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文学与先锋小说的区别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它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形态的差异是区别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四”，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可能。高玉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正是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较新成果，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五四文学运动是从语言变革入手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五四思想先驱者们一致的文学革命策略。五四文学运动中因此集结了太多的语言学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白话取代文言，文言的本质是什么，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又是什么，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是什么关系，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为什么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入手，新文化运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等等。高玉立足现代语言观，对这些问题都作了阐释。他在这部论著中分析道，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当时的民间口语，它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却是两套语言体系。在语言工具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语言作为思想思维和世界观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古代性物质，现代汉语体系决定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特质。在以文言文为基本语言形式的古代汉语体系里，古代白话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存在的，而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现代白话更多的是作为思想性的语言而存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白话代替文言，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替换，更是思想上的深刻革命。“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到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29页）“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定型正是语言的定型，文化的转型正是语言的转型。”（34页）所以“从发生学上来说，中国现代汉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现代语言的现代性。”（56页）

在重审五四白话文理论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时，高玉敏锐地洞察到，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极力主张的语言变革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但五四思想先驱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他们源于传统的语言本质观，认为语言只是工具，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思想的物质性外壳，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运动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讲清楚。对于新文学为什么要用白话而不用文言，胡适的理由是很不充足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个结论就很有问题，不太符合文学史的事实。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白话文学固然很多，但优秀的文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再比如，胡适反复强调“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些论断也失之笼统和偏颇。文言文的“死”和白话文根本不是从“字”上来区分的。语言的死活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被使用，而是否被使用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是否合时宜。新文化运动之前，文言文是正统的语言，还在被广泛地使用，根本就不能说它是“死”的语言。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是走对了路子，发动白话文运动是正确的，但胡适等人的理由并不是关键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不正确的。文学观念的变更需要深刻的思想革命，而语言变革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153页）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理论上的成功，而是事实上的胜利。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由只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才能说清楚，只可惜五四先驱者受制于当时的语言学发展状况，无法将它讲清楚，而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受传统语言学关于语言工具观的影响，也未能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作出的新的阐释，从学理上凸现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翻译文学从语言系统到思想思维上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提出了翻译本质“二层次”的理论观点，即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他指出，一方面，借助翻译，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它从文学观念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输入了西方的富于逻辑的清晰的表达方式（语法或文法），同时还输入了新概念新术语和新范畴，这其实就是输入新思想。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形而下”的物质性词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翻译为汉语时，又受汉语及其汉语文化的制约从而中国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归化”。翻译从根本上是外部力量，外力毕竟是外在的，它的作用主要限于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它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很多新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成果何时被中国所吸纳以及怎样被吸纳，还取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土壤，取决于中国文学从外部到内部的种种环境和条件。通过对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的揭示，高玉事实上也挑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不是“全盘西化”的文学，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制约，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第三种文学。

学衡派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的巨大胜利也就宣判了学衡派的失败，宣判了他们理论的不攻自破。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学衡派的认识都存在很大偏误，甚至到了不与理解的程度。重新评定学衡派，给他们以恰当的历史地位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个案。高玉认为，学衡派在本质上是现代保守主义，但具有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衡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有质的差别，封建顽固派站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而学衡派只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化派和新文学派的反对派，他们并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反对派。从学理上讲，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似乎比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还要合理和公允，但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没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语言的不恰当认识和传达西方思想时所使用的文言表述方式。由于坚守文言文，学衡派在思想上不是超越了传统而是回归了传统，从而导致了自身的文化悲剧。

一、主题不同。传统文学的目的很强，批判现实（或人文关怀）。传统文学的目标很清晰。网文就是纯讲故事，虽然个别地方也有什么人文情怀，但主题以故事精彩为主，其他的只是附带。有情怀也是儿女情长。

当然，因为某些传统小说写得很深奥，创作技巧高超（创作意图不明显，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从而让我们觉得，都是讲故事，为啥有的就是网文，有的就是传统小说。

创作意图很明显的（就是批评对象很明显的）作品，比如《漂亮朋友》，《人民文学》近期的耳光，等等，一看就是在批判现实。有的意图就不那么特别明显，比如《边城》，《围城》等。

二、语言深度。网络小说的语言也的确很棒，知乎上有列举网络小说精彩片段的。比如写某个朝代，一般写什么嘉靖年间等等，而某网文写，对方给了自己一枚制钱，制钱上写着嘉靖。这样一来，不用刻意写朝代，在故事叙述的情节中，就介绍了背景。

三、传统小说，派别很多，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反讽，荒诞派，意识流等等。

网络文学的社会性特征：

1、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对时空认知的全新探索和解放。周志雄提出：“与传统武侠小说、神魔小说相比，网络仙侠小说、玄幻小说的世界版图要大得多。”他分别列举了玄幻、仙侠、架空、穿越、科幻、灵异、二次元等类型小说对故事空间和时间的开拓。

这打开了人物行为更大的可能性和丰富性。简单来说，就是人物可以投入到更大的、更新奇的世界模态中去生活，这些世界模态的新奇性，有些是通过对过去小说中所展现的世界模态的叠加或联结，有些则是完全新创的。

2、互联网时代的虚拟技术塑造了大众对这些虚拟世界的代入感、体验感。所谓虚拟真实，就是“它不再像现代科学经由公理演绎来推出真理，而是用模型的方法来创造真实。”

在互联网时代，视频类作品要做到代入感、沉浸感是很容易的，从2D到3D再到VR、AR、MR，这些技术不断地突破沉浸体验的新高度。

‍‍阅读网络文学和经典文学的区别。

首先，在阅读工具上，就有很大区别。

经典文学基本上都是出版类的小说，阅读方式是书籍，抱在纸质版的书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阅读。

网络小说是发表在互联网上，并且不断更新文章，所以阅读网络小说是在网上。日常只要携带一部手机，点开阅读软件，不管在哪，都可以阅读。

然后，阅读小说的篇幅，时间差距。

成被称为是经典文学，那必定是已经完成，并且需要得到众人的认可，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可以说是经典之作。

（1）有永恒的主题；

（2）有经典的人物形象；

（3）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4）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

（5）有一定的知名度；

（6）不仅具有流行性，而且经久不衰。

这些条件，就导致经典文学，自己独特的历史大背景，表达出作者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和当时潮流不一样的思想，但是得到众人认可的。

文章的篇幅是短小精湛，文笔老练，表达清晰，能让人阅读之后值得深思的地方。虽然几十万字，几天就可以阅读完，但是意味深长。

现在的网络小说在网上连载，阅读的时候，不一定是没有完成的作品。

网络小说是有时效性，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没有太多的深度，讲求的是效率。

在效率的逼迫下，网络作者必须为了更新，会拼凑情节，这就导致了网络小说的字数非常多，几乎都有上百万字。

所以阅读时间非常长，有的几个月，甚至几年。

在漫长的更新时间中，有些时候读者都忘了前面的内容，但是后面的内容还是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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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汉语：现代化

中国古代汉语：古老化

(废话！）

知道后告诉下…我也需要

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具体应该说在1986年以后，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为代表一批作家在文坛的集体亮相为主要标志，在他们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刚刚结束了惨不忍睹的十几年的文革文学，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的萎缩甚至死亡，而后的知青文学，不过是类似于解放的农民对地主进行血泪控诉的一场揭发式的表演文学，这个（知青文学）当然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它的出现和功能还是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某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的传声筒，它的泛滥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强压。这样它在艺术上达到的层次不可能很深，甚至说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学，因为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热衷于对文革时期经受苦难的书写，并且这种书写越来越表现出模式化的趋势，把苦难作为书写的材料和对象，甚至是无条件的夸大来换读者的眼泪，这样知青文学自然就走到了尽头。紧随其后抬头的寻根文学，表现出了五四一代作家的精英意识和启蒙意识，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明白寻根文学的“根”应该如何去理解。文化之根？生命之根？“寻根”是不是就一定要把题材放到过去或者荒蛮的生活中去，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弄的跟出土文物似的，这就叫寻根。对于文学来说，更主要的还是面对文本，“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文学性，相对于此前的文革文学知青文学作品来说，几乎是一个飞跃。但是它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不是具体的文本），还带着8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那种历史时期的模糊感，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情绪。作品试图去启蒙人，但在解读上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作家的写作姿态，都显然带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的气息。但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这种姿态过于做作。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既然是启蒙又为什么高高在上？搞的云里雾里的？应该说随着先锋文学的出现，中国小说真正迎来了一次革命，是脱胎换骨的革命。技术和精神上双重的革命。我们把它定义为“先锋小说”。那么这个定义能不能和西方人所说的先锋小说同指呢？我觉得不能。在中国如火如荼的进行先锋小说的同时，西方的文化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他们的“先锋”已经结束。先锋应该是一个进行的词汇，在西方，我们看到先锋相对来说是指现代主义之前的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等文学传统。现代主义或者说先锋的出现就是重新更正或者说调节旧有的文学传统，这个过程不可能是所有的人能够一下子意识到的，只能是少数的天才作家才能看清楚艺术发展的前进方向，所以他们可能面临着重重的困难扛起颠覆和创立文学传统的历史使命，这批人可能在同时代不为人理解，这批人可能为艺术而承受巨大的牺牲和苦难，这批人我们把他们定义为“先锋”。这样在西方，所谓的先锋指的就是基于此前流行于十九世纪的文学传统，以它为敌人，颠覆的是它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这些工作是由西方的艺术家们独立完成，是他们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顺畅而必然的发展时期。在中国，先锋小说也有其要颠覆的传统，但不是西方的那个传统，而是此前以十七年文学为代表的文革文学等，颠覆的甚至不是文学本身，而是要为文学松绑的革命。同样就文学本身来说，中国文学也绝对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地步，值得颠覆的地步。现代文学的一大部分文学和非文学因素发生了联系，无论现代当代，中国文学一直是支离破碎的状态，同时由于8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面临的状态，打开国门后，无论文学文化甚至整个社会都处于急速的转型前期。大家东张西望，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几乎是慌不择路。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一些带有民族情节的文学人士，出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对话的良好目的，一些作家，出于对文学的悟性和理解，大口大口贪婪的吸取着外国文学的营养。这里要强调两点：一，对西方文学的学习不一定要引进文化殖民的话题。当然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在文学领域，西方文学的到来和影响要经过两道程序才能发生作用，一个翻译，二是阅读。无论是翻译还是阅读，实际上都对作品进行了形式上的中国化处理。实际上在中国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的大部分人是受到李文俊的影响。翻译成汉语的《喧哗与骚动》的叙述状态是李文俊的首创，而不是哪个先锋作家的首创。现在看来先锋小说的叙述状态与翻译过来的或者说是中国版的西方著作有一脉相成之处。这是在技术上需要指出的，而实际上我们谈到的先锋小说两重革命之一就是形式上的叙述，它占据着十足重要的位置。现在就是说对西方文化的复制，也不可否认的是这中间翻译家的作用。倒是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还有，阅读的过程是用中国的眼光或者说是文化的尺子去衡量西方的著作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要进行中国化的处理。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的话，学完了西方的中国先锋小说写出来的人物读者看了怎么还相信他们是生活和行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呢。地域性的一个问题。这些我想都足以反驳那些言说中国先锋作家抄袭西方著作的评论家的嘴巴。二，就是艺术的相通性，它有地域性的东西，但是也有地域性所不能割断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形成了交流的基础。

中国的先锋小说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而成，它主要表现在叙述革命和精神革命上。分别举一个例子，不能穷尽说明这些东西。一是叙述上的革新，比如格非的叙述空缺，马原的叙述圈套。这些很明显的技术上的痕迹是以往我们看不见，我们以往看见的是“写什么”但是现在“怎么写”终于被提上了日程。关于叙述革命作用的优劣一直有人在讨论，现代小说实际上就在解决一个“时间”的问题。哲学对于“时间”的无可奈何给文学带来了希望，文学终于变的灵活起来，对“时间”的把握实际上是对先锋小说“叙述的方法论活动”。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分离使文本获得了以前所不能扑捉到的叙述节奏。由于两个时间的分离，我们的叙述视野变的宽敞灵活起来。“叙述借助这道语式（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将会想起那个久远的一天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促使故事转换，中断，随意结合和突然断路。”另外就是先锋小说在精神上的革命，它是更主要的，无论传统和现代是否是两个并置的文学系统，我们还是说，先锋小说并没有颠覆我们的传统，我们古典的文学传统实际上并不是先锋小说所要颠覆的对象。巴特说：“现代并不是一个来自单纯对立面的死字眼，而是社会变革时期的困难活动。”我们在这里不能一味的纠缠就是由于五四运动和文革运动实际上形成了两道文化断裂。文化的鸿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难添平的。去除先锋文本和古典文本上不同，它们在文本的深处有着神秘的联系。比如说弗洛依德的“性”学说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与其说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我看倒不如说是给中国性文化带来的导火索，正是中国有这样的土壤才能有性文化的繁荣。先锋小说表现在对“性”的处理上，对“性”书写的开放和多样性，几乎是一往无前，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性”在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裸露的书写。并且常常瓦解文化的深层涵义。比较明显的是吉林作家洪锋，他作品中的“性”多用来瓦解代表权威的“传统”“父辈”“生命”等庄重的文化涵义。从而到达亵渎的目的。而在余华马原的手中，“性”完全消失了它的神秘性，不过是叙述的一件工具，信手拿来。苏童则是以“性”为材料编制一张生存的大网，由此开始他的人物命运走向。先锋小说从各个方面书写出的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对人性深度的挖掘都使先锋小说到达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度。总体来看，先锋文学五花八门的书写也消解了传统的启蒙意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先锋文学实际上是对五四以来断断续续的启蒙文学的颠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先锋小说只能是加上中国的标签，它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而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先锋文学。陈晓明把中国的先锋小说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去解读，实际上，在80年代传入中国的外国文化中既包含着现代主义又夹杂着后现代主义，揉杂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泥土之中，很难确定的说到底是什么主义。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回头看看先锋小说，由它出发进入到90年代的个人写作就不足为怪了。先锋小说所带来的先锋文化导致写作姿态的调整，最终使作家失去了原有的统一的任务，从而靠近文学本身，靠近个体生命和生存，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在中国的发展，文学的边缘化越来越明显，原来负荷在文学身上的任务几近全部解除，文学只剩下文学本身，当文学从圣坛上走下，我们迎来了百花齐放的个人写作的90 年代。

一、简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二、发展历史：

1，首先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穷则思变的结果

①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大门从此被打开→军事革命，实业革命（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失败，1906中日甲午战争致远舰长邓世昌战死北洋水师总督丁汝昌自杀）→政治革命（戊戌政变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辛亥革命大权被迫移交袁世凯）→文化革命（深感国民素质的低劣，教育救国；深感国民思想意识上的麻木，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首先是为救亡图存服务的。

2，其次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①古典文学已近尾声。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心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固有的古典文学模式已再也不能满足人们思想情感表达的需要。

a，语言障碍，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30年代，鲁迅还指出，要普及文化，非废除汉字不可（门外文谈）。

b，体式陈旧，诗词文，严格的规范使现代人望而却步。

c，文风不健康，师古，拟古。形式主义。脱离实际人生，成了无病呻吟的玩意儿。

②近代文学实则先声。近代以来，与政治思想革命相适应，文学界也相应掀起革命浪潮。

a,"小说界革命"。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为代表。戊戌政变失败以后，梁启超转重于思想文化启蒙工作。以西方为借鉴，特别注重小说的宣传启蒙作用。贡献：一是借此抬高了小说的地位，二是开了近现代启蒙文学的源头。

b,"诗界革命"。最先提出还是梁启超，但最有代表性是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梅县区人）。黄遵宪长期做国外大使，思想很开化。他看到中国古典诗歌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提倡诗界革命。著名观点是："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杂感）认为"诗无古今",而不必模仿古人，只要能将"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笔之于诗",我诗自有存在的价值。而且不必避俗字俗语，要求言意合一，明白畅晓，通俗易懂。还是与启蒙有关。代表作《人境庐诗草》，1911年刊行于日本，"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对胡适的影响。

c,"文界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反对"传世之文",提倡"觉世之文"。还是与启蒙有关。日本流亡期间，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创建一种笔端常带感情，不拘一格，汪洋恣肆的新政论文体，梁自称"新文体"。

d，戏剧界革命。柳亚子等创办近代第一个戏剧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的春柳社及其文明新戏。《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林纾翻译）先在日本演出，后回国内如上海，天津等地演出。促使国内风气的转变。旧剧改编。对五四的影响。

e，白话运动。1898年裘廷梁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揭开序幕。从救国救民的高度认识文字革新的意义。1911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39个。1916年教育部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同年8月，北京成立中国国语研究会。1918年教育部正式审布注音字母，同时设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重新颁布注音字母次序。接着，国音字母出版。白话国语运动无形中推动了白话文学运动。

3，外国文学，文化的巨大影响

可以说，没有外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最早派向英国的海军留学生，但他没有成为海军将领，却成了中国最早的思想界的翻译家（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天演论》等）。也翻译过西洋文学作品。

三、主要代表和作品：

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徐志摩、闻一多的诗歌；沈从文的《边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赵树理的小说；艾青、穆旦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等。

四、文化背景：

（一）文学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构成部分，文学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政党、政治意识。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往往以文学作为发端和具体表现。

（二）社会意识对文学审美意识具有重要影响，文学主体性弱化，文学有社会革命附属物倾向。

（三）社会政治事件往往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源，引发文学创作和理论论争。

网络小说有很多都是无逻辑可寻、没有内涵、很幼稚、文笔不好，而出版文学大都是经过出版社严格审查过得，有一定的价值（有一些不好的网络小说也会出版，但出版社不是什么很好的）。

1 从2种的抒情原则来看，西方古典主义的抒情原则为：理性是古典主义抒情原则的灵魂，它既强调“古典”有崇尚“理性”，理性对于情感具有绝对的有限性。认为人类不仅有情感，更有理性。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是要由尺度，并非一味的宣泄感情。它需要理性、意识的参与和评判。要“言有序”，即井然有序的表现情感。西方古典主义抒情文学的“抒情”不是即兴式的有感而发，而是要超越原始的情感状态，重新给予对象以认识、体验、评价。它有别于西方浪漫主义抒情原则。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古典主义抒情原则如出一辙，也就是说都是属于“发乎情，止乎礼义”、“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

2 从2者的抒情传统来看，中国的文学传统是以抒情文学为主导的传统，即“诗”的出现；而西方文学传统则是以戏剧文学、叙事文学为主导的传统。举个例子，莎士比亚被西方人称为诗人，并不是因为他写了100多首十四行诗，而是因为他写了很多著名的戏剧。而换在中国，关汉卿、马致远的戏剧再成功，他们也不可能被称为诗人。

总的来说，西方文学传统起源于古希腊的悲剧，中国文学传统起源于先秦的抒情歌谣。西方的文学成就是以戏剧为标准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是以诗歌为标准。

我笼统的写了2点，因为这牵扯到很多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问题。

先锋文学文学特征：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

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

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扩展资料：

优缺点

挑战传统千篇一律的文学模式，先锋初出道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先锋作家以语言狂欢和形式狂欢的手法来赢取读者的注意，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感官的刺激毕竟是短暂的，如果先锋写作没有经过“去谎言”这一环节，则大多数先锋文学后来要么走上了文字游戏的道路，要么重新回归谎言文学，彻底离开了文学的轨道。

只有极少数作家经过严格的“去谎言”，进而对生活本质和人的根本问题的苦苦探索，最终使先锋文学成为文学中的一枝奇葩。而先锋文学中的伟大之作必定是这些奇葩中的佼佼者。

参考资料来源：

现代派的来由

作为一个国际性文学运动，现代派文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一八九○年前后，西方世界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工业电气化的进程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剧烈的改变。英国批评家麦尔科姆·布雷特勃雷认为正是这种“现代化”造成了“现代意识”，而现代派文学就是为了表达现代意识而产生的。他认为这个道理适用于一切制度和社会，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史·斯班特等作家同样强调现代派表现现代人类共同的现代经验，它有超阶级的性质。西方文评家一般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它说明现代派与现代化确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现代化进程里，除了现代派文学以外，西方还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资产阶级进步文学？可见所谓普遍的现代经验仍有不同的倾向和性质问题，虽然它也包含某些共同的因素。

我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资产阶级现代派文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一、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变化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起步的现代化时期，大的社会环境中出现的巨大变化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感，不稳定感，而这正是现代派文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有的西方评论家指出，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欧洲大体上还是稳定的，虽也不时出现过危机，但第一次大战作为危机的总爆发，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确实猛烈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和对传统观念的信赖。同一时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欧美工人运动则从另外一个角度使资产阶级作家们感到惶惶不安，前途可虑。

当然，所谓“危机感”决不仅仅限于经济危机，而是以它为基础的广义的社会危机，价值危机，精神危机，文化文学危机。我们必须追溯得更远一点，从欧洲农业社会解体到工业社会兴起说起。菲迪南德·托尼斯的公社与联合会(一八八七)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比较。他说农业社会(公社)以传统为基础，是农村式的，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文化，宗教是中心，公众之间有密切联系，人人叫得出对方的姓名，彼此是面对面的关系；工业社会(联合会)是城市式的，世俗化的，宗教不再是中心，世界变得复杂而生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孤立；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书面契约确定，是背靠背的关系，谁也弄不清谁在操纵你的命运；许可与约束的格局变得抽象了——法定化了，非人格化了，官僚主义化了。

这些在现代派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典型化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欧洲大城市兴起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事。人口集中的大城市，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疏离更加尖锐起来。现代派文学主要是处理大城市人际关系的文学，因为城市生活是现代社会矛盾的焦点。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带来机械文明的统治和技术官僚体制，使人的生存环境逐步失去农业社会中的个性和人性，变得抽象化和机械化，导致了一个一般称之为“非人化”的过程，这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出现了以“非人化”为总特征的现代主义文艺。在现代工业城市中生活的知识分子日益感到自己面对一种无法理解的现实：社会成为一种抽象的力量抛开人而独立运转；要界定自己和人的本性、人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他们心中产生一种走向深渊或悬于空中的感觉，把面前的世界称之为“危机的时代”或“启示的时代”。战后的存在主义文学和荒诞文学更进一步从人的根本处境来表达这种无所不在的危机感和幻灭感。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关系的危机中，文艺家与读者群众的关系对现代派的形成是有直接影响的。在封建时代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们有明确的读者层，进入现代时期，这个读者曾却变得庞杂、不定起来。在实利主义第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艺术本来已经沦于边缘地位，文化事业的商品化既危及严肃作家生计的稳定，也破坏他们对美学理想的追求。文化教育的两极分化造成绅士文学与通俗文学、高雅趣味与庸俗习气的鸿沟。现代派的重要作家无不摆出一副独来独往的倨傲架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同自己的时代不合拍”，同周围的群众不协调。

二、科技和文化思潮的演变

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科学界的统治思潮还是进化论和引力论，讲求实证主义的方法，尊重事实和理性，反映在文学上就是盛行一时的强调环境和血统影响的自然主义文学。但很快，现代物理学——主要是量子论和相对论一一在新旧世纪之交的出现剧烈地改变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看法：从绝对的、静止的观点变到相对的、变化的观点；人们承认物质与精神难以绝对地区分，主客体密切相关，因果关系也并非万能。现代科学所指出的世界事物的相对性、复杂性、变动性，它们所启发的怀疑精神、实验探索精神已成为一代风尚。法国评论家瑞尔曼·勃雷认为电子论、信息论、控制论摧毁了原有的真理，破坏了形而上学的观点，打乱了人类的语言，直接影响到文学①。有些西方评论家以为现代主义重视技巧实验和写作方法是受科学的实验精神和讲究方法的影响。②现代派文学中工业技术形象的频繁出现自然也是现代科技进入文学领域的一个证明。

电气化以后的机械文明促进了生产发展，加速了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系，缩短了空间距离，加强了时间观念，加速了生活节奏；教育的普及，文化的发达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心理更加复杂。这些因素影响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当然也会影响现代派文学的某些方面，如要求行文节奏加快，时空转变迅速，强调刻划人物的复杂心理等等。但对现代派许多作家说来，机械文明主要只引起一种压迫感和反感。

比较起来，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心理学和美学思潮对现代派有更明显、更有决定性的作用。尼采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弗洛伊德的本能说、潜意识理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康德的美学思想等等对现代派文学特征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尼采认为现代文明的衰退是由于理性过分发达，损害了以本能和意志为依靠的创造力。他把社会，文明，基督教和伦理道德全盘否定，强调无意识和本能的作用。他的悲观主义和本能论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他相信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必然要强迫个人服从它的约束(所谓“现实原则”)，而个人只能把享乐的愿望(所谓“享乐原则”)强行抑制在自己的潜意识中。他认为在人的心智的三层结构中(代表理性的“超自我”，居于中间的“自我”，代表本能的伊特)，理性只居于边缘的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是本能。“无意识才是精神的真正实际”。这些主张引导现代派作家努力开掘潜意识领域。他的“艺术即做梦”的说法使超现实主义者获得了新武器。梦魇已成为现代派文学中的普遍现象。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认为只有直觉(具有自觉性的本能)才能认识真理或真实，才能创造和欣赏美，这使作家们努力去捕捉一瞬间的印象和幻觉。意象派诗歌和意识流小说的产生就与这个理论有关。他关于“心理时间”的说法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派文学对于时间的处理和结构的安排。他区分“空间时间”和“心理时间”两个概念。前者用空间的固定概念来说明时间，把时间看成各个时刻依次延伸的、表现宽度的数量概念；后者则是各个时刻相互渗透的、表现强度的质量概念。他认为我们越是进入意识的深处，“心理时间”的概念就越适用。意识流小说家和新小说家正是有鉴于此，大胆打破传统小说家以时间为序的叙述方法，而采用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颠倒、彼此渗透的结构的。

一般认为从思想渊源来看，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哲学是现代派文学的总根源。康德相信意识的先天形式先于经验，是人类认识能力的特点构成了人们所理解的自然界的规律和特点。这使现代派作家强调主观的作用，把主观意志置于客观实际之上。康德的不可知论加深了现代派的神秘主义倾向。康德关于美不涉及欲念和概念、美仅涉及形式的理论；关于艺术的精髓是自由，它与游戏相通的说法；关于想象在艺术创作中可以创造出“超越自然”的东西的主张，都为现代派艺术自足和形式主义倾向开了先河，使他们得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和实验。此外，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也有过广泛的影响。

第二次大战以来，主要是通过萨特的努力，存在主义哲学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三十年来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新品种。不但出现了直接描写人类存在的荒诞、无意义、人与人不可沟通这类主题的存在主义文学，也产生了表现非理性世界和非人化形象的荒诞戏剧，只写物质不写人性的新小说。黑色幽默文学也常以人类处境的荒谬状态为对象发出阴郁的冷嘲的笑声。

在探讨现代派文学来由的时候，上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哲学思潮当然是必须考虑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学本身的发展情况，它也是属于社会历史演变的表现之一。事物的发展是以内因为基础，现代派产生的内因可以说有两个：一是西方文学发展本身的需要，二是现代派作家的特殊的阶级地位、世界观和艺术观。

三、西方文学本身的演变

现代派文学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学遭遇危机而想另谋出路的一种结果。

这场深刻的文学危机是从十九世纪中叶的唯美主义文学开始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欧洲盛极一时的浪漫主义文学随着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低落已经衰退，逐步向唯美主义文学转化。这种文学反对浪漫派以文载道的思想，企图逃避它所不喜欢的资本主义现实，而以艺术的自足性和娱乐性来作为对抗的手段。唯美主义间接包含对资本主义(主要是功利主义和拜物教倾向)的一定程度的审美批判，但它所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只能引导文学走向狭隘和颓废的下坡路。唯美主义文学虽然通过兰波、魏尔仑和波德莱尔，佩特、王尔德和坡为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它作为一种方向，缺乏强大生命力，到九十年代末难已以为继了。

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自然主义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强调对外界现实的机械模仿，侧重描写遗传和环境的决定性影响，病态事物和繁琐细节。这个流派产生过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但到九十年代，盛期已过，也日趋衰退了。

正是在唯美主义所代表的浅薄的享乐倾向和自然主义所代表的机械倾向这双重危机的夹击中，法国的象征主义者在一八八六年树起了自己的旗帜。它一方面从唯美主义的颓废派中摆脱出来，采取比较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另一方面抵制自然主义的机械反映，转向内心探索和理念世界。象征主义者对他们的前辈并没有实行彻底的决裂，而是有所扬弃，又有所继承的。

人们总是在一种迫切的危机感中要求进行重大改革的。现代派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又是表现和进行了重大变革的文学，危机感和变革感是现代派文学的两个互相联系的根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来观察，现代派文学是顺乎西方历史进展和文学发展的要求的，不管它有种种局限，它是有许多积极因素的，决不是什么逆流。

现代派文学所代表的巨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思维方式的变革，感觉方式的变革，表达方式的变革。

现代理论物理学——主要是量子论、相对论和测不准原理——使现代人在观察问题时，在思维方式上起了大变化：从绝对的观点转变到相对的观点；抛弃“纯客观”的概念，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影响，抛弃永恒不变的观念，强调变化性；放弃理性主宰一切思维活动的想法，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表现在现代派文学中，如用想象逻辑代替形式逻辑。

在现代人的感觉方式上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不再象过去那样强调推理活动，而重视感官知觉因素，印象和顿悟；不再重视表层描绘，而努力开挖深层意识、潜意识、梦幻意识；不再注重直接的明朗的感觉方式，而侧重间接的，难以确定的隐晦曲折的感受。

在表达方式上的巨大变革是适应思维、感觉方式的变化而来的，它明显地表现为：重视急剧变化，如蒙太奇；重视表现方式上的间接性和含蓄性，如象征主义手法；重视自由联想的运用，如内心独白；重视梦幻和荒诞方式，如超现实主义手法等。

这三种方式上的重大变化发展了人类的思维、感觉和表达能力，也丰富了文学本身。它和科技进步和现代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带有普遍的性质。

四、现代派作家的阶级地位、世界观和艺术观

文学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作家心灵对现实的反应。“反映论”和“反应论”在这里是统一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不可人为地把它们对立起来。由于现代派非常强调主观表现，对他们来说，“反应论”所起的作用比“反映论”还要重要一些。

大多数现代派作家是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处于低下的经济地位，政治上既没有权力，也极少影响。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弊端深有所感，颇为不满。有的人在特定的条件下表现过革命的进步的倾向，多数人对革命力量是疏远的。在现代两大阶级力量之间，现代派作家处在一种无所依附的悬空状态。这种地位使他们比别的人更容易产生危机感和深渊感，孤独感和悲观情绪。

现代派作家从总体上看，是站在中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用资产阶级个人中心的观点描绘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工业社会所遇到的矛盾，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失望情绪。由于立场和世界观的这种两重性，现代派文学在思想倾向上也就表现出自相矛盾的既反对又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现代派作家由于深受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熏陶，他们观察世界本原的观点往往属于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体系。他们总是倾向于把本能、欲望、下意识看作是世界和人生的原动力。这样他们的作品也就充满对这类因素的描绘和歌颂，带上强烈的非理性主义色彩。在审美观方面，这种非理性的倾向同样明显而强烈，一般表现为对直觉、想象和梦魇的过分强调，对奇特的、荒诞的因素的侧重，对形式创新的无限(有时是无理)的追求。

现代派作家群和现代派文学一样，都是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近百年来西方社会的深刻演变使他们从广大的作家队伍中分离出来，树起了特独的现代派文学的旗帜。可以说，它是西方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敏感的人在面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巨大变化和强大压力时作出的反应。起决定影响的是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上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包括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物质生活、科学技术、文学文化等等方面的变革)，主观上则是现代派作家的阶级地位、世界观和艺术观。这两种内外条件撞击的结果迸发出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火花。而这种种条件既与“现代化”进程有关系，又不是“现代化”一词所能完全概括的。与其笼统说现代派文学是现代化的产物，毋宁具体地说，资产阶级现代派文学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学产物之一。

现代派的发展和趋向

唯美主义作家，美国的艾德加·爱伦·坡和法国的波德莱尔被称为西方现代派的远祖。坡所倡导的使灵魂升华的美，反自然、反说教的主张，对形式美和暗示性、音乐性的强调，为继起的象征派诗人开了先声。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一八五七)的发表更是象征派文学先行者的一个重要起点。题材上，它不再象浪漫派那样歌颂农村的恬静和大自然的优美，率真的童年和神圣的爱情，而是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揭露城市的丑恶和人性的阴暗，这到后来就成为现代派文学的基调；手法上，它基本上还是浪漫派的，在诗体上甚至并未打破传统的十二缀音律，但发展了“对应论”③，提出了心灵与事物之间的契合，各种官能之间的通感，并在一部分诗作中运用了象征手法，打破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者直抒心情、白描景物的老方法。但严格说来，波德莱尔还是唯美派向现代派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要到八十年代的马拉美手里，我们才看到真正自觉的成体系的象征主义理论和创作。现代派要说有个起点的话，这是重要的一个。

九十年代以后，法国象征主义开始波及到欧美各国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学运动。本世纪初北欧又出现了表现主义，意大利出现了未来主义。这个阶段(一八九○——一九一○)可以看作现代主义的正式开始时期。斯特林堡的第一部表现主义戏剧到大马士革去作于一八九七——一九○四年间。里尔克的图象集(一九○六)和《新诗集》(一九○七)，普鲁斯特的忆流水华年(一九○九)，未来主义宣言(一九○九)以及艾略特和庞德的意象派活动也都出现于这一期间。

一九一○——一九三○年是现代派的极盛时期。当时欧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在文学方面也正经历着一次剧变，各种现代主义流派，适应不同国家传统和民族心理的需要，以同中有异的面目应运而起，后期象征主义从法国遍及欧美，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未来主义，以法国为中心的超现实主义和以英国为中心的意识流文学几乎是同时兴起的新品种。二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走向高潮。仅在一九二二年一年间就出现了这么一大批主要的代表作品：《荒原》(艾略特)，《尤利西斯》(乔伊斯)，幻美集(瓦雷里)，杜诺伊哀歌(里尔克)，《城堡》(卡夫卡)，毛猿和琼斯皇帝(奥尼尔)，亨利第四(皮蓝德娄)等等，可谓盛况空前。这五个流派的共同倾向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对内心世界和无意识领域的开掘；都基本遵循象征主义的美学原则，从事广泛的技巧实验，把技巧提高到有时极精纯，有时也极荒诞的程度。事实上，这种极端的到达也就预示着它盛极而衰的开始，造成另一场文学危机，导致三十年代文学的巨大变化。

在政治倾向上，现代派作家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二十年代中后期，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大恐慌的出现和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现代派作家加强了向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三十年代成为现代派分化和扩散的时期。除了坚守原来立场的一些保守作家以外，一大批人在三十年代初期向左转，与进步文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如英国的奥登、奥威尔、柯斯特勒，美国的奥达茨、海明威、杜斯帕索斯，在德国则有布莱希特、西格斯、托勒，在法国则有马尔罗、纪德、阿拉贡、艾吕雅。④严格说来，他们并不属于本文论述的狭义的正统现代派，他们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但也在某些作品中采用现代主义手法。现代主义作为文艺思潮在这个时期受到进步文艺界的抵制和批判，势头削弱了，但它在技巧方面的影响却已扩散，为其他流派所吸收。

现代派文学的生命力并未就此耗尽，一到新危机逼近的时期，它又会重整旗鼓亮出不同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有一种时起时伏的寒热病式的周期规律性。第二次大战前夕，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面临危机，于是以存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学流派又在法国兴起了，战后迅速扩展到欧美各国，产生了一系列的现代主义新流派。这次——现代主义的第二次高潮——又是从法国发难的，本文处理的九个流派竟有五个是以法国为中心的，这值得研究。现代派是个国际性的思潮，但它在各国的具体表现又显然受到不同的民族传统(包括民族气质)和不同国情的影响。同是未来主义，苏维埃十月革命把它推 向了社会主义，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则把它拉向了反动阵营。法国人耽于幻 想的习气与超现实主义，德国人重视精神作用与表现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与意识流小说，看来是不无瓜葛的。至于法兰西一再成为现代主义的策源地，有人认为是出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比一次大战前的英、德、美诸国，比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和联邦德国、日本都缓慢得多，因此造成容易突破的局面；还有人认为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势力在欧洲最为强大持久，因此反对它的现代主义倾向也就首先抬头。这些也许都可以看作理由之一二，供我们进一步探索之用。

一九五○——一九七○年可以说是现代派由再兴而衰落的时期。存在主义文学在六十年代已趋衰退。继之而起的荒诞戏剧、新小说和黑色幽默文学也在六十年代中期达到鼎盛阶段，而后逐渐衰微。西方有些评论家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现代主义死亡的时代”⑤。另外有人提出“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超现代主义”等等概念来概括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的新动向，引起了很大争论，一时还难有定论。今天，除了拉丁美洲以外，现代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国际性文学运动已经消失。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说，作为二十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主要流派之一的现代主义文学已经基本结束或告一段落。现在是给它做个阶段性小结的时候了。

一九八五年四月改定

① 瑞尔曼·勃雷：思想的历程，一九七八。

② 见魏利·西弗：文学与技术，一九六八。

波吉奥利：《先锋派理论》，一九六二英译本，一九六八。

③ 十八世纪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安曼努尔·史威登堡认为在万物之间存在着互相对应的关系，在可见的事物与不可见的精神之间有彼此契合的情况。

④ 这些作家中少数坚持进步立场，不少人很快就脱离了进步阵线。

⑤ 罗伯特·休斯，美国时代周刊(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最大的区别，我觉得是传统文学是写在纸上进行传播的，而网络文学是写在网络上可以用电子设备进行观看的。而且，网络文学一般不要求特别高的严谨性，是每个人都能够随意写作的，而传统文学要经过一定的科学考证，一定的排版编辑。

谈先锋派文学90年代后的“转型”�����

汤 红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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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晓明：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艺术广角1993年第4期。�

②张向东：文体解构：先锋文本的存在状态，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转引自徐剑艺小说符号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④鲁枢元：《捕风捉影》，《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⑤⑥张清华：《文学的减法》，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⑦丁增武：先锋叙事：漫游和回归，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第1期。

⑧⑨洪治纲：永远的先锋，《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本文作者系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载体不同，网络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在网络上发表的，而经典文学不是。当然，我相信这个不是您想得到的答案。网络文学除了早期的一些作品以外，大多数是通过每天更新5000字左右的形式连载的，这造成了绝大多数网络小说连贯性比较差，结构也比较松散，同时注水严重的现象。

余华，马原，苏童，洪峰，格非

两者的关系：我们分两个层次看这个问题。

一、西方现代派文学与20世纪之前西方传统文学的关系。20世纪之前西方传统文学大致上经历了三次浪潮（古希腊、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和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几个时期，但不管哪个时期，文学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从总体上说是保持一致的，比如19世纪的商业文化精神，既是社会主体话语，也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商业文化不可替代地成为社会主流话语，而现代派文学则是“对社会主流话语的抗拒和疏离”，比如表现主义文学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人物，奥地利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的小篇小说代表作《城堡》“就是对西方商业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话语的背离和‘反叛’”。从这个意上讲，现代派文学是对20世纪之前西方传统文学的反叛背离。但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色彩”是现代派文学主题特征之一，而“人本主义”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文学一贯的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派文学又是对20世纪之前西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此外，现代派文学“强烈的批判精神”可以看成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以“人的异化”为主要内容的“异化主题”则可以看成是对传统文学的背离和反叛。从艺术手法上看，“主观性、内倾性”、“以丑为美的‘反向诗学’”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文学的背离和反叛，而“象征、隐喻的神话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二、西方现代派文学与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多元的审美形态对商业文化主流话语的拒绝和疏离”的特征，现代派文学虽也是“对社会主流话语的抗拒和疏离”，但个别流派则不尽然，比如未来主义文学就一反“传统文学对商业文化滚滚浪潮历来持疏离和焦虑的态度”，而“对欧洲工业化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感到欢欣鼓舞……”。现代派文学较之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更关注“人”，“对人中心地位的关注、普遍的危机意识、人本质的‘异化感’、以及深刻的非理性色彩……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审美话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派文学与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一回事。但是，现代派文学与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在艺术手法上，都“兼蓄并收”，都具有“审美视角的‘内倾性’”特征，从这一点看，现代派文学与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总之，在20世纪，现代派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是西方文学并行不悖的两个发展方向，不存在所谓背离反叛或继承发展的问题。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西方传统文学不能做反叛背离或继承发展这样的二元选择。

思想上:一、鼓吹非理性主义。这是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不同的一大特色。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到19世纪、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都提倡理性，高举理性主义旗帜。现代派反其道而行之，否定理性，否定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现代派作家主要受叔本华、柏格森、尼采等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哲学响，同时也受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笫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派作家主要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同时也受到其他—些唯心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影响。 叔本华强调生存意志(或称生活意志、生命意志)。他认为这种意志是万物之源，不受理性制约。他认为生活意志既是宇宙意志，也是人的意志。所谓人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他声称“世界就是我的意志。”这显然是在宣扬唯我论。他还认为，人生是意志，从而也就是欲望所支配的。欲望无尽无休，永远无法满足，这就产生痛苦。因此人的一生都是充满痛苦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悲剧。尼采的悲观主义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影响。 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用神秘的生命冲动派生万物来解释物种的形成和进化。他公开反对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的理智不可能认识世界。认为理智是固定的、相对的、外在的东西，它不可能认识作为运动变化的生命冲动。他否定科学，认为如果科学的概念是理智的概念，那么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人造的符号，不能反映世界的本质。与此同时，他宣扬神秘的直觉主义。他把直觉称为“理智的交融”。这是一种人的内心体验，是一种主体与客体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无差别境界。直觉主义否定人的感觉认识、理性认识和实践；是道地的主观难心主义；柏格森神秘的直觉主义对现代派文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尼采狂热地宣传“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鼓吹强者统治弱者；在艺术方面，他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高于一切”、。他的唯我主义与唯艺术论也影响了现代派文学。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反对理性，他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艺术作品源于潜意识，是作者心中潜意识的外化和变形。他的理论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存在主义哲学极力宣扬先有主观意识，后有客观存在，并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和颓废主义思想，渗透在现代派文学许多作品中。

二、强调表现自我。现代派文学不重视环境描写，而是着重表现人物的主观世界。现代派作家把个人内心生活作为作品的重点，精雕细刻地描绘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物的情绪、联想、幻想、幻觉以及微妙的感情变化等。现代派作家经常描写入的异化的主题，他们认为在颠倒混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已异化为非人。人已失去了自我的本质。他们的创作也成了“寻找自我”的文学。他们笔下的人物是卑微的畸形的，甚至是游离在社会之外的局外人。

艺术形式上：①象征性。现代派作品为探求人物的内心真实，着重表现难以直接描述的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借助意象，用暗喻、烘托、渲染等手法，把思想还原为知觉，使抽象的思想外化。

②荒诞性。现代派作家通过非理性的极度夸张的形式，将现实与非现实糅合在一起，寓严肃于荒诞。以战后的计算机工业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把社会结构改组成一个庞大精密的机器，人成了由机器控制的动物。科学对世界和人的统治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残酷无情，人再也没有主体性可言。科学对人的压抑使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分裂，而“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当代人由于科学的异化而产生对世界和人的荒诞体验。荒诞形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概括力。

③意识流。现代派作家热衷于挖掘人的潜意识，大量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手法，表现人物意识“自然”流动状态，力求开掘人物心理的复杂性，扩大心理描写的范围，意识流技巧的目的是要深入人的精神活动，表现那种纷乱飘忽的思绪和感触，这种思绪和感触还没有经过严密的整理和组织，常常显得松散零乱，缺乏条理，不合逻辑。

④意义的不确定性。由于该时期文学关注的社会准则问题长期陷入混乱，他们感到世界的意识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总会有争议，这样的社会已不适宜于明确的定义，因而该时期文学更侧重于探究那种混乱的多重复合意义。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常采用事实与虚构交织的拼凑、自相矛盾、不连续性、模糊性等方法来表现这个复杂多变、难于捉摸的世界。

不清楚你说的这个概念啊！

有西方现代派 没听说过中国现代派

中国当代的文艺创造采用的方法都是源于西方并没有独创的东西。

如果你说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话，是指5。4到建国这个时间段的文学

①象征性。现代派作品为探求人物的内心真实，着重表现难以直接描述的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借助意象，用暗喻、烘托、渲染等手法，把思想还原为知觉，使抽象的思想外化。

②荒诞性。现代派作家通过非理性的极度夸张的形式，将现实与非现实糅合在一起，寓严肃于荒诞。以战后的计算机工业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把社会结构改组成一个庞大精密的机器，人成了由机器控制的动物。科学对世界和人的统治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残酷无情，人再也没有主体性可言。科学对人的压抑使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分裂，而“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当代人由于科学的异化而产生对世界和人的荒诞体验。荒诞形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概括力。

③意识流。现代派作家热衷于挖掘人的潜意识，大量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手法，表现人物意识“自然”流动状态，力求开掘人物心理的复杂性，扩大心理描写的范围，意识流技巧的目的是要深入人的精神活动，表现那种纷乱飘忽的思绪和感触，这种思绪和感触还没有经过严密的整理和组织，常常显得松散零乱，缺乏条理，不合逻辑。

④意义的不确定性。由于该时期文学关注的社会准则问题长期陷入混乱，他们感到世界的意识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总会有争议，这样的社会已不适宜于明确的定义，因而该时期文学更侧重于探究那种混乱的多重复合意义。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常采用事实与虚构交织的拼凑、自相矛盾、不连续性、模糊性等方法来表现这个复杂多变、难于捉摸的世界。

先锋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者的关系：我们分两个层次看这个问题。

一、西方现代派文学与20世纪之前西方传统文学的关系。20世纪之前西方传统文学大致上经历了三次浪潮（古希腊、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和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几个时期，但不管哪个时期，文学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从总体上说是保持一致的，比如19世纪的商业文化精神，既是社会主体话语，也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商业文化不可替代地成为社会主流话语，而现代派文学则是“对社会主流话语的抗拒和疏离”，比如表现主义文学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人物，奥地利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的小篇小说代表作《城堡》“就是对西方商业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话语的背离和‘反叛’”。从这个意上讲，现代派文学是对20世纪之前西方传统文学的反叛背离。但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色彩”是现代派文学主题特征之一，而“人本主义”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文学一贯的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派文学又是对20世纪之前西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此外，现代派文学“强烈的批判精神”可以看成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以“人的异化”为主要内容的“异化主题”则可以看成是对传统文学的背离和反叛。从艺术手法上看，“主观性、内倾性”、“以丑为美的‘反向诗学’”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文学的背离和反叛，而“象征、隐喻的神话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二、西方现代派文学与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多元的审美形态对商业文化主流话语的拒绝和疏离”的特征，现代派文学虽也是“对社会主流话语的抗拒和疏离”，但个别流派则不尽然，比如未来主义文学就一反“传统文学对商业文化滚滚浪潮历来持疏离和焦虑的态度”，而“对欧洲工业化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感到欢欣鼓舞……”。现代派文学较之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更关注“人”，“对人中心地位的关注、普遍的危机意识、人本质的‘异化感’、以及深刻的非理性色彩……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审美话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派文学与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一回事。但是，现代派文学与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在艺术手法上，都“兼蓄并收”，都具有“审美视角的‘内倾性’”特征，从这一点看，现代派文学与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总之，在20世纪，现代派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是西方文学并行不悖的两个发展方向，不存在所谓背离反叛或继承发展的问题。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西方传统文学不能做反叛背离或继承发展这样的二元选择。

思想上:一、鼓吹非理性主义。这是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不同的一大特色。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到19世纪、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都提倡理性，高举理性主义旗帜。现代派反其道而行之，否定理性，否定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现代派作家主要受叔本华、柏格森、尼采等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哲学响，同时也受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笫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派作家主要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同时也受到其他—些唯心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影响。 叔本华强调生存意志(或称生活意志、生命意志)。他认为这种意志是万物之源，不受理性制约。他认为生活意志既是宇宙意志，也是人的意志。所谓人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他声称“世界就是我的意志。”这显然是在宣扬唯我论。他还认为，人生是意志，从而也就是欲望所支配的。欲望无尽无休，永远无法满足，这就产生痛苦。因此人的一生都是充满痛苦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悲剧。尼采的悲观主义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影响。 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用神秘的生命冲动派生万物来解释物种的形成和进化。他公开反对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的理智不可能认识世界。认为理智是固定的、相对的、外在的东西，它不可能认识作为运动变化的生命冲动。他否定科学，认为如果科学的概念是理智的概念，那么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人造的符号，不能反映世界的本质。与此同时，他宣扬神秘的直觉主义。他把直觉称为“理智的交融”。这是一种人的内心体验，是一种主体与客体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无差别境界。直觉主义否定人的感觉认识、理性认识和实践；是道地的主观难心主义；柏格森神秘的直觉主义对现代派文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尼采狂热地宣传“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鼓吹强者统治弱者；在艺术方面，他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高于一切”、。他的唯我主义与唯艺术论也影响了现代派文学。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反对理性，他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艺术作品源于潜意识，是作者心中潜意识的外化和变形。他的理论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存在主义哲学极力宣扬先有主观意识，后有客观存在，并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和颓废主义思想，渗透在现代派文学许多作品中。

二、强调表现自我。现代派文学不重视环境描写，而是着重表现人物的主观世界。现代派作家把个人内心生活作为作品的重点，精雕细刻地描绘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物的情绪、联想、幻想、幻觉以及微妙的感情变化等。现代派作家经常描写入的异化的主题，他们认为在颠倒混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已异化为非人。人已失去了自我的本质。他们的创作也成了“寻找自我”的文学。他们笔下的人物是卑微的畸形的，甚至是游离在社会之外的局外人。

艺术形式上：①象征性。现代派作品为探求人物的内心真实，着重表现难以直接描述的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借助意象，用暗喻、烘托、渲染等手法，把思想还原为知觉，使抽象的思想外化。

②荒诞性。现代派作家通过非理性的极度夸张的形式，将现实与非现实糅合在一起，寓严肃于荒诞。以战后的计算机工业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把社会结构改组成一个庞大精密的机器，人成了由机器控制的动物。科学对世界和人的统治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残酷无情，人再也没有主体性可言。科学对人的压抑使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分裂，而“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当代人由于科学的异化而产生对世界和人的荒诞体验。荒诞形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概括力。

③意识流。现代派作家热衷于挖掘人的潜意识，大量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手法，表现人物意识“自然”流动状态，力求开掘人物心理的复杂性，扩大心理描写的范围，意识流技巧的目的是要深入人的精神活动，表现那种纷乱飘忽的思绪和感触，这种思绪和感触还没有经过严密的整理和组织，常常显得松散零乱，缺乏条理，不合逻辑。

④意义的不确定性。由于该时期文学关注的社会准则问题长期陷入混乱，他们感到世界的意识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总会有争议，这样的社会已不适宜于明确的定义，因而该时期文学更侧重于探究那种混乱的多重复合意义。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常采用事实与虚构交织的拼凑、自相矛盾、不连续性、模糊性等方法来表现这个复杂多变、难于捉摸的世界。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二、“民族化”及其历史

周作人在写于1919年9月1日的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借用英国文论家Frank Kidsond的说法，对“民歌”如是界说：“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学”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反对“用鉴赏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认为民歌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它只赞成把民歌当作“一点供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的民俗学材料。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如民众的诗歌〔10〕中，极力批评“民歌”的内容、形式。到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依然对“民众的文学（民歌）”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观点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说：“本会收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周作人心中隐约有了在民歌基础上建立“民族文学”的想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不明确的。前述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实际上是在1923年1月21日的歌谣周刊第6号发表的，虽然写于1919年却在1923年首发，且与此前刚刚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观点有出入，首发的时候却又不修改，可见周作人在这方面其意识还是模糊的。但是，他在为希腊小岛集写的序言（后收入《永日集》）中这样说：“中国现在的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接受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周作人已经意识到了西方化的艺术要在中国扎根，开出国民文学的花朵来，必须要和民俗学研究结合，和中国土壤结合。上述周作人的看法可以作为五四时代西化论者对文学西化观的补充、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粗浅思考。从文学创作实践角度看，五四西化派对文学民族化的探索有两条路。一是从民间歌谣中借鉴形式，这方面刘大白、刘半农有极好的尝试，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向民间歌谣学习语言形式以形成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新体式上，他们的诗“大多有强烈的地方趣味”，和后来的郭沫若完全不同，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完全是西化的。二是精神返乡，从对乡土生活的反思中获得精神空间，这方面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他们是用西方化的小说模式写充满着中国乡土气息的生活，不过当时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而不是借鉴民间精神中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化振兴所吸收的质素上。这派对中国民间的狂欢精神、生存意志力基本是盲视的，例如对阿Q精神的认识，阿Q作为一个下等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他坚韧地活着，还有点儿撒欢的味道，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呢？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多觉得像阿Q这样的人身上只有劣根性，他们还没有占得人的位置，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人。他们没有想过阿Q虽然是个下人，或者极端点儿说，完全不像个人，但是他也有权活着，从生存的角度讲，活着是重要的，然后才是尽量争取活得好一点儿。由此，阿Q对生活的态度不见得比启蒙主义者对生活的态度差到那里去。阿Q身上有一种中国民间特有的笑谑、撒欢的精神，他活着不是为了验证历史功过是非，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争取活下去，在可能的时候把每一个黯淡的日子过得像节日一样，有的时候浪一点儿，比如找吴妈讨点儿没趣，有的时候狂一点，比如找赵太爷攀个亲什么的，有的时候酸一点儿，比如革命，有的时候烈一点儿，比如绑缚刑场的路上，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害怕的，但是他立即就掩饰了那害怕，唱起了大戏，这就近乎烈了。我们暂且不管他为什么死，死得是否值得，就冲他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可以钦佩一番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笑谑精神，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滋长着，它在中国民间人物的身上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讯也没有看到这种笑谑和撒欢的生存形态中渗透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这一派，在小说内容上是本土化的，具有民族性，但是在精神气质上是西化（启蒙化）的，没有领略中华民族这种民间精神资源。

总的说来，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观念是由西化派占据着的，但是，西化派也不是说对文学民族化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西化派占据主流时也不是没有民族化派在活动。如学衡派，学衡派主张在“昌明国粹”的基础上“融化新知”，1922年在一篇文章中梅光迪认为“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西欧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日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11〕”梅光迪并不是完全排斥向西欧学习，他所排斥的是他自称的一种“伪欧化”的病态现象，他认为，这种伪欧化（此一提法和上文提到的20世纪末理论界关于“伪现代派”的提法似有偶合，但立场、诉求刚好相反），一是重模仿而轻创造，“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二是提倡欧化者对欧洲文化实并不了解，而是样样拿来，最终失掉了创造的根本――中国文化，拿来的又是人家的残渣。这是民粹主义的一派，认为外国的不如中国的好，建设中国的文学就要走中国古已有之的道路。文学创作方面持类似民粹观点的作家较少，但是走从古诗文转化的路子的作家不少，如沈尹默，他的成功甚至是周作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当然周作人在本质上对沈尹默作的还是“西化论的解释”：“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他的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12〕”胡适在谈新诗〔13〕中论述的一些新诗人，多也是走古诗文转化的路子：“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和周作人一样肯定了沈尹默等的这种尝试，认为沈尹默在作品在语言和音节上都获得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功效，作出了新诗中“最完全的诗”〔14〕。所以大致可以说，中国新诗的道路，初期是走在“一半词一半曲”的路子上，只有在日本的郭沫若新出，以及从欧洲游学回来的徐志摩崭露头角〔15〕，这种局面才改观了，直至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崛起，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崛起后，中国诗歌的西化才算有了自己的代表人和代表团体。

我们知道胡适和周作人在本质上是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新诗整体上必须西方化，但是在西方化的总主张下，他们在策略上又非常明智，他们都认可了新诗诞生之初以民族根基为基础的探索道路。周作人在给刘大白的《旧梦》写的序中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在文学上提出民族主义口号的是1930年之后聚集在《前锋》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1930年他们发表了民族主义运动宣言〔16〕，认为中国文艺正面临危机，一是“残余的封建思想”还在无形地支配一切，二是左翼文艺把艺术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将艺术呈献给了“‘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他们认为上述危机是由于新文艺发展“进程中缺乏中心意识”的缘故，为了构建“中心意识”，就要从民族意识出发，建立民族艺术，“文学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句话说，艺术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族文艺的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底发展必伴随以民族国家底产生”，反过来“文艺上的民族运动，直接影响及于政治上民族主义底确立”，因此“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这派的民族化思路有它的合理性。一、五四之后中国文坛弥漫着西化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文学样式都直接取自西方，甚至语言也欧化了，出现了另一种欧化体的语言，虽是白话，但却脱离是时的口语，造成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二、国民革命之后，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又列强环伺，特别是东邻日本的崛起更是让中国人感到威胁，在文化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要求，进而反映到文学上来。这一派的观点非常极端，只认为文艺是民族的，而不认为文艺是世界的，而且把左翼文艺同封建文艺并列加以反对，错估了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学理上又没有区分文学民族化和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界限。

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派”之前的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上，那么此后的争论则是依附在“文学如何为更广大的大众接受，从而为抗战、解放战争、为解放以后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命题里面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先是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论争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文学要面向大众宣传抗日，这就产生了“文学形式如何面向大众、鼓动大众”的问题。最早提出“民族形式”口号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是受到苏联文艺的影响〔17〕。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

在这c方面可以说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网络小说的情节一般都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离奇，或者是一些比较的扯的一些情节，而且它也是特别长，而且有很多的废话，也就是说有很多不必要的话它都有，但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就是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不断的斟酌，而且都是没有办法舍弃掉的，所以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而且经典小说他所讲述的内容都是一些比较高大上，而且是一些经典的一些哲学的一些东西，可是网络小说就讲的是一些比较浅显的一些道理。

差异：

1 一、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概况 从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末，小说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恢弘的艺术创新和绚丽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世相人心，满足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从而早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道最耀眼的痕迹。

2、新时期小说的创作是多色彩、多情调、多音响，多层次的。小说家不断创新，超越别人，更超越自己，这是新时期小说发展的趋势。由于国家政策方针的理顺，小说创作进入活跃时期，出现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还有军事和历史小说等等，多是以中短篇的形式存在。

3、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拳头产品从“短平快”的中短篇转至鸿篇巨制的长篇。同时，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解体，九十年代的文学不再有主潮，多声调的意识形态同时上演。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等等，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走向。小说创作的视角渗透各个层面，大众化的小说占据主导地位。

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具体应该说在1986年以后，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为代表一批作家在文坛的集体亮相为主要标志，在他们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刚刚结束了惨不忍睹的十几年的文革文学，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的萎缩甚至死亡，而后的知青文学，不过是类似于解放的农民对地主进行血泪控诉的一场揭发式的表演文学，这个（知青文学）当然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它的出现和功能还是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某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的传声筒，它的泛滥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强压。这样它在艺术上达到的层次不可能很深，甚至说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学，因为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热衷于对文革时期经受苦难的书写，并且这种书写越来越表现出模式化的趋势，把苦难作为书写的材料和对象，甚至是无条件的夸大来换读者的眼泪，这样知青文学自然就走到了尽头。部分先锋派代表作家作品表

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

马原 《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大元和他的预言等

洪峰 奔丧、翰海、极地之侧等

残雪 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

苏童 《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等

格非 《迷舟》、《褐色鸟群》、《边缘》等

叶兆言 状元镜、枣树的故事、《花煞》等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在劫难逃》等

孙甘露 《我是少年酒坛子》、《访问梦境》、信使之函等

扎西达娃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野猫走过茫茫的岁月、等

北村 谐振、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者说等

有区别的，最简单的说，传统小说更多的是作品，网络小说更多的是商品。

比如说80年代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和2010年土豆的《斗破苍穹》，我查了5年内下发行刊物（包括小说和漫画）数量上其实差不多。但银英能成为日本的国粹，能够铸就一个和金庸齐名的大师（有亚洲文坛双璧一说）；斗破却是给作者带去巨额的财富并给网络文学商业化树立一个标准模板。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无疑是更是应适应市场，并且在文学题材上有很多新的尝试和创新，但是由于按字数售卖、更新模式、用户口味的影响，总体的文学性比传统文学还是要差的。但这也无可厚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用户需求造就市场，而文学的用户需求则取决于这个国家民众的平均文学水平以及精神富足程度。网络文学很好的适应了市场，并获得了回报。我们应该对其充满敬意。

先锋文学思潮是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5—1989），在文学创作领域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之后出现的又一大文学创作（主要指小说创作）浪潮。代表作家有马原、余华、残雪、孙甘露等。先锋小说以其更具小说本体意义的先锋性受人瞩目，把小说的文本审美和形式创新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既是新时期文学前十年小说创作在观念变革和技法发展上对传统现实主义范式的一次彻底决裂，也是随后而至的以“多元化”、“个人化”、“商业化”、“边缘化”为特征的小说创作局面的一个有效过渡。其实验性质与颠覆精神对整个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影响极深。

附：部分先锋派代表作家作品表

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

马原 《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大元和他的预言等

洪峰 奔丧、翰海、极地之侧等

残雪 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

苏童 《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等

格非 《迷舟》、《褐色鸟群》、《边缘》等

叶兆言 状元镜、枣树的故事、《花煞》等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在劫难逃》等

孙甘露 《我是少年酒坛子》、《访问梦境》、信使之函等

扎西达娃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野猫走过茫茫的岁月、等

北村 谐振、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者说等

先锋文学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派文学

何为“先锋”？其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先锋”本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有着很大的流动性。时运推移，人事递变，昨日的先锋，今天也许会变成后卫。不但为大众所接受的先锋文学已经失去其先锋性，而且先锋派作家忽然写起大众文学来，反体制文人终于接受体制的安抚，也是并不新鲜的之事。但本书属于史论性质，它的任务是理清一定时期的历史潮流，就像用摄影机来拍摄飞艇，将其某一时段定格在底片上，仍有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当我们随同作者回顾“文革”前夕的“太阳纵队”、文革时期的“野草诗社”、“白洋淀诗群”和“文革”刚结束不久的饿朦胧诗的崛起时，仍然感到神往。那时的先锋牵动着整体社会思潮，围绕着先锋文学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文化思想斗争。而这种文化思想上的争鸣，却正是先锋文学的是的使命。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它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形态的差异是区别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四”，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可能。高玉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正是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较新成果，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五四文学运动是从语言变革入手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五四思想先驱者们一致的文学革命策略。五四文学运动中因此集结了太多的语言学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白话取代文言，文言的本质是什么，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又是什么，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是什么关系，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为什么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入手，新文化运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等等。高玉立足现代语言观，对这些问题都作了阐释。他在这部论著中分析道，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当时的民间口语，它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却是两套语言体系。在语言工具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语言作为思想思维和世界观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古代性物质，现代汉语体系决定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特质。在以文言文为基本语言形式的古代汉语体系里，古代白话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存在的，而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现代白话更多的是作为思想性的语言而存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白话代替文言，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替换，更是思想上的深刻革命。“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到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29页）“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定型正是语言的定型，文化的转型正是语言的转型。”（34页）所以“从发生学上来说，中国现代汉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现代语言的现代性。”（56页）

在重审五四白话文理论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时，高玉敏锐地洞察到，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极力主张的语言变革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但五四思想先驱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他们源于传统的语言本质观，认为语言只是工具，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思想的物质性外壳，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运动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讲清楚。对于新文学为什么要用白话而不用文言，胡适的理由是很不充足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个结论就很有问题，不太符合文学史的事实。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白话文学固然很多，但优秀的文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再比如，胡适反复强调“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些论断也失之笼统和偏颇。文言文的“死”和白话文根本不是从“字”上来区分的。语言的死活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被使用，而是否被使用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是否合时宜。新文化运动之前，文言文是正统的语言，还在被广泛地使用，根本就不能说它是“死”的语言。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是走对了路子，发动白话文运动是正确的，但胡适等人的理由并不是关键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不正确的。文学观念的变更需要深刻的思想革命，而语言变革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153页）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理论上的成功，而是事实上的胜利。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由只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才能说清楚，只可惜五四先驱者受制于当时的语言学发展状况，无法将它讲清楚，而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受传统语言学关于语言工具观的影响，也未能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作出的新的阐释，从学理上凸现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翻译文学从语言系统到思想思维上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提出了翻译本质“二层次”的理论观点，即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他指出，一方面，借助翻译，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它从文学观念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输入了西方的富于逻辑的清晰的表达方式（语法或文法），同时还输入了新概念新术语和新范畴，这其实就是输入新思想。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形而下”的物质性词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翻译为汉语时，又受汉语及其汉语文化的制约从而中国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归化”。翻译从根本上是外部力量，外力毕竟是外在的，它的作用主要限于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它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很多新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成果何时被中国所吸纳以及怎样被吸纳，还取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土壤，取决于中国文学从外部到内部的种种环境和条件。通过对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的揭示，高玉事实上也挑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不是“全盘西化”的文学，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制约，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第三种文学。

学衡派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的巨大胜利也就宣判了学衡派的失败，宣判了他们理论的不攻自破。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学衡派的认识都存在很大偏误，甚至到了不与理解的程度。重新评定学衡派，给他们以恰当的历史地位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个案。高玉认为，学衡派在本质上是现代保守主义，但具有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衡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有质的差别，封建顽固派站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而学衡派只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化派和新文学派的反对派，他们并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反对派。从学理上讲，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似乎比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还要合理和公允，但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没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语言的不恰当认识和传达西方思想时所使用的文言表述方式。由于坚守文言文，学衡派在思想上不是超越了传统而是回归了传统，从而导致了自身的文化悲剧。

鲁迅的创作观念和文学实践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对鲁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的考察与分析。在分析鲁迅的语言观与他的文学创作的关系时，高玉认识，鲁迅尽管没有系统学习和研究过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但他凭借天才般的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领悟到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鲁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但他反对“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观点，而且主张青年少读甚至不读古书。在文学创作中，鲁迅主要从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借鉴了古文，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受了文言表达方式、修辞艺术、文字技巧的影响，而在思想层面上，他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思想，是基于“拿来主义”主张的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学习与移植。鲁迅早期也用文言进行过创作，鲁迅的文言作品显示出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即一方面试图借助西方思想和精神来破坏和反抗传统，另一方面因为使用了古代汉语的话语表述方式，语言的束缚使他的思想在根本上无法走出他想超越的中国传统，他的文言作品因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紧张感。直到写作《狂人日记》，鲁迅才彻底从这种矛盾与冲突中摆脱出来，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变。鲁迅的转变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转变，在这转变过程中，语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汉语代替古代汉语不只是语言形式的更换，而是思想思维的更新。现代汉语发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就决定性地发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才正式确立起来。

现代文学就是现代汉语文学，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可以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隐秘关系，也可以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得与失、优点和不足、经验与教训，并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如何吸收传统、如何借鉴西方、如何完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上提供有益的启示。

1、削弱了创作的积极性，毕竟作家也得吃饭。

2、很多素材被网络媒体曝光，尤其是喜剧，你看很多桥段都是在网上流行过的，再拿来效果就差的太多了。

3、网络作品良莠不齐，造成网上一搜一大堆的书，可是没有一本值得去读。搞得好作品也很难脱颖而出。

以上均为个人看法，有不同意见者大家讨论。

1、含义不同

文学体裁指文学作品的具体样式，是文学形式的因素之一。而文章体裁则指一般文字作品与诗小说等文学作品。

2、分类方法不同

文学体裁分类方法更多，“五四运动”以来国内最常见的分类法则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一种是“四分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又诞生了另外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剧小说，从而产生了“五分法”。而文章体裁则只能根据文章类型分为四类。

3、组成不同

文学体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剧小说、寓言等。而文章体裁则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 。

参考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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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呢，小说是文学的一种分类，但是两者的却也有所区分。

小说最基本的要求是具有戏剧性，能吸引人，小说大多数是叙述，要求故事的完整性，冲突性，注重的是记录一件事，或者讲述一段离奇的人生。好的小说引人入胜，看之欲罢不能，且蕴含人生道理。

而文学说起来就大了去了，诗歌，散文，剧本，寓言，童话，小说统称起来才组成文学。

散文与诗歌更注重文笔与意境，剧本与小说相似但组成更多是对话而不是小说的完整叙事，寓言与童话不如小说注重故事性，但更注重隐喻与道理。

文学的大家族里，每个都侧重不同呀。

小说属于文学的一种体裁，文学并不仅仅包括小说。

但我看这个问题的提出者不是需要这种概念式的回答，你想问的应该是一般的小说和所谓的文学（名著）小说的区别。其实这都是读者的审美观不同造成的。读者文学水平高，哪怕是一般的小说，也能看出不平凡。同样的，普通大众的眼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也只能算是故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