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
中国现代文学是指1919年－1949年间的文学，中国现代散文也同样如此，在这三十多年中，散文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从五四新文学革命至1927年，这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时期。开创了现代散文关注人生、参与历史变革，其基本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艺术上创建了各式各样；有效表达现代人思想感情，适合现代读者审美需要的散文，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这一时期在中国的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二阶段1928－1937，以阶段斗争为主题，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的逆转，新文学阵营地也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广大作家的创作面临了新的考验和选择，这一时期散文取材的范围扩展，写实性，战斗性增强，社会政治思想主题深化，使现代散文沿着反帝反封建的方面继续前进，并为下一阶段的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战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阶段，1937－1949，以抗日战争、抗日救亡主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战时大动荡、大变迁的状态，由于这一时期客观上不同政治区域，文化据点不同，作家的创作也因时因地而异，比如上海的“孤岛”时期，国统区，解放区各地的散文创作及特点也有不同。
在“文学革命”的呐喊中就有散文变革的呼声。刘半农首先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周作人率先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在纯散文一文中，则把文学散文称为“纯散文”且分为五类：
一、历史类的散文，又称叙述的散文；
二、描写的散文，包括状物写景一类的作品；
三、演说类的散文，又称激动的散文；
四、教训的散文，又称说明散文；
五、时代的散文，又称杂散文。这些理论观点，更新了散文观念，在散文的语言形式、文体格式、思想内容诸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四”时期的新型散文以性质和功用区分，主要包括议论性散文和记叙抒情散文两大类型。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记叙抒情文，是以众多的记游之作开头的。游记、通讯一类文体适应社会开放、中外沟通的时代需要而迅速兴起，风行一时，出现了一批游记名家和游记专集，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谢冰心的《寄小读者》，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徐蔚南和王世颖的龙山梦痕等。早期游记体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可称为“漂泊记”、“流浪记”的作品，如郁达夫的还乡记、成仿吾的太湖游记等。这些作品侧重抒写作者的漂泊生涯、不幸遭遇及其不满现实、崇拜自然的浪漫感伤情绪，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和释愤抒情气息。
抒情性散文小品的勃兴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觉醒的知识分子挣脱封建主义束缚，思想感情获得大解放，他们热烈追求新的人生理想，积极探索个人和社会的出路，但同时也“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鲁迅语），更真切地感到觉醒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更敏锐发觉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的尖锐对立，大多处于梦醒之后而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状态。这种社会心态促成了抒情散文的蓬勃发展。第二个十年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散文诗跨过幼稚的试作阶段，出现了鲁迅《野草》这样的艺术丰碑，和焦菊隐夜哭、高长虹心的探险、于赓虞魔鬼的舞蹈以及不少单篇的成功之作，标志着散文诗这种新创的抒情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鲁迅的散文创作有散文集《野草》（1924－1926）记叙散文《朝花夕拾》。《野草》侧重于展示作家主体的自我内心世界，复杂、尖锐的茅盾和斗争，通过自我的抒怀述志来折射，几乎包括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各个侧面，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间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的心灵历史，是苦闷中求索，失望中抗争，孤独中前进。《朝花夕拾》则围绕自己的生活道路，回忆、记述一些人和事，通过记事怀人来反映时代变迁。其中《野草》在艺术上：广泛采取象征主义的方法（造词）、（结构）……、有时借助于眼前自然景观的象征性描写等，有时借助于梦境，幻境等，有时借助于寓言故事创造等，都体现出从小见大，实中见虚，由一而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形带意的特点；《野草》是鲁迅融化中西文化的艺术创造，“散文诗”“象征主义”概论手法是新文化运动初期从国外引进，鲁迅散文诗受波德莱尔、屠格涅夫等影响，同时，《野草》中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唯其如此，鲁迅才取得艺术手法，探索手法上的极大成功。
冰心《笑》和《往事》，许地山《空山灵雨》，是这时期最早的抒情小品名篇和“美文”佳作。随后，周作人陆续发表了那些影响很大的平和冲淡之作，朱自清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背影》和《荷塘月色》，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忆旧述感，郭沫若在小品六章中捕捉“牧歌的情绪”，……在短短五六年间，抒情性散文小品领域就出现了名家辈出、佳作连篇、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盛况。
“五四”记叙抒情散文率先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它为文学散文主体的新的发展格局。这是“五四”散文艺术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散文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人们不仅用白话写作议论文、杂感文，而且用白话创作叙事抒情散文，不仅写得平易畅达，自然活泼，而且也能写得简洁缜密，优美隽永。在20世纪20年代末，杂感短评因为形势严峻，不能不由正面交锋变为旁敲侧击，由锋芒毕露变为隐晦曲折。散文小品领域也发生明显的分化和变化：茅盾等人的抒情小品曲折表达自己对大革命失败的情感经验和理性反思，沉郁顿挫，含蓄蕴藉；周作人等人开始改弦易辙，往闲适、趣味一路发展。游记方面出现了流亡、避祸、销忧之类的新内容。这种种变迁的迹象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散文将迎来一个更为丰富复杂、五光十色的发展前景。
进入30年代，伴随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散文界重新趋于活跃。以1932年底黎烈文接编并改革申报·自由谈为重要标志，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兴盛期。专注于散文的刊物有《太白》、《论语》等，1933年和1934年分别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可见极一时之盛。30年代散文创作队伍空前壮大，老作家中，鲁迅、周作人等人，都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仍是这一时期散文界的主干；2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茅盾、丰子恺、鲁彦、沈从文等，到这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有20年代末30年代初陆续涌现的一大批文学新人，如何其芳、李广田等活跃于散文界，成为30年代创作的一支生力军。在新老作家的辛勤耕耘下，30年代散文园地呈现出繁花似锦、全面丰收的动人局面。
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这热闹繁杂的散文界，存在着两种主要艺术倾向、两种流派的鲜明对立，即“论语派”和“太白派”的抗争：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和“趣味小品”；继而创办《人间世》，打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后来还创办了宇宙风，从而形成了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他们在趣味、游戏、幽默、闲适中改变了20年代散文“问世”的路径，从意兴湍扬的激扬文字走向了沉潜适世的生命关怀与日常人生的吟味咀嚼。所谓“太白派”，指的是团结在《太白》杂志周围，以左翼作家为骨干，包括鲁迅、茅盾、陈望道、胡风、聂绀弩、曹聚仁、徐懋庸、唐弢、陈子展、夏征农等。他们支持创办了涛声、《新语林》、《太白》、芒种、《中流》等刊物，积极提倡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新的小品文”，促进了30年代散文写实精神的发展和深化。
超然于“论语派”和“太白派”之外，有些名作家独自拓展个人的创作道路，如朱自清、谢冰心等，或絮语家常琐事，领略人生情趣；或记述异域文化风习，陶写古国山水名胜；或回忆个人经历，怀念师友亲人；大多回避政治性题材和尖锐问题，但又不流入消闲玩世之类，主要以益人心智的知识、情趣和自然美吸引读者，在随笔、游记、传记和抒情散文等方面取得很高艺术成就。
平津一带文坛新崛起的一批年青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丽尼、陆蠡等，他们专注于叙事抒情散文的创作，力图把散文作为“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何其芳语），刻意追求散文艺术本身的圆满完美。这种有意追求散文艺术性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所谓“小说家的散文”和“诗人的散文”两类作品里。
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的散文创作以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斗争和自身的逃难经历为主要内容，充满着血泪的控诉、悲愤的呼号和对白山黑水、父老同胞的刻骨镂心的思念，开了抗战文学的先声。
二、当代散文
新时期散文的创作在内陆主要继承了四十年代解放区以记实为主的记实性散文和古典散文，导致建国初期“通讯”、“报告”极盛一时，后者则促成六十年代“诗”化的散文创作的热潮，在前二十七年的时间里，散文创作缓慢而有限地发展，无论创作方法，艺术个性，还是品种样式，风格流派，都比较单调，甚至趋于雷同化、模式化、公式化。为了摆脱这样的框架和模式，一辈散文作者回归“五四”散文创作传统，他们在作品中高扬个性意识、文体品位和文体意识，使现代散文得以薪火相传，只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个性的解放，封闭体制的打破，艺术视野的扩大，才使大陆散文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与停滞之后，迎来了真正的转机，散文创作形成热潮。
在台湾，散文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化余韵，成为台湾文坛最能保持中国传统中国气派的一种文体，台湾早期散文出现软硬两种主要倾向。“硬性散文”即是带有强烈反共意识，文章中有口号式的宣言；“软性散文”即继承冰心《寄小读者》风格的“闺秀散文”,“其内容则是爱心、真理、哲言、梦幻。其文风则是怀旧、感伤、浪漫、纯情与唯美。其文字情调则是刻意雕镂，潜心修饰，充满文绉绉的软性腔调”。八十年代末期，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言论尺度大为开放。随着政治禁忌的减少,散文中意识形态的杂然并呈,实为七十年来所未见，出现了“山林/乡土散文”、“生态环保散文”、“政治散文”和“私散文”。
正是在振兴散文创作的诉求下，一直被认为是超稳定结构的散文文体从八十年代开始在台海两岸掀起变革热潮。在大陆，首先是一批老作家突破了散文“简约”、“抒情”的审美规范，接着是一批学者、小说家、诗人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散文”的理论主张，重新恢复散文的大度和洒脱。真正给传统散文美学观念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并在散文文体的创新发展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唐敏、赵玫、黄一鸾、斯妤等女作家和曹明华、胡晓梦、元元、苇岸、钟鸣、张锐锋等新生代散文家。
在台湾，散文文体求变革新的追求一直未曾中断。早在六十年代，余光中就提倡过“散文革命”，他的散文文体革新，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比较全面。到了八十年代，余光中仍然不忘提倡散文文体的开拓与变通，主张“众体兼擅”。在余光中之后，林燿德、简媜、杜十三、张启疆、周志文等人的都市散文则被认为是摆脱感性散文的形式与内容的“一只突起的异军”。八十年代兴起的都市散文不再耽溺于以抒情为主流的叙述模式，突破抒情散文第一人称的主体中心，改以知性的角度观察人生的感官世界，发掘其背后潜藏的多重形而上意义，因而越来越趋近于当代小说形构的思维，并明显地寓言化。
内陆作家在散文文体实践上最大胆也最有创新的是钟鸣，他在1998年推出150万字的三卷本《旁观者》一书，文体纵横交错，新颖复杂，作者熔随笔、小说、诗歌、文论、传记、注释、翻译、文献、新闻、摄影、手稿等于一炉，通过“自由的文体展示出自由的精神”，体验了“一次飘逸而精致的文本解放”。这部极富实验精神和先锋意味的书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出版界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旁观者》被认为“是九十年代以来最具个性的散文作品之一”。
进入九十年代，一股散文文体革命潮正悄然勃兴于台海两岸文坛，这就是文类的跨越与整合。台湾的罗智成，相继推出无法归类的专辑及无法归类的专辑2,有人称罗智成是“一个无法归类为散文家、诗人或插画者、摄影者的作者”，郑明娳认为他“不满既有散文文类的单纯性，蓄意向其他文类寻求营养，以突破类型界限，希望藉此别创一格，开拓一超越文类的新局面”。
第二个十年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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