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文学风格

文学风格

总的说来,文学风格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作家风格 作品风格而且包括流派风格 时代风格 民族风格 文体风格等,但一般来说,我们主要是指作品风格,因为其他各类风格都含盖在作品风格之中,通过作品风格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作品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其他各种风格,正是其他各类风格的集合,才形成了一部作品的风格.

[关键词]:文学风格 沈从文 时代特征 民族文化 地域文明 作家本人

[正文]:

一 何为文学风格?

有关文学风格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风格是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 审美情趣所选择的语体.如诗歌的语体有较强的格律性,小说则采用贴近生活的叙事语体,戏剧要求符合舞台表演的对话语体,散文则采用亲切自然的语体.这里的语体不仅是体裁,而且是一种语言格调.比如鲁迅的沉郁深刻,郭沫若的奔放热烈,周作人的冲淡平和,茅盾的明快细腻,赵树理的幽默风趣.

这种观点以十九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为代表.就小说而言,他认为包含三种要素,一是性格鲜明的人物,二是人物的遭遇和故事,三便是风格.他说风格是来自于语言:"一部书,不过是一连串的句子和,或者是作者说的,或者是作者叫他的人物说的;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所能扑捉的只限于这些句子,凡属心领神会,在字里行间所能感受的更多的东西,也要靠这些句子作媒介.所以风格是第三个主要的元素."

另外,在刘勰的中有这样的描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叔本华说:：“风格是心的形态，它为个性的，且较妥于为面貌的索隐。去摹拟别人的风格如戴假面具，无论怎样好，不久即引起厌恶，因它是没生命的；所以最丑的‘活’脸且优于此。”

上面所言,正是法国文学家布封提出的"风格即人"的观点.与中国古代的"言为心声" "文如其人"不谋而合.钱钟书对此作过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不能一味以文观人,因为"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可见,"文如其人"的"文",不是"所言之物",而是指作品中的格调,格调是作者自身自然的流露.

显而易见,上述的两种观点都比较片面.下面咱们看看在现在文学理论上占重要地位的观点.

德国语言学家 文艺理论家威廉.威克纳格指出:"在全部艺术领域内(绘画 雕刻 音乐等),我们说到风格总是意味着通过特有标志在外部表现中显示自身的内在特性."

歌德将文学创作分作三种不同的境界:自然的单纯模仿 作风 风格.他说:"单纯的模仿是以宁静的存在和物我交融作为基础;作风是用灵巧而精力充沛的气质去攫取现象;风格则是奠基于最深刻的知识原则上面,奠基在事物的本性上面,而这种事物的本性应该是我们可以在看的见触得到的形体中认识到的."歌德认为风格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

可见,两人将风格分作两个层次,一个是外在的表象形式,即字词组成的文学作品,第二个层次,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层次,那就是文学作品中所隐含的内部特性,可谓之为"文学作品的气",或叫"韵味".它往往不是直接陈述的,也不可能直接陈述,它是通过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脱离开文学作品外在的表现形式,内在特性就无从谈起,相反,要是一部作品只有形式,那也是单调无味的.

文学风格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它是作家成熟的标志,是作家刻印在自己作品上面而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徽章.

所谓文学风格,就是在一系列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显示出来的作家的精神个体性.

二、沈从文的文学风格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文学风格，下面就以沈从文为例，来看文学风格的具体体现。

提到沈从文，我们第一印象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一幅“湘西世界”图，他用清新舒缓、自然流畅、恬静优美的风格，描写了湘西原始的、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了人性美。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一个“神性”的世界，是一个“爱”与“美”的王国。以《边城》为代表，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用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了“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麽浑厚……”的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刻画了一群性格鲜活而又可爱的人物形象，它既是湘西边城山村生活的牧歌，也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颂歌。

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是他区别于当时其他作家的主要风格，与其他乡土作家不一样，比如说开乡土小说先河的鲁迅，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农村的破败与落后，想通过作品以启发更多的民众，带有浓厚的启蒙色彩，而沈从文主要表现的不是当时农村的封建色彩或对乡土的留恋，而是在农村生存方式里面所隐藏着的人类普遍的理想因素，那就是“爱”和“美”，因此，他对乡村生活的方式很少持批判者的态度，没有用一个审判者或启蒙者的高度审视它，而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去发现乡村生活的细微之处。

除此之外，沈从文还是一名多产作家。新中国建立后，改行对我国历史文物进行研究，也发表过多篇学术著作，综其一生的文学风格，是多样性的。

三、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

一个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说，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1、时代特征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时代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也可谓“时代的局限性”。文学风格总是这样那样的反映时代文化特点，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这是从历史和社会的高度把握的，只属于特定的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

时代风格的形成，除受时代情景和语境影响外，也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沈从文生活在20世纪的革命年代，虽然身处湘西，任然逃托不了革命大潮流的影响。1917年小学毕业后，他加入了当地的地方军，跟随军队，浪迹了川、湘、鄂、黔四省边区。1922年，受“五四”余波影响，他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从荒蛮、偏僻的湘西走进都市的沈从文，却始终未真正的融入都市的文化圈。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用一种乡下人的眼光和立场来衡量生命力的强与弱，批判道德观念的美与丑，并展开对都市“文化病”的批判，抨击都市人性的异化。

特别是1948年受到左翼文化界猛烈批评后，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放弃了前期的文学创作，下半生的著作也主要以学术著作为主，其文学风格也大大的改观。

2、民族文化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中，从一坠地就开始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其作品自然就带有民族性，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

沈从文虽然没有受过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的规范，但他所生活的家乡是中国式的农村，带有典型的中国乡土文明，所以他的小说广泛的吸收了中国民间文学的营养。

3、地域文明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正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作家身居其中，其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含有社会环境。沈从文生长于湘西，湘西偏僻而荒凉，保留了许多原始因素，民风的淳朴，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使得进入大都市的他无限的留恋，而这种留恋已经不是现实的湘西世界，现实的湘西已经改变，然而他却不甘心，于是他大力描绘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的真挚、朴实的人性美，与虚伪、尔虞我诈的城市文化的人性丑形成鲜明的对照。

4、作家本人

作家不同的生活环境，产生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因此他们的创作动机也各不相同，形成的文学风格也各不相同。

沈从文在谈到他的创作时曾说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边城》这座“希腊小庙”里，作者供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爱与美完美结合，人与人肝胆相照。然而这理想生活的结局并不完美，但作者认为，这就是“神性”，是天意。

沈从文对故乡怀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温爱”，他用作品赞颂故乡的一切，用作品探索故土人们生命的形态，即“自然、自在、自为”。

综上所述，文学风格的形成离不开时代特征、民族文化、地域文明及作家本人的创作情趣。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因素。比如说文学作品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文学风格是具有综合性，对文学风格的探讨也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参考文献：

1、《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李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百年文学十二谈》，陈恩和等讲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文学概论》，余三定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文学理论》，刘安海、孙文宪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古龙，原名熊耀华。著名武侠小说家，新派武侠小说泰斗和宗师，古龙为人豪气干云，才华惊人，以无比丰富的创作力，留下了70多部精彩绝伦、风行天下的武侠巨作，影响巨大，开创了近代武侠小说新纪元，将武侠文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在1969年创作了一部先有剧本后有小说的武林奇书《萧十一郎》，赢得读者的广泛赞赏。古龙与金庸、梁羽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他的武侠小说创作理念是“求新求变”，不受传统拘束，将中外经典镕铸一炉，他为“武侠美学”理念的形成与“武侠文化”的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

古龙走过的路比较简单，他原来是穷学生，大学毕业后不肯做教书匠。他的写作生涯很早，早在读书时就开始舞文弄墨，先写新文艺，写爱情小说，写散文，后来才因生活所迫走上武侠小说作家的道路。古龙的性格与金庸截然不同，金庸严峻、冷静、谦和，办事与创作一丝不苟；古龙则狂放、孤独、古怪，他喜欢喝酒，好寻欢作乐，但也能埋头写作，性格上的懒散与专注，使他成为小说界的奇人、怪人。毫无疑问，古龙的学识不及金庸广博精深，但由于他是一个毕生追求自由的人，因此他的作品能跳出窠臼，不落俗套，刻意求新，纵横天下。

我认为古龙的小说是以情节诡异取胜,论起可信度却不太行。

古龙的小说是人情世界的坦露。古龙不太讲究结构，他有意识地引入西欧文学的表现方法，一路写来，奇峰突起，设置悬念，扑朔迷离，但由于一味追求情节的离奇，难免有顾首不顾尾的毛病。幸亏古龙才气横溢，尽管结构上时有破绽，但由于写法新颖，想象奇特，兼有如珠妙语，也令读者大开眼界，爱不释手，自成一种武侠小说的新文体。

古龙对那些小角色不知是不屑花笔墨,还是不会花,总是写得千篇一律。还时常有那种在一个小街上忽然所有人(老婆婆,担夫,乞丐……)都忽然变成高手用所有武器攻击我们主角的可笑场景。难怪读古龙书总是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有些遥远。其实即便主角,古龙也不是写得很正常,大多数有一种受虐后自认伟大的孤独。

就如同古代很多诗人一样，古龙作品大多是酒后完成，他的语言绝对独一无二，十分有灵气，基本上没经过思考和酝酿，而是自然在脑海中形成，且画面感、意境很强。后来者只能模仿其形，却不能刻画出神。

谢邀。

古龙的语言风格，大概可以概括成用抒情散文的方式写小说，用侦探悬疑的方式写武侠，用微信公号体（一句话一个段落）写书。

华丽、优美、煽情，除了武打之外的细节，比如两个高手对决前的心理描写，旁人的评价，极尽堆叠之能事，非常引人入胜——而最后两人打起来，可能一招就没了。

对于女人、性爱的描写唯美、擅长、动人，且情色意味浓厚。

文学地位的话：古龙可能是同时写武侠与侦探小说的第一人吧。

古龙的小说，还是更多的在武侠和悬疑的范畴之内，没有超越武侠的东西。

古龙的小说，是很多人青春期的一场梦，而金庸的小说，可能很多人是一生的大梦。

金庸是茶,古龙是酒。这是众多读者对于金庸和古龙的评价，可见他们二人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古龙一生以惊人的才华，创作出《绝代双骄》《小李飞刀》陆小凤《楚留香》等七十多部精彩绝伦的经典作品，不仅征服了一代代读者，更引发了巨大的文化浪潮，风靡整个中文世界，半个世纪风行不衰。古龙以超凡的想象力、深厚的文学底蕴和锐意变革的创新意识，突破前人窠臼，赋予武侠小说新的生命。

作为华语小说界一代宗师，古龙本身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虽然古龙作品的生命力极其旺盛，很多读者选择古龙作为自己青春时代的精神偶像和知己，但古龙作品的文学性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新版古龙经典出版方读客图书责编周奥扬所说：“古龙在中国当代小说界的宗师地位毋庸置疑，但长久以来古龙的文学成就一直被文学史低估。我们这次再版古龙，就是要为古龙正名，我们想让更多年轻人都读一读古龙。”

古龙的文学作品有着他自己十分鲜明的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古龙笔下的爱情，火热、风流；古龙笔下的女性，独立自主、敢爱敢恨；古龙写友情，古今中外怕是没人比得过，可以这样说，古龙的十分热血，七分都给了友情。

很多人很喜欢古龙的小说，不是因为古龙的小说中有多少十分完美的人物形象，相反的，他们并不完美，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他们有血有肉，至情至性。我想，这就是文学最大的魅力吧。

“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靡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靡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当海派文学的渊源时，似乎很难摆脱这样两种文化的同体现象，也可以说是“恶之花”的现象。但上海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不一样，巴黎从来就是世界文明的发射地，它的罪恶与灿烂之花产生在自己体腔内部，具有资本主义文化与生俱来的强势特性，它既主动又单一，构成对他者侵犯的发射性行为，而在上海这块东方的土地上，它的“恶之花”是发酵于本土与外来异质文化掺杂在一起的文化场上，接受与迎合、屈辱与欢悦、灿烂与靡烂同时发生在同体的文化模式中。本土文化突然冲破传统的压抑爆发出追求生命享受的欲望，外来文化也同样在异质环境的强刺激下爆发了放纵自我的欲望，所谓的海派都市文学就是在这样两种欲望的结合下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个性。

由于上海是一个中西文化不断冲撞的开放型的城市，也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欧化的传统，所以海派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与“西方”密切相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消费圈子，而普通市民在海派小说里只是作为消极的市侩形象而出现。在40年代大紫大红的张爱玲，是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学教育长大的女作家，但她一开始创作就有意识地摆脱新文学的西化腔，自觉在传统民间文学里寻找自己的发展可能。

上海这样一种移民城市，它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是随着移民文化逐渐形成的，它本身没有现成的文化传统，只能是综合了各种破碎的本土的民间文化。与农村民间文化相比，它不是以完整形态出现的，只是深藏于各类都市居民的记忆当中，形成一种虚拟性的文化记忆，因而都市民间必然是个人性的、破碎不全的。张爱玲头一个捡拾起这种破碎的个人家族记忆，写出了〈金锁记〉〈倾城之恋〉这样的海派风格的作品。由于张爱玲对现代性的来临一直怀着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与古老家族衰败的隐喻贯穿了她的全部的个人记忆，一方面是对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又一方面是对享乐的稍纵即逝的恐惧，正是沦陷区都市居民沉醉于“好花不常开”的肺腑之痛，被张爱玲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给以深刻的表现。张爱玲对都市现代性的靡烂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并消解了两种海派的传统，独创了以都市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海派小说的美学。

张爱玲对自己的写作是有清晰定位的。在《自己的文章》里，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她这样说，其实是有所指的，暗含着对左翼文学的批评。因为是注重于表现人生中安稳、和谐的一面，所以她在美学风格上更喜欢一种苍凉的美感，而不是斗争和飞扬的壮烈或悲壮，苍凉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是葱绿配桃红的形式感，可以给人更深入的回味。她说对于这个没有完成的时代，“我以为参差的对照手法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它“较接近事实”。 因为有着这样的自觉追求，张爱玲的作品对现代中国的表现便有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视野和想象力，她旨在表现一个过渡时代或者说正在崩溃中的时代的新旧杂错的复杂面相。在她对新旧杂错的表现中体现了一种孟悦所说的独特的“现代感”，这种“现代感”首先为一种与左翼不同的利用特定形象、物像和景观所形成的表现力。张爱玲非常注重对任务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物质境遇的描述，而这些“物”本身是包含有意义在内的，孟悦把这种手法称为“意象化叙述”。其意义在于：那种有意味的物质和空间形态提供了比“自然”意义上的“现实”更多的东西：它们为转型中的社会提供了景观，使社会生活形态像“文本”那样具有了可读性。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有特色的空间形象：一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一是相互参照的文明“地域”。张爱玲的人物分布并游动于几种意义不同的空间里，标志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领域。一种空间是封闭性极强的，“内室”，公馆，后花园，楼上，卧室等，这是一个传统社会的空间，封闭，压抑，腐朽。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公寓和街道。公寓生活记趣里说，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是私人性和自我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它对个人起着一种庇护作用。街道则是张爱玲所喜欢的另外一个日常空间形象。街道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有着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永远是生机勃勃的，是人们聚集、交流的场所，它的嘈杂、喧嚷本身就像是世界和人生的一个缩影。在道路以目和中国的日夜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街道给个人与群体、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平衡提供了条件。在对这两类不同的空间的描述中，张爱玲呈现了一个参差不均地分布着“传统”与“现代”各种因素的地域空间——半新不旧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景观。

所以，在张爱玲笔下，“现代”是落实在实实在在的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一种不干不净、甚至有点屈辱和难堪的转变，而不是那些表面上的时髦的符号上。在这一点上，她和新感觉派是很不一样的。新感觉派总是爱写舞厅、跑马场、咖啡馆、电影院、摩天大楼、汽车等这些时尚性的符号，好像只有写这些才能表现出中国的“现代”来。而张爱玲的高明就在于她看到了中国独特的现代性的真实面相，是一种暧昧的新旧杂错。

张爱玲给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命名为《传奇》，但是她的小说所写的却只是“凡人”，是“生老病死”和“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是“人生安稳的一面”，换句话说，这样一些东西是完全无奇可传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奇”是来自于参差参照的目光，《第一炉香》里，殖民地香港对于从上海过来的葛薇龙来说，是一个奇幻的地方，而《金锁记》所描述的其实是传统家庭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放在过去，也是无奇可传的，但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则是传奇了。但是，另外我们也可以说，这里面包含着张爱玲对于现实和人生的一些独特感悟。在张爱玲看来，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乱世，现实生活与人们的经验知识之间出现了某种脱节，所以人们会“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古老的记忆”与现实之间“同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以至于使人“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换句话说，本来应该是平平常常的生活，男女之间的小事，在一个乱世竟然也变成了传奇，不“奇”而“奇”，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一个时代的病症。对传奇的命名含有某种悲凉感，对于普通男女来说，他们并不想成为传奇中的人物，他们只是想要挣脱压抑和束缚，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但是这种努力在一个乱世却会演出一场传奇剧，会让他们经历奇幻和劫难，最终又走向平实的生活，而这种平实的生活虽然有凡世的欢乐，但终究是有点虚的，就像白流苏所感到的：“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也就是说只有眼前的所有，才是现代人唯一可以依赖的。这实在是一种悲哀。

张爱玲的小说以“参差”和“苍凉”作为一种形式感，以人生安稳的一面为底子，打开了一个左翼文学实践和一般“大都市风”作家都不曾深入的写作领域：即一个没有完成的“现代”给中国日常生活带来的种种参差的形态，以及在这个时代中延续的中国普通社会。这是她的创作的价值所在。

希望对你有用，记得要采纳啊。

苏轼词在风格上有多种多样的创新，他一改词之绮罗香泽之态,给词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他的词作,或豪放，或婉约，或旷达，均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一定的审美价值。

差异：

1 一、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概况 从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末，小说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恢弘的艺术创新和绚丽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世相人心，满足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从而早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道最耀眼的痕迹。

2、新时期小说的创作是多色彩、多情调、多音响，多层次的。小说家不断创新，超越别人，更超越自己，这是新时期小说发展的趋势。由于国家政策方针的理顺，小说创作进入活跃时期，出现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还有军事和历史小说等等，多是以中短篇的形式存在。

3、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拳头产品从“短平快”的中短篇转至鸿篇巨制的长篇。同时，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解体，九十年代的文学不再有主潮，多声调的意识形态同时上演。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等等，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走向。小说创作的视角渗透各个层面，大众化的小说占据主导地位。

“三分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依据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划分为三个大类：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这种分类标准在外国相当流行，从亚里士多德到别林斯基都是采取这种分类法。亚理斯多德（公元前384一前322年）早就明确地指出：文学模仿现实有三种方式，“既可以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物〕，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①。这是“三分法”最早的说明，所谓“像荷马那样”指的就是叙事（史诗）类；“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指的是抒情类；“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模仿”指的就是戏剧类。亚理斯多德以后，西欧一些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都沿用这种分类标准。例如，贺拉斯（公元前65一前8年）虽然没有专门讨论文学体裁的分类，但当他说到“用什么诗格来写”时，实质上也是按亚理斯多德的说法分成三大类。②波瓦洛（1636一1711年）就谈得更加明确，他在《诗的艺术》中，专章地讨论了被他看成是“次要的诗类”的抒情作品的写作，文专章地讨论了所谓“主要的诗体”悲剧、喜剧同史诗作品的写作③，同样是采取了“三分法”。到了别林斯基（1811一1848年），“三分法”这种分类标准就得到更详尽、更充分的说明。别林斯基不但明确地把文学体裁划分成史诗类、抒情类和戏剧类，而且研究它们的各种具体样式及其演变，认为“诗只有三类，再多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了”④。

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学的审美特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就产生“质变”，产生了作为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其具体内涵是，从性质上看，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从主体把握对象的方式上看，是认识又是情感；从目的功能上看，是无功利性的又是有功利性的；从文学反映生活的形式看，须假定性又须真实性。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则是文学区别与其它意识形态的特性。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作为独特的思想系统，并非现在某些人所说的“纯审美主义”或“审美中心主义”。与文学情感表现论也不相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是有丰富的完整的内涵的，总的说它是一种复合结构。这大致可以从下面几点加以说明：

第一，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无须讳言的。这里所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如一个商业社会，老板与雇工的地位不同，他们之间也各有自己的利益，作家若是描写他们的生活和关系，那么作家的意识自然也会有一个倾向于谁的问题，如果在文学描写中表现出来，自然也就会有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的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例如描写男女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姐妹之情、朋友之情的作品，往往表现出人类普遍的感情。大量的描写山水花鸟的作品也往往表现出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的普遍之情。这些道理是明显的，无须多讲。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就是说，某个集团或群体的意识与人类的共通的意识并不总是不相容的。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意识，常常是与人类的普遍的意识相通的。下层人民的善良、美好的情感常常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的表现。例如下面这首《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是下层人民的歌谣，但那种表达恋人对爱情的忠贞这种感情，则不但属于下层的百姓，而且也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美好感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性的重要表现。

第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功能上看，它既是认识又是情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当然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不合道义的弊端的评价与认识；有的作品则表现为对现实发展的预测和期待的认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不然。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不包含对现实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说文学的反映包含了认识，却又不能等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科学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例如，我们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它深刻揭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法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的这种规律性的揭示，不是在发议论，不是在写论文，他是通过对法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命运的描写，通过各种社会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通过环境氛围的烘托，暗中透露出来的。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2]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互相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因此，对那些情致特别微妙深邃的作品，它的情致往往是无法简单地用语言传达出来的。俄国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发挥黑格尔的“情致”说时也说：

艺术不容纳抽象的哲学思想，更不容纳理性的思想，它只容纳诗的思想，而这诗的思想—不是三段论法，不是教条，不是格言，而是活的激情，是热情……，因此，在抽象思想和诗的思想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理性的果实，后者是作为热情的爱情的果实。[3]

这应该是别林斯基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把握到的真理性的东西。事实的确如此，文学的审美意识作为认识与情感的结合，它的形态是“诗的思想”。因此文学史上一些优秀作品的审美意识，就往往是难于说明的。例如《红楼梦》的意识是什么，常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今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仍没有满意的“解味人”（曹雪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因为《红楼梦》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十分丰富的，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这些都说明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识由于是情致，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认识就像盐那样溶解于情感之水，无痕有味，所以是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的。

第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目的功能上看，是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文学是审美的，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游戏，就是娱乐，就是消闲，似乎没有什么实用目的,仔细一想，它似乎又有功利性，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就是说它是无功利的（Disinterested），但又是有功利的(Interested)，是这两者的交织。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创作还是欣赏，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创作和欣赏的瞬间一般都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性。如果一个作家正在描写一处美景，却在想入非非地动心思要“占有”这处美景，那么他的创作就会因这种“走神”而不能艺术地描写，使创作归于失败。一个正在剧场欣赏《奥赛罗》的男子，若因剧情的刺激而想起自己的妻子有外遇的苦恼，那么他就会因这一考虑而愤然离开剧场。在创作和欣赏的时刻，必须排除功利得失的考虑，才能进入文学的世界。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Diderur 1713-1784）说：

你是否在你的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就作哀悼诗呢？不会的。谁在这个当儿去发挥诗才，谁就会倒霉！只有当剧烈的痛苦已经过去，感受的极端灵敏程度有所下降，灾祸已经远离，只有到这个时候当事人才能够回想起他失去的幸福，才能够估量他蒙受的损失，记忆才和想象结合起来，去回味和放大过去的甜蜜的时光。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控制自己，才能作出好文章。他说他伤心痛哭，其实当他用心安排他的诗句的声韵的时候，他顾不上流泪。如果眼睛还在流泪，笔就会从手里落下，当事人就会受感情的驱谴，写不下去。[4]

狄德罗的意思是，当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满心是得失利害的考虑，同时还要处理实际的丧事等，这个时候功利性最强，是不可能进行写作的。只有在与朋友或情人的死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功利得失的考虑大大减弱，这时候才能唤起记忆，才能发挥想象力，创作才有可能。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创作实际的。的确，只有在无功利的审美活动中，才会发现事物的美，才会发现诗情画意，从而进入文学的世界。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Brandes,1842-1927）举过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5]

商人关心的是金钱，所以他要算木材的价值；植物学家关心的是科学，所以他关心植物的生命；惟有艺术家是无功利的，这样他关心的是风景的美。正如康德所说那样：“那规定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6]康德的理论可能有片面性，但是就审美意识形态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角度而言，他是对的。其实中国古代文论讲究文学创作和欣赏时的“虚静”说，也是审美无功利的理论。

但是，我们说文学审美意识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并不是说就绝对无功利了。实际上，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欣赏在无功利的背后都潜伏着功利性，在间接上看，创作是为人生的，为社会的，就是所谓的“无功利”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态度，更不必说，文学创作往往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一面，或批判社会，或揭示人生的意义，或表达人民的愿望，或展望人类的理想等等，其功利性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些社会性比较淡的作品，也能陶冶人的性情，“陶冶性情”也是一种功利。所以鲁迅说：文学“给人的愉快与休息。是劳作和战斗前的准备”[7]鲁迅还说过，文学是“无用之用”。这意思就是说，文学意识的直接的无功利性正是为了实现间接的有功利性。

第四，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方式上看，是假定性但有是真实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与科学意识是不同的。虽然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类所钟爱的两姐妹，都是创造，都是对真理的追求，但他们创造的成果是不同的。科学所承认的意识，是不允许虚构的，科学结论是实实在在的对客观规律的揭示。文学意识是审美意识，它虽然也追求真实，但它是在艺术假定性中所显露的真实。这里，科学与文学分道扬镳了。

文学虽然有不同的对现实的把握方式，有的作品运用了神话、传奇、荒诞、幻想等（如《西游记》）来反映生活，有的作品则“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如《红楼梦》）描写来再现生活，但不论把握方式有何不同，文学按其本性是假定性的。所谓假定性就是指文学的虚拟的性质。所以文学的真实是在假定性中透露出来的。可以说是“假中求真”。一方面，它是假定的，它不是生活本身，纯粹是子虚乌有；可另一方面，它又来自生活，它会使人联想起生活，使人感到比真的还真。文学作品所显示的审美意识就是这种假定与真实的统一体。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与读者达成的一种默契。读者允许作者去假定去虚拟，他们却津津有味地去看作品中的故事，并为它欢喜或落泪，可并不认为它是实有其事。作者却也“宽宏大量”，允许读者不把他的作品中的故事当作事实看待，允许读者把他的作品当作“谎话”（或者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庄严的谎话”）。正是在这种默契中，文学放心大胆走到了艺术假定的这一极。文学之所以不是生活本身的实录，不是科学论文，不是通讯报告，不是外交协议，不是电脑说明，不是私人日记……，就在于它的假定虚拟性质。或者说文学作为审美意识的前提，就是它不是事实的记录，是假定的虚构。如果谁违反了文学的假定性的前提，把文学变成事实经过的流水帐，那么文学就要变成非文学。俄国著名戏剧导演曾说明戏剧的假定性：

在生活中太阳从上边射来，在剧场里则是相反，是从下边射来的。在大自然中不存在均匀工整的线条，在剧场里却设置了各个景次，树木被排成笔直的间隔相同的行列。在生活中一个人无法把手伸到巨大石屋的二层楼，在舞台上却是可能的。在生活中房屋、石柱、墙壁等始终屹然不动，在剧场里却由于最轻微的风吹而抖动起来。在舞台上房间的设置始终不像生活中那样，整个房屋建筑也完全不同。例如，我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看见到过几乎在所有剧本中作者们都这样指示的房间：在前景上左边和右边都有门；后墙中间又有门；在后景上左右两边都是窗户，你就试来建筑这样的房间看看……在生活中这简直不可能的，然而为了艺术的、假定的真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可以自由地加以解决。[8]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这里谈的是剧场的假定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对所有的艺术都是相同的。著名画家毕加索也说过：

艺术是一种使我们达到真实的假想。但是真实永远不会在画布上实现，因为它所实现的是作品和现实之间发生的联系而已。[9]

毕加索是从艺术本性的角度来谈艺术的假定性的，实际上把生活转移到书本上去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假定。这两位艺术家的论点同样蓍适用于文学。文学的假定性不但表现在那些描神画鬼、神奇幻想的作品上面，就是那些以反映生活本来面貌的完全写实的作品里假定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艺术的假定性，也就没有文学。

文学的审美意识是假定的，但也是真实的。就是说，这假定是具有真实性的。鲁迅说：

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需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着，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象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10]

鲁迅这里所说的创作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意思就是文学是假定的，但这假定如果“加以推断”，那么就像预言一样准确，这就是艺术的真实了。

这就说明假定性如果不同真实性结合，那就成为虚假的谎言，那就没有价值了。艺术真实性是文学意识的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什么是艺术真实性呢？

艺术真实性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时有认识又不止是认识。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过程中，投入了全部的心理动作—感知、情感、想象、回忆、联想、理解等。因此艺术真实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有理，又有情。简括地说，艺术真实性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质。

所谓“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有了这种合理的逻辑，也就可以被读者理解，大家也就会觉得他真实。作家完全可以虚构，虚构是作家的权力，这是不容怀疑的。因此作家可以不写真人真事，关键是要写得合理，写得合乎逻辑。换句话说，一件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由于作家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中的内部发展逻辑，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规律性，也完全可以是真实的。对于艺术真实性来说，不在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展现了整体的必然的联系。例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对真实性的看法，就很有意味。大家知道，稻香村是大观园的一景，若孤立起来看，那茅舍，那青篱，那土井，那菜园，都与真农舍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逼真极了。贾政看了此处后，说：“倒是此处有些道理”。但贾宝玉则不以为然。他说：“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是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立，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巧而终不相宜。”贾宝玉的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在他看来，“天然”不“天然”(即真实不真实)，不在事物布局的逼真，而在符合不符合事物的内在联系。稻香村作为一个农舍，放在大观园中，与那些雕梁画栋、楼台庭榭连在一起是不自然的，因而是不合理的。倒是“怡红院”、“潇湘观”等与大观园的景观有一种内在的整体的联系，所以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贾宝玉的话给我们这样的启发，对于文学，当然是可以假定和虚构的，但在假定和虚构的情境中，则不可人为地编造，不可“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要充分注意到事物之间的整体的天然的联系，即要“合理”，这样才能创造出艺术真实来。

“合理”是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方面，艺术真实性还有主观方面，因此除了“合理”之外，还有“合情”。按文学的审美要求，“合情”是更重要的。因为文学审美意识不是直接用道理说出，而是主要以情感作为中介，所以“合理”必须与“合情”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艺术真实性。所谓“合情”就是指作品必须表现人们的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可以把假定的虚构的升华为真实的。

真切的感受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把看起来不真实的描写提升为艺术的真实。例如李白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果按事实来考察，这个诗句所描写的是不真实的。因为黄河之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上只下雨，而不下“河”。但是大家都觉得李白这句诗很真实，原来李白在这里写的是自己的真切的感受：黄河之水从高原奔腾而来，水流湍急，巨浪涛天，一泻千里，使人觉得这河水从天而降。黄河的雄伟气魄被这诗句淋漓尽致描写出来了。一个并不符合事实的描写，由于写出了作者的真切的感受而变得真实了。在文学审美描写中，真挚的感情更为重要。真挚的感情可以把虚幻的提升为真实的。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因痴情，生而死，死而复生，这在生活中是完全不可能的，但由于作者在描写中灌注了浓浓的感情，虚幻之笔竟然也成为可以接受的艺术真实。在文学审美描写中，作者的真诚的意向，也十分重要。一旦这个真诚的意向成为作品的艺术逻辑，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达成了默契，那么十分怪诞之笔，也可以令人信服。如鲁迅的小说《药》，在革命者夏瑜的坟上，凭空添了一个花环，若隐若现。表面看是不可理解的，不真实的。但是由于作家的真诚的意向（同情革命者），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于是怪诞的描写也成为真实的描写了。

通过以上说明，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具有艺术真实的品格。艺术真实性是客观的真理和主观的感情的统一，也就是艺术描写的合情合理性质。当然，在文学中，经常遇到的是情与理不一致，甚至发生矛盾，那么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应该牵情就理呢，还是应该牵理就情？一般来说，由于文学的意识的审美特性，十分重视感情的评价，如果遇到上面所说的情与理矛盾的情况，就应该牵理就情。上面所举的《牡丹亭》和《药》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既着眼与文学的对象的审美特性，也重视把握生对象的审美方式，既重内容，也重形式。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不是所谓的“纯审美”论。

文学风格

总的说来,文学风格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作家风格 作品风格而且包括流派风格 时代风格 民族风格 文体风格等,但一般来说,我们主要是指作品风格,因为其他各类风格都含盖在作品风格之中,通过作品风格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作品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其他各种风格,正是其他各类风格的集合,才形成了一部作品的风格.

[关键词]:文学风格 沈从文 时代特征 民族文化 地域文明 作家本人

[正文]:

一 何为文学风格?

有关文学风格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风格是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 审美情趣所选择的语体.如诗歌的语体有较强的格律性,小说则采用贴近生活的叙事语体,戏剧要求符合舞台表演的对话语体,散文则采用亲切自然的语体.这里的语体不仅是体裁,而且是一种语言格调.比如鲁迅的沉郁深刻,郭沫若的奔放热烈,周作人的冲淡平和,茅盾的明快细腻,赵树理的幽默风趣.

这种观点以十九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为代表.就小说而言,他认为包含三种要素,一是性格鲜明的人物,二是人物的遭遇和故事,三便是风格.他说风格是来自于语言:"一部书,不过是一连串的句子和,或者是作者说的,或者是作者叫他的人物说的;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所能扑捉的只限于这些句子,凡属心领神会,在字里行间所能感受的更多的东西,也要靠这些句子作媒介.所以风格是第三个主要的元素."

另外,在刘勰的中有这样的描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叔本华说:：“风格是心的形态，它为个性的，且较妥于为面貌的索隐。去摹拟别人的风格如戴假面具，无论怎样好，不久即引起厌恶，因它是没生命的；所以最丑的‘活’脸且优于此。”

上面所言,正是法国文学家布封提出的"风格即人"的观点.与中国古代的"言为心声" "文如其人"不谋而合.钱钟书对此作过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不能一味以文观人,因为"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可见,"文如其人"的"文",不是"所言之物",而是指作品中的格调,格调是作者自身自然的流露.

显而易见,上述的两种观点都比较片面.下面咱们看看在现在文学理论上占重要地位的观点.

德国语言学家 文艺理论家威廉.威克纳格指出:"在全部艺术领域内(绘画 雕刻 音乐等),我们说到风格总是意味着通过特有标志在外部表现中显示自身的内在特性."

歌德将文学创作分作三种不同的境界:自然的单纯模仿 作风 风格.他说:"单纯的模仿是以宁静的存在和物我交融作为基础;作风是用灵巧而精力充沛的气质去攫取现象;风格则是奠基于最深刻的知识原则上面,奠基在事物的本性上面,而这种事物的本性应该是我们可以在看的见触得到的形体中认识到的."歌德认为风格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

可见,两人将风格分作两个层次,一个是外在的表象形式,即字词组成的文学作品,第二个层次,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层次,那就是文学作品中所隐含的内部特性,可谓之为"文学作品的气",或叫"韵味".它往往不是直接陈述的,也不可能直接陈述,它是通过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脱离开文学作品外在的表现形式,内在特性就无从谈起,相反,要是一部作品只有形式,那也是单调无味的.

文学风格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它是作家成熟的标志,是作家刻印在自己作品上面而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徽章.

所谓文学风格,就是在一系列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显示出来的作家的精神个体性.

二、沈从文的文学风格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文学风格，下面就以沈从文为例，来看文学风格的具体体现。

提到沈从文，我们第一印象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一幅“湘西世界”图，他用清新舒缓、自然流畅、恬静优美的风格，描写了湘西原始的、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了人性美。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一个“神性”的世界，是一个“爱”与“美”的王国。以《边城》为代表，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用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了“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麽浑厚……”的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刻画了一群性格鲜活而又可爱的人物形象，它既是湘西边城山村生活的牧歌，也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颂歌。

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是他区别于当时其他作家的主要风格，与其他乡土作家不一样，比如说开乡土小说先河的鲁迅，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农村的破败与落后，想通过作品以启发更多的民众，带有浓厚的启蒙色彩，而沈从文主要表现的不是当时农村的封建色彩或对乡土的留恋，而是在农村生存方式里面所隐藏着的人类普遍的理想因素，那就是“爱”和“美”，因此，他对乡村生活的方式很少持批判者的态度，没有用一个审判者或启蒙者的高度审视它，而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去发现乡村生活的细微之处。

除此之外，沈从文还是一名多产作家。新中国建立后，改行对我国历史文物进行研究，也发表过多篇学术著作，综其一生的文学风格，是多样性的。

三、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

一个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说，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1、时代特征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时代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也可谓“时代的局限性”。文学风格总是这样那样的反映时代文化特点，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这是从历史和社会的高度把握的，只属于特定的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

时代风格的形成，除受时代情景和语境影响外，也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沈从文生活在20世纪的革命年代，虽然身处湘西，任然逃托不了革命大潮流的影响。1917年小学毕业后，他加入了当地的地方军，跟随军队，浪迹了川、湘、鄂、黔四省边区。1922年，受“五四”余波影响，他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从荒蛮、偏僻的湘西走进都市的沈从文，却始终未真正的融入都市的文化圈。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用一种乡下人的眼光和立场来衡量生命力的强与弱，批判道德观念的美与丑，并展开对都市“文化病”的批判，抨击都市人性的异化。

特别是1948年受到左翼文化界猛烈批评后，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放弃了前期的文学创作，下半生的著作也主要以学术著作为主，其文学风格也大大的改观。

2、民族文化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中，从一坠地就开始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其作品自然就带有民族性，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

沈从文虽然没有受过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的规范，但他所生活的家乡是中国式的农村，带有典型的中国乡土文明，所以他的小说广泛的吸收了中国民间文学的营养。

3、地域文明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正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作家身居其中，其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含有社会环境。沈从文生长于湘西，湘西偏僻而荒凉，保留了许多原始因素，民风的淳朴，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使得进入大都市的他无限的留恋，而这种留恋已经不是现实的湘西世界，现实的湘西已经改变，然而他却不甘心，于是他大力描绘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的真挚、朴实的人性美，与虚伪、尔虞我诈的城市文化的人性丑形成鲜明的对照。

4、作家本人

作家不同的生活环境，产生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因此他们的创作动机也各不相同，形成的文学风格也各不相同。

沈从文在谈到他的创作时曾说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边城》这座“希腊小庙”里，作者供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爱与美完美结合，人与人肝胆相照。然而这理想生活的结局并不完美，但作者认为，这就是“神性”，是天意。

沈从文对故乡怀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温爱”，他用作品赞颂故乡的一切，用作品探索故土人们生命的形态，即“自然、自在、自为”。

综上所述，文学风格的形成离不开时代特征、民族文化、地域文明及作家本人的创作情趣。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因素。比如说文学作品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文学风格是具有综合性，对文学风格的探讨也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参考文献：

1、《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李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百年文学十二谈》，陈恩和等讲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文学概论》，余三定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文学理论》，刘安海、孙文宪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海派文学是与京派文学相对的作家群，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因 。

①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小说注重可读性，迎合大众口味，是一种“轻文学”；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都是以上海都市为背景，抒写了男女都市的世俗爱情，具有可读性，。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前夫夫妻生活不合后就经常出没舞厅，后来与范柳元也经常去舞厅约会。《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红玫瑰就是个交际花的形象。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有这么一句：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致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另外〈金锁记〉〈倾城之恋〉由于张爱玲对现代性的来临一直怀着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与古老家族衰败的隐喻贯穿了她的全部的个人记忆，一方面是对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又一方面是对享乐的稍纵即逝的恐惧，正是沦陷区都市居民沉醉于“好花不常开”的肺腑之痛，被张爱玲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给以深刻的表现。张爱玲对都市现代性的靡烂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并消解了两种海派的传统，独创了以都市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海派小说的美学。

④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张爱玲小说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在教材中我们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主题、意象和象征都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所无法“拘限”的，因为她的创作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在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这对似乎“相克”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调子。在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就有许多人物和细节都有着明显的《红楼梦》的影响：“她（睨儿）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惟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却是粉黛为施，单抹了一层清油，紫铜皮色，自有妩媚处。一见了薇龙，便抢步上前，接过皮箱，说道：‘少奶成日惦念着呢，说您怎么还不来。今儿不巧有一大群客，’又附耳道……”张爱玲小说中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则主要指她作品中的“通俗倾向”。

比起地球板块的支离破碎来，我们每个人精神世界里东拼西凑起来的文学板块恐怕会显得更加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人类已经利用飞机这一伟大的航天器破除了地理的阻隔，可是世界各国语言和语言之间的阻隔就不能像乘坐飞机那么可以轻松地飞跃。受到国家政治、文化权衡、势利考量等等复杂因素影响的文学翻译家们，有时候也不得不对某一国家、某一区域的文学现象视而不见，好像封闭了临海窗户的主人，再也瞧不见海景和帆影，甚至他对一丝一丝腥咸的海风都失去了嗅觉。

《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绝对是一位追求完整文学拼图的人，这些年文学翻译界被欧风美雨吹淋得至今还廊檐水滴沥不断，高兴主编的大型东欧文学丛书蓝色东欧，却有如一股潮汐自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多瑙河向我们的心扉涌来。

蓝色东欧的第一辑把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3部小说、罗马尼亚作家加布里埃尔·基富的小说、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罗马尼亚诗人卢奇安·布拉加等诗人的抒情诗选目不暇接地铺叠于我的视线。这些作家都是我未曾阅读、了解的作家，所以除了诗歌和博罗夫斯基的小说未及披览而外，剩下的几部小说读来给我的震撼远远超出原先肤浅的预料，阅读的体验里不时有闪电的弧光扫过脑海。

从收入第一辑的几部当代小说来看，我发现东欧文学的想象有着极为深厚的纵深空间。以前在拉美文学里弥漫着的与远古丛林世界一脉相承的魔幻气息，在东欧文学里，以另一种渊源有自的精神气脉，闪烁出异样的光彩。非常有意思的是，不论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伊斯梅尔·卡达莱，还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加布里埃尔·基富，他们的小说里都不约而同地回响着遥远的神奇故事的声音。按照原型批评家弗莱和世界著名的民间故事研究家普罗普的勘探，欧洲传奇故事有着与古希腊传奇、11世纪骑士传奇、哥特式浪漫小说有着隐秘的关联；真正的神奇故事是长着长翅膀的马、喷火的蛇、幻想中的国王和公主等，这显然不是资本主义所能产生的，它显然比资本主义还要古老。

卡达莱和基富把小说的触须延伸到了更为广阔深远的世界里。卡达莱的长篇小说谁带回了杜伦迪娜，故事原型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一个传奇故事：死去三年的康斯坦丁为兑现自己的诺言，从墓中出来，把远嫁他国的妹妹带回到了母亲身边。这个事关复活神灵的小说框架，一下子让整部小说叙述的格调进入到了幽灵的格调里。小说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巨大的悬疑：远嫁国外的杜伦迪娜为抚慰母亲无尽的思念，在某一天回到了故乡。负责调查的斯特斯上尉于是展开了一次次的侦探。美丽迷人的杜伦迪娜告诉大家，是信守承诺的兄长康斯坦丁在充满尘土气息的暗夜里，穿越欧洲平原，将她带回到家乡，包括斯特斯上尉在内的所有人一度陷入怀疑、惊慌和恐惧之中，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哥哥康斯坦丁早已在三年前入土为安。“究竟是谁带回了杜伦迪娜？”这个悠长的疑问，既是斯特斯上尉和他家乡的人们的发问，又是阅读者的疑问。正如本书的译者邹琰所言：卡达莱的故事我们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尾，最初一直抵制幽灵故事的斯特斯上尉，最后变成了幽灵故事的捍卫者。正是康斯坦丁的幽灵给阿尔巴尼亚、给剩下的世界带来与这个世界结合的信息。而小说所要试图接近的一个理想境地就是康斯坦丁生前的一种梦想：从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建立和承诺一种崇高的制度，它不是纯精神的规则，不是意识的乌托邦，而是零散分布在阿尔巴尼亚人生活中的一种精神种子，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之外新生的一种以个人的承诺、对主体自立的渴望为基点的现代个人主义。这显然是对身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时代，面对私有化不断扩大、社会认同受到侵蚀、政治与意识形态遭到弱化、疏远的情形下，小说家触摸到的一种新的生活逻辑、新的生存伦理。

权力之图的绘制者(加布里埃尔·基富著)，乍见这样一个书名，会把它当作是一篇描写暴君、独裁者的小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尼布甲尼撒二世们开疆扩土的传奇。而实际上的情节却是政府官员马太·帕维尔某一天忽然接到了一封从天而降的遗产通知书，之后便是帕维尔踏上寻找遗产馈赠人远在他国的神秘伯父的漫漫路途。

一封遗产继承的信函神奇地把现实一分为二：一半是人们熟悉的生活，它遵循自己的规律；而另一半，脱离正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在寻找的过程里，帕维尔遇见了有着许多名字的瘸老头撒旦。撒旦承认是他导演了一切。帕维尔和同样受到捉弄的画家布莱诺维奇为此而痛苦而愤慨，最终他们决定联手对抗撒旦。在这个过程里，帕维尔不仅发现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撒旦的捉弄，更大的发现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撒旦，得到这个启示，帕维尔们便获得了一种新的能力：不用碰铅笔就把铅笔削了，用眼神就可以弄弯一根管子、改变街上一辆汽车的颜色、推倒一棵树、止住一场雪。撒旦的魔力还能让他们飞着去旅行。空间旅行之后，帕维尔还独自一人进行了一次时间旅行，他被送到了一辆正在原野上闪电般疾驰的夜间列车上。他从第一节车厢的过道里开始逆行往后面的车厢走，在短短的两分钟里便进入了孩提时代。成功后，帕维尔新的愿望就是探究未来的生活，他选择的时间正好是走进新千年的那个夜晚。可是一直折腾到天亮他都没有成功。小说最后的结局是觉醒了的帕维尔，不愿凭借撒旦的魔力生活下去，他想结束让他灵魂不宁的生活。于是，他走向了教堂新能量的来源。在信仰的支持下，他最终摆脱了内心的恐惧，战胜了恶魔马太·帕维尔感到逐渐恢复了原样，有了寒冷和疼痛的感觉，记忆也回来了：从前的生活场景潮水般涌入了他的脑海。他，还是原来的他，但是没有了那个被称之为“恐惧”的器官。

合上书本，这几部小说带给我的新鲜体验，一浪一浪震荡于心，目力不及的遥远处，还有更其阔大的蓝色，它们隐示着异样的冷静、忠诚、渴望、幻想，骚动如凡·高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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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的语言风格废话多，忧郁的多，因为想多挣稿费，所以很多时候一句话一个段落。特别出彩的女人都是蛇蝎妇人，正常的女主让人印象深刻的少，男人出名的倒不少。文学地位不清楚，江湖地位仅次于金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