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传统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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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审美特征主要有：

（一）以虚构的叙事达到对生活的逼真再现。

首先，小说不同于诗歌、抒情散文等表现性文体，它从根本上是对人的外部现实的摹仿和再现。语言的巨大能量赋予了小说以无微不至的摹仿本领。无论是短篇小说对生活横断面的展示还是中长篇小说对长时段、大空间历史风云的重现，其描摩现实的逼真细腻和广阔无边都是其他摹仿艺术所不能比拟的。

其次，小说摹仿和再现现实生活的手段是叙事。所谓“叙事”，在两个方面的含义上显示着小说的特性。第一，作为名词，亦即叙事之“事”，指叙述的对象——故事。小说的直接物质材料是语言，而语言是一种线性、单维、时间性的存在，这导致了小说在表现对象上与绘画、雕塑等纯空间艺术及戏剧、影视等时空综合艺术的区别：小说主要是时间性的艺术，对持续的客观过程的摹仿是它的特长。这样，由人物的行动、事件及其后果所构成的“故事”就成为叙事的基本对象，它是小说的第一要素。可以说，讲故事是小说家的天职，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第二，作为动词，亦即叙事之“叙”，指的是“叙述”行为本身。故事在小说中不像在人类经验中那样自动展开，它必须被编织为语言文字通过讲述呈现出来；小说也很少按照故事的本然形态来讲述它，而是按照某种策略、在讲述中有目的地把故事加以改造。因此，叙述就是故事在文本中的特殊展开方式，这种经过改造后讲述出来的故事叫做情节。传统小说理论将故事与情节等同混用，英国小说家福斯特首先区分了二者，他说“故事是叙述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事情。情节也是叙述事情，不过重点是放在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后来王后也死了’，这是一个故事。‘国王死了，后来王后由于悲伤也死了’，这是一段情节。”[1]当代叙事理论对此种解释未必赞同，但却一致接受将故事和情节加以区别的做法。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故事是事件的原貌，情节是故事被讲述的结果。读者从小说中看到的是情节，但通过情节又可以还原故事的原貌。在从故事到情节的转变亦即“情节化”的过程中，作家采取一系列手段，以实现特定的美学目的。这些手法有事件顺序的重组，视角的选择，概述与场景的交错，叙事速度的调节，重复、悬念等技巧的运用，抒情议论的穿插，等等。“情节化”的改造彰显、淡化、转移故事的原有意义或赋予故事新的意义。例如，鲁迅的《孔乙己》对孔乙己故事的叙述，放弃了孔乙己的自我叙述、作者的全知全能叙述、酒店掌柜及酒客们的叙述等诸种可能性，独独选择了新来酒店不久的小伙计为叙述担当者，就至少在三个方面加强了小说的表现力：1．仅通过酒店生活片断就能窥见孔乙己的漫长一生；2．“旁观者的观察评价”与“孔乙己的自我观察评价”形成强烈对比，突出了孔乙己的悲剧性；3．造成了一个“酒客看孔乙己、小伙计看酒客和孔乙己，作者看小伙计、酒客和孔乙己”的复杂的深度透视关系，大大丰富了文本含义。[2]又如，俄国作家普宁的轻轻的呼吸本来是一个血腥的凶杀故事，但作者通过重组事件顺序，完全改变了故事的意味，死亡的残酷被消解，相反，女中学生奥丽雅那充满活力的青春美荡漾在情节的字里行间。[3]总之，好的故事是重要的，但小说家的创造力更表现在如何讲述它，亦即如何驾驭情节上。

最后，小说是虚构的产物。小说中的故事具有“经验”和“符号”的两重性。它既描写活生生的、具体的个别的现实，又超越了个别，蕴含着作家对世界的普遍认识。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4]。小说家在现实中把握生活的“必然规律与可然律”，然后通过想象在更具概括力的虚拟生活中传达出来，所以虚构是小说的普遍特征。虽然它最逼真地摹写生活，但“小说最大的特点恰恰在于它的‘假’的”，“要有虚构，小说才能写得活”[5]。

（二）多方面地塑造人物形象。

人是生活世界的主人公，也是小说世界的主人公。人物是小说的核心要素。法国“新小说”派曾以“静物写生”的方式写小说，将人从小说中驱逐出去，这不过是个极端的试验，况且，“新小说”也仍是关于人的：它是被高度物化的现代人处境的隐喻。至于有些动物小说，更是把人格“拟物化”的寓言。可以说，没有人物的小说是不存在的。刻画人物形象是小说家的重要任务。小说拥有着最丰富的人物塑造手段：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既可静态地描画，也可在激烈斗争中展现；既可正面呈示，又可侧面点染。除了直观性不足外，小说在一切方面都胜于同是刻画人物的戏剧和影视。

亚里士多德曾强调“行动”是叙事艺术的首要因素，“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6] “行动”也确实是历来小说（特别是早期西方小说和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塑造的有力手段。但晚近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心理现实，性格乃是人的本质所在。自从黑格尔指出性格才是“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7]，小说艺术描写的重心开始有所转移——日益转向对人物心理世界的描摹。恰恰在这一点上，小说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19世纪以来，小说家们各显身手，创造了心理分析、客观投射、内心独白、意识流等多种多样的心理描写手段，使小说成为勘探灵魂深度的最有效的武器。

环境是人物生活的背景，也是小说艺术的重要描写对象。现实主义小说把环境描写视为塑造好人物形象的必要条件，“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8]是现实主义的原则。人们习惯上把环境同情节、人物并列称为小说的三要素，可见对环境的重视。好的环境描写不仅是人物刻画的手段和逼真再现现实的途径，而且它本身也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如风景画大师屠格涅夫笔下的景物描写。

小说通常依据篇幅及反映生活的广度加以分类。西方小说只有长篇小说(Novel)和短篇小说(Short Story)两类，中国则习惯于分成长篇小说（10万字以上）、中篇小说（3万字到10万字）、短篇小说（3万字以内）。近年来，又兴起了比短篇小说更短的小小说，又称千字小说，微型小说等，一般在千字以内。

小说的审美特征主要有_____，______和叙事性。

由鲁迅《狂人日记》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小说传统是观念的传统而非方法论的传统。其本质是否定的现实主义而非“批判的现实主义”,这带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时尚化:由启蒙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追随中国现代文化和政治革命的步伐,由否定的一极走向肯定的一极,政治化的情绪表达代替了文学化的情感表达和文化性的理性表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果把由鲁迅的《狂人日记》所开创的小说传统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现实主义”显然并不是就创作方法而言的。因为就创作方法而言,所谓描写的真实、细腻,刻画的生动,以及人物与环境的具体性、典型性等,《狂人日记》都迥异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甚至中国传统小说。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在西方多被理解为“文学作品与其摹仿的现实之间一致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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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被称为网络的世纪,随着互联网的不断迅猛发展,文学创作也被搬到了电脑屏幕上。网络文学的出现不仅拓展了文学的生长空间,表现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而且对传统文学的观念和审美标准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一般说来,网络文学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印刷文学的网络化,即网络上的文学;另一类是指网络原创文学,即仅仅在网络上产生、传播和接受方式更具有传播和阅读的文学。它又分为两类:一类网络文学作品可以转化为传统的印刷作品,另一类则是运用电脑和网络技术制作,只能在网络上生存的作品。这种更具有网络技术特征的作品对传统文学的写作、传播和接受方式,对传统文学的观念具有更大的冲击。[1]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与传统纸质文学相比具有一些独特的审美特征:一、网络文学的平民化审美立场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中,文学作品反映的内容是丰富、广泛而深刻的,作家们总是要在文学作品中努力追求人文价值、历史承担、终极关怀、人伦的关爱,还有艺术的完美表现等。没有较高的文学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大家。但是网络文学却与此恰恰相反,它使得文学从“精英文学”、“贵族文学”的圣坛上走了下来,成为一种真正的“大众文学”、“平民文学”

网络文艺有很多新的审美特征正在引起人们的重视、关注、研究和论说。第一，它和高科技密切结合，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而快速发展和变化。它在创作、传播、阅读、存储等方面，都有和传统纸质文学作品不同的审美特点和审美作用。它有超强的传播力，有数字巨大的审美创作者和接受者，而且是在快速变化和快速发展着，审美感染力和影响力巨大得惊人。据统计，中国网民总数已达4亿，其中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1.62亿，占网民总数的40%多。

第二，它的作者和读者有巨大的大众性。各种年龄、身份、教育程度、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的人都有。这决定了它的内容复杂，形式多样，技巧丰富，新奇变化很快，作用也广泛而深入。

第三，它有巨大的自主性、互动性、即时性。它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个性、创造性、新颖性，真正呈现为百花齐放、众声合唱、交响齐鸣、蔚为壮观，形成从未有过的奇丽景象。由于有即时性，就会瞬息万变，新奇叠出，变化无穷，可以促进与满足各种各样的审美情趣与审美需求。

第四，它有巨大的娱乐性，并提升到高层次的审美性。既能悦耳悦目，又能悦情悦意，还能畅志畅神；既能使人快活畅怀，又能使人抒情愉意，还能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第五，因为它有全民参与的大众性和高科技发布与传播的即时性，因而它又便于全民性群众及时抒情和言志的审美传播作用，可以迅速反映出民声俗情的新动态。发愤言志抒情，本来是文艺创作的直接动因。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刘向新序杂事说：“人君苟能至诚动于内，万民必应而感移。”网络文艺可抒发群众个体亲身真切体验的感情，也必能使群众个体应而感移，起移风易俗的审美作用。就像王褒在四子讲德论中说的“感人密深，而风移俗易”，像王符说的：“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于本，行起于心”，像《淮南子》说的：“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网络文艺不受拘束，便于群众个体抒发情性，其审美作用互动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值得重视。通过网络文学，还可知俗情民风和审美面貌而考得失，进而移性易俗，其作用也是值得重视的。

第六，它能与高雅文艺协同互补。它能帮助通俗普及的作品与精深高雅的作品互相促进。它有大众性，可以逐步提高。它可以弥补高雅文学“阳春白雪”应和者少的缺陷，推动后者逐步增强大众性，达到雅俗共赏。它可以向高雅文学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达到雅俗共赏，使双方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远景。

第七，它有无限大的言说自由的空间，带来新鲜活力和想象智慧，会突破传统纸质文学很多严格的边界标准，能激发新的创造力，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新景象。大量的生产和点击率，促使作者首先重视文学的吸引力和娱乐性。为了吸引人，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以能满足不断更新的审美趣味，防止读者对单一的创作模式(即便是新颖的、昨天能吸引人的)产生审美疲劳，就要不断探索和更新，寻求新的审美内容和审美形式，满足日新月异的审美要求，推进审美创造和审美要求的不断更新。

第八，它创造了大众阅读个性化、互动化、共享化的新局面，它既要尊重和适应个性审美要求，又要尊重和适应群体审美要求，真正做到个体与群体的并重和辩证统一。全民可以参与的平民化创作与欣赏，推动了群众性、个体性的认知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人生经验、生活感悟的交流，会推动群众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创造能力不断更新，推动审美风格、形式、手法多样变化，丰富和提高文艺审美活动。

以上诸点，也说明网络文学和传统纸质文学在文艺审美标准原则上既有共同性，也已表现出了一些新的不同的审美特点和审美规律，能丰富我们的文艺审美学，很值得我们重视、关注和研究。

再提炼一下以上所说，我认为，网络文艺全新的审美特征中有两个最突出的要点：

第一，它的群众性，几乎是全民都可以是作者，也都可以是读者。把文艺还给人民，让人民都可以抒发自己的审美感情，都可欣赏自己喜欢的审美对象，这不正是我们大家多年来的审美理想之一吗？有资料说，现在网络写作的读者超过了5000万，作者达到10万人。现在，中国写博客的人数已过亿，有的一人开几个博客。当然，有的开了，又关了，但又有很多新的人开出新的博客。博客以排山倒海之势影响着网络写作。有些知名的传统作家都卷进了开博客的浪潮。纸质传媒人员常常阅读博客，直接从中选稿，使之转化为纸质文本。很多作者从网络、博客中很快听、看到别人互动的反应，从中得到新的灵感和启发，以修改自己的作品，或又产生新写作的灵感。这不也是我们期盼多年的审美互动效应吗？哪个作者愿意自己的作品没有读者，听不到反应，如石沉大海，默默无闻呢？人人可是作者与读者，作品能得到及时互动的审美反应，这是天大的好事。在这美好的局面中，总会有杰出的好作品涌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审美繁荣发展的春天。

第二，网络文艺的写作，可以自由抒发情怀，展现性灵，天南海北，中外古今，纵横驰骋，无不可写，只要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有感而发，不必有什么条条框框，功利束缚，复杂限制，苛刻要求。只要自己真心要说，又出于追求真善美的审美真情，都可书写；天地十分广阔，写作十分自由。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宝贵的美学传统：我手写我心，我口抒我情，自由展现真我性灵，追求自由的精神境界。有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铁肩担道义，为国为民为人类，这些崇高的思想也必须融化为自己的血肉感情，转化为自己的性灵情怀，自然而然，不矫揉造作，真切地表现出来，才会有审美感染力，才能真切动人。文学评论家雷达说他以前很少上网，现在也开了博客，“常常只顾了写博客痛快，看跟帖过瘾”，他发现“抱着这种写作心态的人比比皆是。为什么？因为博客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互动性、开放性、共时性”。文艺的审美特性就在于抒发作者审美真情，通过生动形象给人以审美感染，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在与欣赏者的互动中获得创作的愉快。网络文艺能很好发挥这种审美的特性的作用，从中也会产生出好作品。我想，今后会出现更多符合文艺审美特性和规律的好作品，这也是我们要重视网络文艺的原因和根据。

当然，这是它可以具有的审美特性。也不容忽视，现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格调不高，媚俗哗众，技巧粗浅，脱离现实的作品也还不少。这正说明，它还需要关注和研究，帮助和引导，使之提高，健康发展。

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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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天龙八部》神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及金庸其他小说

凤歌《昆仑》《沧海》

王晴川《雁飞残月天》

马荣成风云雄霸天下（小说版风云，类似于风云的前传）

梁羽生《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

王度庐《卧虎藏龙》（周润发、章子怡同名电影就是根据这个改编的）

孙晓《英雄志》（清明上河图式的武侠小说）

金庸毫无疑问是第一，

梁羽生第二，

古龙屈居第三，

温瑞安只能第四。

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 2.农业文化 3.血缘文化.

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的和谐。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应互助合作。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强调以义生利，勤劳敬业。义利观构成了儒家经济论理在生产行为方面的价值取向。与以义生利相衬托的是人们的工作态度，早在源点时代一勤劳敬业精神就是令人赞赏的美德，并衍生化为社会共识，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儒家文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追求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利，这就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的更大的优势。

近代文学，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学。

社会原因 中国古代传统体裁的文学，如诗赋词曲等，发展到清中叶，除小说外，如诗、文、词、戏曲等，虽作家作品众多，也在风格流派上彼此竞争，但大都缺乏新的思想内容，因袭旧的艺术形式，日趋衰落，陷于困境。

到了近代，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而同时中国人民也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中，随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1840～185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义和团运动(1862～1900)、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1～1918)的历史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表面化，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到风格流派，都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直接继承发展古代优良的文学传统，特别是清初至清中叶的爱国主义文学传统，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形成新风貌和新潮流。同时，那些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传统文学在新形势下也不断地有所变化和发展。

道光、咸丰朝文学 19世纪中叶前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空前危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洋货倾销，鸦片输入，白银外流，银贵谷贱，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加上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农民和其他各阶层人民更无法生存，阶级矛盾不断地尖锐化。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地主阶级开明派，开始睁眼看世界，厌弃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和盛极一时的乾嘉朴学，而研究“经济”之学,强调“通经致用”的学术;并发出了改革腐朽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文学也突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理论上提出了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反对模拟；创作实践上要求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歌颂广大人民和英雄人物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揭露清王朝及其官僚贵族的昏庸腐朽和社会矛盾，打破了陈腐的面貌，出现了进步的文学新潮流。

这个时期，作家众多，流派竞起，文学呈现繁荣复杂的景象。首开文学新风气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开明派，以及张际亮、汤鹏、姚燮、贝青乔等。他们敏锐地看到清王朝内外严重的危机，积极建议改革内政，坚决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写出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诗文作品。张维屏、陆嵩、朱琦、林昌□等，则从不同角度写了某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诗篇。后来，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都曾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王韬更以一般古文或文言文用之于报章，使古文社会化或通俗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诗文作品，批判封建色彩浓厚的陈词滥调，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这些就是这个时期进步文学的主流。

与此同时，传统诗文也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中兴。“宋诗运动”继承乾隆、嘉庆间的“宋诗派”，以模拟宋诗为贵，由程恩泽、祁□藻、曾国藩倡导，重要作家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桐城派古文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梅曾亮等著名作家，形成了“中兴”的局面。而经学家阮元，提倡以《文选》为范本，实际是提倡骈文，形成与桐城派古文对立的扬州派骈文。在骈、散之间作调和态度的则有常州的李兆洛。他实际也是倾向骈文。这些诗文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就其主导倾向看，是守旧或保守的。此外，词则有“常州派”的发展。周济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主张，有进步意义。但被誉为“倚声家老杜”的蒋春霖的词，内容则多为诬蔑太平天国革命，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小说主要是“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倾向日趋堕落。

同治、光绪朝文学 从19世纪60年代到同世纪末,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相勾结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大致从这时开始得到初步的发展。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战争失败后，举国悲愤，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封建买办阶级如李鸿章卖国投降，但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时出现了相当广泛的改良运动。一部分由官僚地主阶级转化的上层资产阶级，呼吁救亡图存，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康有为、梁启超就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领袖。在文学上的代表作家则是黄遵宪、 康有为、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自觉地使自己的文学为改良运动服务。

在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明确主张。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谭嗣同、夏曾佑曾试作“新诗”，反映了改良派对新思想、新知识即“新学”的要求。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梁启超便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饮冰室诗话》）主张，推尊黄遵宪从理论到诗作实践已为“诗界革命”作了榜样，是推陈出新的“新派诗”。梁启超虽不以诗人自命，他自己的诗实际也是“新派诗”。他的“文界革命”主张，是适应资产阶级“开通民智”、改革语文的维新思潮而提出来的。当时已有人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之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同时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他的散文写作也实践自己的主张,打破一切传统古文的格局,开创了“新文体”。同样的出于改良的目的，他更提倡“小说界革命”（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强调小说对改良社会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政治小说”,宣传政治主张、政治理想，直接为改良运动服务。他更试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虽未完篇,但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作家也曾利用“杂剧”、“传奇”的传统戏曲形式，反映现实政治内容,虽不成功,但也表现着他们对戏曲改良的尝试和努力。

翻译文学的兴起，也是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严复、林纾是这个时期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分别以各自熟练的古文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

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是不足的。传统诗文继续发展。“宋诗运动”的发展，出现了颇有影响的“同光体”；同时出现了拟古的汉魏六朝诗派和晚唐诗派等。常州词派则朝词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发展。“桐城派”古文也出现了黎庶昌等新的作家，并对严复、林纾等翻译文有明显影响。

此外，道光年间诞生的京剧，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繁荣。它进一步吸取地方戏的精华，出现了一些有时代精神的优秀剧目，不少名演员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一个影响深广的重要剧种，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清末民初文学 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清代末年到民国初期，是中国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毅然走革命的道路，积极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腐朽的清王朝，成为广大人民愤恨和斗争的焦点。许多爱国青年，接着先进人物的足迹,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一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留学热潮。清政府迫于危亡形势，也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实行“新政”，废八股，停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外先后产生了许多革命小团体。1905年许多革命小团体的联合，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走向高潮。它和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和斗争。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文学团体“南社”在1909年正式成立，参加者17人，其中14人是同盟会会员，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各种文学形式一时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进步的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诗歌的突出特点和成就，是以南社为中心、以南社诗人柳亚子、高旭、陈去病、马君武、周实等为代表，慷慨高歌民族民主革命。秋瑾则是这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以宣传革命思想为主题的散文，章炳麟取法魏晋古文，青年作家邹容则采取通俗化的古文。小说出现了揭露黑暗、同情革命的曾朴《孽海花》和歌颂革命的陈天华未完成作品《狮子吼》。主张一般社会改良的著名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而戏剧说唱等方面，则有汪笑侬改良京剧，黄吉安改良川剧，春柳社、众化团等文明戏即话剧团体的出现，秋瑾、陈天华等用说唱形式宣传革命，以及一批有革命倾向的杂剧、传奇、乱弹等作品。

这一时期保守的传统诗文，主要在北京活动。“同光体”诗人在北京创立诗社，隐然和“南社”对立。而王国维则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倡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社会，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同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革命进步作家有颓唐悲观的,如“南社”苏曼殊等人。而前一时期的改良派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也与前清遗老们合作起来。这些都表现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近代文学的特点 近代文学区别于传统封建文学有以下的特点：

① 文学的政治性、战斗性，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愈来愈加强和显著了。进步作家和作品，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外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平等而斗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这个时期文学突出的思想内容。从龚自珍、魏源到“南社”诗人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密切与现实政治联系，成为日益明显的历史潮流，反映近代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② 文学的题材和内容，文学反映现实的领域空前地扩大了。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莫不皆然,特别是诗,尤为突出。它几乎无所不包地反映了新世界、新思想、新事物，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意境。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诗都表明了这一点。

③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龚自珍首先突破清中叶以来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统治，成为近代早期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许多散文和一部分律诗绝句，也表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后来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许多作家，都进一步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成为文学界自觉的创作运动。林昌□、陈应昌、贝青乔、黄遵宪等人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特色。

④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宣传的需要，出现了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它们起着前所未有的组织、教育与鼓舞群众的作用。文学的社会作用扩大了，它不再只是案头窗下少数人所用的工具，而是群众的读物。因此，人们自然地改变了对文学的旧观点，产生了对文学的新估价，这是近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变化，这个变化从晚清到民初新文化运动才特别显著。

⑤ 随着题材和内容的扩大，文学的形式、语言乃至风格特征也有了新的变化，一般趋向通俗化。龚自珍大量绝句诗，多采“古绝”体，打破清中叶以来诗歌重格律的束缚,以及后来黄遵宪、梁启超对诗风的改变,提倡诗与音乐结合，使得诗能歌唱，是走向通俗化最有代表性的表现。晚清资产阶级由于开通民智的需要，在文学各方面更自觉地致力于这一点，使文学更有效地为政治服务。

⑥ 由于近代社会迅速的变化以及作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文学发展呈现复杂景象和过渡状态。进步作家的进步性往往表现不彻底，并有前后期的不同。传统派作家也不能避免时代潮流的影响，产生某些可取的作品。新旧派作家都有内容和形式矛盾的作品。新旧派有对立的一面，也有联系的一面。新派对旧形式、旧风格突不破，缺乏艺术上彻底革新的自觉的努力。

近代文学的成就在于它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主流，它的反映现实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和方法，它的语文合一、走向通俗化的探索和努力，为“五四”时代新文学运动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景美 人美 人情美

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审美价值

见参考

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

短篇小说《边城》，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写于1933年的一篇作品，这座《边城》，最为浓郁地飘绕着沈从文先生的湘西风情。

《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沈先生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 、“船夫” 、“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社会矛盾。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沈先生描述的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现代“桃花源”，与当时“争乱”的外世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边城》塑造的主人公渡船少女“翠翠”，是纯洁美丽的化身，是《边城》美好的灵魂：“爷爷”老船夫是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前清解甲流落军官“顺顺”凭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事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仗义慷慨，诚信公道，被众举为“掌水码头”一方豪杰绅士。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英俊少年。在渡溪或“逮鸭”的竞技后，兄弟二人心中都是与翠翠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翠翠，“二老”傩送为追求翠翠宁可要条破渡船而不要那座“新碾坊” 。“大老”天保在与翠翠提亲的一次次混沌不清的“马路” ，“车路”推辞中，决不放弃对美的追求，执着的兄弟二人互明心事后，毅然甘愿站在月夜山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边城》是一幕爱情的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沈先生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的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里变化，生动的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由于从未有过母爱和做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竟是一场悲剧。山崖上再也听不到天保和傩送兄弟月夜的山歌，天保在漩涡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之际又不愿接受家中“新碾坊”的催逼，去了遥远的“桃源”地方。在这令人心碎的时刻，爷爷在吃了掌水码头“一闷拳”的怨恨后，那个暴雨雷鸣的夜晚，碧溪岨的白塔终于倒塌，翠翠唯一的亲人，辛劳一生的老船夫在睡梦中带着忧虑和期待撒手西去。翠翠在杨马兵等人述说中，明白了一切，她痛哭了一个晚上，可是那如歌的岁月似白河流水滔滔而去。

《边城》的结尾也挥洒的十分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先生诗歌般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和无限的牵挂期盼。

网上找到的

《红旗谱》：从家族复仇到阶级斗争

《红旗谱》同时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朱老忠为父亲复仇的故事，另一个则是朱老忠作为农民反抗地主冯兰池的斗争。前者是传统的“家族复仇”的故事，后者则是现代的“阶级斗争”的故事。两个故事、两种话语的并置凸显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而从家族复仇到阶级斗争的叙事逻辑的转换则书写了中国农民所经历的艰难的现代转型。

故事开始时，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为了保卫河神庙前的四十八亩官地奋起反抗地主冯兰池，最后被冯兰池“调虎离山”，活活气死。临终前，他嘱咐儿子虎子（朱老忠）：“要记住，你久后一日要有一口气，就要为我报仇……”二十多年之后，朱老忠就是在这种家族复仇的道德律令的召唤之下重返柳林镇的。

在乡土中国的家族文化当中，父亲既是家族的族长也是家族的象征，父亲的被杀意味着作为儿子的合法性的丧失。因此血亲复仇的观念是极其重要的传统叙事伦理原则。礼记·檀弓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

朱老忠重回柳林镇，为的就是替父报仇雪恨，因此他首先是一个传统的为家族复仇的英雄。如果说，小说的创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那么朱老忠是无法成为《红旗谱》时代的典型形象的，这个家族复仇的英雄形象只是朱老忠成长的一个起点。归来的朱老忠——立志为父报仇的传奇英雄无论在相貌上还是在性格秉性上都让人想到他的英雄的父亲——既属于传统的血亲复仇的英雄小说的叙事伦理原则，同时又超越了这一原则。

朱老忠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乃是因为他从一个以为父报仇的家族英雄成长为了一个真正的“阶级战士”。在这个过程当中，重归的英雄朱老忠意识到了自己超越家族仇恨的阶级使命，获得了真正的阶级意识。

小说从家族复仇向阶级转变的叙事方式完整地再现了中国农民从自觉的反抗到自为的反抗的过程，再现了“阶级”在中国农民身上的觉醒过程。这一过程事实上在老一辈农民朱老巩、严老祥等人的身上已经有所萌芽。朱老巩在临终前已经意识到“土豪霸道们，靠着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鸡，势不两立！”

在共产党人贾湘农等人的启发下，朱老忠身上的这种朴素的阶级意识萌芽觉醒了，他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受苦人与天下农民和受压迫阶级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这里的“受苦人”显然是一个超越了地域和血缘的现代政治范畴。与此相应，这个受苦人的政治敌人——以冯兰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主了。

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地主乡绅一般是依靠自己的文化权威来“觉民行道”，组织乡村自治。清代中叶以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出现和加速，国家政权开始向乡村扩展。像冯兰池这样的乡绅开始成为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为一身的乡村统治者。

与此同时，乡绅的道德威权和文化作用日渐衰落，政治功利性大大增强。国家权力扩张的后果就是乡绅借助自身的政治权力来牟取经济利益，将各种开支都压在了本已凋敝不堪的农村经济的头上。

故而《红旗谱》中的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血亲复仇的传统层面而演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冲突。无论是冯兰池对公田的霸占还是朱老忠领导的反割头税斗争都是这一现代政治冲突的体现。

在朱老忠的成长过程当中，中国农民的现代转型的悖论性特征就体现出来了：一方面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有其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等自然关系之上的传统伦理依据，另一方面农民阶级意识的获得又是对这一传统伦理的克服与扬弃。

同时，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的获得一方面是靠主体对自身经济地位的确认，另一方面也要靠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行为来表达。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要靠讲述革命的起源来不断唤醒广大劳苦大众的阶级感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劳苦大众才能创造自己共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旗谱》的写作和传播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新中国合法性的来源——革命的起源的重述，同时也是新中国农民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一次宝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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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学是在不断发展前进的，而为学发展的主要方式就是复古革新。

对于传统来说就是古，对于现代来说就是新。其实复古革新的工作前人已经做了。

其实中国的现代文学其本身就有传统文学的影子，文学演进的过程中，其必然发生融合。

从近代文学历程上看：

中国古代文学不断发展着，但却表现出异常稳定和凝固化的特点，与西方文学相比，统一性和单一性相当明显。这种特点是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学大部分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中产生，几乎一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发展。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相对说来较少，大部分时间处于封闭的环境中，除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外，总的说来与宗教的关系相当疏淡。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凝重稳健的性格。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性格开始打破。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诗文，到清代中叶，大都由于因袭旧艺术形式、缺乏新思想内容而走向末路。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本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弱点，文学上出现了龚自珍、黄遵宪等为代表的开明派；戊戌变法运动前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要求“崇白话而废文言”，号召革命的政治小说也相继产生，例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 、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 、曾朴的《孽海花》等，都是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谴责小说 。与此同时，出现了以柳亚子、秋瑾为代表的一群爱国诗人 ，他们救国图存的作品，形成了近代文学中新的文学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 。这时期的文学，已成为自觉、独立而又面向整个社会的艺术。它以改变文学语言为突破口（以白话代替文言），对文学的形式、表现手法、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变革，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还引进和创造了散文诗、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新体裁，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化。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民族命运的关注，现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成了新的文学主潮的思想基础。民族危机、知识分子的道路、农民的苦难、抗争与解放、武装斗争，是作品常见的题材。作家与读者有了更广泛而亲切的交流，而且也更广泛地吸取了世界文学新潮的营养。正是通过外来影响的民族化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化，才创造出了新的民族文学，并成为现代世界文学的自觉成员。这时期的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批世界性的作家 。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 、《阿Q正传》、《祝福》、《药》等富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小说及大量杂文，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里程碑。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以他的作品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文学一方面发扬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传统，一方面又表现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在更广泛更深刻的程度上与人民结合，积极表现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精神，努力反映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新的生活风貌，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文学停滞时期，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文学又出现新的转机，大群新作家走上历史舞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获得多方面开拓，文学内容也获得很大程度的深化，中国文学呈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台湾省文学及港、澳地区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另一轨道上相对独立地发展，也为丰富祖国的文学宝库作出了贡献。自本世纪初开始，又出现了中国自由作家与中国自由文学的概念，使中国文学真正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由上可以看出，现代文学是在传统文学革新而来的，其本身融入了传统，至于那些新兴的文学也必然将收到传统文学的洗礼融合。

至于个人如何利用传统与现代，就必须在传统中吸取经验，作为一个中国人，融入文化里面的东西是无法去除，也不能去除。现代文学应该在传统文学的积累之上开辟创新，去除二者之糟粕，取二者之精华。其次更应该的是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符合现代节奏又能够触摸到一个民族的潜意思。

结：其本身就在时代的冲洗中互相融合，对于个人如何在其发展，融入生活，你会发现传统与现代是如此有机的融合。（只有融入生活，你才能感受到现代鲜明的气息，以及在时间长河中长久不灭的传统。二者正是文学所需要的，也是你所需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