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文化论文

金庸这个思想的巨人的浓缩在于他那通过虚拟夸张的浪漫叙事透视现实人生的苦乐真谛和借光怪陆离的江湖传奇展示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的近九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中。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作者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而是通过对金庸小说形式和语言的论述，来探讨金庸小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和具有雅俗弹性的主要因原。

关键词：金庸小说形式语言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评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评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三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和兴奋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别，长期以来受到了诸多的非议。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新文化运动的作家对之极其不满。瞿秋白说：“武侠小说化解了人们的斗志。人们期待着英雄，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剑仙，尔等安心做奴才’”。茅盾更是断言：武侠小说是“纯粹的封建思想文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武侠小说被彻底禁绝达三十年之久。时至今日，大陆无数专家，学者仍然以谈武侠小说为羞。

有人曾给武侠小说下了一个定义：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还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可以无武，但不可无侠。

侠的起源，最早见于《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西汉太史公首创游侠列传。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信言，义者取焉”。司马迁认为，侠的特征是正直，重情，讲义，不畏强暴，锄强扶弱，不图报答。《史记》中有关游侠、刺客的史传散文，叙述了一大批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侠客，也成为武侠史传最早的完整篇章。

汉魏六朝的神怪笔记小说，为后世神魔，剑仙武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延续至唐代，因“传奇体”短篇小说的兴起，武侠性质的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武侠开始注重情节的发展，人物的传神，文采的变化以及环境的渲染。许多小说今天读来，仍拍案称奇，神思万里。如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的悲欢离合，聂隐娘中的神奇变幻等等，小说人物生动，结构严谨。唐代武侠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小说的成型期。话本小说的大量兴起，为白话武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水浒传》是一部武侠性质非常浓厚的小说。

明末到晚清，公案小说大批涌现，如《施公案》、《七侠五义》等。但小说中的侠已经成为辅佐清官、明君，为民除害的“带刀侍卫”，缺少侠的个性和飘逸。从武侠小说创作的技法来说，已经日趋完善。

民国以后，是旧武侠创作的高峰期。作者身份各异，小说水平良莠不齐，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寿民（还珠楼主）、王度庐、向恺然等人。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开武侠千古未有之奇，作者神思骋怀于宇宙之中。他以剑仙、神魔描绘出一个班驳陆离的神怪世界。王度庐的《铁骑银瓶》系列，哀艳婉约，玉娇龙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为后世作家写情开辟新路。

武侠小说发展到民国，已经表现出不可避免的消极面。它描绘出的侠义、剑仙世界远远背离现实，以纯粹的消遣吸引读者。更严重的是，许多涉世未深的少年沉溺于中，不能自拔，社会消极面很多；当时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当务之急是放下不切实际的空想，救国图存。在这种背景下，武侠小说理所当然受到一些专家，进步人士的抨击，这种观点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可是，武侠小说作为中华艺苑的一支，是无可禁绝的。它扎根于民间，它在传播中华文化，维系海内外同胞的血肉关系，功不可没，它满足了社会大众的景仰重情重义，救人水火的侠义行为的心理，它体现出社会弱势群体对公理、正义的向往和追求。

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多为中国古代，尤以宋、元之乱世为多，盖因乱世之中，人更加需要以武力证明自身价值。武侠小说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乃是以武学为中心，兼以中国古代医学、佛学、道家、易术及各种神秘学等。因此，武侠小说中人物的价值观，乃至于整部作品的精神基调，是建立在武学的基本思想上的。“武”，义为“止戈”，是以武力平息干戈。也就是说，习武的目的是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正义与邪恶在武侠小说中十分明确。

我很博学吧～

鲁迅生平: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鲁迅先生的风波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剪辫子”多少人经历过了，也写过了，但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风波却成功了，是因为鲁迅把握住了剪辫子这一具有历史特征的细节，并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真实没辫子还怎么生活？怎么见人？留辫子时代的社会心理秩序被打乱了，剪了辫子，心理上有了恐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推动了新的社会这一笔可谓光彩照人。赵七爷的一条辫子，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时代的变革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象；赵七爷的一条辫子，也生生道出了所有小人物的无奈：变革是上头的事情，小人物没有自主的权利，一个不小心还要人头落地，只能取中庸之道，明哲保身。其实在现实社会，我们很多人依然是“赵七爷”，或多或少有赵七爷的因子。

秩序、道德、审美标准的诞生。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

沈从文研究资料刘洪涛、杨瑞仁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

沈从文与湘西，刘一友，青海人民出版社

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刘洪涛，湖南教育出版社

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向成国，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韩立群，天津人民出版社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金介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果你有了研究资料，就知道要去找哪些书和论文啦。

传统文化和美德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加强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建设，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传统文化和美德对于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时代，传统文化和美德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让优秀传统文化美德走进生活。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漫长发展进程中积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纽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而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蓬勃生机、展现独特魅力、实现创新发展，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生活。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养浩然正气”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目标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修身立德”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天人和谐”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自强不息”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强不息是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不懈奋斗，战胜各种风险、经受各种考验的制胜法宝。自强不息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实践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性，积极向上，勇往直前，奋发图强。这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自古以来就受到广大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倡导。自强不息表现为自尊自信的品德，不卑不亢，有着独立的人格;表现为坚韧不拔、奋发图强，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悲观、不丧气，勇于开拓，积极进取;表现为志存高远，为着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执著追求等等。几千年来，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影响了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活动的走向，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

1.设计的概念： 是根据一定的需要发现和精心构造备选方案的活动。 2.现代设计的概念； 设计就字义来解释，是设想和计划的含义。现在所说的设计包括人类对自己将要创造的产品的前期构思，以及实现这个构思的整个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反映现代大工业社会的本质！ 3.艺术设计的本质； 1.是人类有目的性的审美活动。人类在进行艺术活动时有明显的目的性和预见性，是为达到某一明确目的性和预见性的自觉的行为。 2.是一种问题求解活动。设计过程就是以问题求解，寻找问题答案为核心，它是人们为满足一定需要，精心寻找和选择理想被选方案的活动。 3.是一种智能文化创造形态。设计表现为某种文化创造活动形态，而这是特定的文

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不是的。行业协会只是一个民间自发组织。

是国家级的，只是权威性和有效性。。。

是的，是国家级的奖

是的，是由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举办和评审的将

应该是的吧

作者姓名：宋献军

论文题目：控制水稻粒宽/粒重主效QTL的定位、克隆和功能研究

作者简介：宋献军，男，1974年3月出生，2002年9月师从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林鸿宣研究员，于2007年7月获博士学位。  

中文摘要

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养活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开展水稻遗传与育种研究一直成为许多国家近年来的重点。随着近年来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环境的不断恶化，粮食产量增加却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  而作物产量形成遗传机制研究可以促进高产分子育种研究。但截至目前，人们对作物产量的分子调控机制仍然知之甚少。

水稻产量的提高主要决定于三方面重要的因素：分蘖数、穗粒数和粒重。  控制分蘖数的基因Moc1的成功克隆和基因功能研究（Li等, 2003）揭开了人类研究粮食产量分子调控机制新的一页。  近年来还克隆到控制水稻穗粒数的QTL/基因Gn1a (Ashikari等, 2005)，并对其功能进行了研究，使人们对作物产量的形成机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与前两个性状相比，人们对控制水稻粒型和粒重的分子机制研究进展较慢。  尽管许多年来人们对有关此类性状QTL或基因的定位研究有很多(Tan等，。 2000；Kubo等，2001；Xing等，2002；Thomson等，2003；Aluko等，2004；Li等，2004a)，但它们的分子调控机理还未知。    Fan等(2006)对控制水稻谷粒长度/粒重QTL GS3进行了定位和克隆，该基因定位于第3染色体的着丝粒附近，其编码一种具有PEBP结构域的细胞膜蛋白，但其详细的功能研究未见报道。  至今对控制水稻粒型/粒重的相关QTL/基因的分子调控机制研究尚未见报道。

粒型（谷粒的长度、宽度及长宽比）是受多个数量性状基因（QTL）控制的复杂性状，对水稻产量和品质都有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索控制作物粒型/粒重的分子遗传调控机理，我们选择在粒重上有显著差异的水稻品种“丰矮占 1 号”（小粒籼稻品种）和“WY3”（大粒粳稻品种）为亲本材料，并以“丰矮占 1 号”作为轮回亲本进行多次回交，构建了作图群体；以谷粒的长度和宽度为研究性状，进行了初步定位、精细定位以及高精确度连锁分析研究。    最终我们克隆了控制水稻谷粒宽度和粒重的主效QTL GW2，并开展了相关功能研究，得到了以下主要研究结果：

1、初步定位了控制水稻谷粒宽度和长度的两个主效 QTLs（GW2 和 GL3），二者分别位于第 2 和第 3 染色体上。  

2、通过精细定位和高精确度连锁分析，我们将控制水稻粒宽的 QTL GW2定位在 8。  2kb 的物理区间内，其中只有一个候选基因，编码一个功能未报道的RING类型蛋白。  大粒基因位点与小粒基因位点在编码区存在三个碱基变异，其中二个变异不引起氨基酸变化，而另外一个碱基在大粒基因中发生缺失，引入一个提前终止密码子使蛋白翻译提前终止，大粒GW2蛋白减少310个氨基酸，该结果得到了体外表达蛋白实验的验证。    表明大粒表型是由于GW2的功能缺少而产生的。

3、GW2 的转基因水稻分析结果显示，当转反义表达载体的转基因植株降低GW2 的表达量时会引起水稻粒宽和粒重增加；当转正义表达载体的转基因植株增加 GW2 的表达量时会引起水稻粒宽变窄和粒重减少，表明GW2是水稻粒宽和粒重的负调控因子，同时证明成功克隆了控制水稻粒型的主效 QTL GW2。    

4、 RT-PCR 分析和 GW2 promoter-GFP 的转基因水稻的 GFP活性观察结果显示，该基因无时空和组织表达特异性；利用洋葱表皮细胞进行的GFP-GW2 融合蛋白亚细胞定位结果显示，GW2 在细胞质中表达。  

5、利用大肠杆菌表达的 GW2 活性蛋白进行的生化分析表明，GW2 蛋白在体外能够发生蛋白泛素化反应，同时结合GW2基因的测序结果，我们证明了GW2蛋白属于一类新型的 RING E3 泛素连接酶，表明GW2参与蛋白泛素降解途径。    

6。细胞学观测结果表明大粒基因位点比小粒基因位点增加水稻颖壳的细胞数目，从而促进颖壳增大，而细胞大小基本没有变化。表明GW2参与水稻颖壳的细胞分裂。

6、用分子标记选择方法选育得到了控制水稻谷粒宽度的近等基因系 NIL (GW2)（以丰矮占 1 号为背景），携带大粒亲本 WY3 的 GW2 位点的目标片段长度仅为 1。    4cM；相对丰矮占 1号，NIL (GW2)的谷粒宽度和粒重（增幅达49。8％）明显增加，从而引起单株产量显著增加，表明 GW2 在作物高产分子育种中具有应用前景。    

7、在已有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对 GW2 基因控制水稻谷粒宽度和粒重的可能调控机制进行了推测： GW2 蛋白作为一种新型的 RING E3 泛素连接酶参与泛素介导的蛋白降解途径，负调控水稻颖壳的细胞分裂；宽粒等位基因（WY3的 GW2 位点）由于发生提前终止突变失去相应的调控功能，其颖壳细胞分裂速度加快，导致颖壳变宽；宽的颖壳有利于胚乳的灌浆，最终导致谷粒变大。

中文摘要

阿多诺是德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奠基人，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否定辩证法思想，基于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将卢卡奇所开创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推向了极致，并构成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逻辑，对当下的哲学探讨仍有着重大影响。    

在通常的观念中，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意味着对传统哲学和现代文明的单纯否定和悲观态度，因此可视其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不仅如此，人们认为阿多诺的哲学思维始终追求一种非连续性或断裂性的效果，因此是拒绝系统化阐释的。  本文在占有和深入研读大量阿多诺哲学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围绕形而上学批判这一当代西方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深层逻辑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这一工作克服了以往对阿多诺哲学的单一化理解，丰富了其在国内学界的理论形象。  这一阐释表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尽管对传统形而上学做出了极为激烈的批判，但不仅其核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内在于这个传统，而且他的批判也正是以保存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为目的的。阿多诺的批判中包含着拯救的要素，可以说是一种拯救性的批判。    本文力图在阐明阿多诺思想的否定性要素的同时，发现并突出其肯定性要素，以准确而具体地把握其真实的哲学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否定辩证法对当前哲学的特殊意义。

本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阿多诺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批判，第二部分阐述这种形而上学批判的社会内容，第三部分则是在表明阿多诺的真实理论立场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其与哈贝马斯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  

第一部分本文认为，阿多诺哲学立场的辩证性质源于形而上学本身的辩证结构，而阿多诺又将这种辩证结构追溯到形而上学的对象——概念之中。  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物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相应地，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重目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目的是通过概念的抽象，把握永恒的、普遍的真理，但其隐秘的目的则是试图借助概念的手段来拯救流变的感性世界的内容。    “第一哲学”对最高、最普遍原理的追求，充分表达了形而上学的公开目的，但这却必须通过对非概念物的压制和排斥来实现。而阿多诺表明，在第一哲学的体系中，非概念物始终是不可清除的，它标志着唯心主义原则的不可能性，并为走向一种新的唯物主义提供了可能。  否定辩证法的批判始终立足于形而上学内在矛盾，并可以被视为形而上学的某种延续。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否定辩证法揭示出认识论问题的基本矛盾，即起源和有效性的矛盾。在阿多诺看来，形而上学的原理中包含着认识论问题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探索方向：一是致力于探索知识的最初的、最直接的起源，一是致力于追求最高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传统的认识论过度强调后一方面，并试图将起源的要素强行统一于有效性之中。  阿多诺认为这实质上是排除了起源的要素，从而知识就被限制在主体的抽象范畴之内，被降低为同语反复。要克服这种认识论就必须“回到起源”，但这不意味着对起源要素的片面强调，而是寻求二者的和谐统一，探索“认识的乌托邦”。  

从辩证法史的角度看，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辩证法都服务于形而上学的公开目的，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则试图对这个传统作一次“规定了的否定”。  与通常的理解不同，本文认为这种否定并不是所谓“彻底的否定”、“绝对的否定”，因为其本身已经包含了肯定的要素。  因此，作为这种否定的结果的“非－同一性”就不意味着完全抛弃同一性，而是改变了同一性的性质。立足于非－同一性，辩证法的范畴如中介、时间性等就获得了新的意义。  阿多诺的这一思想来源于马克思所开创的当代辩证法传统，代表着形而上学批判的辩证进路。  这一进路与海德格尔所代表的现象学的进路不同，它并不试图替换掉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框架，以“克服”形而上学，而是深入形而上学的辩证本质，寻求其内在的超越；这一进路也与实证主义的进路不同，它并不是固执于直接感觉经验的内容而将形而上学宣布为“无意义”，而是在寻求抽象的概念与感性内容的辩证统一。    

第二部分本文阐明了学界仍未充分注意到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并在此基础上表明阿多诺的哲学批判与社会批判的逻辑联系。其实，阿多诺的哲学批判本身就包含着实践的内容，因为形而上学本身就包含着“实践”的要素，或者说，形而上学本身就具有在人类的生活中实现自身的机制；在当代社会，形而上学的原理已经成为了统治着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因此形而上学批判必定包含了社会的批判。阿多诺一方面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也强调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和批判性。从而他就反对无理论的盲目实践，也反对无实践的空洞理论。因此，面对当下的现实，批判理论才是合理的选择，它具有理论的独立性，但又积极介入现实，直接地就是一种实践。    

在社会批判的层面，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表现为意识形态批判，其典型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在他看来，启蒙就是形而上学的实践。而在这一过程中，贯穿着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在古老的神话之中已经包含着启蒙的要素，而当代社会的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  启蒙的目的是驱除蒙昧，使主体获得自由和独立，而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中，这种自由和独立却必须通过服从来实现。  但阿多诺并不像尼采那样，从这种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走向一种非道德，而是主张一种新的道德。  总之，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并非如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对现代文明单纯的否定和拒绝，它的实质乃是理性的再次启蒙，是启蒙精神的延续。

再次启蒙所指向的，便是阿多诺的乌托邦观念。这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对马克思的解放精神的继承。    不过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所指向的是一个具体的目标，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阿多诺认为解放实质上是一种理论批判的结果，在于打破和否定统治着当代社会的同一性逻辑。  但是阿多诺却不能正面地说出这个理想性图景，而只能借助形而上学的语言，以否定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  这说明阿多诺的乌托邦思想为形而上学打开一个向外的缺口，却不可能完全脱离形而上学。  因此阿多诺理论批判的目的并不真正地指向一个彼岸世界，而是寻求形而上学自身的改变。

第三部分阿多诺的形而上学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拯救和保存，因此在他那里，形而上学是尚未结束的。    但是在其效应史中，由于各种强烈的划时代的要求，这种拯救的要素并没有得到强调，并造成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片面理解。

哈贝马斯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是近代“意识哲学”范式的可能性枯竭的标志，批判理论甚至整个哲学的发展就必须转向“后形而上学”，其实质就是以主体间性代替主体性，以交往代替和解。    本文认为，哈贝马斯不仅没有深入到形而上学的辩证结构之中，对阿多诺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因此就不能认真对待形而上学批判中的拯救性目的。哈贝马斯并没有因此而走出形而上学，相反，主体间性、生活世界这样的范畴恰恰将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性要素重新吸纳进来。  相对于哈贝马斯的这种外在批判，阿多诺的内在批判表达了更为深刻的见地。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相似性。二者都将现实的统治追溯到形而上学的统治，并对形而上学展开了批判。  后现代主义试图全面否定形而上学，以达到划时代的要求，而阿多诺则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否定中包含着肯定。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宣布主体死了，阿多诺则在批判主体性的同时，坚持着主体－客体的问题框架；后现代主义者声称解构形而上学，回到形而上学“之前”的状态，而阿多诺则试图通过反思达到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状态；后现代主义者追求绝对的多元性，而阿多诺则寻求一种非同一性中的“同一性”。    所以，二者的根本哲学立场是不同的。

过去20多年，ENSO（El Niño-南方涛动）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ENSO预测是目前短期气候预测中最为成功的。目前一些预报系统已经开始了实时的ENSO预报，并且其预报水平可以达到6～12个月的可信度，其中包括了经验性模式和物理耦合模式。  这些物理耦合模式在复杂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从中等复杂程度耦合模式（ICM）到混合型耦合模式（HCM），以及复杂的耦合环流模式（GCM）。  即便如此，这些模式的单一确定性预报结果仍然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说明确定性的模式预报结果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不规则性和噪音的存在，即使很短时间的ENSO预报也存在着很明显的不确定性。  为了尽可能的降低ENSO预测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采取集合概率预测的方法加以弥补。  

集合预报在数值天气预报中已有了很好的研究和应用，但是在ENSO概率预测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大部分研究着重于初始扰动（不确定性）对ENSO预报的影响。  同时模式物理过程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集合预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研究中考虑较少。在本文，我们尝试利用一个中等复杂程度耦合模式来探讨ENSO集合预测的方法，同时综合考虑和分析初值的精确性，初始不确定性（初始误差），以及预报过程的不确定性（模式误差）对ENSO集合预报的影响和作用。    

1。 通过合理的考虑模式误差的作用，有效的防止了集合Kalman滤波（EnKF）同化中常见的“滤波发散”现象的发生。相比目前其它一些简单的假设背景误差是固定的、不随时间变化的资料同化方法，EnKF通过提供“流型”和“局地”依赖的背景误差的估计，EnKF能够最优的使背景场逼近新的观测信息，得到更加精确合理的分析场和预报场。    但是由于EnKF是利用一组预报样本来统计背景误差协方差矩阵，如果没有模式扰动或预报样本的膨胀，预报样本的离散度会迅速缩小，导致集合同化方案不起作用（亦即“滤波发散”现象）。  

在本文，我们采用“将随机误差直接加入到模式方程右端”的方法，利用一阶马尔科夫随机模式来模拟模式误差。  这种方法对于没有外强迫的模式非常便利，比如海~气耦合模式。在耦合模式的模式误差主要来源于模式的不完美所造成的假设下，我们定义模式误差为预报结果对观测的偏离（不考虑观测误差）。  我们首先考虑了模式模拟的对海气耦合过程起关键作用的变量——海表温度（SST）异常，利用马尔科夫随机模式将随机组分加入到SST异常模式中来随机的扰动模拟的SST异常场。  通过验证，该随机模式通过合理的保持模式变量的集合样本之间的离散度，可以有效的防止“滤波发散”，提高EnKF的同化效果。  

2。 对于集合预报，我们利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生成初始的集合样本和模拟预报过程中的模式不确定性。首先，我们利用EnKF资料同化系统为ICM提供100个样本的集合初始场。  初始的各变量间的背景误差协方差矩阵在一系列同化循环之后能够与观测误差协方差矩阵适应协调起来。  同时初始集合样本的标准差空间分布特征与观测误差的空间分布比较一致，说明每个初始样本都可以代表一种观测出现的可能性。并且初始的集合状态变量与模式和观测都是动力协调的。

其次，利用经验正交函数（EOF）方法，在同化过程中使用的线性、一阶马尔科夫随机模型被进一步的修改和扩展成预报12个月的模型。    该模型同样被嵌入到ICM的SST异常模式中来模拟12个月集合预报过程中的模式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将这种综合考虑初始误差和模式误差的集合方法应用到ICM中预报在热带太平洋的SST异常。  后报试验从1975～2004年共30年的每个月都开始预报12个月，同时把预报结果与相应的观测资料和原始的确定性预报结果相比较。  

最后，对于集合预报结果的检验包括了确定性预报检验和概率预报检验。  确定性预报检验包括了相关系数和均方根误差。在概率预报检验方面，包括Talagrand概率分布检验、高斯分布检验、离散度检验、Brier评分检验、相对作用特征（ROC）检验的统计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该集合预报方法是合理可行的，通过该集合方法明显的提高了ICM的确定性预报水平，集合预报系统也有较高的概率预报技巧，对确定性预报是一个完善和补充。    

3。 基于30年的集合后报结果，我们针对ENSO预报领域两个比较热门的研究问题，即“春季预报障碍”和预报误差对ENSO预报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该集合预报系统在不同季节的预报性能，以及集合预报系统中所采用的预报误差（初始误差和模式误差）方案对ENSO预报水平的影响。    对于季节可预报性而言，确定性的样本均值预报仍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而对于概率预报而言，集合预报系统的预报性能没有明显的季节变化，消除了“春季预报障碍”。

关于预报误差的影响，EnKF同化结果提供的作为确定性初始场的样本均值是一个最优估计，并且初始扰动对确定性预报水平的改进几乎无作用；EnKF同化方法相比原始的初始化方法能够提供更加协调的初始场，提高预报技巧；预报过程的模式误差扰动能使样本均值平滑掉一些不可预报的噪音，进一步提高样本均值的预报技巧；如不考虑预报过程的模式误差，EnKF提供的初始不确定性会在较短的预报时间内迅速减小，样本的分布不能够表征预报均值的误差；考虑预报过程的模式误差可克服这一点，从而大大提高集合预报系统的概率预报技巧。    

4。 为了检验我们的集合预报系统在更长的时期（更大的自由度）的可预报性，我们将只用SST观测资料做初始化的集合预报方法应用到过去120年的集合后报试验中，同时分析其在不同时期的年代际预报性能。  检验结果表明：预报样本均值的确定性预报水平仍明显高于确定性预报，样本均值能够提前12个月对强度较大的ENSO事件做出正确的预测；确定性分析（相关系数和均方根误差）和概率预报分析（Talagrand分布和ROC面积）表明集合预报系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年代际变化；集合预报系统的概率预报性能随季节没有明显的变化。    

5。 为了进一步能将更多种观测信息同化入模式，为模式提供更加精确的初始场，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扩展和改进了集合同化过程中的随机误差模型，将其从单变量（SST异常）模型拓展到双变量（SST和海表高度（SL）异常）模型，资料同化方案同样也扩展到能够同时同化SST和SL异常观测资料。    为了能够得到随机误差模型中两个变量协调、平衡的系数，我们采用多变量的经验正交函数（MEOF）方法来分析变量SST和SL异常的模式误差属性，并将改进的马尔科夫多变量模型嵌入到ICM的动力海洋模式中来模拟模式的不确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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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神经系统的发育，从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开始，然后迁移到特定位置，最后形成正确的网络连接。在这个过程中，神经细胞迁移是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灵长类动物的前脑中有109个神经元参与迁移，最长的迁移路径可达数厘米。  这些神经元通过迁移到达特定位置，聚集成核团或是形成分层结构，为形成正确的回路做好准备。  

根据发生迁移时所处的发育阶段，可以把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细胞迁移分为两类：胚胎期发生的迁移和生后进行的迁移。  前者以室管膜区（ventricular zone， VZ）刚成熟的神经元的迁移为代表，这与大脑皮层、脊髓背角分层等有关，这些过程基本都在胚胎期即完成。  而后者包括小脑颗粒细胞从外颗粒层迁往内颗粒层、前脑亚室管膜层（anterior subventricular zone, SVZa）神经元经头端迁移流（rostral migratory stream, RMS）迁往嗅球成为中间神经元等。  这些迁移过程是在生后完成（如小脑颗粒细胞迁移）或是终生发生（如SVZa往嗅球的迁移）。  根据迁移过程中神经元与胶质细胞的相互作用大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胶质细胞导向的迁移(glia-guided neuronal migration)，另一类是不依附于胶质细胞的切向迁移(tangential migration)。  

在中枢，神经细胞完成迁移要涉及三步：神经元命运的决定并开始迁移，这是迁移起始的问题；神经元沿特定的途径和正确的方向迁移，这是迁移导向的问题；神经元到达恰当位置停止迁移并开始参与该区域的构筑，这是迁移终止的问题。    在这三个阶段，不论何种迁移形式，都涉及到许多分子机制。对于迁移的导向问题，在无胶质导向的迁移中，在迁移途径（如RMS）的外围有排斥迁移的信号分子（如Slit），而在迁移途径中有一些相关分子促进迁移（如PS－NCAM、Ephrin等），从而实现限制其迁移的空间位置的作用。    在有胶质导向的迁移中，原先认为导向作用可能仅由胶质细胞完成，但实验表明仅有放射状胶质存在，不足以决定神经元的迁移方向，在同一胶质纤维上可以看到相向或相背或来回迁移的神经元，这表明胶质细胞导向的放射状迁移中也应该有导向分子在起作用。  

相对于研究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问题，轴突生长锥的导向更早吸引了研究者的兴趣。  一个世纪前，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Ramon y Cajal就曾通过观察染色的神经组织作出描述：神经轴突顶端的生长锥应该能表现出一种运动的活性，并且应该和外周的白细胞趋化一样受到靶组织的吸引或是排斥。  近20年来关于轴突导向的分子研究完全证实了Ramon y Cajal的描述，大量的吸引和排斥的分子和它们的受体被发现，许多内在的机制也一点点被揭示。  这些导向因子包括最经典的导向因子（Netrins, Slits, Semaphorins, Ephrins），神经营养因子（BDNF, NGF），胚胎发育中的成形素（morphogen， 包括Wnt, BMP, Shh）等许多分泌形蛋白和固定在膜上的蛋白。  

有趣的是，这些导向因子几乎也都参与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作用。  而对脑片上和培养的神经细胞迁移的观察发现，迁移中的神经细胞的前方总有一个前导突起（leading process），前导突起的顶端总有一个类似于轴突生长锥的活跃结构，习惯上也称之为生长锥。  在迁移运动中，前端生长锥的运动和神经元胞体的运动有很好的协调。还有观察发现，Netrin-1对迁移细胞的吸引作用可能是通过对突起的吸引来实现的。  这一切都提示了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和生长锥的导向可能有内在的机制联系。  一个有趣的假设就是：神经细胞的迁移中，导向分子的作用是通过前端生长锥的感受，然后通过一个长距离的从生长锥到细胞胞体的信号协调整个神经元的运动。当然，也可能胞体独立感受导向因子作用，而与生长锥无关。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用打散培养的小脑颗粒细胞为模型，观察体外迁移的单个颗粒细胞的生长锥运动和胞体运动，以及它们对外界排斥因子Slit的反应。

在神经细胞迁移和轴突导向的研究中，发现钙离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分子。  钙离子的不对称分布对吸引和排斥的轴突导向、神经细胞迁移有关键作用。  而钙离子的自发振荡也与生长锥的延伸和神经元迁移的速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论文研究了钙离子信号在传导从生长锥到细胞胞体的长距离信号及神经元迁移导向中的作用。  

论文描述的实验中使用已知对神经细胞迁移有排斥作用的分子Slit-2来诱导迁移的翻转。Slit最早于1984年由Nüsslein-Volhard与Wieschaus在对果蝇的突变研究中发现，当时仅发现Slit主要在胚胎中线表达。    而对Slit功能展开的研究起于1998年，先是发现其受体Robo（roundabout）突变型果蝇的中线处交叉神经元的导向发生缺陷。1999年的一系列遗传和生化的研究又发现，分泌性因子Slit正是Robo的配体，Slit－Robo信号起到了排斥一些轴突，使之无法穿过中线的作用。    近来的研究还表明，robo的表达调控对穿过中线的轴突的不再返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仅在轴突导向上起到排斥的作用，Slit还对SVZa迁往嗅球的神经元的迁移有排斥作用。  体外共培养在胶质细胞上的小脑颗粒细胞的迁移也能受到Slit的排斥。之后发现在外周循环系统中，Slit对具有趋化性的白细胞的迁移也有排斥作用。  

通过原位杂交分析发现，在P0的大鼠小脑中，Purkinje细胞有Slit-2表达，而在外颗粒层的颗粒细胞表达其受体Robo2。  猜测这时候Slit-2的排斥作用可能是防止颗粒细胞过早地发生向内颗粒层进行迁移。

在实验中，通过显微镜实时观察的方法，观察了在排斥因子Slit的浓度梯度下，培养的小脑颗粒细胞的迁移行为，仔细分析了前端生长锥和胞体的运动协调。    通过钙离子成像的技术，研究了在Slit作用下细胞内的钙信号的变化。还通过转染外源性DNA、生化测活和活细胞FRET技术，检测了调节细胞骨架的中心环节——Rho家族鸟苷三磷酸酶在Slit引发的迁移变化中的参与。  

通过研究发现前端生长锥承担了感受Slit-2的主要功能，然后这一信号通过从生长锥到胞体的长距离细胞内钙离子波信号传递到胞体，并引发了整个神经细胞迁移的翻转。  此外，还发现迁移的颗粒神经元的前方聚集了丰富的RhoA蛋白，在钙波信号引发的迁移翻转时RhoA的活性是必须的，而且活性的RhoA在迁移翻转过程发生了重新分布。  因此，RhoA的重新分布可能是Slit-2引发的钙波信号的下游，并进一步负责调控细胞骨架成分的动态变化。    

通过施加微浓度梯度和活细胞实时荧光标记观察等手段，对单个神经细胞受导向进行迁移的分子机制进行研究，排除了许多细胞间的干扰因素，使得研究细胞内机制更为方便。  目前，研究神经细胞的迁移仍然是国际上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有待揭开。而这些研究对于探索神经系统复杂的发育规律和提供损伤修复的手段都有极大的意义。

葡萄酒在德国已经形成特有的文化韵味，仲夏刚过，产酒区的人们就欢欢喜喜筹办每年一度葡萄酒节，这是各个葡萄酒厂家展示他们的产品的好机会，借着秋阳，人们合家出游或与亲朋相约，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品尝好酒，享受美好生活。  每年推出的葡萄酒公主更增添了风采。 德国葡萄酒产区也是游人驻足之处，温和的气候，美丽的风光，地杰人灵，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每年葡萄成熟的时候，游人如织。在以雷司令为主要种植面积的莱茵高地区的著名城市吕德思海姆，座落在莱茵河畔，河岸风景秀丽，沿街各具特色的酒家栉比，无论走到那一家都能尝到上好的美酒。   德国的空气中弥漫着音乐，德国葡萄酒文化也与音乐生活紧密相连。在葡萄酒产区常有定期或不定期的音乐演出，尤其是夏天，在音乐厅和周围的教堂都举办各种各样的音乐会，露天音乐会也在这时登场，例如著名的葡萄酒产区莱茵高在夏天将第一流的演奏家和古典及现代音乐乐团汇集一堂。    有的音乐会还在门票中包括晚餐或一杯葡萄酒，人们一边品酒一边欣赏音乐，令人难以忘怀。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别，长期以来受到了诸多的非议。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新文化运动的作家对之极其不满。瞿秋白说：“武侠小说化解了人们的斗志。人们期待着英雄，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剑仙，尔等安心做奴才’”。茅盾更是断言：武侠小说是“纯粹的封建思想文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武侠小说被彻底禁绝达三十年之久。时至今日，大陆无数专家，学者仍然以谈武侠小说为羞。 有人曾给武侠小说下了一个定义：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还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可以无武，但不可无侠。 侠的起源，最早见于《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西汉太史公首创游侠列传。他说

武侠小说之中道，自由出入于有无之际。有者，小说结构完备严整，内涵博大精深是也；无者，小说文势无拘无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总体来看，十四部作品以《书剑恩仇录》为宗本，一出手就显大家风范，此为金庸武侠小说之基，太极是也。由此生发相反相成之两仪：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两书势分正奇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珠联璧合，犹如两仪剑法，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双剑合璧，乃归于倚天屠龙记，又一太极也。由此又生发两仪：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经典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天龙八部堪称至法、至正、全有，包罗万象，武侠中之哲学；笑傲江湖堪称无法、至奇、妙无，随意挥洒，武侠中之诗。至法无法，至正至奇，全有妙无

呵呵！好像两次世界大战就反了一切了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反社会或反文化、反人类如何定性？

《圣经》这是反人类的，说人是上帝造的，其实上帝才是人造的，也是反社会反文化的。让人们什么也没干，就听它那个。

从自身加强国学知识，提高中国文化的做人修养，体味中华文化的美态价值，用行动继承中华文化的崇高气节，有内发的这种中华文化修养，用这种气质自然会感染社会，创造光大的未来。重在行动。

O(∩_∩)O哈哈~我去年才写了一篇····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