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小说创作特色

短篇小说《华威先生》是张天翼于抗战期间创作的一篇最杰出的讽刺小说。

华威先生是作品主人公。作为“抗日工作者的上层分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的时候，他忙着“顺应时代的潮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积极抗战的爱国者、领导者。在作品中，华威先生贯穿始终的就是“忙”。他整日坐着跑得像“闪电一样快”的黄包车，忙于出席各种会议，有时“一天要开几个有关抗战的会”。他忙于发言，忙于参加一切抗日组织。为此，他声言：“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因为“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而他都必须去“领导起来才行”。但实际上，这位“抗战要人”整日蜻蜒点水式地参加每一个抗日团体的会议，发表几句千篇一律、空洞无味的指示，什么具体的抗日问题都解决不了。他整天忙的是什么呢?是到处兜售“一个领导中心”，也就是千方百计伸手攫取一切抗日团体的领导权。他每到一个会议必定反复强调：“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事情就会变得“很危险，很危险”。他拼命揽权，就连“战时保婴会”这样绝无“危险性”的团体，他也绝不放松，甚至连最为名正言顺的“日本问题座谈会”，也要被他追问“到底是什么背景”。华威先生不但自己一点抗日实际工作都不干，还要对群众的抗日活动百般阻挠。当他发现有些抗日组织不容他插手，他非常气愤，又是打听，又是调整，并威胁说：“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分子?”并大骂那些反对他控制的群众搞“秘密行动”，是成立“非法团体”的“浑蛋”。作品通过塑造华威先生这样一个打着抗日招牌却不干实事，到处镇压人民的官僚形象，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统治者以抗战之名行反人民之实的反动本质。

这篇小说没有一般小说常有的贯穿始终的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也没有详尽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心理剖析，然而作品却能将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这主要是因为作者成功地运用了漫画式的笔法，突出了人物的特征。如作品是这样勾勒华威先生的外形的：“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这段描写，可以说是粗线条漫画式的勾勒。由于作者在表现人物外形时，能紧紧抓住最能展示人物性格的典型特征加以描写，因此，使人物的本质真实、准确地凸现了出来。“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包”，这显示出了华威先生是个包不离手的忙人；他的手杖“粗”且“黑油油”的，而且“永远带着”，这又写出了人物官气十足，总爱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官老爷的样子；无名指上的戒指和拿着雪茄烟的特有姿态，又进一步将人物虚伪做作的性格特征表现了出来。

这篇作品不仅能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出人物的主要特征，而且还能通过夸张而不失真的细节描写，来展示人物性格。如作品写华威先生每会必到，而且常迟到并总是希望别人注意到他，于是，“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是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这一典型细节抓得很好，它准确地将华威先生那惟恐别人不知道他到场了，而且是忙得不能准时到场的特定心理，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另外，作品写华威先生常爱“掏出表来看一看”，看时“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头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这些细节也抓得很准，它将人物整日煞有介事的样子夸张地表现了出来。

利用人物举止前后矛盾、言行不一来凸现人物性格，也是作品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如作品写华威先生开会常迟到，但是步入不同的会场，他的神情却大不相同。如果是参加下级的“难民救济会”，他的态度会是“很庄严”，而且是“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不仅如此，他还要在门口稍停一下，“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如果是参加上级领导机关的“工人救亡协会指导部”的会议，他步入会场的表现则是另一番景象：“他脸上堆上笑容，并且对每一个点头。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不仅如此，当“主席对他微笑一下”后，他会马上“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这里，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将华威先生步入不同会场行为极不统一的特点显现了出来，使人物对上奴颜屈膝，对下骄横无理的本质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华威先生不仅在行为举止上有前倨后恭、自相矛盾之处，在言与行上也有极矛盾之处。如他整日叫喊自己太忙，“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他嘴上这样说，可是行为举止呢?他在“工人救亡协会指导部”召开的会议上，与小胡子的一番对话，已经不打自招地供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原来，这位忙得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的官员，却有的是时间去赴宴会，并且喝得酩酊大醉，然后睡大觉，做美梦。这里，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让人物在对比中呈现出本质，收到了明显的讽刺效果。

这篇小说仅余字，然而作者却以高超的讽刺艺术笔墨活画出了华威先生这样一个虚伪、庸俗、浅薄、好卖弄、卑劣无耻的国民党官僚形象。

痴情,执着，爱国，细腻，不自由

他是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

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

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

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

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

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

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

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建议看吴霭仪、陈墨、倪匡的评论，尤其是吴女士，非常深度！

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紧凑

《神雕侠侣》是金庸唯一的“三部曲”即“射雕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但这“射雕三部曲”非但时代背景及其主要人物都不相同，且其写作中心(主题)及其风格等等也大不一样。如果说《射雕英雄传》的重心是在“英雄”亦即“侠”或者“义”；那么，这部《神雕侠侣》的重心则在于“儿女”亦即“性”或者“情”。金庸的作品大多是通过对感情的处理与描写，并通过这一范畴来赋予其笔下人物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都是“性情中人”。而情之为物，掩映多姿，复杂万状，就增加了作者写作及读者阅读的巨大的热情与兴趣。如许不同的性情，不同的人物，构成了金庸作品的跌宕风流的世界，从而激起了读者的无穷的回荡与思悟。《神雕侠侣》可以说是金庸的“性情世界”的一部代表之作。

老舍小说充满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以北京市民社会和底层人民为描写中心，作品中充满了浓烈的“京味儿”，老舍当属中国近代最有成就的幽默小说家。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

隔水观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左右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开了又一个文坛大一统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如民主自由、个性化创作、独立思考等则在政权的强力控制下逐渐进入沉潜期。五四传统的沉潜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个宣称无产者的政权建立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支撑五四先驱们达到的探索深度，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先进阶级”也没有能力消费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国家初定，既不能无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又不可能放弃对大众精神领域的宣传与占领，于是左翼文学的观念便借助政权力量扩张而至全面贯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周扬给了它一个新名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与西欧、俄国19世纪的“旧”现实主义相区别，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可见，现实主义的两大任务，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丁玲说：“我也承认，今天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作者对于他所喜欢的新人物，还没有古典文学对于贵族生活描写的细致入微，这里找不到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从某种程度上看，所谓“现实主义”是五四文学传统沉潜的“非精英化”导致的必然结果。政权出于现实功利的性的考虑，排斥这种执著于高层次精神探索的活动，排斥精英化的启蒙，虽然实际上精英式探索是更深一层意义的启蒙与提高，但是已经说过，这个政权本身负担不起这样的高度与深度，它也不愿意使大众的目光过多地投注到内心、终极等精神领域，而希望能集中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政权自身，从而尽快实现政治统治、经济建设等外在征服的目的。至于作品艺术水平的低劣，丁玲又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强调这个缺点，因为强调只有增加你的成见，加深你对于新事物与新文艺的距离，让我们不要留恋过去。”

然而实际却并不能使人满意，理论指导与实际执行发生了偏差。其一体现在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上。现实主义创作是“非精英化”的结果，亦即有“平民化”的要求与趋势。而根据当时的阶级划分，小市民阶级被定为类似于“亚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落后的，需要工农改造的阶级。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也主要基于它所服务的读者层是小市民阶级。但是，与欧洲相比，中国由于工商业与都市的欠发达，“小市民”作为一个阶级，从未强大到有左右政局的力量，而掌握了文化的工农极其容易与小市民在审美趣味取向上达成一致。因否定城市而否定小市民，到否定通俗文学，再到否定平民化，这是政权力量控制下文学方针与实际情况的悖论。导致的结果是使得一批艺术水平不高，吸引不了知识青年的作品，在面对工农兵时又显得曲高和寡，完全沦于说教。这一点虽然在实践中又逐渐被修复，一批在艺术形式和结构上借鉴通俗文学的作品，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的出现所代表的开创意义，却也使得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变得模糊与不合理。

其二体现在作家队伍上。可以说，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内心化伤感化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一部分走进了象牙塔。纤柔，秾丽，哀婉的美学风格容易使人产生厌烦情绪，解放区文艺此时带着泥土的香气出现了，使得那一批作家得到了解脱，他们为这种刚健、质朴、有点粗野的风格所吸引。同时政权对文艺的重视，使“以文致仕”的古老传统在解放区推行下去，文人与政治的“和谐相处”在这里得到实现。于是大批作家投入到解放区文艺的阵营来，从天上的玄思转到人间的生活，从内心的独语转到土地上的歌唱。这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现实主义的美学意义。然而政治的束缚一旦过紧，现实主义在美学上的吸引力减退，这批作家的创作也就失去了光泽，或退出主流，或艺术水准大打折扣。

总之，现实主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生命力大大减弱，非但不能保持原意旨，甚至走向了现实的对立面——对现实的粉饰、夸张、歪曲，而确实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

二 革命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浪漫主义更加靠近了文学的艺术性追求，更偏重于内心的东西。然而它的妙处就恰恰在于，它同时又是“革命”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内心感觉是开放性的，而非封闭的。这极其适应了当时政治宣传与太平粉饰的需要，它不要过多的思考，而只是“光明”基础上的升华，就好比一团蘑菇云，所需的原料并不多，却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外显的，绝不引向深层思考，然而又时在内心前面扣了一下门，这一扣便弥足珍贵，补充了现实主义所缺乏的丰富内涵。“我们的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我们的创作也需要美妙无边的幻想。”两者的结合实现了艺术的更上层楼，作者与读者产生巨大的激情共鸣。原本缺乏激情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显现，是死板的政治说教，但在浪漫主义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现实主义充盈起来，不再笨拙蹒跚。好像因了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实感人而光彩重生。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同时，不论是美好信仰还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在作品中看来是从未失去乃至毁灭的，英雄总是能够凭借着崇高的信仰战胜敌人，这使得整个十七年文学基调是喜剧式的，即使激情的宣泄也是喜剧式的。这些作品只提供给读者一些精神支持与情感寄托，而缺乏真正反思的力度与悲剧的最终净化心灵的效果——但这对于它来说是大不必要的，这不是它的目的。由此衍生出十七年文学的美学风格：奔放雄伟刚健热烈。可以看出，这是基于对现实的绝对自信而生成的，也更成功地为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激情库存。

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宗教化”则有终极旨归性质，情节是它的依托，它又使情节本身成为先验的，不可质疑的存在。情节在宗教的笼罩下不可以被思考，只有“信”与“不信”两种选择。相应地，读者付出的也是类似宗教体验的庄严与激动。这个结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抒情诗，那些对现实的描述和讴歌，读起来多么感人，读者与作者两方面都表现出皈依来，一同进入理想的圣地。

尽管如此，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一个限定如此之严的文学环境中，“两结合”并非万全之策。那些喜剧式的激情最终变成一种虚妄，没有深厚动力支持的狂喜只能造成愚昧滥情虚伪，渐渐地这种喜悦也不能再吸引人了。也许是耗费太多了吧，它给民族心理带来的疲乏和理性的匮乏都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恢复的。情节的“宗教化”产生了迷信的恶果，极端缺乏思考同时又极端敏感导致对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的不加区分。因为按照它的逻辑，情节的真实性是不可以怀疑的，加之其上的宗教情感也必然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想法，由是观之，便不难理解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后来一部《海瑞罢官》引起的文革巨浪。“两结合”的出现，反映了文学当时夹缝中的两难处境：既要迎合政治，又得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这是文学扭曲与变形的一种表现，一旦有了轻松的环境，沉潜的五四传统便

会露出头来找到接续者。

三 断裂与重生

新文学的两大主题：对未来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对古老中国“家园”印象式的依赖，或由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或由于美学风格的差异，都在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中发生了断裂，极少有人对生存本身做超出马列范围的反思，或者对遥远的故乡唱一曲异乡漂泊的惆怅歌谣。

这有现实的原因，社会在大规模建设时期，建设取代了思考与怀念。更深一层则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这个命题，政权和工农都不熟悉，在他们的概念中，这是与城市，资本，金钱，诱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里面充斥着不可把握的罪恶，于是，既然无法把握它，那就干脆消灭它好了。同时，解放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消磨了对“家”的远距离的观照，更没有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家国命运之感。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新文学的两大主题是被时代断裂，被政治断裂的。两者的重建又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对过去与未来的思索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进行的活动，然而由于断裂的原因不同，重建的时间也不同。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直到后朦胧诗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经济实力与文化程度达到某个高度时，现代性的问题才有机会被探讨，“城市”的概念也开始复苏。当然，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中国的现代性思考远远达不到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加之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革的排斥，这种思考更显得稚拙。因此便不难理解十七年文学中工业题材与城市题材的浅薄与缺乏生命力，正是由于现代观念的缺乏所致，而同时，这种观念却又是在政治操纵下人为祓除的。

相比较而言，“家园”印象的断裂更是一种美学风格的断裂，因为它与刚健热烈的“时代精神”相悖而遭到了摒弃，例如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即因此成为争议之作。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家”的概念则被延续下来，从而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表现为十七年文学中的两大题材：革命历史小说与农村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是将政权统治合法化的产物，除去政权自身的需要外，还表现了政权甫立，民众包括作者在内的对于前途未知的茫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的依赖。因此，“党”就必须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历史必然，具有千秋万代不可变更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因而，这种证明自己“从何处来”的过程便类似与一个“寻根”的过程，而对这个被塑造出来的历史的坚信依赖也就具有了对“家园”的感情色彩。例如《红岩》中时时刻刻灌输给读者的“党”与“光明”的必然联系。这一点对于占主流的解放区作家来说，意义更加深刻。是革命历史年代赋予他们智慧，光荣，激情以及创作的源泉，解放后的回忆便是一个在“遥想当年”的家园回望中寻找自我肯定的过程。许多作家，例如郭小川，孙犁，都有对战争年代的怀念，从而产生一种心灵的慰藉。

农村小说则更是发于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与熟悉，这是五四文学“乡土性”的直接延续。这里不同的是，没有作家的思考，甚至无关技巧，而主要是对“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语言，修辞，逻辑，情感驾轻就熟。鲁迅当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与故乡之间的“厚障壁”在这里被对“家”的强烈情感轻而易举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谐代替了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农村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优点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怎样描写农村题材，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作家们的重大责任。由于农村发生了问题，也引起了创作上的新问题。1960，1961年，公社问题明确起来，写得多了。到今年又写得少了，情况还不大摸得准。”由是观之，这种对五四传统的重生由于现实的限制，只是在极其肤浅层面上的一种继续。这里放弃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力，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思考，恰是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痴情 执着 敢于冲破世俗的束缚 还有爱国 侠义

江湖人物豪情万丈 都抱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心里

不过皇帝昏庸 朝廷奸臣当道

正义之士回天无数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在人物描写上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讲究用几句话、几个富有特征性的动作,简洁地勾勒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讲究故事性,并有一套组织故事的艺术手法,做到顺当流畅而又曲折有味；在叙事与写景的关系上,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等等.富有特色的民族语言,高超的传统艺术技巧,使赵树理的创作显示出朴素、明朗、幽默的独特风格.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一个字-----情.

莫言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他 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最痴情。

主写情。

金的小说有一共同点：爱国。

但古的没有。古的：潇洒，天马行空。所以难拍电视剧。

啊？

用十六年来表明姐弟恋也可以长长久久-----

乱伦（可以这样说么？在当时连叛逆的黄蓉也反对这样的师徒情啊）也可以有真情啊啊哈哈

一个人的自我斗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由本我.自我到超我的质的飞跃！

啊哈哈

过儿好痴情啊~偶地过儿~

融传统于现代，这是白先勇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白先勇的小说创作虽大量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技巧，但从根本上说，他作品中流淌的仍是中国文学的血脉，融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洋小说的艺术技巧于一炉，博采众长而形成细腻、含蓄、深沉而优雅的艺术风格。从芝加哥之死开始，白先勇的创作蜕去模仿的痕迹，现代手法运用得自然娴熟。

芝加哥之死的现代特色，主要体现在小说表达美国的快节奏生活和环境氛围，更为突出的是真实细致地刻划了吴汉魂久遭压抑以致扭曲畸形了的性心理。性发泄带给吴汉魂的不是解脱和快乐，而是耻辱感和罪恶感，巨大的生存压力使他的精神濒于分裂，最终跳湖自杀。小说利用现代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剖示了一颗痛苦、绝望的灵魂。

《谪仙记》中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刻画人物心理，用象征手法暗示人物命运，渐趋向传统，有较浓郁的民族风格。完美体现白先勇的传统与现代融合特色的是《台北人》的创作。《游园惊梦》从总体构思到具体描写受《红楼梦》、《牡丹亭》等古典名著的影响，在技巧运用方面突出了现代技巧。钱夫人出席窦公馆的晚宴上触景生情，五次回忆起昔日“钱公馆”的豪华和气派的意识流动，今昔对比中突出了主人公今日的凄凉、落魄的生活处境和细致复杂的感情世界。既有现代小说的抓取瞬间，又有传统小说对社会、人物命运的表现，采取正面叙述与西方小说的时空交错结合的方法，小中见大，增强小说的现实感和历史感。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兆丽离开“夜巴黎”前对自己一生经历流水般的回忆，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人物此时感慨万千的复杂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于家庭和个人经历的关系，白先勇的小说多描写他熟悉的上层社会生活，在题材选择上，善于描写没落贵族的日常生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人情世态和社会变迁。《国葬》通过国民党一级上将李浩然的葬礼，反映出国民党政权的日薄西山，体现出历史的沧桑感。思旧赋借鉴西方小说中观点的运用，采用两个老仆的观点，来表现李宅的今昔：昔日的豪华气派，今日的残破失修。小说中描写的意象都是衰败、老迈、痴呆和死亡的，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作品从老仆的眼光来叙述比作者自己叙述有效的多，深得《红楼梦》的技巧神韵，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在《游园惊梦》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还运用观点的转换。当叙述钱夫人、金大班的身世来历时，很明显使用的是全知观点，但当进入人物的心理层次时，白先勇运用意识流手法或直接借助人物的自述时，自然又转成自知观点，更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一年是张天翼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与众多同时代左翼作家的作品一样给左翼文坛带来了现实主义复归的春天。小说的主人翁白慕易，出身于破落的书宦之家，由于生活贫困，做了裁缝，而又感到辱没门庭，故而丢下裁缝不做，到城里谋官，先做了传令下士，后通过裙带关系，谋得一个录事。终于在官场动荡中失业，往上爬的幻梦也成了泡影，只得投靠江湖骗子李益泰，贩卖鸦片来到外省，最后因欠赌债，走投无路，跳江自杀。从白慕易离乡谋事到沉江自尽，大概就一年的时间。

张洁的创作历程对应女人生命的不同年龄和阶段：少女时代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祖母绿爱，是不能忘记的

成年时代《方舟》抵达《无字》《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到《沉重的翅膀》

更年期，《只有一个太阳》《红蘑菇》《日子》过不去的夏天

每一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古典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张洁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她从开始创作迄今已逾三十年，至今笔耕不辍，创作实绩较为丰厚。

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翌年加入中国作协。1982年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并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著有作品集张洁小说剧本选，小说散文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小说集祖母绿，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全国第2届茅盾文学奖，曾被译成德、英，法，瑞典等多种文字出版）。《只有一个太阳》，散文集在那绿革地上以及《张洁集》等。张洁获意大利1989年度“玛拉帕尔帝”国际文学奖。她的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分获1979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母绿获全国第3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张天陵撼龙天棺是探宝小说，主要讲述主角等人为守护国家秘宝，组成寻宝探险小队，途中与外来势力展开了一场惊险夺宝对抗，并解开了流传百世的成吉思汗墓葬之谜，从而宣扬家国情怀之下的中华儿女舍身护宝的伟大爱国精神。

你说那

这是个人的感觉

我是感动 其实我看书看了7遍 电视5遍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觉

会给人生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