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特点

【传统武侠时期】

一、港台武侠时期

即所谓的“新武侠”时期或者大武侠时代。20世纪50年代，武侠在港台的商品化和通俗化潮流中形成。它是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写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指新文化运动后，武侠小说在新文学的影响下，开始白话创作后新一种的文学样式。这个时代名家辈出，梁羽生为开端，金庸为高潮，温瑞安为第二次高潮。金庸、古龙、梁羽生还并称为“新武侠三大家”。

关于此时武侠中“侠”的定义，梁羽生讲“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多属统治阶级的鹰犬，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此时武侠大多突破了民国武侠小说的剑仙斗法、门派纷争、镖师与绿林仇杀的题材范围，较多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着重人物性格描写，兼用中西技法，突破了旧武侠小说的窠臼，剔除了旧武侠的鬼神色彩，要求故事中的奇迹严格限制在“人体潜能”的范围内。新武侠的缺陷在于侠客英雄超人化，他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包打天下。缺乏现实主义的深度，屈从于商业需要，稗出赘附，故事套路化。

1、第一时期，梁金时期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2年生，广西蒙山人）在1954年发表的《龙虎斗京华》，以口语写作，所述史实，所绘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生性格与心理活动刻划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梁羽生国学根底深厚，他的武侠小说带有许多自己作的诗词，每每传诵一时。他的小说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1956年，梁羽生开始写《七剑下天山》。梁羽生一直写作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武当一剑》初刊于1980年5月9日的大公报上，完结于1983年8月2日。代表作《萍踪侠影录》、《七剑下天山》、《塞外奇侠传》、《龙虎斗京华》、《云海玉弓缘》、《白发魔女传》。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原籍浙江海宁）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作于1955年中。《射雕英雄传》写于1957年至1958年之间，是金庸的第四部武侠小说。“射雕”奠定了金庸的武林盟主地位，是公认的经典名著。金庸用十七年写完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又用十年把这十五部小说全部重新修订了一遍。金庸写作至1972年文革未结束封笔。

2、第二时期，古龙时期

古龙1960年开始尝试写武侠小说，初期的《苍穹神剑》等都十分幼稚，及至1964年才以《浣花洗剑录》等声名鹊起。1965至1966年间是他创作的丰收期，他写作了《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名著。1967年创作的铁血传奇（即楚留香系列）及以后一直写了六十一部共计28册。古龙其人才华横溢但用心不专，从他的小说就可以看出来。但他妙在有急智，每在关节处突出奇兵。早年古龙并没有自己特出的风格，在台湾的武侠圈子里不算太耀眼；至于他在七十年代的晚期作品，那已明显是江郎才尽、力不从心了。

3、第三时期，温黄时期

温瑞安（出生于马来西亚），1973年作《四大名捕会京师》，1981年作神州奇侠、《血河车》等重要作品。八十年代初金庸、梁羽生相继封笔，1985年古龙去世之后，港台武侠小说一片凋零。出于“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心理，温瑞安从1986年底开始大力倡行“超新派武侠”，或称“现代派武侠”，把大量主流文学的东西引入了武侠小说。曹正文在1989年将其列为第三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而与第一代的金庸、梁羽生，第二代的古龙并称。

黄易，本名黄祖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1989年黄易辞去高职厚薪，隐居离岛深山、藏风聚水之地，专心从事创作。至90年代，旋即以独树一帜的武侠作品，席卷港、台两地。1991年成立黄易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大唐双龙传等作品。黄易的作品场面宏大、人物众多，让人叹为观止。只是在武打招式的描写上显得过于草率，说服力不足。另外，黄易作品往往直接融入一个历史大时代，而不是将历史作为背景。这是其优点，但也受到了历史的限制。

港台武侠时期港台的其他作家于香港方面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台湾方面，有：郎红浣、成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陆鱼、上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独孤红、奇儒、秋梦痕、于东楼、东方英、雪雁、秦红、墨余生、丁情等。但其中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武侠作家极少。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手法上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有所借鉴，又深深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中，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大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在创作中表现拉美人民苦难的历史与现实，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本国的独裁政治和外国侵略势力，探索民族的未来与出路。艺术上则在现实描绘中，奇迹、幻觉、梦境甚至鬼魂形象经常出现于小说情节中，叙述富于跳跃性，显示出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点。

由鲁迅《狂人日记》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小说传统是观念的传统而非方法论的传统。其本质是否定的现实主义而非“批判的现实主义”,这带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时尚化:由启蒙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追随中国现代文化和政治革命的步伐,由否定的一极走向肯定的一极,政治化的情绪表达代替了文学化的情感表达和文化性的理性表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果把由鲁迅的《狂人日记》所开创的小说传统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现实主义”显然并不是就创作方法而言的。因为就创作方法而言,所谓描写的真实、细腻,刻画的生动,以及人物与环境的具体性、典型性等,《狂人日记》都迥异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甚至中国传统小说。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在西方多被理解为“文学作品与其摹仿的现实之间一致性的问题”。

谢谢支持。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 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已经不再凭借理性或理念的力量站到高处，俯视生活、俯视人物，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武装，解除作者的特权走进芸芸众生，用下沉的视点去观察生活，观察作品人物的一举一动。

一、 现实主义概念的源起

现实主义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术语之一。这个术语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们使用：一种是广义的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人那种"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的观念，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瓦萨拉的画家的生活曾叙述了一些有趣的艺术史轶事：孔雀啄食贝那左尼画得太逼真的樱桃；乔托的老师用刷子驱赶乔托在一幅人物肖像上增添的苍蝇。这种现实主义概念雄霸人类艺术史近两千年，至今仍残留在日常生活中。另一种是狭义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特指发生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运动。历史地看，现实主义发端于与浪漫主义的论争，最终在与现代主义的论战中逐渐丧失了主流话语的位置。

R·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追溯了现实主义术语在欧美各国的发生史：这个概念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是1826年。法国一作家撰文宣称忠实地摹仿自然提供的范本的现实主义信条日益增涨，它将是19世纪的写实文学。而这个术语的流行与画家库尔贝和小说家尚弗勒里的积极应用有关，库尔贝将自己被拒绝的作品贴上了现实主义的标签引发了一场论战，尚弗勒里1857年出版题为《现实主义》的文集，捍卫现实主义信条。同时其友人迪朗蒂又推出文学评论杂志《现实主义》，虽然昙花一现只出了六期，但其文风具论战性而产生广泛影响。被20世纪的现代主义先锋派视为保守的现实主义，在19世纪诞生之时也具有挑战文学成规的前卫品格。迪朗蒂曾明确地说："这个可怕的术语'现实主义'是它所代表的流派的颠覆者。说'现实主义'派是荒谬的，因为现实主义表示关于个人性的坦率而完美的表达；成规、模仿以及任何流派正是它所反对的东西"。准确地说，现实主义挑战的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成规，卫姆塞特和布鲁克斯在《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就把现实主义理解为19世纪中叶的一种逆动，它抵制"不现实的各种事物"，迪朗蒂和尚弗勒里继承了30年代普朗什抵制浪漫主义的思想，尖锐地攻击雨果、缪塞、维尼等浪漫派作家，指责他们"无视自己的时代，企图从往昔的岁月里掘出僵尸，再给它们穿上历史的俗艳服装。"现实主义者则拒绝这种诗的谎言。因此现实主义是作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和论辩敌手出现的，它本源地含有反对幻想和伪饰崇尚真实的意义。

二、现实主义的理论涵义

现实主义经过泰纳、恩格斯、别林斯基直至20世纪卢卡契等理论家的发展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文学实践达到高潮。现实主义理论日趋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成规。它包括以下层面的涵义：

第一，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这是现实主义术语的最根本的意义。达米安·格兰特用"应合"理论解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成规，他称应合为一种文学的认真心理，"如果文学忽视或贬低外在现实，希翼仅从恣意驰骋的想象汲取营养，并仅为想象而存在，这个认真心理就要提出抗议。"这强调的是文学对现实的忠诚和责任。R·韦勒克从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文学史背景来诠释这层涵义："它排斥虚无飘渺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这个意义上，企望真实地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作为浪漫主义的论辩敌手，作为社会边缘贫困小人物的代言，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披露真实，戳穿伪饰现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抵制作为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话语形态的浪漫主义，转而追求客观性，为那些堕入贫困被边缘化的弱势族群或阶层发声。显然具有素朴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

现实主义"客观再现当代社会现实"的理论涵义在卢卡契的论述里得到了最深入的阐释。这位现实主义最忠诚的信仰者和最后的辩护师撰写了大量论著，总结现实主义艺术经验，回应现实主义在20世纪遭受的挑战：现实主义历史（1939）、巴尔扎克，司汤达和左拉（1945）、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者（1946）、欧洲现实主义研究（1948）、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1958）等等。首先、他从认识论的高度重新阐释了现实主义客观性的涵义："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卢卡契提出了对现实进行整体描写的现实主义艺术要求，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追求文学描写的广度，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向深处突进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其次，卢卡契并没有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理解为排除任何主观因素的纯客观性，他不是把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视为一面静止的镜子。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统一。卢卡契两面作战，一面为现实主义的纯洁而与自然主义战斗，把福楼拜和左拉那种缺乏整体性的琐碎客观性排除出现实主义阵营；另一面又要回应现代主义的挑战，批评乔依斯、普罗斯特和其他现代派作家，认为他们使所有内容和所有形式都解体了。因此，现代主义达不到对现实整体的真实反映。

第二，广为人知的典型理论。典型论构成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项核心内容，概括而言，典型论欲求解决的即是文学人物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和谢林为典型论的流播奠定了美学基础，黑格尔认为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一个性格之所以引人兴趣是它的完整性，而完整性则"是由于所代表的力量的普遍性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融会在一起，在这种统一中变成本身统一的自己。"据韦勒克的历史追溯，典型术语的最初使用者是谢林，意指一种象神话一样具有巨大普遍性的人物。浪漫派首先广泛使用这个概念，典型概念从浪漫主义转移到现实主义，与巴尔扎克和泰纳的转用相关。在《人间喜剧》的序言里，巴尔扎克自称为社会典型的研究者，泰纳则频繁使用此术语讨论社会阶层人物的性格,逐渐演变成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概念。典型也是别林斯基论俄国小说时常用工具，他甚至认为："典型性是创造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它就没有创造……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成为一个特殊世界人们的代表，同时还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果戈理笔下的科瓦辽夫少校不是一个科瓦辽夫少校，而是科瓦辽夫少校们，即使是描写挑水人也不是仅仅写某一个人，而是要借一个人写出一切挑水的人。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典型的本质。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后让许多人不安，总以为写的是自己，独特的这一个阿Q拥有了巨大的共性，甚至成为国民性的代名词。现实主义把这种个性和共性的完美结合的文学形象称为典型形象。

第三，历史性的要求。在韦勒克看来，历史性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比较可行的一个准则，他援引奥尔巴赫对《红与黑》的评述说明这一点："主人公'植根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总体现实中，这个现实是具体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的'"。韦勒克的看法是对的，现实主义确有历史性的维度。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人物置身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具体的总体现实中刻画才能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的高度。而且，这个具体的总体现实还是不断发展的，就象卢卡契所阐述的现实主义要塑造那些生动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质转化为现象并在现象中显示自己；它还塑造着这过程的那个侧面，即现象在过程运动时揭示着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这些个别的因素不仅包含着辩证的运动，互相转化，而且彼此间不断相互影响；它们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的诸因素。真正的艺术从而总是通过塑造这些因素的运动、发展、展开来表述人类生活的整体的。"简单地说，现实主义的历史性维度即是要求真实摹写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且反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现实主义的历史性要求，实质上是以社会分析为核心，即以摹写人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本身的结构为艺术原则。而且现实主义竭力通过人的现实矛盾去揭示人与社会的辩证法则，现实主义确认：对社会现实观察得越仔细研究得越深入，对事件及细节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获得真实的力量。

就西欧说，现实主义(Realism)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也是西欧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确立政治统治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

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现实主义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德国的剧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中。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泥和创作方法的名称广则首先出现于法国文坛．法语中的Realism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alistas(现实，实际)。现实主义名称的出现和这种文艺思潮的存在完全是两码事。在法国，现实主义之称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最初，由法国小说家商弗洛利(1821--1599)用现实主义当作表现艺术新样式的名词，他于1850年在《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初次用这个术语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标志。其 后，法国画家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在绘画上提倡现实主义。

一八五五年，库尔贝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引起一场大辩论，文艺史上称为"现实主义大论战"。就在这次沦战中，库尔贝创办了一种定期性的刊物，命名为《现实主义》。一八五七年，库尔贝的热心支持者商弗洛利又把他的文集定名为《现实主义者》，从此在欧洲文坛上正式树立起一面现实主义的旗帜，这一术语也就在法国流行起来了。众所周知，巴尔扎克 (1799--1850)是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最深刻含义上的作家，他 的《人间喜剧》乃是深刻的规范化的现实主义文学。但是，巴尔扎克正如这一流派的伙伴们司汤达，狄更斯、萨克雷以及果戈理一样，都不曾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标明他们的新型的文学流派。在俄国，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的是文艺理论家皮萨列夫(见他的(现实主义者》)，不过，那已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

一般说，凡是在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的，都叫做现实主义作品。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解释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韵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这同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义基本一致。如果我们不把现实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各种真正艺术所固有的现实性，而是理解为单独具有一整套性格描写的原则和艺术方法的话，那么，在西欧来说，现实主义的形成，一般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从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其中又有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以描写人物生动的丰富的感情，欲望和感受而著称它表现出人类的崇高，人物性格的完整，纯洁，而且富有诗意。但在分析社会关系方面又不及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后者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分析性，强调创作要有明确的社会目的相思想教育作用。

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现实的创新。它总汇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经验，补充了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历史具体性之不足，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克服了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的说教成份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它又从文艺复兴文学中接受了性格描绘的具体性从古典主义和启蒙时代文学中接受了社会分析因素，从浪漫主义中汲取了一些激情，但它逐渐丧失了前代文学中特有的乐观主义，却沾染了无法摆脱的悲观主义。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仿佛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特点的有机结合；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它能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从人与环境的多种关系中去描写人，特别是它在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直接分析社会的经济关系，对现实作出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方面，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世界文学史上，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新感觉派小说流派特征：

作为独立、成熟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作家在思想、艺术追求上显示出一些共性化的特征。

基本倾向 从政治倾向上看，新感觉派作家与左翼文学的关系经历了从开始接近到最终疏远的过程，基本上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的态度与立场。不满现实腐败，同情民众疾苦，与左翼文学有共通之处；但他们又与左翼文学的政治目标有明确的距离，力图保持中立的姿态。从文化选择上看，新感觉派作家对流行于欧美和日本的世纪末文化思想、非理性主义生命学说和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自觉接受其影响。具体地说就是：一、欧美心理分析和意识流小说；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三、弗洛伊德主义。从艺术观念上看，他们持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和并行论，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区别与独立，突出文艺的非功利追求与创新性质。施蛰存就曾回忆说：“我们为什么要运用这些新的手法，原因很简单，一是觉得新奇，二是想借此有所创新。”

艺术探索及特点 新感觉派的艺术探索主要侧重以下方面，并表现出相关特点。

都市景观 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大多从现代都市生活中取材，表现独特的都市景观，揭示都市人错综复杂的生存境遇及人生感受，尤其对畸形与病变方面的描摹富于特色。

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我有点心虚，因为我根本无法将它解释清楚。

但如果不使用这个概念，又实在没有其它的概念可用。

所谓概念，我觉得，用当然是要用，但没有必要将界线划分得过分清晰，因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往往不在于性质上的截然两分，而在于程度上的缓慢过渡，倘若我们只是固执地使用过去那种立场鲜明的分析方法，就必然无法妥善处理其间广大而暧昧不明的过渡地带，结果只会导致“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逻辑。

拿“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说，我们不妨将它理解得宽泛一点。按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意思：“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世界被遗忘，这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则说这个论断只对了一半，而我觉得，可能还对不到一半，因为“现代性”这个概念太大，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即便概括得再怎么高明，也是枉然。曾有很多人谈及现代性的标志或者说是特点，包括孤独、断裂、漂泊、“理智中心”（卡西尔）的失落，“统一性”（本雅明）和“总体性”（卢卡奇）的缺失，等等，伊哈布·哈桑甚至将现代主义的特征作为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照列了一张表，其中又包括目的、形式、预谋性、此在、逻各斯、语句组合、隐喻、超验性，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视作现代性内涵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掌握一个概念的全部内涵。

可能，这样解释还是太抽象了，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本雅明的方法。在本雅明的眼里，“现代性”并不附着于抽象、费解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生存体验体现出来的，它渗透于巴黎拱门街的繁华空气中，从街头汽灯向电灯的转换，到夜游者的减少、报纸的流通、以及照相机对瞬间的捕捉，都浸染了现代性的某些质素。后来，在哈佛教书的中国学者李欧梵也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过渡，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一书中，他描绘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作为中国现代化之先锋的上海的图景，包括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亭子间”生活、城市和游手好闲者，继而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如“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上海电影的都市语境”等，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李欧梵似乎倾向于将现代化理解为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领域”一旦形成，报纸、传媒流通起来，社会就不再是封闭的了。

《上海摩登》的后面一部分涉及到上海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如施蛰存的怪诞、刘呐鸥、穆时英的摩登、邵洵美、叶灵凤的颓废和浮纨、张爱玲的苍凉，这显然说明文学中的现代性因素的产生乃是根源于社会的现代化。虽然，现代主义的文学比之传统文学更表现出一种“内”的倾向，但追根溯源，其成因仍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问题在于，富于现代性的、或者说是现代主义的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在哪里？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性在文学之中究竟有哪些重要体现？这里面的内容当然也很宽泛，不可能总体把握，说得太细了，也没有什么用，我的感觉是，除了写作的个人化之外，还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总体特色的暧昧、不鲜明。一方面是小说中人物的暧昧，我们不再能将他们分成好人和坏人这样截然对立的两类，人物具体的个性也不再像传统文学中那样鲜明和一贯，多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伦理道德等因素的暧昧，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努力摆脱沉重的旧伦理教条的同时，也在试着营造一种新型的伦理，这种伦理比之传统伦理更显得自由、不死板，因而能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好像昆德拉就一直在强调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它不再是一种绝对化的神圣之物，从天上落到地下来了，还有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如红白蓝三部曲和《十诫》里面，也很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二、个人与外界的断裂。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会有意地将自己摆在一个与外界环境完全对立的位置，如卡夫卡在地洞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对外界的恐惧和躲避，或者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那种内心与外界、回忆与现实的对抗，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内涵和价值就不再是蕴涵于他对集体的功用以及他作为集体中之一员的身份里面，而是通过他作为个体与外界的对抗体现出来的。

三、意义的消解。传统文学作品习惯于虚悬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通常是一些道德等方面的大问题，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忠”和“义”是始终如太阳一般悬挂在人物头顶上的，而大多数人物也就莫名其妙地为了这个虚幻的“意义”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梁山好汉之被招安即是最佳的例子。到了《红楼梦》里面，这个意义就几乎不见了，整本小说都显得极其复杂晦涩，为什么直至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喜欢研究《红楼梦》？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原因。并不是所有经典都适合重读的，《伊索寓言》放到今天来看，就相当的幼稚。

有一点必须说明——以上三个特点只是个人的一点总结，代表不了什么，可能有些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这些特点，也可能有些传统的作品已具备了这些特点（如昆德拉所说的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在《庄子》中即有体现）。我的目的是，用这三点做一个大致的尺度，来衡量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小说——波兰作家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的《名望与光荣》。

《名望与光荣》写于二战之后，篇幅浩大，人物众多，涉及到一战、二战和大萧条时波兰的情况，这部小说，从形式上讲，不属于现代主义的作品，它类似于《战争与和平》，主线是三个家族的盛衰，时代背景、人物、情节等都很清晰完整，重要的是，如何从这种传统的形式之下挖掘出现代性的内涵来，以证明，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的特性，是广泛存在于二十世纪小说当中的。

张振辉先生著有一本《20世纪波兰文学史》，在谈到《名望与光荣》时，他说这部小说“更多地是通过各种人物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从侧面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且以回忆、梦幻、意识流等手法展示他们在社会事变中的不同心态，因此这是一部综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种表现手法的成功之作”。这种观点主要是从创作手法或者说是形式的意义上来探讨其现代性，但文学上所谓“现代主义”，肯定不只是诸如意识流之类的创作手法和技巧，它有“精神气质”（ethos）上的内涵，也就是说，在抛开形式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内在的特质将它与传统文学作品区分开来。

为了找到《名望与光荣》在“精神气质”上所具备的现代性，这里不妨拿它和《战争与和平》做一下对比，看有哪些不同，同样是史诗性作品，同样是鸿篇巨制，同样涉及到战争、和平、爱情和家族盛衰，一部写于十九世纪，一部写于二十世纪，肯定有很强的可比性。

首先，是人的孤独。吴晓东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中曾分析说：“现代资本主义在无限扩展了人类外部世界的同时，却在人类自我与世界之间挖掘了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意味着人的自我与世界分裂了，人与世界不再和谐，不再具有一体性。”而此前，这种分裂是不存在的，如卢卡奇所说，荷马史诗时代所体现出的精神是人类自我与世界的整体性，同样，中国的古人也讲究“天人合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裂呢？按照本雅明的意思，现代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侵吞人类自我的倾向，特别是机械复制，印刷机、照相机、留声机、摄影机……人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而非事物的本身。本雅明的见解显然很高明，他死得早，看不到今天的世界，如今，“机械复制”已扩张到了更广大的领域——通过各种传媒方式，假如某明星在演唱会上穿了某种款式的衣服，不出数日，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穿上同样的衣服，人们学习明星的谈吐、风格，靠整容来改变仪表上与明星的差距，于是，“个性”也被无限复制了。有更彻底的，那就是克隆技术，这种技术是机械复制登峰造极的成果，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世界上已没有什么是不可复制的。为了反抗复制，反抗自我、个性的被侵吞，人们只有日益退回到个人的狭小空间里负隅顽抗，“现代人的孤独”由此而产生，所以本雅明说：“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或许这句话有些武断，我们改一改，改成“现代主义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就精确得多了。这方面，卡夫卡是最典型的例子，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很矛盾，他孤独并且惧怕孤独，但同时又担心失去孤独，因为一旦与外在世界融合起来，他就会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他不能容忍自己必须与一个女人朝夕相处，他要保留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以便写作（写作几乎就等于他的生命）。假如拿《战争与和平》和《名望与光荣》做一下对比，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区别来。《战争与和平》里也有孤独，皮埃尔和安德烈都常常感到孤独，但这种孤独并不是作为一种底色存在于他们生命中的，更重要的是沟通，或者说，在很多时候，他们不存在沟通的障碍，因此，即使他们的一生充满坎坷和不如意，也会时时感到幸福的慰籍，这种慰籍即由沟通而来。《名望与光荣》则不同，遍观整本小说，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那种生命个体的恒久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没有哪两个人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包括姐姐与弟弟之间，哥哥与妹妹之间，甚至夫妻、父子、母子之间，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奥拉结了婚，生活在貌似幸福的家庭中，丈夫对她百依百顺，儿子英俊，女儿漂亮，但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对儿子女儿，她都有一种莫明的生疏感，所以她孤独，不快乐；雅努什一直都生活在孤独和郁郁寡欢之中，就更不必说了；最典型的是埃德加尔，这个孤独的作曲家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到了临死的时候，他客居他乡，一贫如洗，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想从中找出某些暖色，最后将思绪落到了妹妹的身上，那时他喉中有肿瘤，已不能说话，哆哆嗦嗦地用笔将心中所想写给妹妹看：“我只爱过你。”但他的妹妹爱尔日别塔看了以后只是漫不经心地一笑，在随后整理房间的时候就将这字条扔进了废纸篓里，这让埃德加尔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正如书中所写的：“健康的人不理解一个临终的人是不会开玩笑，也不会信口胡言的。爱尔日别塔不理解‘我只爱过你’这句话的每一个字下面都蕴藏着某种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这么困难，我们都是孤独的。

其次，意义的消解。与《悲惨世界》一样，《战争与和平》里是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意义的，追求理想的人们为了这个意义而奔走一生，做出各种选择，虽然辛苦，但同时也为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人生意义而感到充实和快慰——这不仅符合那个时代的特色，也符合托尔斯泰的性格，到了《复活》里面，“意义”的作用愈发彰显出来。《名望与光荣》里则不同，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意义悬在上面，因此人物做各种事、进行各种选择的动机都显得十分盲目，比如雅努什，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冷落的贵族家庭里，姐姐嫁到了名门望族里去，父亲对他不好，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爱情，是爱上了定格在年少时舞会上那一刻的阿丽亚德娜——只限于那一刻，阿丽亚德娜衣着华丽，站在楼梯上朗诵勃洛克的诗——也就是说，他爱上的并非真正的阿丽亚德娜，而只是属于那一刻的虚幻、不自然的她。他没能和阿丽亚德娜结婚，虽然他极力争取。由于阿丽亚德娜背叛了革命出逃法国，她心中充满悔恨，已觉人生了无滋味，后来她做了修女，再后来就自杀了。而雅努什也渐渐感到了他与阿丽亚德娜之间的生疏。之后，雅努什参军打仗，与佐霞结婚，这些举动都是无目的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和谁打仗，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娶佐霞（他并不爱她）。到了中年，佐霞死了，他就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回忆当中，并四处旅行，以寻找旧日的足迹——可找到了又能怎样呢？他不知道，所以这也是无目的的。还有他的死，他本可以不死、可以逃走的，但他却急急忙忙地将自己送到了纳粹军官的枪口下，究竟动机在哪里？说不清楚，只是死得毫无意义，后来雅德维加（一个爱他的女人）在回忆他的一生时说：“他的一生只有两次这么赶快过，一次是忙着娶那个佐霞，再有次就是急急忙忙去见那些德国人。”他向来矛盾重重、犹豫不决，可这仅有的两次果断，也是盲目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处在类似的盲目之中，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只好如没头苍蝇一般地生活。有另一种说法，即《20世纪波兰文学史》中的说法，认为尽管书中人物的人生显得缺乏意义，但最后他们都在爱国主义之中找到了生命的归属。的确，无论是雅努什、斯彼哈瓦、爱尔日别塔，还是小一辈的安特克、安德热依、海伦卡，他们在小说的最后都与爱国主义和战争联系了起来，甚至死于其中。但是，我向来就有一个疑问——用简单的爱国主义、青春、热血、牺牲，来作为生命个体的复杂深邃的终极意义，是否合理？爱国诚然是大节，但它不能代替丰富的人生，或者说，人不会仅因为有了爱国的理想，他的人生就再无迷惑了，那只是乌托邦的神话。对于身处现代的人来说，所要消解的，正是这样一些神话，长久地生活在“意义”的压迫之下，人们已不堪重负，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反问：“你说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反映了现代人的这种心理。至高无上的意义导致了另一种独裁，即以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等虚假的旗号来支配他人的人生选择甚至生命，因此，为了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消解意义，反抗独裁。但另一方面，意义的消解也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即如前面所说，它使我们的人生变得茫然、无目的，这很类似昆德拉所谓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失去了意义的重压，我们反而会无所适从。还有，道德作为一种“意义”，一旦被消解掉，失去了其神圣性，会造成什么后果？“相对性的伦理道德”真的可以建立起来吗？

意义消解了，《名望与光荣》的内涵因此而趋于复杂，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简单的爱国主义的层面上。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读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已无法简单、直接地从小说中获取人生的答案，而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发现无目的的表面之下的潜在之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暧昧、不鲜明的特点。

当然，意识流等手法的运用，也为这部小说增色不少，如埃德加尔临死前那一节，他躺在床上时的心理活动描写，有着很浓郁的意识流色彩。最关键的是，通过这些手法，当我们读完整本小说，再做整体性的回忆的时候，出现在脑海中的，已非简单的一幕幕情节，而是幽深的一重重心理意境，人生的孤独、茫然和荒诞已脱离具体的事实而作为一种模糊、持久的意象烙在我们心头了。

传统文学的特点就是具有民族性，重视道德，主张和平等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从古代到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有佛道，儒家等三种思想交汇所形成的精神主体，它能为国人提供为人处事的规范，除此之外，它还衍生出各种戏曲，书法，绘画等具体的文化形式，让后人为之学习骄傲。

一、民族性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可能几架子书都说不完，这足以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之久。从原始社会一步步的进化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从生长在森林里的猿猴到现在能拥有独立思想的人，我们的进步，也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更新。从不同的朝代更替下来的制度和文化，我们能看出每个朝代的文化都拥有着浓烈的民族气息，那些文家大儒都拥有着共同的思想热爱祖国，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传播给后人，写著作，开学堂，背诗文。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严谨态度才能不断地把这种文化精神传播下去。

二、道德教育为主中国非常重视关于人的道德和品行教育。关于家庭的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孝顺，在过去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家能孝顺父母，在外就能为国效力争光，而他们也会听命君王，自然没有人作乱，天下自然也就会太平。在古代并没有很完善的政治制度，他们就会以德代政，以道德的高尚来代替法律制裁。而后面慢慢的又发展成忠、孝的高尚品质，岳飞背后就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被后人敬佩赞赏，这些都是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学上有很多都是具有民族特色，并且他们的文化里面也包含着忠孝义的文化理念，这些文化理念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相传。

矛盾的现实主义小说批判矛头，主要指向的是当时中国刚刚出现不久的资本主义的。如果说左拉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方法观察人身上的生物性和遗传性，对现实进行描写的话，那么矛盾就是用同样理性而客观的方法来观察社会和人生。他的代表作品《子夜》，就是这样一部结构布局宏大，多视角，全景化的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无论是在社会场景的描绘上，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复杂多变的心理描写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但这部小说由于主题先行叙述过于理性化和概念化，虽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成熟的标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小说描写的主题已经变化，这样的作品会逐渐的淡出人们的视野。社会批判小说的主要意义在于当时的社会效应，一旦时过境迁，影响就会日渐消退，这是此类题材小说的必然命运。矛盾是位令人惋惜的小说家。同样是现实主义小说大师，巴金的小说艺术魅力，要比矛盾大得多。

巴金与矛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小说叙述带着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把自己火热的青春激情和启蒙人道主义精神融入小说的文字之中。巴金一方面学习西方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一方面又接受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红楼梦》对封建大家庭的描写，对巴金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对人物的塑造书非常成功的，性格分明，栩栩如生。在小说中，作者的情感真挚动人，无论是爱、恨，都给人鲜明的感受。从整体上来说，激流三部曲无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艺术描写上，都是对《红楼梦》中现实主义因素的现代继承，完全可以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史诗巨作。从激流三部曲的《秋》中，我们可以看到巴金的主观热情已经在文字中比之《家》、《春》有所减少，从激昂到低沉，由热情到冷静。在后来的小说《寒夜》和《憩园》中，格调又由冷峻肃杀转向怀旧感伤，这表明作者在由青年到中年的转变过程中，小说艺术的基调也在不断的变化，由激情澎湃到低沉稳重，表明了作者小说表现艺术日益成熟。

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 2.农业文化 3.血缘文化.

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的和谐。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应互助合作。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强调以义生利，勤劳敬业。义利观构成了儒家经济论理在生产行为方面的价值取向。与以义生利相衬托的是人们的工作态度，早在源点时代一勤劳敬业精神就是令人赞赏的美德，并衍生化为社会共识，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儒家文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追求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利，这就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的更大的优势。

近代文学，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学。

社会原因 中国古代传统体裁的文学，如诗赋词曲等，发展到清中叶，除小说外，如诗、文、词、戏曲等，虽作家作品众多，也在风格流派上彼此竞争，但大都缺乏新的思想内容，因袭旧的艺术形式，日趋衰落，陷于困境。

到了近代，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而同时中国人民也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中，随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1840～185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义和团运动(1862～1900)、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1～1918)的历史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表面化，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到风格流派，都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直接继承发展古代优良的文学传统，特别是清初至清中叶的爱国主义文学传统，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形成新风貌和新潮流。同时，那些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传统文学在新形势下也不断地有所变化和发展。

道光、咸丰朝文学 19世纪中叶前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空前危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洋货倾销，鸦片输入，白银外流，银贵谷贱，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加上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农民和其他各阶层人民更无法生存，阶级矛盾不断地尖锐化。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地主阶级开明派，开始睁眼看世界，厌弃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和盛极一时的乾嘉朴学，而研究“经济”之学,强调“通经致用”的学术;并发出了改革腐朽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文学也突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理论上提出了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反对模拟；创作实践上要求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歌颂广大人民和英雄人物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揭露清王朝及其官僚贵族的昏庸腐朽和社会矛盾，打破了陈腐的面貌，出现了进步的文学新潮流。

这个时期，作家众多，流派竞起，文学呈现繁荣复杂的景象。首开文学新风气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开明派，以及张际亮、汤鹏、姚燮、贝青乔等。他们敏锐地看到清王朝内外严重的危机，积极建议改革内政，坚决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写出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诗文作品。张维屏、陆嵩、朱琦、林昌□等，则从不同角度写了某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诗篇。后来，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都曾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王韬更以一般古文或文言文用之于报章，使古文社会化或通俗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诗文作品，批判封建色彩浓厚的陈词滥调，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这些就是这个时期进步文学的主流。

与此同时，传统诗文也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中兴。“宋诗运动”继承乾隆、嘉庆间的“宋诗派”，以模拟宋诗为贵，由程恩泽、祁□藻、曾国藩倡导，重要作家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桐城派古文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梅曾亮等著名作家，形成了“中兴”的局面。而经学家阮元，提倡以《文选》为范本，实际是提倡骈文，形成与桐城派古文对立的扬州派骈文。在骈、散之间作调和态度的则有常州的李兆洛。他实际也是倾向骈文。这些诗文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就其主导倾向看，是守旧或保守的。此外，词则有“常州派”的发展。周济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主张，有进步意义。但被誉为“倚声家老杜”的蒋春霖的词，内容则多为诬蔑太平天国革命，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小说主要是“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倾向日趋堕落。

同治、光绪朝文学 从19世纪60年代到同世纪末,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相勾结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大致从这时开始得到初步的发展。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战争失败后，举国悲愤，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封建买办阶级如李鸿章卖国投降，但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时出现了相当广泛的改良运动。一部分由官僚地主阶级转化的上层资产阶级，呼吁救亡图存，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康有为、梁启超就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领袖。在文学上的代表作家则是黄遵宪、 康有为、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自觉地使自己的文学为改良运动服务。

在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明确主张。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谭嗣同、夏曾佑曾试作“新诗”，反映了改良派对新思想、新知识即“新学”的要求。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梁启超便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饮冰室诗话》）主张，推尊黄遵宪从理论到诗作实践已为“诗界革命”作了榜样，是推陈出新的“新派诗”。梁启超虽不以诗人自命，他自己的诗实际也是“新派诗”。他的“文界革命”主张，是适应资产阶级“开通民智”、改革语文的维新思潮而提出来的。当时已有人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之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同时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他的散文写作也实践自己的主张,打破一切传统古文的格局,开创了“新文体”。同样的出于改良的目的，他更提倡“小说界革命”（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强调小说对改良社会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政治小说”,宣传政治主张、政治理想，直接为改良运动服务。他更试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虽未完篇,但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作家也曾利用“杂剧”、“传奇”的传统戏曲形式，反映现实政治内容,虽不成功,但也表现着他们对戏曲改良的尝试和努力。

翻译文学的兴起，也是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严复、林纾是这个时期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分别以各自熟练的古文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

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是不足的。传统诗文继续发展。“宋诗运动”的发展，出现了颇有影响的“同光体”；同时出现了拟古的汉魏六朝诗派和晚唐诗派等。常州词派则朝词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发展。“桐城派”古文也出现了黎庶昌等新的作家，并对严复、林纾等翻译文有明显影响。

此外，道光年间诞生的京剧，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繁荣。它进一步吸取地方戏的精华，出现了一些有时代精神的优秀剧目，不少名演员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一个影响深广的重要剧种，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清末民初文学 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清代末年到民国初期，是中国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毅然走革命的道路，积极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腐朽的清王朝，成为广大人民愤恨和斗争的焦点。许多爱国青年，接着先进人物的足迹,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一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留学热潮。清政府迫于危亡形势，也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实行“新政”，废八股，停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外先后产生了许多革命小团体。1905年许多革命小团体的联合，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走向高潮。它和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和斗争。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文学团体“南社”在1909年正式成立，参加者17人，其中14人是同盟会会员，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各种文学形式一时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进步的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诗歌的突出特点和成就，是以南社为中心、以南社诗人柳亚子、高旭、陈去病、马君武、周实等为代表，慷慨高歌民族民主革命。秋瑾则是这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以宣传革命思想为主题的散文，章炳麟取法魏晋古文，青年作家邹容则采取通俗化的古文。小说出现了揭露黑暗、同情革命的曾朴《孽海花》和歌颂革命的陈天华未完成作品《狮子吼》。主张一般社会改良的著名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而戏剧说唱等方面，则有汪笑侬改良京剧，黄吉安改良川剧，春柳社、众化团等文明戏即话剧团体的出现，秋瑾、陈天华等用说唱形式宣传革命，以及一批有革命倾向的杂剧、传奇、乱弹等作品。

这一时期保守的传统诗文，主要在北京活动。“同光体”诗人在北京创立诗社，隐然和“南社”对立。而王国维则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倡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社会，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同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革命进步作家有颓唐悲观的,如“南社”苏曼殊等人。而前一时期的改良派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也与前清遗老们合作起来。这些都表现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近代文学的特点 近代文学区别于传统封建文学有以下的特点：

① 文学的政治性、战斗性，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愈来愈加强和显著了。进步作家和作品，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外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平等而斗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这个时期文学突出的思想内容。从龚自珍、魏源到“南社”诗人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密切与现实政治联系，成为日益明显的历史潮流，反映近代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② 文学的题材和内容，文学反映现实的领域空前地扩大了。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莫不皆然,特别是诗,尤为突出。它几乎无所不包地反映了新世界、新思想、新事物，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意境。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诗都表明了这一点。

③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龚自珍首先突破清中叶以来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统治，成为近代早期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许多散文和一部分律诗绝句，也表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后来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许多作家，都进一步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成为文学界自觉的创作运动。林昌□、陈应昌、贝青乔、黄遵宪等人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特色。

④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宣传的需要，出现了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它们起着前所未有的组织、教育与鼓舞群众的作用。文学的社会作用扩大了，它不再只是案头窗下少数人所用的工具，而是群众的读物。因此，人们自然地改变了对文学的旧观点，产生了对文学的新估价，这是近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变化，这个变化从晚清到民初新文化运动才特别显著。

⑤ 随着题材和内容的扩大，文学的形式、语言乃至风格特征也有了新的变化，一般趋向通俗化。龚自珍大量绝句诗，多采“古绝”体，打破清中叶以来诗歌重格律的束缚,以及后来黄遵宪、梁启超对诗风的改变,提倡诗与音乐结合，使得诗能歌唱，是走向通俗化最有代表性的表现。晚清资产阶级由于开通民智的需要，在文学各方面更自觉地致力于这一点，使文学更有效地为政治服务。

⑥ 由于近代社会迅速的变化以及作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文学发展呈现复杂景象和过渡状态。进步作家的进步性往往表现不彻底，并有前后期的不同。传统派作家也不能避免时代潮流的影响，产生某些可取的作品。新旧派作家都有内容和形式矛盾的作品。新旧派有对立的一面，也有联系的一面。新派对旧形式、旧风格突不破，缺乏艺术上彻底革新的自觉的努力。

近代文学的成就在于它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主流，它的反映现实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和方法，它的语文合一、走向通俗化的探索和努力，为“五四”时代新文学运动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魔幻现实主义指的是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流派。20世纪中期，拉美小说的创作，无论思想内容、艺术技巧，还是结构形式，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作家们不再刻意模仿欧洲的某种流派，拘泥过去某种固定的文学模式，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拉美大陆的现实。拉丁美洲自然环境优美，资源丰富，地域辽阔，然而经济不发达，政治腐败，教育落后，人民还处于贫困之中。同欧洲和北美相比较，拉美作家的思想感情及民族自尊心受到深深的刺激，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侵略，军事独裁统治，反动落后的大庄园制和充斥城乡的贫困、愚昧，是阻碍拉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他们通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来表达他们的这种认识，揭露拉美的现实，启迪人民的觉悟。他们认为小说创作在观念、表现手法和结构形式上必须来一次革命；要表现瑰丽多姿的拉美大自然和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社会现实，就必须认真发掘本大陆、本民族的传统意识、神话传统、民间故事、宗教习俗等一切可以表现民族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创立全新的拉美式的小说。

魔幻现实主义是通过“魔法”所产生的幻景来表达生活现实的一种创作方法。魔幻是工具，是途径，表现生活现实是目的。用魔幻的东西将现实隐去，展示给读者一个循环往复的、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相混合、主客观事物的空间失去界限的世界。小说创作继承发扬了拉美大陆古印第安各族文化(传统意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习俗)的传统，极富民族特色，成为当代颇受人们关注的一种文学现象。

“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首先在拉丁美洲使用“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人是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1906年生)。1948年，他在委内瑞拉的文学与人中说：“在故事情节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就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神秘看法。对现实或者是富有诗意的猜测，或者是富有诗意的否定，在没有找到更确切的表达方式之前，姑且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4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的某些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尽管已经被拉美某些作家应用，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是朦胧的。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在他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1946)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地道的、拉美式的专制暴君形象。古巴作家卡彭铁尔(1904—1980)在他的人间王国(1949)序言里也提出了“整个美洲的历史就是一部神奇现实的编年史”的著名论断。

魔幻现实主义作为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流派，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1918—1986)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1955)。小说写一个破落的庄园主之子佩德罗·帕拉莫由一个负债人变成一方巨富。他软硬兼施，巧取豪夺，把别人的土地全部归己所有；他抵赖债务，偷移地界，甚至谋财害命，用尽种种卑鄙恶劣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个墨西哥恶霸地主的典型形象。在结构上，作者打破了时间顺序和空间界限，时间顺序随意颠倒，出现了不少倒插笔，倒插笔中又出现倒插笔，一连串的倒插，中间又回到人物当初的对话。对这些倒插笔，作者并没做任何时间上的和空间上的衔接交待，全靠读者自己去理会。作者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事件都放在同一个画面上来描写，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实到魔幻，从生前到死后，常常重叠在一起，在同一个场景中出现。

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魔幻现实主义形成热潮。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为标志，魔幻现实主义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拉美小说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拉美自己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小说。

江南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格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素，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作者在坚守高贵艺术性的同时，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叙事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江南三部曲分别是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1] 。

格非三部曲是作者呕心沥血十余年，深入思考并描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知识分子等问题的系列作品的三部曲。前两部，《人面桃花》写的是民国初年的知识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而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

思维方式虽然封建，但表现的十分内练。传统的中国人朴实，写的东西大多是用自己生活的一些琐事，来诉说当时的民情，政治像鲁迅笔下的“啊Q"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另外再远一些可以说到，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他的东西一样是以写小人物，来诉说当时的政治，民风但不同的是。只是古人的表现手法更为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