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这个问题我的一篇头条图文详细阐述过，为了大家阅读方便我就不发链接了，直接把原文复制过来宋朝制度决定 宋朝必定亡于外族

王朝的更替无非以下几种情况，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大臣篡位和武将造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权臣篡位和手握重兵的大将军、藩镇等拥兵自立。五代十国，一共才五十三年，换了五姓十四个皇帝，绝大多数都是手下大将军拥兵自重，最后起而代之。北宋赵匡胤也用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替代后周柴宗训，建立大宋政权，平定天下后，赵匡胤对这个问题非常在意，担心的就是这些历史会在次出现在自己身上，他曾不无感慨的说过，一百个文官贪污都没有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将造反危害大。在和那些开国大臣们喝酒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很多人看出太祖的意思，纷纷发下手中的兵权，讨得封赏后回家养老，赵匡胤启用了一批新人参与国家管理。

不过这也只是解决了那些老臣们造反的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问丞相赵普，赵普说：“此无他故，藩镇太重，主弱臣强而已，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于是赵匡胤根据这个原则，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策略有以下几点；

第一；更戍制；简单地说就是定时换防，换兵不换将，或换将不换兵，这样就使得军队中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大将没有机会发展属于自己的嫡系部队，不能形成巩固的从属关系，避免主将一呼，众兵将积极响应的弊病，当然因为主将和士兵不熟悉，不了解，没有经过长期的磨合，配合不够默契，主将的战术意图不能很好的被执行，战斗力大打折扣。这是北宋军队战斗力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北宋灭亡后，赵构匆忙间组织南宋政权，整个国家内忧外困，这套制度很难执行，于是出现了中兴四将都拥有自己嫡系部队的局面，这是赵构不想看到的，但时局混乱，她不得不审时度势，默许甚至支持这种局面的存在，随着南宋内部的逐渐稳定，像岳飞那样，有着数量惊人，而且忠于岳飞的嫡系部队，已经完全有实力替代自己，关键是岳飞并没有像韩世忠那样，愿意彻底放弃兵权，而是积极主张北伐抗金，这已经成为赵构最大的一块心病。见于岳飞和军队之间的稳固关系，单纯的夺岳飞兵权，已经难以控制岳飞和岳家军之间的联系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两方面下手，一个是杀掉岳飞，彻底绝除后患，另一个就是分解岳家军，拉拢岳家军中影响较大的王贵出来平定岳家军的情绪，杀掉岳飞的同时，也杀掉在岳家军中威信较高的岳云和张宪。岳云和张宪本来被秦桧和万俟卨判的流放，赵构御批将两人处死，足见赵构对岳家军的忌惮之深。

正是宋朝严格执行了更戍制这个政策，彻底解决了武将拥兵造反的可能性，但也造成了对外军事力量薄弱的弊病，这就埋下了宋朝最终会毁于外部入侵的隐患。

第二；取消府兵制；宋以前，实行府兵制，地方官员自己招募士兵，自己统领，这样得到的士兵只对招募他的长官用命。宋以后，所有的军队由国家招募，然后将精兵都编入禁军，派专人训练部队，禁军归中央统一指挥调遣，调兵权由枢密院掌握，中央设三军都指挥使，军队将领只能指挥中央临时派出，而且是经过别人训练出来的军队。虽然这样可以避免主将意图不轨，但这种由别人训练出来的军队，只能按照以前训练过的阵法去打仗，所以枢密院会根据派出的军队给带兵的主将配相应的阵图，主将只能根据阵图使用这些部队，战场的状况瞬息万变，遇到突发事件或对方不按常理出牌，所训练的阵法无法适应战场情况下，主将立刻束手无策，只能选择逃跑一条路。宋金联合灭辽战役中，北宋十几万大军，面对耶律大石和箫干的三万人马，被打得溃不成军，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如果是岳家军那样，兵将经过长期磨合，士卒效命，个个争先，与主将的战术意图配合默契，在占有那么大的数量优势，岂有不胜之理？宋朝这个制度，有点顾此失彼，解决内部问题的同时，是外部问题更加突出，亡于外族不是偶然。

王安石

第三；文官监军，最典型的就是潘美和杨业事件，潘美是北宋名将，与杨业并没有私仇，两人本来配合默契，早在雁门关一战就形成默契，取得不错的战绩。在征辽战役中，潘美和杨业所带领的这一路，是三路大军中打得最漂亮的，但因为另两路出了问题，不得不回缩撤退。杨业被监军王侁逼的只身赴险，在监军王侁的干预下，潘美没有能够及时有效的接应杨业，造成杨业所带领的不对全军覆没于陈家谷。监军代表的是皇帝，目的很明显，就是监视在外带兵征战武将的行动，这些监军并不太懂带兵打仗，但因为身份特殊，主将对他们都有些忌惮，这就造成监军干涉主将决策的问题，结果可想而知。

第四；削减地方兵权；宋代以前，基本都是本地选出官员管理本地，宋以后由中央委派的外地文官管理地方政务。地方招募的兵，都是禁军挑剩下的老弱病残，基本就是做些捕盗维持治安的事情，战斗力很弱，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预防藩镇强大，地方官员拥兵造反。这样也带来一个问题，正面战场兵败，地方组织不起来有效地防御，敌兵可以长驱直入，等于是自我放弃了战略纵深。

以上这些政策决定了宋朝不可能出现威胁中央政权的藩镇和武将，彻底解决了武将拥兵造反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所以宋朝注定不会死于内部叛乱，最终会被外族灭掉。至于什么农民起义可以忽略不计，宋朝的地方军事力量被削弱，才使数量不多的人就能闹的很凶，禁军对外战力渣的很，但对付几个农民还是有富裕的，单纯的农民起义，没有其他力量依靠或加入，没有成功的可能。关键是宋朝的福利制度是历史上最完善的，根本不尊在生存压力，不过高福利需要高税收来维持，普通百姓虽然没有生存压力，但生活压力很大，高税收使他们苦不堪言，参加起义闹哄闹哄还行，形势不好，没有生存压力的人会立刻作鸟兽散，卖命的很少，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对农民起义，大部分用诏安安抚的政策。宋朝农民起义多，但很难成气候，方腊闹得最凶，童贯带兵一来，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难以威胁中央政权。

杨业

宋代实行三省分权的政策，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宋朝中央集权，但不专权，皇帝的命令不经过中书省合议通过也是无效的，私自下的圣旨会被截住，这就决定了宋朝很难专权，更不用说专权到可以篡位。但这也造成一些不利影响，比如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仍然难以专权，变法推行的举步维艰。

以上这些因素可以说决定了宋朝只能亡于外部入侵，内部威胁政权的问题都被政策给卡死了。

主要是皇帝学精了。

比如汉有州牧，唐有节度使，如果要分析东汉末唐末大乱原因，这两个肯定是最主要的。州牧跟节度使一样，都是独揽当地军政大权，设计这样的制度，就很容易出问题。

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想要篡位，需要满足的条件很多，但唯独武装力量是个绕不过去的最重要条件，简单的说，手里没兵，啥也干不了，所以只用分析军事制度变革即可。

宋代吸取了唐代教训，在军事制度上做出了三大改革，导致以后的将领们，几乎无造反的可能。

第一，文人掌兵，宋初将领们多用文人，虽然后期被迫启用武人，但这个思路一直被延习到了后世。

第二，把军权和兵权分离。宋代始创枢密院，枢密院掌握指挥权，由它下达命令，将领负责带兵，却无自主行动权，权力大大被压缩。而枢密院空有指挥权，兵力又不在手上，两者相互制约，不管谁想造反，难度都极高。

第三，废除了节度使 留后 观察使这种权力很大，形同独力王国的官职，虽然还保留官名，但只是个虚职，根本就不上任。

第四，军队换岗制度。将领们每隔两三年，就要集体调动一次，不让你跟部下长期相处，养成亲密关系。

以上这几个制度，大体都被后代学习和借鉴了，控制住了军队，后代想要造反篡位的难度，大大提高了。

权臣篡位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政治影响力、二是经济实力、三是军事力量。

北宋以前，文武并不分家，双方之间地位对等，武将比纯粹的文臣还要高一些，多的是文武双全的人物。这主要与两汉以来的政治形势有关。

刘邦立汉以后，大封功臣，一口气就封了一百多个侯，由此形成了一个有食邑经济基础，而在政治上又形成联盟的功臣集团，随着察举征辟制的发展，功臣集团以举主的身份笼络了一大批从地方上出来的风采人物，以功臣集团为基础，发展出来了士族阶层。

士族阶层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上以察举征辟制网络人才为自己所用，影响国家决策，在军事上又能够拥有一定程度的私兵部曲的为核心的军事力量。但在西汉中后期，士族力量还不足以动摇帝王统治。

为了钳制迅速发展的功臣士族集团，汉武帝时重用外戚力量，外戚遂登上了政治舞台，逐渐成为了一支影响王朝走向的力量。外戚对于帝王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他们依仗皇权而起，比之功勋士族们，能够轻易获得权位。但倘若帝王暗弱，外戚则趁势而起，于士族集团结成联盟，进而架空皇权。

西汉为何亡于王莽之手，就是外戚专权，士族集团力量过于分散，属于骑墙派，却又无法制衡外戚，这才使得王氏外戚垄断西汉末年的政局。

及至东汉，外戚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加之东汉从第三代皇帝之后开始，基本都是小朋友加上短命鬼，诸外戚轮番上阵，士族或依附或抗衡，之后为了制衡外戚，皇帝不得不发展宦官力量，三股政治力量，外戚权势由皇权而来，却极力压制皇权，宦官纯粹依附于皇权，没有皇帝他们的权力就是无根之萍；士族在地方郡国拥有极大的实力，但在中央权力分散并不能拧成一股绳，是故东汉政局在皇帝小的时候外戚一家独大，皇帝成年后宦官外戚争得头破血流，士族们骑墙看风向转风使舵。

黄巾之乱后，外戚、宦官的争斗随着董卓的入京而彻底瓦解，帝国开始崩溃，地方士族们在州郡依仗经济实力，或自行招兵买马，或依附更大的士族形成各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士族阶层也随着乱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国就是士族舞台，士族政治从三国开始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一步步走向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格局，在政治上，小士族依簪缨世家形成强力政治力量攫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从而能够在地方拥有更多的土地，经济实力十分强劲，在经济的支持下，又能够在军事上大肆扩张部曲，对抗中央皇权。

这种乱局一直持续了四百年魏晋南北朝，延续到了隋唐，隋文帝、隋炀帝为打击这种士族集团发展出来的门阀政治，或在经济上夺其户口，或在军事上收拢权力，或在政治上以科举制夺取人才，削弱力量，但最终隋炀帝死在门阀的手中。

及至唐代，随着科举制的进一步发展，门阀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均田制和府兵制大大削弱了门阀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科举制虽然发展缓慢，但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门阀的政治影响力。

后来随着人口激增，均田制崩坏，府兵制瓦解，募兵制下的藩镇出现，形成了武将掌握地方军政的局面，最终酿成安史之乱，中央权威大大削弱，地方藩镇自成体系，士族们或依附军镇，或投效唐廷，再无两汉魏晋之实力。

而唐廷中央，因藩镇的骄悍而对武将充分不信任，于是形成了宦官掌中央军权的格局，从而酿成了宦官动辄废立皇帝的情形。中晚期的唐朝乱成一团，随着黄巢之乱，最终分崩离析，五代十国军阀割据，手中有兵便能称王称霸。

五代十国的乱局是士族政治的坟墓，在军阀的屠刀之下，他们的文治再无用武之地，及至赵匡胤立宋，旧士族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为加强皇权，结束军阀乱政的局面，中国历史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赵宋以武立国，在军事上以文制武、政治上以文抑武。自此帝国政治格局形成了士人阶层一家独大的局面。所谓士人阶层，即依靠科举制而走上政治舞台的读书人们，他们并不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士族那样，能够形成控制地方经济、影响中央政治、掌握一定武力的以荐主家族为核心的势力。

士人们的政治权力取决于皇权，依托科举制成为天子门生，从而形成了“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皇权可以一言而决断了士人的政治生命，而士人只能在政治上形成一定的联盟，在军事上虽有一定权力，但并不能绕过皇权自行其是，而经济上早已无法形成旧士族那种规模了。

成为一个权臣，他的权力来源不仅仅是皇权，还有本身极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才能完成整合或者威慑其他势力的能力，从而挑战皇权。两宋以后，士人无门阀、武人无兵权、且二者之间泾渭分明，形成了士人对武人的鄙视链，士人们在政治上单打独大，极难形成士族集团那样的声势，而他们对从武人又十分鄙夷，以武事为耻，更加不可能形成军事力量。

所以自宋以后，权臣极少，即便出现那么一两个，实际上也是皇权下的产物，他们或依托皇权而制诸臣，但绝对不敢挑战皇权，或君弱时，代行皇权，但绝对不可能取而代之。毕竟此时的权臣只是一个人，或拥有一定的政治联盟，但绝对没有真正忠于自己的政治集团，但凡只要有僭越皇权的情形出现，就会被其他文臣群体而攻之而赶下台。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宋代以前，权臣篡位的现象可以说非常普遍，汉末三国后，魏晋南北朝，隋、唐，乃至于五代十国，可说是权臣篡位的“高发期”。而在宋朝及之后，皇帝的集权行政力度提高，至于明清，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权臣这才再也难以有机会实施篡位之举了——当然，宦官擅专、外戚干政之事还是屡有发生。

宋朝前的皇帝对权臣篡位没有警惕之心吗？非也。像赵匡胤，他以“杯酒释兵权”之举拿下众多功臣，便是因为他亲历黄袍加身之事，畏惧这些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宋朝之前是权臣篡位的高发期，有些人甚至是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又如何能够不警惕呢？

手段比较爆裂的，如隋炀帝，他便不止一次地铲除权臣来维护统治。隋朝时，门阀高第把持着晋身的道路，隋炀帝便大举提倡科举；门阀势力过盛威胁皇权，他便着力对门阀势力进行整治，那东都洛阳李阀虽盛极一时，却几乎被他斩尽杀绝。其实历代皇帝对权臣盯得很紧，唐朝时可以做到满朝都是宰相而无宰相之权的地步，一步步地将宰相之权扒拉出来分了出去——可惜道高一尺，而魔高一丈，那个时代制度上还有着很大的漏洞，也就难免会被人钻了空子。

权臣篡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这些人手上都掌握着极大的兵权，隋文帝杨坚如此，宋太祖赵匡胤同样如此。当然，手上只抓着兵权是不行的，所谓三军未动而粮草先行，便是这个道理，你手上人再多，没有物资供给，那也翻不了天。当年瓦岗寨的势力可说是沸反盈天，可终究还是逃不过被扑灭的结局。所以，这些有篡位“资质”的人物，多是将朝廷的财政、人事、行政权力抓在了手中。

一个皇帝，若是这些权力没有抓在手里，那几乎与傀儡无异，当然，权臣这个时候还是不会篡位的，这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抓紧手中的一切势力清除异己。中国历史上不是权臣而篡位的，武则天首屈一指，她的手段无非是张仪、苏秦那一套合纵、边横，却能够渐渐将一个皇朝给夺了，手段端是高明。武则天当然不是什么权臣篡位，但其所用手段与众多高明的权臣们是异曲同工。

宋朝的时候，其实制度也不完善，皇帝于是大力搞重文抑武的政治格局。在宋朝，军权被收归中央，文武分立，有势力的文臣找不到足够强劲的武力支持，而武将更是没法将手伸进权力圈子。当然，这个制度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宋朝在面对外敌时的疲软，已经被后人诟病了千年。

到了明清，制度就较为完善了，文臣与武将相互制约，皇权至上，中央集权达到历史上的巅峰，皇帝甚至以东西厂、锦衣卫，或是粘竿处等地方来控制臣子，臣下很少有能够达到反叛的实力，当然，那“三藩之乱”就要另当别论了。

宋朝之前，权臣篡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国家未统一，诸国林立。

曹丕，司马炎，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杨坚，李渊，赵匡胤，以及五代十国诸多人的篡位，都是发生在国家不曾统一，各国相互政法，容易产生功高震主的人物。

这些篡位者，大多是在对外战争中，击败敌对国家，战功赫赫，班师回朝之后，论功封赏，即便是皇帝有意减少封赏，控制权臣，架不住国家战事频繁，一次一次封赏下来之后，就导致篡位者即在军队中拥有巨大的声望和拥护者，朝廷中拥有极高的荣誉与地位。一旦心中产生谋逆想法，皇位也就搓手可得。

中国历史以公元960年作为界限。960年以前，虽然数次大一统，但是有两次分裂军面，一是南北朝时期，数个国家相互对立攻伐。另一个就是五代十国，十几个国家大混战。960年以后，中国历史上再无如此混乱局面，尤其是元明清三朝，相继大一统，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才辈出，再难出现一个国家依靠一人支撑的局面。

篡位者失去了发展实力的土壤和环境。

个人认为跟程朱理学关系不大。因为北宋时期二程的思想并非当时的主流，南宋朱熹诞生后，程朱理学真正成为主流也是到了南宋中期。也就是说在两宋320年时间里，程朱理学在大部分时间都不占社会主导地位，但仍然没出现权臣篡位的情况。

究其原因，还是宋朝政治体制的原因，篡位是需要手里有兵的，像曹操曹丕父子、像赵匡胤，都是手握重兵，才有篡位的资本。唐末五代时，地方节度使享有独立的财权、军权甚至人事任免权，这种对武将极大限度的放任，就是武将们频繁叛乱的根因。

而从北宋开始，鉴于唐末五代的教训，北宋从政治体制上就把掌握军权的大臣叛变的可能性彻底扼杀了。

首先，剥夺地方武将手里的财权，地方税收统一上交中央；其次，地方武将没有人事任免权，地方官吏由中央直接空降任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将调兵权和领兵权分开，能调兵的不能领兵，能领兵的不能调兵。如此一来，地方节度使成了彻头彻尾的虚衔。

同样，坐镇中央枢密院的宰执大臣即便位高权重，也只是拥有调兵权，没有指挥权和训练权，手下将领几年一轮换，不一定听他的，没机会像曹操赵匡胤那样亲自领兵篡位。

于是，掌握军权的人不可能有篡位的可能性，而那些没掌握军权的人，就更别想了。

汉朝时选拔官员的制度被称为举孝廉。该种制度是指，人们想要做官并不需要通过科举考试，而是需要通过乡老、当朝大儒、朝中官员、世家门阀的举荐，进入官场。这种制度的应用，出现了一个弊端：必须是和乡老、朝中官员、世家大族关系很近的人，才能进入官场做官。随之就出现了一种情况：被举荐的官员会结成党羽，依附于举荐自己的官员或是依附于举荐自己的世家门阀。随之举荐的官员和世家门阀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大，直到威胁皇权统治（篡位权臣出现）。

曹丕篡位后又向门阀世家做出了进一步的妥协：他采用了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由乡老，世家门阀评定士子品级的高低，任命士子官位的高低，取决于品级的高低。这种制度的应用，又造成了一种情况出现：世家门阀子弟，可以世代在朝中做高官，把持朝政。寒门学子（品级低）永远做不了高官，随之朝政便开始由世家门阀把持。这就相当于朝中高官，长期被世家门阀垄断，时间一长皇帝便会被世家门阀架空。权臣造反一呼百应，是因为朝中官员多是权臣的亲人和门生。即使是皇帝都要看这些权臣的脸色（篡位权臣背后都有门阀世家存在）。

为了避免皇权衰落，到了大隋朝，杨坚想了一个办法：改变举孝廉制度，利用科举来取士。科举不但让寒门子弟有了出头之日，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种取士制度还能打破朝中官员被门阀世家垄断的格局。科举取士制度始创于杨坚，推广于杨广，发扬光大却是在李世民和武则天执政时期。也许人们会有一个疑问，既然唐朝都采用了科举取士制度，那为何唐朝还会出现尾大不掉的权臣呢？

因为李唐以武立国，门阀世家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但那些跟随李世民父子打天下的功勋武将，又促成了新兴世家门阀的崛起。这些功勋武将，被李世民父子封到各地做节度使。随之就又出现了一个局面，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可以说唐朝的科举制度，制约了老的门阀世家，但却没有制约新兴的各地节度使。造成这种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李唐是以武立国，地方军政没有分开。到了北宋时期，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赵匡胤本就是武将出身，被手下武将拥护篡位的他，意识到不能再任由武将势力做大了。

有了唐朝地方节度使作乱的前车之鉴，赵匡胤想到了一个办法。在继续沿用科举取士制度，制衡门阀世家做大的同时，赵匡胤决定以文官来压制武将。随之宋朝对外战争出现了一个局面：武将领军出征，指挥权却在朝中文官手上，同时北宋皇帝还会派出宦官前去监督领军的武将。人们经常能看到史书的描写：即使是宋朝三品武官，见到七品文官都要表现得毕恭毕敬。北宋名将狄青，就是因为官拜枢密使之职（多次击败西夏，官封一品），才会被北宋文官集团联手打压，逼迫致死。因为北宋文官已经习惯了由自己掌权，他们不习惯高官由武将来做。

在利用文官制衡武将的同时，宋朝皇帝还在谨防外戚干政。因此宋朝皇帝就喊出了一个口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朝皇帝在利用文官压制武将的同时，也在利用文官制衡外戚，保证皇权在赵家延续。这些制度的应用，确实让宋朝没有出现篡位的权臣，但也形成了新的弊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宋军战力羸弱。宋朝皇帝有意拔高文臣的地位，因此宋朝才会出现许多名垂青史的文臣。但随着文臣的势力做大，皇权也受到了文官集团的一定限制。

纵观北宋一朝，唯一特例的文官只有范仲淹一人。知兵的范仲淹，虽然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但他并不反对由武将来掌权，狄青就是范仲淹大力提拔的名将。编者觉得利用文官，内侍制约武将、外戚，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没有限度，宋朝就会迎来新的问题。

果然到了宋徽宗执政时期，童贯、蔡京、高俅等人开始掌权。宋徽宗亲近的文官、内侍让北宋陷入了动荡。靖康耻发生后，宋高宗赵构的想法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赵构既想利用能征善战的武将，让自己偏安一隅，又对武将们极度不信任（岳飞北伐失败的原因）。科举取士制度，让宋朝没有篡位的权臣出现。利用文官制衡武将，也让宋朝没有出现节度使割据藩镇的局面。但这些制度，却让宋军战力变得不堪一击。

权臣的几个来源，基于血缘关系的贵族，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宗室和外戚，王莽、霍光就是这类的典型。

还有就是功臣，通常以武将居多，曹操就是这类的代表。

再有就是官宦世家，他们通过察举制度，为朝廷供应文官，行成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袁绍算是个典型。

注意这些权臣势力是可以传承的。

宋朝的做法是让文官集团一家独大，以文制武，文官节制武官。彻底废除汉唐以来的出将入相制度。

同时将宗室和外戚排挤出朝廷，这些贵族只保有爵位而没有实职。

文官一家独大，怎么办？赵官家还有办法，那就是科举制。相对于察举制，科举是盲选，文官没法将自己的权力传承给后代，就行成完成权力累积，就很难产生权臣。

除了王莽这一个是文官篡位之外，其他的篡位的都是带兵的武将。武将为什么能够篡位那个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部队。在宋朝之前，士兵指认将军不认皇权，只认兵符，只认命令。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亚夫，汉文帝朝，匈奴入侵，周亚夫驻军细柳，皇上到前线劳军，周亚夫的士兵让皇帝下马步行到营帐，周亚夫以军礼相迎。最后汉文帝夸奖周亚夫，然后跟他的儿子景帝说，以后有周亚夫会救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军权跟王权并不是完全的臣服，而且皇帝也认可这一种存在。

这样带兵打仗的好处就是战斗力强，因为将军熟悉士兵，士兵也知道将军的作战风格，你应该知道战场上是瞬息万变的。它的坏处就是很容易使将军造成拥兵自重。

唐朝的藩镇割据，宋齐梁陈的朝代更替皆源于此。赵匡胤取代后周也是源于此，所以他决定重新设计一个方案。那就是更戍，让将不认识士兵，让兵不认识将，而且把带兵权和调兵权分开。枢密院负责调兵，但是没有领兵权，大将有领兵权，但是没有调兵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军权完全臣服于皇权。坏处是战斗力直线下降。

从宋代开始，实行重文轻武，对文官十分的厚爱，杀武将却成了常例，所以宋时理学得到了空前发展。反正通过种种削弱武将对军队的掌握。同时禁军要比厢军强悍多，皇帝握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自然就没有篡权了。明成祖朱棣篡权是唯一的一例。

怎么没有？

宋太宗继承皇位，这一段历史，扑朔迷离，假设不算篡位。但是宋太祖是实打实的权臣篡位。

宋朝以后，明成祖朱棣妥妥的权臣篡位，不要以为这明成祖是建文帝的叔叔，是皇亲国戚就不是权臣篡位了。

多尔衮算不算篡位成功呢，据说也当了十几天皇帝，但是只手遮天好多年，不就相当于周公和曹操吗？你能说多尔衮没有贼心？要说周公或者霍光没有贼心我信你，你要说多尔衮没有贼心，打死我都不信。

再说，皇亲国戚就不是权臣了？

隋文帝杨坚身为国丈，还是皇亲国戚呢，不一样篡位成功。曹丕身为国舅，一样是皇亲国戚，不也废掉汉献帝而自立了。

唐朝的太平公主虽然篡权没成功，但是也算是权臣篡权吧。

看到没有，这些很容易篡位成功的权臣，都有一个特点，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外戚。

我们只能说，宋以后，皇亲国戚或者外戚篡权变难了，但是一有机会，照样挥师东京，杀了那鸟皇帝，占了那鸟位。

自古以来，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权就是皇权与相权之争外的两大历史问题。宋以后，外戚的问题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但是宦官的问题反而愈演愈烈，为何，原因就是明朝的监视系统搞得好，外戚有异动，立刻就被皇帝知晓，但是权臣的问题并未解决。因为宋朝的皇帝就被大臣教训过，宋神宗时的宰相文彦博就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权臣你离不开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明朝的言官那么厉害。

由于宋朝的文官制度，由文官任军权的首长，而且经常调动地方的兵权，所以导致宋代的权臣没有牢靠的军权，从而无法形成篡权的军事实力，像韩侂胄 、史弥远 、贾似道、陆秀夫这样的权臣只在朝廷上话语权大点，对君权的稳固性没有什么威胁的。

到了明代，除了明成祖结结实实篡了一次权，后期明代的主要兵力都给拉到北方抗击鞑靼了，明末还要把军队安札在东北一部分，防止建州女真的异动，朝廷里的权臣根本捞不着兵。

例如明朝中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高拱张居正都算作权臣了，张居正曾给宣大总督王崇古去过一封信，说：“主少国疑，艰难之会，。。。。。。冒死为之营诉”。信的具体内容就不贴了，就是讲皇帝还小，大家齐心协力保证国家的安宁，但是高拱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张居正这是在干什么？在跟在外带兵的将领说另一个内阁辅臣高拱的坏话，这样的权臣，说理还得去找在外带兵的，可见明朝的权臣没啥军权的。怎么篡位？

到了清代，更不用提了，除了顺治是个小皇帝，后期有几个小皇帝，其他的时期，中央集权高度集中，权臣都没出过几个，比如后期的顾命八大臣，也只是跟后宫斗，完全没有取而代之的意思，其他时候，根本就没机会的。有人说曾国藩有这个机会，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入过清廷的中枢机构，连军机处的边都没沾到，算不得权臣吧。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在宋朝之后，中央将兵权抓的十分牢固，很难有造反的机会，所以就没有出现过权臣篡位的现象。

虽然没有权臣篡位的现象，但是赵家的皇位依旧十分不安稳，因为有外敌，金人屡次侵略大宋，杀害大宋的子民。然而宋军与金人作战，经常战败，导致宋朝割地赔款给金人。

宋军屡战屡败，不是宋军将士不英勇，而是皇帝把军权抓得太牢固，领军将领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指挥兵马，所以宋军总是打不赢金人。

好吧，这个问题可以来谈谈。

之前我回答过一个问题，就是史学界有观点说柴荣的死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界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中国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把军权收归了中央朝廷，第一次彻底地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又将地方上的官员的军政大权分开。所以有人说宋朝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点没错。

有人觉着这种说法没道理，OK。那来看看宋以前的情况吧。

秦之前就不说了，自汉以来，先是困于地方的藩王作乱，后来又受困于外戚和内监掌权，后来三国乃至两晋南北朝，除了胡人作乱之外，基本上都是士族豪强掌权，而在唐朝时期，又形成了地方节度使的诸侯割据。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唐朝之前中央朝廷的财政以及军事管理制度使得军权都分散了，地方上军权和财权不分，科举制度之前又都是举孝廉制度，很容易就出现士族豪强。当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在台上的时候，他能压得住，可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出现，就很容易就出现一位异姓的强权人物。只要看看南北朝和五代期间的朝代更替就知道，可以说每一次的改头换面都是这样的现象。

所以由此来看，就可看出赵匡胤的军权改革是多么地明智。中央禁军的出现，使得皇帝第一次将军权掌控在了自己手中，同时又改变了之前那种地方财政养地方部队的政策，地方上的军权和政权严格区分，并且极大地贬低武将的地位，使得武将不得登堂议政，朝廷的财政等权力掌握在文臣手里，武将一点脾气也没有。

明朝以后，一方面通过设立卫所将军权和政权继续分开，一方面以地方官员加巡抚总督制相结合，因此武将虽然掌兵，但是打仗用的钱粮无一不依赖中央朝廷供给，我们看明朝晚期的孙传庭剿李自成和袁崇焕经略辽东，无一不是这样。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虽然总督名义上是总督一地的军政大权，但实际上，地方的部队防务统一由各地十几个将军负责，这十几个将军和总督是平级的，有事直接向皇帝汇报。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来和中央朝廷抗衡，是很困难的。

国家危难之时需要的是“苟利国家生以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耿介诚臣，而不是因私废公，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如果权臣得势就篡位，常常会纷争不断，天下大乱。权臣个个你抢我夺（用血拼抢到了皇位又传给子孙，子孙弱小，又被权臣争夺，恶性循环），社会持续动荡，民不聊生，大量人口死于战乱， 魏晋南北朝莫不是如此，一直到隋唐，社会持续动荡达四百年之久，可以说，曹魏开了一个很坏的恶头。

宋朝以前，曹操形象也不算太坏，唐太宗把礼法道德抛至脑后，祭祀曹操，结果出了个女司马懿武则天（皇帝既然树立了典型，谁不想学？）唐末出了个曹操式的人物一一朱温，唐亡不奇怪。奇葩皇帝李隆基更是自比曹操，正如他所愿，身边也有个司马懿一一安禄山，安史之乱后，唐朝从此由盛转衰。

历史证明，凡是尊曹的统治者，最后他和社会都不会稳定。 宋后统治者逐渐地认识到，权臣篡位对统治阶层构成的巨大威胁，另外权臣纂位极可能造成社会巨烈动荡，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因而百姓对权臣篡位也是深恶痛绝，上下阶层在这一点认识上高度一致，尊刘反曹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和主流，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忠义文化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就是这一情感的集中体现，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部分，宋、明、清权臣篡位也基本得到有效遏制，社会也进入相对稳定期。

关于上面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的事发生，就连宋朝开国皇帝也是靠篡位得的天下，为什么在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权臣篡位发生？

因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自己就是靠篡位得的皇位，所以自然就对这个权臣篡位防范比较严密，因为他也害怕哪一天自己手下的臣子来夺取自己的位置。

所以他把兵权控制的非常牢，所以的兵权调动都要有他的命令，所以很难有臣子能够带兵造反。

这样做有好处也有坏处，宋朝将士经常大败于金人，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将领调不动兵马。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

《三国演义》介绍袁绍时，多次提到“四世三公”，三公就是朝廷里负责军事、行政、监察等三大高官，秦汉时叫“三公”，隋朝时叫“尚书令”，其他朝代也各有说法。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就是指他家四代人有三代当过”三公“这样的高官。袁家之所以能够世代高官厚禄，与当时的官吏选拨制度有关，汉时实行”举孝廉“选拨各级官员，就是由世家望族推荐有能力有道德的年青人进入公务员队伍，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大家族几乎垄断了全部的行政资源，且实行世袭制，历史上称为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对汉末隋初的历史影响巨大，到晋朝发展至颠峰。随后，中国进入了南北朝等混乱年代，各大家族转化成军阀你争我抢，中华大地陷入了“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悲惨景象。

到了隋朝建立，国家再次统一，隋文帝建立起科举制度，到唐代进一步得到完善。科举制最大的优势就是让寒门子弟也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门阀政治自唐以后大幅衰弱，根深蒂固的家族权势逐步降低，再也无法左右政权。

唐朝中期以后，朝廷为了抵御边患，建立了节度使制度，每个节度使掌管比较大的地盘，且拥有行政与军事权，日益成为朝廷威胁，终于爆发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唐亡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军事起家的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了防止地方做大，重蹈“陈桥兵变”覆辙，宋太祖建立起禁军制度，弄得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从根本上杜绝了军队将领做大的可能。

至明清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朱元璋称帝后，全面加强皇权，打击开国骄兵悍将，建立一整套限制将领权力的制度，明朝实行以文制武，文官地位高于武将。兵权直接由皇帝统揽，各地驻军均有皇帝派出的太监监军。

清军入关后，鉴于八旗兵战斗力不足，建立起汉八旗也就是绿营，招募大量汉军，但由于清廷对汉人不放心，始终严密监视，也防止地方割据的可能。此外，明清后实行军事、行政分开，没有经济支持，地方势力也难以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