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晓声知青题材小说创作的特色

特色就是YY 就是人的理想化 使人感觉很痛快 使人更有娱乐休闲的感觉

痴情,执着，爱国，细腻，不自由

他是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

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

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

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

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

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

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

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建议看吴霭仪、陈墨、倪匡的评论，尤其是吴女士，非常深度！

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30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而这种对峙体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团体。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别活跃在京津和上海它们介于左翼和国民党文化之间，持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京派和海派的对峙和冲突，是3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主题。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从而折射出了古老的农业中国，在向现代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

一、"京派"小说

（一）京 派（定义）：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凌叔华、萧乾、李健吾、芦焚、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即非职业化作家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二）京派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三）文学观念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其次，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四）艺术特征

京派小说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多带有乡土气息，具有来自乡野的质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风格，并由于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其文体都具有一种抒情性。如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芦焚的《果园城记》等。

（五）京派代表作家

京派作家之中以小说著称的，有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他们的作品除了具有京派的共同特质以外，每个人又都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风格，关于废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关于沈从文我们以后将列为专章讲述，下面介绍一下其他作家。

1、萧 乾（1910－1999）

青年时代及晚年时代的萧乾

①、创作概况

萧乾生于北京东直门里城墙根一带的贫民区里，是蒙古族的后裔，父母先后早逝，沦为孤儿，自幼饱经人生炎凉，这些经历，日后成为他全部小说创作的诱因。在创作上，受到过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人的指导。著有短篇集篱下集、《栗子》、《落日》，还有长篇小说《梦之谷》等。

②创作分析

萧乾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儿童视角"出发，展现成人的世界，抒发人间的世态炎凉、冷热和不平等的遭遇。这类作品有《篱下》、矮檐等，小说中都有坚忍的妈妈形象（寡妇或者弃妇），包含着作者对自己母亲的回忆。

第二类是宗教题材小说，把锋芒直接指向了教会的伪善和冷酷，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基督教在中国当时社会条件下与殖民主义相似的历史作用。这一类作品有《皈依》、鹏程、昙等。

第三类是爱情小说，代表作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梦之谷》（1938年）。《梦之谷》是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依据的是作者自己的一次流浪和爱情经历，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是一个18岁的北京青年一个人流浪到岭东，在一家中学教国语，深受语言隔阂之苦。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他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盈"，她也能说一口纯正的国语，但是却有着不幸的遭际，两个人同病相连，于是产生了爱情，在"梦之谷"中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但是姑娘后来却被一个恶霸劣绅霸占，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恋情就以悲剧而告终。这个小说取材于萧乾的自身经历，具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是失落者所倾诉的美丽的挽歌。但小说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在那种战争的环境中，"梦之谷"超尘脱俗的品质与时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并没有在文坛引起太大的反响。

2、芦 焚 （1910－1988） ① 创作概况

芦焚也就是师陀，师陀是他1946年之后使用的笔名。30年代的芦焚虽然没有后来成熟，但是却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势头，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其中的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一起，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芦焚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善于描写场景，其小说深切地表现了北方农村的衰败。抗战前芦焚去了上海，后来陷入孤岛而长期蛰居。

芦焚（师陀）

② 艺术特点

芦焚象沈从文一样，也自称为乡下人、土人，但是两个人的风格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比之沈从文，芦焚笔下的乡土世界少了几分想象，多了几分真实，远离了田园牧歌的拟想，代替的是中原农村的衰败与荒凉，是活脱脱的现实世界，他不是从人性中升华出神性，而是在崩溃着的内地乡村风习中散发出类似李贺诗篇的阴沉的鬼气。

3、林徽因（1904―1955） ①作家简介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音乐的"音"，是京派中的文学沙龙女主人，一代才女。她曾经留学英美，兼通中西文学，又熟悉绘画、戏剧、和雕刻，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林徽音的才气、容貌、诗名，令许多文人倾倒。她秀丽聪颖、性格热情，有着非同凡响的审美气质，当时她和梁思成的家，是京派文人聚会的场所。由于是名门闺秀，优越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使她有条件把文学真正作为独立而自由的人生与艺术理想，从而是天然的"为艺术而艺术派"。

② 创作分析

林徽因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九十九度中。这部作品被京派的批评家李健吾看作是最富有现代性的实验性作品，写的是一个酷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林徽因更有性别特征的作品还是描绘大家闺秀心态和体验的小说，如钟绿、文珍、绣绣等篇，这些是她更本色的作品，寄托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从命运不好的人们身上反转到自身，而感悟到年华易逝，美的短暂，渗透了小说家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悟。但是沙龙的格局最终也划定了林徽因的小说世界，造成了其作品的局限。

京派其他的作家还有杨振声、李健吾等人

紧凑

《神雕侠侣》是金庸唯一的“三部曲”即“射雕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但这“射雕三部曲”非但时代背景及其主要人物都不相同，且其写作中心(主题)及其风格等等也大不一样。如果说《射雕英雄传》的重心是在“英雄”亦即“侠”或者“义”；那么，这部《神雕侠侣》的重心则在于“儿女”亦即“性”或者“情”。金庸的作品大多是通过对感情的处理与描写，并通过这一范畴来赋予其笔下人物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都是“性情中人”。而情之为物，掩映多姿，复杂万状，就增加了作者写作及读者阅读的巨大的热情与兴趣。如许不同的性情，不同的人物，构成了金庸作品的跌宕风流的世界，从而激起了读者的无穷的回荡与思悟。《神雕侠侣》可以说是金庸的“性情世界”的一部代表之作。

老舍小说充满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以北京市民社会和底层人民为描写中心，作品中充满了浓烈的“京味儿”，老舍当属中国近代最有成就的幽默小说家。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

隔水观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左右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开了又一个文坛大一统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如民主自由、个性化创作、独立思考等则在政权的强力控制下逐渐进入沉潜期。五四传统的沉潜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个宣称无产者的政权建立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支撑五四先驱们达到的探索深度，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先进阶级”也没有能力消费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国家初定，既不能无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又不可能放弃对大众精神领域的宣传与占领，于是左翼文学的观念便借助政权力量扩张而至全面贯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周扬给了它一个新名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与西欧、俄国19世纪的“旧”现实主义相区别，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可见，现实主义的两大任务，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丁玲说：“我也承认，今天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作者对于他所喜欢的新人物，还没有古典文学对于贵族生活描写的细致入微，这里找不到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从某种程度上看，所谓“现实主义”是五四文学传统沉潜的“非精英化”导致的必然结果。政权出于现实功利的性的考虑，排斥这种执著于高层次精神探索的活动，排斥精英化的启蒙，虽然实际上精英式探索是更深一层意义的启蒙与提高，但是已经说过，这个政权本身负担不起这样的高度与深度，它也不愿意使大众的目光过多地投注到内心、终极等精神领域，而希望能集中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政权自身，从而尽快实现政治统治、经济建设等外在征服的目的。至于作品艺术水平的低劣，丁玲又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强调这个缺点，因为强调只有增加你的成见，加深你对于新事物与新文艺的距离，让我们不要留恋过去。”

然而实际却并不能使人满意，理论指导与实际执行发生了偏差。其一体现在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上。现实主义创作是“非精英化”的结果，亦即有“平民化”的要求与趋势。而根据当时的阶级划分，小市民阶级被定为类似于“亚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落后的，需要工农改造的阶级。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也主要基于它所服务的读者层是小市民阶级。但是，与欧洲相比，中国由于工商业与都市的欠发达，“小市民”作为一个阶级，从未强大到有左右政局的力量，而掌握了文化的工农极其容易与小市民在审美趣味取向上达成一致。因否定城市而否定小市民，到否定通俗文学，再到否定平民化，这是政权力量控制下文学方针与实际情况的悖论。导致的结果是使得一批艺术水平不高，吸引不了知识青年的作品，在面对工农兵时又显得曲高和寡，完全沦于说教。这一点虽然在实践中又逐渐被修复，一批在艺术形式和结构上借鉴通俗文学的作品，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的出现所代表的开创意义，却也使得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变得模糊与不合理。

其二体现在作家队伍上。可以说，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内心化伤感化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一部分走进了象牙塔。纤柔，秾丽，哀婉的美学风格容易使人产生厌烦情绪，解放区文艺此时带着泥土的香气出现了，使得那一批作家得到了解脱，他们为这种刚健、质朴、有点粗野的风格所吸引。同时政权对文艺的重视，使“以文致仕”的古老传统在解放区推行下去，文人与政治的“和谐相处”在这里得到实现。于是大批作家投入到解放区文艺的阵营来，从天上的玄思转到人间的生活，从内心的独语转到土地上的歌唱。这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现实主义的美学意义。然而政治的束缚一旦过紧，现实主义在美学上的吸引力减退，这批作家的创作也就失去了光泽，或退出主流，或艺术水准大打折扣。

总之，现实主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生命力大大减弱，非但不能保持原意旨，甚至走向了现实的对立面——对现实的粉饰、夸张、歪曲，而确实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

二 革命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浪漫主义更加靠近了文学的艺术性追求，更偏重于内心的东西。然而它的妙处就恰恰在于，它同时又是“革命”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内心感觉是开放性的，而非封闭的。这极其适应了当时政治宣传与太平粉饰的需要，它不要过多的思考，而只是“光明”基础上的升华，就好比一团蘑菇云，所需的原料并不多，却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外显的，绝不引向深层思考，然而又时在内心前面扣了一下门，这一扣便弥足珍贵，补充了现实主义所缺乏的丰富内涵。“我们的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我们的创作也需要美妙无边的幻想。”两者的结合实现了艺术的更上层楼，作者与读者产生巨大的激情共鸣。原本缺乏激情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显现，是死板的政治说教，但在浪漫主义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现实主义充盈起来，不再笨拙蹒跚。好像因了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实感人而光彩重生。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同时，不论是美好信仰还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在作品中看来是从未失去乃至毁灭的，英雄总是能够凭借着崇高的信仰战胜敌人，这使得整个十七年文学基调是喜剧式的，即使激情的宣泄也是喜剧式的。这些作品只提供给读者一些精神支持与情感寄托，而缺乏真正反思的力度与悲剧的最终净化心灵的效果——但这对于它来说是大不必要的，这不是它的目的。由此衍生出十七年文学的美学风格：奔放雄伟刚健热烈。可以看出，这是基于对现实的绝对自信而生成的，也更成功地为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激情库存。

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宗教化”则有终极旨归性质，情节是它的依托，它又使情节本身成为先验的，不可质疑的存在。情节在宗教的笼罩下不可以被思考，只有“信”与“不信”两种选择。相应地，读者付出的也是类似宗教体验的庄严与激动。这个结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抒情诗，那些对现实的描述和讴歌，读起来多么感人，读者与作者两方面都表现出皈依来，一同进入理想的圣地。

尽管如此，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一个限定如此之严的文学环境中，“两结合”并非万全之策。那些喜剧式的激情最终变成一种虚妄，没有深厚动力支持的狂喜只能造成愚昧滥情虚伪，渐渐地这种喜悦也不能再吸引人了。也许是耗费太多了吧，它给民族心理带来的疲乏和理性的匮乏都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恢复的。情节的“宗教化”产生了迷信的恶果，极端缺乏思考同时又极端敏感导致对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的不加区分。因为按照它的逻辑，情节的真实性是不可以怀疑的，加之其上的宗教情感也必然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想法，由是观之，便不难理解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后来一部《海瑞罢官》引起的文革巨浪。“两结合”的出现，反映了文学当时夹缝中的两难处境：既要迎合政治，又得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这是文学扭曲与变形的一种表现，一旦有了轻松的环境，沉潜的五四传统便

会露出头来找到接续者。

三 断裂与重生

新文学的两大主题：对未来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对古老中国“家园”印象式的依赖，或由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或由于美学风格的差异，都在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中发生了断裂，极少有人对生存本身做超出马列范围的反思，或者对遥远的故乡唱一曲异乡漂泊的惆怅歌谣。

这有现实的原因，社会在大规模建设时期，建设取代了思考与怀念。更深一层则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这个命题，政权和工农都不熟悉，在他们的概念中，这是与城市，资本，金钱，诱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里面充斥着不可把握的罪恶，于是，既然无法把握它，那就干脆消灭它好了。同时，解放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消磨了对“家”的远距离的观照，更没有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家国命运之感。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新文学的两大主题是被时代断裂，被政治断裂的。两者的重建又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对过去与未来的思索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进行的活动，然而由于断裂的原因不同，重建的时间也不同。

关于现代性的思考直到后朦胧诗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经济实力与文化程度达到某个高度时，现代性的问题才有机会被探讨，“城市”的概念也开始复苏。当然，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中国的现代性思考远远达不到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加之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革的排斥，这种思考更显得稚拙。因此便不难理解十七年文学中工业题材与城市题材的浅薄与缺乏生命力，正是由于现代观念的缺乏所致，而同时，这种观念却又是在政治操纵下人为祓除的。

相比较而言，“家园”印象的断裂更是一种美学风格的断裂，因为它与刚健热烈的“时代精神”相悖而遭到了摒弃，例如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即因此成为争议之作。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家”的概念则被延续下来，从而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表现为十七年文学中的两大题材：革命历史小说与农村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是将政权统治合法化的产物，除去政权自身的需要外，还表现了政权甫立，民众包括作者在内的对于前途未知的茫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的依赖。因此，“党”就必须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历史必然，具有千秋万代不可变更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因而，这种证明自己“从何处来”的过程便类似与一个“寻根”的过程，而对这个被塑造出来的历史的坚信依赖也就具有了对“家园”的感情色彩。例如《红岩》中时时刻刻灌输给读者的“党”与“光明”的必然联系。这一点对于占主流的解放区作家来说，意义更加深刻。是革命历史年代赋予他们智慧，光荣，激情以及创作的源泉，解放后的回忆便是一个在“遥想当年”的家园回望中寻找自我肯定的过程。许多作家，例如郭小川，孙犁，都有对战争年代的怀念，从而产生一种心灵的慰藉。

农村小说则更是发于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与熟悉，这是五四文学“乡土性”的直接延续。这里不同的是，没有作家的思考，甚至无关技巧，而主要是对“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语言，修辞，逻辑，情感驾轻就熟。鲁迅当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与故乡之间的“厚障壁”在这里被对“家”的强烈情感轻而易举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谐代替了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农村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优点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怎样描写农村题材，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作家们的重大责任。由于农村发生了问题，也引起了创作上的新问题。1960，1961年，公社问题明确起来，写得多了。到今年又写得少了，情况还不大摸得准。”由是观之，这种对五四传统的重生由于现实的限制，只是在极其肤浅层面上的一种继续。这里放弃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力，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思考，恰是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更加趋向现实主义创作

痴情 执着 敢于冲破世俗的束缚 还有爱国 侠义

新时期小说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小白了

江湖人物豪情万丈 都抱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心里

不过皇帝昏庸 朝廷奸臣当道

正义之士回天无数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在人物描写上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讲究用几句话、几个富有特征性的动作,简洁地勾勒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讲究故事性,并有一套组织故事的艺术手法,做到顺当流畅而又曲折有味；在叙事与写景的关系上,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等等.富有特色的民族语言,高超的传统艺术技巧,使赵树理的创作显示出朴素、明朗、幽默的独特风格.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一个字-----情.

莫言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他 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最痴情。

主写情。

金的小说有一共同点：爱国。

但古的没有。古的：潇洒，天马行空。所以难拍电视剧。

啊？

用十六年来表明姐弟恋也可以长长久久-----

乱伦（可以这样说么？在当时连叛逆的黄蓉也反对这样的师徒情啊）也可以有真情啊啊哈哈

一个人的自我斗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由本我.自我到超我的质的飞跃！

啊哈哈

过儿好痴情啊~偶地过儿~

郁达夫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色，他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之体验，不追求复杂的故事情节。其谋篇布局自然简洁，故事进行当中穿插一些景物描写或抒情议论，然而读来却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特别是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强烈感情，自始至终贯穿全篇，把作品呵成一个整体。笔者试就郁达夫小说中的抒情性特征展开讨论，并努力寻找郁达夫小说中抒情性特征的艺术思想渊源。

一、在主观描述中与作者的情绪互为表里，感情“被激动的灵魂的呼吁”着

郁达夫小说淡化了客观的叙述，而强化了主观性的描写，无论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都融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构成了郁达夫小说抒情性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首先可以从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来观照郁达夫小说的抒情性特征。

在郁达夫小说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描写自然景物非常精细，而描写人物的行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反倒相当粗疏。这就是他不太注重在人物的行动中刻画典型性格的缘故。他描写人物的行动十分粗疏，而注重表现人物的情绪、感情与心理，再配之以富有诗情画意的精细的景物描写，这就有助于形成其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单纯的抒情风格。

在马缨花开的时候的开头部分这样描写窗外的自然景象：

窗外面是二十边的还不十分大缺的下弦月夜，园里的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都洒满了银粉似的月光，在和半透明的黑影互相掩映。周围只是沉寂、清幽，正象是梦里的世界。首夏的节季，按理是应该有点热了，但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尖淋淋还有些儿凉冷的春意。

这一段景物描写，精细之极，有目共睹。以“二十边”、“还不十分大缺”来形容“下弦月夜”，数量与形状的概念都十分明确。接着描写园里的月光，在有些作家，恐怕只一句“园里洒满银粉似的月光”，也就够了，然而，郁达夫却非要一一写出“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不可，这样的细致描写，更给人以遍地月光的形象化感觉，加重了月夜的氛围。下面的描写就更精细。作者不直接描写“首夏的季节”该热未热，那一丝“凉冷的春意”，是“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中感到的。这种具体真切、细致入微的笔触，在一般小说的景物描写中，都很少见。但是，作者接着描写人物的行动以及他们的关系，就完全是另一种笔调：

这儿是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慈善医院的特等病房楼，当今天早晨进院来的时候，那个粗暴的青年法国医生，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只傍晚的时候，那位戴白帽子的牧母来了一次。问她这病究竟是什么病？她也只微笑摇着头，说要问过主任医生，才能知道。

这三个人物之间，本来存在着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在作者高度概括的粗笔下，冲淡了，消失了。那个“青年法国医生”，既无姓名，又无肖像、外貌、衣饰等描写，一概没有，仅一个“粗暴”的形容词，就算完成了人物的出场以及性格刻画。既然是个“粗暴”的医生，但作者并不描写他的粗暴行动。他只是“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然后以一个形容词，概述他的全部行动。而他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这种跳跃式的概括描写，则把病人之间的关系、纠葛，全部抽掉了。

郁达夫所注重的，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情绪。所以他对自然景物和人物的情绪的描写，相当细致。如：

而现在却已经是深沉的午夜了，这些吃慈善饭的人，实在也太没有良心，太不负责任，太没有对众生的同类爱。幸而这病，还是轻的，假若是重病呢？这么的一搁，搁起十几个钟头，难道起死回生的耶稣奇迹，果真的还能在现代的二十世纪里再出来的么？

心里头这样在恨着急着，我以前额部抵住了凉阴阴的玻璃窗面，双眼尽在向窗外花园内的朦胧月色，和暗淡花阴，作无心的观赏。立了几分钟，怨了几分钟，在心里学着罗兰夫人的那句名句，叫着哭着：

“慈善呀慈善！在你这令名之下，真不知害死了多少无为的牺牲者，养肥了多少卑劣的圣贤人！”

这是多么强烈而又细致的主观情绪。以上三个片段，本是顺序接续下来的，如果把它们连起来读，似乎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而更像散文。这里，景象、气氛和感情，三者合而为一，情景交融，便有了一种淡淡的诗情。

不知哪位评论家曾经说过，小说戏剧的本质，永远属于诗，是抒情的叙事，或叙事的抒情。我们从郁达夫的小说中大量篇幅的不同于一般散文的景物描写中可以感受，这种抒情性特征，不仅在于为环境气氛渲染，更在于“总要把热情渗入，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郁达夫小说中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中来观照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征。

无论是情节小说，还是人物小说，都不能没有人物，必须靠人物发展、演示故事情节，因为无论情节或布局如何巧妙，如果没有生动的人物去搭配，必定索然无味，因此，可以说“人物赋予情节以生命和意义”。

郁达夫非常善于刻画人物，不只从表情、动作、对话、姿态、服饰……等方面的描摹，展示人物的音容笑貌，传达人物的神情气韵，更着重人物心理的描写、把蕴藏在内心世界中的冲突、动荡、不安，生动地展现出来，塑造出不同性格的人物。因此，郁达夫更善于通过细腻微妙的感情线索从而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在的心理层次，更多地采用了“自白”的艺术表现手法。

郁达夫小说的心理描写，与一般小说的心理描写有不同之处：突出人物的自我感觉与内心矛盾。由于他笔下的人物身处逆境，又特别敏感，因而自我感觉分外强烈，内心矛盾分外尖锐。这集中表现为他们的理想与愿望破灭以后，那种感伤情绪无法解脱，悲愤之极，只能以死作了结。

《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他近来觉得孤冷的可怜。”这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感觉。孤冷到了“可怜”的地步，可见情绪之低沉。在表达形式上，一句话自成一段，而且直接用“觉得”字样，就把主人公内心的自我感觉，表现得十分突出。

郁达夫为了突出人物的心理感觉与内心矛盾，深入揭示人物的灵魂世界，他的小说几乎不对人物作外貌描写。恰如鲁迅所说：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郁达夫也是这样一位“心理学家”，他手中拿的似乎不是画笔，而是解剖刀，当这把刀直入人物的内心，那么心中的一切便剖露无疑。虽然人物似乎没有明确的外部特征，但读者却可通过人物的感伤、忧郁、悲愤而又不甘堕落、沉沦的矛盾心理特征，在想象中画出人物的外貌。可以说，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心理，总带着一点“病态”，读者便可依此想象出人物的“病容”。

有时，郁达夫也勾勒几笔人物的外貌，但这是为了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心理。银灰色的死对主人公的外貌描写，是郁达夫小说中最为集中、充分的一篇。但这描写很特别，它不在小说开头人物出现时，也不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而是在结尾人物死后，以一个区役所的老仆贴出告示为媒介，来描述人物的外貌。“那一张告示说”：

行路病者，

年龄约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长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乱披额上，此外更无特征。

衣黑色哗叽洋服一袭。衣袋中有Emest Dowson's Poems and Prose一册，五角钞票一张，白绫手帕一方，女人物也，上有S．S．等略字。身边遗留有黑色软帽一顶，脚穿黄色浅皮鞋，左右各已破损了。

主人公瘦弱枯黄的“病容”，正是他那孤冷忧郁的“病态”心理的反应。作者将他的外貌在结尾时描写出来，仅仅作为内心世界自我暴露后的一个外部标记。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郁达夫采用的是单刀直入的心理描写——人物赤裸裸的自我暴露，以突出自我感觉与内心矛盾。就是在偶尔写到人物的外貌的时候，他的着眼点仍然是为了揭示人物的“病态”心理。

《沉沦》所塑造的形象的深刻性，就在于它表现了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的每一个感情波纹，都揭示得非常正确、细致。

主人公一开始的心理感觉是触景伤情，并引起对现实环境的感伤、不满，以至复仇的心理。这种心理感觉之所以产生，正如他在日记写到：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到日本来倒也罢了，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么？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挨得过去。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

“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有感于祖国的贫穷，岁月的虚度，使他自然而然地忆起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一段生活。由于三岁丧父，家境困苦，在他的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便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来留学。这时候，他已种下了“忧郁症的根苗”。而在异国，他所感到的同学的“白眼”，单调的生活，使他越来越忧郁。又如何排解心中的愁绪呢？

预科卒业之后，他听说N市的高等学校是最新的，并且N市是日本产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学校去。

离开东京，去N市，这是主人公心理变化的一个转折：向往新的学习生活，而且作为一个苦闷中的青年，心中萌发爱情要求，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然而，到了N市，“他的前进的希望，在第一天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实情嘲弄了”，因为：

如今到了这N市的乡下之后，他的旅馆，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并无邻舍，左首门外便是一条如发的大道，前后都是稻田，西面是一方池水，并且因为学校还没有开课，别的学生还没有到来，这一家宽旷的旅馆里，只住了他一个客人。

他来到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而且旅馆的条件是那样差。于是他从情绪上的忧郁症，进而发展到为生理上的性苦闷。这性苦闷又反过来激起他的恐惧、羞愧、自责心理，怕身体衰弱、怕见人面，见了妇女的时候，“觉得更加难受”，发誓以后“决不再犯”。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状态。这样，“他的自责心同恐惧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闲，他的忧郁症也从此厉害起来了。”

接着，他又因“一些儿细事”，同他在北京的长兄绝了交。“那一封信发出之后，他呆呆的在楼前草地上想了许多时候，他自家想想看，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这已发展成一种自卑、自贱心理。而这时候，他又忽而听到一对青年男女在身边的草丛里偷情，他在心里痛骂自己：“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一边这样的骂着，一边又尖着耳朵在那里偷听，他心中十分矛盾，已到了自暴自弃的地步。

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支配下，他进了妓院，“陷到一个大大的难境里去”。当那个侍女问他“府上是什么地方”时，激起了他如此强烈的心理反应：

一听了这一句话，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层红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声，他呐呐的总说不出清晰的回话来。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这样，他从妓院出来，到海边自殉，就是他心理变化轨迹的终点，也是他悲剧命运的必然结局。

这就是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全部变化过程。它们层层深入，那么细致，又那么真实，而且按照情绪发展的内在逻辑，十分自然地画下了整个心理变化的轨迹。

《沉沦》中的“我”就是在国内因追求个性解放而数次碰壁，在异域又深感耻辱的情况下才产生变态心理的。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是因为生性正直，得罪了上司，在悲愁难遣之际，才企图用病态的性满足来麻醉自己。秋柳中的“于质夫”也是因为不满军阀镇压学潮，却又感到“无处可以发泄”，才去找妓女。可见，郁达夫总是当他的主人公在现实的压迫下精神失去平衡时，才使他产生病态和自轻自贱的。

郁达夫擅长“自我暴露”式的心理描写，还表现在他善于抓住人物内心矛盾爆发的突破口，或一个特定时刻的典型心理特征。

离散之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特定的送别场面。于质夫与几个同学办的季刊周报，因杂志发行者供养不起而被迫停刊。如今，他们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离开上海，各奔自己的故乡去，而且这一次分手，以后也不见得再有“聚首”的机会。这就使深深的离别之情，爆发于特定时刻之内；虽是一刹那间的心理活动，却分外强烈：

融传统于现代，这是白先勇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白先勇的小说创作虽大量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技巧，但从根本上说，他作品中流淌的仍是中国文学的血脉，融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洋小说的艺术技巧于一炉，博采众长而形成细腻、含蓄、深沉而优雅的艺术风格。从芝加哥之死开始，白先勇的创作蜕去模仿的痕迹，现代手法运用得自然娴熟。

芝加哥之死的现代特色，主要体现在小说表达美国的快节奏生活和环境氛围，更为突出的是真实细致地刻划了吴汉魂久遭压抑以致扭曲畸形了的性心理。性发泄带给吴汉魂的不是解脱和快乐，而是耻辱感和罪恶感，巨大的生存压力使他的精神濒于分裂，最终跳湖自杀。小说利用现代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剖示了一颗痛苦、绝望的灵魂。

《谪仙记》中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刻画人物心理，用象征手法暗示人物命运，渐趋向传统，有较浓郁的民族风格。完美体现白先勇的传统与现代融合特色的是《台北人》的创作。《游园惊梦》从总体构思到具体描写受《红楼梦》、《牡丹亭》等古典名著的影响，在技巧运用方面突出了现代技巧。钱夫人出席窦公馆的晚宴上触景生情，五次回忆起昔日“钱公馆”的豪华和气派的意识流动，今昔对比中突出了主人公今日的凄凉、落魄的生活处境和细致复杂的感情世界。既有现代小说的抓取瞬间，又有传统小说对社会、人物命运的表现，采取正面叙述与西方小说的时空交错结合的方法，小中见大，增强小说的现实感和历史感。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兆丽离开“夜巴黎”前对自己一生经历流水般的回忆，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人物此时感慨万千的复杂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于家庭和个人经历的关系，白先勇的小说多描写他熟悉的上层社会生活，在题材选择上，善于描写没落贵族的日常生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人情世态和社会变迁。《国葬》通过国民党一级上将李浩然的葬礼，反映出国民党政权的日薄西山，体现出历史的沧桑感。思旧赋借鉴西方小说中观点的运用，采用两个老仆的观点，来表现李宅的今昔：昔日的豪华气派，今日的残破失修。小说中描写的意象都是衰败、老迈、痴呆和死亡的，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作品从老仆的眼光来叙述比作者自己叙述有效的多，深得《红楼梦》的技巧神韵，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在《游园惊梦》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还运用观点的转换。当叙述钱夫人、金大班的身世来历时，很明显使用的是全知观点，但当进入人物的心理层次时，白先勇运用意识流手法或直接借助人物的自述时，自然又转成自知观点，更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张爱玲小说的魅力首先来自于传奇的故事以及弥漫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她的小说似梦呓，诱你走入一个传奇而虚幻的小说世界。“说不尽的沧凉故事”便成为张爱玲作品的独特题材。在张爱玲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不仅仅使梦魇般的氛围，梦魇般的故事，梦魇般的文化，还有梦魇般的人性，她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去展示人性的深刻变幻，这是张爱玲小说值得推敲的成功经验。

张爱玲不仅将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熔于一炉，而且能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优长汇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她直接传承了通俗小说的衣钵，却又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提升了传统通俗小说的品格。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6]《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

三、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

高阳历史小说题材内容主要有以下特色：其一，着重刻画历史人物，生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以《慈禧全传》展开来看，整部著作是由《慈禧前传》、《玉座珠帘》(上、下)、清官外史(上、下)、《母子君臣》、《胭脂井》、《瀛台落日》六卷组成。将所描绘的清朝宫廷内部发生的事件放在清末丧权辱国的空前危难时代这个大的背景中：统治者的挥金如土，民众的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老百姓的深重灾难等等。高阳在创作中探索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时代的大背景下，贯穿着一幅幅清末历史图。第三卷《清宫外史》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主战派与主降派的矛盾斗争；第四卷《母子君臣》中花钱办海军修铁路，还是修建三海和清漪园的纷争，以及挥霍筹建海军学堂的巨款，乃至于国家丧失海防能力；第五卷的《胭脂井》里的变法维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第六卷《瀛台落日》里的袁世凯阴谋篡权、割据中国东北领土、签订不平等的中日新约、慈禧太后去世，标志着中国清王朝这个苦难时代的结束。在这个大背景下，高阳重笔刻画了统治中国40多年的慈禧太后的形象，在展示人物性格发展的过程中，颇具深度与广度地描绘了从“辛酉政变”至“辛丑条约”后的清朝宫廷政治内幕。第一卷《慈禧前传》中的尔虞我诈、削除异己；第二卷《玉座珠帘》里的“辛酉政变”后清宫廷内部新的分化斗争——既有肃顺等“顾命大臣”与慈禧的矛盾、慈禧与恭亲王的矛盾，又有慈禧与慈安的矛盾，还有慈禧与皇帝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不同线相互交缠、撕碎，重新编织起统治者千丝万缕的权力关系网。如此繁复错综的权势争斗，将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本质活生生地呈现给读者——如此“大清统治者”，国何将不亡？《慈禧全传》获得了认识清代社会的价值，有利于读者在作品所展示的清朝社会生活中，从宏观的角度对近代中国衰落的诸因素作深入的思考。

其二，以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民间传说和野史为创作素材，加以想象铺张，描绘更为动人的故事。民间流传已广的《小白菜》、《汉宫春晓》、红叶之恋、小风仙、《胡雪岩》、《印心石》等故事，原版情节简单，经过高阳的艺术创造，成为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的历史小说。如民间曾流传极广的“昭君出塞”的传说素材，被高阳扩展开来写就了一部歌颂深明大义的宫女王昭君不愿阿谀行贿，“舍身为民，慷慨出塞”，揭露宫廷内部层层索贿、处处陷阱，太后霸道、皇帝好色、群臣勾心斗角，画工的贪婪的长篇历史小说。为了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还虚构了一些可读性较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的情节，内容丰富，主题突出，人物鲜明，既沿用民间传说的梗概和模型，又不拘泥于原本，为再创造拓开了道路，从而赢得了读者的普遍喜爱。

其三，从历史文学名著和古典诗词作品中寻取创作题材。如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高阳通过它提供的有关素材和史料，创作出长篇历史小说红楼梦断。它们从历史的角度表现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感情生活和曹、李两家盛衰的过程。又如，高阳根据北宋著名诗人周邦彦留下许多不朽的诗词中所展现的历史背景和情感脉络，入微地体验诗人的思想和性格，而后在这基础上想象出周邦彦的言行以及与他有关的一系列情节，创作出长篇历史小说《少年游》，通过诗人周邦彦这个感人形象的塑造，再现了北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景观。

其四，从记忆中挖掘历史素材。如以商人与官场结合密切的小说《胡雪岩》，其素材就是取自于高阳童年时耳闻于熟的同乡胡雪岩的事迹。这本小说后来成为外国商人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研究“珍本”，可见，高阳的“记忆”成为一代商贾的研究对象。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1979年开始发展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

一、纵观老舍的长、中、短篇小说创作，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主题，那就是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老舍继承了鲁迅的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在某些方面还显出了自己新的开拓与新的特色。《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早期的长篇中，相当深入地剖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弱点，如被金钱锈损了灵魂的老张、浑浑噩噩的赵子曰、抱残守缺的马则仁。《二马》中把中国国民性的解剖放进了世界民族之林这个大手术室中，具有宏阔的视野，也从独特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崭新的透视。显示了老舍开阔的文化意识。《猫城记》中对中国社会现实、中国传统文化母体身上的毒瘤，其剖析达到了相当深入的地步。《离婚》中直面现实，把小市民的庸俗无聊与官府的衙门的黑暗腐败连结在一起。表现了作者对民族文化批判意识已经达到自觉的程度，因而具有界碑的意义。《骆驼祥子》《月牙儿》对底层贫苦市民的热情而深具痛惜之情的注视，形成了文化批判的另个侧面，深入到了抨击社会制度的层次。《四世同堂》表达了老舍希望在民族战争的烈火中清算历史遗传病的新的思想高度，满怀着对民族性更新的信念。

二、以北京下层市民社会为中心，是老舍为自己的文化批判所开拓的领域。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市民阶层中体现得相当充分与全面，而北京又是保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为典型的古城。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舍的小说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北京。

三、鲜明强烈的“京味儿”。1、写北京、北京人、北京的文化和民情风俗，北京的景观和地理风貌。2、“京味儿”表现在语言上，老舍小说的语言在北京口语基础上的提炼，简短生动，但一般不同于北京的方言土语。

四、幽默的格调。幽默格调多样，具有几重性。既有温厚的同情，又有峻厉的讽刺。对下层贫民与某些小人物，他嬉笑怒骂的笔墨后面，不无辛酸、苦涩。对市侩、汉奸他的笔端喷出了无情的怒火。早期的两部长篇有点铺排“为幽默而幽默”。《二马》则有所控制，是透出了灵气的幽默；《离婚》标志着他幽默风格的成熟。获得了“笑中有所思”的艺术魅力。

老舍作品主要有四个艺术特色:

一、语言幽默。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二、京味十足。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三、题旨鲜明。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四、语言通俗。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纵观老含的著多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主题，那就是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自己新的开拓与新的特色。

北京是保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为典型的古城，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舍的小说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北京。

以北京文化和民情风俗，北京的景观和地理风貌为背景，以北京下层市民为中心是老舍为自己的文化开拓领域。

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月牙儿》《离婚》《二马》……无不透出作品幽默的格调，他嬉笑怒骂的作品后面，不无辛酸苦涩。

《四世同堂》则表达了老舍希望在民族战争的烈火中，人民应满怀着对民族更新的信念有着新的思想高度。

老舍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小说创作特色有以下几点，1，通俗易懂，耐人寻味，茶馆。2，京味十足，满族人礼议周全。茶馆及正红旗下。3，开门见山，简洁精准。4，小市民味足。等笔法描绘人的形象，举止，语言，行动等写得活灵活现，堪称一绝不愧为幽默大师。

以浓重的地方风味，表述了北京底层社会的现实和民众生活。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

歇洛克·福尔摩斯和约翰·华生这对老搭档，则给后世的很多侦探小说都留下了定式：总是一个精明的侦探身边跟着一个相对迟钝或者老实巴交的助手。

在《血字的研究》里，福尔摩斯对当时侦探小说里的名侦探予 以了无情的讽刺和嘲笑，真实的原因是道尔爵士觉得当时书中的主角们的破案过程充满了太多的巧合，有的甚至是通过胡乱猜测而不是逻辑推理得到的答案。这正是他看不下去的原因，直到写《四签名》的第一章节里，通过福尔摩斯根据怀表推断大华生的一生时，还特意对华生表示“我向来不猜想。猜想是很不好的习惯，它有害于作逻辑的推理”。

所以道尔爵士创作的福尔摩斯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破案靠合理的逻辑推理而不是运气。为此，道尔爵士还通过《四签名》里福尔摩斯和检察官琼斯两人斗口来争论破案应该靠的是什么。琼斯认为主教门珍宝案，靠的是运气好才破了案子，当然，他忘不了福尔摩斯的理论和他如何剖析此案的前因后果。福尔摩斯则认为根据合理的逻辑推理，这是个很简单和很清楚的案子。其他的案子里，道尔爵士则通过很多科学的数据，比如测绘、核算日期、破译密码等方法，使小说虽然情节离奇生动，但令人可信。这就是他的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

道尔爵士晚年的作品，从破案的经历看，则更具有公式化色彩。至于道尔爵士写作手法上的另一个遗憾，缺乏真正的长篇——他的所谓“长篇”一般都是十四五个章节。

郁达夫感伤情调的积极意味

这种积极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郁达夫的颓废以及这种颓废的具体表现——性苦闷，不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这种颓废和性苦闷，是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郁达夫则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病”，从而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历史与社会面前，所以，具有积极性。第二，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包含着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战。正如郭沫若在《郁达夫》中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散文中的“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最为坦诚、露骨的自我表现。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带有作家的自叙传，“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造的。他不加掩饰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将自己的信仰、习惯、性格甚至病态也大白于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现了在旧社会的压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散文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感伤的弱者的情调，浪漫的青年觉醒者的理想，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者的倾向。

郁达夫的散文创作阶段特色

早期:(1920年—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了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咦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中期:(1933年—1938年) 。这个时期，是他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留连往返于山林江湖。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为从封建旧营垒中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他憎恶现实，不愿同流合污，才逃遁的这一面。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他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

郁达夫早期散文创作的风格

首先，强烈地表现作家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散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郁达夫散文中的伤感情绪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在郁达夫散文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无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废物——既不能事业有成，又不能摆脱苦闷，郁达夫就干脆自我放纵，手中有几个钱就大嚼一番，喝个乱醉；情感与性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就偷看女人，寻妓女，听土娼与客人调情，想上妓院（见还乡记、《感伤的行旅》、《归航》）。拼命地发泄一个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态中满足自我。这种情感和行为显然具有消极性，这是郁达夫散文中不健康的内容，但却绝不是反动的内容，绝不是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调。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

与之相比，郁达夫由感伤所发生的憎恨情绪其积极意义就更为鲜明了。他恨什么呢？首先是恨社会，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郁达夫以愤世嫉俗的笔调，在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无奈，几分感慨中将社会的黑暗，下层人的不幸，来了个痛快的揭露，将自己对社会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强烈的表现。

由这种对社会的恨，郁达夫又自然地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了不满。在郁达夫的笔下，他所处的这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无趣味，最无价值的时代，也当然就是最可憎恶的时代。在这里，这位被伤感折磨得无处解脱的人，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有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时代，向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发出了一个哀鸣着的青年的控诉，表现了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能说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

郁达夫散文感伤情调的时代意义

郁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注）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在这之前，郁达夫在日记中还多次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是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 女人，在郁达夫的笔下被圣化了，爱，在郁达夫的意识与情感中被神化了，于是，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只要写到女人，特别是美丽的少女，他的笔下就充满了浪漫的诗意。在轮船上他见到一个“年约十八九的中西杂种的少女”，她的美，使郁达夫用近三百字来细细地刻划她的外貌、衣着、姿态，还有她那肉体蒸发出来的“香味”。最后禁不住在心中暗暗地想：“我头上那一块板，就是她曾经立过的地方。啊啊，要是她能爱我，就叫我用无论什么方法去使她快乐，我也愿意的。啊啊，所罗门当日的荣华，比起纯洁的少女的爱情，只值得什么？”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着五四人的发现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曾说过，女人和儿童的发现，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物。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来说，对女性的赞美和痴爱，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表现，也是对封建礼教最直接的批判，因为，女性在封建规范中，不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就是被当作玩物，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所以 ，郁达夫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和艺术倾向，虽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备“崇高”的属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却是鲜明可见的。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

沈从文及其作品 (5张)

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批判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

代表作：八骏图都市一妇人

讽刺的笔调

歌咏湘西世界的优美和谐

代表作： 《边城》 《长河》

抒情的笔调

以“乡下人”的经验和爱憎为标准，坚守和表现“生命本真”与“自然人性”。

乡村人性美、风俗美及自然美的诗意表现，形成田园牧歌的抒情小说。

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表现自我的真挚感情。在倾诉对旧社会的反抗情绪以及反映青春期的苦闷心理方面，充满大胆的自我暴露手法和浓厚的抒情色彩，使他在小说创作上成为前期创造社浪漫主义倾向的突出代表,并且为一些后起的作家所仿效,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影响，在20年代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艺术流派。

郁达夫文如其人，他的充满浪漫主义感伤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既反映了他本人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创作历程，也表现出"五四"以来一个复杂而不平常的现代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一种单纯的抒情方式在作品中解剖自己、分析自己、鞭挞自己，使这些作品对读者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又同意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并把郁达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概括为"卑以自牧"

郁达夫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色，他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之体验，不追求复杂的故事情节。

其谋篇布局自然简洁，故事进行当中穿插一些景物描写或抒情议论，然而读来却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特别是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强烈感情，自始至终贯穿全篇，把作品呵成一个整体。

扩展资料：

创作的独异风格，加上那种感伤、忧郁而又极坦诚的情味，郁达夫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才情而最少框框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

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

参考资料来源：

你所指的新时期并没有给出具体时间，新时期一般认定是改革开放以来。然而文学的发展（当然包括小说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环境（泛义）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大概有这些特色：

一、内容和语言上看：

1、首先是出现了一批反映文革的伤痕文学，以反思文革为主；

2、反映改革新变化，当然也有对改革抱有质疑的；

3、反映人们在新的生活条件下产生的新思想，也有走向极端化的文学；

4、加入了互联网生活细节，包括网上流行词等；

5、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一些因素，对于外国小说的借鉴也在增大。

6、出现各式各样的新式词语，有自己创作出来的新词，也有音译词，文学的随意性在增强。

7、题材更为大胆，穿越、修仙、魔幻等等；

8、银幕化进程加快，商业性增强。

二、传播形式上：

主要是从纸质的实体书在向互联网时代的电子书在转变，虽然信息化无可阻挡，但是实体书在人类文明传递上仍然十分重要。

题材新颖构思独特，能以幽默诙谐的手法反映文章的主题，我估计考试都是让你回答这些小说创作特色的有点，凡是语文都这样！

这道题目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那就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如果要展开论述的话，那就是：

新时期小说总的创作特色是题材与表现手法多样化，而且引入了大量西方文学的创作观点，大胆干预生活，积极思考过去的得失成败，总结经验教训，而且基本废止了用政治手段进行说教、粗暴干涉文学创作与文学论争的做法。

而且，新时期小说的总体创作水平与创作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十七年文学”，各类文学刊物迎来了新的春天，同时涌现了一大批年龄与知识水平、个人视野层次不一的著名小说家。

适合当时的年代和经济条件，以及社会发展

你说那

这是个人的感觉

我是感动 其实我看书看了7遍 电视5遍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觉

会给人生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