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的语言风格特点

他的小说经常采用农民群众民间语言，从艺术的角度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对落后人物的成功塑造。

首先，赵树理小说取材民族化、大众化。

赵树理的大众化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雅俗共赏”，二是“懂”与“动”。“雅俗共赏”是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喜欢读，作品有市场。中国现代的知识层都喜欢读赵树理的作品，读后不觉“土”不感“俗”，写出了感动肺腑的读后感和评论文章。而广大农民看了、听了，不仅觉得不“洋”、不“玄”，却感到亲切，说他讲的就是咱们身边的事儿。“懂”与“动”，简单地说，就是赵树理的作品通俗好懂，文化低的人能读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而且作品吸引人，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直至看完、听完还回味无穷，还想再看再听。“动”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看了受感动，作品的思想、人物、语言打动了读者；第二层是感动后要行动，行动起来学习书中人。

其次、赵树理小说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二、恋爱婚姻习俗。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

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最后，赵树理小说语言无处不在的打上了地方语言特色，雅俗共赏。

赵树理于1906年9月24日生于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他的一生在晋城在沁水的活动也很多。正因为赵树理生长在农村，其生活习俗其语言无不打上农村的烙印。比如《小二黑结婚》，人们都知道那是赵树理在太行区左权县一个村子搞调查发现了民兵小队长岳冬至和女青年智英祥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基础上写出的。

1、创作特点

赵树理的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

2、人物简介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3、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 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评论家周扬评）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骨感的美，骨感的悲。

感动，心动……我爱张爱玲

现实，苍凉

与这些散见的白话相比，宋元话本中的白话，已经开始显现其作为一种叙事文学语言的独特表现力与艺术魅力，无论是酣畅淋漓的韵文，还是西湖三塔记等中的人物对话，白话的运用都充满了不假雕饰的市井生活气息。当然，宋元时期的白话与后来通行的白话还有不小的距离，有些当时的白话文献，今人阅读起来，并不比标准古文更容易懂。而话本小说中的白话固然生动丰富，但同时也还带有过于朴拙、粗陋的特点。

明中叶是白话小说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的白话语言也更为成熟。很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白话叙事文学语言的成熟。一方面它们比此前小说中的白话更接近现代汉语；另一方面，又显示了更富有文学价值的语言个性，这种个性与它们在题材、旨趣等方面的不同有关，也与小说家运用语言的能力与旨趣有关。

如果上述粗略的描述可以成立，那么，到晚清之前，白话在小说中的运用也许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唐代说唱文学阶段、宋元话本阶段、明中后期白话小说成熟阶段、清前中期小说繁荣阶段。这样的划分至少有两方面的小说史意义，一是我们可以确认这样的观点，即伴随着白话的发展，小说家对白话的运用也越来越娴熟，越来越具有个性化的特点，显现出一种由朴质到纯熟的演变，因此，有必要细化对各个阶段白话文学语言特点的总结；二是随着我们对小说白话语言阶段性特点认识的逐渐清晰，我们对每一部小说的语言成就与价值可以作出更准确的评判。

其次，地域性的不同对白话小说的语言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言作为一种书面语，有着超地域性特点，而白话的方言差别却极为明显，这必然在小说中有所反映。而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或文学语言的因素，同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方言词汇的偶然出现，到有意识地采用方言作为小说塑造人物、展现环境的一种手段，再到方言小说的产生，方言在小说中使用量逐渐增多。

阿城，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十二三岁时就已遍览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托尔斯、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等中外文学名著。中学未读完，“文化大革命”开始，去山西农村插队，此时开始习画。为到草原写生，转往内蒙，而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在云南时，与著名画家范曾结识，两人超过“代沟”而成莫逆之交。文革”后，经范曾推荐，世界图书编辑部破格录用阿城，作者重返北京。

1979年，阿城曾协助父亲钟惦棐先生撰写《电影美学》。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美学》到中国的《易经》、儒学、道家、禅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阿城在与父亲的切磋研讨、耳濡目染中，博古通今，为其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进一步奠定基础。阿城于1984年开始创作。在处女作《棋王》中，阿城表现出自己的哲学：“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低下的贫民阶层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小说一发，便震惊文坛，先后获 1984年福建中短篇小说选刊评选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全国秀中篇小说奖。此后又有作品接连问世，并写有杂论文化制约着人类。其作品集《棋王》，由作家出版社作为“文学新星丛书第一辑”出，共包括三个中篇《棋》、《树王》、《孩子王》和六个短篇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和《迷路》。

张爱玲的文字让你得到视觉享受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会有一种触及灵魂的痛意。她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情与理相互融汇贯通。既有将自我全然投入其中的内心体验，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有时是冷峻的，甚至是冷酷的。同时张爱玲对人性也有自己独到和稳定地把握，技巧方面也都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趋于化境。

“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高潮出现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对于“革命历史小说”，洪子诚曾作出过这样的界定：“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鉴于这种情形，80年代有的研究者提出了‘革命历史小说’的概念，指出这一‘文学史’命名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说到底，“革命历史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呈示表现革命历史的时候凸显出了一种相当突出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样，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便是历史事实与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在那样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二者冲突的结果却又必然是以对历史事实的更改或重写而迁就适应意识形态的要求。

革命历史小说作家们，通过再现历史场景，即类似于对革命历史过程的纪实性记录，以肯定革命的正确性。这种小说大多是二元对立模式。其历史观就是把社会历史演进看做是好与坏、善与恶、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等这一系列截然对立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大写革命者、斗争者的英雄主义、道德情感等以推崇传统道德，使之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有较大篇幅书写反面人物的侵略行为和野蛮表现，以肯定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革命历史小说注重文学的工具性，服务性，强制其承担起“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重任。

革命历史小说中着重刻画反面人物的各种恶行，或将其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缺乏人性感性的动物的创作模式.

小说的语言特点：

1，小说既用叙述性的语言，也用描写性的语言，但以描写性的语言为主。

2，小说长短句兼有，但以长句为主；语言生动、细腻、富有感情。 影视剧本既用叙述性的语言，也用描写性的语言，但以叙述性的语言为主；长短句兼用，但短句为主。

3，小说语言简洁、朴素；语言表述能转换成动作、画面或场景。

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情节一般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有的包括序幕、尾声。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小说按照篇幅及容量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说（小小说）。按照表现的内容可分为神话、科幻、公案、传奇、武侠、言情、同人、官宦等。按照体制可分为章回体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自传体小说。按照语言形式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

古龙武侠小说语言风格特点 一、繁丰华丽的浣华洗剑录 二、清新俊逸而又不失幽默的《楚留香传奇》系列 三、奇崛含蓄的《七种武器》系列 四、简洁明快的《欢乐英雄》 古龙武侠小说语言风格流变 一、第一阶段为语言风格模仿期 二、第二阶段为语言风格独立期 三、第三阶段为语言风格成熟期古龙用简洁奇崛主观疏放的语言风格刻画出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浪子悲客” 古龙死时，有朋友给题了一副挽联：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江湖传言，有华人的地方一定有武侠小说，有武侠小说的地方就一定有古龙

我是金庸先生的铁杆粉丝，上大学时专门选修了金庸小说艺术研究。我们看金先生的武侠小说很有代入感，看着那些文字脑海当中很容易就联想到相应的适合的画面。翻看了一下各位朋友的回答，都说到了一点，就是白话文或者西化中文。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影镜头式的叙述手法，就像是一架摇臂摄像机，带着读者在故事画面里穿梭，从高空俯瞰的大场景，到正在发生的人事物，再到某些特写，整个过程相当的连贯合理。金庸先生博学多才，文化历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政治军事、地理风貌、方言美食、周易八卦、中医理论、武术理论……将这么多有趣的东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融入小说，自然更有意思。金先生还非常的诙谐幽默，明明是讽刺的话让读者看了却觉得有趣，同时又达到了讽刺的目的，比如描写丁春秋的厚颜无耻及其门下弟子溜须拍马的场面。

同时期的其他几位武侠大师的作品，我也很喜欢，梁羽生先生是标准的中国传统才子，语言表达都是像红楼梦那样的，文笔相当的美，但是现代人读起来可能会费力一些。古龙先生爱偷懒[呲牙]描写十分意象，读者要多发挥些想象力才行，这也是为什么古龙作品翻拍困难的原因。

唉，大师们都走了，谁还能再描绘一片江湖呢？[流泪]

个人是比较喜欢金庸小说的，因为整体来看金庸的小说，大部分就是直接写的招式和周围环境的变化，看着比较轻松易懂，容易理解，而古龙的小说，大部分都是通过人物心理和环境的烘托来写的一些打斗场面，给比读者更丰富的想象空间，但同时，读者读起来相对金庸的小说更累！

我们看小说无非就是娱乐休闲，所以，我更喜欢金庸的直接描写的手法，读起来更轻松。

在刻画人物时入木三分，小说中的人物仿佛就活灵活现的在你面前。如天龙八部中说木婉清的名字" 水木清华，婉兮清扬”大概就知道这个女子的清丽容貌。又如王语嫣”笑语嫣然“在段誉的眼中，只要她对着自己一笑，便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满足。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种种，好的不可言传

我想，我应该用“熟悉”这个词语来形容我对金大侠全部小说的印象，而不是喜欢。无论是少年时阅读［神雕侠侣］过程中的懵懵懂懂，亦或是青年时看得入迷热血沸腾，还是朦胧中的男女爱情描写，都是我在他的作品里收获的东西。正是金大侠的作品让我喜欢上阅读，并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这在我后来阅读四大名著过程中，亦或是阅读大部头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时，都有了良好的艰苦阅读习惯。至于先生作品的语言特色嘛！我想并非是独树一帜的，但绝对有着鲜明的文字语言特点。因为先生每一部作品都是用文字所承载的艺术品，而非现今网文中套路照般的文学工艺品。

作为一个酷爱阅读金庸老先生武侠小说的读者来说，我是很喜欢其中的语言风格的。个人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主要有三大特色，这三大特色同时也是在写作时值得学习的。

首先是小说的语言较浅易。对于现代读者来说，白话小说由于语言质实平易，比文言小说更受欢迎。毕竟现代人普遍在日常生活里使用的、接触的都是俗语，没有太多雅词点缀。因此，金庸小说语言的浅易就能符合读者的审美要求，让他们像看故事那样直接阅读，免去晦涩难懂的字词。

其次是小说语言的个性化、人物化。阅读过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里面所有涉及人物言语的描写都被作者有意沿着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走向来设置。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仅在《射雕英雄传》这一本书里，每个人物的言语就很不一样：黄蓉是俏皮灵动的、郭靖是憨厚稳重的、欧阳克则是狡黠奸滑的……这些人物的语言描写，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物性格。

最后是小说语言运用得详略得当。既然是武侠小说，那么书里就需要运用大篇幅来描写武打场面，这是吸引读者眼球的一个小技巧；而对于一些与情节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去，则采用略写手法。这样安排，有利于读者把握每章每节的中心内容，实现更好的阅读体验。

首先，我对金庸小说不仅喜爱，而且爱不释手，喜欢它语言上的行云流水，平中见奇，它的情节用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的语言展现出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的经典武侠人物。

金庸，原名查良镛，是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所著武侠小说共计十五部，概括起来就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分别为《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鹿鼎记》《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鸳鸯刀》《越女剑》。

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讲到，“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小说的语言总的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来概括。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

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如《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

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自“百度百科”等。

金庸小说的语言风格，毫无疑问，非常喜欢。

金庸小说的语言特色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字优美，引人入胜；二是通俗易懂，简洁明了；三是引用诗词，信手拈来；四是描写传神，绝少雷同；五是清新流畅，琅琅上口。

总之，金庸小说的语言非常好，读来令人赏心悦目，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我喜欢金庸先生小说的语言风格。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我几乎全部看完，先生家学功底深厚，其小说语言风格形成受近代小说家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郑证因的影响居多，而先生又做了拔高，说起先生的语言风格，我们会不自觉的想到古龙的语言风格。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语言古典、长短句杂揉，中间多有诗词，幽默睿智，情节处理先是波澜不惊，而后奇峰迭起，妙趣横生，小说往往容于某段历史之中，几可乱真，人物武学成长更重基础，循序渐进，最后大成，先生追求的是侠之大者，其书中人物的理想也是一样。其巅峰之作应是《鹿鼎记》。

古龙的小说，语言风格独树一帜，多用短句，常有哲思金句涌现，情节处理多诡谲，其小说故事少历史背景，人物甫一出世就天下无敌，如楚留香、李寻欢，古龙最妙的一本书是《风云第一刀》。综合来看，同时的武侠大家金庸先生成就较高，无论写武侠、写历史、办明报…，先生逝去，我曾习撰一联以志纪念，将它缀于问答之后，以搏方家一哂：海宁才子，父母唤痴儿，开武侠小说先风，以书剑始以鹿鼎终，如今驾鹤西去，世间再无大侠；报业大亨，香港谓儒商，立求真务实标杆，先社论后辅武侠，福建厅会邓公，基本法有遗篇。

非常喜欢，查先生是个杂学家，他对人物，人性的光辉刻画得非常好，侠义柔肠，民族大义，历史的侧面描写！入木三分，美不胜收，欲罢不能。郭靖，乔峰，胡斐，张无忌，黄蓉，王语嫣，赵敏，阿紫，周芷若，等写得太好了！

我特别喜欢金庸的语言风格，记得小时候看的时候就爱不释手，好像书里总是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拽着自己。

第一个特点是语句的干净清澈。如同一汪池水，是清澈见底的更吸引你呢，还是浑浊不清的更让你有兴趣？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金庸的文字就是这样汩汩流淌，让你想不断地追到源头。

而清澈也并不是肤浅，如同你可以在溪水中看见一尾红鲤蜿蜒游过，又有一抹水草轻轻飘动。清澈是一种透明的底色，给你的思想以足够的空间感和澄澈性。

第二个特点是描写的画面感。尽管金庸先生的很多作品已经拍摄成影视作品，其中不乏经典之作。但我想依然有很多读者会在心中保留一个理想的无可取代的画面。

比如黄药师与那一岛的桃花灿烂，美如烟云；比如天龙八部有两章的名字“千里茫茫若梦”和“双眸粲粲如星”，仿佛印在脑海中的一片天地星河。

第三个特点是人物的生动性。这一点真的有太多例子了，抛开有主角光环的英雄人物，还有一些非主角的人物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一生爱恨纠缠的刘皇妃瑛姑，比如天龙八部里只出场一次的隐世高手扫地僧，比如倚天屠龙记中杨过小龙女的后人黄衣小姐姐，点到为止却足以惊艳。

第四个特点是大事记中的小片段。读金庸先生的书，常常会被带入到一种宏大的历史视角中。你为故事中人物的悲欢而情思起伏，又倏忽跳跃出时代而洞见个体命运的渺小。

在读《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时，很难不为宋朝的灭亡而感叹愤慨；在读《倚天屠龙记》时，元朝与明朝的交替更迭似乎更牵动人心。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金庸先生的作品能够受到各个时代各种群体喜爱的原因之一吧。

金庸就是金大侠，大侠风范

金庸先生文笔好是毋庸置疑的。但很多时候除了干巴巴的一句“文笔好”，我们很难具体地描述金庸先生对中文语言的造诣。

直到我知道了一个当代中国语言发展的趋势 西式中文：

欧化中文又称西化中文、西式中文（Westernised Chinese language），是指语法、文笔、风格或用词受欧洲语文过分影响的中文。欧化中文常见于翻译作品。译者往往会逐字直译而忽略中文语法、用词习惯，直照外文语法、词汇、修辞地翻译而不顾语顺与否，即使在翻译主宾谓结构、特有表达逻辑、方式等亦是如此。久而久之中文本身也染上了外语的特点

我终于明白了：金庸先生对中文语言的掌握与当代小说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的语言不受西方语言的影响，不滥用介词，不使用西方语言的语法结构。他是中国数百年白话文写作的集大成者，可能也是白话文写作的最后表现形式。在他之后，所有年轻作家从小学开始接触的就是西化的中文了。

西式中文起源于近代。辛亥革命后，鲁迅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人希望以“直译欧文句法”的方式改造中文，进而改造“中文思考方式”。

他们受到当时国际上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喜欢用功能主义的方式解构语言，把语言按照功能分成若干个元素，看重语言元素搭配的逻辑，把语法当做数学公式一般的公理。就像英语语言就会严格地把词语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等等，把各种句子按照语法分类为祈使句、陈述句、反问句…

举个西式中文的例子，近代作家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难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作为对比，金庸的倚天屠龙记：

赵敏笑道：“你现下再修，也还来得及。”张无忌心中怦然一动，问道：“甚么？”赵敏脸一红，不再接口了。说到这里，两人谁也不好意思往下深谈，休息一会，张无忌再替她敷药，抱起她又向西行。赵敏靠在他肩头，粉颊和他左脸相贴，张无忌鼻中闻到的是粉香脂香，手中抱着的是温香软玉，不由得意马心猿，神魂飘飘，倘若不是急于要去营救义父，真的要放慢脚步，在这荒山野岭中就这么走上一辈子了。

可以明显地看出，鲁迅文法的介词和助词非常多，上面一小段里光是“的”字就有13个，而作为对比，金庸的文章中“的”字只出现3次。鲁迅的文章非常强调语法逻辑性和介词的指向性，所以文风让人感觉很“硬”。

（记念刘和珍君不是小说，两篇文章的文风还和别的因素有关。这里主要是为了对比语法）

而没那么西化的中文就让人感觉非常柔软，非常顺滑，就比如金庸先生的文章。那是因为中文是我们的母语，纯正的中式语法肯定更接近我们的意识。

再举个当代的例子，莫言的《蛙》

陈耳和陈眉之父陈鼻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少年时的朋友。我们是1960年秋季进入大羊栏小学的。那是饥饿的年代，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大都与吃有关。譬如我曾讲过的吃煤的故事。许多人以为是我胡乱编造，我以我姑姑的名义起誓：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确凿的事实。

它在题材上和倚天屠龙记一样都是小说。助词介词很多，翻译成英语甚至不用改变语序：

那是饥饿的年代，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大都与吃有关

It was a time of starvation. Things I remember most all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eating.

用金庸的笔法看，《蛙》有些句式比如“我们是1960年秋季进入大羊栏小学的”是不必要的，可以直接说“我们在1960年秋季进入大羊栏小学”。

对于今天大多数普通人，西化中文是深刻在脑子里，已经无法改变了的。当然，不论是金庸的行云流水还是鲁迅的严密逻辑，文笔只是各有不同，并无高下之分。

赵树理的“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

赵树理（1906一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

《小二黑结婚》作于1943年春，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的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他被称为“地摊文学家”。

小说塑造了三组各具特色的人物。

A．新型农民的典型：小二黑和小芹。

他们是解放区新+代农民的典型由他们’敢于斗争，主要表现掌握自己的命运’譬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当二诸葛为儿子收留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传童养媳时，小二黑含糊地说；“您愿意养，你就养若，反正我不要”。当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个旧军官做续续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两人并在斗争中，自由恋爱结婚。反对封建迷信。小二黑原先也跟他爹二诸葛学些算卦之类的事，后来在事实面前逐渐清醒，开始厌恶。反对父亲的迷信行为。小芹也对她母亲的弄神行为不予理睬。反对恶势力。当恶势力金旺、兴旺利用被窃取的职权设下圈套。斗争小二黑和小芹时，他们毫不示弱，敢于面对面地以理抗争。并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自身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树立了新的思想道德，新的思想愿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B．落后农民的典型；二诸葛、三仙姑。

他们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既不明白自己受苦的根源，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便养成了落后、守旧、自私、迷信的性格。

二诸葛迷信思想报重。“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包办儿子的婚姻，给小二黑找了个七、八岁的童养媳。在恶势力的面前不分是非，软弱屈从，只会哀求“恩典恩典”。三仙姑好吃懒做，用迷信唬弄人，装神弄鬼骗取钱财。包办婚姻，给小芹找了旧军官；心理“变态”，讲究不合时宜的穿戴打扮，对小二黑和小芹表现出一种极不正常的心理和感情。两个落后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与新的时代格格不久但他们毕竟是受封建毒害的善良农民，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改造的。在作品的结尾，三仙姑改变了打扮，二诸葛也撤去了香案。

C.封建恶势力的代表：金旺、兴旺。

金旺兄弟利用农村新政权的稚嫩和农民的保守思想摄取了基层政权的职位，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调戏小芹，非法斗争和捆绑小二黑和小芹，把持乡村政权。但他们最终还逃不出人民政权的惩罚。

思想意义：小二黑和小芹的胜利说明人民政权是人民实现自主婚姻的最可靠的保证。同时它也揭示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小二黑和小芹的斗争，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们斗争是解放区人民反霸除暴的民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建立新的婚姻观念，消除封建迷信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作品也表达了作者的一个隐忧，那就是，基层政权有可能会被封建恶势力所把持。金旺和兴旺这两个形象说明：农村的基础政权中只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造福于人民。但作品也同样表现了作者的某些农民意识，诸如对于三仙姑形象的丑化，特别是对她的穿着的嘲讽性描写，都显示了作者对女性的贬抑态度。

这部小说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作者学习了中国传统的说唱艺术和古典小说的长处。这主要表现在：

(1)在结构上，采用单线发展的手法。情节连贯，故事性煮划构严谨，首尾照应。作者按照民间习俗，老百姓爱听故事晌习惯，善于把矛盾斗争，一环扣一环地集中起来，发展下去。

小说开头写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神仙，接着写小芹，再引出金旺兄弟，后写小芹的恋爱对象小二黑，然后矛盾爆发，出现了第六节（“斗争会”），第七节“三仙姑许亲”。而第八节“拿双”是矛盾的顶点，最后几节，由区政府出面支持新人物，惩罚坏人，教育帮助落后。分章分节的形式，集中地叙述人物和事件，既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小故事，又不破坏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结局，对前面的人物有所交待，又首尾呼应，造成结构的严密。特别是大结局的“大团圆”符合中国民间的喜剧欣赏习惯。戏剧性强，情节出现多次逆转。在人物塑造上，以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性格；在情节开展中，运用白描手法和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

（2）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展现人物的心理。“不宜栽种”“恩典恩典”——二诸葛的迷信、迂腐。“米烂了”“看看仙姑” ——泼、赖。三仙姑去区里见区长的言、行、打扮这—细节。在语言运用方面这部小说真正做到了大众化（群众化、口语化）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

（3）人物的类型化。将主要人物分成三类，分别灌注了三种具有抽象理论特性的观念。

（4）山西的地方特色。语言的山西风味——对于三仙姑“下了霜的驴粪蛋”的比喻；给人物起诨号的手法。具有浓重的淳朴的地方风味，又幽默有趣。

总之，《小二黑结婚》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获得了群众的赞赏。

赵树理小说艺术风格的概叙

（1）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描写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农民，所写的事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和特色。

（2）语言是真正的群众语言，朗朗上口，并富于幽默感。

故事是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3）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大家，创造了“山药蛋”派这一文学流派。

赵树理“评书体”小说大量运用经过加工提炼的群众口语进行叙述、描写，沿袭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结构特点，讲究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人物的来龙去脉、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又摒弃传统章回体的形式框架，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放到矛盾冲突中进行塑造，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例如《李有才板话》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所创造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开辟了新文学发展的新生面。后来人们把这一群体的作家，形象而友善地称为“山药蛋派”，赵树理是这一文学流派的当然的领袖。

赵树理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为了实现写好农村、农民的诺言，赵树理坚守“乡土文摊”作家纯朴的本色，从不以大作家自居。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作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他还说：“中国的文坛太高，普通群众攀不上去。希望是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

《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毛泽东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间，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太行山区一个村庄叫闫家山，闫家山村里的“闫恒元派”就属于民主政权要专政的对象，他们把持“闫家山”政权多年。村长闫恒元下了台退居在幕后，由侄儿闫喜富继续干村长抛头露面。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还利用种种手段骗取了“模范村”的荣誉。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辈”“小字辈”们祖祖辈辈受尽了西头“闫恒元派”的欺压。对于这一部作品，各研究专家和文学大师都对其赞赏有加。董大中先生说：赵树理是一位艺术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话》是他在文学民族化上的重大贡献。郭沫若、茅盾等大师都有中肯的评论。

赵树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作成就卓著的人民作家。他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主张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他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不管是思想意义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源。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和中国作风，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

赵树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甘守“文摊”作家的寂寞，决不攀“文坛”，他能身体力行，多才多艺，他会唱上党梆子，同时能拨弄好几样乐器，嘴打梆子还不误唱，创作了很多“群众喜欢看”“时代起作用”的优秀作品。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这一位人民艺术家崇高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原创精神的追求。值此百年之际，我们怀念赵树理，像赵树理那样真切地关注人性，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关注和思索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关注民族命运，更要关注活文化，要发挥文学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语言。他的 短篇小说的语言是准确的、明晰和生动的。曾经使托尔斯泰和法郎士赞叹不已。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风格，如果用几个词简单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简练、精致和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