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文学主张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花

靖

超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

［摘要］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关注的台湾作家之一。其作品不仅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更有自身的特色。总体而言，白先勇小说有三个创作特色：“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具体来说:（1）白先勇的个人经历对其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使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传统于现代；（2）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悲剧性方面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3）在历史流变下的“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以及异域文化下的生存和放逐的视角下，白先勇小说富有感伤主义色彩。［关键词］白先勇；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0)02--04

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有代表性的现代派

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注目的台湾作家之一。他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其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1958年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金大奶奶，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多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后陆续汇编成册，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嫡仙记，长篇小说《孽子》，《夜曲》，骨灰以及其他散文和戏剧作品。

作为台湾现代派的领军人物，白先勇的作品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那就是注重“描绘人与人性，注重发掘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复杂性。在艺术上，从西方输入虚无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广泛采用意识流，暗示，象征等手法。”[1]但是他与其他现代派作家如欧阳子，於梨华等人相比有其独特的地方，用王晋民先生总结的话来说，只有十二字：“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2]。正是由于这样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使白先勇成为台湾文坛上的一株奇葩。近年来有关白先勇的评论文章很多，但大多数都侧重于介绍他的生平和创作情况，或者是针对他的作品中某种倾向进行评论。本文试图系统地梳理一下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一、将传统溶于现代，将西方溶于中国

（一）个人经历的影响

白先勇，193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其父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自小他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在《蓦然回首》中他将少时给他讲演义的厨子老央看作是自己小说的启蒙老师。后随父定居台湾，受到中学国文老师李雅韵的影响，她为他“启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白先勇“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3]。

1957年他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接触到欧美文学，他说：“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

洋文学的桥梁。”[4]，正是有着如此优秀的老师和同窗，

如此得天独厚的文学氛围，他如鱼得水，广闻博识，阅读、翻译、创作是他当时生活的主题。1960年，白先勇与同学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毕业后，赴美后研读的也是小说创作，而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出一种认同危机，以至在课堂上学的是西洋文学，在图书馆借的多是中国各方面的书，他开始对自己内心进行深度的探究和反思，开始了对自我的发现和追寻。

正是这些经历使他的小说中糅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和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将传统融于现代，将西方融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特色在其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继承传统技法

白先勇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风格，尤其是受《红楼梦》的影响。他的小说基本上以写实为主，注重人物、环境，以及细节的描写，常用细腻的手法对日常生活进行真实地描绘和刻画，以此来表现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特征。

在选材上他常会选取日常生活中很细小的事情来刻画各色人物，揭示重大的主题。比如岁除描写的是除夕夜一个仕途不顺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在朋友家借酒消愁；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描写的是台湾夜巴黎舞厅一个晚上发生在金大班周围的事情和她对往事的回忆；思旧赋描写的是冬日黄昏两个老仆妇对旧主的追忆及对现状惨淡的诉说；《游园惊梦》描写的是钱夫人参加窦夫人举办的家庭晚宴等等。而像《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孤恋花》、《花桥荣记》这一类小说也止于对生活片断的描写。他很少会去写一些重大的事情或是极曲折的情节、强烈的冲突，而是像这样“以小见大，平中见奇”[5]。

在刻画人物上他笔触细腻，塑造了自“上”到“下”众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他极善于对人物所处的环境、外貌衣饰、言谈举止进行描绘，寥寥几笔就使人物栩栩如生。比如对尹雪艳的冷艳，他写到：

“月白短袖的绒棉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脚上也是月白缎子的软底绣花鞋，鞋尖却点着两瓣肉色的海棠叶儿，为了讨喜气，她破例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而耳朵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冰雪化成的精灵”。（《永远的尹雪艳》）[6]

对窦夫人的矜贵，他写到：

“穿了一身银灰洒朱砂的薄纱旗袍。足上也配了一双银灰闪光的高跟鞋，右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只莲子大的钻戒，左腕也笼了一副白金镶碎钻的手串，发上却插了一把珊瑚缺月钗，一对寸把长的紫瑛坠子直吊下发脚外来，衬得她丰白的面庞愈加雍容矜贵起来”

（《游园惊梦》）[7]

再如梁父吟中对朴公书房的描写，陈设十分“古雅”，“靠窗左边是一张乌木大书桌，桌上的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玉鲤鱼笔架，一块天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翻得起了毛的线装《资治通鉴》。靠窗的右边，有一个几案，案头搁着一部大藏金刚经，经旁有一只饕餮纹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炉内积满了香灰，中间还插着把烧剩了的香棍”[8]。说明他是极为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这样细腻地对人物服饰、所处环境、举止言谈进行描写来刻画人物，从小中见大，从平中见奇，从而使得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三）融传统于现代

白先勇的小说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技法的基础上，也将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融入其中，使得其作品有着不一般的特色。

他在注重对现实的描绘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从而将角色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是内心独白，如《国葬》中秦义方的内心独白，“长官直是让这些小野种害了的！他心中恨恨的咕噜着，这些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哪里懂得照顾他？只有他秦义方，只有他跟了几十年，才摸清楚了他那一种拗脾气。”“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

事了。”[9]

从他的这些似自白似唠叨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主人的忠诚和那种近乎母性的卫护的心理。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写到金大班即将离开风月场去当老板娘的前一晚，“在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的滚，才找到个户头，也就算她金兆丽少了点能耐了。当年百乐门的丁香美人任黛黛下嫁棉纱大王潘老头儿潘金荣的时候，她还刻薄过人家：我们细丁香好本事，钓到一头千年大金龟。其实潘老头儿在她金兆丽身上不知下过多少工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那时嫌人家老，又嫌人家有狐臭，才一脚踢给了任黛黛。”[10]这里虽然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形式，但却是作者从金大班的意识角度去介绍阐述的，是她间接的心理独

白，是这个在风尘中沉浮了几十年的女人鄙夷和不甘的心态的一种淋漓的呈现。

白先勇的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大胆且适当地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这在他的著名的短篇小说《游园惊梦》中表现得尤为出彩，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翻版。白先勇曾称，《游园惊梦》里的意识流是他同时受到英美小说家的影响，尤其是福克纳、凯瑟琳·安·波特等人的影响。

小说以钱夫人蓝田玉赴宴为中心，详细地描写了她在宴会上五次对昔日南京的荣华富贵的回忆，涌现出明显的意识流色彩，每一次的回忆都是蓝田玉心底的呓语，那些深埋她心底的令人心痛又神驰的激情，随着昆曲游园、《惊梦》音乐和剧情的发展，如抽丝剥茧般呈现出来。意识的流动勾连出几十年前的痛楚往事，与今时相对照，不由让人感叹“人世的‘流动’和命运的转迁”[11]，而钱夫人的意识流动成为了整部小说情节的推进拓展的一个基点。

除了意识流外，白先勇在其作品中还大量地运用了象征、意象、暗示、精神分析等现代派技巧，有些评论者称赞他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12]，由此可见一斑。

二、泣血般的悲剧色彩

悲剧是一种审美境界，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生命中充满了悲剧，历史也充满悲剧，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正是这种悲剧的崇高性，才引起很多哲人作家的关注，并把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历史、文明等称为悲剧精神。白先勇的小说正是用一种个人生命的悲剧，从而来向读者展示的是一种历史的悲剧，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个人无法掌控自身命运，随波逐流的内心挣扎。

“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靡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靡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当海派文学的渊源时，似乎很难摆脱这样两种文化的同体现象，也可以说是“恶之花”的现象。但上海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不一样，巴黎从来就是世界文明的发射地，它的罪恶与灿烂之花产生在自己体腔内部，具有资本主义文化与生俱来的强势特性，它既主动又单一，构成对他者侵犯的发射性行为，而在上海这块东方的土地上，它的“恶之花”是发酵于本土与外来异质文化掺杂在一起的文化场上，接受与迎合、屈辱与欢悦、灿烂与靡烂同时发生在同体的文化模式中。本土文化突然冲破传统的压抑爆发出追求生命享受的欲望，外来文化也同样在异质环境的强刺激下爆发了放纵自我的欲望，所谓的海派都市文学就是在这样两种欲望的结合下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个性。

由于上海是一个中西文化不断冲撞的开放型的城市，也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欧化的传统，所以海派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与“西方”密切相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消费圈子，而普通市民在海派小说里只是作为消极的市侩形象而出现。在40年代大紫大红的张爱玲，是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学教育长大的女作家，但她一开始创作就有意识地摆脱新文学的西化腔，自觉在传统民间文学里寻找自己的发展可能。

上海这样一种移民城市，它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是随着移民文化逐渐形成的，它本身没有现成的文化传统，只能是综合了各种破碎的本土的民间文化。与农村民间文化相比，它不是以完整形态出现的，只是深藏于各类都市居民的记忆当中，形成一种虚拟性的文化记忆，因而都市民间必然是个人性的、破碎不全的。张爱玲头一个捡拾起这种破碎的个人家族记忆，写出了〈金锁记〉〈倾城之恋〉这样的海派风格的作品。由于张爱玲对现代性的来临一直怀着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与古老家族衰败的隐喻贯穿了她的全部的个人记忆，一方面是对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又一方面是对享乐的稍纵即逝的恐惧，正是沦陷区都市居民沉醉于“好花不常开”的肺腑之痛，被张爱玲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给以深刻的表现。张爱玲对都市现代性的靡烂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并消解了两种海派的传统，独创了以都市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海派小说的美学。

张爱玲对自己的写作是有清晰定位的。在《自己的文章》里，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她这样说，其实是有所指的，暗含着对左翼文学的批评。因为是注重于表现人生中安稳、和谐的一面，所以她在美学风格上更喜欢一种苍凉的美感，而不是斗争和飞扬的壮烈或悲壮，苍凉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是葱绿配桃红的形式感，可以给人更深入的回味。她说对于这个没有完成的时代，“我以为参差的对照手法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它“较接近事实”。 因为有着这样的自觉追求，张爱玲的作品对现代中国的表现便有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视野和想象力，她旨在表现一个过渡时代或者说正在崩溃中的时代的新旧杂错的复杂面相。在她对新旧杂错的表现中体现了一种孟悦所说的独特的“现代感”，这种“现代感”首先为一种与左翼不同的利用特定形象、物像和景观所形成的表现力。张爱玲非常注重对任务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物质境遇的描述，而这些“物”本身是包含有意义在内的，孟悦把这种手法称为“意象化叙述”。其意义在于：那种有意味的物质和空间形态提供了比“自然”意义上的“现实”更多的东西：它们为转型中的社会提供了景观，使社会生活形态像“文本”那样具有了可读性。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有特色的空间形象：一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一是相互参照的文明“地域”。张爱玲的人物分布并游动于几种意义不同的空间里，标志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领域。一种空间是封闭性极强的，“内室”，公馆，后花园，楼上，卧室等，这是一个传统社会的空间，封闭，压抑，腐朽。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公寓和街道。公寓生活记趣里说，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是私人性和自我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它对个人起着一种庇护作用。街道则是张爱玲所喜欢的另外一个日常空间形象。街道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有着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永远是生机勃勃的，是人们聚集、交流的场所，它的嘈杂、喧嚷本身就像是世界和人生的一个缩影。在道路以目和中国的日夜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街道给个人与群体、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平衡提供了条件。在对这两类不同的空间的描述中，张爱玲呈现了一个参差不均地分布着“传统”与“现代”各种因素的地域空间——半新不旧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景观。

所以，在张爱玲笔下，“现代”是落实在实实在在的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一种不干不净、甚至有点屈辱和难堪的转变，而不是那些表面上的时髦的符号上。在这一点上，她和新感觉派是很不一样的。新感觉派总是爱写舞厅、跑马场、咖啡馆、电影院、摩天大楼、汽车等这些时尚性的符号，好像只有写这些才能表现出中国的“现代”来。而张爱玲的高明就在于她看到了中国独特的现代性的真实面相，是一种暧昧的新旧杂错。

张爱玲给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命名为《传奇》，但是她的小说所写的却只是“凡人”，是“生老病死”和“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是“人生安稳的一面”，换句话说，这样一些东西是完全无奇可传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奇”是来自于参差参照的目光，《第一炉香》里，殖民地香港对于从上海过来的葛薇龙来说，是一个奇幻的地方，而《金锁记》所描述的其实是传统家庭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放在过去，也是无奇可传的，但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则是传奇了。但是，另外我们也可以说，这里面包含着张爱玲对于现实和人生的一些独特感悟。在张爱玲看来，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乱世，现实生活与人们的经验知识之间出现了某种脱节，所以人们会“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古老的记忆”与现实之间“同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以至于使人“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换句话说，本来应该是平平常常的生活，男女之间的小事，在一个乱世竟然也变成了传奇，不“奇”而“奇”，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一个时代的病症。对传奇的命名含有某种悲凉感，对于普通男女来说，他们并不想成为传奇中的人物，他们只是想要挣脱压抑和束缚，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但是这种努力在一个乱世却会演出一场传奇剧，会让他们经历奇幻和劫难，最终又走向平实的生活，而这种平实的生活虽然有凡世的欢乐，但终究是有点虚的，就像白流苏所感到的：“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也就是说只有眼前的所有，才是现代人唯一可以依赖的。这实在是一种悲哀。

张爱玲的小说以“参差”和“苍凉”作为一种形式感，以人生安稳的一面为底子，打开了一个左翼文学实践和一般“大都市风”作家都不曾深入的写作领域：即一个没有完成的“现代”给中国日常生活带来的种种参差的形态，以及在这个时代中延续的中国普通社会。这是她的创作的价值所在。

希望对你有用，记得要采纳啊。

差异：

1 一、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概况 从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末，小说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恢弘的艺术创新和绚丽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世相人心，满足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从而早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道最耀眼的痕迹。

2、新时期小说的创作是多色彩、多情调、多音响，多层次的。小说家不断创新，超越别人，更超越自己，这是新时期小说发展的趋势。由于国家政策方针的理顺，小说创作进入活跃时期，出现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还有军事和历史小说等等，多是以中短篇的形式存在。

3、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拳头产品从“短平快”的中短篇转至鸿篇巨制的长篇。同时，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解体，九十年代的文学不再有主潮，多声调的意识形态同时上演。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等等，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走向。小说创作的视角渗透各个层面，大众化的小说占据主导地位。

“三分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依据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划分为三个大类：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这种分类标准在外国相当流行，从亚里士多德到别林斯基都是采取这种分类法。亚理斯多德（公元前384一前322年）早就明确地指出：文学模仿现实有三种方式，“既可以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物〕，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①。这是“三分法”最早的说明，所谓“像荷马那样”指的就是叙事（史诗）类；“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指的是抒情类；“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模仿”指的就是戏剧类。亚理斯多德以后，西欧一些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都沿用这种分类标准。例如，贺拉斯（公元前65一前8年）虽然没有专门讨论文学体裁的分类，但当他说到“用什么诗格来写”时，实质上也是按亚理斯多德的说法分成三大类。②波瓦洛（1636一1711年）就谈得更加明确，他在《诗的艺术》中，专章地讨论了被他看成是“次要的诗类”的抒情作品的写作，文专章地讨论了所谓“主要的诗体”悲剧、喜剧同史诗作品的写作③，同样是采取了“三分法”。到了别林斯基（1811一1848年），“三分法”这种分类标准就得到更详尽、更充分的说明。别林斯基不但明确地把文学体裁划分成史诗类、抒情类和戏剧类，而且研究它们的各种具体样式及其演变，认为“诗只有三类，再多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了”④。

1.前期

台阁体：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茶陵派：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瑶等人。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台阁体”及其末流浅弱的诗风。

2、中期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3、晚期

公安派：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

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海派文学是与京派文学相对的作家群，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因 。

①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小说注重可读性，迎合大众口味，是一种“轻文学”；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都是以上海都市为背景，抒写了男女都市的世俗爱情，具有可读性，。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前夫夫妻生活不合后就经常出没舞厅，后来与范柳元也经常去舞厅约会。《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红玫瑰就是个交际花的形象。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有这么一句：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致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另外〈金锁记〉〈倾城之恋〉由于张爱玲对现代性的来临一直怀着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与古老家族衰败的隐喻贯穿了她的全部的个人记忆，一方面是对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又一方面是对享乐的稍纵即逝的恐惧，正是沦陷区都市居民沉醉于“好花不常开”的肺腑之痛，被张爱玲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给以深刻的表现。张爱玲对都市现代性的靡烂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并消解了两种海派的传统，独创了以都市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海派小说的美学。

④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张爱玲小说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在教材中我们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主题、意象和象征都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所无法“拘限”的，因为她的创作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在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这对似乎“相克”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调子。在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就有许多人物和细节都有着明显的《红楼梦》的影响：“她（睨儿）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惟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却是粉黛为施，单抹了一层清油，紫铜皮色，自有妩媚处。一见了薇龙，便抢步上前，接过皮箱，说道：‘少奶成日惦念着呢，说您怎么还不来。今儿不巧有一大群客，’又附耳道……”张爱玲小说中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则主要指她作品中的“通俗倾向”。

比起地球板块的支离破碎来，我们每个人精神世界里东拼西凑起来的文学板块恐怕会显得更加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人类已经利用飞机这一伟大的航天器破除了地理的阻隔，可是世界各国语言和语言之间的阻隔就不能像乘坐飞机那么可以轻松地飞跃。受到国家政治、文化权衡、势利考量等等复杂因素影响的文学翻译家们，有时候也不得不对某一国家、某一区域的文学现象视而不见，好像封闭了临海窗户的主人，再也瞧不见海景和帆影，甚至他对一丝一丝腥咸的海风都失去了嗅觉。

《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绝对是一位追求完整文学拼图的人，这些年文学翻译界被欧风美雨吹淋得至今还廊檐水滴沥不断，高兴主编的大型东欧文学丛书蓝色东欧，却有如一股潮汐自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多瑙河向我们的心扉涌来。

蓝色东欧的第一辑把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3部小说、罗马尼亚作家加布里埃尔·基富的小说、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罗马尼亚诗人卢奇安·布拉加等诗人的抒情诗选目不暇接地铺叠于我的视线。这些作家都是我未曾阅读、了解的作家，所以除了诗歌和博罗夫斯基的小说未及披览而外，剩下的几部小说读来给我的震撼远远超出原先肤浅的预料，阅读的体验里不时有闪电的弧光扫过脑海。

从收入第一辑的几部当代小说来看，我发现东欧文学的想象有着极为深厚的纵深空间。以前在拉美文学里弥漫着的与远古丛林世界一脉相承的魔幻气息，在东欧文学里，以另一种渊源有自的精神气脉，闪烁出异样的光彩。非常有意思的是，不论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伊斯梅尔·卡达莱，还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加布里埃尔·基富，他们的小说里都不约而同地回响着遥远的神奇故事的声音。按照原型批评家弗莱和世界著名的民间故事研究家普罗普的勘探，欧洲传奇故事有着与古希腊传奇、11世纪骑士传奇、哥特式浪漫小说有着隐秘的关联；真正的神奇故事是长着长翅膀的马、喷火的蛇、幻想中的国王和公主等，这显然不是资本主义所能产生的，它显然比资本主义还要古老。

卡达莱和基富把小说的触须延伸到了更为广阔深远的世界里。卡达莱的长篇小说谁带回了杜伦迪娜，故事原型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一个传奇故事：死去三年的康斯坦丁为兑现自己的诺言，从墓中出来，把远嫁他国的妹妹带回到了母亲身边。这个事关复活神灵的小说框架，一下子让整部小说叙述的格调进入到了幽灵的格调里。小说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巨大的悬疑：远嫁国外的杜伦迪娜为抚慰母亲无尽的思念，在某一天回到了故乡。负责调查的斯特斯上尉于是展开了一次次的侦探。美丽迷人的杜伦迪娜告诉大家，是信守承诺的兄长康斯坦丁在充满尘土气息的暗夜里，穿越欧洲平原，将她带回到家乡，包括斯特斯上尉在内的所有人一度陷入怀疑、惊慌和恐惧之中，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哥哥康斯坦丁早已在三年前入土为安。“究竟是谁带回了杜伦迪娜？”这个悠长的疑问，既是斯特斯上尉和他家乡的人们的发问，又是阅读者的疑问。正如本书的译者邹琰所言：卡达莱的故事我们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尾，最初一直抵制幽灵故事的斯特斯上尉，最后变成了幽灵故事的捍卫者。正是康斯坦丁的幽灵给阿尔巴尼亚、给剩下的世界带来与这个世界结合的信息。而小说所要试图接近的一个理想境地就是康斯坦丁生前的一种梦想：从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建立和承诺一种崇高的制度，它不是纯精神的规则，不是意识的乌托邦，而是零散分布在阿尔巴尼亚人生活中的一种精神种子，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之外新生的一种以个人的承诺、对主体自立的渴望为基点的现代个人主义。这显然是对身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时代，面对私有化不断扩大、社会认同受到侵蚀、政治与意识形态遭到弱化、疏远的情形下，小说家触摸到的一种新的生活逻辑、新的生存伦理。

权力之图的绘制者(加布里埃尔·基富著)，乍见这样一个书名，会把它当作是一篇描写暴君、独裁者的小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尼布甲尼撒二世们开疆扩土的传奇。而实际上的情节却是政府官员马太·帕维尔某一天忽然接到了一封从天而降的遗产通知书，之后便是帕维尔踏上寻找遗产馈赠人远在他国的神秘伯父的漫漫路途。

一封遗产继承的信函神奇地把现实一分为二：一半是人们熟悉的生活，它遵循自己的规律；而另一半，脱离正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在寻找的过程里，帕维尔遇见了有着许多名字的瘸老头撒旦。撒旦承认是他导演了一切。帕维尔和同样受到捉弄的画家布莱诺维奇为此而痛苦而愤慨，最终他们决定联手对抗撒旦。在这个过程里，帕维尔不仅发现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撒旦的捉弄，更大的发现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撒旦，得到这个启示，帕维尔们便获得了一种新的能力：不用碰铅笔就把铅笔削了，用眼神就可以弄弯一根管子、改变街上一辆汽车的颜色、推倒一棵树、止住一场雪。撒旦的魔力还能让他们飞着去旅行。空间旅行之后，帕维尔还独自一人进行了一次时间旅行，他被送到了一辆正在原野上闪电般疾驰的夜间列车上。他从第一节车厢的过道里开始逆行往后面的车厢走，在短短的两分钟里便进入了孩提时代。成功后，帕维尔新的愿望就是探究未来的生活，他选择的时间正好是走进新千年的那个夜晚。可是一直折腾到天亮他都没有成功。小说最后的结局是觉醒了的帕维尔，不愿凭借撒旦的魔力生活下去，他想结束让他灵魂不宁的生活。于是，他走向了教堂新能量的来源。在信仰的支持下，他最终摆脱了内心的恐惧，战胜了恶魔马太·帕维尔感到逐渐恢复了原样，有了寒冷和疼痛的感觉，记忆也回来了：从前的生活场景潮水般涌入了他的脑海。他，还是原来的他，但是没有了那个被称之为“恐惧”的器官。

合上书本，这几部小说带给我的新鲜体验，一浪一浪震荡于心，目力不及的遥远处，还有更其阔大的蓝色，它们隐示着异样的冷静、忠诚、渴望、幻想，骚动如凡·高的《星空》

记得采纳噢！

如今的经典曾经是过去的流行，没什么好坏之分吧- -|||，这得经过时间冲刷才能看出来

古希腊：开放性，艺术性 日本：。 日本文学形式在近代前大都是短小的，结构单纯。

日本文学指的是以日本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横跨的时间大约有两千年。早期的文学作品受到中国文学一些的影响，但在后来日本也渐渐形成自有的文学风格和特色。19世纪日本重启港口与西方国家贸易及展开外交关系之后，西方文学也开始影响日本的作家，直到今天仍然得见其影响力。 在日本，也有因为考虑到近来非日本籍的日裔作家，而采用“日语文学”称呼的情形 。 古希腊文学是指古代希腊世界的文学。广义的古希腊文学涵盖了从氏族制希腊社会到希腊化时代的文学，持续时间近1000年。古希腊文学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也是欧洲文学的第一个高峰。 古希腊文学反映了欧洲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现实生活，特别体现了古代世界的人们对战

日本的地理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它的文学特征。 第一，日本文学形式在近代前大都是短小的，结构单纯。从古代开始，短歌形式的文学最为发达，后来发展为连歌、俳谐、俳句等，迄今不衰。日语音节、古调单纯，诗的形式不具备押韵的条件，因而日本诗歌极易与散文混同，形成散文诗化。日本随笔、日记文学，都很讲求文体的优美。散文的发展促进了短篇小说形式的物语的发达。十一世纪初出现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其结构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的，前后衔接松散，叙述简单，时间推移与人物性格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日本，即使长篇小说，其结构也是由短小形式组成的。这一特点贯穿于整部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江户时期井原西鹤的浮世

乞力马扎罗的雪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比起地球板块的支离破碎来，我们每个人精神世界里东拼西凑起来的文学板块恐怕会显得更加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人类已经利用飞机这一伟大的航天器破除了地理的阻隔，可是世界各国语言和语言之间的阻隔就不能像乘坐飞机那么可以轻松地飞跃。受到国家政治、文化权衡、势利考量等等复杂因素影响的文学翻译家们，有时候也不得不对某一国家、某一区域的文学现象视而不见，好像封闭了临海窗户的主人，再也瞧不见海景和帆影，甚至他对一丝一丝腥咸的海风都失去了嗅觉。 《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绝对是一位追求完整文学拼图的人，这些年文学翻译界被欧风美雨吹淋得至今还廊檐水滴沥不断，高兴主编的大型东欧文学丛书蓝色东欧，却有如一股潮汐自亚得

青春文学其实不属于正派文学类的，又称青春美文，它的概念离文学的距离还是远的，它的作者是80年后的年轻人，他们写的作品大部分的意思没有很深的内涵，是一个商业化的产品，目前青春文学已经占上市场的顶峰了，它的读者已经超过名著的读者了，读者大部分是青年和小孩，它有受大众欢迎之处，但是也有弊处．青春文学发展十年间，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者。早期青春文学的代表作家有郁秀的《花季雨季》，韩寒的《三重门》等。其后作家郭敬明、张悦然的抒情作品成为了青春文学的代表作。2006年以后，以饶雪漫、沐夏为代表的青春文学作家迅速崛起，二人以“青春疼痛小说”为专题进行创作，饶雪漫代表作品有《左耳》、《沙漏》，沐夏代表作《迷城》

“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靡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靡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当海派文学的渊源时，似乎很难摆脱这样两种文化的同体现象，也可以说是“恶之花”的现象。但上海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不一样，巴黎从来就是世界文明的发射地，它的罪恶与灿烂之花产生在自己体腔内部，具有资本主义文化与生俱来的强势特性，它既主动又单一，构成对他者侵犯的发射性行为，而在上海这块东方的土地上，它的“恶之花”是发酵于本土与外来异质文化掺杂在一起的文化场上，接受与迎合、屈辱与欢悦、灿烂与靡烂同时发生在同体的文化模式中。本土文化突然冲破传统的

从前有一只蜈蚣，它大概是脚多的缘故吧，走的特别快也特别自然，特别舒适。但突然有一只蜗牛问它，蜈蚣，你是怎么走路的，是先迈的哪只脚？蜈蚣一愣一琢磨，就这一愣一琢磨的功夫，它忘记怎么走路了！蜈蚣就此废掉…… 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个故事用来形容中国文论和美学，我觉得特别贴切。我自己也写东西，然而当我以我自己的经验面对一些当下所谓理论的东西，总是会时不时的出现各种思维和情绪上的不适，特别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或者说元问题。譬如像“文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关于“……是什么”这种追问本质的东西，可以肯定我们已然认识到它的局限性甚至是欺骗性，不管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不管是直截了当地承认还是不好意思的默

文天详的 过零丁洋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如何？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但是你没有





作者是一位普通的美国妇女,她的丈夫应征入伍去了越南战场,后来阵亡了。她终身守寡,直至年老病逝。她的女儿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母亲当年写给父亲的这首诗:



记得那天,我借用你的新车,我撞凹了它,我以为你一定会杀了我的,但是你没有;



记得那天,我在你的新地毯上吐了满地的草莓饼,我以为你一定会厌恶我的,但是你没有;



记得那天,我忘了告诉你那个舞会是要穿礼服的,而你却穿了牛仔裤,我以为你一定要抛弃我了,但是你没有;



是的,有许多的事你都没有做,而你容忍我钟爱我保护我,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我要回报你,等你从越南回来,但是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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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十二郎文或祭妹文，何如？

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需要的朗诵材料要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还是你自己选择较为适合，我可以多给你一点朗诵的素材。



朗诵素材











朗诵录音（听听别人的，对你会有帮助，甚至听到感人片断直接就决定用那篇）

读者谈诗词三百首：

诗姿妖娆

太离谱了，太破格了。

太逍遥了，太超脱了。

能这样无拘无束地释放自己，是何等的幸福？诗人生活的时代，必然是崇尚人性和尊严的时代；诗人生活的空间，必然也是提倡宽松和自由的空间。  中国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的诗词同样也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诗词三百首也不例外。  她对钦定的东西向来就不感兴趣，甚至于不屑一顾。据说康熙钦定的诗律词谱，执行得最好的是他的孙子乾隆，作过万余首衙制诗词，然而这么“宝贵”的东西，早已被平民百姓和着五谷杂粮消化得一干二净，岂不可惜？诗词三百首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写出了自己想写的诗，作出了自己想作的词，本无意标新立异，只是顺其自然而已。    释放也罢，发泄也罢，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有何不可？（雪松）



好诗多磨

天下大众，和而不同。

童年读之，童心不平。

壮年读之，壮志豪情。  

老年读之，老泪纵横。

诗词三百首是蹉跎岁月的积累；是丰厚历史的沉淀；是多彩人生的浓缩；是天地精华的提炼。  非智者不能窥其门径，非仁者不能望其项背。  过去，她是一座桥梁，一条纽带，一种载体；现在，她是一种主流，一种方向，一面旗帜；将来，她会变成一段回忆，一段历史，一个标志。这是不以某个人、或者说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王怀军）



诗心永驻

至柔动刚，至静德方。    

得主有常，万物化光。

在你的神韵中，我们获得了永恒；在你的圣律中，我们拥有了完美。你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暗香、疏影浅吟低唱；日、月、星、辰交相辉映；风、霜、雨、雪含情脉脉；兰、梅、竹、菊嘲世讥俗；诗、词、歌、赋神采飞扬……所有这一切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终生难以抹灭的印象。    （徐晓东）



诗野开阔

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水流行险，不失其信。

诗词三百首永远是人们心目中的蓝天、大地、高山、大海。  因为你象蓝天一样胸怀宽广；象大地一样包容万物；象高山一样坚韧不拨；象大海一样吸纳百川。   （翟奉勤）



诗境高远

翩翩不富，皆失实也。  

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如果把诗词三百首比作大海，那么其他各流派的诗则是缥缈在海平面上的一层雾，尽管雾有着迷人的风姿，有着如梦如幻的意境。  但大海自有她汹涌澎湃、浩瀚深邃、无边无际、包罗万象的壮观。  （马先华）



诗出有名

天上情怀，人间至爱。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诗词三百首既是一部鸿篇巨著的高度概括，又是一部盛世经典的精确简化。几乎每一首诗词的背后，都曾经有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故事。    她毫无质疑地告诉人们：“恶奴群起吠尧舜，万民齐声叹良才”的时代己经一去不返！ （巍昆仑）



诗路遥遥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艰贞无咎，勿失其孚。

《满江红》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一剪梅多少年来争相传阅；渔、樵、耕、读翻山越岭，不胫而走；诗、情、画、意漂洋过海，不翼而飞；书屋因大雁歌而生辉，闺房因荷花图而升华……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诗词三百首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历史的公正评价。    

（沈丹诚）



诗梦沉沉

尊位大中，而上下应。

刚健文明，时以元亨。

我们需要空气！我们需要阳光！我们更需要诗词三百首！每一次读到她，我们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彻底地净化！过去，我们为之陶醉不醒；现在，我们为之流连忘返；将来，我们也会为之永远记住一个时代！永远记住一个时代的真正英雄！ （李光祖）



诗香浓浓

行而未成，君子弗用。    

进退存亡，不失其正。

打开诗词三百首，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厚的文化气息，这股气息来自高山、来自大海；来自天涯、来自海角；载满芬芳、载满激情；上下澎湃，纵横驰骋；沁人肺腑、发人深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金来基）



诗海泛舟

知至至之，可与言几。    

知终终之，可与存义。

画家戴熙说过：“让人惊不如让人喜，让人喜不如让人思。” 诗词三百首记录的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描绘的是一种世所罕见的人生感悟。许多历史画面因为有了这些题诗，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进而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思考，个别画面甚至价值连城，这些都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铁林）



诗气正旺

飞龙在天，位乎天德。

乾无用九，乃见天则。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诗词三百首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乎！ （王金忠）

惜诗如金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  

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旧的两千年过去了，诗词三百首为我们留住了旧世纪的最后一道美丽的晚霞；新的两千年开始了，诗词三百首又为我们带来了新世纪的最初一缕迷人的晨曦。  （史慈）

诗性天成

益地而巽，日进无疆。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白玉先生的天性、人性、个性，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诗词三百首理解。  作者透过历史的烟尘，看到了宋元明清文人在理性的背后，普遍存在的酸性和奴性。  这数百年来的诗词歌赋，大多是这种心性在极端压抑之下的释放。唯独大唐，是允许人的个性自由张扬的时代，也是天性、人性、个性结合得最为完美、最为充分的时代。后人把那个时代称为真正的浪漫主义时代，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都是合情合理的。    到了清代，国人可怜得只剩下奴性了，尤其是文人，诗词只能依照钦定词谱，文章只能作成八股文。为此，作者恨不得要“横跨宋元明清，”恢复国人数百年来被强烈扭曲的天性、人性和个性，并痛苦地叹息到：“钦定词谱和八股文是强加给文人的一条死路，而不是活路。  ”他极力主张天性要率真，人性要质朴，个性要张扬。  这与人类社会和谐、文明向前发展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和平、自由、春天”是诗词三百首的一个永恒主题！（魏磊）

诗彩缤纷

云形雨施，品物流行。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诗词三百首自诞生以来，一直在高起点、大手笔、全方位地开辟着诗词领域的新天地，她继承和发扬了前人诗词的许多精华，突破了时空的界限，极大的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    诗集原称新诗词三百首，后来接受了多数人的建议，定为诗词三百首。另外，书中所用的词牌，除“新浪淘沙”外，几乎都未另加“新”字，以尊重原词牌本身的独特美感和历史底蕴。  （汪照敏）

诗情脉脉

诗中乾坤，四季如春。

以顺天意，以慰民心。

诗词三百首让我们在充分享受灿烂阳光的同时，眷顾到夜晚的宁静与温馨；在尽情沐浴温暖春风的同时，感慨到寒冬中蕴育的无限生机。    她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太阳公公有四个美丽的女儿，她们虽然从未团聚，彼此间却一直在传递着春天的消息。这四个美丽的女儿就是春、夏、秋、冬，这个春天的消息就是诗词三百首。  （李正刚）



诗光明媚

日月久照，四时久成。

观其所恒，万物之情。

诗词三百首有四大特点：恰到好处的平仄合一，恰到好处的诗画合一，恰到好处的古今合一，恰到好处的天人合一。  她切合民众的心态，理解民众的感情，倾听民众的呼声，尊重民众的选择。  反对本末倒置、舍本求末、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从来没有把钦定词谱作为尚方宝剑供奉在民众之上。

她把世界上最神秘、最奇妙、最完美的文字，进行了一次最神秘、最奇妙、最完美的组合，进而把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诗词歌赋的境界推向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高峰）

诗不可挡

庸言之信，庸言之谨。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诗词三百首在一个最为合适的时间和空间里，采取了最为合适的方式和方法，唤醒了千百万人沉睡了千百年的心灵。  尽管她在当今诗坛上以全新的姿态独树一帜，但她的骨子里依旧保持着唐诗宋词的基因，血液里依旧流淌着唐诗宋词的神韵，这也正是她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文章合为时而作”，她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正如她在诗中所说：“天时地利人和，用笔如魔，令人拍案叫绝。  ”也正因为如此，她最终能以“百万雄诗过大江”的强大阵容，实现了古体诗词由旧世纪向新世纪的跨越。今天，我们在感慨经典的同时，会以同样的心情感慨到：“诗词三百首，心血二十年。  书海从此起波澜：势不可挡，一洗旧文坛。  ”（德忠）



诗怀坦荡

无边无际，无声无息。

淡淡白玉，谦谦君子。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符号，都有一个产生、发展、鼎盛、衰落、灭亡的过程。汉字，作为大自然综合信息的一个缩影，已经毫无质疑地成为人类历史上生存能力最为强大的语言符号，它对人类文明历史记录的真实性、生动性，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符号，但它总有一天也会走向衰落，走向灭亡，这是自然规律，不可违背。    它的最初使命是为了让人们便于交流、便于沟通，便于更好地生存。今天，人们渴望能够利用它来记录和诠释最尖端、最科学的知识和技术，这也是它本身图生存、图发展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  所以，一味地复古、一味地怀旧，并不意味着学问高深，清代成熟起来的诗律词谱带有典型的复古倾向，这种诗律词谱能够长寿一千多年，就已经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了。  

语言文字需要简化、需要更新，诗律词谱也同样需要简化、需要更新，诗词三百首就是以这样的胸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一诗激起千层浪

丽泽君子，朋友讲习。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风行水上，涣奔其机。

用拯马壮，匪夷所思。

诗词三百首一经问世，立即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心她的人越来越越多，持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人，一直在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这种文化现象令人欣慰。尽管在硝烟弥漫中，个别人的言辞过激，大失风度，但在提倡言论自由的今天，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诗词三百首极力主张个性的张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理会越辩越清，诗人也好，读者也好，总有一天都会摆正自己的位置，……

革命导诗

潜龙勿用，终日乾乾。    

龙战于野，或跃在渊。

诗词三百首给沉寂多年的诗坛带来了新的革命，给退守一隅的顽固派和保守派带来了新的打击。上个世纪，有人称诗人是中国的梵高，然而时代不同了，欣赏水也不同了，加上诗人与画家对客观事物表达方式的不同，所以中国的梵高要比外国的梵高幸运得多。  诗人本身也没有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空间里，这种返朴归真的表现手法竟得到了这么多的人的认可和赞同。  

炼诗补天

日终则终，日食则食。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诗词三百首填补了我国诗词史上的许多空白，她在追求简单、崇尚自然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偿试和探索。  这类原生态式的诗词本来就是对天籁最直接、最真实的记录和描绘，实际上，最能震撼人的心灵的往往就是这类诗词。  

诗全诗美

受子介福，于其王母。

众允之志，失得勿恤。

诗词三百首寻寻觅觅大半生，却发现自己梦寐以求的诗情画意并不在权威之门、大雅之堂，而是存在于最普通的民众之中，忧郁多年的心情豁然开朗，如释重负，就象一下子获得了绵绵不绝、无穷无尽的力量，彻底挣脱了传统旧势力的束缚，把专家学者的铁规戒律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出一百年不敢出之风头，开一千年未曾开之先河，旁若无人地站到高处，指天画地，直抒胸臆，把自己天真率直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十全十美。    

三人行，则必有我诗

君子攸往，知得知丧。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

先迷失道，后顺得常。

无咎无誉，可贞含章。

诗词三百首一版再版，在整个社会上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  作者所到之处，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趟雷区、涉奇险，用热血和汗水，为青春、为时代，谱写了一曲不折不扣的自强者之歌。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据说，凡是诗人经过的地方，三个人当中，必定有一个是知道诗词三百首的。  

兴诗动众

体仁长人，嘉会合礼。

利物合义，贞固干事。

弘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几代人的努力方向。用最吝啬的笔墨，勾勒出最饱满的艺术形象，是画中的上品。  同样道理，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最丰富的思想感情，必然也是诗中的上品。  诗词三百首的兴起，惊动了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她用最大众化的笔墨，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描绘了一幅最大众化的精彩画卷。



诗业辉煌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

东北丧朋，乃终有庆。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含弘广大，品物咸亨。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您使我们充分感悟到人性的一种至善至美；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您使我们彻底领略到人生的一种全新境界！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您为我们驱走了黎明前的漫漫长夜；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您为我们带来了雷雨后的万里晴空！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象今天这样酣畅淋漓地呼吸了；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象今天这样自由自在地歌唱了！

胜利大会诗

耳目聪明，柔进上行。    

得中应刚，是以元亨。

诗词三百首中，有一百首是骂出来，有一百首是逼出来的，还有一百首是杀开一条血路杀出来的。诗人最终选项择了自信，选择了坚强，选择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所以能够继承过去，立足现在，把握未来。  

“百鸟朝凤，同唱一曲欢乐颂。”她带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把诗情画意送进了千家万户。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无数仁人志士那匆匆离去的身影，也可以看到战争的硝烟以及民主、共和的曙光；在这里，你会听到来自远古呼唤，也会听到来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至今未落的话音。  

诗不我待

以立不易，从一而终。

夫子制义，刚当位应。

在过去近一千年的岁月里，中国女子以小脚为美，明明是畸形的、丑恶的东西，举国上下却推崇备至，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完美的重要标志。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钦定词谱无异于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可至今仍有许多人把它作为高深的学问招摇过市，甚至凭它养家糊口。

废除妇女缠足，彻底解放了一半的国人；简化诗律词谱，也彻底解放了一半的诗人。  

汉语言中，字有字体，句有句型。正楷、行草等为字体，诗律词谱则为句型，前人的书法能够把字体的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后人的诗词同样也可以把句型的美表达得贴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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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

鲁迅先生的《伤逝》

兽妃，大明江湖宅女记，呆狐妻，翻手男覆手女

天知道，这是什么

思想和经历的生活不同，风格上就产生了变化。

80年代的文学比较传统与保守基本上是对70年代及其以前的生活的思考与回忆，90年代代表是校园青春小说与社会都市小说。

现代流行的通俗作品虽然让人感染到时代的气息，跟上潮流的步伐，但不朽的经典名著凝聚了世代人类思想艺术的精华，可以陶冶思想情操，给人以深沉的思维空间。从小读经典名著，加以思考，对孩子的人格塑造有很大的好处。孩子通过这些不朽的文学作品而认识、感悟到的世界，对真善美、假恶丑的认识和理解，对人生哲理潜移默化的接受，比我们大人肤浅的说教要深刻得多、有效得多。 读经典名著还是读流行文学？ 作者：萧明光 来源：荔香中学 发布时间：2004-3-30 17:35:34 我不是说先锋文学一定就好，甚至比经典名著要好。名著中总有许多文化的积淀，许多伟大的人就是在名著中成长起来的。到底什么才是名著？什么才有资格被

很多好电影来自于好小说,但很多好小说并不适合拍电影。

到底怎么样的小说才适合改编成电影呢？现在又有那么多的电影被仓促的改编成小说。

首先要有好的故事，其次要有视觉感，另外还需要什么，大家来说说。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故事好，现在的电影，缺的就是好剧本。  



张艺谋的《活着》拍出了余华小说的精髓吗？我不赞成。最优秀的小说是不可能改编成最优秀的电影的。  因为最优秀的小说，必然有电影艺术无法表现的内容。



反过来说也一样，视觉艺术必有语言艺术无法达到的效果，最优秀的电影往往不是由小说改编而来，小说和电影的关系不是对等的，小说能为电影提供优秀的故事，剩下的，就看电影工作者的功力了。    

写故事的时候老是被埋怨没有镜头感，没有镜头感。

有了镜头感故事又找不到北了。所以说还是改编比较好，至少在我看来要轻松点。与其创作不出好东西，还不如好好的临摹大师。  

呵呵，以上一家之言，贻笑大方。

作者：王蕙玲责任编辑：韩星 王宝生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026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开本：880×1230 1/32字数：410千印张：15.5 插页：3ISBN：7-5063-2836-4定价：26.00元 走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张爱玲是你要流连驻足的一块里程碑；走过女性书写的流域，张爱玲不是大河，是彼岸；走过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张爱玲在黑暗中点灯，从沦陷区里发声。她生于上海，十里洋场孕育了她的独特才华；她隐逝美国，客死异张，尘归大海；她的故事仍未完。所以，她从海上来，来说她自己的故事。她说，“因得其情，哀衿而勿喜”。她引《论语》的章

我也不太清楚，可以到诗书网站看看，有你想要的答案

首先，白先勇小说中充满着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这显然与《红楼梦》的存在悲剧主题有关。其次，小说的题目就出自根据传统剧目《牡丹亭》改编的昆曲《游园惊梦》这本身就带有传统文化的色彩。再次，细节描写也是白先勇小说极具魅力之处。白先勇擅长刻画细节，却又不流于技巧的卖弄。每个细节都因情节需要而设，成为小说完美构筑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主要指电影剧本，还包括影片中的解说词、歌词等，是有别于抒情文学、叙事文学、戏剧文学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影片的剧作者，称为影片的编剧。专门从事电影剧本创作的作家，称为电影剧作家。电影编剧的任务是创作可供拍摄的电影剧本。他可以直接根据生活素材创作，也可以根据其他文艺作品改编。改编无论在内容或形式都是一种创作。电影剧本摄制成影片的过程，是一种再创作。电影剧本所提供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像及风格样式，是影片摄制组各部门在经常是由导演提出的解释与构思下进行再创作的共同基础。

影视文学是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的合称。它可以对生活作出高度综合的反映，能够运用形象思维和通过塑造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唤起人们审美感知、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的艺术形式。电视文学是影视文学的一部分，如果有差异的话，只能说影视文学的面更广一些。

影视文学以更直观更清楚生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旨，其表现手法吩咐，可以创造各种的条件来搭配内容，其特点是表达方式丰富多样。戏剧文学主要靠剧本的定构，以台上演出的的方式完整的表达出来，达到其目的，其特点是剧情生动，依靠有限道具表达。

约从弘治至隆庆（1488—1572）年间，诗文作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呈现一种稳定推进并趋向复杂的态势，出现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互相间有融合，亦有冲突。贯穿于文学发展进程的主线，是在反对程朱理学、要求维护正常的人性、追求新的精神支点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文学逐渐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明代前期的文学，无论宋、王的“文道合一”论还是“台阁体”，都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基础。明中期文学的进步，首先是对此进行有力反拨，以要求文学的独立性。祝允明指斥宋濂的文原“腐颊烂吻，触目可憎”（祝子罪知录），态度十分鲜明。针对前期文学以宋人为典范的立场，中期作家在反对宋代理学的同时，亦对宋

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於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文学社团於是应运\而生。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后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於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后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后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 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 7期)等刊物。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於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员抽象犟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犟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於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由於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由於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后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画进行，组织相当松散。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