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先锋小说的叙事特征

所谓的小说叙事，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作为表述方式的叙述和作为被表述的对象的故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讲故事的方式和故事情节。小说的基础是故事和叙述方式。

目前，小说叙事学已经是文学评论的一门专业分支。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法国结构主义的兴起，对小说的批评更加注重对小说的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

小说叙事与讲故事有天壤之别。这里就说一点，叙述者。小说叙事的主体并不等于小说作者。作者只是写作的主体，而不能承担叙述。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他只能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即便是隐形作者也不能成为叙述主体。隐形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他为我们阅读理解小说文本提供了指引，但没有声音，在文本内发出叙述声音的是叙述者。而讲故事，作者就是叙述者，也可以化作文本里的人物。

分清楚了作者、人物、叙述者三者的概念，我们就能发现，小说不是故事，小说不仅仅是讲故事。小说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叙事。

首先，在叙事过程中，预先确定了严密地、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结构： 在该书第一回中，作者先叙述了“无材可去补苍天”顽石、神瑛侍者、绛珠草的故事，然后这些艺术形象被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后，又被一僧一道携归青埂峰，回来后，以其经历创作了《石头记》，并最终由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而成。”作者首先以神话的形式确立了该书的创作宗旨和行为思路，从而为该书以后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定下总的叙事基调。

其次，在对现实事件的描写中，在圆形结构统帅之下，采取了网状的叙事形式。 在《红楼梦》现实生活展现过程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是全书的情节主线，贾府的荣辱兴衰是全书的情节副线，他们相互交叉，互为表里，其间又穿插了薛蟠打人吃官司、元妃省亲、宝玉挨打、大观园宴饮等小的故事情节，从而构成了细密的网状叙事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情节都关联着其他的情节，这就是所谓的“一击空谷，八方皆应”的创作技巧，从而广泛地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原貌。

1.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线索好。

2.大对称，108回前54是盛，后54是衰。

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具体应该说在1986年以后，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为代表一批作家在文坛的集体亮相为主要标志，在他们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刚刚结束了惨不忍睹的十几年的文革文学，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的萎缩甚至死亡，而后的知青文学，不过是类似于解放的农民对地主进行血泪控诉的一场揭发式的表演文学，这个（知青文学）当然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它的出现和功能还是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某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的传声筒，它的泛滥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强压。这样它在艺术上达到的层次不可能很深，甚至说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学，因为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热衷于对文革时期经受苦难的书写，并且这种书写越来越表现出模式化的趋势，把苦难作为书写的材料和对象，甚至是无条件的夸大来换读者的眼泪，这样知青文学自然就走到了尽头。紧随其后抬头的寻根文学，表现出了五四一代作家的精英意识和启蒙意识，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明白寻根文学的“根”应该如何去理解。文化之根？生命之根？“寻根”是不是就一定要把题材放到过去或者荒蛮的生活中去，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弄的跟出土文物似的，这就叫寻根。对于文学来说，更主要的还是面对文本，“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文学性，相对于此前的文革文学知青文学作品来说，几乎是一个飞跃。但是它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不是具体的文本），还带着8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那种历史时期的模糊感，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情绪。作品试图去启蒙人，但在解读上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作家的写作姿态，都显然带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的气息。但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这种姿态过于做作。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既然是启蒙又为什么高高在上？搞的云里雾里的？应该说随着先锋文学的出现，中国小说真正迎来了一次革命，是脱胎换骨的革命。技术和精神上双重的革命。我们把它定义为“先锋小说”。那么这个定义能不能和西方人所说的先锋小说同指呢？我觉得不能。在中国如火如荼的进行先锋小说的同时，西方的文化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他们的“先锋”已经结束。先锋应该是一个进行的词汇，在西方，我们看到先锋相对来说是指现代主义之前的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等文学传统。现代主义或者说先锋的出现就是重新更正或者说调节旧有的文学传统，这个过程不可能是所有的人能够一下子意识到的，只能是少数的天才作家才能看清楚艺术发展的前进方向，所以他们可能面临着重重的困难扛起颠覆和创立文学传统的历史使命，这批人可能在同时代不为人理解，这批人可能为艺术而承受巨大的牺牲和苦难，这批人我们把他们定义为“先锋”。这样在西方，所谓的先锋指的就是基于此前流行于十九世纪的文学传统，以它为敌人，颠覆的是它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这些工作是由西方的艺术家们独立完成，是他们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顺畅而必然的发展时期。在中国，先锋小说也有其要颠覆的传统，但不是西方的那个传统，而是此前以十七年文学为代表的文革文学等，颠覆的甚至不是文学本身，而是要为文学松绑的革命。同样就文学本身来说，中国文学也绝对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地步，值得颠覆的地步。现代文学的一大部分文学和非文学因素发生了联系，无论现代当代，中国文学一直是支离破碎的状态，同时由于8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面临的状态，打开国门后，无论文学文化甚至整个社会都处于急速的转型前期。大家东张西望，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几乎是慌不择路。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一些带有民族情节的文学人士，出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对话的良好目的，一些作家，出于对文学的悟性和理解，大口大口贪婪的吸取着外国文学的营养。这里要强调两点：一，对西方文学的学习不一定要引进文化殖民的话题。当然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在文学领域，西方文学的到来和影响要经过两道程序才能发生作用，一个翻译，二是阅读。无论是翻译还是阅读，实际上都对作品进行了形式上的中国化处理。实际上在中国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的大部分人是受到李文俊的影响。翻译成汉语的《喧哗与骚动》的叙述状态是李文俊的首创，而不是哪个先锋作家的首创。现在看来先锋小说的叙述状态与翻译过来的或者说是中国版的西方著作有一脉相成之处。这是在技术上需要指出的，而实际上我们谈到的先锋小说两重革命之一就是形式上的叙述，它占据着十足重要的位置。现在就是说对西方文化的复制，也不可否认的是这中间翻译家的作用。倒是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还有，阅读的过程是用中国的眼光或者说是文化的尺子去衡量西方的著作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要进行中国化的处理。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的话，学完了西方的中国先锋小说写出来的人物读者看了怎么还相信他们是生活和行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呢。地域性的一个问题。这些我想都足以反驳那些言说中国先锋作家抄袭西方著作的评论家的嘴巴。二，就是艺术的相通性，它有地域性的东西，但是也有地域性所不能割断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形成了交流的基础。

中国的先锋小说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而成，它主要表现在叙述革命和精神革命上。分别举一个例子，不能穷尽说明这些东西。一是叙述上的革新，比如格非的叙述空缺，马原的叙述圈套。这些很明显的技术上的痕迹是以往我们看不见，我们以往看见的是“写什么”但是现在“怎么写”终于被提上了日程。关于叙述革命作用的优劣一直有人在讨论，现代小说实际上就在解决一个“时间”的问题。哲学对于“时间”的无可奈何给文学带来了希望，文学终于变的灵活起来，对“时间”的把握实际上是对先锋小说“叙述的方法论活动”。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分离使文本获得了以前所不能扑捉到的叙述节奏。由于两个时间的分离，我们的叙述视野变的宽敞灵活起来。“叙述借助这道语式（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将会想起那个久远的一天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促使故事转换，中断，随意结合和突然断路。”另外就是先锋小说在精神上的革命，它是更主要的，无论传统和现代是否是两个并置的文学系统，我们还是说，先锋小说并没有颠覆我们的传统，我们古典的文学传统实际上并不是先锋小说所要颠覆的对象。巴特说：“现代并不是一个来自单纯对立面的死字眼，而是社会变革时期的困难活动。”我们在这里不能一味的纠缠就是由于五四运动和文革运动实际上形成了两道文化断裂。文化的鸿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难添平的。去除先锋文本和古典文本上不同，它们在文本的深处有着神秘的联系。比如说弗洛依德的“性”学说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与其说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我看倒不如说是给中国性文化带来的导火索，正是中国有这样的土壤才能有性文化的繁荣。先锋小说表现在对“性”的处理上，对“性”书写的开放和多样性，几乎是一往无前，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性”在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裸露的书写。并且常常瓦解文化的深层涵义。比较明显的是吉林作家洪锋，他作品中的“性”多用来瓦解代表权威的“传统”“父辈”“生命”等庄重的文化涵义。从而到达亵渎的目的。而在余华马原的手中，“性”完全消失了它的神秘性，不过是叙述的一件工具，信手拿来。苏童则是以“性”为材料编制一张生存的大网，由此开始他的人物命运走向。先锋小说从各个方面书写出的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对人性深度的挖掘都使先锋小说到达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度。总体来看，先锋文学五花八门的书写也消解了传统的启蒙意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先锋文学实际上是对五四以来断断续续的启蒙文学的颠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先锋小说只能是加上中国的标签，它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而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先锋文学。陈晓明把中国的先锋小说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去解读，实际上，在80年代传入中国的外国文化中既包含着现代主义又夹杂着后现代主义，揉杂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泥土之中，很难确定的说到底是什么主义。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回头看看先锋小说，由它出发进入到90年代的个人写作就不足为怪了。先锋小说所带来的先锋文化导致写作姿态的调整，最终使作家失去了原有的统一的任务，从而靠近文学本身，靠近个体生命和生存，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在中国的发展，文学的边缘化越来越明显，原来负荷在文学身上的任务几近全部解除，文学只剩下文学本身，当文学从圣坛上走下，我们迎来了百花齐放的个人写作的90 年代。

先锋文学文学特征：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

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

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扩展资料：

优缺点

挑战传统千篇一律的文学模式，先锋初出道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先锋作家以语言狂欢和形式狂欢的手法来赢取读者的注意，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感官的刺激毕竟是短暂的，如果先锋写作没有经过“去谎言”这一环节，则大多数先锋文学后来要么走上了文字游戏的道路，要么重新回归谎言文学，彻底离开了文学的轨道。

只有极少数作家经过严格的“去谎言”，进而对生活本质和人的根本问题的苦苦探索，最终使先锋文学成为文学中的一枝奇葩。而先锋文学中的伟大之作必定是这些奇葩中的佼佼者。

参考资料来源：

谈先锋派文学90年代后的“转型”�����

汤 红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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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晓明：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艺术广角1993年第4期。�

②张向东：文体解构：先锋文本的存在状态，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转引自徐剑艺小说符号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④鲁枢元：《捕风捉影》，《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⑤⑥张清华：《文学的减法》，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⑦丁增武：先锋叙事：漫游和回归，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第1期。

⑧⑨洪治纲：永远的先锋，《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本文作者系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叙事结构：

《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在以往传统小说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重大的突破。它改变了以往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一类长篇小说情节和人物单线发展的特点，创造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艺术结构，使众多的人物活动于同一空间和时间，并且使情节的推移也具有整体性，表现出作者卓越的艺术才思。

《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金玉缘》。

此书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种版本系统。新版通行本前八十回据脂本汇校，后四十回据程本汇校，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

由于现世只流传下来的曹雪芹原著只有前80回，因而在现市面上流传的120回体的《红楼梦》的后40回乃是后人所续，故所交代的结局与原著的前80回所隐射的结局大相径庭，人物的性格描写以及思想行为都有所偏差，不可一概而论，因而后40回的故事并不能代表红楼梦的原著。

《红楼梦》的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21世纪被称为网络的世纪,随着互联网的不断迅猛发展,文学创作也被搬到了电脑屏幕上。网络文学的出现不仅拓展了文学的生长空间,表现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而且对传统文学的观念和审美标准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一般说来,网络文学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印刷文学的网络化,即网络上的文学;另一类是指网络原创文学,即仅仅在网络上产生、传播和接受方式更具有传播和阅读的文学。它又分为两类:一类网络文学作品可以转化为传统的印刷作品,另一类则是运用电脑和网络技术制作,只能在网络上生存的作品。这种更具有网络技术特征的作品对传统文学的写作、传播和接受方式,对传统文学的观念具有更大的冲击。[1]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与传统纸质文学相比具有一些独特的审美特征:一、网络文学的平民化审美立场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中,文学作品反映的内容是丰富、广泛而深刻的,作家们总是要在文学作品中努力追求人文价值、历史承担、终极关怀、人伦的关爱,还有艺术的完美表现等。没有较高的文学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大家。但是网络文学却与此恰恰相反,它使得文学从“精英文学”、“贵族文学”的圣坛上走了下来,成为一种真正的“大众文学”、“平民文学”

网络文艺有很多新的审美特征正在引起人们的重视、关注、研究和论说。第一，它和高科技密切结合，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而快速发展和变化。它在创作、传播、阅读、存储等方面，都有和传统纸质文学作品不同的审美特点和审美作用。它有超强的传播力，有数字巨大的审美创作者和接受者，而且是在快速变化和快速发展着，审美感染力和影响力巨大得惊人。据统计，中国网民总数已达4亿，其中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1.62亿，占网民总数的40%多。

第二，它的作者和读者有巨大的大众性。各种年龄、身份、教育程度、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的人都有。这决定了它的内容复杂，形式多样，技巧丰富，新奇变化很快，作用也广泛而深入。

第三，它有巨大的自主性、互动性、即时性。它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个性、创造性、新颖性，真正呈现为百花齐放、众声合唱、交响齐鸣、蔚为壮观，形成从未有过的奇丽景象。由于有即时性，就会瞬息万变，新奇叠出，变化无穷，可以促进与满足各种各样的审美情趣与审美需求。

第四，它有巨大的娱乐性，并提升到高层次的审美性。既能悦耳悦目，又能悦情悦意，还能畅志畅神；既能使人快活畅怀，又能使人抒情愉意，还能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第五，因为它有全民参与的大众性和高科技发布与传播的即时性，因而它又便于全民性群众及时抒情和言志的审美传播作用，可以迅速反映出民声俗情的新动态。发愤言志抒情，本来是文艺创作的直接动因。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刘向新序杂事说：“人君苟能至诚动于内，万民必应而感移。”网络文艺可抒发群众个体亲身真切体验的感情，也必能使群众个体应而感移，起移风易俗的审美作用。就像王褒在四子讲德论中说的“感人密深，而风移俗易”，像王符说的：“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于本，行起于心”，像《淮南子》说的：“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网络文艺不受拘束，便于群众个体抒发情性，其审美作用互动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值得重视。通过网络文学，还可知俗情民风和审美面貌而考得失，进而移性易俗，其作用也是值得重视的。

第六，它能与高雅文艺协同互补。它能帮助通俗普及的作品与精深高雅的作品互相促进。它有大众性，可以逐步提高。它可以弥补高雅文学“阳春白雪”应和者少的缺陷，推动后者逐步增强大众性，达到雅俗共赏。它可以向高雅文学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达到雅俗共赏，使双方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远景。

第七，它有无限大的言说自由的空间，带来新鲜活力和想象智慧，会突破传统纸质文学很多严格的边界标准，能激发新的创造力，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新景象。大量的生产和点击率，促使作者首先重视文学的吸引力和娱乐性。为了吸引人，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以能满足不断更新的审美趣味，防止读者对单一的创作模式(即便是新颖的、昨天能吸引人的)产生审美疲劳，就要不断探索和更新，寻求新的审美内容和审美形式，满足日新月异的审美要求，推进审美创造和审美要求的不断更新。

第八，它创造了大众阅读个性化、互动化、共享化的新局面，它既要尊重和适应个性审美要求，又要尊重和适应群体审美要求，真正做到个体与群体的并重和辩证统一。全民可以参与的平民化创作与欣赏，推动了群众性、个体性的认知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人生经验、生活感悟的交流，会推动群众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创造能力不断更新，推动审美风格、形式、手法多样变化，丰富和提高文艺审美活动。

以上诸点，也说明网络文学和传统纸质文学在文艺审美标准原则上既有共同性，也已表现出了一些新的不同的审美特点和审美规律，能丰富我们的文艺审美学，很值得我们重视、关注和研究。

再提炼一下以上所说，我认为，网络文艺全新的审美特征中有两个最突出的要点：

第一，它的群众性，几乎是全民都可以是作者，也都可以是读者。把文艺还给人民，让人民都可以抒发自己的审美感情，都可欣赏自己喜欢的审美对象，这不正是我们大家多年来的审美理想之一吗？有资料说，现在网络写作的读者超过了5000万，作者达到10万人。现在，中国写博客的人数已过亿，有的一人开几个博客。当然，有的开了，又关了，但又有很多新的人开出新的博客。博客以排山倒海之势影响着网络写作。有些知名的传统作家都卷进了开博客的浪潮。纸质传媒人员常常阅读博客，直接从中选稿，使之转化为纸质文本。很多作者从网络、博客中很快听、看到别人互动的反应，从中得到新的灵感和启发，以修改自己的作品，或又产生新写作的灵感。这不也是我们期盼多年的审美互动效应吗？哪个作者愿意自己的作品没有读者，听不到反应，如石沉大海，默默无闻呢？人人可是作者与读者，作品能得到及时互动的审美反应，这是天大的好事。在这美好的局面中，总会有杰出的好作品涌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审美繁荣发展的春天。

第二，网络文艺的写作，可以自由抒发情怀，展现性灵，天南海北，中外古今，纵横驰骋，无不可写，只要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有感而发，不必有什么条条框框，功利束缚，复杂限制，苛刻要求。只要自己真心要说，又出于追求真善美的审美真情，都可书写；天地十分广阔，写作十分自由。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宝贵的美学传统：我手写我心，我口抒我情，自由展现真我性灵，追求自由的精神境界。有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铁肩担道义，为国为民为人类，这些崇高的思想也必须融化为自己的血肉感情，转化为自己的性灵情怀，自然而然，不矫揉造作，真切地表现出来，才会有审美感染力，才能真切动人。文学评论家雷达说他以前很少上网，现在也开了博客，“常常只顾了写博客痛快，看跟帖过瘾”，他发现“抱着这种写作心态的人比比皆是。为什么？因为博客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互动性、开放性、共时性”。文艺的审美特性就在于抒发作者审美真情，通过生动形象给人以审美感染，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在与欣赏者的互动中获得创作的愉快。网络文艺能很好发挥这种审美的特性的作用，从中也会产生出好作品。我想，今后会出现更多符合文艺审美特性和规律的好作品，这也是我们要重视网络文艺的原因和根据。

当然，这是它可以具有的审美特性。也不容忽视，现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格调不高，媚俗哗众，技巧粗浅，脱离现实的作品也还不少。这正说明，它还需要关注和研究，帮助和引导，使之提高，健康发展。

前五回是《红楼梦》的蓝图，第6——120回是故事的主体。前者与后者是互动的结构关系，前者所展示的画面、所形成的潜在结构，不仅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上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蓄积了封建社会的潜意识、潜能量，营造了巨大的张力空间，形成了大历史语境，许多情节线索都是从这里牵引出来的，许多人物的欲望、心理、情绪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即使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也能勾人魂魄，令人荡气回肠，其奥妙就在这里。

一、《红楼梦》的叙事风格

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与把握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实在和空幻的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神秘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它彻底地摆脱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显示出高雅的诗人小说的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精品。《红楼梦》又不同于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作者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自觉地运用象征的形式,使作品婉约含蓄,有如雾里微露的楼台,是那样的朦胧又那样的壮观;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它不象过去的小说居高临下的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心理深度;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整部小说象一首雄丽深邃又婉约缠绵的长诗,把中国古代小说从俗文学提升到雅文学的品位,成为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

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

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

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早期沈从文研究

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

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

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

二、当代沈从文研究

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

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

（一）背景研究

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

（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

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

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

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

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

注释：

[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文学生活1卷 1期

[2] 贺玉波沈从文作品批判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

[3] 贺玉波沈从文作品批判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

[4] 李同愈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

[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

[6] 黄献文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

[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

[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

[9] 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10] 谭怡楚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

[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

[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

[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

[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

[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

[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

[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

[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

[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

[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9] 孙冰编《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

[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

[11]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

[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

[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自己删减吧：

古典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是：

第一

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汲取艺术形式和题材。这一点似乎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不同之处。就法国而言，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工作是将淹没一千多年的古籍发掘出来；人文主义作家仅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从古代作家那里学到东西，至于戏剧形式则可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寓言就更不用说了。古典主义的悲剧和喜剧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和喜剧已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已具备现代戏剧的基本形式，有一定的幕数，适宜于在一定的时间内演出。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心理刻画非常细腻，达到了悲剧和喜剧的新高峰。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处于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

第二

有一套严格的艺术规范和标准。例如戏剧创作要遵守“三一律”，即情节、时间、地点必须保持“整一”。这个主张在16世纪已有人提出。古典主义的理论家发展得更为明确：须围绕单一的剧情进行，排除一切次要的插曲；在一天中进行；在一个地点进行。“三一律”的提出者断言，亚里斯多德的《诗艺》中谈到这些规则，其实，《诗艺》中根本没有提地点一致。然而，古典主义者“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理斯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古典’戏剧”。“三一律”虽有使剧情集中，冲突尖锐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束缚。此外，古典主义对文学体裁作出高低之分，推崇悲剧，贬低喜剧、寓言和民间文学，反映了一种贵族观念。

第三

主张语言准确、精练、华丽、典雅，表现出较多的宫廷趣味。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最有代表性，它们都具有庄重、典雅的风格，高乃依的悲剧多一点雄健，拉辛的悲剧多一点柔情，但同样都有雅致的特点。诗体同典雅有密切关系，因为诗歌语言精练，而且出于押韵的需要，表达较之散文要委婉曲折；诗体悲剧比起散文悲剧，情调自然高雅一些。古典主义诗剧往往是完美的艺术品，它们不仅达到两千行左右这一精练的标准，而且诗句优美。熙德获得了“像熙德一样美”的赞誉，这句颂词不仅指剧本的内容而言，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美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高乃依的语言具有雄辩遒劲的阳刚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崇高风格，他的诗句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遒劲有力的气势。拉辛的语言则具有柔情缱绻、细腻动人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优雅风韵。他开创了一种独到的描写心理的诗歌语言。古典主义文学对民族语言的规范化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四

人物塑造类型化。布瓦洛要求“凡是英雄都应该保持其本性”。古典主义作家只追求“普遍人性”，性格单一。他们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抽象的属性，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物的性格塑造成凝固不变的嗜癖，忽略环境对人物产生的影响。

局限性

古典主义文学发展到后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引发了一场“古今之争”，这是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发起的一次挑战。沙尔•贝洛（1628—1703）等人认为今人应该胜过古人，他们从文学需要发展的观点出发，要求变革和摆脱桎梏。布瓦洛充当了维护古典主义原则的角色。这场争论到19世纪才得出结论。

这个所谓的叙事，就是口语里的“说事儿”。就这么直接，也就这么简单，不过是一个小说创作术语而已。

小说一般的理解，是以叙事为主的篇什。

一篇小说，它的整体架构离不开故事情节的搭建架构，小说叙事也就成了小说构成的主体要件。

小说，一般的情况下，是以讲故事为主要文本描述的文体。

这个叙事的过程，也是作者把整个篇什的情节步步推进的过程，直至这个故事行进到高潮，或明灭收尾，或戛然而止，不一而足。

小说的叙事，也可细分为描写、概述、刻画和分写、统写等等，都是作者驾驭文本走向的叙事手法。一篇小说能否吸引读者的目光，其中的叙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古诗云：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是对一部文本的梗概描述，也是对一篇小说的精准要求。叙事的好坏成败，取决于作者的文字功夫，也取决于他的故事体裁取舍，更取决于他的叙事精当与否。

现在的小说创作中，还有了弱化故事情节的写作方式，基本将故事情节隐匿在文本的意识流动当中，是一种新式文本创作体验，却很少得到最基础读者的大面积认可与承认，莫不如扎扎实实的按部就班，依照老调调老老实实的将叙事进行到底，以情节取胜，以故事撩人，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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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确实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然而,要清楚地梳理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又不是能轻易办到的。尽管我们从余华先锋小说的写作资源和写作精神中能打捞到有关传统文化的只言片语,但感觉始终是在传统文化及文学中寻找其与先锋小说的契合点,使得对先锋的论述多少显得有些游离之感。因此,要从根本上洞悉余华先锋小说与传统的联系,就不能回避对先锋本身的论述。只有当我们从写作立场上论证了先锋写作本身所具有的传

统性之时,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此,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笔者无意(实际上也无力)撼动有关“先锋派”反抗传统的文学史定论,而只是想对先锋所反抗的传统作一番细致的考察,从传统所认定的“传统”中辨析出正统与异端,中心与边缘,从而为论述先锋及先锋姿态在写作立场上的传统性提供理论支持。在此,笔者只是想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观照方式,而不是颠覆已有的文学史框架。

(一)反抗正统:一种基于传统的写作立场

先锋,是以其反叛性和异质性闻名于世的,而它的这种反叛与异质正是体现在反抗传统之上的。然而,如上文所言,先锋在反抗传统的同时,其文本内部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痕,即随处可见的传统阴影一次次颠覆着有关先锋反抗传统的神话。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前文所言及的传统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陈思和先生曾指出,传统有大小之分。“大传统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凭借权力以呈现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包括钦定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并通过学校教育和正规出版机构来传播。而小传统是指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就文化形态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现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在此,陈思和先生所提出的大小传统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正统与边缘文化传统。相对于正统的主流地位而言,边缘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被压抑的地位,然而在一个社会出现价值失范、文化转型时,被压抑的边缘文化就会伺机而起,反抗正统。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反抗正统也是一个光荣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复杂体。在儒与法,儒与道,儒与墨,理学与心学,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都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然而,也正是这些矛盾与斗争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更新。而那些不屈的灵魂们则用自己的血泪在中国文化那斑驳而苍老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印迹———叛逆的传统。愤世嫉俗的庄子,“以‘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愤激之词批判社会,攻击权贵,在文化人批判政治方面写下了光辉的一

笔”,而弃官归隐的陶渊明,佯狂避官的阮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都表现出了士大夫远离儒家思想的叛逆倾向。至于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君王的批判,对“无君”思想的鼓吹和期待,则是古代思想家倡导批判精神、质疑权威、反抗正统的可贵证明。“而那些在乱世之中及时行乐的人们,那些在‘狂禅之风’的影响下放浪形骸的名士们”,“更是以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叛逆了伦常礼教。”由此可见,反抗正统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新时期的文化转型中,这一传统更多地为先锋派作家所继承。

我们再来看看先锋浪潮中的余华,他的写作立场与其说是反抗传统,还不如说是反抗正统,惟其反抗才使其获得先锋的美名,也正因为他的反抗又使其落入反抗正统的中

国文化传统之中。如在他的中篇小说《世事如烟》中,中国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地位的道德伦理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百善之首的“孝”被逆转:九十多岁的“算命先生”靠克儿子的寿以苟延自己的生命,奸淫幼女以采阴补阳;六十多岁的哭丧婆与十六岁的孙子同床并怀有身孕;另一个无耻的父亲卖掉六个女儿以获利,最小的女儿自杀后灵魂也被他讨价还价地出售。“在这小说世界中充满的是父辈剥夺子女辈的生存权利,用过去扼杀现在。”另外在一九八

六年、往事与刑罚中,历史的印痕全是酷行与死刑。中国文化中意义权威最高的文本———历史,在余华的笔下被剥去了崇高的光环,从而显露出盲目残杀的原形。于是,正统被揭露与嘲讽,权威被拆解与颠覆。然而先锋余华正是以其反抗正统的决绝姿态在写作立场上与传统发生联系的。

(二)恪守边缘:一种服务于反抗的斗争策略

如前文所云,先锋是以反抗正统为己任的,也正是这种被纳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反抗性为本文论证余华先锋小说的传统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当然,我们还需对余华反抗正统时所运用的武器作一番考察。亦如前文所云,由于西方话语的强势介入,年轻的先锋作家在选择反抗武器时更倾向于“言必称西方”。于是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是“冷漠叙述”、仿梦笔调、语言的能指化、人物的符号化等西式文本策略。然而,这些西方话语对于本土的先锋来说终究只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而不具备本体论的参照价值。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只能是在中国作家的现实生活感受中升华起来的”,“而不会仅仅从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下直接产生出来。”因此,真正对作家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其文本意义建构形成参照意义的还是本土文化传统。就连作为先锋小说家的余华自己也坦言:“我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我的祖辈们长眠于此,这才是左右我写作的根本力量。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传统给了我生命和成长,而西方文学教会了我工作的方法。”[5]多年以来,作为工作方法的西方话语因其先锋实验的不断创新及话语模式的多次重复而逐渐销蚀了其新锐性而流于平庸。而与此相反,早已深深融入余华之创作血液并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于是,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象此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如此本土化、民间化的经典文本竟会出自余华这位视传统为大敌的先锋作家之手。固然,我们能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被评论界普遍认定的余华从先锋转向传统的标志性文本中看到传统的墨痕,但是我们从先锋小说中看到的也不是纯然的先锋性。如前文所云,先锋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性使余华的这次转向丝毫不显得突兀与意外,相反似乎早已酝酿已久。换句话说,先锋的裂解是从先锋内部开始的。源于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余华在其先锋小说中惯用一些西式话语策略的伎俩,以造成文本形式上的绚丽。但是透过这一层层的话语迷雾,我们仍旧可以嗅到一些传统的气息,来支持我们关于余华并非“言必称西方”的文学想象。如前文所言,余华也会选择传统话语来对抗传统。当然,他是以选择传统中的边缘话语来对抗传统中的正统话语,以显示自己的先锋姿态,从而为自己的反抗与皈依有效协调的。如他在那篇极富盛名的小说《现实一种》中,便用中国传统的“性恶论”有效地颠覆与嘲讽了居于正统的“性善论”;而在《河边的错误》等一系列小说中,他用吴越的理性对抗中原儒家的感性;另外他的《世事如烟》、四月三日事件等也有明显的以神秘主义对抗“子不语乱力怪神”的企图。在此,传统边缘文化因此成为余华反抗的据点而得到张扬。因此,如果说余华的先锋小说是以反抗正统为其写作立场的话,那么西方话语与传统边缘话语便是服务于这一写作立场的两大话语资源。然而,由于前者在文本操作上的有限性和虚表性使其效果多流于形式且难免消失殆尽,而后者的本土性和此在性注定使其成为源源不断的强势资源。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余华是以恪守边缘的姿态来反抗正统的,而他所选择的边缘无疑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这为本文论证余华先锋小说的传统性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他在选择边缘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对传统的一种反抗,而这种反抗又构成了余华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先锋姿态。于是,在正统与边缘之间,在反抗与皈依之间,余华似乎执意要用自己的小说为先锋的价值观作一次诠释。

谢谢邀请

小说叙事是对小说所虚构故事的一种对读者的书面表达。用书面语言在两种形式间交替变换，向读者展示和讲述了所发生的故事。

作者使用长期积累起来的语言文字功底，进行形象思维活动，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感官叙事，共三种类型：言说式、场景式、情景式。

作者通过自身的感官叙述小说故事中的事件；通过场景展示小说故事中的事件；模拟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外部行动，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

1，言说式

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说内容，展现人物所处场景中的事件，让读者了解小说场景中所发生的事件。就好比看到了春晚上表演的小品一样。通过人物对白展现所处场景，借助人物的对白内容叙述人物的表情和行动，使小说的情节向前发展。

2，情景式

作者通过人物叙事，展现所处场景中的事件，描写现实场景中所发生的事件。如同画家画的一副高山流水图。

3，场景式

作者通过叙事手法，展现小说场景中正在发生的故事，借助书面语言，呈现小说场景中发生的相互关联的事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有一种用讲述进行简要小说故事中的事件，介绍小说故事中的人、事、物、，叙述小说故事中纪实和史实等。共两种：1，作者自己直接在小说作品中讲述了相关的话题，是作者自己闯入了小说作品之中。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开始所描写的那样。2，代理者的讲述，在第一人称小说中，“我”的讲述就是代理讲述的角色，代替作者讲述了小说故事，借助“我”似曾亲身经历或者是正在参与的身份，讲述了小说故事中的事件，增强小说故事的在场感。3，人物的讲述，作者用小说场景中的人物叙述内容，为人物讲述事件提供场景话题。分人物独白和人物对话两种，人物独白是作者通过场景中的人物独白叙述事件；人物对白是作者通过小说场景中的人物对话，叙述故事。

文学经典除具有一般的经典特质外，还有自身的特点，因为与历史和哲学经典相比，它更具有文学性，更富有心灵的感动，更具有审美的内容，所以，文学经典更强调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理解“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一方面作为实在本体，是文学艺术的高峰；另一方面又是关系本体，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传承阐释关系，从而也就意味着一段新的历史。因此它是一个国家、民族，一个历史时段的文学取得合理性存在价值，并形成独特的思想艺术传统的根本依据和保证。

《红楼梦》的叙事结构《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在以往传统小说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重大的突破。它改变了以往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一类长篇小说情节和人物单线发展的特点，创造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艺术结构，使众多的人物活动于同一空间和时间，并且使情节的推移也具有整体性，表现出作者卓越的艺术才思。

雪芹用笔，从无“单文孤证”之例，处处皆有起伏映照，前后呼应。雪芹的笔，绝不苟下，处处有用意，句句有牵引，不过粗心者往往视而不见，见而不明罢了.

《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1、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

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和把握现实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

2、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从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中，显示出那种富贵之家的荒谬、虚弱及其离析、败落的趋势。他所写的人物打破了过去“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使古代小说人物塑造完成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

3、作品借景抒情，移情于景，从而创造出诗画一体的优美意境，把作品所要歌颂的爱情、青春和生命加以诗化，唱出了美被毁灭的悲歌。“慧紫鹃情辞试莽玉”，致使宝玉大病之后对黛玉越发痴情。

4、象征手法的运用，引领读者伴随弦外之音，去参透人生的奥秘，也使作品像诗一样具有含蓄、朦胧的特点，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引起几百年来不断的猜想、思索，成为长久的探索的课题。

5、《红楼梦》采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注此写彼，手挥目送”的方法，使每一个情节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故事和画面之间的转换非常自然，不着痕迹。

6、《红楼梦》不但在叙述者问题上突破了说书人叙事的传统，而且在叙述角度上也创造性地以叙述人多角度复合叙述，取代了说书人单一的全知角度的叙述。

此书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种版本系统。新版通行本前八十回据脂本汇校，后四十回据程本汇校，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

由于现世只流传下来的曹雪芹原著只有前80回，因而在现市面上流传的120回体的《红楼梦》的后40回乃是后人所续，故所交代的结局与原著的前80回所隐射的结局大相径庭，人物的性格描写以及思想行为都有所偏差，不可一概而论，因而后40回的故事并不能代表红楼梦的原著。

《红楼梦》的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叙事就是帮我们打开理解世界、理解问题的一个切口，从而找到自己能够发力的方向、可以着重发力的地方。货币叙事和产能叙事，就是给我们确定了价值裁定权的问题，这是国际经济循环里的大问题。

叙事也是让我们学会『遇水搭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做出自己的回应。本土叙事与出海叙事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根据社会环境，调整自己的经济与贸易战略。这样做既是在找两者之间的平衡，也是在确定自己的生态优势。

叙事更是让我们考虑实际问题，更能切合实际地躬身入局。股东叙事与社会叙事，由远及近的视角，拉回到我们自身，既要我们承担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又有享受利益的权力。

不同的叙事方式会导向不同的价值观和意义，也能够构建出一个个不一样的共同体。要是一种叙事足够强大，就能够瓦解对手盘，让事情往自己相信的方向加速。

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各种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青埂峰下的顽石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又由一僧一道携青埂峰下,这在全书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的结构,在这个神话世界的统摄之下,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为舞台着重展开了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的产生、发展及其悲剧结局为主线,同时,体现了贾府及整个社会这个现实世界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从爱情悲剧来看,贾府的盛衰是这个悲剧的产生的典型环境;从贾府的盛衰方面看,贾府的衰败趋势促进了叛逆者爱情的滋生,叛逆者的爱情又给贾府以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它的败落。这样全书两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

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贾雨村一头联系着甄士隐,一头联系着贾府,他们两人升沉好坏,出世入世两相对照,甄贾二宝玉两相映衬,使作品呈现出亦真亦假的变化,使神话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叠影相加,形成一体,对全书作出理性的阐释。青埂峰下的顽石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之后又回到青埂峰下,完成了天地契合的严密的完整的总体结构。

先锋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具体应该说在1986年以后，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为代表一批作家在文坛的集体亮相为主要标志，在他们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刚刚结束了惨不忍睹的十几年的文革文学，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文学的萎缩甚至死亡，而后的知青文学，不过是类似于解放的农民对地主进行血泪控诉的一场揭发式的表演文学，这个（知青文学）当然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它的出现和功能还是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某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的传声筒，它的泛滥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强压。这样它在艺术上达到的层次不可能很深，甚至说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学，因为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热衷于对文革时期经受苦难的书写，并且这种书写越来越表现出模式化的趋势，把苦难作为书写的材料和对象，甚至是无条件的夸大来换读者的眼泪，这样知青文学自然就走到了尽头。部分先锋派代表作家作品表

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

马原 《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大元和他的预言等

洪峰 奔丧、翰海、极地之侧等

残雪 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

苏童 《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等

格非 《迷舟》、《褐色鸟群》、《边缘》等

叶兆言 状元镜、枣树的故事、《花煞》等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在劫难逃》等

孙甘露 《我是少年酒坛子》、《访问梦境》、信使之函等

扎西达娃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野猫走过茫茫的岁月、等

北村 谐振、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者说等

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反映中国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质追求和底层人们生活的合理性，先锋小说更趋向于人本主义的描写，追求人格平等。

先锋小说“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

目录先锋含义范围艺术特征先锋作家主要作品先锋小说的变化对中国先锋派的影响对先锋小说的修正和冲刺展开先锋含义范围艺术特征先锋作家主要作品先锋小说的变化对中国先锋派的影响对先锋小说的修正和冲刺展开

编辑本段先锋含义“先锋”的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 先锋小说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编辑本段范围小说概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在传统生活当中有吸收的分析这种方式表现了人生的某些方面的意义因此呢我也觉得我这样做的话还是非常的有个人的情感和太在传统生活当中有吸收的分析这种方式表现了人生的某些方面的意义因此呢我也觉得我这样做的话还是非常的有个人的情感和太

《红楼梦》前五回叙事结构形态的独创性

（一）利用过场人物对话的空间场景讲述故事

（二）沿着中轴线设置故事与故事的排列和衔接

（三）每个层面的故事产生的意蕴是如何围绕一个主题核进行的

三、前五回与第六回以后的叙事，）《红楼梦》的潜隐结构扩大了叙事内容的张力

（二 ）三条主要意脉向前推进、向前拓展，贯穿全书

（三）富有整体性、转换线、自身调节性的十个叙事单元

第二章《红楼梦》的蓝图 ——（第1叙事单元；前五回）�

第一节 三个过场人物组接《红楼梦》蓝图的框架�

一、一脚踏着仙界，一脚踩着人间的小人物——甄士隐拉开了《红楼梦》的序幕�

二、兴衰的介绍人——冷子兴为何对贾府百年底里“门儿清”

三、贾雨村“走进贾府”的叙事作用�

第二节 三个典型人物和贾府典型环境�

一、林黛玉眼中的贾府�

二、凤姐为啥能掌荣国府家政大权�

三、贾府的命根子——宝玉

第三节、红楼梦曲以及判词预示和隐寓着青年女子的生活道路和命运结局

一、为什么宝玉揭开《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盖头

二、金陵十二钗的排序是以女性人生的三个层面为基本原则的

三、金陵十二钗的排序与《红楼梦》叙事结构的关系

先锋文学思潮是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5—1989），在文学创作领域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之后出现的又一大文学创作（主要指小说创作）浪潮。代表作家有马原、余华、残雪、孙甘露等。先锋小说以其更具小说本体意义的先锋性受人瞩目，把小说的文本审美和形式创新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既是新时期文学前十年小说创作在观念变革和技法发展上对传统现实主义范式的一次彻底决裂，也是随后而至的以“多元化”、“个人化”、“商业化”、“边缘化”为特征的小说创作局面的一个有效过渡。其实验性质与颠覆精神对整个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影响极深。

附：部分先锋派代表作家作品表

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

马原 《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大元和他的预言等

洪峰 奔丧、翰海、极地之侧等

残雪 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

苏童 《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等

格非 《迷舟》、《褐色鸟群》、《边缘》等

叶兆言 状元镜、枣树的故事、《花煞》等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在劫难逃》等

孙甘露 《我是少年酒坛子》、《访问梦境》、信使之函等

扎西达娃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野猫走过茫茫的岁月、等

北村 谐振、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者说等

先锋文学

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派文学

何为“先锋”？其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先锋”本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有着很大的流动性。时运推移，人事递变，昨日的先锋，今天也许会变成后卫。不但为大众所接受的先锋文学已经失去其先锋性，而且先锋派作家忽然写起大众文学来，反体制文人终于接受体制的安抚，也是并不新鲜的之事。但本书属于史论性质，它的任务是理清一定时期的历史潮流，就像用摄影机来拍摄飞艇，将其某一时段定格在底片上，仍有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当我们随同作者回顾“文革”前夕的“太阳纵队”、文革时期的“野草诗社”、“白洋淀诗群”和“文革”刚结束不久的饿朦胧诗的崛起时，仍然感到神往。那时的先锋牵动着整体社会思潮，围绕着先锋文学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文化思想斗争。而这种文化思想上的争鸣，却正是先锋文学的是的使命。

前五回是《红楼梦》的蓝图,第6——120回是故事的主体.前者与后者是互动的结构关系,前者所展示的画面、所形成的潜在结构,不仅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上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蓄积了封建社会的潜意识、潜能量,营造了巨大的张力空间,形成了大历史语境,许多情节线索都是从这里牵引出来的,许多人物的欲望、心理、情绪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即使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也能勾人魂魄,令人荡气回肠,其奥妙就在这里.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余华前期的小说总是与常理相对抗，对传统文化、文学观念进行挑战，对人性中恶的一面予以揭露。主要特点有两点：一，刻意追求“无我”的叙述效果，创造出一个冷漠的叙述者。二，发掘人性中“暴力”的本性，并用富有诗情画意的叙述进行描写。（李平：总结得好！）

先锋小说除了对传统进行对抗，还同时在不断创新。余华与传统小说叙事手法不同，他从不为自己笔下生命表示任何社会性的态度，而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将人间的苦难客观冷静地叙述，即一种“无我”的叙述方式。在《现实一种》中，他借助叙述者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另一个视角，这种视角使我们能直截了当看到另一幅世界图景和人性中丑恶、兽性的一面。余华用貌似不动声色的态度，把一个残忍的多重杀人事件讲述出来，既不作任何评论，也不对山岗、山峰进行人物心理分析，更不作任何价值评判（李平：与前面的“不作任何评论”重复，可删除前者，保留后者）。只不过象一个法医，把一张张精细的尸体图放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看这个世界的愚昧和凶残，让你不寒而栗。但是，这种“无我”的叙述，又暗藏着余华的热情和压抑的苦痛，所以说，余华在《现实一种》中采用冷静、旁观的立场描写血腥、残酷的兄弟残杀，是非常冷酷与残忍的，但冷酷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像冰碴子一般的热血。

先锋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与世俗脱离的牺牲精神导致的悲剧性，而这个脱离一方面是由于先锋小说的先导（李平：此处有些不清楚），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先锋小说所直面的来自人、社会、历史等层面的深刻的思想根源。在《现实一种》中，余华用一种阴冷的语调令人厌恶地写了由一个孩子引发的连环杀人事件，在这些荒诞的事件背后，余华揭示了人性中暴力的天性和暴力的社会性，认为人的苦难都是因此带来的。

当小孩击打表弟，表弟大声哭闹时，小孩有一种快乐，这快乐来自于他对比自己弱小的力量施加了暴力。而小孩之所以知道并实施暴力，又是来自于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曾经凶残地殴打母亲。这种暴力的权威和权威的暴力就这样一代代的继承下去，成为我们整个社会和整个历史的血脉中最黑暗和丑恶的部分。而余华便是冷冷地将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并在结尾用山岗的生殖系统成功地使一位男青年有了孩子，而其它器官的移植无一成功（李平：这位同学对作品读得是很细致的，而且理解得很好）。这个荒诞可笑的结局其实在告诉我们，暴力不会因为个体的死亡而消亡，而仍会以其它方式传承下去。

在另一方面，余华还对评判暴力的权力体系进行了根本上的怀疑和挑战，在《现实一种》末尾，对尸体解剖的详细描写，充满了另一种血腥和暴力。但因为他们是医生，正如余华另一篇小说《河边的错误》里枪杀疯子的警察一样，他们实施的行为，其实也是暴力。但由于文化、政治、道德等评判标准不同，暴力便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不再是暴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为了权力要施加暴力的根本所在。余华用这些叙述告诉我们，一旦权力与暴力相互结合，必然会催生出更大的暴力。像一九八六中那个自残的疯子，其实就是在这种历史深处（受）暴力本性所迫害的苦难普通人物的一个缩影。而这种深度的认识和揭示，是余华作为一个先锋作家可以活在文学史中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先锋不仅是对于传统文化形式和技巧上的探索与尝试，也是着眼于未曾深入的深度上的探索与尝试。（李平：这里的不少材料其实是引用的，但是能正确地引用也是一种功力）。

这就是余华——先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