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创作特色

特色就是YY 就是人的理想化 使人感觉很痛快 使人更有娱乐休闲的感觉

浅析沈从文《边城》的艺术特色

沈从文的《边城》是一篇具有浓郁的湘西地方色彩的中篇小说。其人物形象描写写意传神，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思想独异，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物——翠翠是美的化身，爷爷是善的化身。船总顺顺、天保、傩送也都具有鲜明的形象特色。结构上寓严谨于疏放、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而且在小说中弥漫着令人落泪的爱情悲剧和象征意象，其结尾也令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无奈和感伤。

【关键词】：

沈从文 《边城》 艺术特色

【正文】

写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寄寓着沈从文“爱”与“美的美学”理想，是一部洋溢着浓浓湘西乡土味、乡土情的佳作。作者以清丽的笔触，以湘西小城茶垌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悲剧。小说达到了乡土风俗、人物命运、人物形象三者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界。本文主要就小说的艺术特色陈述一些粗浅的体会，不到之处，还请老师批评指正。

一、 写意传神的人物形象描写

翠翠是《边城》的主人公，也是《边城》的魂之所在。她是湘西山川灵气化育而成的自然之女，天真、纯洁、活泼、柔情似水。“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麑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来完成任务了”。（1）翠翠的性格特点还体现在她的爱情故事中。对爱情，翠翠忠贞不二，知道自己对傩送心有所属，所以当天保托媒求婚时，便干脆的拒绝了;当傩送出走后，她坚强的撑起了渡船，痴心的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

翠翠的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可以说是集“优美、健康、自然”于一身，是美的化身。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麑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洞庭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老船夫——翠翠的爷爷，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守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2）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从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有着重义轻利的古道热肠。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疼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营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份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件事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3）后来，士兵死于暴雨，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头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爷爷这个阅尽人世、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他？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历史的脚步中去了？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4）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他虽然家境富实，却不因此而盛气凌人，能够常常体恤穷苦人，慷慨好施、正直豪爽，送给老船夫鸭、粽子等。他的俩儿子虽然分别因为翠翠离开了他（天保溺水而死，傩送出走），可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丧葬了爷爷并主动要求照顾翠翠。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佞小人的隐显奸诈；多了一副俩里人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针正道直行的品德。

船总的大儿子天保，是个标准的大老形象，他为人处处像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做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5）对于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计的：“若事情弄好，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楠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让人觉得他很实在，它具有经商的头脑，大老托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的对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6）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船总的二儿子傩送，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他和哥哥同时钟情于翠翠，可两人并没有互相伤害，有的只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他深夜去山上为翠翠唱情歌，可见他也具有诗人的气质，这一点与作者沈从文很相像。

所有的人物形象，在作者的笔下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作者以韵味隽永的笔墨，赞颂了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优美的人生方式和生命形态，表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价值取向。

二、 独特的结构特色

《边城》全篇21节，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逐步展开，立主脑，减头绪，使情节集中，单纯;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个钟情于翠翠作经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作为纬线，生出变化的波澜，推动故事又节奏地向前发展。同时，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作明线，以王团总想让傩送当自家女婿而生出事端作暗线，这样经纬交织、明敏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的结合起来。小说的结构可以说是寓严谨与疏防、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

从叙述的层面来讲，《边城》的故事显出一种“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这主要应从作家采用的“反复叙事”等叙述方式来探讨。“起伏很小，有时完全散文化了，没有高潮，没有戏剧性的场面”，这是八十年代学术研究对《边城》评述。《边城》“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确实存在，这种倾向使读者不容易把握故事的总体脉络。这种倾向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这主要是由于作家采用的叙述手法和语言风格所致。比如，作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究竟纳入了多少非情节内容（细节描写、内心独白、抒情议论等），还有就是作家对待时间、空间的态度，这具体牵涉到叙述中插叙、补叙、倒叙的采用以及是否对故事进行了时空交错的叙述技巧。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小说“散文化”。

小说的“散文化”是摆脱古典小说单纯叙事的有力方式。在“散文化”过程中，由于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抒情议论性文字的增加虽冲淡了小说的故事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内蕴，特别是抒情和心理描写的增加使小说愈来愈诗化。另外，在时空上的自由操作也使小说在意义上断裂、模糊，更多地增加了小说的诗味。而结合沈从文的《边城》，导致其小说散文化、诗化的一个明显的叙述手法是“反复叙事”。反复叙事主要是指一个句群中主语模糊不清、游移不定，或者不确指行为施行者，而通过一组行为、表现、状况按特定的关系直接陈述出来。《边城》中采用反复叙事的地方有好几处，例如第二节第四段，从“不拘谁个”到“这人”，再到“大哥、副爷”，以至“男子火焰高一点的”，(7)主语都没有确切指定，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定，因为作家采用这一手法的目的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大体而模糊的印象和气氛。尽管这样的交代模糊而不明确，但缺少了这样的交代则会使小说的气氛减弱，使得作家想要凸显出来的事实缺乏基调。这犹如画布上的底色，缺少了就显得单调而没有对比性、烘托性。

而在《边城》里，反复叙事的采用主要是起到了交代和烘托气氛的作用。具体来讲，《边城》第二节第四段目的是想交代故事发生地的各类行当及其业主，一方面让人觉得故事真实，一方面能了解到那儿具体的经济状况、人情风貌。另外，这一整段的叙述把这个边地小城淳朴厚道、宁静安适的印象留给了读者，为后面老船夫、翠翠、顺顺等人的具体行为（当然是与他们的善良、朴实等美德联系在一起的）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基调，以求凸显出来。

三、浓郁的地方色彩

《边城》这部奇异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湘西人生活气息，一整部作品可以看作是湘西人日常生活的缩影，那里的一山一水，那绕城流过的小溪，那一丛丛翠绿的竹簧，那溪面若隐若现的薄烟，那过节的如满天花雨的大烟火与耍狮子，那人物的率真纯朴和粗犷，那爱情故事的缠绵、哀惋，在沈从文的妙笔点染下，共同组成了一副栩栩如生的民俗风情画。

作者还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端午节风俗的描写，几乎占了整个作品三分之一的篇幅。爷爷、翠翠与傩送兄弟俩的相识，送对翠翠的一见钟情，“碾坊”与“渡船”作为“陪嫁”归谁的矛盾等，这一切都发生在先后几个端午节里。作为渡船人的老船夫和翠翠，只有过节才有可能离岗进城，所以端午节作为小说的背景与轴线就显得自然而贴近生活。同时关于端午节等民风民俗的描写，对于作为大自然女儿的翠翠，其思想性格的生成与发展，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

四、隐匿的悲剧性

《边城》是一部奇异动人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洁的小说文本，描绘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格画，处处充满着人性美、人情美，这些都可以从主翠翠、老船夫、船总顺顺的身上看得出来，而且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被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更因为男女双方特有的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形貌以及灵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由此可以看出，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十全十美的，因为“美丽总是令人忧愁”。在这美丽忧愁的下面，又隐藏着一副面对人生悲凉命运的无奈与困惑的面孔。

本应该是夫妻恩爱团结、和和美美的生活，却因为父亲死于暴风雨之夜，母亲投河殉情，让翠翠变成了孤雏，过着与爷爷相依为命的生活。他们爷孙俩的孤独与悲凉随心可感、触手即得。所以说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生活也渗透着悲剧性。

翠翠这个活泼又聪明可爱的女孩，与船总的二老傩送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可他们并没有终成眷属，而是发生了一连串的悲剧。因为在傩送爱上翠翠的同时，大老天保也爱上了翠翠，虽说在这场三角恋中没有争斗，有的是公平竞争——大老走“车路”，托人向翠翠说媒，二老走“水路”深夜上山为翠翠唱情歌。可翠翠心属二老，自然大老失败了，自知不如弟弟的他选择退出，离家出走。事情总是这么不幸——大老被水淹死了，而这时的二老也无心谈情说爱，再加上他认为哥哥是被老船夫害死的，他也选择了离开。可以说二老的出走伤害的并不只有痴情的翠翠，还有那以“碾坊”作陪嫁的王团总家的王小姐。本属美丽动人的自由恋爱被打碎了，世家联姻的美好计划也被打碎了。

爷爷死了，白塔倒了，一夜之间，翠翠长大了，她撑起了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8)

虽然作者在这里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的言辞，也许他不忍心让翠翠彻底绝望，而让她带着希望接受爱情的考验与磨难，等待恋人的归来。可是，每一位读者在掩卷之际，手心里都会为翠翠捏上一把汗，痴心地等待能有结果吗？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二老傩送会跟戴着红色头盖的美丽的翠翠挽着手一起进入神圣的礼堂，一起过幸福的生活，也许翠翠当一辈子的处女。也许……这样的结局真的让人浮想联翩，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无奈与感伤。

由此可以看出，《边城》既是抒情诗又是悲剧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抒情诗并不限于表现乡土喜乐，它本身也含有悲剧成分。只有良善，我们才更容易感到悲哀、凄凉的份量。正如沈从文在水云里的解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按沈从文的意思，不凑巧即偶然，偶然即命运，可我认为这种悲剧的发生却属必然。因为在这里充满了苗汉俩族的文化冲突——傩送唱山歌迎取翠翠的芳心，这是苗族的婚念方式，追求的是自由恋爱，可这里偏偏就有汉人由父母主婚的阻碍，也就是天保走的“车路”。正是由于这种源于人与人之间因为文化冲突造成的隔膜与相互不理解，才使得翠翠最终落得个在渡口孤独的等待情人归来的结局。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人性与生活方式。

五、若隐若现的象征意象

白塔，一个在《边城》中贯穿始终的意象。从小说开头写翠翠依在白塔旁玩到后来白塔坍塌并被修好，这一贯穿始终的意象有着很强的象征意味。它象征着苗族的古老文明，但是，现代文明的入侵，使变成已被现代文明浸染。女人们也像汉族女人，喜欢牛羊金银等虚名，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古老文明的崩溃。但文章结尾重建白塔，象征着对这种古老文明的挽救，更预示着苗族文明衰败后获得新生。

《边城》中虎耳草跟《诗经》中的虎耳草一样，也是一个象征着纯洁爱情的意象，翠翠与傩送初次见面之后可以说彼此都心有所属。当后来傩送到山上为翠翠唱山歌表明爱意，睡意中的翠翠虽听不清歌词的内容，可心却早已到了对面山上，摘下了虎耳草。反复出现的虎耳草，把翠翠隐秘纯真的情爱心理烘托得淋漓尽致。

民歌中的动物也是民间情爱意象的一类，《边城》中的鸭同样具有这种意象。在文中，沈从文写到，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二老捉到鸭子后，别人就说：“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本领”。（9）追赶鸭子的游戏，包蕴了男女追逐欢会的模式和意念。

而且《边城》中，二老将捉到的鸭子送给了翠翠，这就更加意味着他们俩之间有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渡船，在《边城》中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杆，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六、结论

沈从文，这一颗中国现代史上遮熠熠生辉的文学巨星，其传世杰作《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雄踞一席。它是沈从文“思乡情结”养育出来的一颗明珠，是一曲描写湘西人们人性美的“牧歌”，一部美丽的如此朴素，悲剧的如此优美的人性“牧歌”。

《边城》是一部小说，更像一首二十一断章组成的长诗，蕴含着诗一般的境界和韵味，着浓郁的诗意，给人一种非常纯粹的阅读体验。无论是对人物形象入微的描写、独具匠心的结构特色，还是其浓郁的悲剧性与象征着纯洁爱情的意象，令人无奈的结局，都无不显示着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写作功底与他心中无限的矛盾——深处在现代都市中的他，却一心想着一种清雅、安静、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在这里，没有了人与人间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美和善。

汪曾祺说，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是一个时间观念，文化概念。沈从文《边城》形成了一种边城观念，《边城》不仅现实地、形象地表现出边城地区的人事哀乐，更主要地表现出这些人事哀乐故事所指向的深远的文化选择。

他是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

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

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

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

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

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

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

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老舍小说充满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以北京市民社会和底层人民为描写中心，作品中充满了浓烈的“京味儿”，老舍当属中国近代最有成就的幽默小说家。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

隔水观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左右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开了又一个文坛大一统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如民主自由、个性化创作、独立思考等则在政权的强力控制下逐渐进入沉潜期。五四传统的沉潜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个宣称无产者的政权建立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支撑五四先驱们达到的探索深度，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先进阶级”也没有能力消费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国家初定，既不能无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又不可能放弃对大众精神领域的宣传与占领，于是左翼文学的观念便借助政权力量扩张而至全面贯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周扬给了它一个新名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与西欧、俄国19世纪的“旧”现实主义相区别，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可见，现实主义的两大任务，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丁玲说：“我也承认，今天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作者对于他所喜欢的新人物，还没有古典文学对于贵族生活描写的细致入微，这里找不到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从某种程度上看，所谓“现实主义”是五四文学传统沉潜的“非精英化”导致的必然结果。政权出于现实功利的性的考虑，排斥这种执著于高层次精神探索的活动，排斥精英化的启蒙，虽然实际上精英式探索是更深一层意义的启蒙与提高，但是已经说过，这个政权本身负担不起这样的高度与深度，它也不愿意使大众的目光过多地投注到内心、终极等精神领域，而希望能集中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政权自身，从而尽快实现政治统治、经济建设等外在征服的目的。至于作品艺术水平的低劣，丁玲又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强调这个缺点，因为强调只有增加你的成见，加深你对于新事物与新文艺的距离，让我们不要留恋过去。”

然而实际却并不能使人满意，理论指导与实际执行发生了偏差。其一体现在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上。现实主义创作是“非精英化”的结果，亦即有“平民化”的要求与趋势。而根据当时的阶级划分，小市民阶级被定为类似于“亚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落后的，需要工农改造的阶级。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也主要基于它所服务的读者层是小市民阶级。但是，与欧洲相比，中国由于工商业与都市的欠发达，“小市民”作为一个阶级，从未强大到有左右政局的力量，而掌握了文化的工农极其容易与小市民在审美趣味取向上达成一致。因否定城市而否定小市民，到否定通俗文学，再到否定平民化，这是政权力量控制下文学方针与实际情况的悖论。导致的结果是使得一批艺术水平不高，吸引不了知识青年的作品，在面对工农兵时又显得曲高和寡，完全沦于说教。这一点虽然在实践中又逐渐被修复，一批在艺术形式和结构上借鉴通俗文学的作品，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的出现所代表的开创意义，却也使得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变得模糊与不合理。

其二体现在作家队伍上。可以说，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内心化伤感化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一部分走进了象牙塔。纤柔，秾丽，哀婉的美学风格容易使人产生厌烦情绪，解放区文艺此时带着泥土的香气出现了，使得那一批作家得到了解脱，他们为这种刚健、质朴、有点粗野的风格所吸引。同时政权对文艺的重视，使“以文致仕”的古老传统在解放区推行下去，文人与政治的“和谐相处”在这里得到实现。于是大批作家投入到解放区文艺的阵营来，从天上的玄思转到人间的生活，从内心的独语转到土地上的歌唱。这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现实主义的美学意义。然而政治的束缚一旦过紧，现实主义在美学上的吸引力减退，这批作家的创作也就失去了光泽，或退出主流，或艺术水准大打折扣。

总之，现实主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生命力大大减弱，非但不能保持原意旨，甚至走向了现实的对立面——对现实的粉饰、夸张、歪曲，而确实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

二 革命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浪漫主义更加靠近了文学的艺术性追求，更偏重于内心的东西。然而它的妙处就恰恰在于，它同时又是“革命”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内心感觉是开放性的，而非封闭的。这极其适应了当时政治宣传与太平粉饰的需要，它不要过多的思考，而只是“光明”基础上的升华，就好比一团蘑菇云，所需的原料并不多，却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外显的，绝不引向深层思考，然而又时在内心前面扣了一下门，这一扣便弥足珍贵，补充了现实主义所缺乏的丰富内涵。“我们的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我们的创作也需要美妙无边的幻想。”两者的结合实现了艺术的更上层楼，作者与读者产生巨大的激情共鸣。原本缺乏激情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显现，是死板的政治说教，但在浪漫主义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现实主义充盈起来，不再笨拙蹒跚。好像因了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实感人而光彩重生。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同时，不论是美好信仰还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在作品中看来是从未失去乃至毁灭的，英雄总是能够凭借着崇高的信仰战胜敌人，这使得整个十七年文学基调是喜剧式的，即使激情的宣泄也是喜剧式的。这些作品只提供给读者一些精神支持与情感寄托，而缺乏真正反思的力度与悲剧的最终净化心灵的效果——但这对于它来说是大不必要的，这不是它的目的。由此衍生出十七年文学的美学风格：奔放雄伟刚健热烈。可以看出，这是基于对现实的绝对自信而生成的，也更成功地为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激情库存。

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宗教化”则有终极旨归性质，情节是它的依托，它又使情节本身成为先验的，不可质疑的存在。情节在宗教的笼罩下不可以被思考，只有“信”与“不信”两种选择。相应地，读者付出的也是类似宗教体验的庄严与激动。这个结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抒情诗，那些对现实的描述和讴歌，读起来多么感人，读者与作者两方面都表现出皈依来，一同进入理想的圣地。

尽管如此，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一个限定如此之严的文学环境中，“两结合”并非万全之策。那些喜剧式的激情最终变成一种虚妄，没有深厚动力支持的狂喜只能造成愚昧滥情虚伪，渐渐地这种喜悦也不能再吸引人了。也许是耗费太多了吧，它给民族心理带来的疲乏和理性的匮乏都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恢复的。情节的“宗教化”产生了迷信的恶果，极端缺乏思考同时又极端敏感导致对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的不加区分。因为按照它的逻辑，情节的真实性是不可以怀疑的，加之其上的宗教情感也必然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想法，由是观之，便不难理解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后来一部《海瑞罢官》引起的文革巨浪。“两结合”的出现，反映了文学当时夹缝中的两难处境：既要迎合政治，又得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这是文学扭曲与变形的一种表现，一旦有了轻松的环境，沉潜的五四传统便

会露出头来找到接续者。

三 断裂与重生

新文学的两大主题：对未来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对古老中国“家园”印象式的依赖，或由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或由于美学风格的差异，都在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中发生了断裂，极少有人对生存本身做超出马列范围的反思，或者对遥远的故乡唱一曲异乡漂泊的惆怅歌谣。

这有现实的原因，社会在大规模建设时期，建设取代了思考与怀念。更深一层则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这个命题，政权和工农都不熟悉，在他们的概念中，这是与城市，资本，金钱，诱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里面充斥着不可把握的罪恶，于是，既然无法把握它，那就干脆消灭它好了。同时，解放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消磨了对“家”的远距离的观照，更没有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家国命运之感。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新文学的两大主题是被时代断裂，被政治断裂的。两者的重建又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对过去与未来的思索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进行的活动，然而由于断裂的原因不同，重建的时间也不同。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直到后朦胧诗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经济实力与文化程度达到某个高度时，现代性的问题才有机会被探讨，“城市”的概念也开始复苏。当然，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中国的现代性思考远远达不到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加之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革的排斥，这种思考更显得稚拙。因此便不难理解十七年文学中工业题材与城市题材的浅薄与缺乏生命力，正是由于现代观念的缺乏所致，而同时，这种观念却又是在政治操纵下人为祓除的。

相比较而言，“家园”印象的断裂更是一种美学风格的断裂，因为它与刚健热烈的“时代精神”相悖而遭到了摒弃，例如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即因此成为争议之作。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家”的概念则被延续下来，从而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表现为十七年文学中的两大题材：革命历史小说与农村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是将政权统治合法化的产物，除去政权自身的需要外，还表现了政权甫立，民众包括作者在内的对于前途未知的茫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的依赖。因此，“党”就必须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历史必然，具有千秋万代不可变更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因而，这种证明自己“从何处来”的过程便类似与一个“寻根”的过程，而对这个被塑造出来的历史的坚信依赖也就具有了对“家园”的感情色彩。例如《红岩》中时时刻刻灌输给读者的“党”与“光明”的必然联系。这一点对于占主流的解放区作家来说，意义更加深刻。是革命历史年代赋予他们智慧，光荣，激情以及创作的源泉，解放后的回忆便是一个在“遥想当年”的家园回望中寻找自我肯定的过程。许多作家，例如郭小川，孙犁，都有对战争年代的怀念，从而产生一种心灵的慰藉。

农村小说则更是发于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与熟悉，这是五四文学“乡土性”的直接延续。这里不同的是，没有作家的思考，甚至无关技巧，而主要是对“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语言，修辞，逻辑，情感驾轻就熟。鲁迅当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与故乡之间的“厚障壁”在这里被对“家”的强烈情感轻而易举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谐代替了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农村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优点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怎样描写农村题材，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作家们的重大责任。由于农村发生了问题，也引起了创作上的新问题。1960，1961年，公社问题明确起来，写得多了。到今年又写得少了，情况还不大摸得准。”由是观之，这种对五四传统的重生由于现实的限制，只是在极其肤浅层面上的一种继续。这里放弃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力，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思考，恰是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更加趋向现实主义创作

新时期小说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小白了

创作风格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字崇文，后改名沈从文，笔名有休芸芸、懋琳、甲辰、上官碧、小兵、炯之等，斋名窄而霉斋，男，湖南凤凰人，中国现代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

扩展资料：

一、小说集

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萧萧》、《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

二、散文集

《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书简、飘零书简、湘西、废邮存底、烛虚、云南看云集。

三、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

参考资料：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在人物描写上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讲究用几句话、几个富有特征性的动作,简洁地勾勒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讲究故事性,并有一套组织故事的艺术手法,做到顺当流畅而又曲折有味；在叙事与写景的关系上,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等等.富有特色的民族语言,高超的传统艺术技巧,使赵树理的创作显示出朴素、明朗、幽默的独特风格.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从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展现了这一景象。

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边城》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

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

沈从文（1902－1988），男，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人，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

边城（沈从文著中篇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创作背景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莫言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他 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充满了湘西风情，淡淡的笔调书写人间纯粹的情感，远离都市的喧闹，给人宁静的感受。

郁达夫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色，他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之体验，不追求复杂的故事情节。其谋篇布局自然简洁，故事进行当中穿插一些景物描写或抒情议论，然而读来却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特别是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强烈感情，自始至终贯穿全篇，把作品呵成一个整体。笔者试就郁达夫小说中的抒情性特征展开讨论，并努力寻找郁达夫小说中抒情性特征的艺术思想渊源。

一、在主观描述中与作者的情绪互为表里，感情“被激动的灵魂的呼吁”着

郁达夫小说淡化了客观的叙述，而强化了主观性的描写，无论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都融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构成了郁达夫小说抒情性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首先可以从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来观照郁达夫小说的抒情性特征。

在郁达夫小说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描写自然景物非常精细，而描写人物的行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反倒相当粗疏。这就是他不太注重在人物的行动中刻画典型性格的缘故。他描写人物的行动十分粗疏，而注重表现人物的情绪、感情与心理，再配之以富有诗情画意的精细的景物描写，这就有助于形成其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单纯的抒情风格。

在马缨花开的时候的开头部分这样描写窗外的自然景象：

窗外面是二十边的还不十分大缺的下弦月夜，园里的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都洒满了银粉似的月光，在和半透明的黑影互相掩映。周围只是沉寂、清幽，正象是梦里的世界。首夏的节季，按理是应该有点热了，但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尖淋淋还有些儿凉冷的春意。

这一段景物描写，精细之极，有目共睹。以“二十边”、“还不十分大缺”来形容“下弦月夜”，数量与形状的概念都十分明确。接着描写园里的月光，在有些作家，恐怕只一句“园里洒满银粉似的月光”，也就够了，然而，郁达夫却非要一一写出“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不可，这样的细致描写，更给人以遍地月光的形象化感觉，加重了月夜的氛围。下面的描写就更精细。作者不直接描写“首夏的季节”该热未热，那一丝“凉冷的春意”，是“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中感到的。这种具体真切、细致入微的笔触，在一般小说的景物描写中，都很少见。但是，作者接着描写人物的行动以及他们的关系，就完全是另一种笔调：

这儿是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慈善医院的特等病房楼，当今天早晨进院来的时候，那个粗暴的青年法国医生，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只傍晚的时候，那位戴白帽子的牧母来了一次。问她这病究竟是什么病？她也只微笑摇着头，说要问过主任医生，才能知道。

这三个人物之间，本来存在着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在作者高度概括的粗笔下，冲淡了，消失了。那个“青年法国医生”，既无姓名，又无肖像、外貌、衣饰等描写，一概没有，仅一个“粗暴”的形容词，就算完成了人物的出场以及性格刻画。既然是个“粗暴”的医生，但作者并不描写他的粗暴行动。他只是“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然后以一个形容词，概述他的全部行动。而他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这种跳跃式的概括描写，则把病人之间的关系、纠葛，全部抽掉了。

郁达夫所注重的，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情绪。所以他对自然景物和人物的情绪的描写，相当细致。如：

而现在却已经是深沉的午夜了，这些吃慈善饭的人，实在也太没有良心，太不负责任，太没有对众生的同类爱。幸而这病，还是轻的，假若是重病呢？这么的一搁，搁起十几个钟头，难道起死回生的耶稣奇迹，果真的还能在现代的二十世纪里再出来的么？

心里头这样在恨着急着，我以前额部抵住了凉阴阴的玻璃窗面，双眼尽在向窗外花园内的朦胧月色，和暗淡花阴，作无心的观赏。立了几分钟，怨了几分钟，在心里学着罗兰夫人的那句名句，叫着哭着：

“慈善呀慈善！在你这令名之下，真不知害死了多少无为的牺牲者，养肥了多少卑劣的圣贤人！”

这是多么强烈而又细致的主观情绪。以上三个片段，本是顺序接续下来的，如果把它们连起来读，似乎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而更像散文。这里，景象、气氛和感情，三者合而为一，情景交融，便有了一种淡淡的诗情。

不知哪位评论家曾经说过，小说戏剧的本质，永远属于诗，是抒情的叙事，或叙事的抒情。我们从郁达夫的小说中大量篇幅的不同于一般散文的景物描写中可以感受，这种抒情性特征，不仅在于为环境气氛渲染，更在于“总要把热情渗入，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郁达夫小说中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中来观照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征。

无论是情节小说，还是人物小说，都不能没有人物，必须靠人物发展、演示故事情节，因为无论情节或布局如何巧妙，如果没有生动的人物去搭配，必定索然无味，因此，可以说“人物赋予情节以生命和意义”。

郁达夫非常善于刻画人物，不只从表情、动作、对话、姿态、服饰……等方面的描摹，展示人物的音容笑貌，传达人物的神情气韵，更着重人物心理的描写、把蕴藏在内心世界中的冲突、动荡、不安，生动地展现出来，塑造出不同性格的人物。因此，郁达夫更善于通过细腻微妙的感情线索从而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在的心理层次，更多地采用了“自白”的艺术表现手法。

郁达夫小说的心理描写，与一般小说的心理描写有不同之处：突出人物的自我感觉与内心矛盾。由于他笔下的人物身处逆境，又特别敏感，因而自我感觉分外强烈，内心矛盾分外尖锐。这集中表现为他们的理想与愿望破灭以后，那种感伤情绪无法解脱，悲愤之极，只能以死作了结。

《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他近来觉得孤冷的可怜。”这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感觉。孤冷到了“可怜”的地步，可见情绪之低沉。在表达形式上，一句话自成一段，而且直接用“觉得”字样，就把主人公内心的自我感觉，表现得十分突出。

郁达夫为了突出人物的心理感觉与内心矛盾，深入揭示人物的灵魂世界，他的小说几乎不对人物作外貌描写。恰如鲁迅所说：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郁达夫也是这样一位“心理学家”，他手中拿的似乎不是画笔，而是解剖刀，当这把刀直入人物的内心，那么心中的一切便剖露无疑。虽然人物似乎没有明确的外部特征，但读者却可通过人物的感伤、忧郁、悲愤而又不甘堕落、沉沦的矛盾心理特征，在想象中画出人物的外貌。可以说，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心理，总带着一点“病态”，读者便可依此想象出人物的“病容”。

有时，郁达夫也勾勒几笔人物的外貌，但这是为了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心理。银灰色的死对主人公的外貌描写，是郁达夫小说中最为集中、充分的一篇。但这描写很特别，它不在小说开头人物出现时，也不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而是在结尾人物死后，以一个区役所的老仆贴出告示为媒介，来描述人物的外貌。“那一张告示说”：

行路病者，

年龄约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长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乱披额上，此外更无特征。

衣黑色哗叽洋服一袭。衣袋中有Emest Dowson's Poems and Prose一册，五角钞票一张，白绫手帕一方，女人物也，上有S．S．等略字。身边遗留有黑色软帽一顶，脚穿黄色浅皮鞋，左右各已破损了。

主人公瘦弱枯黄的“病容”，正是他那孤冷忧郁的“病态”心理的反应。作者将他的外貌在结尾时描写出来，仅仅作为内心世界自我暴露后的一个外部标记。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郁达夫采用的是单刀直入的心理描写——人物赤裸裸的自我暴露，以突出自我感觉与内心矛盾。就是在偶尔写到人物的外貌的时候，他的着眼点仍然是为了揭示人物的“病态”心理。

《沉沦》所塑造的形象的深刻性，就在于它表现了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的每一个感情波纹，都揭示得非常正确、细致。

主人公一开始的心理感觉是触景伤情，并引起对现实环境的感伤、不满，以至复仇的心理。这种心理感觉之所以产生，正如他在日记写到：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到日本来倒也罢了，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么？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挨得过去。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

“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有感于祖国的贫穷，岁月的虚度，使他自然而然地忆起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一段生活。由于三岁丧父，家境困苦，在他的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便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来留学。这时候，他已种下了“忧郁症的根苗”。而在异国，他所感到的同学的“白眼”，单调的生活，使他越来越忧郁。又如何排解心中的愁绪呢？

预科卒业之后，他听说N市的高等学校是最新的，并且N市是日本产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学校去。

离开东京，去N市，这是主人公心理变化的一个转折：向往新的学习生活，而且作为一个苦闷中的青年，心中萌发爱情要求，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然而，到了N市，“他的前进的希望，在第一天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实情嘲弄了”，因为：

如今到了这N市的乡下之后，他的旅馆，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并无邻舍，左首门外便是一条如发的大道，前后都是稻田，西面是一方池水，并且因为学校还没有开课，别的学生还没有到来，这一家宽旷的旅馆里，只住了他一个客人。

他来到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而且旅馆的条件是那样差。于是他从情绪上的忧郁症，进而发展到为生理上的性苦闷。这性苦闷又反过来激起他的恐惧、羞愧、自责心理，怕身体衰弱、怕见人面，见了妇女的时候，“觉得更加难受”，发誓以后“决不再犯”。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状态。这样，“他的自责心同恐惧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闲，他的忧郁症也从此厉害起来了。”

接着，他又因“一些儿细事”，同他在北京的长兄绝了交。“那一封信发出之后，他呆呆的在楼前草地上想了许多时候，他自家想想看，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这已发展成一种自卑、自贱心理。而这时候，他又忽而听到一对青年男女在身边的草丛里偷情，他在心里痛骂自己：“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一边这样的骂着，一边又尖着耳朵在那里偷听，他心中十分矛盾，已到了自暴自弃的地步。

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支配下，他进了妓院，“陷到一个大大的难境里去”。当那个侍女问他“府上是什么地方”时，激起了他如此强烈的心理反应：

一听了这一句话，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层红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声，他呐呐的总说不出清晰的回话来。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这样，他从妓院出来，到海边自殉，就是他心理变化轨迹的终点，也是他悲剧命运的必然结局。

这就是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全部变化过程。它们层层深入，那么细致，又那么真实，而且按照情绪发展的内在逻辑，十分自然地画下了整个心理变化的轨迹。

《沉沦》中的“我”就是在国内因追求个性解放而数次碰壁，在异域又深感耻辱的情况下才产生变态心理的。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是因为生性正直，得罪了上司，在悲愁难遣之际，才企图用病态的性满足来麻醉自己。秋柳中的“于质夫”也是因为不满军阀镇压学潮，却又感到“无处可以发泄”，才去找妓女。可见，郁达夫总是当他的主人公在现实的压迫下精神失去平衡时，才使他产生病态和自轻自贱的。

郁达夫擅长“自我暴露”式的心理描写，还表现在他善于抓住人物内心矛盾爆发的突破口，或一个特定时刻的典型心理特征。

离散之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特定的送别场面。于质夫与几个同学办的季刊周报，因杂志发行者供养不起而被迫停刊。如今，他们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离开上海，各奔自己的故乡去，而且这一次分手，以后也不见得再有“聚首”的机会。这就使深深的离别之情，爆发于特定时刻之内；虽是一刹那间的心理活动，却分外强烈：

融传统于现代，这是白先勇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白先勇的小说创作虽大量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技巧，但从根本上说，他作品中流淌的仍是中国文学的血脉，融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洋小说的艺术技巧于一炉，博采众长而形成细腻、含蓄、深沉而优雅的艺术风格。从芝加哥之死开始，白先勇的创作蜕去模仿的痕迹，现代手法运用得自然娴熟。

芝加哥之死的现代特色，主要体现在小说表达美国的快节奏生活和环境氛围，更为突出的是真实细致地刻划了吴汉魂久遭压抑以致扭曲畸形了的性心理。性发泄带给吴汉魂的不是解脱和快乐，而是耻辱感和罪恶感，巨大的生存压力使他的精神濒于分裂，最终跳湖自杀。小说利用现代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剖示了一颗痛苦、绝望的灵魂。

《谪仙记》中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刻画人物心理，用象征手法暗示人物命运，渐趋向传统，有较浓郁的民族风格。完美体现白先勇的传统与现代融合特色的是《台北人》的创作。《游园惊梦》从总体构思到具体描写受《红楼梦》、《牡丹亭》等古典名著的影响，在技巧运用方面突出了现代技巧。钱夫人出席窦公馆的晚宴上触景生情，五次回忆起昔日“钱公馆”的豪华和气派的意识流动，今昔对比中突出了主人公今日的凄凉、落魄的生活处境和细致复杂的感情世界。既有现代小说的抓取瞬间，又有传统小说对社会、人物命运的表现，采取正面叙述与西方小说的时空交错结合的方法，小中见大，增强小说的现实感和历史感。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兆丽离开“夜巴黎”前对自己一生经历流水般的回忆，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人物此时感慨万千的复杂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于家庭和个人经历的关系，白先勇的小说多描写他熟悉的上层社会生活，在题材选择上，善于描写没落贵族的日常生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人情世态和社会变迁。《国葬》通过国民党一级上将李浩然的葬礼，反映出国民党政权的日薄西山，体现出历史的沧桑感。思旧赋借鉴西方小说中观点的运用，采用两个老仆的观点，来表现李宅的今昔：昔日的豪华气派，今日的残破失修。小说中描写的意象都是衰败、老迈、痴呆和死亡的，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作品从老仆的眼光来叙述比作者自己叙述有效的多，深得《红楼梦》的技巧神韵，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在《游园惊梦》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还运用观点的转换。当叙述钱夫人、金大班的身世来历时，很明显使用的是全知观点，但当进入人物的心理层次时，白先勇运用意识流手法或直接借助人物的自述时，自然又转成自知观点，更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萧萧》、《长河》等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作品。

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无不表现了这一特色。两部新编同样继承了这一风格，比如潭柘寺、戒台寺的描写；母矮脚虎回乡的描写；保定府的描写；客栈的描写；青楼的描写；批八字的描写，母矮脚虎出嫁的描写，颠轿的描写等等。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者的一种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悲悯人生 。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诗意抒写 。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两部新编很多处运用诗歌、歌曲、散文、舞蹈，其中“母矮脚虎与老马聊斋的爱情、婚事”“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这一情节从多个视角描摹了西柏坡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母矮脚虎与老马聊斋” 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西柏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母矮脚虎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

《老实人》 1928年7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1932年11月由新中国书局再次出版时，书名改为一个妇人的日记。现用初版本。

《老实人》

短篇小说《老实人》是伏尔泰哲理性讽刺小说的代表作，是其在66岁高龄的力作。作者结合观望性第三人称的叙述手法，将读者的视角和思绪带入老实人的各种经历中，在观其经历的过程中，感悟小说的主题所在。巧用隐喻象征的手法，让该消亡的一切最终消亡，同时，展示了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理想的国度。《老实人》是伏尔泰在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自由平等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斗争中创作的不朽作品。《老实人》文本写于1759年。

一、纵观老舍的长、中、短篇小说创作，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主题，那就是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老舍继承了鲁迅的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在某些方面还显出了自己新的开拓与新的特色。《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早期的长篇中，相当深入地剖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弱点，如被金钱锈损了灵魂的老张、浑浑噩噩的赵子曰、抱残守缺的马则仁。《二马》中把中国国民性的解剖放进了世界民族之林这个大手术室中，具有宏阔的视野，也从独特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崭新的透视。显示了老舍开阔的文化意识。《猫城记》中对中国社会现实、中国传统文化母体身上的毒瘤，其剖析达到了相当深入的地步。《离婚》中直面现实，把小市民的庸俗无聊与官府的衙门的黑暗腐败连结在一起。表现了作者对民族文化批判意识已经达到自觉的程度，因而具有界碑的意义。《骆驼祥子》《月牙儿》对底层贫苦市民的热情而深具痛惜之情的注视，形成了文化批判的另个侧面，深入到了抨击社会制度的层次。《四世同堂》表达了老舍希望在民族战争的烈火中清算历史遗传病的新的思想高度，满怀着对民族性更新的信念。

二、以北京下层市民社会为中心，是老舍为自己的文化批判所开拓的领域。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市民阶层中体现得相当充分与全面，而北京又是保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为典型的古城。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舍的小说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北京。

三、鲜明强烈的“京味儿”。1、写北京、北京人、北京的文化和民情风俗，北京的景观和地理风貌。2、“京味儿”表现在语言上，老舍小说的语言在北京口语基础上的提炼，简短生动，但一般不同于北京的方言土语。

四、幽默的格调。幽默格调多样，具有几重性。既有温厚的同情，又有峻厉的讽刺。对下层贫民与某些小人物，他嬉笑怒骂的笔墨后面，不无辛酸、苦涩。对市侩、汉奸他的笔端喷出了无情的怒火。早期的两部长篇有点铺排“为幽默而幽默”。《二马》则有所控制，是透出了灵气的幽默；《离婚》标志着他幽默风格的成熟。获得了“笑中有所思”的艺术魅力。

老舍作品主要有四个艺术特色:

一、语言幽默。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二、京味十足。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三、题旨鲜明。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四、语言通俗。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纵观老含的著多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主题，那就是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自己新的开拓与新的特色。

北京是保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为典型的古城，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舍的小说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北京。

以北京文化和民情风俗，北京的景观和地理风貌为背景，以北京下层市民为中心是老舍为自己的文化开拓领域。

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月牙儿》《离婚》《二马》……无不透出作品幽默的格调，他嬉笑怒骂的作品后面，不无辛酸苦涩。

《四世同堂》则表达了老舍希望在民族战争的烈火中，人民应满怀着对民族更新的信念有着新的思想高度。

老舍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小说创作特色有以下几点，1，通俗易懂，耐人寻味，茶馆。2，京味十足，满族人礼议周全。茶馆及正红旗下。3，开门见山，简洁精准。4，小市民味足。等笔法描绘人的形象，举止，语言，行动等写得活灵活现，堪称一绝不愧为幽默大师。

以浓重的地方风味，表述了北京底层社会的现实和民众生活。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

歇洛克·福尔摩斯和约翰·华生这对老搭档，则给后世的很多侦探小说都留下了定式：总是一个精明的侦探身边跟着一个相对迟钝或者老实巴交的助手。

在《血字的研究》里，福尔摩斯对当时侦探小说里的名侦探予 以了无情的讽刺和嘲笑，真实的原因是道尔爵士觉得当时书中的主角们的破案过程充满了太多的巧合，有的甚至是通过胡乱猜测而不是逻辑推理得到的答案。这正是他看不下去的原因，直到写《四签名》的第一章节里，通过福尔摩斯根据怀表推断大华生的一生时，还特意对华生表示“我向来不猜想。猜想是很不好的习惯，它有害于作逻辑的推理”。

所以道尔爵士创作的福尔摩斯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破案靠合理的逻辑推理而不是运气。为此，道尔爵士还通过《四签名》里福尔摩斯和检察官琼斯两人斗口来争论破案应该靠的是什么。琼斯认为主教门珍宝案，靠的是运气好才破了案子，当然，他忘不了福尔摩斯的理论和他如何剖析此案的前因后果。福尔摩斯则认为根据合理的逻辑推理，这是个很简单和很清楚的案子。其他的案子里，道尔爵士则通过很多科学的数据，比如测绘、核算日期、破译密码等方法，使小说虽然情节离奇生动，但令人可信。这就是他的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

道尔爵士晚年的作品，从破案的经历看，则更具有公式化色彩。至于道尔爵士写作手法上的另一个遗憾，缺乏真正的长篇——他的所谓“长篇”一般都是十四五个章节。

郁达夫感伤情调的积极意味

这种积极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郁达夫的颓废以及这种颓废的具体表现——性苦闷，不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这种颓废和性苦闷，是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郁达夫则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病”，从而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历史与社会面前，所以，具有积极性。第二，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包含着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战。正如郭沫若在《郁达夫》中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散文中的“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最为坦诚、露骨的自我表现。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带有作家的自叙传，“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造的。他不加掩饰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将自己的信仰、习惯、性格甚至病态也大白于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现了在旧社会的压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散文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感伤的弱者的情调，浪漫的青年觉醒者的理想，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者的倾向。

郁达夫的散文创作阶段特色

早期:(1920年—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了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咦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中期:(1933年—1938年) 。这个时期，是他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留连往返于山林江湖。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为从封建旧营垒中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他憎恶现实，不愿同流合污，才逃遁的这一面。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他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

郁达夫早期散文创作的风格

首先，强烈地表现作家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散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郁达夫散文中的伤感情绪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在郁达夫散文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无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废物——既不能事业有成，又不能摆脱苦闷，郁达夫就干脆自我放纵，手中有几个钱就大嚼一番，喝个乱醉；情感与性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就偷看女人，寻妓女，听土娼与客人调情，想上妓院（见还乡记、《感伤的行旅》、《归航》）。拼命地发泄一个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态中满足自我。这种情感和行为显然具有消极性，这是郁达夫散文中不健康的内容，但却绝不是反动的内容，绝不是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调。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

与之相比，郁达夫由感伤所发生的憎恨情绪其积极意义就更为鲜明了。他恨什么呢？首先是恨社会，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郁达夫以愤世嫉俗的笔调，在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无奈，几分感慨中将社会的黑暗，下层人的不幸，来了个痛快的揭露，将自己对社会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强烈的表现。

由这种对社会的恨，郁达夫又自然地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了不满。在郁达夫的笔下，他所处的这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无趣味，最无价值的时代，也当然就是最可憎恶的时代。在这里，这位被伤感折磨得无处解脱的人，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有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时代，向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发出了一个哀鸣着的青年的控诉，表现了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能说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

郁达夫散文感伤情调的时代意义

郁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注）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在这之前，郁达夫在日记中还多次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是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 女人，在郁达夫的笔下被圣化了，爱，在郁达夫的意识与情感中被神化了，于是，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只要写到女人，特别是美丽的少女，他的笔下就充满了浪漫的诗意。在轮船上他见到一个“年约十八九的中西杂种的少女”，她的美，使郁达夫用近三百字来细细地刻划她的外貌、衣着、姿态，还有她那肉体蒸发出来的“香味”。最后禁不住在心中暗暗地想：“我头上那一块板，就是她曾经立过的地方。啊啊，要是她能爱我，就叫我用无论什么方法去使她快乐，我也愿意的。啊啊，所罗门当日的荣华，比起纯洁的少女的爱情，只值得什么？”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着五四人的发现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曾说过，女人和儿童的发现，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物。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来说，对女性的赞美和痴爱，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表现，也是对封建礼教最直接的批判，因为，女性在封建规范中，不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就是被当作玩物，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所以 ，郁达夫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和艺术倾向，虽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备“崇高”的属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却是鲜明可见的。

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特色探析

【摘要】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闪耀的明星，他的小说文化内蕴极其丰富深广，清新质朴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本文通过对沈从文小说全集的语料分析，分别对其小说的语言风格作了细致的探讨，希望通过对沈从文先生小说语言的研究，窥得其对语言艺术的追求。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研究

0引言

沈从文是我国著名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多富有文化意蕴，具有诚实、从容、宽厚的审美感情。作为一位作家，在二三十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坛，沈从文无疑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份独特的存在。在小学都没有毕业的知识积累与文化修养背景下，他以自己那一份极为独特而丰厚的边缘化乡村经验和边地土著部队的军伍生活经历为资源，以温和节制、自然素朴的叙事态度和清新秀丽、从容舒放的文学语言，在当时的文坛上吹奏出了一曲浪漫温馨、柔美婉约的乡村牧歌，为久居都市的文化精英及市井读者提供了一个远离喧哗与尘嚣的神秘奇特、淳朴自然而又清丽柔婉的“梦幻湘西”，为现代文坛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乡土世界。从沈从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深厚的文学功力以及深广的文化内蕴。

1字斟句酌，惜墨如金的简洁之美

沈从文是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他的小说，无处不显示着他高超的语言技巧：惜墨如金，但字字珠玑。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

沈从文及其作品 (5张)

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批判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

代表作：八骏图都市一妇人

讽刺的笔调

歌咏湘西世界的优美和谐

代表作： 《边城》 《长河》

抒情的笔调

以“乡下人”的经验和爱憎为标准，坚守和表现“生命本真”与“自然人性”。

乡村人性美、风俗美及自然美的诗意表现，形成田园牧歌的抒情小说。

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表现自我的真挚感情。在倾诉对旧社会的反抗情绪以及反映青春期的苦闷心理方面，充满大胆的自我暴露手法和浓厚的抒情色彩，使他在小说创作上成为前期创造社浪漫主义倾向的突出代表,并且为一些后起的作家所仿效,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影响，在20年代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艺术流派。

郁达夫文如其人，他的充满浪漫主义感伤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既反映了他本人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创作历程，也表现出"五四"以来一个复杂而不平常的现代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一种单纯的抒情方式在作品中解剖自己、分析自己、鞭挞自己，使这些作品对读者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又同意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并把郁达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概括为"卑以自牧"

通俗，轻快，轻描淡写

郁达夫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色，他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之体验，不追求复杂的故事情节。

其谋篇布局自然简洁，故事进行当中穿插一些景物描写或抒情议论，然而读来却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特别是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强烈感情，自始至终贯穿全篇，把作品呵成一个整体。

扩展资料：

创作的独异风格，加上那种感伤、忧郁而又极坦诚的情味，郁达夫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才情而最少框框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

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

参考资料来源：

通俗，轻快，轻描淡写中纰漏社会现实

你所指的新时期并没有给出具体时间，新时期一般认定是改革开放以来。然而文学的发展（当然包括小说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环境（泛义）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大概有这些特色：

一、内容和语言上看：

1、首先是出现了一批反映文革的伤痕文学，以反思文革为主；

2、反映改革新变化，当然也有对改革抱有质疑的；

3、反映人们在新的生活条件下产生的新思想，也有走向极端化的文学；

4、加入了互联网生活细节，包括网上流行词等；

5、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一些因素，对于外国小说的借鉴也在增大。

6、出现各式各样的新式词语，有自己创作出来的新词，也有音译词，文学的随意性在增强。

7、题材更为大胆，穿越、修仙、魔幻等等；

8、银幕化进程加快，商业性增强。

二、传播形式上：

主要是从纸质的实体书在向互联网时代的电子书在转变，虽然信息化无可阻挡，但是实体书在人类文明传递上仍然十分重要。

题材新颖构思独特，能以幽默诙谐的手法反映文章的主题，我估计考试都是让你回答这些小说创作特色的有点，凡是语文都这样！

这道题目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那就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如果要展开论述的话，那就是：

新时期小说总的创作特色是题材与表现手法多样化，而且引入了大量西方文学的创作观点，大胆干预生活，积极思考过去的得失成败，总结经验教训，而且基本废止了用政治手段进行说教、粗暴干涉文学创作与文学论争的做法。

而且，新时期小说的总体创作水平与创作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十七年文学”，各类文学刊物迎来了新的春天，同时涌现了一大批年龄与知识水平、个人视野层次不一的著名小说家。

新感觉派的这三位代表性作家的创作都起始于现实主义，后来才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却不完全一样。刘呐鸥、穆时英更多地受到了日本的早期新感觉派的熏染，而且在汲取现代派的技巧的同时，也接受了现代派的文艺观，成了彻头彻尾的现代派。施蛰存则从日本新感觉派后期的新心理主义那里撷取了更多的精华。他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并吸收现代派的技巧来丰富自己。因此，在他脱手《现代》之后，就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归到现实主义。尽管他们在创作道路和创作的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作为一个流派。也构成了一些共同的创作特色。

在中国文坛,曹文轩以"孤傲"的姿态,坚守着"永远的古典",不竭地书写着美和美感,其新作《青铜葵花》更是将这一风格演绎的淋漓尽致,在牧歌式的凝眸、绘画似的意境营造中,构筑起一道亮丽的风景,将现代乡土小说诗化一脉艺术特色展现得晶莹别透.

曹文轩的创作特色是：

书写、探讨苦难是曹文轩儿童文学的标志性主题，他的作品在及时行乐、不顾后果的当今社会可以说是发出了另一种声音，这是相反方向的思考，他对苦难给予了肯定和独特的诠释。

但是他描写的苦难不是为了让孩子去惧怕苦难或者博取同情，而是把人生置于苦难的场景中，在这样一个极端和特殊的场景中使得人的良善的一面发挥地淋漓尽致。

曹文轩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独特的生命体会捕捉、创设着场景，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不可预料的自然或人为的灾害、人性邪恶力量的爆发、内心难以控制的负面情绪、暴力严苛的政治背景等等。

扩展资料：

曹文轩认为，一个作家很容易因为作品过分风格化，导致写作只能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经营。

“因为批评家和读者，他在不知不觉中框定了自己的写作，将自己固定了下来，将一个广阔的生活领域舍弃了。”曹文轩说。

曹文轩坦言，“其实我早就转身了”，从2015年创作火印开始，他把目光渐渐从“油麻地”转移，突破文学故乡“油麻地”边界，试图在城市文学领域，开辟新的版图。

参考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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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曹先生的作品有很多是讲男女的 从中让我感觉到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