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题材小说名词解释

所谓乡土小说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也指“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

“影”，即电影，“视”，即电视。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把绘画与戏剧、音乐与雕塑、建筑与舞蹈、风景与人物、视觉形象与有声语言联结成为统一的综合体。 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从高度综合的角度对生活作出反映，把一个富有艺术的真实世界的情景呈现在欣赏者的面前，而其他艺术很难做到这一点。 第二，综合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使其所创造的银幕形象，成为建立在时间与空间交叉点上的艺术形象。电影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都以人和人的灵魂、人的感情为研究对象和描写对象，具有叙事性。它既常借用文学手法来表现人物，反映生活；又采用文学的基本工具——语言艺术来刻画人物形象。所以，这种文学样式兼有电影性和文学性。 电视，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比电影产生的时间约迟三十年。“电视文学”之称，同“电影文学”的名称一样，因文学剧本的出现而得名。电视文学与电影文学比较，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 （1）电视的审美媒介是“屏幕”，而电影是“银幕”。 （2）电视是用摄像机将被摄体拍摄在录像带上，经过较简单的工艺，即可制成电视片。而电影，是用摄影机先将被摄体拍摄在条状胶片上，然后经过洗印、剪辑等工艺过程，制成影片。 （3）电视的欣赏方式是家庭欣赏方式，而电影却是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由于以上三个差别，致使电视、电影在篇幅长度、题材容量等方面都不同，但用文学反映生活的特点却是相同的。 艺术表现手法 从描写人物形象看，小说常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或夹叙夹议的方法，对人物的身世、经历、性格特点、心理活动、爱好习惯等方面进行介绍剖析，而影视文学常用人物的动作、表情、举止、行为、语言等来表现，文字讲究形象化和具体化，很少由叙述者直接出面作客观描述，因为夹叙夹议的文字难以转化为视觉形象。在描写上，小说、戏剧可以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描写，而影视文学却不允许作过长的心理描述，只能用高度浓缩的简洁的性格化语言。从艺术表现方法看，影视文学常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平行交叉式。 即将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地点发生的事情交替连接起来，相当于记叙中的“平叙”。 2.对比式。 表面上与平行式相似，但它不是同时发生的事的组接，而是两件具有对照作用的物象或景象的组接，以造成鲜明、强烈的对比。 3.擒纵式。 故意通过暗示让观众估计下一步发展必在意料之中，结果恰恰相反，使观众出乎意料。 4.对话式。 将上一个镜头某一个人的对话，巧妙自然地连在下一个镜头另一个人物的对话上，使之衔接自然，浑然一体。 5.象征式。 将前后两个镜头画面处理得相似，然后加以连接，产生象征意义。 6.渲染式。 把众多性质相同的镜头，积累起来，然后组合，形成一种特定的氛围。 7.细节连接式。 通过单一突出的形象、生动的细节来实现转换，推动情节的发展。 8.音响连接式。 以音响为媒介来连接不同的画面。 9.音乐连接式。 以音乐为媒介来连接不同的画面。 10.画外音连接式。 即用画外音来连接不同的画面。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引导解说式，一种是内心独白式。 影视文学的特殊表现手段 根据拍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固定镜头和运动镜头。特别是要了解运动镜头中的“推、拉、摇、移、跟、升、降”等拍摄方法。由于不同的拍摄方法的运用，便能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不同的景别，在影片中也需要不同的艺术手段。如：远景——指拍摄全身人像及人物周围广阔的空间、环境、自然景色或场面，主要用于交代环境和气氛。 全景——拍摄人物与其周围环境或自然景色，表现一个景的全部。 中景——表现人物膝部以上的活动情形的景，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近景——表现人物胸部以上的活动情形和面部表情的景。 特写——指两肩以上的头部活动，或突出地把所要强调的“物”占满银幕或屏幕。 电视文学作品是涵盖所有用电视手段来表现文学形式的荧屏声画作品，包括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电视报告文学等。它最为突出的外在特征是语言的形象化，即既把文学语言表现的对象转化为可感可见的画面形象，又忠实的还原文学语言。它显著的内在特征则是具有联想性，即在触目可见的声画形象背后富有想象的内涵。因此，在电视节目中，电视文学作品属于相当另类、也无疑是独特的的节目。而其中，电视诗歌散文又是最有代表性的电视文学作品。 一般言之，电视诗歌散文就是文学样式的电视化，即以电视屏幕表现诗歌散文抒情写意意境的电视文学样式。电视诗歌散文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指文学诗歌散文的电视化表现，它把文学形式的格调、品性和意境用电视特有的艺术手段加以反映，造成动人的艺术魅力。早期的《荷花淀》（散文）、海的向往和《雪梦》（诗），近年的妹妹，永远的遗憾、我看见了大海、残荷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创作。二是指电视表现内容用散文的方式，形式比较灵活，追求意境营造，画面优美动人，后一类形式也可以归类为艺术片的某种类型，但也可以归总为电视诗歌散文。如雾失楼台和朝阳与夕阳对话等。 由于电视诗歌散文是文学和电视手段的结合，因之其艺术表现特征是独特的。电视散文的独特性在于其表现上的"散"，以灵活跃动的声画形态造就文学意境；而它的内质则是"聚"--神聚。它和文学诗歌、散文的相通点更多，就是飞扬灵动，神思凝练；而比起其他电视文学形式来，抒情色彩更为浓郁，意境追求更为显明。 1．什么是影视文学？ 所谓影视文学是指通过广播电视声画媒介，以听觉和视觉传达设计为着眼点，运用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结构情节、塑造形象、营造氛围、抒发感情，给受众以文学审美情趣的文学类型。 2．影视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如何？ 从本质属性来看，影视文学首先是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样式，因而它同其他文学样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和共同规律；同时，由于影视文学借助于影视传播媒介，因而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影视媒介特点。影视文学可以说是古老的传统文学与新兴影视相结合的产物。 3．影视文学形成过程怎么样？ 文学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学的样式和类型迭经变迁，由简趋繁，但其表现手法基本是单一的，即运用文字的手段，以文学语言为媒介塑造形象，这种表现手法主要作用于欣赏者的视觉器官，是一种平面的接收与解读的形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电子技术的发明。电影在从无声转向有声之后，便脱离了它以活动的影像组合来反映现实的幼稚阶段，取而代之的是以蒙太奇的叙述方式进行创作的理性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与传统文学样式完全不同的新型文学样式－－电影文学便应时而生。 电影文学融合了文学与电影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门类彼此的优长之势，既有“读”的优长，又有“看”的优长，既可作用于欣赏者的视觉，又可作用于欣赏者的听觉。这是以往任何传统文学样式所不具备的。几乎与此同时，广播也借助于无线电波的传送和机械录制的手段，运用声音来叙事，诉诸人们的听觉。广播的这种表现方式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作用于欣赏者听觉的“戏剧”－－“广播剧”。广播剧的出现，标志着传统文学与广播结合从而产生了新型的广播文学。电影文学和广播文学的产生为电视文学的产生准备了基础。电视文学吸取了电影文学形象直观、直接诉诸欣赏者联想的表达方法，形成为具有独特性质的新型文学样式。 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 影视文学即电影、电视的文学剧本。基本特征主要是：视觉性、动作性和蒙太奇结构。 视觉性，即指影视文学剧本用文学所描写的形象能够鲜明地体现出视觉形象，具有具体、实在的视象性。 动作性，即影视文学剧本对人物的描写是具有清晰、丰富的动作的描写。 蒙太奇结构方式，即指影视文学剧本把许多内容不同、场景各异的画面，按照创作的意图予以组接，使之产生连贯、对比、联想、衬托、悬念和节奏等艺术效果的特殊结构方式。

所谓乡土小说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也指“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

寻根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基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写实主义:

这是一个在艺术创作尤其是绘画、雕塑和文学、戏剧中常用的概念，更狭义的讲，属于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塑的范畴。

无论是面对真实存在的物体，还是想象出来的对象，绘画者总是在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而不是抽象的符号。这样的创作往往被统称为写实。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就叫写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或者大致可称为具象主义）相对的概念是抽象主义。

马原的“原小说”

马原式的形式感、叙事方式、语言形式在中国当代小说界变得光彩夺目。马原以他的文本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小说”这个概念，他试图泯灭小说“形式”和“内容”间的区别，并正告我们小说的关键之处不在于它是 “写什么”的而在于它是“怎么写”的。他第一次把如何“叙述”提到了一个小说本体的高度，“叙述”的重要性和第一性得到了明确的确认。

马原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当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他第一次在实践意义上表现了对小说的审美精神和文本的语言形式的全面关注，并把文学的本体构建当作了自己小说创作的绝对目标。虽然，在中国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形式主义”并不是一个肯定性的正面范畴。但是马原为“形式主义”翻案、正名的决心非常坚决。他意识到“形式”是一个突破口，它最具有“视觉”效果，最能够以感性而直观的方式回应人们对“现代性文学”形象的期待，也最能够摆脱与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因此，把“形式”极端化而上升为“形式主义”是马原最重要的文学策略。正是借助于极端的“形式主义”，马原的小说具有了“先锋性”，它不仅与传统的文学截然有别，而且与其时大红大紫的新时期主流文学也格格不入。用李劼的话说“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向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传统的审美习惯作了无声而又强有力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乃是先锋文学最具实质性的成果。这种形式主义小说的确立，将意味着中国先锋文学的最后成形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最后完成。”[⑧]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不免有点夸张，但是在那样的时代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文学界对“现代性文学”普遍的焦虑和狂热的期待中，马原正是那个想像中早该来到的“果实”，尽管有点青涩，尽管有点“难懂”，但是大家还是如获至宝，觉得非常解渴。――这就是告别了旧时代的现代性的文学，这就是自由的独立的文学，这就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这就是脱离了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文学，这就是走向世界的文学，这就是我们所追求和需要的文学。总之，马原提供了关于“现代性”文学的“样板”，回应了“什么是现代性文学”的问题，也满足了那个时代关于“现代性文学”的所有想像。他是当之无愧的“文化英雄”，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马原自己也难免洋洋得意，“先锋小说实际是继承了西方小说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的现代派运动，就是小说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是小说形式和观念上的一场革命”[⑨]。

马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仅仅把“形式主义”停留在形而上和观念层面上，而是力图把“形式主义”落实到“技术”和“操作”层面上，这就使得马原式的先锋小说不仅“好看”，而且还具有了表演性和示范性，这对于急于摆脱旧的文学枷锁，而又对新的文学图式感到茫然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马原不仅展示了什么是“现代性”的先锋文学，而且还教会了人们如何去实践这种先锋文学的方式。“怎么写”是马原小说形式主义话语的核心。他对“叙述”的发现和强调，对虚构的重视，都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文学观的诞生。在这种文学观中，“写什么”变得不再重要，与“写什么”有关的在中国主流文学理论中有举重轻重地位的真实性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生活的源泉问题等等都逐步被消解了。而“元虚构”、拼贴式结构、语言的自我指涉、神秘性和偶然性的风格等“技术”性因素开始上升为小说的主体，中国新时期文学从此开辟了一条“另类的线索”。

七月诗派:

“七月诗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的文艺期刊七月而得名。它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存在最久的一个诗歌流派。

1937年9月11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学周刊在上海创刊。取名“七月”，编者是要让读者不要忘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月，立志把宣传和鼓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这个刊物的光荣使命。以后，胡风先后主编了七月周刊（上海）、七月半月刊（武汉）、七月月刊（重庆）、《希望》月刊（重庆—上海），并主编了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和七月新丛三套丛书。从广义上说，凡是在这些刊物和丛书上发表过诗作的作者，都可称为“七月诗派”的诗人。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末期产生的诗歌流派，他们更直接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有更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灾难。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这是特别注重是个本身价值的一群，如其代表诗人辛迪所说“我的是宁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也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他们要求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在艺术和现实之间求得平衡；他们还追求个人与时代的融合，主张必须以血肉的感情书写思想的探索，首先是思想自己，思想希冀与一切社会历史生活的严肃关联，既要有凝聚的沉潜德育深切的个人投掷，又要有全局的把握和超人的目光。;

朦胧诗派：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西游记》【明】吴承恩

《三国演义》【明】罗贯中

《水浒传》【明】施耐庵

《红楼梦》【清】曹雪芹

沈从文在1926年至1928年的早期创作中，主要结集。有《鸭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合集，蜜柑、好管闲事的人、《老实人》、雨后及其它、呆官日记、《阿丽思中国游记》等，是其稚嫩的习作阶段。30、40年代是其创作成熟丰收的阶段，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神巫之爱》、旅店及其它、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等。其中柏子（1928）是他成名的第一篇小说。

短篇：柏子、阿金、《萧萧》、丈夫、龙朱、

《月下小景》、会明、《灯》、旅店、菜园

中长篇：《边城》《长河》

乡土文学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

农村生活小说是以农村的现实、历史和农民的生活为题材范围的小说。这类小说通常描写独具特色的农村环境，农民的劳作、斗争、心理和民间生活习俗，刻画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而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的命运、理想和追求，揭示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动向、经济形势、阶级对立和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凸显农村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某些本质、歌颂农民的优秀品质和艰苦创业精神，也暴露其特定生产方式和认识范围的局限性。

两者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乡间生活为载体进行创作，后者则是完全描写农村农民的生活。

路遥的作品

很不错的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

喜欢!

特别喜欢《长恨歌》，三恋也不错，源于母爱的更加深刻吧！你有什么想法？这些文章我认为分析的很好，也用来共同欣赏吧：

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长恨歌"前几十页我不喜欢。感觉中，王安忆是在和张爱玲较劲。她的写作独白是：你张爱玲能写，我也能写；你写得好，我写得绝不比你差。然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上海人，是活的，传神的，是她用敏锐的五官切实感觉来而后轻松挥洒出的，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上海人，是她坐在黑漆漆的斗室中，凭借电影、图片、听来的故事和一些文字记载开展想象，然后将想象蘸上干乎乎的墨水，使劲挤呀挤地"挤"出来的。她依赖的是她的勤奋、毅力和刻苦，依赖的是她丰富的想象力和感觉。她是在用想象与感觉堆砌，靠堆砌来"硬写"、"死写"、"愣头愣脑"地写......她写"弄堂"，写"流言"，写"鸽子"，一写就是好几页，"咬 住"不放，写得实在很笨。

要不是"长恨歌"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想我是不会继续看下去的。

然而，幸亏我继续看下去了。继续看下去后，我的看法完全变了。

"长恨歌"是写前国民党要员的情妇王琦瑶几十年来的生活。通过王琦瑶写了几十年历史，或说通过几十年历史写了王琦瑶的命运。王安忆笔下的历史不是我们通常习惯于关注的与重大政治事件紧密联系的历史，而是作为时间的历史。她极力渲染的是各历史时期迷漫于空气中的不同气味、不同氛围、不同的来自感官的特征，她努力准确捕捉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特定个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赖、趣味取向。由于投向历史的视点不是政治，不是历史变迁中存有的政治成份，而是作为时间、年代的历史，历史中的个人，故而，她笔下的历史与个人显得特别平实，真切，贴近，两者的交融也因之更和谐，从而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饱满、浑厚感。"长恨歌" 确实写出了作为年代的历史，写出了存在于历史中的个人。

我觉得，王琦瑶这个人我认识，严家师母、毛毛娘舅我也认识，他们似乎就住在我童年、少年、青年时上海住的那条弄堂隔壁。这些遗老遗少身上散发出一股樟脑丸气味。他们是躺在旧时的记忆上活过来的。"旧时"，是他们家中不太打开的箱底压着的几件曾经漂亮过的西装与旗袍。他们彼此靠着对这种樟脑丸气味、"西装、旗袍"气味的记忆、嗅觉、感情走到一起的......

王安忆之所以看中王琦瑶这个人物，写她，是因在她身上看见了一份怆凉。一份逼人的、摆脱不了的怆凉。这份怆凉与其说来自命运来自历史变迁，不如说来自生命本身；与其说来自王琦瑶，不如说来自王安忆自己。这份怆凉是王安忆人到中年对生命的感悟，是对美好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挽歌、一声叹息。"长恨歌"最大的成功正在于以冷静的旁观角度叙述了这份实在的、透自骨髓、挥之不去的怆凉。

王安忆的感觉很好，想象力很好。而且，她的感觉和想象很特别。她的感觉、想象常常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抒发与接收，而是理性的断语。理性归纳过的感觉与想象所能拥有的空间应该很有限，但在王安忆那则泉涌不息，无穷无尽，被用得层层叠叠。在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觉她的刻意、堆砌、笨拙感觉得不耐烦，感觉得有点累时，又不得不叹口长气，无可奈何、心服口服地承认她的感觉、想象独特且准确，承认她的感觉、想象是她脑中流出的，信手拈来的，承认这是她的风格，至少是"长恨歌"这部小说的风格－－就像"长恨歌"的一个"记号"。

补充一句，"长恨歌"那些堆砌而成的"硬写"、"死写" 看惯了倒也看出了味道，看出了合理性，尤其结合故事、人物一起看(故事叙说，人物心理捕捉，向来是王安忆的强项) ，甚至觉得它们必不可少，觉得正是它们使这本书厚重起来的。

还得略谈"长恨歌"的不足。比如说，关于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比如说，王琦瑶被长脚杀死...... 薇薇这个人物可有可无，没有也许更好。作者想通过青少年薇薇写出那个年代，可薇薇没写好那年代也没写好。明确让人感到的，只剩作者写微微的用心(又一个刻意)。王琦瑶为什么会死？作者想以她的死来加强悲剧效果，加强她身上存有的那种怆凉感。然而，王琦瑶身上的怆凉感不是靠死来突出的，而是靠活，靠她怎么活下去怎样活出怆凉来。长脚杀王琦瑶杀得莫名其妙，杀得太戏剧化，这一杀，将一本沉甸甸的书、将一个严肃的作家，"杀"出了一些轻浮、杀出了一些稚嫩。

然而，"长恨歌"纵有再多的不足，一切不足在她获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都显得不重要。

"长恨歌"不可取代，王安忆不可取代。

作家简介：

中国当代著名中年女作家，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其母茹志娟亦是作家，可谓家学渊源，但我更喜欢后者的作品。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以上海为背景，如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她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一段旧事娓娓道来，很有女性的细致感。但也嫌有些絮叨。对细节很执着，总是不厌其烦地从头讲起。她的作品中，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较短的长篇，叫《米尼》，大概是写一个有偷窃癖的女孩子，很有意思。（宇慧 2000，1，21）

自然资料：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集），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忆便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众的注意。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大陆自文革后生活的转变。然而，当时的王安忆，与大陆许多已而或正要走红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总好像缺了点甚麽。

举例来说，《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馀，却不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来得令人惊心动魄；写情欲荒原里男女间挣扎的「三恋」故事，则又缺少了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而她的其他长篇，如《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万语，却被批评为「流水账」。及至九十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随后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像家国历史的能力。

既是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经描述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徵，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而《纪实与虚构》可说是集三者的大成。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李锐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於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於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最后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事实上，小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双数章节的母系历史，且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显示母亲的血源乃来自北魏时的蠕蠕族，并由此开始，王安忆刻划出一篇家族兴衰史。

到此，《纪实与虚构》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小说版。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

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细致和属於女性的笔触，具体描写弄堂的一切。

事实上，在王安忆发表了《长恨歌》后，便有学者或文学评论将之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试想像着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华民国的上海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一群曾经过着声色的男女，如何在夸张禁欲的政权里，度过馀生。

当然，王安忆的《长恨歌》并非全没有缺点，其缺点亦正如其优点，就是《长恨歌》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意即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的创意，非常流畅的将别人零碎描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全面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当然，客观来说，王安忆的描写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显出其驾驭长篇巨著的能耐！

浅谈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

不像小说的小说

一九九六年，王安忆发表了头年完成的姊妹们，接下来，一九九七年发表蚌埠、《文工团》，一九九八年发表《隐居的时代》，到一九九九年，在与《喜宴》、《开会》两个短篇一块儿发表的短文里，她明确地说：“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这期间王安忆还在写着另外不同类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忧伤的年代》和断断续续进行着的长篇《屋顶上的童话》，等等。这些作品不仅与上述一组作品不大一样，而且各自之间也差异明显。这里我们暂不讨论。且让我们只看看那一组不少人觉得不像小说的小说。

为什么会觉得不像小说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忆就清楚地表达了她小说写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这“四不要”其实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因为她不要的东西正是许多作家竭力追求的东西，是文学持续发展、花样翻新的趋动力。我们设想着却设想不出抱着这一理想的王安忆会走多远。现在读王安忆这些年的作品，发觉我们这一设想的方向错了。小说这一形式，在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本身已经走得够远了，甚至远得过度了，它脚下的路恐怕不单单是小路、奇径，而且说不定已经是迷途和险境。所以王安忆不是要在已经走得够远的路上再走多远，而是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创新这条狗”在多少创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后退，返回小说艺术的大道。

于是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免要发生了。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生活的形式)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从“我们的村庄”，还有“我们团”、“我们”暂时安顿身心的城市、“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找到了什么?

理性化的“乡土文明志”

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文学，从它初生之时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现代文明的文学，它的发起者和承继者是转型过来的或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学促进国家和民族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化并表达个人的现代性意识和意愿的方式。今天回过头去看，在这样一种主导特征下，新文学作品的叙述者于诸多方面就显示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就是这种一致性，构成了今天被称之为“宏大叙事”的传统。举乡土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诸多作家在描述乡土中国的时候，自觉采取的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和态度，他们的眼光都有些像医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们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到这一片乡土在文明之外。其实他们之中大多出身于这一片乡土，可是由此走出，经受了文明的洗礼之后，再回头看本乡本土，他们的眼光就变得厉害了。不过，在这一叙事传统之内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描述了本乡本土的形态和情境，倒不如说揭示了现代文明这一镜头的取景和聚焦。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乡土生活，对本乡本土怀抱着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当他们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并且只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这一片乡土的时候，他就变得不能理解自己的乡土了——如果不能从乡土的立场上来理解乡土，就不能理解乡土。

所以并不奇怪，我们的乡土文学常常给人以单调、沉闷、压抑的印象。民间的丰富活力和乡土文明的复杂形态被叙述者先入为主的观念遮蔽了，被单纯追求现代性的取景框舍弃了。不过仍然值得庆幸，所谓“宏大叙事”从来就不可能涵盖全部的叙述，我们毕竟还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乃至赵树理的北方农村，这些作品毕竟呈现出主导特征和传统控制之外的多种有意味的情形。

说了这么多，本意只是为了以一种叙事传统与王安忆的小说相对照，这一对照就显出王安忆平平常常叙述的作品不那么平常的意义来：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发现了或试图去发现乡土中国的文明；而若以上述叙事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乡土是在文明之外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显然更容易理解后一种文明：西方式的，现代的，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外来文明，而对于乡土文明，却真的说不上知悉和理解了。

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情形中，王安忆的小说成为一种不被视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载体，成为一种探究和理解，一种述说和揭示，一种乡土文明志。你知道姊妹们是怎样开篇的吗?“我们庄以富裕著称。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这‘青砖到顶’的村庄。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这样的作品相比较，张炜的胶东乡村生活回忆录把一种自然的、野性的民间生命力张扬得淋漓尽致，它的背后是一种抒情的态度，那野歌野调的唱者不仅投入而且要和歌咏的对象融合为一；王安忆的淮北乡土文明志则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因而也是隔开一点感情距离的。这样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淘洗和教化的乡土文明，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有着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可是必须细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规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诗情的，可在它的沉闷之中包含着理性。”立基于这样宽厚、通达、有情的认识，姊妹们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乡村少女写得那么美丽活现，又令人黯然神伤。

“两种文明”的奇遇

王安忆甚至发现，在被普遍视为保守的、自足性极强的乡土文明中，其实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和强大的洇染力，譬如对并非出自这种文明的人与事的理解和融汇。《隐居的时代》写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农村的医生。王安忆在文中说，“当我从青春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你看接下来描述的“两种文明”的奇遇：“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 。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着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隐居的时代》还写了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写了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质质。”

《文工团》也写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挣扎求存的能量左冲右突，却总是不得其所。“文工团”是革命新文艺的产物，可是“我们这个地区级文工团的前身，是一个柳子戏剧团。”新文明的团体脱胎于旧文明的戏班子，譬如说其中的老艺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土根性，他们代代承传的老做派，将怎样委屈求全地适应新文艺的要求，而在历经改造之后却又脱胎不换骨?这个由老艺人、大学生、学员、自费跟团学习的等带着各自特征的人员杂糅组成的文工团，在时代的变幻莫测中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终于撑持到尽头。

“我”隐退到“我们”

现在，让我们回到与王安忆这些小说初逢时的印象。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说的传统规范和通常的构成要素、构成方式于不顾，作者就好像日常谈话似的，把过往生活存留在记忆里的琐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细节，絮絮叨叨地讲出来，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来越惊异，那么多不起眼的东西逐渐“累积”(而不是传统小说的“发展”过程)起来，最终就成了“我们庄”和自由、美丽地表达着“我们庄”人性的姊妹们，就成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们”初涉艰难世事的少年岁月，就成了文工团和文工团执着而可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发展”使小说的形态时间化，而“累积”使小说的形态空间化了，开始我们还只是认为叙述只是在不断填充着这些空间：“我们庄”、文工团、隐居者的藏身之处，后来才惊异地看到这些空间本身在为叙述所建造的主体，那些人事细节就好像这个主体的鼻子、眼睛、心灵和一举一动的历史。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大大得力于一个亲切的名之曰“我们”的复数叙述者。“我们”是扬弃了“我”——它往往会演变成恶性膨胀的叙述主体，严锋在《文工团》的简评中说，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到处可见一个矮揉造作的叙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顾影自怜，或故作冷漠，怎一个“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并非消失了，而是隐退到“我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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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会写小说，首先要弄懂什么是小说?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概括：即运用形象思维，通过 情节、细节，越过时间、空间，调动环境、场景，塑造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反映丰富的社会 生活，以及隐蔽地显示代表作者世界观的主题思想。�

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

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情节一般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有的包括序幕、尾声。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小说按照篇幅及容量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说（小小说）。按照表现的内容可分为神话、科幻、公案、传奇、武侠、言情、同人、官宦等。按照体制可分为章回体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自传体小说。按照语言形式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

小说与诗歌、散文、戏剧，并称“四大文学体裁”。

小说刻画人物的方法：心理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外貌描写、神态描写，同时，小说是一种写作方法。

一个老土，一个质朴

乡土小说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也可以指的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

扩展资料：

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明其艺术魅力的，是鲁迅。但是，无论是鲁迅还是那些后来被称为乡土作家的青年作家，在20年代初、中期都不曾明确使用过“乡土文学”或“乡土小说”的概念，更未以此相标榜。

最早将这批作家回忆故乡、抒写乡愁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的，是鲁迅1928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导言中。后来人们便沿用这一概念指称这一时期的这批作家的创作。

这个名词解释如下：

1楼的人已经回答了些、

历史演义：小说体裁之一。由宋代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元末明初出现这个名称。“讲史”原是宋代说话四家之一，以说讲历史故事为其特点。其篇幅较长，或取材正史而作不同程度的虚构，或取材野史传说。故事内容侧重於朝代兴亡和政治军事斗争。宋代讲史话本形式上虽分卷分目，但段落标题不甚分明。元代的讲史话本分段及标题比较明确。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已分回(则)，并用七言单句标题，这是章回小说“回目”的早期形式。以后的演义小说则都采用章回形式。明代是演义小说繁荣大盛的时代，而《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是这种繁荣的起点。讲史小说发展到后代为何叫作“演义”，一般认为是由俗到雅的变化。“演义”一词出於晋代潘岳西征赋，是援引古事，敷陈其义而加引伸的意思。明代演义小说题名上常标明“按鉴演义”或“演义按鉴”，以忠於历史相号召。同时又在题名上常标明“通俗演义”，则说明敷演历史故事。但万历年间出现的徵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却是写万历间事，这里“演义”概念已扩大，非专指敷演古事。

历史演义小说指的是敷演历史故事的古代长篇小说。历史演义小说是从宋元话本中的讲史发展而来的，《三国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其他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演义小说包括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也就是《东周列国志》；还有相传也是罗贯中所作的残唐五代史演义等。

【通俗小说】是小说的一大题材类型，它是满足社会上最广泛的读者群需要，适应大众的兴趣爱好、阅读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创作的一类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指的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一类作品。

新历史小说是一种产生于90年代，以新历史主义为其主要历史观的文学形式。传统的历史主义在承认客观历史事实存在的前提下，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认真的研究考察，最终完成对于历史真相的真实还原，即我们所阅读的历史是完全真实可信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也承认有客观历史的存在，但这些理论家们却认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不可能真正地达到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

历史体裁小说

以古代的事迹写的长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