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具体作品论述新写实小说的特征

个人看法（非文学超级专业水平，因为我只是高考与高校淘汰不要的，全是后天的积累）： 新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有： （1）融合了历史唯物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具体而辨证的分析。 例如姚雪垠的《李自成》中，对崇祯皇帝的描写，既承认他是“真老虎”（如周后、田妃和他下棋时担惊受怕，要想着法儿输给他而又不能露骨地让棋，因为她们知道惟有这样，崇祯的心里才认为有可能得到湖广胜利的消息），又不否认他是“纸老虎”（如明军败仗，他甚至躲到太庙，在祖父万历皇帝的神主牌前痛哭自责）。 （2）作品中对涉及民俗学、工艺学、建筑学等领域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刻画，有不少作品对服饰、礼仪、建筑物、工艺品、医药养生等各方面的描写都达到了极其精细的程度。 例如凌力的《少年天子》对顺治帝身边的佟妃因诞下皇三子（后来的康熙皇帝）晋封为康妃后参加大典的礼仪、服饰的描写堪称是极为精细的，语言处处流露出康妃谨慎的性格。 （3）大场面的恢弘化，小场面的细致化，大开大合，这些应是令旧历史小说笔力字愧不如的。 例如凌力的《梦断关河》一书，西洋医生亨利和上尉用枪决斗的场面（这是小场面），细致到举枪、倒退步数，开枪动作，声、光的描写，恐怕是以前的小说很难企及的。 又例如凌力的《倾城倾国》一书，开头的那场战役（这是大场面），孔有德、耿仲明率军与清兵浴血奋战，多亏儒将孙元化带部队解围的全过程就很传神。 （4）作品不回避矛盾，既保留了爱国主义的思想风貌，又基本避免了旧历史小说的大汉族主义思想。 例如徐兴业的《金瓯缺》一书，除了歌颂北宋王朝主战的李纲、马扩等人，还注重把辽国的大将耶律大石作为英雄进行认真的描写，表现了耶律大石英勇、果敢的性格特点。而且，作者不回避北宋的覆灭和南宋的苟且全因小朝廷腐败这一历史事实。这就与明君贤臣为纲的，描写同一时期的旧体历史小说，如《说岳全传》等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5）感情更真挚，人物类型、性格更复杂化，取材更全面化，运用的创作手法与表现手法更多样化。 旧体历史小说中，基本都是把女性作为批判对象或歪曲描写的，如《水浒》中对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的描写，但到了新历史小说，女性就不只是被侮辱与歪曲、忽视的对象了。出现了如庄太后（百年辉煌三部曲）、洪高娃（《北方佳人》）、苏麻喇姑（《康熙大帝》）等一批受尊重与歌颂的女性人物。 新历史小说的取材也不只局限于帝王将相，出现了描写市井小民（《梦断关河》）、秦淮风情（《白门柳》）、北方草原（《北方佳人》、《满都海皇后》）、落魄八旗（《采桑子》）、知识分子心灵经历（草堂春秋）等题材的作品，这些都是全新的开拓。具体作品就很多了，书店里随手一拿都一大堆。 新历史小说与旧历史小说相比，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不再只注重言行描写而忽略心理刻画。例如《北方佳人》中，萨木儿公主对乌兰布根牧场遭到血洗后心中的恐怖与不安，就是很典型的静态心理描写，又例如《星星草》中对捻军将领张宗禹结局的设计，就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成分在里面。 总之，新历史小说对旧历史小说的超越与创新是多方面的，如果要写成论文的话，就不是本问涉及的内容了，相信有更专业的人比我写得更好。

请看下面

题目：体验民间文学 传承民族记忆

作者：陈建宪，男，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1954年6月生。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组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主要论著有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玉皇大帝信仰、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等，译著有《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世界民俗学》、《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等。

一

1926年3月10日深夜，鲁迅先生在稿纸上写下了阿长与《山海经》几个字。然后点上一支烟，烟雾中仿佛浮现了那个“黄胖而矮”的女工，那个“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乡下人，那个“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自己没有余地翻身的仆妇。鲁迅先生迅笔疾书，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听见阿长在给他讲长毛的传说，在叮嘱他正月初一早上醒来第一句话一定要说“阿妈，恭喜恭喜”，在对他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当他写下“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时，他的眼睛一定湿润了。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新文学作家，鲁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为什么他独对这个普通的村妇寄以如此深深的怀念呢？在这篇回忆录里，鲁迅先生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其实，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次文学“寻根”，他意识到：正是长妈妈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向像他这样的儿童们传承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播撒着文学种子。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长，没有《山海经》，也就没有文学家的鲁迅。

长妈妈在鲁迅儿时向他灌输的那些东西，学术界今天称其为“民俗”和“民间文学”，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学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文学”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拥有、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是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作家如果善于学习民间文学，善于在作品中表达和传承自己的族群记忆，无疑更容易获得族群的共鸣和拥戴，也更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兴趣。

二

1917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刘半农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刘半农将章程拟好，蔡元培先生看了一遍，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从此，一场又一场的采风热潮在现代中国兴起，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文体——民间文学。

北京大学的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发出后，有很多同学投稿，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总共登出了148首。到1920年冬，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意识到了民间歌谣的重要价值，于是成立了一个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开始印行歌谣周刊。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说：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在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版了97期，她宣告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这门学科的对象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和传承的文学作品，如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这些作品是全民族的遗产，她们从远古走来，始终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以这种新的学术视野来出版的歌谣周刊，在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90岁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先生回忆起这份刊物时，深情地说了下面的话：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1]

民间文艺的发现不仅点亮了青年教员钟敬文的生活，使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成长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掌门人，也照亮了其他许多人的眼睛，其中有学问家，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了民间文学在文化上的特殊价值，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不断向前发展。

三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两场影响深远的精彩讲演。

1928年3月20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杭州岭南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讲演。顾先生说：“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有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族的历史。”[2]顾先生的讲演，继承了五四精神，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民间文学的一种文化自觉。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情结仍一脉相承，近年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首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然后得到政府支持和民众响应的。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艺术家们20多天的讨论后，作了一场总结性的讲演。他指出文学艺术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一些人不愿意为群众服务，他们不爱群众的感情、姿态等，“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在谈到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掀起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音乐系的师生纷纷下乡采风，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周扬、丁玲、艾青等编著的民间艺术和艺人以及《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和地主与长工等故事集陆续出版。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学习民间文艺手法的佳作发表，形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天翻地覆。人民大众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文学，也相应受到了极大关注。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到国统区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次大规模民间文艺采录活动，使中国民间文学宝库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从1984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组织领导，着手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部规模空前的巨著，由周扬任总主编，钟敬文、贾芝和马学良分别任故事、歌谣和谚语集成的主编。截至1990年，全国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83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84万条，总字数达40亿。大量的县卷资料本，已在许多省市编印成书。如湖北省在短短几年中印出的资料本就有130余种。一波又一波对民间文艺的采录、整理、研究和利用的浪潮，顺应着20世纪中华民族自我救亡运动和大国崛起理想的主流，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

四

民间文学在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空间中世代传袭的事实，证明她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民间文学充满了自由的欢乐精神。世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老百姓的创作出自人类的生命本能要求，这种本能遵循着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或巴赫金的“狂欢精神”，而与悲观主义绝缘。例如无处不在的民间笑话，就是民间欢乐精神的典型表达形式。笑话中永远充满了乐观的人生态度，敏锐的观察能力与睿智的思维技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欢乐，通过语言艺术加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欢乐。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学的许多体裁，如神话、史诗、歌谣等，都在萎缩和消亡，唯有笑话一枝独秀，仿佛有一个永远开心的精灵，通过酒桌、电脑网络、手机短讯，在灰色的尘世中跳着，笑着，奔跑着，舞蹈着，在麻木的世俗生活上空飞翔。

民间文学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风格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从主题看，民间叙事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道德倾向，无论恶势力多么强大，善的力量总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人物看，民间创作中的正面主人公形象总是完美无缺，美到极致，善到极致，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与精神榜样。从意境来看，现实生活可能沉重乏味，但民间文学中的世界却无比美丽。如同恩格斯在评价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所说的那样：“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3]

民间文学充满了飞扬的想象力。众所周知，想象力是人类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之一。在民间幻想故事中，现实物理世界的束缚被彻底打破，神界、人界、鬼界、精灵界从空间上融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从时间上被连接沟通。人与神直接交流，自然万物随意变化，人、神、精灵不仅精神上互渗，形体也相互转化，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时空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自由翻飞，这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具有极大帮助。难怪鲁迅先生直到晚年还对美女蛇故事、《山海经》图津津乐道。

民间文学还充满了哲理。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凡的。谁要描绘社会，谁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在民间寓言中，民众将哲理寓于故事，使听众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个抬驴故事，讲一老人带孙子赶集，当他自己骑驴时，人们说他不知心痛孙子；当孙子骑时，人们又说不尊敬老人；两人一齐骑上去吧，人们说他们不知痛惜牲口；两人都不骑吧，人们又说他们是傻瓜，有驴子不知道骑。怎么样做都不行，两人只好将驴抬起来走，但这样做却更让人们笑话。这个寓言把做人处事要有主见的哲理就讲得非常透彻。还有个对哄的笑话，说从前有个小孩常流鼻涕，他父亲叫他把鼻涕揩掉，并答应揩干净后给他一元钱。接下来儿子跑出屋，很快又转回来，找老子要钱。老子见儿子鼻孔下面只剩两道红沟，就笑着说：“我是哄你的！”儿子“哼”的一声，又将缩进鼻孔的两条鼻涕淌到外面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是哄你的。”[4]

这个搞笑的场面，让人们对“子学父样”的生活哲理留下难忘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在民间文学中，哲理与诗意常常能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宁静的原始森林中，池中的天鹅脱下羽毛衣，变成了绝色的仙女；小小的青蛙儿子，不仅能帮父母干农活，还以哭、笑、跳等方式娶到了最善良美丽的姑娘，待他脱下蛙皮，又变成了一个年青英俊的天神；从灰鹤口中救了条小白蛇，却得到了一颗能听懂所有动物语言的宝石……民间童话像一个顽皮的小天使，用他的魔棒随心所欲地变出各种神奇的时空幻象，但仔细咀嚼，这些象征又是那么合于情理，那么美丽动人！

民间文学也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掌握文字需要接受相当的训练，口语却是庶民与生俱会的本领。民间社会中，许多普通人都有极好的语言天赋。我们看一个例子：

一个好吃的人，瞄中哪碗菜了，哪碗菜就只有他的搞场，旁人很难吃上嘴。这天，他在人家屋里做客，瞄中了一大碗鸡汤。鸡汤碗里只放了一把汤瓢，他拿起连舀直舀，硬不松手。满桌的人都把他望起，他才勉强停住，将汤瓢放回碗里去。刚刚放稳，他又去拿。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客人好气又好笑，也伸手去拿时，迟了，汤瓢又被他捏在手里啦！拿到了他还跟对人家讲客气话：“你看我拿得到哩，你不屑跟我递得口沙！”

又舀。舀了又做样子把汤瓢还原。才还原又去拿。这一下，对家的手快，将汤瓢抓到手了，满桌的人都看他再怎么讲。他说：“嘿，你已经拿到手啦？我正想给你递过来的呀！”[5]

这是湖北省五峰县白鹿庄农民故事家刘德培讲的一个故事，故事只有200多个字，焦点集中在餐桌上的“汤瓢”之上，几个动作和对话，就将好吃者的形象活画了出来，其白描技巧令人叹服。如果加上讲述者的语音、动作、表情，与听讲者的现场气氛互动配合，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想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语言的丰富表现力。

民间文学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形象塑造，许多民间文学形象，如灰姑娘、狼外婆、天鹅仙女、龙王龙女等，都已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谈到叙事结构，民间笑话特别值得研究。凡是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在几十个字最多千把字的篇幅中，设置包袱，交代矛盾，刻划人物，将故事推到高潮，最后给人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没有高超的构思情节、驾驭语言的艺术，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民间笑话的创作者们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如一个动作，一句富有智慧的话语等，精心布设“包袱”，造成瞬间急转的效果，使人不能不哈哈大笑，这是非常难得的技巧。在题材、形象、情节、场景、语言以及伦理价值、审美情趣等方面，民间文学都能给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提供取之不尽的丰富滋养。所以，人们常将民间文学形容为培育伟大作家的土壤和乳娘。

五

民间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由于文化语境是民间文学创作与鉴赏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习民间文学必须将“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这是与作家文学不同的地方。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书面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发送与解码过程。而民间文学以口语为媒介，讲唱者与接受者必须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之中，面对面地保持着信息的双向交流，才能完成审美过程。因此，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归纳说：“口语文学不但是传诵于听众之前，实际上也经常是表演于听众之前的。书写文学有戏剧的创作，但是文字的剧本与实际表演之间是很有不同的，口语文学则没有这种差别，口语文学中的很多情节，需要传诵者的当场表演，传诵者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经常构成作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特别的动物，可怖的鬼魅以及逗人发笑的滑稽者都有其代表性的声音，这些声响的意义，要比任何冗长的说明都有更大的效力，更能动人心弦，所以难怪口语文学的传诵常常是一遍再一遍，即使听过数十遍的人仍然乐之不疲。但是，书写文学与之相比则没有这么大的效力，一篇好的作品虽被形容为百看不厌，但实际上看上三两遍就很少再被重复地读了。”[6]

从创作过程来看，民间文学创作者也受特定文化“场”的影响。由于民间文学是在集体场合（至少两个人）讲述或演唱的，因此讲述者必须根据现场情境和听众的反馈，不断对所讲内容加以调整，以适合于听众当时的需要，吸引听众的兴趣。有时，讲述者与听众之间还常常互换角色，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心理认同障碍。民间文学的创作和鉴赏在同一过程中完成，有明晰的对象性。而书面创作时，作家面对的是一张稿纸，所以他的创作过程，只能以自我的心理经验为基础，以想象中的读者为对象。

在民间生活中，一群人围在一起讲故事时，常常会互相“掰”人。所谓“掰”，就是巧妙地将听故事者编在故事中加以捉弄。例如有个故事讲一个农民进城，为了搞好各种关系，以乌龟作礼物。乌龟有大有小，农民根据关系重要的程度，在龟甲上贴一纸条，写上XX人、XX人。后来在车上口袋不小心被打开，乌龟跑得到处都是，农民边捉乌龟边将纸条重新贴上，边贴边说：这是XX，这是XX。讲故事的人，会将这个XX，故意置换为听者的名字。听的人一般不会生气，反而会为这种机智哈哈大笑。这种鉴赏过程，只有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亲密程度中才能实现，而故事本身也会更加接近双方的心理距离。

在民间的对歌和舞蹈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歌手和舞者间的对抗，而旁观者会为此起哄，鼓劲。这种对抗很少会形成真的心理伤害，常常是以非常友好的形式结束。许多民间歌舞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像西南少数民族的三月三，西北的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族，节日里常常是全民性的歌舞活动，只有在那种狂欢的氛围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民间文艺的巨大魅力。神话的讲述离不开特定的仪式，民间传说则常常与相关的风物粘附在一起，从书面看到的黄鹤楼故事，总不如看着黄鹤楼讲述起来更有兴味。

总之，民间文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空间，就像一条从水中捞起来的鱼，躯体虽存，却不能自由自在地冲波击浪，无法展现那优美的体态与灵动的身姿。因此，理想的民间文学学习方式，不是仅仅通过文字诉诸想象，而是身临其境，调动全部感官，在参与中体验民间文学给人带来的愉悦与快感。有志于学习民间文学的人，要多在“体验”上下功夫。所谓“体验”，是个体通过亲历某件事，获得相应的情感经验和认知结果的活动。体验式学习的途径最好是直接到民间采风，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将田野作业作为必修之课。同时，以民间文学作品为中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生动再现民间文学的丰富形态及其民俗语境，创设身临其境的场景，也是一种辅助性的办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说：“民间文学不仅是最为通俗生动的艺术形式，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但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活动为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挤压和取代的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民间文学这笔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注释：

[1]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纪念该刊创刊70周年》。

[2]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五期，1928年4月17日。

[3]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1页。文艺艺术出版社。

[4]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孝感地区专集，李守义搜集整理，1982年印。

[5]汤瓢，见新笑府——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故事集，王作栋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6]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见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来源： 文学教育

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他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赵树理的风格，就是民族的、大众的风格。

个人看法（非文学超级专业水平，因为我只是高考与高校淘汰不要的，全是后天的积累）：

新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有：

（1）融合了历史唯物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具体而辨证的分析。

例如姚雪垠的《李自成》中，对崇祯皇帝的描写，既承认他是“真老虎”（如周后、田妃和他下棋时担惊受怕，要想着法儿输给他而又不能露骨地让棋，因为她们知道惟有这样，崇祯的心里才认为有可能得到湖广胜利的消息），又不否认他是“纸老虎”（如明军败仗，他甚至躲到太庙，在祖父万历皇帝的神主牌前痛哭自责）。

（2）作品中对涉及民俗学、工艺学、建筑学等领域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刻画，有不少作品对服饰、礼仪、建筑物、工艺品、医药养生等各方面的描写都达到了极其精细的程度。

例如凌力的《少年天子》对顺治帝身边的佟妃因诞下皇三子（后来的康熙皇帝）晋封为康妃后参加大典的礼仪、服饰的描写堪称是极为精细的，语言处处流露出康妃谨慎的性格。

（3）大场面的恢弘化，小场面的细致化，大开大合，这些应是令旧历史小说笔力字愧不如的。

例如凌力的《梦断关河》一书，西洋医生亨利和上尉用枪决斗的场面（这是小场面），细致到举枪、倒退步数，开枪动作，声、光的描写，恐怕是以前的小说很难企及的。

又例如凌力的《倾城倾国》一书，开头的那场战役（这是大场面），孔有德、耿仲明率军与清兵浴血奋战，多亏儒将孙元化带部队解围的全过程就很传神。

（4）作品不回避矛盾，既保留了爱国主义的思想风貌，又基本避免了旧历史小说的大汉族主义思想。

例如徐兴业的《金瓯缺》一书，除了歌颂北宋王朝主战的李纲、马扩等人，还注重把辽国的大将耶律大石作为英雄进行认真的描写，表现了耶律大石英勇、果敢的性格特点。而且，作者不回避北宋的覆灭和南宋的苟且全因小朝廷腐败这一历史事实。这就与明君贤臣为纲的，描写同一时期的旧体历史小说，如《说岳全传》等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5）感情更真挚，人物类型、性格更复杂化，取材更全面化，运用的创作手法与表现手法更多样化。

旧体历史小说中，基本都是把女性作为批判对象或歪曲描写的，如《水浒》中对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的描写，但到了新历史小说，女性就不只是被侮辱与歪曲、忽视的对象了。出现了如庄太后（百年辉煌三部曲）、洪高娃（《北方佳人》）、苏麻喇姑（《康熙大帝》）等一批受尊重与歌颂的女性人物。

新历史小说的取材也不只局限于帝王将相，出现了描写市井小民（《梦断关河》）、秦淮风情（《白门柳》）、北方草原（《北方佳人》、《满都海皇后》）、落魄八旗（《采桑子》）、知识分子心灵经历（草堂春秋）等题材的作品，这些都是全新的开拓。具体作品就很多了，书店里随手一拿都一大堆。

新历史小说与旧历史小说相比，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不再只注重言行描写而忽略心理刻画。例如《北方佳人》中，萨木儿公主对乌兰布根牧场遭到血洗后心中的恐怖与不安，就是很典型的静态心理描写，又例如《星星草》中对捻军将领张宗禹结局的设计，就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成分在里面。

总之，新历史小说对旧历史小说的超越与创新是多方面的，如果要写成论文的话，就不是本问涉及的内容了，相信有更专业的人比我写得更好。

自己删减吧：

古典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是：

第一

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汲取艺术形式和题材。这一点似乎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不同之处。就法国而言，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工作是将淹没一千多年的古籍发掘出来；人文主义作家仅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从古代作家那里学到东西，至于戏剧形式则可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寓言就更不用说了。古典主义的悲剧和喜剧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和喜剧已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已具备现代戏剧的基本形式，有一定的幕数，适宜于在一定的时间内演出。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心理刻画非常细腻，达到了悲剧和喜剧的新高峰。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处于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

第二

有一套严格的艺术规范和标准。例如戏剧创作要遵守“三一律”，即情节、时间、地点必须保持“整一”。这个主张在16世纪已有人提出。古典主义的理论家发展得更为明确：须围绕单一的剧情进行，排除一切次要的插曲；在一天中进行；在一个地点进行。“三一律”的提出者断言，亚里斯多德的《诗艺》中谈到这些规则，其实，《诗艺》中根本没有提地点一致。然而，古典主义者“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理斯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古典’戏剧”。“三一律”虽有使剧情集中，冲突尖锐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束缚。此外，古典主义对文学体裁作出高低之分，推崇悲剧，贬低喜剧、寓言和民间文学，反映了一种贵族观念。

第三

主张语言准确、精练、华丽、典雅，表现出较多的宫廷趣味。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最有代表性，它们都具有庄重、典雅的风格，高乃依的悲剧多一点雄健，拉辛的悲剧多一点柔情，但同样都有雅致的特点。诗体同典雅有密切关系，因为诗歌语言精练，而且出于押韵的需要，表达较之散文要委婉曲折；诗体悲剧比起散文悲剧，情调自然高雅一些。古典主义诗剧往往是完美的艺术品，它们不仅达到两千行左右这一精练的标准，而且诗句优美。熙德获得了“像熙德一样美”的赞誉，这句颂词不仅指剧本的内容而言，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美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高乃依的语言具有雄辩遒劲的阳刚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崇高风格，他的诗句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遒劲有力的气势。拉辛的语言则具有柔情缱绻、细腻动人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优雅风韵。他开创了一种独到的描写心理的诗歌语言。古典主义文学对民族语言的规范化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四

人物塑造类型化。布瓦洛要求“凡是英雄都应该保持其本性”。古典主义作家只追求“普遍人性”，性格单一。他们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抽象的属性，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物的性格塑造成凝固不变的嗜癖，忽略环境对人物产生的影响。

局限性

古典主义文学发展到后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引发了一场“古今之争”，这是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发起的一次挑战。沙尔•贝洛（1628—1703）等人认为今人应该胜过古人，他们从文学需要发展的观点出发，要求变革和摆脱桎梏。布瓦洛充当了维护古典主义原则的角色。这场争论到19世纪才得出结论。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方方的《风景》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小说中，叙述者被设置为一名死者即那个夭折的幼婴，他宁静地观察自己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生活流水般地讲述他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智力判断力 、甚至人生的经验明显不如故事中的任何人物 。当然，《风景》叙述者的安排是新写实小说中一个极端、特殊的个案，但哪怕在《烦恼人生》、《一地鸡毛》这些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觉叙述观点的作品中，读者也很难感觉到叙述者或隐含作者高于印家厚、高于小林的地方 。 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已经不再凭借理性或理念的力量站到高处，俯视生活、俯视人物，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武装，解除作者的特权走进芸芸众生，用下沉的视点去观察生活，观察作品人物的一举一动。

析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叙述

民间文学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特点：口头性、传承变异性、传统性、集体性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 是和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文学，即人民大众的集体口头创作。它既是人民生活、思想情感的自发流露；又是他人关于科学、宗教及其它人生知识的总结；也是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

民间文学的三大价值：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论述）

钟敬文说：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

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1、民间口头作品往往成为作家再创作的题材。民间文学孕育了作家文学，它表面上虽没有采用民间口头作品的内容，但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却接受了民间文学作品的影响,

2、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体裁往往为作家文学所遵循和运用。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体裁是经过长时间的运用和流传而定型的，它既具有符合表达内容的需要，也具有人们欣赏的审美口味，因之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3、民间文学的修辞手法和艺术表现手法为作家文学所运用。修辞手法：如比兴、双关、韵律是古今民歌常用的手法，也是古典和当代文人诗歌创作的常用手法。艺术表现手法：如白描手法是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主要手法，书面作品中也多运用这一手法。

神话：

神话是关于神的民间故事，是一种原始的幻想性很强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神话的本质：

1、神话的产生源于原始人类解释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其内容是对当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变形反映2、原始人用人格化的方法去同化自然力，从自身感万物——神话的“自我中心意识”3、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

民间传说

传说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叙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民间故事。它的主人公是人，不是神。中国有数量众多、传播广泛的传说作品，它们不仅有值得重视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而且有令人倾倒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历久弥新的四大传说，可与任何作家文学名著相媲美。

简而言之：民众口头传承的，以历史、地方风物及习俗为中心的散文叙事作品。

传说的内容与分类

（一）人物传说：以人物为中心，叙述人物的事迹和遭遇，用生动奇异的情节刻画和渲染人物形象.包括：（1）政治历史人物传说（2）起义英雄传说（3）巧匠名医传说（4）帝王将相传说 （5）神仙传说 （6）文人传说

人物传说中大多是有据可考的历史人物，也有少量的虚构人物，这些虚构人物在民众的心理上却往往将他们与历史人物同等看待，

人物传说的内容是现实的，人间的，不是超自然的。帝王将相、农民起义领袖、文人学士、能工巧匠。

（二）历史传说：

这类传说以叙述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主。它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记录历史事件的某一个片段，而不关心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它的侧重点在记事。

这类传说与人物传说有所交叉，但是两者各有侧重，史事传说重在记事，人物传说重在记人。人物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一般是著名的人物，而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是普通的百姓

（三）地方风物传说：

关于特定地方的景物、古迹、特产、动植物的由来、命名和特征的解释性传说。含义主要为以下几点： 1、其内容常表现出当地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 2、这类传说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与生动性 3、这类传说在旅游业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四）习俗传说：

关于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形成原因的解释性传说。（节日习俗传说、 婚丧习俗传说、 游艺习俗传说 ）

1、年兽和贴春联、除夕守夜、放鞭炮风俗的起源

2、端午节纪念屈原。

3、宁波人八月十六过中秋节。传说当年乾隆下江南，准备到宁波过中秋节，不料路上耽搁，迟到一日。但是，皇帝到来之前，大家都不敢过。乾隆下令：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本地就十六过中秋。

（传统）生活故事

（传统）生活故事是狭义的“民间故事”，它主要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主角的民间故事。这类故事大多反映各种生产劳动、家庭矛盾、朋友关系，也有长工与地主斗争等阶级关系的内容，或对社会恶习的讽刺和教训。因为它主要是反映日常生活、世态人情，以及写实的手法，所以又称“世俗故事”和“写实故事”。

民间笑话也叫“民间趣事”、“滑稽故事”，主要是讽刺和嘲讽否定性的行为和现象的小故事，是口头的讽刺幽默小品。它只截取生活中的小片段，故事简短，语言精炼而有机锋，结尾总能引人发笑，并使人在笑声中否定谬误和荒唐的言行，反思和警醒，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喜剧性和教育意义。

民间歌谣是指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曲调等形式特征。民间歌谣一般是短小的，抒情成分较浓，与叙事成分较浓的史诗、叙事诗是有区别的。民间歌谣由民歌和民谣两部分组成的。

●民间歌谣按体裁分为以下几种：

（一）、山歌（二）、爬山歌（三）、信天游（四）、花儿（五）、民间小调

山歌:人们在山野里劳动时歌唱的曲子，歌词一般为即兴创作，题材极为广泛，看山唱山，见水唱水，歌词质朴、率直，内容多以反映劳动的欢悦、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为主。山歌的音乐曲调一般具有高亢、嘹亮、简洁、爽朗、悠长、奔放、节奏自由等特点。

爬山歌: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汉族居住区。这个被称为“河套”地区的汉族居民，基本上时来自晋、陕地区的移民；爬山调的音乐风格之所以与山西河曲地区的山曲相近，这与这一带农民的“走西口”，把山曲大量带入此地有很大的关系。

信天游：主要流行于陕北、甘肃、宁夏北部汉族农民中的一个山歌歌种。信天游的内容以爱情和劳动生活为主，即兴编唱。

特点：①节奏自由、旋律高亢辽阔、起伏较大。②节奏工整、结构严谨、旋律平稳、表达感情较为细腻。

花儿：又称“少年”，在其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种对人物的昵称逐渐成为该种山歌的名称，并统称为“花儿”。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省毗邻的广大地区，是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东乡、保安等民族，在长期友好的毗邻关系中共同培育的一个歌种。

特点：旋律高亢、悠长，多用假声或真假结合的方法演唱。

民间小调是一种在城镇中流行的民歌，故有“里巷之曲”之称。小调又叫“小曲”，它主要产生于民间生活与风俗活动过程中。小调的内容题材相当广泛，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小调的曲调抒情、流利，感情委婉、细腻，结构规整、均衡，节奏匀称、整齐。小调的种类主要有明清俗曲演变而来的小调（孟姜女调、鲜花调、绣荷包调、剪靛花调）、地方性小调和歌舞性小调（花鼓调、灯调、花灯调、秧歌调等）。经典曲目：河北民歌《小白菜》、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江苏民歌《茉莉花》

民间谚语

●民间谚语概念：

民间谚语就是用一句结构完整的话来概括的真理或哲理，是人民口头创作中一种很有特点的民间文学体裁。它形式短小，形象生动，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有不少包含着丰富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有的还有深刻的科学性、哲理性和教训意味。

谚语一般不独立存在，而是在人们讲话、写文章时加以引用，谚语有完整的结构和思想，语言巧妙、流畅，是短小的韵文作品，有一定的文学性。

●民间谚语的艺术特点：

1、精练是谚语的最基本的特征。谚语一般只用一、两句话，少则三、四个字，多则十多个字，就能概括一条经验，或说明一个道理。

2、谚语是充满文学性的“论说文”，也是包涵哲理和科学性的小诗，形象性是很突出的。

3、整齐和谐是谚语的另一特点。谚语除少数单句外，大都由两句或四句组成。

4、谚语结构严密，矛盾对立鲜明。

5、谚语富有较强的音乐感。

●民间谚语的基本内容和类型：

民间谚语是人民群众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治谚语

此类谚语鲜明地体现着群众对时事政务的关注与品评。主要表现在反映阶级斗争情况和经验的谚语，这些谚语形象地概括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

二、经济谚语

商业贸易方面知识的谚语。

三、道德谚语

此类谚语关乎人的行为规范、品行修养等方面内容。

四、科学谚语

包括农谚、气象谚语、卫生谚语等。这些谚语总结、保存和传播了观察的结果和生产的经验，是短小有效的教科书。

民间抒情长诗：

民间抒情长诗，常常是人们在生活中有所感触时所唱，是民众创作并传唱的一种用于抒发感情的较长篇幅的歌谣。

民间叙事长诗概述：

民间叙事长诗是民间诗歌中的叙事体长歌，它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韵文故事。民间叙事长诗又是民众创作和传唱的一种篇幅较长的叙事性歌谣，因此，也被称之为“故事诗”或“故事歌”。

民间叙事长诗按题材分为两大类：史诗和爱情长诗

史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结构宏伟、规模宏大、主题庄严的民间韵文叙事体裁，它记叙了一个民族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的最初想象，以及民族迁徙、部落战争、英雄婚恋等重大事件，涵盖了一个民族诸如宗教、文化、习俗、信仰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样式。

史诗，可以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种。

英雄史诗是古代产生的赞美本民族英雄、讲述民族早期历史的长篇叙事诗。英雄史诗讲述的故事常常有一定的历史事件为原型，塑造的英雄也是民族精神的化身。故事一般讲述英雄带领本民族人民抗击侵略、保卫家乡、统一各部落（甚至对外扩张）的历程，在情节上有神话、传奇色彩。正如高尔基所说： “因为人民塑造了史诗的人物，就把集体思维的一切能力都赋予这个人物，使他与神对抗，或者与神并列。” “征服大自然的初步胜利，唤起了人们的安全感、自豪心和对新胜利的希望，并且激发他们去创作英雄史诗。”

我国的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

《格萨尔王传》

《格萨尔王传》是中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英雄史诗。它原是西藏民间流传千余年的口头文学，现已整理成书。全书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被称为“中国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王传》的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是藏族历史上少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从《格萨尔王传》产生、流传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时间跨度非常之大，有一、两千年之久。

何谓荷马史诗：相传由盲诗人荷马所写，包括两部：伊利昂纪（《伊利亚特》24卷，15693行。《奥德修纪》（《奥德赛》）24卷，12110行

世界四大史诗：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

附录：格萨尔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格萨尔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社会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料，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诗，至今仍有上百位民间艺人，在中国的西藏、四川、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传唱着英雄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

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史诗，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河婆罗多相比，《格萨尔王传》有几个明显特点：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活形态的史诗

史诗至今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在青藏高原广泛流传。被称之为“奇人”的优秀民间说唱艺人，以不同的风格从遥远的古代吟唱至今。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

从目前已经搜集到的资料看，《格萨尔王传》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仅从字数来看，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

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

其中无论是正面的英雄还是反面的暴君，无论是男子还是妇女，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都刻画得个性鲜明，形象突出，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尤其是对以格萨尔为首的众英雄形象描写得最为出色，从而成为藏族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通过人物本身的语言、行动和故事情节来实现塑造人物形象，是格萨尔史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物虽然众多，却没有给人雷同和概念化的感觉。同是写英雄人物，但却各不相同，写格萨尔是高瞻远瞩，领袖气派；写总管王则是机智、仁厚，长者风度。嘉察被写得勇猛刚烈，丹玛则是智勇兼备。人人个性突出，个个形象鲜明：对妇女形象的塑造更是语言优美之至，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召树屯》是傣族一首爱情政治长诗，描写的是关于王子召树屯和孔雀仙女的爱情故事。作品情节曲折，语言优美生动，富有奇丽的神话色彩，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追求爱情不畏艰险的人物形象，歌颂了男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典雅的乐府与古朴的傣歌

——《孔雀东南飞》和《娥并与桑洛》的对比解读

《孔雀东南飞》 是汉乐府民歌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叙事诗杰作。《娥并与桑洛》 是云南傣族地区家喻户晓的长篇叙事诗。

两首叙事长诗, 主题相同, 均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摧残; 情节相似, 为了维护真挚的爱情, 他们都同长辈亲属作了抗争, 最后都双双殉情; 结尾都应用了象征性的手法, 表达理想中的结局。两部作品形同姊妹花, 但因产生于不同的民族, 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滋养, 面对同样的矛盾,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却有不同的性格表现, 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审美观。

两首叙事长诗不同点：

一、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刘兰芝和焦种卿, 娥并和桑洛, 对爱情都忠贞不渝, 但他们的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异。刘、焦性格温和儒雅; 娥并、桑洛性格开朗质朴, 两对青年男女性格的差异, 使两部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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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特色的审美差异：刘、焦生长的文化背景是以儒家文化为源头的汉末。儒家思想把人看作是社会性的存在, 强调的是社会性而非个性。所以, 当个人的愿望与社会伦理发生冲突时, 他们只能以牺牲个人愿望为代价, 做道德上的完人。桑洛、娥并能够冲破门第观念, 克服重重困难大胆追求所爱, 与傣族文化密切相关。从傣族的历史看, 傣族处在原始社会的时期十分漫长。傣族在远古狩猎时代就形成的共同劳动、共同生存、互相合作和自由平等的原始集体主义伦理观念 。这种开放、不拘一格的民族文化造就了傣族青年团结、勇敢、顽强的美德。

总之, 无论是????孔雀东南飞 还是????娥并与桑洛 ,人物性格和叙事手法都与本民族的文化密切贴合, 都形质兼美地展示了本民族的文化风采和传统观念特征。

民间小戏是中国戏曲的一部分，是指那些在民间流传的通过演员的歌唱、动作、舞蹈、道白等手段来表演小型故事的综合性艺术。

民间戏曲的分类系统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各民族、各地区民间小戏丰富多彩，我们根据民间小戏的流传情况和传统称谓把它分为六个系统：

（一）花灯戏系统（二）秧歌戏系统（三）道具戏系统（四）道情戏系统

（五）采茶戏系统（六）花鼓戏系统

民间小戏的艺术特点：

1、民间小戏情节单纯、故事集中。尽管人物不多，但有些剧中人物的描绘也很细致入微，栩栩如生。

2、在艺术上，民间小戏也风格多样。善于用喜剧形式表现生活，既有歌舞形式比较明显的抒情喜剧打猪草、小放牛、夫妻观灯、小喜接妹，也有以讽喻批评为主的讽喻小戏，也称幽默小戏，如张连卖布、葛麻、喝面叶，甚至还有闹剧，如当板箱、小秃取鼓、丑人记、《打面缸》等。

3、民间小戏多使用乡音土语，纯朴亲切，幽默风趣，能够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附录：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这种作品通过丰富的想象、夸张和象征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语言通俗生动，故事情节往往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童话又往往采用拟人的方法，举凡花鸟虫鱼，花草树木，整个大自然以及家具、玩具都可赋予生命，注入思想情感，使它们人格化。



民间文学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特点：口头性、传承变异性、传统性、集体性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 是和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文学，即人民大众的集体口头创作。它既是人民生活、思想情感的自发流露；又是他人关于科学、宗教及其它人生知识的总结；也是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

民间文学的三大价值：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论述）

钟敬文说：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

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1、民间口头作品往往成为作家再创作的题材。民间文学孕育了作家文学，它表面上虽没有采用民间口头作品的内容，但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却接受了民间文学作品的影响,

2、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体裁往往为作家文学所遵循和运用。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体裁是经过长时间的运用和流传而定型的，它既具有符合表达内容的需要，也具有人们欣赏的审美口味，因之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3、民间文学的修辞手法和艺术表现手法为作家文学所运用。修辞手法：如比兴、双关、韵律是古今民歌常用的手法，也是古典和当代文人诗歌创作的常用手法。艺术表现手法：如白描手法是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主要手法，书面作品中也多运用这一手法。

神话：

神话是关于神的民间故事，是一种原始的幻想性很强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神话的本质：

1、神话的产生源于原始人类解释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其内容是对当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变形反映2、原始人用人格化的方法去同化自然力，从自身感万物——神话的“自我中心意识”3、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

民间传说

传说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叙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民间故事。它的主人公是人，不是神。中国有数量众多、传播广泛的传说作品，它们不仅有值得重视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而且有令人倾倒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历久弥新的四大传说，可与任何作家文学名著相媲美。

简而言之：民众口头传承的，以历史、地方风物及习俗为中心的散文叙事作品。

传说的内容与分类

（一）人物传说：以人物为中心，叙述人物的事迹和遭遇，用生动奇异的情节刻画和渲染人物形象.包括：（1）政治历史人物传说（2）起义英雄传说（3）巧匠名医传说（4）帝王将相传说 （5）神仙传说 （6）文人传说

人物传说中大多是有据可考的历史人物，也有少量的虚构人物，这些虚构人物在民众的心理上却往往将他们与历史人物同等看待，

人物传说的内容是现实的，人间的，不是超自然的。帝王将相、农民起义领袖、文人学士、能工巧匠。

（二）历史传说：

这类传说以叙述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主。它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记录历史事件的某一个片段，而不关心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它的侧重点在记事。

这类传说与人物传说有所交叉，但是两者各有侧重，史事传说重在记事，人物传说重在记人。人物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一般是著名的人物，而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是普通的百姓

（三）地方风物传说：

关于特定地方的景物、古迹、特产、动植物的由来、命名和特征的解释性传说。含义主要为以下几点： 1、其内容常表现出当地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 2、这类传说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与生动性 3、这类传说在旅游业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四）习俗传说：

关于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形成原因的解释性传说。（节日习俗传说、 婚丧习俗传说、 游艺习俗传说 ）

1、年兽和贴春联、除夕守夜、放鞭炮风俗的起源

2、端午节纪念屈原。

3、宁波人八月十六过中秋节。传说当年乾隆下江南，准备到宁波过中秋节，不料路上耽搁，迟到一日。但是，皇帝到来之前，大家都不敢过。乾隆下令：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本地就十六过中秋。

（传统）生活故事

（传统）生活故事是狭义的“民间故事”，它主要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主角的民间故事。这类故事大多反映各种生产劳动、家庭矛盾、朋友关系，也有长工与地主斗争等阶级关系的内容，或对社会恶习的讽刺和教训。因为它主要是反映日常生活、世态人情，以及写实的手法，所以又称“世俗故事”和“写实故事”。

民间笑话也叫“民间趣事”、“滑稽故事”，主要是讽刺和嘲讽否定性的行为和现象的小故事，是口头的讽刺幽默小品。它只截取生活中的小片段，故事简短，语言精炼而有机锋，结尾总能引人发笑，并使人在笑声中否定谬误和荒唐的言行，反思和警醒，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喜剧性和教育意义。

民间歌谣是指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曲调等形式特征。民间歌谣一般是短小的，抒情成分较浓，与叙事成分较浓的史诗、叙事诗是有区别的。民间歌谣由民歌和民谣两部分组成的。

●民间歌谣按体裁分为以下几种：

（一）、山歌（二）、爬山歌（三）、信天游（四）、花儿（五）、民间小调

山歌:人们在山野里劳动时歌唱的曲子，歌词一般为即兴创作，题材极为广泛，看山唱山，见水唱水，歌词质朴、率直，内容多以反映劳动的欢悦、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为主。山歌的音乐曲调一般具有高亢、嘹亮、简洁、爽朗、悠长、奔放、节奏自由等特点。

爬山歌: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汉族居住区。这个被称为“河套”地区的汉族居民，基本上时来自晋、陕地区的移民；爬山调的音乐风格之所以与山西河曲地区的山曲相近，这与这一带农民的“走西口”，把山曲大量带入此地有很大的关系。

信天游：主要流行于陕北、甘肃、宁夏北部汉族农民中的一个山歌歌种。信天游的内容以爱情和劳动生活为主，即兴编唱。

特点：①节奏自由、旋律高亢辽阔、起伏较大。②节奏工整、结构严谨、旋律平稳、表达感情较为细腻。

花儿：又称“少年”，在其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种对人物的昵称逐渐成为该种山歌的名称，并统称为“花儿”。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省毗邻的广大地区，是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东乡、保安等民族，在长期友好的毗邻关系中共同培育的一个歌种。

特点：旋律高亢、悠长，多用假声或真假结合的方法演唱。

民间小调是一种在城镇中流行的民歌，故有“里巷之曲”之称。小调又叫“小曲”，它主要产生于民间生活与风俗活动过程中。小调的内容题材相当广泛，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小调的曲调抒情、流利，感情委婉、细腻，结构规整、均衡，节奏匀称、整齐。小调的种类主要有明清俗曲演变而来的小调（孟姜女调、鲜花调、绣荷包调、剪靛花调）、地方性小调和歌舞性小调（花鼓调、灯调、花灯调、秧歌调等）。经典曲目：河北民歌《小白菜》、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江苏民歌《茉莉花》

民间谚语

●民间谚语概念：

民间谚语就是用一句结构完整的话来概括的真理或哲理，是人民口头创作中一种很有特点的民间文学体裁。它形式短小，形象生动，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有不少包含着丰富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有的还有深刻的科学性、哲理性和教训意味。

谚语一般不独立存在，而是在人们讲话、写文章时加以引用，谚语有完整的结构和思想，语言巧妙、流畅，是短小的韵文作品，有一定的文学性。

●民间谚语的艺术特点：

1、精练是谚语的最基本的特征。谚语一般只用一、两句话，少则三、四个字，多则十多个字，就能概括一条经验，或说明一个道理。

2、谚语是充满文学性的“论说文”，也是包涵哲理和科学性的小诗，形象性是很突出的。

3、整齐和谐是谚语的另一特点。谚语除少数单句外，大都由两句或四句组成。

4、谚语结构严密，矛盾对立鲜明。

5、谚语富有较强的音乐感。

●民间谚语的基本内容和类型：

民间谚语是人民群众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治谚语

此类谚语鲜明地体现着群众对时事政务的关注与品评。主要表现在反映阶级斗争情况和经验的谚语，这些谚语形象地概括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

二、经济谚语

商业贸易方面知识的谚语。

三、道德谚语

此类谚语关乎人的行为规范、品行修养等方面内容。

四、科学谚语

包括农谚、气象谚语、卫生谚语等。这些谚语总结、保存和传播了观察的结果和生产的经验，是短小有效的教科书。

民间抒情长诗：

民间抒情长诗，常常是人们在生活中有所感触时所唱，是民众创作并传唱的一种用于抒发感情的较长篇幅的歌谣。

民间叙事长诗概述：

民间叙事长诗是民间诗歌中的叙事体长歌，它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韵文故事。民间叙事长诗又是民众创作和传唱的一种篇幅较长的叙事性歌谣，因此，也被称之为“故事诗”或“故事歌”。

民间叙事长诗按题材分为两大类：史诗和爱情长诗

史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结构宏伟、规模宏大、主题庄严的民间韵文叙事体裁，它记叙了一个民族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的最初想象，以及民族迁徙、部落战争、英雄婚恋等重大事件，涵盖了一个民族诸如宗教、文化、习俗、信仰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样式。

史诗，可以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种。

英雄史诗是古代产生的赞美本民族英雄、讲述民族早期历史的长篇叙事诗。英雄史诗讲述的故事常常有一定的历史事件为原型，塑造的英雄也是民族精神的化身。故事一般讲述英雄带领本民族人民抗击侵略、保卫家乡、统一各部落（甚至对外扩张）的历程，在情节上有神话、传奇色彩。正如高尔基所说： “因为人民塑造了史诗的人物，就把集体思维的一切能力都赋予这个人物，使他与神对抗，或者与神并列。” “征服大自然的初步胜利，唤起了人们的安全感、自豪心和对新胜利的希望，并且激发他们去创作英雄史诗。”

我国的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

《格萨尔王传》

《格萨尔王传》是中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英雄史诗。它原是西藏民间流传千余年的口头文学，现已整理成书。全书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被称为“中国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王传》的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是藏族历史上少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从《格萨尔王传》产生、流传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时间跨度非常之大，有一、两千年之久。

何谓荷马史诗：相传由盲诗人荷马所写，包括两部：伊利昂纪（《伊利亚特》24卷，行。《奥德修纪》（《奥德赛》）24卷，行

世界四大史诗：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

附录：格萨尔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格萨尔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社会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料，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诗，至今仍有上百位民间艺人，在中国的西藏、四川、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传唱着英雄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

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史诗，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河婆罗多相比，《格萨尔王传》有几个明显特点：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活形态的史诗

史诗至今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在青藏高原广泛流传。被称之为“奇人”的优秀民间说唱艺人，以不同的风格从遥远的古代吟唱至今。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

从目前已经搜集到的资料看，《格萨尔王传》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仅从字数来看，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

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

其中无论是正面的英雄还是反面的暴君，无论是男子还是妇女，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都刻画得个性鲜明，形象突出，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尤其是对以格萨尔为首的众英雄形象描写得最为出色，从而成为藏族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通过人物本身的语言、行动和故事情节来实现塑造人物形象，是格萨尔史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物虽然众多，却没有给人雷同和概念化的感觉。同是写英雄人物，但却各不相同，写格萨尔是高瞻远瞩，领袖气派；写总管王则是机智、仁厚，长者风度。嘉察被写得勇猛刚烈，丹玛则是智勇兼备。人人个性突出，个个形象鲜明：对妇女形象的塑造更是语言优美之至，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召树屯》是傣族一首爱情政治长诗，描写的是关于王子召树屯和孔雀仙女的爱情故事。作品情节曲折，语言优美生动，富有奇丽的神话色彩，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追求爱情不畏艰险的人物形象，歌颂了男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典雅的乐府与古朴的傣歌

——《孔雀东南飞》和《娥并与桑洛》的对比解读

《孔雀东南飞》 是汉乐府民歌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叙事诗杰作。《娥并与桑洛》 是云南傣族地区家喻户晓的长篇叙事诗。

两首叙事长诗, 主题相同, 均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摧残; 情节相似, 为了维护真挚的爱情, 他们都同长辈亲属作了抗争, 最后都双双殉情; 结尾都应用了象征性的手法, 表达理想中的结局。两部作品形同姊妹花, 但因产生于不同的民族, 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滋养, 面对同样的矛盾,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却有不同的性格表现, 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审美观。

两首叙事长诗不同点：

一、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刘兰芝和焦种卿, 娥并和桑洛, 对爱情都忠贞不渝, 但他们的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异。刘、焦性格温和儒雅; 娥并、桑洛性格开朗质朴, 两对青年男女性格的差异, 使两部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

二、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孔雀东南飞 大量使用铺陈和排比, 有气势恢弘、精致典雅之美。《娥并与桑洛》在艺术上充分运用傣族民间文学，艺术上常用的表现手法, 如比喻、夸张、对比、映衬等, 使得这部长诗语言优美、含蓄,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三、文化特色的审美差异：刘、焦生长的文化背景是以儒家文化为源头的汉末。儒家思想把人看作是社会性的存在, 强调的是社会性而非个性。所以, 当个人的愿望与社会伦理发生冲突时, 他们只能以牺牲个人愿望为代价, 做道德上的完人。桑洛、娥并能够冲破门第观念, 克服重重困难大胆追求所爱, 与傣族文化密切相关。从傣族的历史看, 傣族处在原始社会的时期十分漫长。傣族在远古狩猎时代就形成的共同劳动、共同生存、互相合作和自由平等的原始集体主义伦理观念 。这种开放、不拘一格的民族文化造就了傣族青年团结、勇敢、顽强的美德。

总之, 无论是????孔雀东南飞 还是????娥并与桑洛 ,人物性格和叙事手法都与本民族的文化密切贴合, 都形质兼美地展示了本民族的文化风采和传统观念特征。

民间小戏是中国戏曲的一部分，是指那些在民间流传的通过演员的歌唱、动作、舞蹈、道白等手段来表演小型故事的综合性艺术。

民间戏曲的分类系统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各民族、各地区民间小戏丰富多彩，我们根据民间小戏的流传情况和传统称谓把它分为六个系统：

（一）花灯戏系统（二）秧歌戏系统（三）道具戏系统（四）道情戏系统

（五）采茶戏系统（六）花鼓戏系统

民间小戏的艺术特点：

1、民间小戏情节单纯、故事集中。尽管人物不多，但有些剧中人物的描绘也很细致入微，栩栩如生。

2、在艺术上，民间小戏也风格多样。善于用喜剧形式表现生活，既有歌舞形式比较明显的抒情喜剧打猪草、小放牛、夫妻观灯、小喜接妹，也有以讽喻批评为主的讽喻小戏，也称幽默小戏，如张连卖布、葛麻、喝面叶，甚至还有闹剧，如当板箱、小秃取鼓、丑人记、《打面缸》等。

3、民间小戏多使用乡音土语，纯朴亲切，幽默风趣，能够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附录：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这种作品通过丰富的想象、夸张和象征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语言通俗生动，故事情节往往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童话又往往采用拟人的方法，举凡花鸟虫鱼，花草树木，整个大自然以及家具、玩具都可赋予生命，注入思想情感，使它们人格化。



作为文学创作现象的“新写实小说”产生在80年代中期，大约是在“文化寻根”思潮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寻根”现象，即舍弃了“文化寻根”所追求的某些过于狭隘与虚幻的“文化之根”，否定了对生活背后是否隐藏着“意义”的探询之后，又延续着“寻根文学”的真正的精神内核。以不同的题材取向、叙事方式、情感表达等，拒绝虚幻的理想，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作品，呈现出一种新的风格，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新写实小说则把“意义”规定在描写现实生活本身即生存过程之中，在新写实小说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渲染，民间的日常生活场赴正式地充斥了小说的主要画面。对于中国文学在90年代的走向，特别是对于文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消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们都注重冷静地展示下层社会人们的庸常生态，注重对世俗人生的叙写，含蓄地表达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意味的思考。对生活琐事表现 出极端的关注，突出了对生活真实性的强调， 使这些新写实小说读来真实亲切、生动感人。

一、还原本相，真实再现小人物平庸普通的生活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拒绝虚幻的理想，摒弃传统现实主义中的强烈政治色彩，瓦解文学的典型意义，不再追问生活有什么意义，强烈地体现人的生存意识。

在描写普通人们的普通生活时,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努力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有的强调生命本能欲望，注重描写“食色”, 例如刘恒的《伏羲伏羲》，池莉的《烦恼人生》。我们可以从这种“普通公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平凡且又显得琐碎的家庭生活、班组生活、社交生活中去发现“问题”与“诗意”。

表现对下层社会里人们命运的同情与理解 , 这是新写实小说作家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如，方方的《黑洞》，刘震云的《塔铺》，在对这些下层社会里日常生活的叙写中，作家力图真切地展示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 , 从而含蓄地表露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

二、零度情感，生活流式的叙事方式

新写实小说叙事的特点是：不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而重叙事方式的完全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生活的“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重故事情节的跌着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我们将这种特征称为生活流式的故事结构。叙事方式在主体性方面尤其比较冷漠 , 取消了作家的以往的情感介入，即所谓“零度情感”, 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再批判什么，这种旁观者的角度使得作家得以完成对原态生活的记录。

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就是采用了典型的生活流式的故事结构，再如池莉的烦恼人 生、方方的《黑洞》等等，都是运用了这生活流式的叙事方式，读来真实而生动，细致而感人。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被人称为平面叙述，它不采用传统小说的由开端、发展，到高潮、结局的结构方式，而是按生活时间的先后流程结构作品，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常是杂乱无序的日常琐事、自然的庸常的生活事件。新写实小说由于强调纯态事实，拒绝文学的典型性意义，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构成与人物塑造，目的是削弱存在于人物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给我们思考生活提供了另一种方式。

三、民间语境 , 通俗的平易语言

新写实小说以通俗的语言叙写世俗人生、俗风俗尚，透露出一种浓郁的民俗色 彩。如方方的《风景》，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新写实小说常常在真实地叙写生活的同时，也描绘一些十分丑陋的生活场景， 不净化不掩饰，常以俗但之语描写凡俗场景、世态人情。因此，有人认为：新写实小说“不回避现实生活中凡俗场景的描写，用艺术画面展示出大量污卑、航脏、不堪人目但闪烁着血烂烂真实光焰的细节。”这种说法非常中肯，如刘震云的《官人》，池莉的《你是一条河》。

由此可见，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注重以世俗化的平易语言叙写人生故事，作家们属意于写出真实生动的生活，注重生活的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的描摹，重视描写的逼真感，而不对生活作美化和粉饰，不避粗俗丑陋、庸俗卑劣，甚至追求现实生活的残酷与赤裸，努力写出生活的本真色彩。

四、冷峻旁观，自然忧伤的审美色彩

新写实小说可以说大多为至情至性之文，不雕琢不粉饰，只是实实在在地将身边的事情写出。这种叙写自己身边熟知的俯拾即是的故事，这种让生活像生活本身一样展示出来的审美情趣，使新写实小说具有自然的审美色彩。

新写实小说创作注重作家的真情实感 , 并非像有人说的“从感情的零度开始写作” 。从作品中读者还是能看到作家的喜好与憎恶、赞美与针眨的。如《烦恼人生》、《风景》、《一地鸡毛》、《黑洞》……凡此种种，都说明新写实小说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哀婉的情调，一种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

总之，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以其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生 活流式的叙事结构、通俗平易的语言、自然悲婉的审美风 格 , 构成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不同的独特风貌。然而，新写实小说又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中成长的，也吸取了一些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虽然新写实小说创作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但勿容置疑，它确实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如果我们可以消解人为的抑或意识形态强加于鲁迅头上的神圣光环，或者祛除不分青红皂白的有意遮蔽与诬蔑，换句话说，如果（即使）能够中和鲁迅身上近乎两极分化式的酷评，如"最受诬蔑的人" 和"最勇猛坚决、正确伟大"等对鲁迅的形塑 的诸如此类的极端话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毫无疑问，鲁迅依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鲜活、触目惊心与备受争议的灵魂之一。甚至可以推定的是，他仍然会在21世纪发挥他应有的不容忽视又个性十足的独特历史功用。 鲁迅研究成为一门声名显赫、研究资料近乎汗牛充栋的"鲁学" 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鲁迅的无尽魅力甚至魔力 。然而，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的鲁迅其小说集也不过三卷：《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共33篇。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如何实现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以及他小说自身内部的两次"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尤其是，他又如何通过小说叙事模式的嬗变来呈现他对"现代性"的独特认知与迎拒姿态？ 某种程度上，叙事方式的更新和递进是小说演变的灵魂。如人所言，"对新小说来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体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者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叙事模式"是一个众说纷纭、流动不羁的概念，但在本文中，它是指从叙述人营构、叙事的策略等总和所提炼出的不同范式（paradigm）。如人所论，"叙事方式是一组手段和语言方法，它们创造一个故事中介者的形象，即叙事作品中所谓的叙述者"。 在我看来，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经历了可谓两次大的嬗变。一次是，如果将鲁迅从整体上置入"文学革命"的滚滚大潮中进行外部动态观照，他挟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威引领风骚，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从传统渐次步入现代的转变，主要是《呐喊》、《彷徨》为代表；另一次则发生在其小说内部，鲁迅以其《故事新编》部分实现了他更新小说叙事、创设小说类型的企图，尽管这背后可能掩盖了我们不得而知的更大的叙事创新与文体学野心。 比较而言，有关第一次转变的研究往往声势浩大、成果迭出。一般而言，几乎所有专论鲁迅小说的著述都或多或少的论及了《呐喊》《彷徨》的叙述创新及其转折意义；而第二次转变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尽管自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争议不断，但真正能将它置于鲁迅小说内部发展规律的平台上剖析，并指出其转捩与创新意义的研究极其罕见。 为此笔者的重点将适当向第二次转变倾斜，同时以巴赫金的小说性理论进行探究。所以本文的论述主要分如下三部分：1"小说性"理论的层面与可适用性；2鲁迅的力量，主要考察他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的角色；3狂欢：在意图与实践之间。主要探究《故事新编》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呐喊》、《彷徨》的叙事更新。早在1923年，茅盾先生就灵敏地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就连对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品）不无偏见的夏志清也认为，"短篇小说一开始却是非常成功的。给这一类型文学奠下基础的是鲁迅。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纯熟地运用了西方小说的技巧，与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法完全两样，因此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始祖。" 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也强调了鲁迅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人地位，"鲁迅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扩大了新文学的阵地，同时由于这些小说内容的深刻，表现的新颖……为新文学奠定了基础。" 不难看出，鲁迅作为现代中国小说鼻祖的位置是得到公认的，同样，他在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中也担当了类似角色。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如何实现的？ 在巴赫金那里，"小说性"和转型期紧密相连 的，而现代中国小说的诞生本身就暗含了小说性的内在特征：杂语性、兼容并蓄等。清末民初转型期的新小说自然也不例外，"新小说却是从其它文学形式获得不少灵感。笑话、轶闻、答问、游记、书信、日记、叙事诗、见闻录等传统诗文形式的渗入小说，都曾对新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反过来，恰恰是因为此特质，小说也被推上了历史潮流的浪头，为人瞩目。王一川指出，"中国人的新型现代性体验是与新的生活语汇如全球化世界概念、来自西方的科技话语和现代器物名称等交融在一起的……小说由于能以散文体方式叙事、抒情和议论，还可以把诗体等其他文类兼容于自身之中，因此得以成为容纳现代生活新语汇的合适形式。因此，小说在表现新型现代性体验方面交上了好运，成为现代文学的主导或中心性文类。" 鲁迅的《呐喊》《彷徨》同样也体现出其丰富的现代性，甚至是先锋性。从整体上看来，他除了延续旧有的体式-情节小说以外，还开拓出"以写实性生活片断为结构主体的片断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命运线索为结构主体的心理小说"和"以特定的氛围渲染和情感、意蕴表达为结构主体的意绪小说" 等等。 "小说性"颠覆和解构的一面在鲁迅的《呐喊》《彷徨》中有非常醒目的表现，比如《狂人日记》。无论是反思国民性、痛陈封建礼义说教的罪恶都或具摧枯拉朽之气势，或意义深远绵长，在在令人省察。刘禾指出，"狂人日记却着重于中国历史的象征性病理诊断--暗含着西方规范的参照--它大大超出了任何个体心灵的字面解释" ，这无疑从内容上指出了其富含现代性的一面。王润华也在他的〈西洋文学对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的影响〉中缕述了果戈理疯人日记、迦尔逊《红花》和尼采察拉斯忒拉的序言等对《狂人日记》的叙事、内容、意义等的宏观的细微影响。 但需要明了的是，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反思和批判自我的态度和趋势，这当然也是后现代性得以发展的理由和空间之一。从此角度讲，鲁迅小说的现代性中也包含了另外一种独特的声音与反抗姿态，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鲁迅式的现代性"。显然，它包含了诸多复杂的指向和源泉：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熟谙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的独到品位及引领式论述 自然使他超越了许多时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毫无保留拥抱的幼稚，反而多了几分少见的本土式的冷静与成熟。李欧梵在他著名的《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探寻鲁迅的现代性的手法就是通过寻根传统却避开西方来展开。 鲁迅的通过译介和阅读外国小说以及留学日本的体验有使他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坚持"拿来主义"的博大胸怀。同时，"也正是文学传统中的核心层次的那些要素，才决定着新文学在发愤精神、史传意识、抒情风貌、意境美感、白话文体等诸多方面同中国古代文学发生着深刻的历史联系，呈现了文学历史连续性的许多有声有色、诱人追寻的生动具体的形态。" 如果通读鲁迅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小说主题的现代性表达似乎背离了现代性的原初语境，而更多呈现出对乡土中国的深沉又细密的关怀与缠绕，如《阿Q正传》、《故乡》、《祝福》、《孔乙己》等莫不如此。"毫无疑问，鲁迅的作品被看成是中国现代性意义最典型的表达……也许更重要的在于，鲁迅表达了一种乡土中国的记忆，这些记忆从中国现代性变革的历史空档浮现出来，它们表现了与现代性方向完全不同的存在。鲁迅在这里寄寓的不只是批判性，而是一种远为复杂的关于乡土中国的命运--那些始终在历史进步和历史变革之外的人群的命运。" 如果非要给这种逸出与背离以现代性的名义的话，那它应该是"鲁迅式的现代性"。

西藏新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扎西达娃、色波等少数民族作家为代表的西藏作家创作的一类小说。本文以西藏新小说为研究对象,将它置放在寻根文学背景中,审视西藏新小说关注西藏地域文化、进行形式探索两个突出特点,以此呈现西藏新小说之于寻根文学思潮的意义。

感觉2楼提供的资料基本上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了

在这里也提供一点我的想法吧。

我从小学开始读他的作品，一直到现在，每年再次翻看同一部作品，依旧有着不同的感悟。

网上或者在文坛上，都对金庸以及他笔下的众多人物褒贬不一。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放诸四海而皆准。 金庸的作品，有其闪光之处，自然也有不甚高明的地方。

我得益于最多的就是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韵味。就如在《神雕侠侣》中，程英救了杨过，自己誊写诗经上的“瞻彼淇奥 绿竹猗猗”，透露出自己的情窦初开；而《笑傲江湖》中岳不群在嵩山上发表并派的演说，说“君子和而不同”，也是论语中的典故。而天龙八部中，乔峰这一形象，便是天下第一英雄；而射雕中的郭靖，则当之无愧是天下第一大侠。他对古典文化的掌握与运用，传递给了读者一种启示与指引。

当然他的作品也受到了一些指责。我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有一些歧视女性，一本书通常都是一个男人周围围绕着众多美女……呵。但是整体仍是瑕不掩瑜。

从他的书中，了解秦汉的文学，宋后的历史，还有人生沧桑，历史无常。众多的主角，人品性格千秋分明。而很多配角，身上也有着动人或者独特的人格魅力。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配角，郭襄，黄药师，苗人凤，陈近南，慕容复。

论述题嘛，结合大家给你提供的资料，也要写一些自己的想法。如果有时间，不妨认真读基本他的小说。

希望我的浅见可以给你一点帮助。

（极力推荐下文，请认真赏读）

题目：体验民间文学 传承民族记忆

作者：陈建宪，男，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1954年6月生。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组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主要论著有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玉皇大帝信仰、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等，译著有《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世界民俗学》、《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等。

一

1926年3月10日深夜，鲁迅先生在稿纸上写下了阿长与《山海经》几个字。然后点上一支烟，烟雾中仿佛浮现了那个“黄胖而矮”的女工，那个“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乡下人，那个“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自己没有余地翻身的仆妇。鲁迅先生迅笔疾书，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听见阿长在给他讲长毛的传说，在叮嘱他正月初一早上醒来第一句话一定要说“阿妈，恭喜恭喜”，在对他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当他写下“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时，他的眼睛一定湿润了。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新文学作家，鲁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为什么他独对这个普通的村妇寄以如此深深的怀念呢？在这篇回忆录里，鲁迅先生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其实，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次文学“寻根”，他意识到：正是长妈妈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向像他这样的儿童们传承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播撒着文学种子。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长，没有《山海经》，也就没有文学家的鲁迅。

长妈妈在鲁迅儿时向他灌输的那些东西，学术界今天称其为“民俗”和“民间文学”，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学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文学”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拥有、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是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作家如果善于学习民间文学，善于在作品中表达和传承自己的族群记忆，无疑更容易获得族群的共鸣和拥戴，也更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兴趣。

二

1917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刘半农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刘半农将章程拟好，蔡元培先生看了一遍，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从此，一场又一场的采风热潮在现代中国兴起，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文体——民间文学。

北京大学的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发出后，有很多同学投稿，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总共登出了148首。到1920年冬，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意识到了民间歌谣的重要价值，于是成立了一个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开始印行歌谣周刊。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说：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在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版了97期，她宣告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这门学科的对象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和传承的文学作品，如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这些作品是全民族的遗产，她们从远古走来，始终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以这种新的学术视野来出版的歌谣周刊，在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90岁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先生回忆起这份刊物时，深情地说了下面的话：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1]

民间文艺的发现不仅点亮了青年教员钟敬文的生活，使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成长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掌门人，也照亮了其他许多人的眼睛，其中有学问家，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了民间文学在文化上的特殊价值，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不断向前发展。

三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两场影响深远的精彩讲演。

1928年3月20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杭州岭南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讲演。顾先生说：“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有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族的历史。”[2]顾先生的讲演，继承了五四精神，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民间文学的一种文化自觉。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情结仍一脉相承，近年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首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然后得到政府支持和民众响应的。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艺术家们20多天的讨论后，作了一场总结性的讲演。他指出文学艺术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一些人不愿意为群众服务，他们不爱群众的感情、姿态等，“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在谈到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掀起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音乐系的师生纷纷下乡采风，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周扬、丁玲、艾青等编著的民间艺术和艺人以及《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和地主与长工等故事集陆续出版。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学习民间文艺手法的佳作发表，形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天翻地覆。人民大众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文学，也相应受到了极大关注。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到国统区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次大规模民间文艺采录活动，使中国民间文学宝库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从1984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组织领导，着手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部规模空前的巨著，由周扬任总主编，钟敬文、贾芝和马学良分别任故事、歌谣和谚语集成的主编。截至1990年，全国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83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84万条，总字数达40亿。大量的县卷资料本，已在许多省市编印成书。如湖北省在短短几年中印出的资料本就有130余种。一波又一波对民间文艺的采录、整理、研究和利用的浪潮，顺应着20世纪中华民族自我救亡运动和大国崛起理想的主流，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

四

民间文学在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空间中世代传袭的事实，证明她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民间文学充满了自由的欢乐精神。世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老百姓的创作出自人类的生命本能要求，这种本能遵循着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或巴赫金的“狂欢精神”，而与悲观主义绝缘。例如无处不在的民间笑话，就是民间欢乐精神的典型表达形式。笑话中永远充满了乐观的人生态度，敏锐的观察能力与睿智的思维技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欢乐，通过语言艺术加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欢乐。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学的许多体裁，如神话、史诗、歌谣等，都在萎缩和消亡，唯有笑话一枝独秀，仿佛有一个永远开心的精灵，通过酒桌、电脑网络、手机短讯，在灰色的尘世中跳着，笑着，奔跑着，舞蹈着，在麻木的世俗生活上空飞翔。

民间文学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风格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从主题看，民间叙事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道德倾向，无论恶势力多么强大，善的力量总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人物看，民间创作中的正面主人公形象总是完美无缺，美到极致，善到极致，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与精神榜样。从意境来看，现实生活可能沉重乏味，但民间文学中的世界却无比美丽。如同恩格斯在评价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所说的那样：“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3]

民间文学充满了飞扬的想象力。众所周知，想象力是人类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之一。在民间幻想故事中，现实物理世界的束缚被彻底打破，神界、人界、鬼界、精灵界从空间上融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从时间上被连接沟通。人与神直接交流，自然万物随意变化，人、神、精灵不仅精神上互渗，形体也相互转化，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时空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自由翻飞，这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具有极大帮助。难怪鲁迅先生直到晚年还对美女蛇故事、《山海经》图津津乐道。

民间文学还充满了哲理。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凡的。谁要描绘社会，谁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在民间寓言中，民众将哲理寓于故事，使听众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个抬驴故事，讲一老人带孙子赶集，当他自己骑驴时，人们说他不知心痛孙子；当孙子骑时，人们又说不尊敬老人；两人一齐骑上去吧，人们说他们不知痛惜牲口；两人都不骑吧，人们又说他们是傻瓜，有驴子不知道骑。怎么样做都不行，两人只好将驴抬起来走，但这样做却更让人们笑话。这个寓言把做人处事要有主见的哲理就讲得非常透彻。还有个对哄的笑话，说从前有个小孩常流鼻涕，他父亲叫他把鼻涕揩掉，并答应揩干净后给他一元钱。接下来儿子跑出屋，很快又转回来，找老子要钱。老子见儿子鼻孔下面只剩两道红沟，就笑着说：“我是哄你的！”儿子“哼”的一声，又将缩进鼻孔的两条鼻涕淌到外面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是哄你的。”[4]

这个搞笑的场面，让人们对“子学父样”的生活哲理留下难忘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在民间文学中，哲理与诗意常常能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宁静的原始森林中，池中的天鹅脱下羽毛衣，变成了绝色的仙女；小小的青蛙儿子，不仅能帮父母干农活，还以哭、笑、跳等方式娶到了最善良美丽的姑娘，待他脱下蛙皮，又变成了一个年青英俊的天神；从灰鹤口中救了条小白蛇，却得到了一颗能听懂所有动物语言的宝石……民间童话像一个顽皮的小天使，用他的魔棒随心所欲地变出各种神奇的时空幻象，但仔细咀嚼，这些象征又是那么合于情理，那么美丽动人！

民间文学也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掌握文字需要接受相当的训练，口语却是庶民与生俱会的本领。民间社会中，许多普通人都有极好的语言天赋。我们看一个例子：

一个好吃的人，瞄中哪碗菜了，哪碗菜就只有他的搞场，旁人很难吃上嘴。这天，他在人家屋里做客，瞄中了一大碗鸡汤。鸡汤碗里只放了一把汤瓢，他拿起连舀直舀，硬不松手。满桌的人都把他望起，他才勉强停住，将汤瓢放回碗里去。刚刚放稳，他又去拿。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客人好气又好笑，也伸手去拿时，迟了，汤瓢又被他捏在手里啦！拿到了他还跟对人家讲客气话：“你看我拿得到哩，你不屑跟我递得口沙！”

又舀。舀了又做样子把汤瓢还原。才还原又去拿。这一下，对家的手快，将汤瓢抓到手了，满桌的人都看他再怎么讲。他说：“嘿，你已经拿到手啦？我正想给你递过来的呀！”[5]

这是湖北省五峰县白鹿庄农民故事家刘德培讲的一个故事，故事只有200多个字，焦点集中在餐桌上的“汤瓢”之上，几个动作和对话，就将好吃者的形象活画了出来，其白描技巧令人叹服。如果加上讲述者的语音、动作、表情，与听讲者的现场气氛互动配合，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想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语言的丰富表现力。

民间文学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形象塑造，许多民间文学形象，如灰姑娘、狼外婆、天鹅仙女、龙王龙女等，都已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谈到叙事结构，民间笑话特别值得研究。凡是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在几十个字最多千把字的篇幅中，设置包袱，交代矛盾，刻划人物，将故事推到高潮，最后给人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没有高超的构思情节、驾驭语言的艺术，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民间笑话的创作者们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如一个动作，一句富有智慧的话语等，精心布设“包袱”，造成瞬间急转的效果，使人不能不哈哈大笑，这是非常难得的技巧。在题材、形象、情节、场景、语言以及伦理价值、审美情趣等方面，民间文学都能给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提供取之不尽的丰富滋养。所以，人们常将民间文学形容为培育伟大作家的土壤和乳娘。

五

民间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由于文化语境是民间文学创作与鉴赏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习民间文学必须将“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这是与作家文学不同的地方。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书面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发送与解码过程。而民间文学以口语为媒介，讲唱者与接受者必须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之中，面对面地保持着信息的双向交流，才能完成审美过程。因此，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归纳说：“口语文学不但是传诵于听众之前，实际上也经常是表演于听众之前的。书写文学有戏剧的创作，但是文字的剧本与实际表演之间是很有不同的，口语文学则没有这种差别，口语文学中的很多情节，需要传诵者的当场表演，传诵者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经常构成作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特别的动物，可怖的鬼魅以及逗人发笑的滑稽者都有其代表性的声音，这些声响的意义，要比任何冗长的说明都有更大的效力，更能动人心弦，所以难怪口语文学的传诵常常是一遍再一遍，即使听过数十遍的人仍然乐之不疲。但是，书写文学与之相比则没有这么大的效力，一篇好的作品虽被形容为百看不厌，但实际上看上三两遍就很少再被重复地读了。”[6]

从创作过程来看，民间文学创作者也受特定文化“场”的影响。由于民间文学是在集体场合（至少两个人）讲述或演唱的，因此讲述者必须根据现场情境和听众的反馈，不断对所讲内容加以调整，以适合于听众当时的需要，吸引听众的兴趣。有时，讲述者与听众之间还常常互换角色，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心理认同障碍。民间文学的创作和鉴赏在同一过程中完成，有明晰的对象性。而书面创作时，作家面对的是一张稿纸，所以他的创作过程，只能以自我的心理经验为基础，以想象中的读者为对象。

在民间生活中，一群人围在一起讲故事时，常常会互相“掰”人。所谓“掰”，就是巧妙地将听故事者编在故事中加以捉弄。例如有个故事讲一个农民进城，为了搞好各种关系，以乌龟作礼物。乌龟有大有小，农民根据关系重要的程度，在龟甲上贴一纸条，写上XX人、XX人。后来在车上口袋不小心被打开，乌龟跑得到处都是，农民边捉乌龟边将纸条重新贴上，边贴边说：这是XX，这是XX。讲故事的人，会将这个XX，故意置换为听者的名字。听的人一般不会生气，反而会为这种机智哈哈大笑。这种鉴赏过程，只有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亲密程度中才能实现，而故事本身也会更加接近双方的心理距离。

在民间的对歌和舞蹈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歌手和舞者间的对抗，而旁观者会为此起哄，鼓劲。这种对抗很少会形成真的心理伤害，常常是以非常友好的形式结束。许多民间歌舞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像西南少数民族的三月三，西北的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族，节日里常常是全民性的歌舞活动，只有在那种狂欢的氛围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民间文艺的巨大魅力。神话的讲述离不开特定的仪式，民间传说则常常与相关的风物粘附在一起，从书面看到的黄鹤楼故事，总不如看着黄鹤楼讲述起来更有兴味。

总之，民间文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空间，就像一条从水中捞起来的鱼，躯体虽存，却不能自由自在地冲波击浪，无法展现那优美的体态与灵动的身姿。因此，理想的民间文学学习方式，不是仅仅通过文字诉诸想象，而是身临其境，调动全部感官，在参与中体验民间文学给人带来的愉悦与快感。有志于学习民间文学的人，要多在“体验”上下功夫。所谓“体验”，是个体通过亲历某件事，获得相应的情感经验和认知结果的活动。体验式学习的途径最好是直接到民间采风，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将田野作业作为必修之课。同时，以民间文学作品为中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生动再现民间文学的丰富形态及其民俗语境，创设身临其境的场景，也是一种辅助性的办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说：“民间文学不仅是最为通俗生动的艺术形式，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但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活动为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挤压和取代的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民间文学这笔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注释：

[1]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纪念该刊创刊70周年》。

[2]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五期，1928年4月17日。

[3]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1页。文艺艺术出版社。

[4]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孝感地区专集，李守义搜集整理，1982年印。

[5]汤瓢，见新笑府——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故事集，王作栋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6]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见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来源： 文学教育

可以从西游记入手,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小说.其他的自己想想吧.

梁晓声创作多以知青题材为主，有人称为“北大荒小说”，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真实、动人的展示了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想，深情的礼赞了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一代知识青年树立起英勇悲壮的纪念碑。代表作有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长篇小说雪城最为出色；后期作品开始探讨现实与人性，长篇《浮城》以社会幻想的形式展现了作者对人类末世预测，十分深刻。其作大多被香港、台湾出版，并译为英、日、法、俄等国文字。他的名字被收入到英、美、澳三国“世界名人录”。

“知青”小说：“知青”出身的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缅怀、对农民问题的独到探讨、对人生真谛的求索，使知青小说成为新时期小说中最凝重、最奇特的组成部分。代表：张承志绿夜（象征着发现“美丽瞬间”）、《黑骏马》（象征着“永远的缺憾”）《北方的河》（象征着人生的理想境界）、黄泥小屋（象征着“人的念想”）、《金牧场》（象征着“人类的理想”）、《心灵史》等。

是不是考试哦！呵呵！

如果我们可以消解人为的抑或意识形态强加于鲁迅头上的神圣光环，或者祛除不分青红皂白的有意遮蔽与诬蔑，换句话说，如果（即使）能够中和鲁迅身上近乎两极分化式的酷评，如"最受诬蔑的人" 和"最勇猛坚决、正确伟大"等对鲁迅的形塑 的诸如此类的极端话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毫无疑问，鲁迅依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鲜活、触目惊心与备受争议的灵魂之一。甚至可以推定的是，他仍然会在21世纪发挥他应有的不容忽视又个性十足的独特历史功用。

鲁迅研究成为一门声名显赫、研究资料近乎汗牛充栋的"鲁学" 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鲁迅的无尽魅力甚至魔力 。然而，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的鲁迅其小说集也不过三卷：《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共33篇。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如何实现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以及他小说自身内部的两次"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尤其是，他又如何通过小说叙事模式的嬗变来呈现他对"现代性"的独特认知与迎拒姿态？

某种程度上，叙事方式的更新和递进是小说演变的灵魂。如人所言，"对新小说来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体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者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叙事模式"是一个众说纷纭、流动不羁的概念，但在本文中，它是指从叙述人营构、叙事的策略等总和所提炼出的不同范式（paradigm）。如人所论，"叙事方式是一组手段和语言方法，它们创造一个故事中介者的形象，即叙事作品中所谓的叙述者"。

在我看来，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经历了可谓两次大的嬗变。一次是，如果将鲁迅从整体上置入"文学革命"的滚滚大潮中进行外部动态观照，他挟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威引领风骚，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从传统渐次步入现代的转变，主要是《呐喊》、《彷徨》为代表；另一次则发生在其小说内部，鲁迅以其《故事新编》部分实现了他更新小说叙事、创设小说类型的企图，尽管这背后可能掩盖了我们不得而知的更大的叙事创新与文体学野心。

比较而言，有关第一次转变的研究往往声势浩大、成果迭出。一般而言，几乎所有专论鲁迅小说的著述都或多或少的论及了《呐喊》《彷徨》的叙述创新及其转折意义；而第二次转变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尽管自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争议不断，但真正能将它置于鲁迅小说内部发展规律的平台上剖析，并指出其转捩与创新意义的研究极其罕见。 为此笔者的重点将适当向第二次转变倾斜，同时以巴赫金的小说性理论进行探究。所以本文的论述主要分如下三部分：1"小说性"理论的层面与可适用性；2鲁迅的力量，主要考察他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的角色；3狂欢：在意图与实践之间。主要探究《故事新编》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呐喊》、《彷徨》的叙事更新。早在1923年，茅盾先生就灵敏地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就连对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品）不无偏见的夏志清也认为，"短篇小说一开始却是非常成功的。给这一类型文学奠下基础的是鲁迅。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纯熟地运用了西方小说的技巧，与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法完全两样，因此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始祖。"

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也强调了鲁迅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人地位，"鲁迅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扩大了新文学的阵地，同时由于这些小说内容的深刻，表现的新颖……为新文学奠定了基础。"

不难看出，鲁迅作为现代中国小说鼻祖的位置是得到公认的，同样，他在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中也担当了类似角色。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如何实现的？

在巴赫金那里，"小说性"和转型期紧密相连 的，而现代中国小说的诞生本身就暗含了小说性的内在特征：杂语性、兼容并蓄等。清末民初转型期的新小说自然也不例外，"新小说却是从其它文学形式获得不少灵感。笑话、轶闻、答问、游记、书信、日记、叙事诗、见闻录等传统诗文形式的渗入小说，都曾对新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反过来，恰恰是因为此特质，小说也被推上了历史潮流的浪头，为人瞩目。王一川指出，"中国人的新型现代性体验是与新的生活语汇如全球化世界概念、来自西方的科技话语和现代器物名称等交融在一起的……小说由于能以散文体方式叙事、抒情和议论，还可以把诗体等其他文类兼容于自身之中，因此得以成为容纳现代生活新语汇的合适形式。因此，小说在表现新型现代性体验方面交上了好运，成为现代文学的主导或中心性文类。"

鲁迅的《呐喊》《彷徨》同样也体现出其丰富的现代性，甚至是先锋性。从整体上看来，他除了延续旧有的体式-情节小说以外，还开拓出"以写实性生活片断为结构主体的片断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命运线索为结构主体的心理小说"和"以特定的氛围渲染和情感、意蕴表达为结构主体的意绪小说" 等等。

"小说性"颠覆和解构的一面在鲁迅的《呐喊》《彷徨》中有非常醒目的表现，比如《狂人日记》。无论是反思国民性、痛陈封建礼义说教的罪恶都或具摧枯拉朽之气势，或意义深远绵长，在在令人省察。刘禾指出，"狂人日记却着重于中国历史的象征性病理诊断--暗含着西方规范的参照--它大大超出了任何个体心灵的字面解释" ，这无疑从内容上指出了其富含现代性的一面。王润华也在他的〈西洋文学对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的影响〉中缕述了果戈理疯人日记、迦尔逊《红花》和尼采察拉斯忒拉的序言等对《狂人日记》的叙事、内容、意义等的宏观的细微影响。

但需要明了的是，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反思和批判自我的态度和趋势，这当然也是后现代性得以发展的理由和空间之一。从此角度讲，鲁迅小说的现代性中也包含了另外一种独特的声音与反抗姿态，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鲁迅式的现代性"。显然，它包含了诸多复杂的指向和源泉：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熟谙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的独到品位及引领式论述 自然使他超越了许多时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毫无保留拥抱的幼稚，反而多了几分少见的本土式的冷静与成熟。李欧梵在他著名的《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探寻鲁迅的现代性的手法就是通过寻根传统却避开西方来展开。

鲁迅的通过译介和阅读外国小说以及留学日本的体验有使他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坚持"拿来主义"的博大胸怀。同时，"也正是文学传统中的核心层次的那些要素，才决定着新文学在发愤精神、史传意识、抒情风貌、意境美感、白话文体等诸多方面同中国古代文学发生着深刻的历史联系，呈现了文学历史连续性的许多有声有色、诱人追寻的生动具体的形态。"

如果通读鲁迅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小说主题的现代性表达似乎背离了现代性的原初语境，而更多呈现出对乡土中国的深沉又细密的关怀与缠绕，如《阿Q正传》、《故乡》、《祝福》、《孔乙己》等莫不如此。"毫无疑问，鲁迅的作品被看成是中国现代性意义最典型的表达……也许更重要的在于，鲁迅表达了一种乡土中国的记忆，这些记忆从中国现代性变革的历史空档浮现出来，它们表现了与现代性方向完全不同的存在。鲁迅在这里寄寓的不只是批判性，而是一种远为复杂的关于乡土中国的命运--那些始终在历史进步和历史变革之外的人群的命运。" 如果非要给这种逸出与背离以现代性的名义的话，那它应该是"鲁迅式的现代性"。

【小说的定义】

小说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

小说是作者对社会生活进行艺术概括，通过叙述人的语言来描绘生活事件，塑造人物形象，展开作品主题，表达作者思想感情，从而艺术的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我们称为典型人物；这个人物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出来的，他不同于真人真事，“杂取种种，合成一个”，通过这样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生活，更集中、更有普遍的代表性。小说塑造人物的手段可以是概括介绍，可以是具体的描写，可以写人物的外貌，也可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既可以人物的行动对话，也可以适当插入作者的议论；既可以正面起笔，也可以侧面烘托。小说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中心的。故事来源于生活，但它通过整理、提炼和安排，就比现时生活中发生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小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塑造与中心思想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在环境描写中，社会环境是重点，它揭示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人物的身份、地位、成长的历史背景等等。自然环境包括人物活动的地点、时间、季节、气候以及景物等等。自然环境描写对表达人物的心情、渲染气氛都有不少的作用。

简单地说，小说就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

许地山早期小说的基本特点？

（1）具有异域色彩，在作品呈现着馥郁清新的南国风情和异域色彩。

（2）作品大多具有人生多苦，乐天知命的宗教色彩。

（3）情节曲折，以爱情为线索。

（4）主人公是思想坚韧富有生活毅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