思想。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形而下”的物质性词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翻译为汉语时，又受汉语及其汉语文化的制约从而中国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归化”。翻译从根本上是外部力量，外力毕竟是外在的，它的作用主要限于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它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很多新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成果何时被中国所吸纳以及怎样被吸纳，还取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土壤，取决于中国文学从外部到内部的种种环境和条件。通过对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的揭示，高玉事实上也挑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不是“全盘西化”的文学，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制约，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第三种文学。

学衡派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的巨大胜利也就宣判了学衡派的失败，宣判了他们理论的不攻自破。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学衡派的认识都存在很大偏误，甚至到了不与理解的程度。重新评定学衡派，给他们以恰当的历史地位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个案。高玉认为，学衡派在本质上是现代保守主义，但具有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衡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有质的差别，封建顽固派站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而学衡派只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化派和新文学派的反对派，他们并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反对派。从学理上讲，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似乎比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还要合理和公允，但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没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语言的不恰当认识和传达西方思想时所使用的文言表述方式。由于坚守文言文，学衡派在思想上不是超越了传统而是回归了传统，从而导致了自身的文化悲剧。

鲁迅的创作观念和文学实践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对鲁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的考察与分析。在分析鲁迅的语言观与他的文学创作的关系时，高玉认识，鲁迅尽管没有系统学习和研究过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但他凭借天才般的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领悟到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鲁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但他反对“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观点，而且主张青年少读甚至不读古书。在文学创作中，鲁迅主要从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借鉴了古文，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受了文言表达方式、修辞艺术、文字技巧的影响，而在思想层面上，他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思想，是基于“拿来主义”主张的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学习与移植。鲁迅早期也用文言进行过创作，鲁迅的文言作品显示出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即一方面试图借助西方思想和精神来破坏和反抗传统，另一方面因为使用了古代汉语的话语表述方式，语言的束缚使他的思想在根本上无法走出他想超越的中国传统，他的文言作品因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紧张感。直到写作《狂人日记》，鲁迅才彻底从这种矛盾与冲突中摆脱出来，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变。鲁迅的转变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转变，在这转变过程中，语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汉语代替古代汉语不只是语言形式的更换，而是思想思维的更新。现代汉语发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就决定性地发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才正式确立起来。

现代文学就是现代汉语文学，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可以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隐秘关系，也可以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得与失、优点和不足、经验与教训，并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如何吸收传统、如何借鉴西方、如何完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上提供有益的启示。

大叙事、现实性、反形式化。

“抗战文学”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抗战文学,是指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从共时性角度考察,抗战文学存在大叙事、现实性、反形式化三大特点。

从历史性角度考察,抗战文学则显示出创作发展和人性挖掘深度成正比的特征。抗战文学要出现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有待于我们对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广泛吸取。

扩展资料：

抗战文学小说主要包括3部分：

1、上海、北京等沦陷区的小说，表现人民的苦难和抗争，以艺术的形式记载日寇、汉奸的罪行，歌颂人民的不屈斗争。

2、国统区的小说，一部分表现了爱国军民的奋起抵抗，较多的则以张天翼、沙汀、茅盾、巴金、艾芜、张恨水的作品为代表，暴露了腐败统治的黑暗内幕。

3、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说，以赵树理、孙犁、马烽、西戎等的作品为代表，既热烈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又生动地表现了民主根据地的新生活、新气象，小说创作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参考资料来源：

文心雕龙》、古文观止四大名著，艾青诗选，余光中诗选，戴望舒诗全篇，舒婷的诗，莱蒙托夫诗选，呐喊，朝花夕拾，野草，鲁迅全集，十月，契诃夫小说选，热爱生命，莎士比亚全集，魏明伦剧作精品集，剧本，城南旧事，格列佛游记、世界文学评价丛书、《中华百年经典散文》、中国通俗小说鉴赏辞典、《昭明文选》、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外国文学评价丛书……

当代文学类

洪子诚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孟繁华、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

中国现当代文学必读书目：中西方理论类

1. 《坛经》

2. 《老子》

3. 《庄子》

4. 《韩非子》

5. 《论语》

6. 《孟子》

7. 《金刚经》

8. 《墨子》

9. 维科《新科学》

10. 康德《判断力批判》

11. 尼采《悲剧的诞生》

12. 丹纳《艺术哲学》

13. 亚里士多德《诗学》

14. 黑格尔《美学》

1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16.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

17.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18. 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