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统小说特点

【传统武侠时期】

一、港台武侠时期

即所谓的“新武侠”时期或者大武侠时代。20世纪50年代，武侠在港台的商品化和通俗化潮流中形成。它是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写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指新文化运动后，武侠小说在新文学的影响下，开始白话创作后新一种的文学样式。这个时代名家辈出，梁羽生为开端，金庸为高潮，温瑞安为第二次高潮。金庸、古龙、梁羽生还并称为“新武侠三大家”。

关于此时武侠中“侠”的定义，梁羽生讲“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多属统治阶级的鹰犬，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此时武侠大多突破了民国武侠小说的剑仙斗法、门派纷争、镖师与绿林仇杀的题材范围，较多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着重人物性格描写，兼用中西技法，突破了旧武侠小说的窠臼，剔除了旧武侠的鬼神色彩，要求故事中的奇迹严格限制在“人体潜能”的范围内。新武侠的缺陷在于侠客英雄超人化，他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包打天下。缺乏现实主义的深度，屈从于商业需要，稗出赘附，故事套路化。

1、第一时期，梁金时期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2年生，广西蒙山人）在1954年发表的《龙虎斗京华》，以口语写作，所述史实，所绘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生性格与心理活动刻划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梁羽生国学根底深厚，他的武侠小说带有许多自己作的诗词，每每传诵一时。他的小说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1956年，梁羽生开始写《七剑下天山》。梁羽生一直写作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武当一剑》初刊于1980年5月9日的大公报上，完结于1983年8月2日。代表作《萍踪侠影录》、《七剑下天山》、《塞外奇侠传》、《龙虎斗京华》、《云海玉弓缘》、《白发魔女传》。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原籍浙江海宁）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作于1955年中。《射雕英雄传》写于1957年至1958年之间，是金庸的第四部武侠小说。“射雕”奠定了金庸的武林盟主地位，是公认的经典名著。金庸用十七年写完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又用十年把这十五部小说全部重新修订了一遍。金庸写作至1972年文革未结束封笔。

2、第二时期，古龙时期

古龙1960年开始尝试写武侠小说，初期的《苍穹神剑》等都十分幼稚，及至1964年才以《浣花洗剑录》等声名鹊起。1965至1966年间是他创作的丰收期，他写作了《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名著。1967年创作的铁血传奇（即楚留香系列）及以后一直写了六十一部共计28册。古龙其人才华横溢但用心不专，从他的小说就可以看出来。但他妙在有急智，每在关节处突出奇兵。早年古龙并没有自己特出的风格，在台湾的武侠圈子里不算太耀眼；至于他在七十年代的晚期作品，那已明显是江郎才尽、力不从心了。

3、第三时期，温黄时期

温瑞安（出生于马来西亚），1973年作《四大名捕会京师》，1981年作神州奇侠、《血河车》等重要作品。八十年代初金庸、梁羽生相继封笔，1985年古龙去世之后，港台武侠小说一片凋零。出于“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心理，温瑞安从1986年底开始大力倡行“超新派武侠”，或称“现代派武侠”，把大量主流文学的东西引入了武侠小说。曹正文在1989年将其列为第三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而与第一代的金庸、梁羽生，第二代的古龙并称。

黄易，本名黄祖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1989年黄易辞去高职厚薪，隐居离岛深山、藏风聚水之地，专心从事创作。至90年代，旋即以独树一帜的武侠作品，席卷港、台两地。1991年成立黄易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大唐双龙传等作品。黄易的作品场面宏大、人物众多，让人叹为观止。只是在武打招式的描写上显得过于草率，说服力不足。另外，黄易作品往往直接融入一个历史大时代，而不是将历史作为背景。这是其优点，但也受到了历史的限制。

港台武侠时期港台的其他作家于香港方面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台湾方面，有：郎红浣、成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陆鱼、上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独孤红、奇儒、秋梦痕、于东楼、东方英、雪雁、秦红、墨余生、丁情等。但其中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武侠作家极少。

一、中西方小说的发展史

中西方的小说，都是以神话传说为其渊源的。古时候，科学不发达，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劳动人民想象出了许多主宰世间的“神”，对神人格化的描写，就是神话；将人神化的描写，就是传说。中国的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三皇五帝的故事，西方的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作品。

东西方最初的小说，是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是作为史料的补充记载事件的。中国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汉代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西方古巴比伦的吉加美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都属于这一类小说，这类小说已具有小说讲求虚构的特点，但仍不是文人的创作，是直接从民间搜集记录下来的，所以这类小说情节比较简单，文笔比较粗糙。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造”是对这类小说准确、形象的评价。

中国的小说是到唐代才脱离历史记录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唐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文人的思想也更加开阔，这时传奇应运而生，李朝威的柳毅传、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是依照传说创造而成的。唐代小说多为虚构想象而讲求文采，不仅仅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小说也并没停止。传奇小说到宋代就逐渐衰落了，随之而兴起的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类小说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再创作的，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性格见长，有明显的说书人的语言风格。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而不再加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开辟一条写平凡人和生活的道路，是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后的《红楼梦》更是把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顶峰。“五四”以后，中国小说家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手法，逐步走出了一条新路。

西方小说，则是在“文艺复兴”后快速的发展、成熟起来的。中世纪的西方小说发展近乎停滞，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推翻了教会对文学的控制后，15世纪末西方出现了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以描写现实生活和刻画各阶层的人物形象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小说，这类小说是为配合当时欧洲反封建而产生的，同时它也定下了西方小说以记叙凡人凡事为主的基调。意大利 伽丘的《十日谈》，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随之出现是古典主义小说，其主张用典雅的民族规范语言去写作，这种小说在17世纪的法国发展得最完备。代表作为注 高乃依的熙德，古典主义小说的的兴起使西方小说语言得到了一次大幅的提高。18世纪开始流行以宣传科学知识，启蒙大众意识为目的的启蒙主义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德国歌德的《浮士德》，英国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这类小说的出现是为了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交替占据小说领域的主导地位。浪漫主义小说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富于想象、构思奇特、语言奔放、感情炽烈。现实小说则着力反映生活的本质，描绘典型人物和典型生活现象，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都德为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着力暴露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深刻批判现实的罪恶，法国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时值今日，这三类小说仍是西方文坛最主要的三类小说。

东西方小说发展史就大致如此。

二、中西方小说的特点

除了小说的基本特点外，中西方小说还具有如下各自的特点：

1、中国传统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但性格单一，少变化，缺乏主体感。西方小说则多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强调挖掘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写出丰满、变化、主体感强的人物性格。再《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只有通过人物的对话及动作引出矛盾冲突，但安娜·卡列尼娜卧轨前的一系列矛盾却只用他的心理描写就能够表达清楚；林黛玉在吟诗作对中表现她的才气，而保尔用内心独白表明他的理想；张飞只具有忠勇这一性格特点，但简·爱的性格却是由勇敢、坚强、热情、善良等许多性格揉和而成的。总之，在人物描写方面中西方各有特色。

2、中国小说较之西方小说情节更加曲折，故事更为完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是中国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就具有曲折生动的特点。唐传奇中许多名篇的布局，异常宏伟，严谨而巧妙，故事情节发展富于戏剧性。明清的长篇小说内容参差错落，波澜起伏，错落有致，结构缜密，浑然一体。如《红楼梦》，处处设伏，回回转折，写尽贾府故事。西方于情节方面出众的作品虽也不少，但终不能与中国小说相比较。

3、中国小说语言简练生动，西方小说内容丰富翔实。中国小说吸收了民间艺人语言，同时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常常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事件、人物。西方小说中包含着作者广博知识，涉及社会许多方面，因而内容丰富翔实，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领域的知识。恩格斯就曾说过他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获得有关的19世纪法国国内的状况比他从任何报告中获得的都多。中西方小说有这样不同的特点，也与中西方的美学观念不同有一定关系。

4、中西方小说都曾受封建统治文化的压迫摧残。封建文化使得中国小说发展极为艰难，明清人士更以写小说为耻辱，以致许多伟大的作家生活、创作条件都无法保障，许多伟大的作品不知道作者是谁。封建文化使得西方小说在几乎整个中世纪中发展极端缓慢，许多有才华文学家被迫为教会服务，写一些宗教性质的枯燥空洞的文章。

三、中西方小说未来的发展前景

清朝末年，中西方已开始系统的认识对方，中西方小说的优点也不断地被对方借鉴。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中方借鉴的多一些。直到今天，中西方的小说家们仍不懈的努力研究者两方小说中的艺术魅力，虽然语言的不同对相互的艺术鉴赏有一定的影响，但美是相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方小说艺术最终会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到达新的艺术高峰。

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与演变：

文学传统的诗是有韵律的文学作品。它通过诗的想像与抒情来表达某种强烈的情感。诗是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形式，中国是世界上诗歌最发达的国度之一。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最早的长篇抒情诗离骚以来。汉代的乐府，唐宋格律诗，和唐末兴起的词，元曲以及五四以来的新诗。历代的民间歌谣。构成了中国诗歌无以伦比的巨大传统。相比之下西方的叙事诗发达较晚，并结合戏剧，成就很大。例如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剧本。

散文是没有严格的韵律和篇幅限制的文学形式。与韵文相对。中国的散文从先秦诸子散文发展而来，代有散文名家名作。其中历史散文和赋体以及奏议文告等应用文体，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自古是世界上散文最发达的国度。

戏剧是另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它主要通过不同角色之间的对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感情。戏剧可以用于舞台的表演，也可以阅读。

小说是以虚拟世界为内容的综合文学形式。传统上以散文为主体。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是从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滥觞，经过汉末六朝的笔记，到唐传奇宋话本拟话本而成熟，再传至明清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和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短篇小说。西方的小说称为fiction，被称为散文史诗。小说上接神话传说，作为后起的文学形式。由于其巨大的容量，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现实和人们的思想，成为近代以后主流的文学形式之一。

寓言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含有讽喻或明显教训意义的故事。它的结构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无生物。多借用比喻手法，使富有教训意义的主题或深刻的道理在简单的故事中体现。

新感觉派小说流派特征：

作为独立、成熟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作家在思想、艺术追求上显示出一些共性化的特征。

基本倾向 从政治倾向上看，新感觉派作家与左翼文学的关系经历了从开始接近到最终疏远的过程，基本上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的态度与立场。不满现实腐败，同情民众疾苦，与左翼文学有共通之处；但他们又与左翼文学的政治目标有明确的距离，力图保持中立的姿态。从文化选择上看，新感觉派作家对流行于欧美和日本的世纪末文化思想、非理性主义生命学说和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自觉接受其影响。具体地说就是：一、欧美心理分析和意识流小说；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三、弗洛伊德主义。从艺术观念上看，他们持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和并行论，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区别与独立，突出文艺的非功利追求与创新性质。施蛰存就曾回忆说：“我们为什么要运用这些新的手法，原因很简单，一是觉得新奇，二是想借此有所创新。”

艺术探索及特点 新感觉派的艺术探索主要侧重以下方面，并表现出相关特点。

都市景观 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大多从现代都市生活中取材，表现独特的都市景观，揭示都市人错综复杂的生存境遇及人生感受，尤其对畸形与病变方面的描摹富于特色。

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我有点心虚，因为我根本无法将它解释清楚。

但如果不使用这个概念，又实在没有其它的概念可用。

所谓概念，我觉得，用当然是要用，但没有必要将界线划分得过分清晰，因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往往不在于性质上的截然两分，而在于程度上的缓慢过渡，倘若我们只是固执地使用过去那种立场鲜明的分析方法，就必然无法妥善处理其间广大而暧昧不明的过渡地带，结果只会导致“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逻辑。

拿“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说，我们不妨将它理解得宽泛一点。按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意思：“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世界被遗忘，这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则说这个论断只对了一半，而我觉得，可能还对不到一半，因为“现代性”这个概念太大，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即便概括得再怎么高明，也是枉然。曾有很多人谈及现代性的标志或者说是特点，包括孤独、断裂、漂泊、“理智中心”（卡西尔）的失落，“统一性”（本雅明）和“总体性”（卢卡奇）的缺失，等等，伊哈布·哈桑甚至将现代主义的特征作为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照列了一张表，其中又包括目的、形式、预谋性、此在、逻各斯、语句组合、隐喻、超验性，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视作现代性内涵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掌握一个概念的全部内涵。

可能，这样解释还是太抽象了，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本雅明的方法。在本雅明的眼里，“现代性”并不附着于抽象、费解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生存体验体现出来的，它渗透于巴黎拱门街的繁华空气中，从街头汽灯向电灯的转换，到夜游者的减少、报纸的流通、以及照相机对瞬间的捕捉，都浸染了现代性的某些质素。后来，在哈佛教书的中国学者李欧梵也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过渡，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一书中，他描绘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作为中国现代化之先锋的上海的图景，包括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亭子间”生活、城市和游手好闲者，继而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如“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上海电影的都市语境”等，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李欧梵似乎倾向于将现代化理解为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领域”一旦形成，报纸、传媒流通起来，社会就不再是封闭的了。

《上海摩登》的后面一部分涉及到上海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如施蛰存的怪诞、刘呐鸥、穆时英的摩登、邵洵美、叶灵凤的颓废和浮纨、张爱玲的苍凉，这显然说明文学中的现代性因素的产生乃是根源于社会的现代化。虽然，现代主义的文学比之传统文学更表现出一种“内”的倾向，但追根溯源，其成因仍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问题在于，富于现代性的、或者说是现代主义的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在哪里？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性在文学之中究竟有哪些重要体现？这里面的内容当然也很宽泛，不可能总体把握，说得太细了，也没有什么用，我的感觉是，除了写作的个人化之外，还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总体特色的暧昧、不鲜明。一方面是小说中人物的暧昧，我们不再能将他们分成好人和坏人这样截然对立的两类，人物具体的个性也不再像传统文学中那样鲜明和一贯，多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伦理道德等因素的暧昧，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努力摆脱沉重的旧伦理教条的同时，也在试着营造一种新型的伦理，这种伦理比之传统伦理更显得自由、不死板，因而能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好像昆德拉就一直在强调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它不再是一种绝对化的神圣之物，从天上落到地下来了，还有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如红白蓝三部曲和《十诫》里面，也很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二、个人与外界的断裂。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会有意地将自己摆在一个与外界环境完全对立的位置，如卡夫卡在地洞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对外界的恐惧和躲避，或者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那种内心与外界、回忆与现实的对抗，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内涵和价值就不再是蕴涵于他对集体的功用以及他作为集体中之一员的身份里面，而是通过他作为个体与外界的对抗体现出来的。

三、意义的消解。传统文学作品习惯于虚悬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通常是一些道德等方面的大问题，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忠”和“义”是始终如太阳一般悬挂在人物头顶上的，而大多数人物也就莫名其妙地为了这个虚幻的“意义”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梁山好汉之被招安即是最佳的例子。到了《红楼梦》里面，这个意义就几乎不见了，整本小说都显得极其复杂晦涩，为什么直至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喜欢研究《红楼梦》？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原因。并不是所有经典都适合重读的，《伊索寓言》放到今天来看，就相当的幼稚。

有一点必须说明——以上三个特点只是个人的一点总结，代表不了什么，可能有些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这些特点，也可能有些传统的作品已具备了这些特点（如昆德拉所说的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在《庄子》中即有体现）。我的目的是，用这三点做一个大致的尺度，来衡量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小说——波兰作家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的《名望与光荣》。

《名望与光荣》写于二战之后，篇幅浩大，人物众多，涉及到一战、二战和大萧条时波兰的情况，这部小说，从形式上讲，不属于现代主义的作品，它类似于《战争与和平》，主线是三个家族的盛衰，时代背景、人物、情节等都很清晰完整，重要的是，如何从这种传统的形式之下挖掘出现代性的内涵来，以证明，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的特性，是广泛存在于二十世纪小说当中的。

张振辉先生著有一本《20世纪波兰文学史》，在谈到《名望与光荣》时，他说这部小说“更多地是通过各种人物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从侧面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且以回忆、梦幻、意识流等手法展示他们在社会事变中的不同心态，因此这是一部综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种表现手法的成功之作”。这种观点主要是从创作手法或者说是形式的意义上来探讨其现代性，但文学上所谓“现代主义”，肯定不只是诸如意识流之类的创作手法和技巧，它有“精神气质”（ethos）上的内涵，也就是说，在抛开形式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内在的特质将它与传统文学作品区分开来。

为了找到《名望与光荣》在“精神气质”上所具备的现代性，这里不妨拿它和《战争与和平》做一下对比，看有哪些不同，同样是史诗性作品，同样是鸿篇巨制，同样涉及到战争、和平、爱情和家族盛衰，一部写于十九世纪，一部写于二十世纪，肯定有很强的可比性。

首先，是人的孤独。吴晓东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中曾分析说：“现代资本主义在无限扩展了人类外部世界的同时，却在人类自我与世界之间挖掘了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意味着人的自我与世界分裂了，人与世界不再和谐，不再具有一体性。”而此前，这种分裂是不存在的，如卢卡奇所说，荷马史诗时代所体现出的精神是人类自我与世界的整体性，同样，中国的古人也讲究“天人合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裂呢？按照本雅明的意思，现代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侵吞人类自我的倾向，特别是机械复制，印刷机、照相机、留声机、摄影机……人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而非事物的本身。本雅明的见解显然很高明，他死得早，看不到今天的世界，如今，“机械复制”已扩张到了更广大的领域——通过各种传媒方式，假如某明星在演唱会上穿了某种款式的衣服，不出数日，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穿上同样的衣服，人们学习明星的谈吐、风格，靠整容来改变仪表上与明星的差距，于是，“个性”也被无限复制了。有更彻底的，那就是克隆技术，这种技术是机械复制登峰造极的成果，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世界上已没有什么是不可复制的。为了反抗复制，反抗自我、个性的被侵吞，人们只有日益退回到个人的狭小空间里负隅顽抗，“现代人的孤独”由此而产生，所以本雅明说：“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或许这句话有些武断，我们改一改，改成“现代主义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就精确得多了。这方面，卡夫卡是最典型的例子，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很矛盾，他孤独并且惧怕孤独，但同时又担心失去孤独，因为一旦与外在世界融合起来，他就会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他不能容忍自己必须与一个女人朝夕相处，他要保留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以便写作（写作几乎就等于他的生命）。假如拿《战争与和平》和《名望与光荣》做一下对比，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区别来。《战争与和平》里也有孤独，皮埃尔和安德烈都常常感到孤独，但这种孤独并不是作为一种底色存在于他们生命中的，更重要的是沟通，或者说，在很多时候，他们不存在沟通的障碍，因此，即使他们的一生充满坎坷和不如意，也会时时感到幸福的慰籍，这种慰籍即由沟通而来。《名望与光荣》则不同，遍观整本小说，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那种生命个体的恒久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没有哪两个人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包括姐姐与弟弟之间，哥哥与妹妹之间，甚至夫妻、父子、母子之间，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奥拉结了婚，生活在貌似幸福的家庭中，丈夫对她百依百顺，儿子英俊，女儿漂亮，但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对儿子女儿，她都有一种莫明的生疏感，所以她孤独，不快乐；雅努什一直都生活在孤独和郁郁寡欢之中，就更不必说了；最典型的是埃德加尔，这个孤独的作曲家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到了临死的时候，他客居他乡，一贫如洗，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想从中找出某些暖色，最后将思绪落到了妹妹的身上，那时他喉中有肿瘤，已不能说话，哆哆嗦嗦地用笔将心中所想写给妹妹看：“我只爱过你。”但他的妹妹爱尔日别塔看了以后只是漫不经心地一笑，在随后整理房间的时候就将这字条扔进了废纸篓里，这让埃德加尔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正如书中所写的：“健康的人不理解一个临终的人是不会开玩笑，也不会信口胡言的。爱尔日别塔不理解‘我只爱过你’这句话的每一个字下面都蕴藏着某种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这么困难，我们都是孤独的。

其次，意义的消解。与《悲惨世界》一样，《战争与和平》里是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意义的，追求理想的人们为了这个意义而奔走一生，做出各种选择，虽然辛苦，但同时也为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人生意义而感到充实和快慰——这不仅符合那个时代的特色，也符合托尔斯泰的性格，到了《复活》里面，“意义”的作用愈发彰显出来。《名望与光荣》里则不同，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意义悬在上面，因此人物做各种事、进行各种选择的动机都显得十分盲目，比如雅努什，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冷落的贵族家庭里，姐姐嫁到了名门望族里去，父亲对他不好，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爱情，是爱上了定格在年少时舞会上那一刻的阿丽亚德娜——只限于那一刻，阿丽亚德娜衣着华丽，站在楼梯上朗诵勃洛克的诗——也就是说，他爱上的并非真正的阿丽亚德娜，而只是属于那一刻的虚幻、不自然的她。他没能和阿丽亚德娜结婚，虽然他极力争取。由于阿丽亚德娜背叛了革命出逃法国，她心中充满悔恨，已觉人生了无滋味，后来她做了修女，再后来就自杀了。而雅努什也渐渐感到了他与阿丽亚德娜之间的生疏。之后，雅努什参军打仗，与佐霞结婚，这些举动都是无目的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和谁打仗，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娶佐霞（他并不爱她）。到了中年，佐霞死了，他就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回忆当中，并四处旅行，以寻找旧日的足迹——可找到了又能怎样呢？他不知道，所以这也是无目的的。还有他的死，他本可以不死、可以逃走的，但他却急急忙忙地将自己送到了纳粹军官的枪口下，究竟动机在哪里？说不清楚，只是死得毫无意义，后来雅德维加（一个爱他的女人）在回忆他的一生时说：“他的一生只有两次这么赶快过，一次是忙着娶那个佐霞，再有次就是急急忙忙去见那些德国人。”他向来矛盾重重、犹豫不决，可这仅有的两次果断，也是盲目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处在类似的盲目之中，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只好如没头苍蝇一般地生活。有另一种说法，即《20世纪波兰文学史》中的说法，认为尽管书中人物的人生显得缺乏意义，但最后他们都在爱国主义之中找到了生命的归属。的确，无论是雅努什、斯彼哈瓦、爱尔日别塔，还是小一辈的安特克、安德热依、海伦卡，他们在小说的最后都与爱国主义和战争联系了起来，甚至死于其中。但是，我向来就有一个疑问——用简单的爱国主义、青春、热血、牺牲，来作为生命个体的复杂深邃的终极意义，是否合理？爱国诚然是大节，但它不能代替丰富的人生，或者说，人不会仅因为有了爱国的理想，他的人生就再无迷惑了，那只是乌托邦的神话。对于身处现代的人来说，所要消解的，正是这样一些神话，长久地生活在“意义”的压迫之下，人们已不堪重负，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反问：“你说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反映了现代人的这种心理。至高无上的意义导致了另一种独裁，即以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等虚假的旗号来支配他人的人生选择甚至生命，因此，为了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消解意义，反抗独裁。但另一方面，意义的消解也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即如前面所说，它使我们的人生变得茫然、无目的，这很类似昆德拉所谓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失去了意义的重压，我们反而会无所适从。还有，道德作为一种“意义”，一旦被消解掉，失去了其神圣性，会造成什么后果？“相对性的伦理道德”真的可以建立起来吗？

意义消解了，《名望与光荣》的内涵因此而趋于复杂，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简单的爱国主义的层面上。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读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已无法简单、直接地从小说中获取人生的答案，而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发现无目的的表面之下的潜在之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暧昧、不鲜明的特点。

当然，意识流等手法的运用，也为这部小说增色不少，如埃德加尔临死前那一节，他躺在床上时的心理活动描写，有着很浓郁的意识流色彩。最关键的是，通过这些手法，当我们读完整本小说，再做整体性的回忆的时候，出现在脑海中的，已非简单的一幕幕情节，而是幽深的一重重心理意境，人生的孤独、茫然和荒诞已脱离具体的事实而作为一种模糊、持久的意象烙在我们心头了。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代表作：《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劝导》等；

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代表作《简爱》；

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代表作呼啸山庄；

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代表作《尼罗河上的惨案》等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代表作：《情人》；

法国女小说家乔治·桑，代表作:康素·爱罗,《安吉堡的磨工》

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代表作：《伤心咖啡馆之歌》

日本平安时代的女作家紫式部，代表作：《源氏物语》

传统文学的特点就是具有民族性，重视道德，主张和平等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从古代到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有佛道，儒家等三种思想交汇所形成的精神主体，它能为国人提供为人处事的规范，除此之外，它还衍生出各种戏曲，书法，绘画等具体的文化形式，让后人为之学习骄傲。

一、民族性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可能几架子书都说不完，这足以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之久。从原始社会一步步的进化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从生长在森林里的猿猴到现在能拥有独立思想的人，我们的进步，也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更新。从不同的朝代更替下来的制度和文化，我们能看出每个朝代的文化都拥有着浓烈的民族气息，那些文家大儒都拥有着共同的思想热爱祖国，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传播给后人，写著作，开学堂，背诗文。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严谨态度才能不断地把这种文化精神传播下去。

二、道德教育为主中国非常重视关于人的道德和品行教育。关于家庭的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孝顺，在过去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家能孝顺父母，在外就能为国效力争光，而他们也会听命君王，自然没有人作乱，天下自然也就会太平。在古代并没有很完善的政治制度，他们就会以德代政，以道德的高尚来代替法律制裁。而后面慢慢的又发展成忠、孝的高尚品质，岳飞背后就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被后人敬佩赞赏，这些都是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学上有很多都是具有民族特色，并且他们的文化里面也包含着忠孝义的文化理念，这些文化理念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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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又称现代派、先锋派、试验派，是西方世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由自然主义等传统文化演变而来并富有现代西方社会时代特征的文艺思潮的总称。属于现代主义的范围并在国际上发生了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十个文学流派，它们是: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文学、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

象征主义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它约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盛行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天。人们一般把它的形成看作是欧美现代文学与欧美古典主义的分界线。 象征主义一词，是法国诗人让·莫雷阿斯根据波德莱尔、阿瑟·韩波和保尔·魏尔伦等人的诗作中出现的新手法和新倾向，于1886年9月在巴黎费加罗报上正式提出来的。它主张诗人摆脱自然主义文学，着重描写外界事物的倾向，努力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要求赋予抽象观念以具体的可以感知的形式。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57年发表的诗集《恶之花》，人们普遍认为是象征主义的发轫之作。这部诗集在题材方面，把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艺术美的对象来写(《恶之花》是说诗人可从丑恶的事物中创造美好的东西)，揭示了现代城市巴黎这座“地狱”中诸如乞丐、娼妓、战争等罪恶现象，突破了浪漫主义后期风花雪月的框框；在艺术方法上，波德莱尔发展了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安曼努尔·史威登堡的“自然界万物之间存在着神秘的互相对应的关系，在可见的事物与不可见的精神之间有互相契合的情况”的“对应论”，认为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息息相通，互相感应契合，把山水草木看作为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诗人可以通过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

表现主义一词的出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在1901年法国巴黎举办的玛蒂斯画展上，有的说是在1911年德国《暴风雨》杂志的绘画评论上，后来在1914年引入德国文学界。表现主义最初是作为对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主义画派的反拨出现于绘画界的。它不满于印象主义者注重外在的客观事物(如光与影)的描绘，要求突破事物的表象表现事物内在的实质，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的描写而揭示其内在的灵魂，要求突破对暂时现象的抒写而展示永恒的品质或真理。表现主义者们深受康德的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强调描写人们的主观世界、直觉和下意识，用特殊的手法来反映现实世界。 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是欧洲表现主义的先驱人物，他的三部曲去大马士革是欧洲最早出现的表现主义戏剧，它以独白的形式描写人与命运、与异性、与教会、与自我的搏斗。著名的鬼魂奏鸣曲让死尸、亡魂和活人同时登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互相倾轧的关系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未来主义发端于意大利，紧接着波及俄国，随后也影响到法国、英国、波兰等欧洲国家。

1909年2月20日，意大利诗人、戏剧家马利涅蒂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宣告未来主义诞生。翌年，马利涅蒂又发表未来主义文学宣言，进一步提出这一流派的理论主张。

在内容上，未来主义认为:鉴于二十世纪初科学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客观世界的巨大变化以及机器和技术、速度和竞争已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需要创造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未来的艺术”。文艺应该由反映停滞不前的、死气沉沉的现象，转而“歌颂进取性的运动”、“机器文明”，歌颂资本主义都市动乱的生活，赞美“速度的美”和“力量”，应该勇于探索未知，面向未来。基于这样的思想倾向，未来主义者也认为，战争、暴力、恐怖是摧毁旧传统、建造新未来所必需的，因而鼓吹歌颂所有的战争，甚至声称战争是“伟大的交响乐”，是“世界上唯一洁身之道”。 在形式上，未来主义认为客观世界的运动是脱离人类社会的、抽象的因素，视“速度”、“力量”为美的准绳，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他们提倡以“自由不羁的字句”为基础的诗，以便随心所欲的表达运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速度以及他们的组合，主张用一系列的“类比”、“感应”、“断断续续的想象”，表现作者朦胧的、奥秘的感受。

意识流是西方现代文艺创作中广泛运用的一种写作技巧，它于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在英、美、法等国勃起并形成影响较大的流派。

意识流的名称，最早出现于1844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的论文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他在该文中指出:人类的思维活动不是片断的衔接，而是一种斩不断的“流”，即“思想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之流”。提出过与此类似的观点的，还有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1859——1941)。他曾经说过:“真实”存在于“意识的不可分割的波动之中。”意识流就是在这种现代心理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意识流理论的出现，适应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些竭力追求描写人物内心生活的作家的需要。这些作家认为欧洲的传统小说由作者从外部描写人物性格，忽略了对人物的感情和内心生活的描绘，他们要求突破已往的“程式”，深入到人物意识的奥秘中去，让人物自己直接展示他的思想活动。因此，他们强调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种种象征手法来真实地显示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

1887年，法国作家艾杜阿·杜夏丹在月桂树被砍掉了一书中最早运用“内心独白”的手法，开了意识流小说之先河。接着，英国作家维吉尼亚·沃尔夫于二十世纪初期在《墙上的斑点》、《波浪》等作品中，更以略去人物的身世、姓名只一味地“独白”自己的感受和畅写由某一事端引起意识向前(未来)或向后(过去)流动的自由联想，大大发展了意识流的表现技巧。

超现实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出现的，它的影响波及欧美及非洲、亚洲的一些国家。 超现实主义是从达达主义发展而来的。达达主义由法国作家查拉在瑞士创立。“达达”是小儿的语言，其本身并无意义，它主张以婴儿对待生活的态度作为美学基础，排斥一切传统的写作技巧。达达主义没有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成功的创作，只存在了短短的几年。超现实主义一词最先是在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力的诗剧蒂雷齐亚斯的乳房的序言中提出来的。1919年法国作家布勒东和艾吕雅、阿拉贡等创立了《文学》杂志，进行超现实主义的试验，并于1924年发表了第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组织起了“超现实主义研究会”，初步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的潮流。从超现实主义的提出到1930年布勒东发表第二个超现实主义宣言，这十年是超现实主义的兴盛期。随后，超现实主义的阵营出现了分裂，阿拉贡、艾吕雅先后与布勒东分道扬镳。

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布勒东、阿拉贡早年都是医科大学的学生，他们受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和关于梦的阐释的影响很深，其创作主张直接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他们认为，文艺要在人的复杂性后面发现它的统一，现实的表面不足以反映现实本身，超于现实之上存在着“某种组合形式”，这种形式至今为人们所忽略，但它却能体现事物的本质。

存在主义哲学正式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丹麦哲学家基尔克戈尔等人，对客观存在持悲观主义的看法，他们承认客观世界，而又把存在和本质割裂开来，特别强调意识的主宰性。法国文学家萨特根据他们的理论，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存在主义观点。萨特一方面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又肯定人的存在价值，认为“人注定是自由的”，重要的是作出“选择”，诉诸“行动”。但萨特从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人们选择自由不受社会和阶级的限制。

荒诞派兴起子本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法国。不久即风靡于欧美各国，由于它与二十年代的先锋派比较相似，开始人们把它视为先锋派；又由于它主要活跃在戏剧领域，并且一反传统戏剧的特点和规律，人们又称它为“反戏剧派”、“反传统戏剧派”。直到1961年，英国著名戏剧批评家马丁·埃斯林根据这个流派的思想艺术特点，才在《荒诞派戏剧》一书里正式提出了“荒诞派”的概念。

荒诞派作家在思想上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世界已经丧失了理性，没有正义和逻辑，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荒诞的；他们还认为，人来到世上纯属偶然，不仅没有什么目的，而且为丑恶的世界、荒诞的现实、不合理的社会所包围和挤压，已经不再是人，变成了“非人”。“使人感到荒诞的是人本身，而不是任何社会制度”。正如荒诞派大师尤金·尤奈斯库所宣称的:“荒诞就是没有目的，和宗教、哲学甚至直觉的源泉切断联系，人感到迷惘。他所有的行动成为毫无意义、荒诞不经和没有用处。”荒诞派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是“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里试图为其毫无意义的存在找出意义来”的表现。

同存在主义相比较，荒诞派更看重人生的荒诞性。他们的作品抛弃了结构的逻辑性、人物行为的理性和语言的准确性，也无所谓悲剧喜剧之分。

新小说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于法国，六十年代后期形成一股浪潮，一时影响波及欧美。 五十年代期间，法国一些反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家集聚在“午夜出版社”周围，提出要改革传统小说。起初，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理论主张，只是在“反传统小说”的大前提下，各自作自己的创作试验。1956年到1958年，法国作家阿兰·罗伯一格里耶先后发表了未来小说的道路和自然、人道主义、悲剧两篇论文，系统地论述了小说创作反传统的主张，被人们看作是“新小说派”的理论宣言。

新小说派认为:当今时代变了，工业技术获得了相当的进步，而小说艺术却陷入“严重的停滞状态”。其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还没有从传统小说的观念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照他们看来，客观世界只是一个“物的世界”，而传统小说把人作为现实生活的中心加以描绘，因而掩盖了“事物的面貌”。由此出发，凡与现实主义传统有联系的以往时期的一切小说技法，他们也都持反对态度。他们以为，存在主义以及萨特的有倾向小说，与现实主义有着一定的关系，因而不足取。对于意识流和卡夫卡的小说，他们也以为有着现实主义成分和哲理性，一概加以拒绝。因而，新小说派又被称为“拒绝派”或“反传统小说派”。

“垮掉的一代”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兴起并盛行于美国。它在文学上的实践和成果不多，但对于美国以至于西方世界的文学艺术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垮掉的一代”早先是一股社会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获得了很大发展，但由于施行“麦卡锡主义”和种族灭绝等高压政策，以及失业、劳资对立等固有矛盾的加剧，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人们从大战的杀戮中摆脱出来，又被冷战等不测阴云所笼罩。许多美国青年感到了“社会的崩溃”和“世界的毁灭”的威胁，纷纷以一种混合着消极反抗和自暴自弃情绪的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来对付生活。他们认为，现代世界的一切苦难皆源于“理性”、“精神”，如果人们不按照什么“理性”、“精神”去行事，世界就会变得好起来。他们否定一切，只把人分成“正人君子”和“嬉皮士”两种人，他们要从“狗打架的人世生活”中撤退出来，做所谓“嬉皮士”，即“明眼人”。他们身着异服，狂放不羁，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对一切传统观念都嗤之以鼻，或者建立“垮掉分子”村，过男女群居的团伙生活，或者浪迹于都市的底层，加入流氓、妓女、毒品贩子和爵士乐歌手的队伍，形成了与文明社会、传统文化鲜明对立的“地下社会”和“地下文化”。

“黑色幽默”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于美国，至今仍在流行的一个文学流派。

1965年，美国作家弗里德曼根据一些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共同思想、艺术特征，选取了十二个作家的有关小说片断，辑为《黑色幽默》集。八个月后，另一作家尼克贝克又发表了致命一蜇的幽默一文。从此以后，“黑色幽默”的名称便广泛传开。据说，“黑色”是指可怕而又滑稽的客观现实，“幽默”是指有自由意志的个性对这种现实所采取的嘲笑态度。

“黑色幽默”所以产生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战争创伤、社会动乱所引起的人们对末日临头的预感和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所造成的人的个性丧失。一句话，是本身就充满着“黑色幽默”色彩的美国社会现实在文学上的反映。黑色幽默作家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日益恶化的社会矛盾，看到了社会的畸形与弊病，看到了周围世界与“自我”的敌对，不再相信“社会和谐”的说法，对人类的“完美境界”也不抱任何希望。他们信奉存在主义，但比存在主义走得还远。认为在荒谬的生存条件中，人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他们更加强调绝对的荒谬，思想也显得更加绝望。因此，他们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为己任。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说“黑色幽默”“是大难临头时的幽默”，“绞刑架下的幽默”，反映了他们在创作上的思想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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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 2.农业文化 3.血缘文化.

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的和谐。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应互助合作。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强调以义生利，勤劳敬业。义利观构成了儒家经济论理在生产行为方面的价值取向。与以义生利相衬托的是人们的工作态度，早在源点时代一勤劳敬业精神就是令人赞赏的美德，并衍生化为社会共识，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儒家文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追求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利，这就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的更大的优势。

近代文学，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学。

社会原因 中国古代传统体裁的文学，如诗赋词曲等，发展到清中叶，除小说外，如诗、文、词、戏曲等，虽作家作品众多，也在风格流派上彼此竞争，但大都缺乏新的思想内容，因袭旧的艺术形式，日趋衰落，陷于困境。

到了近代，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而同时中国人民也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中，随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1840～185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义和团运动(1862～1900)、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1～1918)的历史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表面化，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到风格流派，都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直接继承发展古代优良的文学传统，特别是清初至清中叶的爱国主义文学传统，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形成新风貌和新潮流。同时，那些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传统文学在新形势下也不断地有所变化和发展。

道光、咸丰朝文学 19世纪中叶前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空前危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洋货倾销，鸦片输入，白银外流，银贵谷贱，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加上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农民和其他各阶层人民更无法生存，阶级矛盾不断地尖锐化。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地主阶级开明派，开始睁眼看世界，厌弃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和盛极一时的乾嘉朴学，而研究“经济”之学,强调“通经致用”的学术;并发出了改革腐朽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文学也突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理论上提出了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反对模拟；创作实践上要求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歌颂广大人民和英雄人物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揭露清王朝及其官僚贵族的昏庸腐朽和社会矛盾，打破了陈腐的面貌，出现了进步的文学新潮流。

这个时期，作家众多，流派竞起，文学呈现繁荣复杂的景象。首开文学新风气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开明派，以及张际亮、汤鹏、姚燮、贝青乔等。他们敏锐地看到清王朝内外严重的危机，积极建议改革内政，坚决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写出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诗文作品。张维屏、陆嵩、朱琦、林昌□等，则从不同角度写了某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诗篇。后来，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都曾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王韬更以一般古文或文言文用之于报章，使古文社会化或通俗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诗文作品，批判封建色彩浓厚的陈词滥调，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这些就是这个时期进步文学的主流。

与此同时，传统诗文也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中兴。“宋诗运动”继承乾隆、嘉庆间的“宋诗派”，以模拟宋诗为贵，由程恩泽、祁□藻、曾国藩倡导，重要作家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桐城派古文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梅曾亮等著名作家，形成了“中兴”的局面。而经学家阮元，提倡以《文选》为范本，实际是提倡骈文，形成与桐城派古文对立的扬州派骈文。在骈、散之间作调和态度的则有常州的李兆洛。他实际也是倾向骈文。这些诗文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就其主导倾向看，是守旧或保守的。此外，词则有“常州派”的发展。周济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主张，有进步意义。但被誉为“倚声家老杜”的蒋春霖的词，内容则多为诬蔑太平天国革命，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小说主要是“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倾向日趋堕落。

同治、光绪朝文学 从19世纪60年代到同世纪末,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相勾结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大致从这时开始得到初步的发展。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战争失败后，举国悲愤，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封建买办阶级如李鸿章卖国投降，但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时出现了相当广泛的改良运动。一部分由官僚地主阶级转化的上层资产阶级，呼吁救亡图存，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康有为、梁启超就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领袖。在文学上的代表作家则是黄遵宪、 康有为、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自觉地使自己的文学为改良运动服务。

在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明确主张。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谭嗣同、夏曾佑曾试作“新诗”，反映了改良派对新思想、新知识即“新学”的要求。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梁启超便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饮冰室诗话》）主张，推尊黄遵宪从理论到诗作实践已为“诗界革命”作了榜样，是推陈出新的“新派诗”。梁启超虽不以诗人自命，他自己的诗实际也是“新派诗”。他的“文界革命”主张，是适应资产阶级“开通民智”、改革语文的维新思潮而提出来的。当时已有人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之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同时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他的散文写作也实践自己的主张,打破一切传统古文的格局,开创了“新文体”。同样的出于改良的目的，他更提倡“小说界革命”（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强调小说对改良社会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政治小说”,宣传政治主张、政治理想，直接为改良运动服务。他更试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虽未完篇,但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作家也曾利用“杂剧”、“传奇”的传统戏曲形式，反映现实政治内容,虽不成功,但也表现着他们对戏曲改良的尝试和努力。

翻译文学的兴起，也是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严复、林纾是这个时期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分别以各自熟练的古文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

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是不足的。传统诗文继续发展。“宋诗运动”的发展，出现了颇有影响的“同光体”；同时出现了拟古的汉魏六朝诗派和晚唐诗派等。常州词派则朝词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发展。“桐城派”古文也出现了黎庶昌等新的作家，并对严复、林纾等翻译文有明显影响。

此外，道光年间诞生的京剧，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繁荣。它进一步吸取地方戏的精华，出现了一些有时代精神的优秀剧目，不少名演员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一个影响深广的重要剧种，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清末民初文学 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清代末年到民国初期，是中国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毅然走革命的道路，积极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腐朽的清王朝，成为广大人民愤恨和斗争的焦点。许多爱国青年，接着先进人物的足迹,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一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留学热潮。清政府迫于危亡形势，也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实行“新政”，废八股，停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外先后产生了许多革命小团体。1905年许多革命小团体的联合，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走向高潮。它和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和斗争。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文学团体“南社”在1909年正式成立，参加者17人，其中14人是同盟会会员，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各种文学形式一时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进步的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诗歌的突出特点和成就，是以南社为中心、以南社诗人柳亚子、高旭、陈去病、马君武、周实等为代表，慷慨高歌民族民主革命。秋瑾则是这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以宣传革命思想为主题的散文，章炳麟取法魏晋古文，青年作家邹容则采取通俗化的古文。小说出现了揭露黑暗、同情革命的曾朴《孽海花》和歌颂革命的陈天华未完成作品《狮子吼》。主张一般社会改良的著名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而戏剧说唱等方面，则有汪笑侬改良京剧，黄吉安改良川剧，春柳社、众化团等文明戏即话剧团体的出现，秋瑾、陈天华等用说唱形式宣传革命，以及一批有革命倾向的杂剧、传奇、乱弹等作品。

这一时期保守的传统诗文，主要在北京活动。“同光体”诗人在北京创立诗社，隐然和“南社”对立。而王国维则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倡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社会，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同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革命进步作家有颓唐悲观的,如“南社”苏曼殊等人。而前一时期的改良派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也与前清遗老们合作起来。这些都表现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近代文学的特点 近代文学区别于传统封建文学有以下的特点：

① 文学的政治性、战斗性，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愈来愈加强和显著了。进步作家和作品，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外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平等而斗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这个时期文学突出的思想内容。从龚自珍、魏源到“南社”诗人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密切与现实政治联系，成为日益明显的历史潮流，反映近代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② 文学的题材和内容，文学反映现实的领域空前地扩大了。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莫不皆然,特别是诗,尤为突出。它几乎无所不包地反映了新世界、新思想、新事物，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意境。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诗都表明了这一点。

③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龚自珍首先突破清中叶以来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统治，成为近代早期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许多散文和一部分律诗绝句，也表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后来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许多作家，都进一步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成为文学界自觉的创作运动。林昌□、陈应昌、贝青乔、黄遵宪等人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特色。

④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宣传的需要，出现了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它们起着前所未有的组织、教育与鼓舞群众的作用。文学的社会作用扩大了，它不再只是案头窗下少数人所用的工具，而是群众的读物。因此，人们自然地改变了对文学的旧观点，产生了对文学的新估价，这是近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变化，这个变化从晚清到民初新文化运动才特别显著。

⑤ 随着题材和内容的扩大，文学的形式、语言乃至风格特征也有了新的变化，一般趋向通俗化。龚自珍大量绝句诗，多采“古绝”体，打破清中叶以来诗歌重格律的束缚,以及后来黄遵宪、梁启超对诗风的改变,提倡诗与音乐结合，使得诗能歌唱，是走向通俗化最有代表性的表现。晚清资产阶级由于开通民智的需要，在文学各方面更自觉地致力于这一点，使文学更有效地为政治服务。

⑥ 由于近代社会迅速的变化以及作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文学发展呈现复杂景象和过渡状态。进步作家的进步性往往表现不彻底，并有前后期的不同。传统派作家也不能避免时代潮流的影响，产生某些可取的作品。新旧派作家都有内容和形式矛盾的作品。新旧派有对立的一面，也有联系的一面。新派对旧形式、旧风格突不破，缺乏艺术上彻底革新的自觉的努力。

近代文学的成就在于它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主流，它的反映现实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和方法，它的语文合一、走向通俗化的探索和努力，为“五四”时代新文学运动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一、中西方小说的发展史 中西方的小说，都是以神话传说为其渊源的。古时候，科学不发达，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劳动人民想象出了许多主宰世间的“神”，对神人格化的描写，就是神话；将人神化的描写，就是传说。中国的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三皇五帝的故事，西方的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作品。 东西方最初的小说，是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是作为史料的补充记载事件的。中国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汉代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西方古巴比伦的吉加美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都属于这一类小说，这类小说已具有小说讲求虚构的特点，但仍不是文人的创作，是直接从民间搜集记录下来的，所以这类小说情节比较简单，文笔比较粗糙。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造”是对这类小说准确、形象的评价。 中国的小说是到唐代才脱离历史记录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唐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文人的思想也更加开阔，这时传奇应运而生，李朝威的柳毅传、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是依照传说创造而成的。唐代小说多为虚构想象而讲求文采，不仅仅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小说也并没停止。传奇小说到宋代就逐渐衰落了，随之而兴起的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类小说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再创作的，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性格见长，有明显的说书人的语言风格。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而不再加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开辟一条写平凡人和生活的道路，是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后的《红楼梦》更是把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顶峰。“五四”以后，中国小说家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手法，逐步走出了一条新路。 西方小说，则是在“文艺复兴”后快速的发展、成熟起来的。中世纪的西方小说发展近乎停滞，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推翻了教会对文学的控制后，15世纪末西方出现了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以描写现实生活和刻画各阶层的人物形象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小说，这类小说是为配合当时欧洲反封建而产生的，同时它也定下了西方小说以记叙凡人凡事为主的基调。意大利 伽丘的《十日谈》，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随之出现是古典主义小说，其主张用典雅的民族规范语言去写作，这种小说在17世纪的法国发展得最完备。代表作为注 高乃依的熙德，古典主义小说的的兴起使西方小说语言得到了一次大幅的提高。18世纪开始流行以宣传科学知识，启蒙大众意识为目的的启蒙主义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德国歌德的《浮士德》，英国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这类小说的出现是为了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交替占据小说领域的主导地位。浪漫主义小说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富于想象、构思奇特、语言奔放、感情炽烈。现实小说则着力反映生活的本质，描绘典型人物和典型生活现象，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都德为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着力暴露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深刻批判现实的罪恶，法国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时值今日，这三类小说仍是西方文坛最主要的三类小说。 东西方小说发展史就大致如此。 二、中西方小说的特点 除了小说的基本特点外，中西方小说还具有如下各自的特点： 1、中国传统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但性格单一，少变化，缺乏主体感。西方小说则多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强调挖掘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写出丰满、变化、主体感强的人物性格。再《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只有通过人物的对话及动作引出矛盾冲突，但安娜·卡列尼娜卧轨前的一系列矛盾却只用他的心理描写就能够表达清楚；林黛玉在吟诗作对中表现她的才气，而保尔用内心独白表明他的理想；张飞只具有忠勇这一性格特点，但简·爱的性格却是由勇敢、坚强、热情、善良等许多性格揉和而成的。总之，在人物描写方面中西方各有特色。 2、中国小说较之西方小说情节更加曲折，故事更为完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是中国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就具有曲折生动的特点。唐传奇中许多名篇的布局，异常宏伟，严谨而巧妙，故事情节发展富于戏剧性。明清的长篇小说内容参差错落，波澜起伏，错落有致，结构缜密，浑然一体。如《红楼梦》，处处设伏，回回转折，写尽贾府故事。西方于情节方面出众的作品虽也不少，但终不能与中国小说相比较。 3、中国小说语言简练生动，西方小说内容丰富翔实。中国小说吸收了民间艺人语言，同时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常常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事件、人物。西方小说中包含着作者广博知识，涉及社会许多方面，因而内容丰富翔实，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领域的知识。恩格斯就曾说过他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获得有关的19世纪法国国内的状况比他从任何报告中获得的都多。中西方小说有这样不同的特点，也与中西方的美学观念不同有一定关系。 4、中西方小说都曾受封建统治文化的压迫摧残。封建文化使得中国小说发展极为艰难，明清人士更以写小说为耻辱，以致许多伟大的作家生活、创作条件都无法保障，许多伟大的作品不知道作者是谁。封建文化使得西方小说在几乎整个中世纪中发展极端缓慢，许多有才华文学家被迫为教会服务，写一些宗教性质的枯燥空洞的文章。 三、中西方小说未来的发展前景 清朝末年，中西方已开始系统的认识对方，中西方小说的优点也不断地被对方借鉴。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中方借鉴的多一些。直到今天，中西方的小说家们仍不懈的努力研究者两方小说中的艺术魅力，虽然语言的不同对相互的艺术鉴赏有一定的影响，但美是相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方小说艺术最终会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到达新的艺术高峰。

江南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格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素，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作者在坚守高贵艺术性的同时，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叙事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江南三部曲分别是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1] 。

格非三部曲是作者呕心沥血十余年，深入思考并描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知识分子等问题的系列作品的三部曲。前两部，《人面桃花》写的是民国初年的知识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而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结构特点，讲究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人物的来龙去脉、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又摒弃传统章回体的形式框架（例如每节小标题并没有采取对偶句式），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放到矛盾冲突中进行塑造，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

所以我们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小说评书体的特点，他及后的作品，如《李有才板话》、《灵泉洞》等，被我们称为“新评书体”小说（这点可与中国古代“评书体小说”区分开来）。

思维方式虽然封建，但表现的十分内练。传统的中国人朴实，写的东西大多是用自己生活的一些琐事，来诉说当时的民情，政治像鲁迅笔下的“啊Q"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另外再远一些可以说到，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他的东西一样是以写小人物，来诉说当时的政治，民风但不同的是。只是古人的表现手法更为含蓄

1、契诃夫短篇小说的特色：①小说结构精巧，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方式；②夸张和讽刺的妙用；③语言简洁生动，富于个性化。2、简介契诃夫的显著特色是他能够从最平常的现象中揭示生活的本质。他高度淡化情节，只是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现重要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