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小说的叙事特征

剧本叙事与小说叙事不同点：

一、人物的数目的不同；

二、语言在这两种不同体裁的作品中的比重及作用不同；

三、作品的字数不同；

四、作品中情节及时间空间的安排不同；

五、矛盾冲突所起到打作用不同。

所谓的小说叙事，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作为表述方式的叙述和作为被表述的对象的故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讲故事的方式和故事情节。小说的基础是故事和叙述方式。

目前，小说叙事学已经是文学评论的一门专业分支。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法国结构主义的兴起，对小说的批评更加注重对小说的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

小说叙事与讲故事有天壤之别。这里就说一点，叙述者。小说叙事的主体并不等于小说作者。作者只是写作的主体，而不能承担叙述。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他只能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即便是隐形作者也不能成为叙述主体。隐形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他为我们阅读理解小说文本提供了指引，但没有声音，在文本内发出叙述声音的是叙述者。而讲故事，作者就是叙述者，也可以化作文本里的人物。

分清楚了作者、人物、叙述者三者的概念，我们就能发现，小说不是故事，小说不仅仅是讲故事。小说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叙事。

首先，在叙事过程中，预先确定了严密地、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结构： 在该书第一回中，作者先叙述了“无材可去补苍天”顽石、神瑛侍者、绛珠草的故事，然后这些艺术形象被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后，又被一僧一道携归青埂峰，回来后，以其经历创作了《石头记》，并最终由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而成。”作者首先以神话的形式确立了该书的创作宗旨和行为思路，从而为该书以后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定下总的叙事基调。

其次，在对现实事件的描写中，在圆形结构统帅之下，采取了网状的叙事形式。 在《红楼梦》现实生活展现过程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是全书的情节主线，贾府的荣辱兴衰是全书的情节副线，他们相互交叉，互为表里，其间又穿插了薛蟠打人吃官司、元妃省亲、宝玉挨打、大观园宴饮等小的故事情节，从而构成了细密的网状叙事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情节都关联着其他的情节，这就是所谓的“一击空谷，八方皆应”的创作技巧，从而广泛地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原貌。

1.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线索好。

2.大对称，108回前54是盛，后54是衰。

都市小说是以男女之间的爱情为中心，以都市环境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题材。三要素：人物--现代的 地点--都市 故事情节--爱情故事。因为绝大部分的都市小说都是男性作者，而且大部分的读者都是男性，所以都市小说很容易出现下面的情节，一个男主角有几个女主角。这个特性在许多都市小说中都出现很容易满足男性读者的YY特性引起大家的共鸣。

叙事结构：

《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在以往传统小说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重大的突破。它改变了以往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一类长篇小说情节和人物单线发展的特点，创造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艺术结构，使众多的人物活动于同一空间和时间，并且使情节的推移也具有整体性，表现出作者卓越的艺术才思。

《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金玉缘》。

此书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种版本系统。新版通行本前八十回据脂本汇校，后四十回据程本汇校，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

由于现世只流传下来的曹雪芹原著只有前80回，因而在现市面上流传的120回体的《红楼梦》的后40回乃是后人所续，故所交代的结局与原著的前80回所隐射的结局大相径庭，人物的性格描写以及思想行为都有所偏差，不可一概而论，因而后40回的故事并不能代表红楼梦的原著。

《红楼梦》的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1. 目标读者不同

2. 表现手法不同

3. 时间不同

4. 空间不同

5. 有无心理描写

6. ……

前五回是《红楼梦》的蓝图，第6——120回是故事的主体。前者与后者是互动的结构关系，前者所展示的画面、所形成的潜在结构，不仅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上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蓄积了封建社会的潜意识、潜能量，营造了巨大的张力空间，形成了大历史语境，许多情节线索都是从这里牵引出来的，许多人物的欲望、心理、情绪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即使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也能勾人魂魄，令人荡气回肠，其奥妙就在这里。

小说的特点是故事情节完整、人物个性鲜明、环境描写逼真、主题思想深刻、构思角度精巧、体裁讲究纯粹。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

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情节一般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有的包括序幕、尾声。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小说按照篇幅及容量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说（小小说）；按照表现的内容可分为神话、仙侠、武侠、科幻、悬疑、古传、当代、浪漫青春、游戏竞技等；按照体制可分为章回体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自传体小说；按照语言形式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

小说刻画人物的方法：心理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外貌描写、神态描写，同时，小说是一种写作方法。

小说与诗歌、散文、戏剧，并称“四大文学体裁”。

一、《红楼梦》的叙事风格

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与把握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实在和空幻的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神秘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它彻底地摆脱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显示出高雅的诗人小说的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精品。《红楼梦》又不同于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作者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自觉地运用象征的形式,使作品婉约含蓄,有如雾里微露的楼台,是那样的朦胧又那样的壮观;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它不象过去的小说居高临下的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心理深度;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整部小说象一首雄丽深邃又婉约缠绵的长诗,把中国古代小说从俗文学提升到雅文学的品位,成为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

马原的《虚构》，已经成为中国先锋小说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叙事技巧和“元小说”的小说创作理念入手，分析这部小说的过人之处。

马原是中国先锋小说的开拓者之一，对传统小说的线形叙事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在叙事技巧上进行了多种实验，力图打破读者原有的阅读习惯，开拓新的审美格局。作为一个先锋小说作家，马原关注更多的似乎是小说的形式，主要是小说的叙事。他的代表作品有《冈底斯的诱惑》、窗口的孤独、《虚构》等。

《虚构》讲述了一个正常人在西藏麻风村的经历：“我”因偶然机缘进入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子，碰到和经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人与事，最后出了村子。故事的结尾处，“我”出来后询问一个司机，“今天是几号？”他说是“五月四号青年节”，而据“我”自己的估算，“我”是在五月三号到达麻疯村的，并且已经在里面过了好几天了，然而出来之后，却还是五月四号。这一结局充分暴露了小说的虚构本质。然而过于新奇的形式和眩目的技巧，会给一般读者造成阅读障碍，使他们对马原的小说望而却步。让我们来看看马原小说里都出现了哪些新奇的形式和眩目的叙事技巧。

一、元小说

元小说又称超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它关注小说的虚构本身及其创作过程，往往采用叙事人和想象的读者对话的形式。作家主动承认小说的虚构性质，但是仍旧在自己的作品里使用这一手法。

另外作家还主动揭示自己的小说的“编写”手法，例如他的素材或灵感来自何处，他是如何组织安排自己的情节等，同时他还预料到了可能会遭到的批评，为自己进行辩解从而免遭诘问。“他们讨好读者，把他或她当作于自己水平相当的知识分子，老于世故，不会为作品所迷惑，因为他们会知道小说只是一个言语的结构体，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

元小说的另一特征是叙事性语言和批评性话语交融，叙事人摆脱了叙事文本的束缚，打断叙事的连续性，直接对叙事本身发言，对叙事进行思考和质疑，小说因此得以不断反思和调整自身，仿佛是具有了一种能动的“自我意识”，并且小说的评论部分多数是离题发挥，与故事的情节基本上没有逻辑关联。

在《虚构》当中，马原为了表现小说的虚构性，一开篇就写道，“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好作家都作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

他接着讲述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包括是如何杜撰了《虚构》这篇小说。这一炫耀性的自白就构成了这部不长的中篇的第一部分，显示了小说的虚构性。尤其是结尾的那个时间表明一切只是马原的一个想象，真实被他彻底的解构掉了。因此马原小说里的叙事者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他表现出他意识到了自己是在写一部虚构的作品，却又极力要读者相信他所牵涉的各种问题，在叙事当中尽量突出故事的真实性，追求细节，煞有介事的将故事编造的像真的一样，读者往往落入了他的叙事圈套里。

这种叙事之前的题外话，叙事进程里插入分析评论也是毛姆所惯用的。在《月亮和六便士》里，小说主人公没有直接出场，毛姆花了相当的笔墨来评述有关画家的诸多传记和评论文章，大谈创作心得，评价前辈作家们的创作，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布莱克，蒲柏等人，还有济慈和雪莱。实际上，在毛姆的叙事里，除了故事人物的姓名是编造的以外，其他作为道具出现的人名地名都是当时真实存在的，这些细节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毛姆是在叙述真人真事，他所创造出来的画家形象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真实存在。他还时常就自己的叙事和读者进行探讨，告诉读者他的写作计划，并且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评论，比如在第八章，他这样写道，“回过头来读了读我写得斯特里克兰德夫妇的故事，我感到这两个人被我写得太没有血肉了。要使书中人物真实动人，需要把他们的性格特征写出来，而我却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特色。”

这些评论使得读者从紧张的叙事里解脱出来，也让叙事节奏有张有弛，控制的极有分寸。在《刀锋》的开头毛姆写道，“我以往写小说，在动笔之时，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疑虑。我所以把这本书叫小说，是因为我给它起不来别的名称。”

但是，同样采用了“元小说”的叙事，马原和毛姆的追求却大向径庭。马原讲究的是叙事的“虚构性”，他在作品里对这一性质供认不讳，在他与读者的对话里，他不断强调的就是自己所叙事的其实全是他杜撰的，并且时常夸耀自己的虚构技巧。在西海边无帆船的结尾处，他突出了作家所具备的虚构的权力，“为了写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似乎应该翻一翻有关的外科书籍……我决定省下这五元两角五，凭想象杜撰，我想我也许能行。虚构是我的天分。”

毛姆曾声称自己的在麦尔维尔的巨著《白鲸》中发现了一种写小说的最为方便有效的方法，“作者自己在讲述故事，然而他并不是主角，他所讲的也不是自己的故事。他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同小说里的其他人物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他的作用不在于决定情节而是作为其他人物的知己者，仲裁者和观察者……他把读者当作知心人，把自己所知道的，所希望的或者害怕的都告诉读者，即使他自己不知所措，他也同样坦率的告诉读者。”

毛姆认为这一方法有助于读者对人物产生亲切感，从而增强艺术真实性。有意思的是，马原自己也多次提到《白鲸》这部作品，并将其列为对自己最有影响的三部小说之一，他自觉地运用了其中的对话模式，突出的是叙事的虚构，阅读他的作品，读者仿佛面对一个文字游戏。

马原的“元小说”意识与中国古典传统中出现的类似情结有着截然相反的趋向。《红楼梦》的开头就对小说来历有所交待，而叙事过程中也出现了作者本人的名字，不过这种叙事方法在这样的传统小说中只是为了制造一个真实的幻象，让读者感到故事的真实可信。而马原的叙事则是使叙事人和主人公产生游离感，以维持客观化的效果，这也是他建构自己的“叙事迷宫”的方法之一——让读者迷失在作者、叙事者、以及主人公的错位中。

二、叙事圈套

有的评论家指出：“他实在是一个玩弄叙事圈套的老手,一个小说中偏执的方法论者.。……马原的小说主要意义不是讲述了一个（或几个片段的）故事，而是叙事了一个（或几个片段的）故事”。

从某种角度来说，马原的叙事方法很像“莫比乌斯带”，一个可以描述无限循环的最原始的模型。对小说创作的大胆创新，以及叙事的“自觉”让他的“叙事圈套”得以确立。

马原通过这样的方法主观干预了叙事的正常进行，消解了故事的真实性，将读者的注意

力从对故事的迷恋上往叙事者及其行为上吸引，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效果。这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长期的发展中，小说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现实世界的仿真的尝试。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很多作者开始自觉地抵制小说叙事中的主观性。叙事主体开始往叙事后隐藏，使得故事显得更为真实。而被叙事的事物则扮演了一个虚幻的主体。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成了背后的事物客观性的傀儡。过去，虚实的个性特征只能表现在一些外在的方面，主要是表现形式的异同上。而马原的小说中终于出现了独立的叙事人。并且有了独立的意识，在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马原通过虚化叙事者的叙事，来追求叙事者的真实，亦即叙事者的客观性。这可以看作现代小说叙事自觉的表现。

叙事自觉代表着一个可以被叙事的世界的诞生。这种世界的诞生本身就象征着多样性和无穷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叙事也是追求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即表述世界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它使得叙事更加自由，能够在叙事者的层面上自由的改变叙事的面貌，提供了这个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也应证了马原在《虚构》中的一句话：“我讲的只是那里的人，讲那里的环境，将那个环境里可能有的故事。”这是一种叙事技巧，用故意的虚构来反虚构。这就是所谓的“叙事圈套”。

而马原的叙事技巧与他在小说文本中对时间的处理是密不可分的。他本人也曾说：“我大概是一个一直思考时间并利用时间来作我文章的作家。”

三、时间意识

“许多年以后，面对着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将会想起那久远的一天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见识了冰块” 。在这里，马尔克斯的叙事时间从现在走进将来，又从将来回到过去，“许多年以后”这个时间状语超出的自然时间，与其说表达了一个时间长度，毋宁说它表明的是一种时间意识，它是一个意识到的时间跨度。故事在发生的时候带有一种宿命感，其结局注定的不可逃避的。这种预叙手法，在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中又叫“预示叙事”，乌里·玛戈琳给我们的解释是“关于言说时尚未发生之事的叙事：预言、预测、预演、计划、推测、愿望、筹划，等等”。同时，它还说：“这里的决定因素是时间和情态，而不是体式。”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创造的的这种经典预叙模式，在多年后为许多中国作家所承袭。因为母语的影响而自然形成的这种叙事风格，在“与世隔绝”多年的中国作家眼中极具一种奇特的魅力，许多先锋作家把它改装拼接到小说文本中。例如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格非的《褐色鸟群》等等。

马原有意挣脱马尔克斯的束缚，他的预叙不露声色。他在虚构.的第二、三节中，避开了“许多年之后”或“多少年之后”之类的叙事方式，直接让本来该发生在第二天（以七天计算）的事情提前发生。在第二节中，马原让沉默了几十年的“哑巴”说了个够。为了让故事中的其他人看明“哑巴”的“妄语”，又在小说的第十六节，也就是时间的第六天，让发生在第二天的故事重演。

预叙手法用于小说创作中，使线性时间上明天发生的事或者说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提前到今天来叙事，从而使单线时间变为复线时间，以求得叙事视点的多样性，使叙事方法多元化，这当然是小说创作的一大进步。

马原也没能摆脱马尔克斯的束缚。在《虚构》的第七节中，他对我们说：“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第二天早上会和我一起爬山。”事实上，当马原这么说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当马原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们交代过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在线性时间这条坐标上，事情已经先于时间出现在了读者面前。故事不再成为依附于时间概念上的自然延续。叙事通过这一手法使故事得以转换、错位、中断，得以重新组合，叙事时间改变了故事在小说中的自然流程。在这里，通过这句话，运用预叙的手法，马原得以将小说开头断裂开来的时间连接起来。当马原以马尔克斯的那句母语的变种进行叙事时，故事时间已经显得不重要了。一个同时站在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间维度上叙事的故事，已经不能在具体的时间河流中找到坐标。

马尔克斯的幽灵无处不在，他的叙事声音的回应也无处不在，马原的“叙事圈套”，一部分也就是马尔克斯对时间把握的一种变体或者说是变种。

马尔克斯叙事的口吻是站在某个不明确的“现在”，讲“许多年以后”的一个“将来”，然后又从这“将来”回顾到“那久远的一天”的“过去”。而马原的视点是“今天”，“明天”，是以今天为背景的预想，站在“今天”想象“明天”，由“明天”跳到“昨天”，然后转回到“今天”的描述，最后，再一次回到对“明天”的预想之中。

在幻觉中的玛曲度过四天后，马原的昨天、今天的观念似乎又开始复活，“……我首先否定了要搬出她家的想法，其次，我决定今天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到神树去。第一件昨天就决定了的。我记得老哑巴的家在村子的西南角上。”

“昨天，今天，明天 ”，这些在幻觉里的时间没有存在的实际意义。马原在《虚构》中的时间意识，是一种在“虚构”中下意识地对时间的模糊。他所谓的“叙事圈套”更接近于把时间打乱重组后在小说文本中的“西学为用”式的表现。

结语：

马原的小说还有很多可供分析学习的地方，它的语言上的取向矛盾（海明威式的和博尔赫斯式的），它的体裁试验，它的心理学技巧，等等。虽然马原近年来已经没有什么有影响的小说出世了，或许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席之地，但一定会凭借其独特风格和良苦用心赢得许多读者的心。

《虚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是马原的写作特色的集中体现。因为马原在这部小说里运用的各种叙事技巧，包括对“元小说”创作理念的追求，对时间意识的混淆，对繁复的叙事迷宫的营造，以及“叙事圈套”对读者的“误导”，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虚构气质”。在虚构中追求虚构，反而使小说多了一份真实感、客观感。这种气质使得这部小说鹤立鸡群，在80年代的先锋小说潮流中独占鳌头。

这个所谓的叙事，就是口语里的“说事儿”。就这么直接，也就这么简单，不过是一个小说创作术语而已。

小说一般的理解，是以叙事为主的篇什。

一篇小说，它的整体架构离不开故事情节的搭建架构，小说叙事也就成了小说构成的主体要件。

小说，一般的情况下，是以讲故事为主要文本描述的文体。

这个叙事的过程，也是作者把整个篇什的情节步步推进的过程，直至这个故事行进到高潮，或明灭收尾，或戛然而止，不一而足。

小说的叙事，也可细分为描写、概述、刻画和分写、统写等等，都是作者驾驭文本走向的叙事手法。一篇小说能否吸引读者的目光，其中的叙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古诗云：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是对一部文本的梗概描述，也是对一篇小说的精准要求。叙事的好坏成败，取决于作者的文字功夫，也取决于他的故事体裁取舍，更取决于他的叙事精当与否。

现在的小说创作中，还有了弱化故事情节的写作方式，基本将故事情节隐匿在文本的意识流动当中，是一种新式文本创作体验，却很少得到最基础读者的大面积认可与承认，莫不如扎扎实实的按部就班，依照老调调老老实实的将叙事进行到底，以情节取胜，以故事撩人，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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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

小说叙事是对小说所虚构故事的一种对读者的书面表达。用书面语言在两种形式间交替变换，向读者展示和讲述了所发生的故事。

作者使用长期积累起来的语言文字功底，进行形象思维活动，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感官叙事，共三种类型：言说式、场景式、情景式。

作者通过自身的感官叙述小说故事中的事件；通过场景展示小说故事中的事件；模拟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外部行动，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

1，言说式

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说内容，展现人物所处场景中的事件，让读者了解小说场景中所发生的事件。就好比看到了春晚上表演的小品一样。通过人物对白展现所处场景，借助人物的对白内容叙述人物的表情和行动，使小说的情节向前发展。

2，情景式

作者通过人物叙事，展现所处场景中的事件，描写现实场景中所发生的事件。如同画家画的一副高山流水图。

3，场景式

作者通过叙事手法，展现小说场景中正在发生的故事，借助书面语言，呈现小说场景中发生的相互关联的事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有一种用讲述进行简要小说故事中的事件，介绍小说故事中的人、事、物、，叙述小说故事中纪实和史实等。共两种：1，作者自己直接在小说作品中讲述了相关的话题，是作者自己闯入了小说作品之中。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开始所描写的那样。2，代理者的讲述，在第一人称小说中，“我”的讲述就是代理讲述的角色，代替作者讲述了小说故事，借助“我”似曾亲身经历或者是正在参与的身份，讲述了小说故事中的事件，增强小说故事的在场感。3，人物的讲述，作者用小说场景中的人物叙述内容，为人物讲述事件提供场景话题。分人物独白和人物对话两种，人物独白是作者通过场景中的人物独白叙述事件；人物对白是作者通过小说场景中的人物对话，叙述故事。

《红楼梦》的叙事结构《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在以往传统小说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重大的突破。它改变了以往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一类长篇小说情节和人物单线发展的特点，创造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艺术结构，使众多的人物活动于同一空间和时间，并且使情节的推移也具有整体性，表现出作者卓越的艺术才思。

雪芹用笔，从无“单文孤证”之例，处处皆有起伏映照，前后呼应。雪芹的笔，绝不苟下，处处有用意，句句有牵引，不过粗心者往往视而不见，见而不明罢了.

《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1、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

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和把握现实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

2、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从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中，显示出那种富贵之家的荒谬、虚弱及其离析、败落的趋势。他所写的人物打破了过去“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使古代小说人物塑造完成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

3、作品借景抒情，移情于景，从而创造出诗画一体的优美意境，把作品所要歌颂的爱情、青春和生命加以诗化，唱出了美被毁灭的悲歌。“慧紫鹃情辞试莽玉”，致使宝玉大病之后对黛玉越发痴情。

4、象征手法的运用，引领读者伴随弦外之音，去参透人生的奥秘，也使作品像诗一样具有含蓄、朦胧的特点，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引起几百年来不断的猜想、思索，成为长久的探索的课题。

5、《红楼梦》采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注此写彼，手挥目送”的方法，使每一个情节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故事和画面之间的转换非常自然，不着痕迹。

6、《红楼梦》不但在叙述者问题上突破了说书人叙事的传统，而且在叙述角度上也创造性地以叙述人多角度复合叙述，取代了说书人单一的全知角度的叙述。

此书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种版本系统。新版通行本前八十回据脂本汇校，后四十回据程本汇校，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

由于现世只流传下来的曹雪芹原著只有前80回，因而在现市面上流传的120回体的《红楼梦》的后40回乃是后人所续，故所交代的结局与原著的前80回所隐射的结局大相径庭，人物的性格描写以及思想行为都有所偏差，不可一概而论，因而后40回的故事并不能代表红楼梦的原著。

《红楼梦》的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叙事就是帮我们打开理解世界、理解问题的一个切口，从而找到自己能够发力的方向、可以着重发力的地方。货币叙事和产能叙事，就是给我们确定了价值裁定权的问题，这是国际经济循环里的大问题。

叙事也是让我们学会『遇水搭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做出自己的回应。本土叙事与出海叙事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根据社会环境，调整自己的经济与贸易战略。这样做既是在找两者之间的平衡，也是在确定自己的生态优势。

叙事更是让我们考虑实际问题，更能切合实际地躬身入局。股东叙事与社会叙事，由远及近的视角，拉回到我们自身，既要我们承担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又有享受利益的权力。

不同的叙事方式会导向不同的价值观和意义，也能够构建出一个个不一样的共同体。要是一种叙事足够强大，就能够瓦解对手盘，让事情往自己相信的方向加速。

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各种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青埂峰下的顽石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又由一僧一道携青埂峰下,这在全书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的结构,在这个神话世界的统摄之下,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为舞台着重展开了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的产生、发展及其悲剧结局为主线,同时,体现了贾府及整个社会这个现实世界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从爱情悲剧来看,贾府的盛衰是这个悲剧的产生的典型环境;从贾府的盛衰方面看,贾府的衰败趋势促进了叛逆者爱情的滋生,叛逆者的爱情又给贾府以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它的败落。这样全书两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

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贾雨村一头联系着甄士隐,一头联系着贾府,他们两人升沉好坏,出世入世两相对照,甄贾二宝玉两相映衬,使作品呈现出亦真亦假的变化,使神话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叠影相加,形成一体,对全书作出理性的阐释。青埂峰下的顽石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之后又回到青埂峰下,完成了天地契合的严密的完整的总体结构。

冈底斯诱惑的观后感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马原第一个把小说的叙事因素置于比情节因素更重要的地位，他广泛地采用“元叙事”的手法，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形成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事实上，这使他不仅致力于瓦解经典现实主义的“似真幻觉”，更创造了一种对现实的新的理解。

《冈底斯的诱惑》第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是“元叙事”手法的运用。在小说的第4节中，第一级的叙事者“我”直接跳出来，向读者声明这里的故事不是爱情故事；在第十五节，他又站出来与读者直接讨论小说的“结构”、“线索”与“遗留问题”，如顿月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断线，为什么不给他未婚妻尼姆写信？这个叙述者以讨巧的态度粗暴地告诉读者，顿月“入伍不久就因公牺牲了”等等。

他显然不回避这样设置结局出于小说技术上的考虑。这种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性的技法当然会产生一种间离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虚构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马原通过元叙事的手法不但反讽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连贯性以及基于此基础上整体性与真实性，他还从根本上质疑经验的整体性、连续性与确实性，正是这一点，才动摇了小说的“似真幻觉”.这在小说的结构上也表现出来。这部小说是几个故事的拼合与组装，但与一般的看法不同，马原似乎并非出于纯技术的考虑。在组织、叙述全部故事的第一级叙述者之下，还有几个“二级叙述者”，一个是老作家，他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神秘经历，又以第二人称“你”讲述了猎人穷布打猎时的神秘经验；另一个是第三人称叙述者，讲述了陆高、姚亮等人去看“天葬”的故事，并转述了听来的顿珠、顿月的神秘故事。

这些故事中，都牵涉到未知的神秘因素：在老作家的故事中，他在一次神秘的远游中看到一个“巨大的羊头”，这个羊头是神秘的宗教偶像，还是史前生物的化石，抑或是老作家的妄想症产生的幻觉？在穷布的故事里，他似乎碰到了“喜马拉雅山雪人”，但叙述者马上告诉我们，关于这种雪人的存在并没有科学的证据，那么穷布碰到的究竟是什么？在顿珠、顿月的故事中，不识字的顿珠在失踪一个月（他自己只觉得出去了一天）后突然能唱全部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对这件事有遗传的、神话的、唯物的种种解释，但没有一种解释能说服其他解释的持有者……等等。这些有头无尾，抽去了因果关系的神秘的故事片断，拼合起来就构成小说的大体。

在所有这些故事中都牵涉到一些神秘的、未知的因素，但作者从来不准备告诉读者这些神秘因素到底是什么？甚至更要紧的，他们是否真的存在？抑或只是人的幻觉与臆想？都是没有结果的。尽管这些故事的叙述方法，都是以很精确的、现实主义式的、甚至是“客观的”态度讲述出来的。

在传统生活当中有吸收的分析这种方式表现了人生的某些方面的意义因此呢我也觉得我这样做的话还是非常的有个人的情感和太在传统生活当中有吸收的分析这种方式表现了人生的某些方面的意义因此呢我也觉得我这样做的话还是非常的有个人的情感和太

《红楼梦》前五回叙事结构形态的独创性

（一）利用过场人物对话的空间场景讲述故事

（二）沿着中轴线设置故事与故事的排列和衔接

（三）每个层面的故事产生的意蕴是如何围绕一个主题核进行的

三、前五回与第六回以后的叙事，）《红楼梦》的潜隐结构扩大了叙事内容的张力

（二 ）三条主要意脉向前推进、向前拓展，贯穿全书

（三）富有整体性、转换线、自身调节性的十个叙事单元

第二章《红楼梦》的蓝图 ——（第1叙事单元；前五回）�

第一节 三个过场人物组接《红楼梦》蓝图的框架�

一、一脚踏着仙界，一脚踩着人间的小人物——甄士隐拉开了《红楼梦》的序幕�

二、兴衰的介绍人——冷子兴为何对贾府百年底里“门儿清”

三、贾雨村“走进贾府”的叙事作用�

第二节 三个典型人物和贾府典型环境�

一、林黛玉眼中的贾府�

二、凤姐为啥能掌荣国府家政大权�

三、贾府的命根子——宝玉

第三节、红楼梦曲以及判词预示和隐寓着青年女子的生活道路和命运结局

一、为什么宝玉揭开《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盖头

二、金陵十二钗的排序是以女性人生的三个层面为基本原则的

三、金陵十二钗的排序与《红楼梦》叙事结构的关系

前五回是《红楼梦》的蓝图,第6——120回是故事的主体.前者与后者是互动的结构关系,前者所展示的画面、所形成的潜在结构,不仅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上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蓄积了封建社会的潜意识、潜能量,营造了巨大的张力空间,形成了大历史语境,许多情节线索都是从这里牵引出来的,许多人物的欲望、心理、情绪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即使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也能勾人魂魄,令人荡气回肠,其奥妙就在这里.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马原第一个把小说的叙事因素置于比情节因素更重要的地位，他广泛地采用“元叙事”的手法，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形成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事实上，这使他不仅致力于瓦解经典现实主义的“似真幻觉”，更创造了...

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下层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因此充满了失意和颓伤的情感。这些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落魄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的“零余人”形象，这些主人公的灰色人生也使小说的格调偏于低沉。

2、在小说中大胆直率地进行心理描写。尤其被评论家所诟病的，是小说中毫不掩饰的对病态、畸形的性心理进行了直白的描写，这一点是不能被中国的道学家所接纳的。第一个站出来为郁达夫的小说进行正面评论的是周作人，他认为“《沉沦》中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无不道德的性质”，因此，他认为《沉沦》是一件艺术品。

3、以散文的手法进行小说的创作。郁达夫是一个情绪化的人物，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小说创作，在写小说时，他是凭着主观思路去写的，很少顾及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等写作要素，而把大量的主观抒情的东西写进作品中，尤其是对自然景物的描绘，非常的细腻，这种小说散文化的倾向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因为对传统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并且首创了自传体小说这种抒情浪漫的形式，对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一股浪漫派的壮观潮流。

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文本特征，批评家陈晓明曾从五个方面概括为:

小说比较完整流畅，剧本只写出重点，相对片段残缺，需要读者自己在心里补充勾出场景

有以往的直线转向繁复 多角度

以往的小说叙述多是一种线性结构 如一条喷流入海的河流 而现代主义小说则运用各种表现手法 时而叙述过去 时而转向未来 打破时空以及叙事的界线

现代小说不注重情节完整 不注重人物形象 而是在于表达一种整体的观念 它朝着一种思想的深处开掘力图表现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

现代小说的角度也是多种多样 最明显的例如复调式

多线就多条主线同时进行，比如这一章在描写主角A在干嘛，下一章就描写主角B怎么样怎么样

上学路上

二 “史诗性”的追求

“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

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

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迹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其实，不仅长篇，一

些叙事诗和戏剧作品，也表现了相似的趋向)。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

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茅盾就是具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反映出这

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的自觉意识的作家。这种艺术目标后来得到继续。这种艺

术追求及具体的艺术经验，则更多来自19世纪俄、法等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苏

联表现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长篇。到了50年代，作家的“时代”意识更加强烈，反映“伟

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成为最有抱负的作家的崇高责任。这在表现“

现实生活”的创作中也得到体现，如柳青的《创业史》，但最主要的“实现”，是在“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

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

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长篇《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

岩，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三家巷、《苦斗》等，都显示了作家的这种创作追

求。

在革命历史小说的长篇中，最早出现的是有关革命胜利，即40年代后期战争的描述

。杜鹏程(注：杜鹏程(1921-1991)，陕西韩城县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46年内

战开始后，任解放军随军记者。50年代一个时期，在西北的铁路建设工地生活。除保

卫延安外，还写有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

延安人等。)的《保卫延安》，是当代最早被评论家从“史诗”的角度评价的长篇。

1954年初版本出版后，冯雪峰称它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

义上说，也总可以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

要性，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保卫延安》取材于1947年3月到9月的陕北

延安战事——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主动放弃延安和

延安的收复。其中，青化砭、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是描述的重点。初版本之后，作

者作了较大修改，于1956年和1958年出版第二、第三版。以对“战争全局”的把握来关

照具体的、局部性的战事和人物的活动，是作品的总体构思。小说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

角，和持续的紧张节奏，来着力塑造周大勇、李诚、王老虎等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并

为英雄们布置了苦战、退却、流血死亡的“检验”战斗意志的逆境，使小说自始至终保

持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在虚构性艺术文本中，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这里是高级将领

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这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并不多见，因而受到评论界的

注意。但是，在当代艺术虚构和“生活真实”经常不被区分的情况下(电影武训传的

批判，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美学逻辑)，这种“创造性”同时也就包含着可能的“危险”

。1959年，在彭德怀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被贬谪之后，这部写有彭德怀的小说

也就陷入长期不得摆脱的困境之中。(注：第三版之后，本书不再印行。1963年9月2日，

文化部下达秘密通知，指令各地对《保卫延安》“应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阅”。次年又发

出“补充通知”，对这部长篇的处置改为“就地销毁”，“不必封存”。“文革”期间

更受到反复批判。)

吴强(注：吴强(1910-1990)，江苏涟水县人。30年代开始文学活动，参加过左联。1

938年参加新四军，从事文化宣传工作。除《红日》外，另出版有长篇《堡垒》等。)的

《红日》也把真实的战争历史(40年代内战初期山东的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与艺术

虚构加以结合。故事的展开方式和人物活动的具体描写，立足于对“正义之师”的力量

源泉的揭示，和回答胜利获取的根据——这也是大多数革命历史小说所要表达的主旨。

在表现40年代内战的小说中，评论界一般认为，比起《保卫延安》来，它在思想艺术上

取得重大进展。主要理由是，对战争生活所涉及的方面，有比较开阔的展现：不仅指写

到军队中的军、师、团以至普通士兵的各个方面，而且也指把军队和百姓、前线和后方

、指战员的战争行为与日常生活加以连结的“横向拓展”的艺术构思，而表现了对社会

生活的整体把握的意向。二是人物创造上，作家意识到人物性格“丰富性”的重要，而

在维护(或不损害)性格的“阶级特征”的前提下，加强了思想情感、心理活动的刻画，

并在同一类型的人物间，赋予将之区别的对比性特征，如坚毅、严格与开朗、幽默感等

。在坚持“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对立结构的基础上，小说对“反面形象”(沈灵

甫等)也避免漫画化刻划，在对其反动、虚伪等“本质”的描写中，不回避表现其才干、

谋略。这一切，是为了“惊顽惩恶”，为了更突出“反动人物的丑恶面目”所作的设计(

注：吴强《红日》“修订本序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梁斌(注：梁斌(1914-1996)，河北蠡县人。20年代后期读中学

时，开始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抗战期间和40年代后期，在冀中主要从事文学宣传

和地方政权工作。除了《红旗谱》等长篇外，还写有长篇翻身记事等。)的红旗谱

和欧阳山的三家巷(及《苦斗》等)，是对于革命“起源”的叙述。革命起源，是

革命历史小说的“既定”主题之一。在一些小说中，它通过对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工农

民众)投身革命的生活、心理动机的表现来实现，而在《红旗谱》等小说中，则直接描述

二三十年代在乡村和城市革命运动最早的孕育、开展的情形。据梁斌的回忆，为着写作

《红旗谱》，他有过长时间的准备(注：参见漫谈〈红旗谱〉的创作(《红旗谱》的

“代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在作家看来，“史诗性”地概括中国农民在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需要安排相当宏阔的生活画面，和长卷式的结构

。因而，小说被构思为多卷本。第一部《红旗谱》(1958)写30年代初在河北保定一带农

村开展的“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潮。第二部《播火记》(1963)主要写发生

于1932年的高蠡暴动。第三部《烽烟图》(1983)则写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斗争情况。朱

老忠、严志和两家几代人的生活遭遇，是各部的主线，而这一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按时间顺序组织为各卷的中心情节。和《创业史》一样，《红旗谱》开头也有独立成

章的“楔子”(《创业史》是“题叙”)，讲述主人公或其先辈曾经的奋斗：老一辈农民

朱老巩和严老祥大闹柳林镇，赤膊上阵，拿铡刀拼命，朱老明对簿公堂，和地主打官司

，但“都注定要失败”。这为“正文”提供了铺垫和对比：他们的后代在“接触了党，

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之后，斗争终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小说完成了这样的“叙事”：“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注：参见漫谈〈红旗谱〉的创

作(《红旗谱》的“代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在《红旗谱》中，这一主题

，主要通过对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由传统农民的仇恨和反抗性，到获得由“时代”

、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来实现。对于朱老忠等，当时的评论界

不仅认为是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小说对这个人

物的创造，切合了当代有关“英雄人物”创造的基本规则：一是人物在小说整体中的中

心位置，另一是人物性格所包容的阶级、时代的内涵，以及完美的理想化要求。

《红旗谱》对农民革命和农民英雄性格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的描述，有着它

的某些“独特性”。作家在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的主题和乡村风俗、传统文本的联结

，这被他概括为小说的“民族气魄”的探索。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

湖气魄”，也包括生活情景和文本构造的“民族色彩”。这种联结，虽说主要被看作是

观念、主题的表达方式，但有时也会使叙述“逸出”观念、主题拘囿，而使某些在另外

文本中被阶级斗争重大事件淹没的，有关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等的表达有

所浮现。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等)，在《红旗谱》中，提供了表现方法上的借鉴，

也参与了人物性格、行为的构成。对这一地区的民间语言的运用，也加强了小说表现的

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而多少缓和了观念、主题阐释上的坚硬、紧张的程度。

1 “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罗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实际在此之前，叙事学的研究设想和理论轮廓已经相当完整。叙事学的产生是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双重影响的结果。结构主义强调要从构成事物整体的内在各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特别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共时性角度，即语言的内在结构上，而不是历时性角度、历史的演变中去考察语言，这种研究思路对叙事学的产生起了重大影响

2、 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在他们的小说里，故事真实这一传统观念被打破，作者在叙述中对虚构的故事进行自我颠覆，甚至叙述者直接出面点破故事的虚构过程。马原是这种由故事转向叙事的肇始者，叙事时间突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程序而获得自由。80年代以来小说在叙事上另一大显著变化表现在叙事视角上，传统现实主义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判离和超越。

3、上面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