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什么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

古代科举制，考取了秀才，并没取得功名，还没走上仕途。

加之古代这些读书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根本不是干农活重活的料，读书人又多为迂腐，不懂世事变通。

在古代，秀才为小知识份子，也只能在乡里办个私塾，操童子业，挣点银两，故为穷秀才。

考上举人就不同，这意味着正式取得功名，即便当时不立即委以官职，也是取得了为官的资格，作为候补官员，开启一扇通问仕途的大门。

于是在当地，名声就不一样了，地方官员也来走动了，当地乡绅也来拜访了，社会资源一夜之间发生巨变，自然就多了生财的途径，与穷秀才相对，人们就称之为富举人了。

秀才，当地人会尊称一句相公，而举人，人们就得称老爷了。

在中国古代，秀才和举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反倒是举人与进士之间，这种差异似乎要小不少。

古代的科举考试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必须参加县试、府试考取童生资格，也叫“童生试”。在没有成为生员之前，管你多大年纪、哪怕满头白发，也依然只能叫童生！在考取童生资格之后，才能参加由各省提督学政主持的院试。院试通过、被录取之后，叫做生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所以，在古代并不是说您读书了就是秀才，而是要参加三级考试被录取之后才能叫秀才！

接下来便是那条巨大的“鸿沟”——乡试了。在考取生员资格之后，便可以去省城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了。乡试被录取者叫举人，高中举人之后便拥有了踏足仕途的“入场券”。虽然举人必须侯缺、等朝廷的“大挑”之类选拔，并不一定能立即出仕，但最起码已经具备了出仕的资格。

但生员是不能出仕的，除非是你考了一辈子都没中举，朝廷怜悯你、赏你一个举人名分。乾隆五十四年，清廷规定：参加乡试年满八十岁的生员赏举人身份、可以直接参加会试，但参加会试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连举人都没考上，难道还指望考贡士、进士吗？到光绪五年，清廷又将年限上调，规定必须年满九十岁才能赏给举人身份。别说是那个年代了，就算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能活到九十岁？此外，达到一定年龄的生员还会被赏给副榜贡生身份，但没有资格参加会试，一般比赏给举人身份的年限低十年、也就是七十岁，后来光绪年间又改为了八十岁。

在乡试落榜的考生中，朝廷还会挑选一些成绩尚可者入国子监深造，经考核合格之后参照举人管理，也叫副榜贡生。请注意，是副榜贡生、不是贡士，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王朝初年，举人、副榜贡生出仕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候缺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终生无法出仕的举人不在少数！但无论怎么说，举人毕竟是“在编”的“候补官员”，是可以享受很多特殊待遇的，朝廷每年都会给举人发放生活费，而且举人不需要交税、也不需要服徭役，见官不跪、犯罪不得上刑……等等等等，而生员的待遇要比举人差太多太多！

举人如果不想候缺，主要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入高官幕府充当幕僚，搏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获高官赏识之后取得出仕的机会，比如晚清时期的左文襄公走的就是这条路。二是去京师参加每三年一度的会试，考中后即为贡士。而考中了贡士就等于是老中了进士，因为接下来的殿试是等额录取，只重新排名、不淘汰任何一人。会试的第一名会元不一定能成为状元，但所有贡士都能成为进士。

进士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候缺的，即便不能入翰林院镀金，最起码六部主事、知县之类还是能够捞着的。当然，和举人同样道理，到王朝中后期因为冗员实在太多、根本没法安排，进士也照样需要候缺！不过，进士的境遇还是要比举人好一些的，首先是候缺时间比举人短、再就是升迁速度比举人快，还有就是可以上升的空间也要比举人大，像左文襄公那样能够位列中枢的举人几乎是凤毛麟角，但位列中枢的进士还是相当多的。

无论是举人、还是进士，都可以出仕，但生员不行！因此，生员与举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而举人与进士之间的差异显然要比生员与举人之间的差异小不少。因为举人带有“候补官员”性质，所以能够享受很多古代给官员的“红利”，最典型就是不需要交税。所以，古代很多没有功名在身的人会把田地“过户”到举人名下，从而“合理避税”。而这一切，举人可不是白干的，是能收到很多好的！而这样的“隐形福利”，生员肯定是没有的，因此便有了“穷秀才、富举人”的说法。

其实，在古代，生员相对于普通老百姓，也还是有一定程度经济优待的，只不过比举人、进士要差得多。在王朝初期，朝廷发放的生活费勉强还能养活一家人，但王朝中后期，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那点儿“千年不变”的生活费，恐怕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久而久之，秀才便成了“穷秀才”。

在封建社会里，秀才是最低级的功名，朝廷不授官职的，也不给俸禄，所以秀才如果没有家底，仍是比较贫穷的。至于举人就不同了，比秀才高了一等，朝廷对他们是比较重视的，一般授予官职，享受朝廷俸禄。此外，如果举人没有授予官职或处于候补期间，朝廷也会给一定的俸禄供其生活，所以举人是不贫穷的。

秀才和举人最大的区别是，考上举人才有了做官的资格。

就像范进中举中范进之前中了秀才，也还是活着穷困潦倒，被所有人瞧不起的生活。

直到他终于中了举人，当天所有的亲戚朋友邻居都来为他祝贺，之前这些人可是从未露过面。

一直瞧不上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也马上变了嘴脸，不再叫他穷鬼，变成了“贤婿老爷”。

还有从没打过交道的张乡绅，也从地底下蹦了出来，上赶着结交范进，并且送上金钱和房子。

可见中了举人是真的能改变一个读书人的人生！就再也不是“穷秀才”了。

秀才，其实不是贫穷，凡是秀才，家庭殷实之家，不然那年代上不起学，凡是考入秀才，求写或担保书生应试都有收入，但你考取功名多年，仍不中举，就证明你文采穷，就秀-才水平，文化上穷，穷秀才。

古时候的读书人，一辈子热忱的事情，就是考取功名，只有考取功名，才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以及脱贫。

秀才是明清时代，各府学、县学的生员，是读过四书五经而进学者的称号。大部分的秀才都是出自穷苦家庭，而且得到秀才功名，并不能带来财富。古代的很多秀才因为没有在功名上更上一层，只能回乡以教书为生，所以经济并不富裕，但是是社会地位又稍微高于平民的读书人，因此也被称“穷秀才”。

举人则是参加过全省科举考试即“乡试”，并且乡试及格后才有的称号，亦称“孝廉”。乡试每三年举办一次，中举也就意味着一只脚踏入仕途，日后即使会试不中，也有做学官，当知县的机会。

明朝律例规定，凡考取秀才，每年能拿到十八两白银的补贴。在明朝初期时，秀才依靠着这些补贴就能衣食无忧，但到明朝中后期，物价上涨，十八两白银已经不能维持温饱。这些读书人每年要赚到至少五十两白银，才能基本维持温饱。在经济稍微发达的地区，就得更多才能维持生计。

面对这般经济发展，秀才们不再是关起房门悠闲读书，而是忙于打工赚钱，赚到钱不仅要满足生计，还得花钱孝敬学官，因为学官掌握着考试资格的权利，秀才都怕得罪学官，如此一来，被连年压榨的秀才，是真的穷。

明朝的一代直臣杨继盛，早年做秀才时，兼职教书赚钱，为了省房租便寄居寺庙。冬天天寒地冻，半夜被饿醒冻醒，只能在房间里转圈，庆幸当时的他只是独身一人，要是拖家带口的秀才，就更不容易了。

举人不同秀才，举人有特权，能免税免差役，社会地位也高，连地方官员都要看他们的脸色，虽然偶尔也会被上一级的进士给拿捏，充当犯错顶包的角色，但至少比起秀才要高人一等。

《儒林外史》中，穷秀才范进中举之后，瞬间就乐疯了，原本是天天受人冷眼，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过日子。中举没几天，所有人的态度就变了，家宅产业源源不断的来，各路名流上门拜见，这也难怪范进就乐疯了呀。

范进的经历，贯穿着秀才和举人之间的阶级变化，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由此就能明白为什么说，没有人说举人是“穷举人”，只有秀才才是“穷秀才”。

“穷秀才”是平常百姓编排出来的。当然，这样是他们的日常写照。

古人为考取功名十年寒窗苦读，每天就知道读书，不务劳作，一家人省吃俭用供其读书，一次考不中，下次继续考，时间久了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自然越来越穷。

等后来即便考中了秀才，但权力并不大，国家给予的特权也就免几个丁役，大头的地赋都免不了，个别穷的叮当响的秀才还要自己种地养活自己。

古代那些当官的老爷跟普通百姓活在不同的世界，而秀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他们权力不大，所以“穷秀才”是百姓闲时编排的对象。

秀才在社会中的比例，类似于现在博士，其社会地位也就是普通的正科级公务员。国家给予的特权无非就是见官不跪，过堂免刑等，在地方上能够出任各级学校，私塾的老师。有关系的也已在县衙当任如收税、治安等非正式实权职务，如果能力突出的话还可以担任教渝等正式的官职。

除了秀才外，在往上的举人、进士等基本上都是县委书记、县局局长的等级，这些人普通百姓能看得到吗？

九成九的人都达不到他们这样的高度，而秀才是平常生活中都能接触到的，所以他们就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比如范进中举之前，大家都喜欢拿他开玩笑，编排他，因为这样的等级在平常很常见。但再往上一个级别，就是举人了，就是大家口中的大老爷了。

中个举人有多难知道吗？这样的老大爷古人谁敢编排？

明朝存在了276年，全国一共录取举人11万名，算下来每年仅仅400人。举人大多在30岁左右中举，在60岁左右病故或退休，在加上准备考进士正在复习的，因贪墨无能被免职的，以及重病、丁忧、个人兴趣等不出仕的，全国在职的准备出仕的举人不足万人。

而明朝全国县级政府只有1200多个，仅县令、县丞、主簿就有三前多人，再加上各级政府的属官等等。举人要步一个副县级官员基本上没什么难度。那些能力突出和关系过硬的举人甚至直接可以得到正县级的职位，而运气非常差的，也能获得教渝，日后升任知县也没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举人大老爷至少也能获得相当于如今县委常委，并且是很快就能升任县长、书记的常委。对普通人来说，平常看一眼的机会都很少，更别说什么编排了，就算是能经常见到，平常百姓有胆子编排吗？不怕吃牢饭，挨板子的就去试试。

此外，举人的牛皮之处就在于，就算是不出仕，也能享受国家给的津贴，还可以荫庇他人免税免徭役。雍正以前大概可以免100-200亩土地的地税，十几户的徭役，就算举人老爷啥都不做，帮免徭役免赋税，也能日进斗金。

举人大老爷有钱有权，有国家给的特别照顾，这样的身份地位放在那边，能穷到哪里去，谁敢编排举人？

以前读范进中举时，总闹不明白。为什么穷秀才范进一旦中举，所有人的态度都变了。而且相邻莫名其妙地“白送钱”。

平时根本没交集的张乡绅不但送贺仪银子50两，还把东门大街一处三进三出的宅子送与范进一家居住；还有许多奉承范进的，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的。只两三个月，范进家连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就更不消说了。

举人虽然还不是正式官员，但是他已经进入朝廷选派基层官员的候选名单了。他若继续高中进士，甚至可能成为京官，乃至经过多年历练后入阁。所以进士相当于站在门槛上，前途是预期的。

但是要知道范进只是在一大把年纪过了乡试罢了，和正式公职之间，中间还差着一个“实缺”。这中间从投资到回报，还是有着很大的风险的。范进的状态有可能等不到实缺，就已经挂了，如此张乡绅的投资成本过高，风险系数太大；但如果说“孵化”或者“天使轮风投”，张乡绅似乎更应该在范进还是童生的时候，就开始投资。

所以一定是“举人”这个身份就已经有了含金量，就已经有了可以惠及他人利益的特权的。

我们都知道秀才可以免个人赋税徭役，甚至由于维系读书人体面，还可以“见（县）官不拜”，最优秀的还能拿到奖学金，但是金额太少，不足以维系体面生活。细究起来，这些所谓特权仅仅惠及自己，无法使得“鸡犬升天”。而举人的特权则可以惠及他人的，哪怕他不去当官。

举人的免税特权可以惠及到自己的家庭。自己及家庭名下的田产、房产以及生意都是可以免税的。

乡绅把自己的田产、房产以及生意挂在举人名下，则可以不用向朝廷交税。因此举人总不会白白把免税名额送人吧，按比例收点“转让费”，合情合理。只要比朝廷的赋税低，总归有市场的。

其实朝廷赋税本身不太重，清朝在康熙时，就基本确定了“永不加赋”。只不过古代税吏衙役的盘剥与敲诈，让普通百姓承受不起。因此很多平民为了逃避税吏衙役的盘剥与敲诈，少交或者不交人头税以及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费用，被迫或者自愿成为举人家的仆役。

为什么明清两季王朝到了末期，可以收税的田地越来越少，朝廷田赋锐减？为什么东林党那么强大？为什么田文镜搞“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为什么阻力那么大？

究其原因，士绅阶层由于自身的特权，已经形成了与朝廷“争利”的局面。土地还是那么多土地，可是朝廷能收税的却越来越少。因为原本朝廷可以收税的土地和人丁，划到了士绅的名下。那就只能加重可收部分的赋税，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实际上清朝从顺治就开始搞“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但是走走停停，最终无疾而终。原因很简单，如果士绅都要和老百姓一样当差纳粮，那么他们还“十年寒窗”干嘛？

秀才和举人在社会地位上是有天壤之别的，秀才只能算是一种身份，能中秀才的人也不少，而举人除了身份之外，还直接拥有了当官资格，考中的难度也更大，虽然不一定能当上官，但就这个差别也足以改变正常人对待举人的态度了。

我们以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来讨论，范进本身是一个底层知识分子，他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渴望通过科举来改变命运，但悲剧的是他二十岁参加科举，五十多岁才考了个秀才。

但是这并没有让他的生活发生任何的改变，他的岳父胡屠户平时总对他呼来喝去，屠户也只是底层百姓，不过收入稍微高一些，胡屠户在范进中了秀才后，还骂他烂忠厚没用的人，还大言不惭的教他待人的规矩礼仪，胡屠户带了副大肠到范进家中，吃的醉醺醺的，临走时范进和他母亲还千恩万谢送别。

范进没钱去参加乡试，只能找胡屠户借钱做盘缠，胡屠户一口啐在范进脸上，骂道“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还直接说范进中个秀才都是宗师抬举，让范进撒抛尿自己照照，一点情面都不给范进留。范进虽然中了秀才，但这只是跨进了科举的门槛，离入仕还有一段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距离，又因为他除了读书没有其他营生，所以被岳父看不起。

最后范进还是去考了乡试，而幸运的是范进在这次乡试中，考中了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中了举人，范进禁不住刺激疯了，众人去寻了胡屠户来，让他打范进一嘴巴，哄他说并没中举来治范进的疯病。

结果去找胡屠户的人，半道就遇到了胡屠户，当初范进中秀才时，胡屠夫是拿着一副大肠，一壶酒就来范进家了，而现在他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来贺喜，众人让胡屠户打范进一嘴巴，胡屠户却十分为难的说，姑爷现在做了老爷，是天上的星宿，自己不敢打。

胡屠户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原来他口中的范进是癞蛤蟆，现世宝，如今成了老爷，天上的星宿了，胡屠户最后喝了两碗酒壮胆后，他才敢去抽范进，事后还因此惶恐不已。

原来当地的乡绅，知县根本就不会和范进有任何交集，结果范进中举后，当地的乡绅们纷纷都还祝贺范进，和他攀关系，或是送钱，或送田产，范进家也逐渐有了新房，有了丫鬟，仆人服侍，其中转变最大的还是胡屠户，一口一个姑爷叫得那个亲切。

众人在范进中举后，态度的转变，说白了主要是因为范进就此有了做官的机会，这个时候送人情以后也好说话，就比如最初来祝贺范进的张乡绅，他本身也是个举人，他到范进家又给钱，又给房，范进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些，如果押对了宝，以后范进再中进士，或得到朝廷提拔，要请他办点事不就简单了吗。

从范进中举的经历来看，我们不难明白，为啥会有“穷秀才”，却没有“穷举人”的说法，考中了秀才并不能让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任何改变，而很多秀才除了读书，并没有其他营生，过得也比较落魄，稍微有点钱，有点势的人也能张口便骂。

但是中了举，等于半只脚进入了仕途，前途无量，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各行各业，沾亲带故的人都会忙着来巴结，自然就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了，当然就没有“穷举人”了。

说个更贴切的事实，其实不仅举人不穷，秀才绝大多数，也是不穷的，所谓“穷秀才”，乃是以前大地主对秀才的嘲讽罢了，对于普通人家来说，秀才仍旧是地位很高的存在。

秀才这个称呼、身份，在咱们每个时代的定义都不一样，秀才自古以来，经历了“地位”到“学籍”的变化，一般来说，当秀才代表着“地位”的时代，是最值钱的。

关于“秀才”这个词，最早是周代后期出现的，其大义为“才之秀者”，更通俗一点来说，意思就是“有优秀才能、才华的人”。

但这个称谓，一般是士大夫给士大夫的，是上层文化人之间的称呼，不可能是给予底层人士的称呼，所以前面才说，在早些时候，“秀才”代表着一种地位的时候，它的价值含量是最高的，因为配得上这个称谓的人，非富即贵。

而秀才逐渐演变为“学籍”，是在汉代。

此学籍跟咱们如今所理解的学籍有所不同，用古代科举的话来形容，或许“功名”更加贴切。

因为汉代改革了选官制度，虽然还是被上层社会垄断，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其贵族垄断的基础上，有了很多“考察”的门槛，其中便以“道德”为主，能力为辅，这个就是“察举制”。

汉武帝时期，他规定朝廷的公卿以及州府的长官要“推荐”人才到朝廷为官，而且一年要推荐一次，被推荐的这个人，就被称为“秀才”，这不再是一种模糊的敬称了，而是实打实写在文书上的称呼。

但因为当时没有科举，秀才本身也没有通过考试之类的，因此没有“功名”的说法，只能把这个看作为“官身资格”，毋庸置疑，这个时候的秀才，地位和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真正让秀才走向“功名”化的，就是科举考试。

科举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在科举出现以前，并不是没有系统的“选官制度”，但是那些制度的圈定范围很小，来来去去都是贵族阶级，所以那个时候的秀才，就是一种敬称，虽然官级有高低，可在他们彼此的称谓，都是秀才之类的敬称。

而科举，则是把秀才专门做成了一个“科”。

众所周知，科举兴起于隋，发展于唐，唐代的科举制度，乃是后世科举的“教科书”，而唐代的科举分为很多“科目”，最著名的就是“进士科”，除了进士科以外，还有“明经科”、“秀才科”。

与进士科出身不同的是，秀才科出来的人才在官场上会比进士科逊色，但是仍旧能当官，因为这个秀才不是一种敬称，而是实打实的功名，是写在了个人信息上的，也是这个时候起，秀才被定义了地位：比进士低，但能当官。

不过“秀才科”在唐代以后又消失了，大抵是这样的选官制度会造成行政的繁琐，因为秀才是根本不可能进京的，但他们的人数又多，这样只会造成行政的不协调，所以秀才科的科举制度就取消了。

在宋代，秀才又变成了一种“考生类型”。

宋代科举体系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举荐”的色彩在其中。

虽然宋代的科举也是对底层开放的，甚至比唐朝更开放，可宋代士大夫群体太多，而且这些士大夫群体经常性地“互帮互助”，因此宋代有一种“贡举”考试，模式就跟察举制时代是一样的，需要各地州府、中央士大夫推荐“人才”。

不过这些人才也是需要考试的，他们要到礼部参加“会试”，而只要是参加了会试的考生，也都被称为“秀才”。

从周代开始，一直到宋代，“秀才”身份略微显得有些模糊，包括唐代，即便有秀才科，但是据史料的记载统计，整一个唐朝也根本没出几个秀才，可以说是门可罗雀，所以秀才在明朝以前，都不是很特别的存在。

而之所以到了明朝，秀才开始有了改变，根本在于朱元璋开辟了大规模任用“非进士”任官的先河，以前即便是一些县单位的二把手、三把手，都需要吏部使用“进士”来任命，可实际上这就是大材小用。

洪武年间，因为科举开科缓慢，但社会却需要大量的管理者，朱元璋破例一批刚通过了应天府地区“乡试”的举子提前出来当官，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再成为“贡生”，最后运气好，成为“进士”才可以为官，他们只是通过了乡试，便可以做官了。

当世人都以为这只是特例时，朱元璋发现了这个方法非常好用，因为治理地方，根本不需要多厉害的人才，只要有一定的管理水平，便能治理好地方，而且也更好被朝廷掌控，于是明朝此后的“科举”，每一个级别的含金量都很高。

在明朝的官场中，就有这么一个成文的规则：

选人自进士、举人、贡生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又有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诸杂流。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

明朝的“科举”—“职场”形成的这一个体系，让科举的每一级学子，都是“预备役”官员。

区别只是在于，进士的上限空间无限，但是举人的上限空间，最多只能做到四品。

但要知道，四品，已经是很厉害的官员了。

因此举人是不可能穷的，不说别的，光是“预备官员”这一个身份，足以让他们和知县平起平坐，这可不是见到县令不用拜那么简单，而是真的平起平坐。

除此之外，举人还被赋予了“减免赋税”、“免除丁役”的特权，在古代社会，一旦不用缴纳赋税、田税，而且家里还不用出“人丁”去服役，这其中省出来的劳动力和财富不是一般的多，足足可以拉开悬殊的阶级差距。

那么举人如此，秀才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在明清时期，秀才的定义是什么？

在明清科举考试中，有一个常说的词叫做“童生”，这个童生，乃是从“童子试”中派生出来的，童子试是明清科举的“第一场”开始，只要是预备参加这场考试的，都叫童生，此童并不是指参加考试的都只能是小孩子的意思，这个童，只是寓意此乃科举的“第一步”。

而通过了童子试之后，才有去参加“乡试”的资格，这一部分通过的人，就叫做“秀才”，所以说，明清的秀才，乃是“功名”，是需要实实在在的考试才可以获得的，跟以往的“敬称”是不同的。

那么秀才为什么总被大家说穷呢？

其实秀才的诞生，往往多于乡村之地，这是科举的最大特点，对全社会阶层的“覆盖”，有效地吸纳底层人才向上爬，此乃科举的核心动力。

一般大城市的子弟，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要走“童子试”的路线，可事实上，在科举中还有一种特殊群体叫做“监生”，所谓监生，就是指进入“国子监”学习读书的学生，他们一般是不再需要考童子试，可以回去直接参加乡试，等于起步比人高一个台阶。

所以监生出身的举人，是肯定有钱的家庭，监生是如何来的？

要不就是九品芝麻小官举荐的家眷，要不就是经商的富商，拿钱给自家科举考生买的名额，所以他们非富即贵。

因此回到“秀才”的问题来，与这些“监生”相对应，秀才们绝大多数就是出身贫寒的底层子弟，而且他们已经条件够差了，但也许比起他们同龄人的圈子中，他们都有可能是较好的那一个了，正所谓环境影响人，圈子也会造就人的名声，“穷秀才”就是这样来的。

“穷”字，是描绘秀才们的出身并不好，但绝不会是对学子成为了“秀才”后的描述。

虽说明清时期的秀才没有明朝廷明确的规定可以安排为官，但在不成文的习惯中，秀才和举人都是一样的，有着“预备”官员的资格，这是因为社会中的文化人数量还是少的，却也不可能派一个进士来小地方当官，也不可能让一个举人到小乡当官，所以这部分基层，依旧需要有人负责。

谁来最合适？

当然是秀才。

秀才本身是可以兼有官身的，事实上也并不少，整个明清时代，秀才当官并不罕见，只是因为他们最高的上限鲜有超过八品，几乎全部都是九品之列，而还有一大部分则是“吏员”，连官位都不存在。

可即便如此，秀才仍然是属于“士农工商”的“士”这一个阶段，是社会的上层人物。

基于明朝统治者对社会读书人的理解，他们认为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用处，相比起两宋时期，明朝大大减少了进士的录取人数，整一个大明朝，进士的人数也只有两万多人，但光是南宋，进士人数就已经高达十一万人之多，冗官现象依然存在。

按照近距离来看，似乎进士人数少，并不是什么好事，可在事实上，基层的很多工作，并不需要很高端的人才来完成，反而是有一定的文化底子的人才就可以胜任了，明朝统治者，实际上在发挥科举的更大作用。

当然啦，秀才虽说没有举人那么超然的地位，但秀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一定的“福利”的。

秀才做不到大片田地免税，也做不到让家人得以免除丁役，可在朝廷给出的政策上，秀才也还是享受一定程度的“免税”，这可以说是明清两朝对读书人的尊敬，也是标配了。

即使免税的量没有举人那么多，但还是那个道理，一旦有免税的特权，那么就可以跟普通的老板姓拉开很大的差距，这是生产力和社会发达程度所决定的，光是这一点，谁敢叫秀才叫做“穷秀才”。

而跟举人一样，秀才看到了父母官也是不需要跪拜的，顶多做拱手礼。

为什么举人和秀才都有这种特权呢？

这其实跟明清时期的“政”、“学”两个体系的分开有关。

在科举的时代，朝廷会在地方各等级设立官府和学府，这两个存在，实际上是“平等”的，看似学府要受官府节制，可官府真的管不了。

学府的地位这么超然的根本原因就是：学府“筛选人才”、“培养人才”，很多在地方出身的人才，就需要学府的一路推荐、打招呼从而顺畅很多，所以学府的地位就是从这些已经获得功名的权势人物庇护得来的。

举人、秀才看到知县，他们不需要慌张，但看到学府体系的官员，他们就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这就是因为他们一旦处理不好和学府的关系，被开除了“功名”，那就是一拳打回深渊。

是的，这种保留在学府的“功名”，才是举人、秀才可以从容不迫的底气，而朝廷每年给出的“福利”，也都是循着这份名单来安排的，一旦被除名了，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便是举人、秀才之流存在的根本。

再回到秀才的身上，聊聊为什么秀才不会“穷”。

第一、举人是老爷，秀才是先生。

举人老爷也许很常听，但秀才其实也有“标签”，那便是“先生”。

先生，也就是老师的意思。

秀才本身出身于底层，他们深知改变命运之艰难，所以很大概率会去当老师，而在明清的史料记载中，秀才的就业的确是“先生”的数量最大，而很多地方性的“私塾”，就是秀才办的。

既然有学生，那肯定就有钱，秀才花费精力教导他们读书写字，他们给予学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便是“职业”和“收入”的优势。

第二、秀才的文化水平决定了秀才的基层地位。

明朝朝廷若是把秀才们都组织到一个地方，那么秀才简直可以说是“遍地都是”。

但事实上，秀才在民间的分布率，有很多的人，是一生都没见过秀才的。

秀才在基层社会，主要做的工作有哪些呢？

譬如给新生儿取名，譬如给人编纂文章，凡是跟有文化沾边的事情，秀才都能胜任，因此秀才在明清基层的社会中，地位是十分高的，也不可能存在“穷”的情况。

所谓“穷”秀才，这个穷字，只能说是一些人对秀才所处环境的一种“暗讽”，并非实指秀才是真的一直还穷。

对于绝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一个秀才懂字，有才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如此有趣特殊之人，保护还来不及呢，又怎么可能恶言相向，出口嘲讽秀才“穷”。

举人不穷，而且可以说很富，秀才也是一样的，只要熬过了苦难的日子，接下来便都是甘甜，即便看似一生碌碌无为，可还是要比别人普通人好上太多太多了。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古代中国科举，穷秀才富举人，乡绅治理结构。】

作者：冷清先生，个人史学研究，严禁抄袭剽窃。

在中国古代，隋唐以后，清朝以前，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秀才是古代科举制度下，最基础的功名学历，除非特殊情况，不能担任各级政府的官吏，可以充当军队、衙门的基层文员、职员，但是，这些岗位的名额并不多，因此秀才只能自谋职业。举人是古代科举中，中等的功名学历，可以担任县级以下政府部门的职务，俗称为“吏”，吏是有薪水的，可能还有“灰色收入”。进士是古代科举制度中，最高等的功名学历。考中进士的学子，可以授予副县长以上的官员，以后凭政绩人脉升迁。考中进士的人，不管他以前是穷还是富，做了官之后，有丰厚的俸禄，自然是不可能受穷了。社会上流传“穷秀才、富举人”。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儒林外传，其中一篇范进中举。范进是乡里的秀才，娶了胡屠夫的女儿，这一年范进考取了官学的“贡生”，也就是百姓所说的“相公”。贡生是政府出资供养的秀才，在书院里学习，下一届参加省城举行的“乡试”。胡屠夫提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前来恭喜范进考取了“贡生”，但是，胡屠夫不忘羞辱范进：“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

秀才范进家里很穷，平日里生活艰苦，范进的母亲和媳妇在厨房里做饭煮大肠，胡屠夫在茅草棚下坐着教训女婿范进，说范进是忠厚没用的人。饭做好了，胡屠夫又道：“亲家母也来这里坐着吃饭。老人家每日小菜饭，想也难过。我女孩儿也吃些。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可怜!可怜!”说罢，婆媳两个都来坐着吃了饭。从这一段看出，秀才范进家里非常的寒酸，十几年过的日子，连点油水都没有。

来年，范进中举了，省城的报子来三拨，范进还在集市上卖老母鸡呢。范进家里十分热闹，邻居们有拿米的、拿酒的、捉两只鸡的，范进的岳父另个伙计，拿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祝贺。乡亲找到范进，说他高中举人老爷了，范进只是不相信，乡亲硬拉回家。中间的报子已经挂了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范进一口痰涌上来疯了，狂奔而去口中喊着“中了！中了！”大家都说，范进平生最怕岳父胡屠夫，胡屠夫在大家鼓动下，一个巴掌扇过去范进醒了，胡屠夫的手却弯不过来，嘴里念念有词：“天上文曲星，打不得，打不得。”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公元587年，隋文帝首创“开科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唐代，天下的学子们在各省考试海选，各省考中者称其为“举子”，然后进京参加考试，考中者进阶为士授予官职。科举制度到了北宋时期，就发展的很完善了。北宋初年，全国人口六千多万，天下的读书人，怎么者也有几百万。几百万人都到各路（省）考试，人数实在太庞大了，北宋读书人的海选工作放在了县城。每三年一次，在县城考试选拔文章“茂才”，考试通过选拔为“茂才”者，才有资格去路省考试选拔“举子”。到了北宋中晚期，中国的科举制度就基本完善了。

“秀才”既文章锦绣之才，汉代为避讳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改“秀才”为“茂才”。 《北堂书钞》引晋令，“策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隋、唐科举制亦有秀才科。唐初，秀才科第最高，从武德到永徽，每年秀才不过一、二人。高宗永徽二年（651），停秀才科。后玄宗、代宗时，几次恢复，旋即停止，所得之人极少。唐宋科举就已经有了选秀才制度，只是不完善，北宋中晚期基层科举，基本完善了选秀才制度，秀才是最基本的功名学历。科举制度分为三个级别档次的考试，县考、省考、京考，第一年县考，第二年省考，第三年京考，每三年循环一周。

县城考试分为文武两科，文科考试有三大类。第一是基础学科：诸如算学、律法；第二是：明经，就是对四书五经的掌握；第三是：文章诗词。县考没有明确的名额限制，只要各项成绩合格优秀，文科考生就可授予最基本的功名学历：“秀才”。武科考生，侧重于十八般武艺的基本功，文化课是辅助科目，各项成绩合格优秀，就可授予最基本的功名学历：“武生”。由于秀才人数庞大，明朝时，为了更好的选拔培养，州府官办了一些“书院”“官痒”，从秀才武生中考试选拔一批人才，官方供养进入“书院”“官痒”深造，称其为“贡生”，民间俗称“相公”。

秀才、武生、贡生有资格去省城参加选“举人”考试，文科“举人”考试又叫做“乡试”，文科乡试相对高级而简单，一般情况下，也就是考三四篇文章，分为明经、策论、政论，每三年举行一届，录取名额有一定的限制，根据路省人口的多寡，50名至100名不等，最多不会超过150名，高中乡试者，由各路省授予“举人”功名文凭。武举考试，并非每三年一次，或许六年一次，武举考试相对文举复杂一些，武功、兵器、格斗等等，明朝武举还要考核“火器”的使用。武举考试最后考一两篇文章，能够考取“武举人”的人数也不多。

文科京考每三年进行一届，武科京考不一定每三年一次，有时候八九年才举行一届，京考又叫做“会试”，明清时期，会试结束之后，还增加了“殿试”，由皇帝最后定夺状元、榜眼、探花，殿试的目的和作用，首先是杜绝可能的“会试”舞弊，其次彰显高中进士者，都是天子门生。北宋早期文武进士录取的很少，最少的一届才录取了6个人，最多的时候也就100人左右，后来，京考名额固定在100名。特殊的年份，皇帝高兴还特别加设“恩科”，目的就是扩大“进士及第”的名额，为皇帝和朝廷网络人才。

文科进士和武进士，殿试后录取“进士及第”和“同进士出身”，不论50名还是100名，都会发布三搒，第一搒叫第一甲，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授予五品官职，多为翰林院编修，也有知府知州；第二搒叫第二甲若干名，授予六七品官职，少部分是翰林院编修，大部分是州县的正副主官；第三搒又叫第三甲，人数一般是前两甲人数的两倍，绝大多数授予七品官职，有些人有门路的可以在京为官，大多数人都是县令、县丞、主薄、县尉官职。

【中国古代特有的“乡绅治理”，俗语所说的“政权不下乡”。】

五千年以前，中国古代是部落联盟体制，地方治理是部落酋长或长老治理。象、夏、商、周四朝，中国进入联邦制城邦国家，地方治理进入方国体制，所谓的象、夏万国，商三千，周八百。周武王开国分封了71家公爵、侯爵的诸侯国，公侯之国下面管理者200多家伯爵方国，伯爵方国下面还有数百家子爵、男爵的封邑。公爵封地百里、侯爵封地八十里、伯爵封地六十里、子爵男爵封地五十里以下。楚人祖先鬻熊是为周文王掌管火种的“火正”，武王伐纣后熊氏自以为功劳很大，鬻熊曾孙熊绎在周成王时，分封为封邑四十里的“子爵”。楚人认为周王分封不公，因此“不服周”而“苞茅不进”，春秋时期崛起为大国而自称“楚王”。

春秋时期，诸侯国、方国之间兼并频繁，人口增加后，“废井田开阡陌”，基层管理的子爵、男爵逐渐被废除，“乡”的概念产生了，子爵、男爵演变为“乡绅”。公元前704楚国攻灭了汉水流域的伯爵方国“权国”，并且在权国的地方设置“县”，中国古代第一个“县”。诸侯国兼并到战国七雄时期，伯爵也基本上没了踪影，演化为“士大夫”阶层。大小诸侯国相互兼并逐渐设县，县就是战国七雄政权管理的基本单位，“乡”演变为农村“乡绅”治理机构。“乡校”就是士绅百姓参政议政的场所，《国语》中有一篇子产不毁乡校。中国古代政权不下乡的“乡绅治理结构”，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公子发的儿子，前554年为郑国卿，前543年为郑国相，辅佐了郑简公、郑定公两代郑国国君。郑国人经常聚集在“乡校”，参政议政，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乡绅”治理模式。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你为什么不解散乡校？”子产说：“我为什么要解散乡校？人们休闲的时候，在乡校里参政议政，正确的意见我就采纳；他们讨厌反感的政令，我就改正，这是我的政令之师呀，为什么要解散呢？我听说，尽力做善事就会减少民怨；不闻民间疾苦大摆威风而防止民怨，怎么可能很快制止民怨呢？防口如防川，大河决口伤人必然很多，我没办法相救；小的决口还可以疏导，我听到怨言还有药可救。”

秦始皇统一六国，秦朝在公元前221年和前215年，两次在原六国范围内招考基层官吏，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政权下乡了。有什么证据吗？《史记》记载很多有关“乡、亭”管理的人物和事件。史记•高祖本纪：“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什么意思？刘邦35岁时，前221年，考试合格成为“吏”，任命为泗水亭长。刘邦当亭长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刘邦经常请假回来，帮着吕雉干农田的活计。

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经商)。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同褥)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什么意思，韩信是淮阴人。当初做百姓的时候，家里贫穷而品行不好，参加了前215年的公务员考试，但是，因为品行不好，没有录取为“吏”。韩信又不会经商，经常在别人家里蹭饭吃，人们大都很讨厌韩信。韩信在下乡南昌亭长家里，蹭饭了几个月，亭长老婆很讨厌，做好饭在家偷着吃，不给韩信吃，韩信生气了就离开了。

十里为亭、三十里为乡、百里为县。秦朝有总人口2500万人，大约900多将近1000个县，小县万把人、大县四五万人，平均每个县25000人。政权不下乡，县政府的平均编制，平均每县200人上下，管理2万5千人，乡、亭（村）实行没有正式编制的“乡绅治理”，百姓的负担相对会轻松很多。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结束了“乡绅治理”，“乡校”参政议政，堵塞了百姓的言路，政权下乡了，乡、亭两级成为基层政权，有了正式的“官吏编制”。百里方圆为一个县，三十里方圆为一个乡，十里方圆为一个亭（村）。平均一个县有五六十个亭（村）、七八个乡。刘邦当泗水亭长时，手下有两个兵，一个姓薛的治安员，一个专管杂役的收税员。一个县50个亭，正式编制150人；七八个乡，正式编制至少50人。一个人一年30石米的薪水，200人就得6000石米。

秦朝是一个短命的朝代，之所以短命，秦法苛刻、罪徒遍地；大兴土木、开支巨大；政权下乡，加重负担；军队庞大（130万），巨额军费；横征暴敛、税赋沉重（各种税率高达百分之四十）。秦朝政权下乡，增加了二三十万的基层“官吏”，近千个县的财政负担多增加600万石（一旦米折合1000个铜钱或一两银子），郡、县两级官吏的人数相仿，又得600万石米（银两）。秦朝军队多达130万，养活一名军士平均花费至少一年需要10石米（两），每名军士的武器装备也不会低于10石米（两），修长城、修骊山秦始皇陵、修水利修宫殿，每年的支出至少需要3000万石（两）。秦王朝一年的财政开支高达七八千万石米（两），百姓的年平均税赋高达四成以上，也就是说一户百姓每年收入100石粮食，不计算人工劳动价值，物质成本至少得减去一二成，纯收入也就是80多石米（两），四五十石米（两）缴税赋了，农民每年还要服劳役徭役，结果秦朝就悲剧了。

【宋朝以后的乡绅治理，取代政权下乡的保甲制度。】

刘邦推翻秦朝、消灭项羽，建立汉朝，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简约秦法，降低税赋减轻百姓的负担，压缩大型土木工程，军队转业复员，常备军从130万裁减为60多万，取消乡、亭两级基层政府，政权不再下乡，恢复了“乡绅治理”模式。乡绅治理结构，乡、村两级管理者是由开明绅士、有文化的长者、复转军人担任，但是没有正式的编制，最多县政府发放一些补贴，乡村的工作人员也都没有编制，没事的时候各干各的私事，有事的时候临时召集，县里发一些补贴或者减免一些税赋。

宋朝为了抵御外患，养兵太多费用巨大，王安石变法之一“保甲法”，注重民兵预备役建设。5户为一甲、任命甲长一名，10甲为1保、任命保长一名，保甲长都是从百姓中推选的，有权利有责任但是没编制，10保为“都保”，都保长由退役官员或乡绅担任，乡一级的官吏多由举人或乡绅担任，但是没有正式的编制。民兵预备役就是团练，也就是俗称“民团”。保甲制下的多余男丁，都要参加团练（民团），保长担任队长。一个县根据人口多寡，至少编练一个“团”或两三个“团”，团练（团长）由退伍军官或者武举人担任。民团就是“乡绅治理”的主要力量，政府花很少的钱给一些补贴或减免一些税赋。

秀才作为最低一级的科举功名，不能当官也不能为吏。进士最为最高一级的功名学历，朝廷直接任命为正从七品既以上的官员。举人作为中级的功名学历，能干什么呢？举人不能被任命为正从七品既正副县级以上的官员，除非特殊时期、特殊情况，北宋规定：“举人当官，须有有两名中央政府的省部级官员推荐作保。”这个规定，其实就把举人非科举的升迁之路给断绝了。举人可以担任县级以下的八九品官吏，也就是科股级的吏员，县、州、府政府下层吏员。比如《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就是举人出身，在郓城县政府办公室担任大押司既办公室主任，秀才只能担任一般工作人员，比如宋江手下有个文员押司叫张文远，结果把宋江的小妾阎婆惜给泡了。

1279年，蒙元入主中原后，开始的时候也是依靠“乡绅治理”，帮助蒙元政权有效统治地方。但是，蒙元贵族跑马圈地霸占汉人土地，中原地区大片农田被蒙元霸占为草场，北方几千万汉人饿死或流离失所。几百万蒙古人把中原耕地变成草场，肥沃的耕地变为草场，短时期内蒙古人牧业效益成几倍暴涨，人口自然也是成几倍的暴涨。任何事物都是有极限的，100亩耕地可以养活10个人,100亩草地只能养活20只羊，20只羊只能养活一个人。当蒙古人霸占的耕地，效益达到极限时，蒙古人的人口增长极限也来了。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蒙古总人口仅有150万到200万人，经过100多年的掠夺式发展，到1351年时，全世界蒙古总人口达到2000万人，仅在中国就有1300万人。蒙古人口的暴增，掠夺的耕地变草场，游牧生产方式不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蒙元想要养活1300万蒙古人，就想到了政权下乡，把几百万蒙古人编制成民团，按照十户汉人一户蒙古人的比例，把几百万蒙古人分散到汉人乡村中去，蒙古人就是管理统治者，政权下乡了还进村了。蒙元要汉人养活蒙古人，也就算了。一项不成文的歧视性政策出台，汉人结婚的时候，新婚头三天，新娘子必须让鞑靼来睡。

蒙元政权下乡，“十户一家鞑靼”，新娘子鞑靼睡三天，蒙元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彻底激怒了汉人。汉人以白莲教为串联手段，以月饼为联络方式，1351年相约八月十五杀鞑靼，开始了全国性的汉人暴动，暴动的领导者都是各地的“乡绅”或者白莲教领袖。一夜之间，几百万蒙古人被杀掉，在白莲教旗帜下的红巾军多达200万人。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出生在豪强地主家里。他起义前是朱皋镇的巡检（派出所所长），郭子兴是豪强地主，陈友谅是乡绅县吏，徐寿辉是小商贩，张士诚是私盐贩子等等，这些人以前都是协助蒙元的基层统治者。

几百万蒙古人，为什么能统治近一亿汉人，因为，中国特有的“乡绅治理”结构，就是稳定社会的基石，中国古代政权不下乡，乡绅治理广大基层社会。乡绅治理没有正式编制，也没有稳定的薪水收入，乡绅治理地方为什么能有效而长期存在呢？第一，政府少花钱，乡绅的利益和地方联系在一起。第二，乡绅保护自己利益的关键，是乡绅拥有乡村治理权。第三，乡绅治理可以上通下达，能够有效化解政府和百姓的矛盾。蒙元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不但伤害了汉人百姓的利益，同时也伤害了乡绅集团的利益，他们最终成了蒙元的掘墓人，蒙元不足百年就被推翻垮台了，1368年，残元势力逃回到草原大漠的时候，蒙古人的数量仅剩下100多万，从起点开始最后又回到起点，蒙元白忙活了将近200年。

参考书目：《国语》、《史记》、《汉书》、唐书、《宋史》、明实录、各地姓氏家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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