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小说

对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代表的“垃圾说”，把中国当代文学看得一无是处，形同“垃圾”；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越了中国现代文学。但持这两种看法的论者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没有阐明自己的评价标准。顾彬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垃圾”，但为什么是“垃圾”则语焉不详；持肯定看法的论者，如陈晓明和孟繁华，也只是列举了一些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并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因此，我们同样不太清楚他们进行肯定的标准是什么。

有鉴于此，我认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提，首先应该明确衡量标准，才有利于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公允的、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才有利于讨论进一步地深入下去。

我认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不妨首先进行比较与鉴别。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比较才有鉴别。说到文学，任何时代平庸的、二三流的作家和作品都占绝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尤甚。但标志一个时代文学高度的作品，数量越多，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越高。以中国古代文学而论，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代表了各自时代的文学高度。我们今天看到的作家作品，是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后流传下来的，而当时那些海量的平庸之作则被过滤掉了。唐诗的兴盛，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之外，还有许多高质量的诗人及其作品，形成了一个众星闪耀、大师云集的景观。再看中国现代文学（五四至建国前），它的最高成就是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体现的，而在这些大师之外，还有张爱玲、沈从文、叶圣陶等一大批作家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前30年为第一阶段；1979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前三十年，虽然有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存在，但代表这一时期最高创作水平和有影响力的作品，则是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不管这些作品自身有什么局限性，但出版后都一版再版，广为流传。尔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毒草加以批判；到了新时期，由于受西方文学观念和思潮的影响，因这些作品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而被贬损。但今天，人们在回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是“红色经典”。这就是说，这些作品经受住了时间老人的检验。

新时期三十年，文艺得到了解放，作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先后出现了伤痕、反思、改革、先锋、实验、新写实、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阶段，其中也有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但有没有堪称新时期的“三红一创”？有没有当今的“鲁郭茅巴老曹”？有没有堪称伟大或大师级的作家和作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大概都感到底气不足。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一些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国外，但真正堪称世界级的中国作家，似乎还没有。有人可能会说，高行健应该算一个。但遗憾的是，他在获得诺奖之时已经加入了法国国籍。不过，我觉得现在就断言中国当代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还为时尚早。新时期文学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莎士比亚、李白、杜甫在世时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倒是后人发现了他们的伟大。但愿当代作家也会有被后人重新发现的幸运。

就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来看，虽然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一是数量太少，二是群龙无首，而二三流的、平庸的和不入流的作家和作品又实在太多。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水平”不高。这种状况很像没有盖完的宝塔：有塔身而无塔顶。

然而，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堪称伟大或大师的作家？古今中外的研究者却难有一致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原因者何？我觉得与文学自身的复杂性、多面性、流变性有关。文学就像一个圆球体，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使得置身其中的作家和理论家无法窥其全貌，只能从自己的（有局限）角度来认识文学。这种情况颇像苏轼描写庐山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什么会有众多的文学流派和学说此起彼伏？其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伟大的或大师级的作家，也都互不相同。相反，倘若他与某位大师类似了，恐怕也就难以被称为大师了。

尽管我们不能给文学下一个都能认可的定义，尽管大师与大师不同，我们仍然能可以从“不同”中找到“同”；从变化中寻找到某些不变的东西。正是有了这些“同”与“不变”的东西，文学才成其为“文学”。比如，伟大的作家一般都具有丰富、甚至是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渊博学识；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和思想能力；具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具有超强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意识；具有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而他们的作品，都具有特殊性、创造性、丰富性、新奇性和深刻性诸特征。

但是，大师毕竟是少数。所以，堪称伟大的作品也必然是少数。因此，文学是分层次的。具体来说，我粗略地把文学分为这样几个层次或级别：一是理念化和宣谕式的文学。这些作品大都来自某种既有的理念，由此结构故事、设置人物。因此，人物是理念的化身，其目的是达到宣传教育的效果。二是生活体验的层次。这些作品显示出作家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也有自己的某些体验和真情实感。但这些作品往往缺乏对生活与现实的整体把握而欠应有的深刻，让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叫做不能“说明生活”。三是人生体验的层次。这些作家和作品既来自于生活又实现了对生活的超越，上升到了对人的命运及其精神世界的探寻，富有一定的哲理意味。四是形象化的哲学层次。所谓“形象化的哲学”，是说这些作品具有哲学的高度和人类意识乃至进入了宇宙境界，然而这一切都被形象化了，即是说，作家的哲学观念是完全和具体的人物、事件、细节融合在一起的，就像盐溶解于水一样。更为重要的是，作品所表现的哲学观，不是在重复、演绎某个哲学家的观念，而完全出自作家自己对人与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是哲学化了的感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红楼梦》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如果上述的划分可以成立的话，就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处于一、二层次的作家和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占绝大多数；进入第三层次即人生体验层次的作家与作品已是屈指可数；而进入形象化哲学层次的作家和作品则几近于无。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水平究竟如何，难道还用再多费口舌吗？

当代作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作家的文化水平也普遍高于建国初期的“工农兵”作家，历史转型期的大变革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着丰富的素材，可是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总是难以出现大作家和大作品呢？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和进一步探讨。

厄，算是比现在好一些

现在是最差的目前为止没什么巨匠了

那时候至少还有能拿出手的

《活着》

余华 写的 我到现在 只看完的一本小说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历史发生天翻地覆变革的时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时期。洞悉这一时期文学思潮变动的惊涛骇浪，也就可以读懂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促成这一文学转折的多重因素。

中国的当代文学，不同于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的现代文学，其发展是在社会主义领导下进行的，并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因此在讨论当代文学发展概况的同时，我们应当考虑到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所发生的政治与经济因素，以便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及阶段特点。

扩展资料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泛。互联网科技的进步带来了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形成了网络文化和都市文化共存的局面。然而这些新式文化的高速发展，与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研究的滞后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无论是网络文化还是都市文化，这些文学的发展相比早期中国当代文学要快得多，并且逐渐成为当下文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要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的研究变得急进和盲目，文学作品的内容变得趋于表面化，庸俗化。

最近，对于"文学"在中国当下文化中的位置有诸多的议论，在网络中有关于文学是否死了的论战，而德国学者顾彬关于"垃圾"的议论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切。各种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这其实凸显了大家对于"文学"的巨大的焦虑。

文学究竟怎么了？这个问题突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成了一个具有公共性的议题，值得深入地思考。

从当下的现状来看，文学正在迅速地发生着相当巨大的变化。文学的形态和文学的发展方向都有了深刻的转型。原有的“新时期”建构的文学运作的方式，经过了九十年代以来的变化，在新世纪已经呈现了新的格局，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中最近在深入讨论的“新世纪文学”的新的分期概念正是对于这些新的发展的回应。其实这些讨论远比在网络上和一些学者的即兴发言来得深入，但由于局限在文学界之内而没有受到公众的关注。其实文学有新的格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这种新的格局当然让我们熟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运作的方式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转变，这些发展和转变其实都显示了中国当下文学的新的面貌。

这里曾经引起争议所谓“文学死了”的表述，当然不可能是文学不存在了的陈述，这样的表述也没有任何意义。其实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耸人听闻的提法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理解，可以认为：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文学的“新时期”以来的形态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延续了。我们习惯的文学形态已经消失。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当然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必然冲击和改变了文学的面貌。这种改变有两个方向：首先，在二十世纪中，文学所激发的阅读的热情和想象力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它主导了文化的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功能。人们通过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获得一种对于社会的理解。但随着社会的变化，文学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文化中心了。文学所引起的关注和阅读热情已经有了削弱。当年“新文学”的宏大的叙事一直是以启蒙和救亡为中心的。但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的进程和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文学已经无法再继续承担过去的角色。苦难和悲情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文化的重要的基调，文学想象的“个人化”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关注民生和社会仍然是文学的重要的方面，但显然新的趋向已经开始呈现。这样的情况从八十年代后期就已经逐渐显露，到了新世纪就已经完成了文学的转型。其次，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各种新的文化类型的冲击也异常剧烈。视听等多媒体文化的高速发展，对于文学构成的冲击也非常剧烈，阅读作为主要的文化生活的地位有所下降。文学的审美功能也被其他媒介所替代。写作仍然非常繁荣，但其影响力的下降则是明显的事实。

因此，所谓“文学死了”的争议和有关顾彬的“垃圾”说的并不确切的报道其实正是当下文学状况的一种投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文学性质和功能方面呈现的新状态和我们习惯的对于文学的理解之间的深刻的距离感，也反映出公众对于当下文学缺少把握的焦虑感。其实文学不可能消失，而只是在新的环境下进行难以避免的调整。文学不死，但变了样子，文学绝不都是垃圾，但却和过去大不相同。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就是需要对于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调整有深入的理解。

这种调整有几个方向值得注意：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出版机制对于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文学期刊的急剧衰落，中短篇小说的影响力已经快速下降。现在我们讨论文学，实际上是以长篇小说为中心的。这正是与出版机制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无论是“纯文学”还是流行的通俗小说，都是以“书”的方式运作的。它的读者群的大小不同，但都能找到自己相对稳定的阅读空间，形成相对稳定的潮流和影响力。无论是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还是韩寒、郭敬明，虽然其读者对象大不相同，风格和文化选择也有极大差异，但其通过一种稳定的图书出版的机制运作的结构则并无不同。这里一是依赖一种畅销书运作的方式运作，二是通过一种“小众化”的方式运作，都可以找到自己稳定的读者。

其次，作家的“职业化”进程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这是作家面对市场化的的结果。现在成熟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虽然仍然在“专业作家”的结构中，但已经显示出职业化的特点。如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作家都是平均一两年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其写作基本按照相对“小众”的文学阅读市场的运作安排，也保持自己的风格和一贯特色。这已经非常接近西方作家的写作方式。而所谓“八〇后”作家的写作更是按照这一市场方式运作的，他们没有进入“专业作家”的行列，其市场导向更加明显。

第三，“八〇后”作家的写作和出版几乎都以自己的同龄人作为读者，表现青春的苦闷和反叛以及玄幻的想象为基本的主题。他们有更加“职业化”的倾向，也更加脱离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重负。其写作往往也借助网络这样的新媒体加以传播。他们在传统的“文学界”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同，但已经变成文学市场的主力，构成了和“文学界”平行发展和运作的力量。文学阅读的风气和潮流往往由青少年主导，其走向几乎并不依靠传统的文学运作机制。他们的注重自我，关切环保等人类普遍价值，更加敢于消费的倾向都对于文学的结构性变化有极大的影响。

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和运作机制都发生了异常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认识还有待深化，所以引发诸多的焦虑是并不奇怪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面对这些变化，做出新的阐释和理解。

（作者 张颐武 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虽然分很少，还是挺愿意讨论的话题。可以跟您探讨一下。

差距还是很大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情况可以一窥端倪。

从文学史的划分上看，49年-至今的文学发展被称为当代文学。基本上49-77，文坛都被印上假大空的整体时代烙印。50年代是个特别特殊的年代。您这个可以参见文学史书籍。

70年代，以知青文学、伤痕文学为代表的一批文学作品的出现，在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主流，但是艺术水准相比较起欧美等世界当代文学的发展，显然落后很多。无论从思想深度、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上，还是体裁 题材的多样化上，都是无法相比的。究其原因，跟我们的制度发展、经济水平发展等方面对人们创造力的发掘和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个人认为这段时间最有成就的作家是路遥。

经过70年代十年的笔墨练习，80年文坛涌现了一批比较成熟的有锋芒的作家、诗人。比如王蒙，张炜张承志，苏童，王安忆，还有北京的刘恒，史铁生。刘恒和史铁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作家。这个时期的作品在保持现实主义精神之余，艺术气息渐渐浓厚起来。起码不再只具备“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文学本身的艺术性 可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90年代的大实验，我觉得个人是挺反对把艺术文学的东西弄成单纯的试验性质的 可操作可流水化的东西。这是很不喜欢此时期的二张二王以及马原的主要原因。这是文学上的一场虚假繁荣。对实质的文学发展弊大于利。因为对于大部分小说家而言，讲好故事还是比什么都重要。这时期给我印象还算比较深的有不少作品。喜欢的作家是余华。诗人是以北大为首的几位，最后都走的走，死的死。另外，食指也是很有创作个性的一位。

以后的当代文学看的不多。个人喜欢的有王安忆《长恨歌》 余华《活着》 都梁的《亮剑》，？的《莲花》（看完作者忘了） 等等

而西方二战后的麦田守望者造成的巨大影响。我个人比较受影响的几个作家是卡夫卡 博尔赫斯 马尔克斯 萨特 玛格丽特-杜拉斯 川端康成等几位。总体上他们的创作风格非常多样，文笔、语言在艺术性跟思想性的表达上我认为都是很有高度的。除此之外，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作者非常深沉伟大的胸怀，对世界人生、人性以及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我觉得这种心胸与视野，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的。

给您推荐几部作品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博尔赫斯本人对中国文化也很有兴趣； 阿根廷人

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很优秀，代表：《麦琪的礼物》《警察和赞美诗》； 爱伦·坡:哥特式侦探小说的创始人，有《黑猫》《泄密的心》等； 杰克 伦敦的寂静的雪野； 还有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很好看也很诡异；

英国的萨基，敞开的窗户《黄昏》； 伍尔夫《墙上的斑点》； 曼斯菲尔德：画册的一页小姑娘；

奥地利卡夫卡有很多，茨威格：看不见的珍藏；

匈牙利莫里兹：七个铜板；

西班牙：塞拉求求你们，别开玩笑；

法国 萨特《恶心》 波伏娃《第二性》

日本：川端康成的《雪国》；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父》；

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虽然可能不如二十二条军规精炼，而且还是未完之作，但还是值得看，很好看；

米兰 昆德拉的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玩笑》，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百年孤独》。马尔克斯是南美的

记不住名字的作品还有《铁皮鼓》《荒原狼》等，查阅历届的诺奖作家，还有很多好作品哦~

延伸阅读：

以下内容来自《中国新文学百年》

50年代：①诗歌与散文 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杨朔、刘白羽、秦牧等的歌颂散文；孙犁荷花淀派②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梁斌《红旗谱》③农村题材与干预生活小说 赵树理（山药蛋派）、周立波《山乡巨变》等

60年代：文学噩梦年代 赵树理套不住的手《三里湾》等

70年代：新时期报告文学，徐迟为代表；伤痕文学，刘心武、卢新华等；反思文学，茹志娟等；朦胧诗，北岛、舒婷、顾城等；改革文学，蒋子龙，柯云路，高晓声，张洁，贾平凹，路遥等

80年代：乡土小说，刘绍棠；市井小说，冯骥才、陆文夫等；寻根文学，韩少功，阿城，王蒙、贾平凹、王安忆等；荒诞小说，堪容、王蒙；诗歌出现新生代。新写实、历史文学，池莉，方方，刘震云，苏童，张承志等

90年代：新体验小说，陈建功，李功达、刘庆邦等；新女性小说，陈染、林白等，军旅题材，朱苏进等

中国当代文学流派有：荷花淀派、山药蛋派、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痞子”文学等等。

1、荷花淀派

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此派一般都充满乐观精神和浪漫主义气息，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

2、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是中国当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

3、寻根派

寻根文学指的是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4、改革文学

中国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5、反思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参考资料：

不为媚俗就行，多出有思想的书

不是我们考虑的范畴

需要一个领袖式的人物带头，而莫言是最佳人选

路遥《平凡的世界》一二三部，特别经典，还有他的《人生》，也很好；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也很棒，也是必读的二十部经典之一； 刘心武、钱钟书、张爱玲等他们的作品也很不错，你都可以看一下

李佩甫生命册

小说内涵丰富，作者笔下有风，相当了得，当代文学的

中国当代文学，就是49年之后的文学。

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阿城的《棋王》。这篇小说发表之后，震惊了两岸三地的文坛。台湾的作家朱天心在看完棋王之后，感觉自己不用再写小说了。阿城笔下著名的"棋王"王一生是近世以来罕见的一个深刻体现了道家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王一生深得老子的阴柔之气。他的性格是坚忍而沉着的。《棋王》表面上写棋，实质上则具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表现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评价和对中国文化进步的展望。开头的我和王一生谈吃，已经超越的食物本身，而是一场论道。小说中间部分煮蛇肉，更是神来之笔，让人在书外都能够闻到肉香。‍

当代文学，不得不提白先勇的《台北人》。

《台北人》的写作的方法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还有耶茨的《十一种孤独》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截取几个人展开，通过人的活动来展现时代的变迁。这本书在20世纪华语小说一百强之中‍‍排名第7。哈佛大学教授韩南赞扬本书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书中的某些篇章也被编成剧本于台湾、香港等地上演，有的拍成了电影。

作为台湾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张大春的小说也不容错过。

张大春是一个妙人，胸中藏有万卷书，读他的书不仅可以长知识，还是能消磨你的锐气，让你知道自己的浅薄。他的小说应该从《公寓导游》开始。《公寓导游》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刚出道的时候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创作。包括了获联合报第九届小说奖的《墙》、读后余味无穷的乡野童趣小说蛤蟆王、令人不禁玩起解读游戏的《公寓导游》、获科幻小说首奖的伤逝者等十六个短篇。一本书收获的不仅仅是他的思想，更会给你打开一扇通往书籍世界的大门。

北岛的《波动》。

北岛是以诗歌闻名于世，但是我个人更加偏爱他的散文和小说（虽然小说只有波动一部）。‍‍这部小说是一部爱情小说。无论是爱情本身的凄婉与苦涩，还是非脸谱化的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复杂性，抑或是叙事角度的快速切换、大量使用人物对话等等，都显现出这篇小说远超出时代的早熟与“现代”，小说表现的是直抵人物内心，叙述冷静而深沉。‍‍

怎样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内一直就不乏争议。自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发表了他的严厉批评意见之后，这个话题就更成了一时的热点。我以为，这些论争对于人们关注当下文学是有一定助益的，但其中的一些看法无疑还需要认真加以辨析，以期取得比较接近于事实的认识。

如果要笼统地答问中国当代文学到底是成就大于不足还是不足大于成就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成就当然大于不足。文学是历史性发展的，不同时期的文学因为环境、背景的不同，很难作简单的类比。

总体来看，当代文学一直处于发展之中，进取之中，而在一些具体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呈现一种螺旋上升趋势。择其要者而言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实绩显而易见，也值得重视。

第一，新的创作群体不断涌现，文学创作态势空前活跃。

跟过去相比，这些年文学的最大变化，是走出了过去的单一体式，一统格局，表现出少有的多样状态和多元格局。在作协、文联的体制之外，有不少的体制外的作者涌现出来，有的还成为职业的和半职业的作家；在传统的纸质写作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写手，他们借助于网络平台施展才力，拥有着众多的文学读者。现在，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中国作家，从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王蒙、张洁，到80年代出生的张悦然、郭敬明，大约有6代人在同时写作，称得上是“六世同堂”。而这些作家，因为角度的不同、旨趣的有别，在创作中表现得千差万别，互不相同，这实际上又以各有千秋的个性写作，构成了整体的丰富繁盛与姹紫嫣红。就体制内和职业化的作家队伍而言，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地域文化写作在逐步凸显，边缘地带作家在进而崛起。前者如许多作家潜心于乡土现实的写作，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地域性群落，较有影响的如江苏的苏南作家群，河南的南阳作家群，宁夏的西海固作家群，云南的昭通作家群，四川的达州作家群，等等。后者如一些在所处地域和文学地位上处于边缘状态的新疆、甘肃、云南、宁夏等地的作家，在这些年长足崛起，成为文学创作中势头强劲的生力军，如新疆的董立勃，甘肃的雪漠，云南的范稳，宁夏的郭文斌，张文东等。这种地域与边缘的后来居上，是在过去时期比较少见的，因而成为当下文坛的显著亮色。

第二，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准在攀升，而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尤为突出。

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从外观上看，似乎缺少一些应有的热点与看点。其实整体的创作一直在稳步发展，而这种真切又扎实的实绩，常常被媒体的娱乐化报道所遮蔽，所忽视。在纪实文学方面，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继续以其大胆揭露时弊的锋芒，切近着社会和读者，而其中的传记文学部分，以由人的命运探悉历史命运的深度与力度，比过去有了较大幅度的突破；在散文、随笔方面，历史文化角度的大散文蓬勃发展，而在此之外，写自然变化、环境问题的生态散文也渐成气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度一蹶不振的诗歌写作，也以“网络诗歌”和“打工诗歌”的方式，重又获得了新的生机。

在当下的文学创作里，长篇小说的发展最为快速，也最为突出。自进入新世纪之后，长篇小说一直保持着年产1000部左右的数量，而在质量上，也表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前年，长篇小说在写乡土现实方面，有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毕飞宇的《平原》，在以“小人物”表现大社会方面，有余华的《兄弟》，东西的《后悔录》，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在写动物文化方面，则有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这些作品作为不同题材与写法的代表，标志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的切实发展。去年，仅出自名家之手又可圈可点的长篇新作，即有铁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范稳的《悲悯大地》，刘庆邦的《红煤》，苏童的《碧奴》，邓刚的《山狼海贼》，马丽华的《如意高地》，等等。另外，还有属于新人力作一类的都梁的《狼烟北平》等等。这样一个每年约十数部佳作力构的比率，加上前些年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优秀之作的积累，应该说，长篇小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与艺术水准。在去年于浙江乌镇召开的茅盾文学奖座谈会上，与会者谈到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时，有不少人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就其题旨的浑厚与艺术的求新而言，不仅超过了当代的“十七年”时期，而且也超过了现代时期的三十年。我是这一论点的坚决主张者，因为这已是由作品本身证明了的文学事实。

第三，当代文学在坚守与发展之中，以自身的作用与影响，成为变化着的当代文坛的旗帜与主轴。

总体来看，当下的文学与文坛充满了一种过渡性的特征，但在艰难中生存，在坎坷中前行，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

顾彬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中，有两条带有普泛性的意见，一是认为中国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缺失，二是说中国作家大部分对语言不认真。第一条我认为很不准确，他可能指的是那种极端的个人化写作，这在当代文学中非属主流，没有普遍的代表性。在我看来，普遍具有社会责任感，恰恰是中国作家卓有的共性与长处，这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纪实类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现。第二条意见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许多作家在形成独有的语言风格上努力不够，问题较多，确实需要语言的意识的增强和语言艺术的历练。但我并不认同他的有关中国作家普遍不懂外语的指责，这不能看作是文学语言上的重大障碍，这应该属于有则当然更好，无则也无所谓的问题。

有人常常拿现在的文学缺乏大师来鄙薄当下文坛，这实在是一种虚而不实，大而无当的看法与做法。什么是大师，谁人够大师，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看法。而且大师的称谓，往往是后来的人们对之前的作家的一种盖棺论定的评价，对于尚且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作家，说谁是公认的大师，显然为时尚早，也难看得清楚。但有大师相的作家，应该就在他们之中。用我的标准来看，有这种气象的作家，确实不乏其人，比如莫言、余华、苏童、格非，比如陈忠实、贾平凹、阿来、李锐；比如王安忆、铁凝……他们已有的作品已进入了“经典”的行列，他们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之中。对于他们，人们理应抱以更高、更大的期待，包括“大师”在内。

谢邀问，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这个"走出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能吸引到国外的读者阅读。这个问题很明显，世界上的各国人民，虽然种族不同，风俗条件各异，但就人类来说，最相同的就是，大都是追求真，善，美，鞭挺假，丑，恶。而我们"当代文学作品所歌颂的也正是真，善，美。鞭挞的是假，丑，恶。就是这最基本的当代文学故事就足于能吸引到世界各国读者。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就这样很容易“走出去"，走出国门，奔向世界各个国家，也会深受各国读者的喜爱！供参考！谢谢！

中国文化为何走不出去,当代作家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因而忽略掉文学创作一个要点———小说要好看～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教育有关，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通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

一

讨论正题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最近几年相当热门的话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所谓中国文学为何。我听了不少学者、专家、作家提起中国文学要走出去，还没有听到任何人给“中国文学”下个定义，很明显的是，要走出去的是某一种文学，所谓的严肃文学吧。这是唯一一种可以以及应该走出去的文学吗,那不一定。在场的诸位，想必有不少看过史迪格?拉森的“千禧三部曲”，《龙纹身的女孩》等等，不算是严肃的文学。这三部曲翻译成许多国的语言，风靡世界各地的读者，是近年来瑞典文学走出去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这也引出几个议题:一个国家的文学以此类型的通俗小说闻名世界是好事还是坏事,严肃文学是否为一个国家唯一应该向外传播的类型,是不是只有某一种类型的小说能够走出去,许多中国读者喜爱的武侠小说该不该，能不能走出去,最近来自中国的谍战小说《解密》在英语国家受到报章杂志书评的注目，这类小说可否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

问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有答案，而是希望借此可以激发大家更深一层的思考和讨论。现在言归正传。简单地说，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两个要素:作家与其作品;翻译。

谈作家与作品的时候要先声明一下，本文讨论的重点在小说，因为我主要是翻译小说的，而且，我关注的是“想要”走出去的作家和作品，而不是中国所有的文学。在座的可能有不少人知道，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美国、英国等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文学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也有高低起伏，方向很难预料，不过原因还是有轨迹可循，一如某一个评论所言:

中国作家写作一般缺乏纪律，书写的速度大概是一个小时五百英里，因此写成的作品里常有前后不一致，与事实不合的错误，缺乏说服力的人物和荒谬的情节等问题，可以说是一种“浮躁”的现象，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也承认有这样的问题。的确，由于作家赶着要把小说送出去发表或急着要出名，他们常常缺乏耐心，无法创造出比较宏伟和美好的作品。这类的

问题属于写作态度方面，另外还有写作技巧或经验方面的缺憾。由于缺乏客观的角度或经验不够，作家看不到他们的小说的一些可以理解的错误。

中国当代小说“外销”的一些看法，不是要挑作家的毛病让他们“洗心革面”，而是希望能更进一步的了解为何中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受欢迎度如此低落，并提供一些如何改善的意见。

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特别受欢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与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缺少深度有关。当然，也不是所有小说人物都没深度，不少女作家的人物写得就很好。但大体来说，中国小说还是有着明显的倾向:即，叙述是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把人物写得跃然纸上，使人物的形象烙印在读者的记忆里，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这样才能吸引读者，这也是西方敏感的读者评价小说好坏的一个标准。

前一阵子刚过世的著名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夏志清教授提起的一个现象，可以有助于说明中国小说为何走不出去。那就是现代中国作家的“感时忧国”倾向使得他们无法把自己国家的状况和中国以外的现代世界的人的状态连接起来。夏老的评论重点在于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人，但我个人认为当代作家也有类似情况，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因而忽略掉文学创作一个要点———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教育有关，或是信息不够流通，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通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也可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作祟。

二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把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至少是那些翻译成外文而广受评论注意的小说)贬为垃圾，他认为最好的当代小说也不过是一般，不足为道。他批评的最为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作家很少看得懂外文。比方说莫言，他可能是近年来唯一一个不懂任何外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不可否认，他一定看过其他诺奖得主的作品，但是他得通过翻译来阅读，这也不仅仅是莫言一人而已，我知道的所有作家大多是一样。顾彬认为这个缺失导致中国小说视野过于狭隘，我同意他的说法。中国作家到国外旅行演讲，必须完全仰赖口译的协助，因此自行到处走动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通常就是和中国同胞在一起，等于是人的身体是出了国了，但是其他种种(语言，心态)还是留在中国。难怪不少人认为当代文学缺少国际性，没有宏伟的世界观。

许多作家写得太快，常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出版后评论家和读者照单全收，不太会批评作品的缺失，或许是没看到问题所在，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小说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有时的确会让看译文的读者却步，但长度本身不是问题; 主要的问题在于内容的取舍。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仔细描述每一个大小人物的特征是否有助于叙述,不断岔开故事主要情节并加入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是否有必要,是否更有助于读者的阅读,我想，这个写作倾向或许跟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有关。好多作家都是读这些章回体小说长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中国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或《石头记》等，要是用西方当代小说评论标准来看，读起来很有趣，但这些作品不见得能算是伟大的小说(novel)，因为书里夹杂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使得叙述不够流畅。《红楼梦》或许可以当作是清代贵族生活的记录，但是否算是一个结构严谨的小说(novel),不该有的都有了，该有的却不一定都有。这些看法极具争议性，我猜想读者看了报纸后的负面反应可能跟我对《红楼梦》的批评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些缺点也不是中国作家的“专利”，其他国家的作家也会有的，只是中国读者和评论家度量很大，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美国的评论家可没那么客气了，下面的例子来自《纽约时报》评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

当年“五四”时期的改革派文人提倡除去传统写作的影响，效果为时不长。以我看来，传统文学的结构与写作方式对当代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而导致中国文学走不出去。这关联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文学标准,我这么说，可能有人要指控我宣扬文化帝国主义，以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评价中国小说。个人认为，如果中国小说构思写作严谨又具国际性，相信绝对可以走出去的。西方小说(fiction)这个类型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到了二十世纪基本定形，怎么写才算是好作品，有不成文的约定，当然也有例外。关键是，中国的长篇小说跟西方的novel之间还存在相异之处，中国作家写的是小说，但翻译成英文，英文读者和评论家是以novel来看待，用的是判断novel的标准，因此，中国的小说的一些写法在中国作家和读者看来理所当然，但放到西方novel的文学传统里有时就变成一种缺失。

另外，市场也会决定一个小说该怎么写，这是很现实的，尤其在世界各地读者日益减少的现在。因此，英文小说有不少出色的开头，吸引读者的注意，如《白鲸记》的开头:Call Me Ishmael(管我叫依实麦尔吧)，或 《双城记》:“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相较之下，中文小说很难找到这么脍炙人口的第一句，相反的，大部分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是长篇大论，不是介绍一个地方就是把开头写得好像是学术著作的序文，可以吸引国内的读者，但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隔阂，让他们立即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以上这些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可能会让某些读者反感，因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重点放在“想走出去”的作品。我想我们都同意不是每一本小说都能或都需要翻译成外文的。有些作品就是纯粹为国内的读者写的，能受到这些读者的欢迎就可。但当一部作品想要走出国境，就必须注意一些潜规则，才可能在翻译后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以后是否有中国小说可以成功地违反所有潜规则以及市场标准,很难说。但对大部分的小说而言，不管是在翻译后寻找出版社时，或是出版后面向读者介绍时，这些潜规则是不容违逆的。

三

这自然就连接到第二点，翻译与译者。常常有人问，什么样的翻译是好翻译,答案是见仁见智，不过可以简单归纳出两派说法。

说到莫言，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吧。以下是他从瑞典领奖回来后在北师大演讲时所说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说被翻译成外文广泛传播，但这涉及一个问题———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作家到底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读者还是为外国读者,小说翻译成外文需要译者，那是不是可以说作家是为翻译家写作,这种为翻译家写作的趋势绝不可取。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因此，作家在写作时，什么人都可以想，就是千万别想着翻译家;什么人都不能忘，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作为一个译者，我同意莫言的想法，莫言自己是不为译者写作的。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十几年前开始翻译他的小说后，就不需要问他那么多问题了～不过我要再加一句:假如一个作家 写完一部小说以后，不仔细地用客观批判的眼光把自己的作品重新看一遍，以确保成品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严格审视构思是否谨慎，结构是否严密，是否有错误，是否有不清楚的地方，前后是否一致，遣词用字是否有所变化,这样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读者,我个人认为是，而应该有一个编辑来帮他们抓出这些缺失。

四

以前也提过的一个现象是，编辑和翻译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是不够高的，报酬也微薄得很，大概是作家抢尽了风光，编辑和翻译这类“二等职业”就只能靠边站了。也可能是“面子”问题，作家可能觉得他们最懂得如何写作，要借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有损尊严，甚至也可能认为自己写的当然是最好的。编辑不是作家，但可能是最好的读者，编辑挑毛病，不是作家的敌人，而是作家求之不得的好友。在中国绝对找不到 Maxwell Perkins 这样的编辑来帮助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和海明威写出不朽的大作; 作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像他这样的好编辑可以让作家看到作品表面上或者结构上的缺失，帮作家解决创作技巧或艺术层面的问题，因此出版的还是作家自己的小说，但是却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一个作家的写作才华和潜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相对的，中国出版界没有这个过程。据我所知，很多出版社缺乏特殊才华的编辑，因此小说有毛病也就无法避免了。

不少小说家粗枝大叶，一部作品尚未深思熟虑，构思有缺陷，却急着拿去出版。没有严格的编辑把关，因此小说家只好自己来改正错误，修正主题前后不连贯之类的问题，但一般都做不好。不论作家的写作经验如何丰富，也不论知名度多高，他或她都无法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作品，所以必须有另一双眼睛来帮助作家发现作品可能有的问题，又能在大方向上提供新的视角，以求作品尽善尽美。

所以我说中国的出版界其实需要一个全面性的整顿，当然这恐怕是个梦想而已。一部作品从书写到出版到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还是编辑，但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我知道的特例只有两个，编辑或出版社负责人给作家提意见，修改之后才出版的作品。在美国，这是出版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包括翻译的小说在内。

最后还有一个要素:读者。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文学需要走出去,换一个问法: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输进另一个文化的文学作品,以下是某个专家学者的回答:“翻译的作品让我们进入生活于另一个时空的人们的内心; 翻译宣扬相异性，是个地道的多文化活动，可以丰富我们自己文化的文学，语言和思想。”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所在，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就断定外国读者当然会喜欢中国文学。话又说回来，世界各国读翻译文学的读者群虽然相当小，但这一小众对翻译作品情有独钟，总是期待有优秀的而又有意义的人的文学。

诸位读者对这些可能不是特别满意，因此需要再次声明一下，并不是特意来贬损中国作家或文学作品的，忠言肯定逆耳，而是希望能引起讨论，激发思考，大家一起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继续努力下去。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作家必先塑其灵魂，没有美好的心德，何谈写出世间的真善美？

我的理解中国当代文学不是如何走出去，而是应该如何沉淀下来。我们国家从精神上贫穷和物质上贫乏慢慢走向富裕，这几十年的改革奋斗，物质丰富和文化多元化，使我们经历了一个颠覆性的时代，风起云涌，目不暇接，似乎像是一场五彩缤纷的龙卷风，席卷每一个角落，浸润每一个思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学上的繁荣理所当然，传统的西方的网络的，现代派后现代等等，出来的作品自然是琳琅满目，风格迥异，可绝大多数作品隐沒在文化大潮里随风而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作品不同于物质商品。

纵观中国及世界文学史，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作品，绝对不是尘嚣乘上的时尚之作，而是根植于生活中，在心灵中永远搏动，在地域文化中永不褪色，沉淀下来的鼎力之作。

例如《百年孤独》，例如《红楼梦》，例如《阿Q正传》，例如……

在回答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如何走出去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段来自百度百科的，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现状的阐述：“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

这段话，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汉语文学的腐朽现状。甚至可以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深入发展，文学对互联网的融入与尊严的捍卫，正在烟消云散。这是中国当代文化、艺术与文学精神的重大危机。而这个危机，将会真正摧毁中国人的当代精神。如果我们将中国从古典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当代精神，看作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崛起的重要保证的话。

我们知道，西班牙崛起、英国的崛起、西方文明整体的帝国主义的崛起，无一不是伴随着文学的崛起。曾经的流浪汉小说、曾经让中国人如饥似渴的那些西方文学，裹挟着隐秘的殖民主义赞美和对帝国主义的精神塑造，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如今满世界的“小资情调”，无一不是从文学走向每个人的精神深处的。

曾经，有一本短命的文学杂志双月刊，号称是汉语文学的先锋旗帜，这本杂志叫《大家》，估计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已经不知道了。

这本文学双月刊在1997年，刊登了一篇批评《大家》越来越伪先锋的文章，如今看来，这种毫不掩饰的自我批评精神，既是中国文学最珍贵的回忆，同时也是当代汉语文学艺术走向没落的痛苦挣扎。

从《大家》走向公众的文学与艺术家，更是不计其数。耳熟能详的，比如：苏童、叶兆言、韩少功、贾平凹、陈染、毕淑敏等等……。

在这些如今已经淡出大众视野的名字背后，是汉语文学摆脱古典走向现代的完整实验体系。

如今，人们能记得的，只有一个莫言了，不过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我们绝不能忘记，一颗塔尖上的珍珠，底下垫着无数人无数作品无数语言实验的积累。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当代汉语文学的成就吧：

苏童，虽然如今越来越淡出了公众的视野，然而由他的作品改编成的电影，大家应该至今耳熟能详。这也反映出文学媒介的嬗变，对文学发展的潜在影响。

《妻妾成群》，是苏童最著名的代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

作品《米》，改编成电影大鸿米店；

苏童，可以说是当代汉语文学作家转换作品最成功的人。这让汉语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媒介渠道和综合能力表现。

另一个当代汉语文学的试验研究著名案例，就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作家通过对小说文本的样式，进行异化试验。将一个叫马桥的地方的方言，进行词典化写作，建构起了另一种汉语叙述特征。

通过《马桥词典》，我们甚至可以抵达当代视觉艺术的语言结构与理解方法。也就是说，其实视觉艺术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当代汉语文学的先锋作用做引导，视觉艺术必将走向虚无主义和无病呻吟。

可怕的是，这正在成为现实。

我们可以看到，伤痕文学引发了伤痕一代的视觉艺术创作的高峰；而伴随着韩少功、叶兆言、苏童、贾平凹、莫言等等的汉语文本实验的展开，中国当代视觉艺术，也崛起了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等等一批全新的视觉语言表达的画家及其作品。

而今，汉语文学的没落与腐朽，让中国所谓的当代艺术，创造力枯竭，抄袭横行，语言生硬，生搬硬套，为赋新词强说愁。

在女性文学的战线上，陈染、虹影等等应该是代表性作家。但非常可惜的是，陈染的才气，并没有穿透存在主义女性哲学的旧话题；而虹影，则在女性心理的小情调和异国情调里迷失。

而且，接着陈染、虹影等女性存在主义自觉的，却是彻底的庸俗化，安妮宝贝的异域叙述《莲花》，穷其智力，也只成为虚构的小资产阶级生命意义的清纯幻想。而卫慧的《上海宝贝》，则彻底走向了女性对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的一场性侵。而这样的话语“性侵”，则被网络文学放大，沦为中国女性以其肉身对男权主义社会的纵情道德颠覆，一位网名木子美的女性，则在当时充当着急先锋。

20世纪末至21世纪10年代，是汉语文学走向没落的关键20年，正是在这二十年里，汉语文学的一代巨匠，要么功成名就，已在享受名利带来的惬意生活，比如贾平凹，《废都》之后，是死一般的文学慧命的沉寂。而人们最终记住的，也就不过是“此处省略一万字”，这种毫无文学营养的语言结构方式的噱头。而莫言，自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已经不看他的小说了，他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文学符号。苏童老矣，虽然还在战斗，但目前为止，不知道他是怎样对抗衰老和枯竭的。

网络文学的崛起，郭敬明是一个代表，这一回，韩寒的《三重门》式的生涩与勇猛，彻底异化为意淫：将一个古老文明的精神面貌彻底扬弃，转而模仿日本脱亚入欧，韩国脱亚入欧之后的伪现代美学，在日韩意淫的基础上继续对欧洲古典美学进行胡编乱造。这几乎将汉语文学推向了死亡的极致：商业的成功，娱乐媒介的推波助澜，新一代年轻人，彻底忘记了文学对于文明继承的尊严作用。

而《鬼吹灯》的泛IP化成功，则让汉语文学迷失在“去时代背景”的猎奇怪志心理之中。这种猎奇怪志体文学，正在汉语文学已然死亡的尸身上，寻找着最后的食腐机会。

汉语文学已然腐朽成这样，它将凭什么走向世界，赢得世界的尊重呢？

我们知道，一个文明的崛起，在相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意识形态先进性的基础上，在科技崛起和经济崛起之后，必然伴随着文学艺术的崛起，而文学艺术的崛起，是与哲学崛起与知识生产的实力崛起分不开的。

而文学、艺术、哲学以及知识生产的崛起，才是一个文明赢得世界尊重的前提。文学的崛起，有一个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就是：在比较文学的角度，一个国家或文明的崛起，必然以其文学成为地域文学的放送国为背景。

法国文学对欧洲文学的放送国地位，让比较文学的法兰西学派，只研究以法国为放送国的比较文学；而美国的崛起，则在比较文学领域，掀起了与全球化紧密结合的平行比较研究。而俄罗斯，则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方法论全面结合，构成为俄罗斯学派。

比较文学的三大学派，至今统治着世界比较文学的研究。而这种统治，是以法国文学、美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世界级强大地位为基础的。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汉语当代文学，想要走向世界，则必须具有深厚的知识生产基础，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引领能力。而其腐朽与没落，也与现代中国，依旧在知识生产、意识形态引领方面，其能力几乎等于零，是分不开的。而这是一个文明在现代性语境下，真正崛起的重要指标，不以任何个人情感及表达需要为转移。

艺术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才对

近年来，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数量来说，总量有限，相当量增长。从绝对量来说，输出和输入情况绝对平衡，与国外翻译到中国文学作品相比，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数量偏少。而其中翻译到国外不到百分之十左右。不过随着中国快速发展，中国文学走向海外步伐加快。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共有将近700部中国当代作家纯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最近十年翻译出去的。从这个比例看得出来，中国文学走向海外力度和规模都在增大。

近年来欧美出版中国文学兴趣显然增加.在中国畅销手书作品同样也会收到欧美出版的青睐。余华的巜兄弟》,阿来的《尘埃落定》.姜戎的巜狼图腾》，等作品热销实现版本大规模输出。这对国外绝大多严肃作家而言是难以想象的，这本身就是国外非常感兴趣的。

国学文化历史悠深，渊远流长！不被外人熟知，是因为近代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史造成的！东亚病夫在世上是没人瞧得起的！谁学你的语言？都恶心死了！今天它随着国力的浩瀚气概，走出了国门！为世界所敬仰！最重要的是通过准确的世界文字翻译，荡涤着每一寸角落！加上莫的抛弃政治色彩的人文主义笔触，击碎了他们历代偏见中国的有色眼镜！随着我文艺复兴的狂澜，会有更多更美的文学大师耸立问世！

当代文学，既可谓之血肉交融之人学，亦可谓之呼吸与共之哲学。舍此而外，何处可去？

改革开放当下，如何讴歌凤凰涅槃民族绽放之辉煌？如何刻画壮士断腕舍我其谁之悲壮？作者笔端流淌的，绝非一个孤立的美妙故事，还必须展现胸襟担当、深邃思想、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

当代文学走不出去，恰是因为沉不下来。心猿意马甚用？

不是走出去，而应该走入平民百姓中，更深到的表现改革开放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涉及到走出去这个问题，是中国文学艺术的老大难问题，这涉及到文化壁垒问题。

从主观上当然是作者创作的问题，需要有高水准的发挥，不管是写什么领域什么题材，过去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事实上只是一半正确，当年的文学家翻译家很多是一伙人，一个圈子，而且大多有留洋背景，水平很高的。而且过去的文学本身很西化，我们的现代文学本身是学习英美法和苏联日本的，今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今天的文学，不论是纯正文学还是所谓网文，既不西化也不中华，完全的尴尬的存在。纯文学的深度思想不够，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创新性也不够，走出去是本身创造力很疲软的一种现象。外国文学虽然成色也不大高，但他们的领域划分还是存在的，专业领域比我们清晰的多，哪怕港台都是。

我们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文学界对跨文化领域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是中不中，洋不洋的感觉。好比今天的电视剧，我们的现实题材只能演给国内看，甚至连大部分观众都知道演的很假，港台观众都没兴趣会认为很不现实，何况外国人？除了显示国内生活水准高了，有钱了，一点思想性真实性都没有，更谈不上深刻内涵。

而真正的文学作品，除了一帮小圈子的人自娱自乐，更没有什么文化深层次的挖掘和具有穿透力的反思，写现代的没有，写历史的也没有，这样的创作根本没有实力走出去。

尤其涉及跨文化跨民族的作品背景，真正要有大气的眼光和国际性的思想，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探索，像电影界有李安这样的人，这种作品才能真正被外国人青睐。

像当年赛珍珠、井上靖、高罗佩这样的外国人，哪怕对中国文化难免有误解，人家确实是真正用力去研究过中国文化写的作品，我们今天有那个作家真正去反过来做这种工作？费力不讨好，自然没有高水准的作品走得出去。

从客观来说，当然是翻译推介的虚弱无力。看起来中国文学也好，影视也好都很繁荣，创作力惊人，质量并不高也就罢了，对外宣传和推介的力度也不大，这种事确实既费尽，难度也大，成效并不令人满意。每年我们国家投入的外宣经费就少得可怜，除了做各省区的一些基础文化交流，就当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从来没有把翻译推介文学和影视当做多么重要的工作，虽然每年有这方面的工作在做，但基本都是翻出就算，根本不堪质量，也不用经过原作者认可，我个人就从事过几年外宣，多少接触过这种事情，算是有一点体会把。即使做出来，也不一定真正深入到外国读者群体，往往就送到外国规定的口岸，稍好的旧书文化单位如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能进入社会的层面很有限，遑论评选什么图书奖了，这些翻译都是基础的，具有文学翻译水准的，可以说凤毛麟角，这就是客观方面的现实 。

总结情况就是，第一我们本身创作已经非常弱，第二，创作者也没有跨文化跨民族作品的基础和意识，第三加上我们的助推也没有实力，也没有意识，所以造就今天中国文学艺术很难走出去，而且即便送出去，影响也非常小，但国内往往文化事业的自我感觉还很良好，用一些表面上花钱少很热闹的演出交流文化活动取代真正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影响力，这就是现在搞各种节撑场面，中外来往的确很密切，但实际我们的创作力的真正影响力有多少？只能呵呵

中国文学是每个人知识入门，什么运用是个人特长，比如科学发展观理论知识实践运用创造价值贡献产品，外交用语秒懂外语特长⋯两百元人民币是否多亮眼？

这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话题。“走出去”，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方向。

正如人与人之间一样，只有“走出去”，才会认识更多的人，才能交往到更多的朋友。一来二去，慢慢地，友谊越来越深，可以互相帮助，开展合作，互利共赢，相互促进。

当代中国文学，要“走出去”，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才能奠定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才能走出去呢？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两百多年了，为什么只有莫言获得过该奖？并不是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水平有多低，也并非一定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而是只有不断学习别人的长处，必须从他国的文学中去吸收营养，才能发展得更接地气，继而更成熟更有魅力。

从近代看，鲁迅、茅盾、老舍等文学大家都有条件有资格加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阵营，但是由于诺奖评审方对中国文学了解太少，而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学进入国际视野的进程。

要“走出去”，首先就必须做好优秀作品的翻译和推荐工作。要让人家认识我，了解我，才能对我有个正确判断。

其次是需要大量开展民间交流，如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中国与法国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除了官方互访外，各阶层之间通过举办系列文化、文学交流活动，你来我往，增进互信，取长补短，才能相得益彰。

其三，不光是人走出去，作品走出去，也需要其他国家的人走进来，作品走进来。

通过大量的译介，开展如一带一路国家文学创作大赛、文学论坛等有声有色的交流活动，才能刺激和促进两国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其四，国家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配套机制，鼓励和促进本国与他国的民间交流，在交流中相互砥砺，相互鞭策，才能日益扩大本国文学的影响力。

“走出去”不是目的，而是文学发展的需要，增进民族感情的需要，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成办当代文学网站，对外开放，更好的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认识中国文学，去搭建与世界交流的桥梁。

中国当代文学是很有社会研究价值的，比如<红高粱>讲述中国西北黄土高坡的故事，后面被翻拍成电影和作品火爆国外，成就张艺谋

1.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贫穷后，面对高速发展的经济，反衬了很多社会现实，这些社会现实在物质与生活，伦理与道德，金钱与理想等这些元素中矛盾冲突

2.这些作者很多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也很多是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中国当下环境所影响的，当下中国的社会价值还未完全定型，所以社会话题和冲突很多，这些作品比较接地气，看到我们的现状，比如<皮囊>蔡崇达一个泉州人，里面有浓厚的闽南文化，有很多的伤感和心酸，那是我们贫困日子的写实，他是80后，所以这样的作品让更多人认识真实中国

3.我们的作品朴实，可以让外界认识作品里面真实社会现状下，中国的自古道德伦理，和中国文化在生活中的影响和轨迹，那么对于外部国外了解一个真实中国是很好的

4.希望作者可以写更多有中国文化典故的故事，在文学作品中通过生活写照反应出来，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对外输出

中国文学最为博大精深这一点毋庸置疑！这里面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汉字！

汉字表义的复杂性决定了中文的复杂难学！中国人英语考试可以得满分，但语文想考满分却如蜀道难登！所以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深刻品味到中国文学的无穷魅力！世界上绝大多数老外只能是望中文而兴叹了！

文字翻译为世界不同文学风格的交流提供了助力，也许是中国人的历史太过悠久吧，所以近现代反而我们对外国文学倍感新奇！

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和古代文学没法相比，为文而文、为作而作的思想桎梏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弊端！

只有震撼灵魂的文学才能被世人所重。

相信随着国力的日益强大，作家们都能自然而然地为灵魂起舞，我们的文学会越来越受世界瞩目！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对中国文学应当是极大的肯定，可当时在墨西哥城的书店里，一本莫言的书都找不到。2015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拉美，随行的有铁凝、莫言和麦家三位著名中国作家，这些作家在与拉美作家交流时，一些拉美作家非常惊奇这些中国作家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波拉尼奥、帕斯等拉美作家的熟悉，但是，比较起来，拉美的文化界，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这样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对外交流的文化活动，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中国文学应怎样被更广大的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所接受的文化思考，以至“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个话题，不断见诸文化媒体，成为文坛关注的一个热议焦点。

首先需要好的译者

●选择好的出版社非常重要

●学者的努力、批评界的引荐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关键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去年8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等发布的2018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共有520家出版社的24757种2017年版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相比于其他门类的中文图书，当代文学作品具有更高的受欢迎程度。

截至去年8月，贾平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等30多个语种，意大利语版《带灯》获得克拉里丝·阿皮亚尼（Claris Appiani）翻译大奖。麦家的作品在2014年以后横扫欧美市场，单是《解密》就卖出了34种版权。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说，“我把麦家在海外的成功称为‘麦家现象’，其中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总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江凯表示，根据翻译作品数量和研究数量两者或者其中之一超过5篇的标准，莫言、苏童等关注度高，刘慈欣、麦家的作品较受欢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建彬认为：“目前，莫言、余华、残雪等人在海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

除了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实力派作家，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至海外，受到海外读者关注。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虽然在不断加强，但仍存在“逆差”。从数据上看，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当年全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文学、艺术类出版物进口量为265.11万册，出口量为198.92万册，进出口比为1.33：1。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学开放、包容、主动拥抱世界的姿态，积极引进外国作品，产生巨大的输入量；另一方面则与当代文学翻译质量、版权代理、传播渠道以及读者习惯息息相关。

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出去”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真正“走进去”是摆在作家、出版界和翻译界面前的新课题。

有意识培养优秀翻译人才

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不仅风靡世界各国，更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屡屡获奖。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先后斩获“雨果奖”。不仅普通读者，扎克伯格、奥巴马等人也是《三体》的粉丝。季进认为，成功的翻译是这部作品在海外广受好评的原因，“《三体》的成功特别得益于它的译者刘宇昆把小说翻译成了一个非常地道的英文科幻小说。”

翻译是当代文学走向海外的第一个环节，美国翻译家顾爱玲认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首先需要好的译者。”

目前，优秀译者和译作还有待增加。刘江凯认为，翻译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流失和被改写的问题值得重视。一些译者为了迎合西方审美，存在“曲解”故事的情况。除此之外，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翻译不算作学术成果也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对文学翻译的积极性不高。

“当代文学的丰富性有时超出了西方读者所能理解和想象的范畴。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择有局限性。在技术性层面，如何把语言、文化的转换完美融合起来，也极具挑战性。”季进说。

某种程度上说，优秀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决定了未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能够走多远。“海外真正能够深切理解中国文化，熟悉当代文学的译者还很不够。现在从事当代文学翻译的译者，相当一部分是海外的汉学家，比如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罗鹏（Carlos Rojas）、白睿文（Michael Berry）等，这些人其实都是横跨学术和翻译两个领域，我觉得由他们来做翻译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季进说。

一些线上翻译平台的建立和海外翻译家团队的组建，预示了未来当代文学翻译的新模式。

美国青年艾瑞克·阿布汉森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已经十多年了。2007年，他与朋友一起创立了“纸托邦”（Paper Republic）。这是一个中国文学英译者的“线上联盟”，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译者，力图通过高质量的译本将优秀的中国作品通过互联网介绍到英语世界，吸引外国读者与版权经纪人的注意。

除了翻译苏童、毕飞宇、王小波等成名作家外，他们也向海外译介了阿乙、盛可以、徐则臣等青年作家。“纸托邦”还与《人民文学》杂志合作策划出版英文杂志Pathlight。2015年开始的“纸托邦短读”项目由译者、编辑、译者志愿共同参与，一年间共翻译了53篇中国短篇小说，在纸托邦英文网站上供海外读者免费阅读。

国内正凝聚一批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翻译家，他们既能找准海外读者的兴趣点，又能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转换，消弭不同语种、文化、审美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作品在全新接受语境中焕发生命力。

“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以外语为母语的译者，因为在当代文学的翻译过程当中，比起我们这些非母语译者，他们更能够体会外语语言背后微妙的文化性内涵，也更能够适应国外的文化和市场环境。”季进说。

与此同时，海外翻译家也期望得到更多支持，“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项目很多，我希望能向优秀译者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方面的支持来创造更好的译文。”顾爱玲说。

打磨版权经纪和图书发行渠道

版权经纪人制度在国外历史很长，经纪人替作家打理出版和版权事务，把他们介绍给外国出版社和读者。优秀的版权经纪人需要熟悉对象国市场行情与读者兴趣，通过敏锐的眼光有的放矢地推荐作品。目前，我国不少出版社正在尝试建立版权经纪人制度，一些作家的版权代理意识也在加强，将自己的作品的海外出版交给版权经纪人打理。

版权经纪人谭光磊通过巡回宣传，参加国际书展，为作品写详细的审读报告、分章大纲，准备各种语言的样稿，使麦家的《解密》在海外大获成功。“像莫言、苏童、余华、阎连科、麦家、毕飞宇等海外传播做得比较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经纪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应该更多地依靠这些文学经纪人。”季进说。

在拓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渠道中，版权经纪人制度的作用不言而喻。“不同国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情况千差万别，除了以我为主，向外国推荐作品外，版权经纪人更熟悉具体情况，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翻译、出版、发行、传播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版权输出方案”。姚建彬说。

刘江凯说：“我认识的一位版权代理人在荷兰莱顿大学获文学博士后定居荷兰后从事图书版权代理。我对这类在中国长大、接受过专业中文训练，又在国外学习定居，从事版权代理的人非常期待。”

版权输出后，图书能否进入海外主流发行渠道同样关键。刘江凯认为：“当代文学的译作进入外国大众书店的整体情况不太乐观，我们的很多译书并没有进入国外的主流图书连锁销售渠道。”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艾瑞克·阿布汉森等人认为，在一些美国书店，中国文学作品基本就是一两个书架那么多。

选择一家好的出版社对图书能否进入主流文化市场非常重要。季进认为，麦家作品的英国版一开始就列入了企鹅经典丛书，西语版由行星出版社出版，美国版由FSG出版社出版，这些出版社在所在国家具有很大影响力。出版社强大的发行渠道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在美国共同创办的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旨在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推介当代中国文学和优秀作家作品。在与美国劳特里奇公司合作后，借助该公司强大的发行渠道，每期销量大大提高，达到3000册左右，并开通了多媒体终端阅读。

出版界采用细分模式，推动版权输出多元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家版权输出模式，可因地制宜细分为多种。如以影视带动国际版权的“山楂树模式”，带作家到海外宣传的“作家走出去”模式，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互译”模式，“作家经纪”模式等。

苏童的作品是影视带动文学传播的一个案例，不少外国读者是先看了张艺谋的电影，进而对苏童的小说产生兴趣的。在亚马逊网站《大红灯笼高高挂》英文版销售页面，美国读者弗兰克评论说：“我读这本书里第一部小说《妻妾成群》的目的是和电影进行对比。”里奇评论说：“我很喜欢《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渴望去看看赋予这部影片灵感的原著。”

学术研究成果翻译推介同等重要

学者的努力，批评界的引荐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关键。除了重视文学作品本身的翻译外，文学研究著作的翻译推广也很重要。姚建彬认为，“进入学术视野、有专业书评人的评论、进入大学课堂是判断一部作品海外影响力的因素”，而这些都离不开学者的努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贾伊宁认为，“以我自己学习印度文学的经验来看，一本优秀的文学史教材或学术著作是我了解印度文学的指路明灯，里面重点介绍的作品都会找来看一下。如果外国大学的亚非系、东亚系的学生也能阅读到反映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学术著作，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了解一定会更充分。而这些学生将来恰恰有望成为批评界、翻译界或者版权交易方面的生力军。”

建立有效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情况的评价体系正在成为一些学者努力的方向。刘江凯认为，了解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是否有翻译传播、是否多语种翻译传播、是否有一定重译率、是否有一定研究数量、是否有权威研究、是否是文学角度的研究、翻译和研究是否有持续性、研究或者接受意见是否具有广泛性等8个方面进行考量。反馈制度为当代文学走进世界提供了参考依据。

请恕我直言，文学除了要按习总书记说的，为人民服务外，还要给予文学一定的创作空间，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所谓创作空间，就是要把束缚在作者头上的“紧箍”取下来，不止要歌颂新时代，还要鞭挞假恶丑;不止要写领导爱看的作品，还要写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不止要传承老一代文人的风骨，还要展现新时期新作家的精神风貌。

文学要为时代服务，但不能无下限的迎合市场，要保证文学严肃性和纯粹性。对凶杀、暴力、色情等所谓的文学作品，要严格控制网络传播途径和出版发行，让真正的文学尽快重返人们视野，并以此鼓舞人、激励人、温暖人。

没必要非得走出去，中国文学做好为中国人服务就行了，换言之把自己做好了，别人才会关注你。

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制度不同，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不管你正视与否，两种制度本质上是对立的。这一点，似乎西方有些政客比我们中有些人更清楚。因为我们中有些人往往被表象所迷惑，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两种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完全不同，有些还是对立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份，必然反映社会制度的价值观，要想走出去，只有符合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你的作品符合西方的价值观,要么西方接受我们的价值观.。这两种可能性都很小。在这个地球上，目前不带价值观的文学作品是沒有的。所以，在在现阶段，我们的文学作品，不要为了走出去而低下我们尊严的头，去适应西方的价值观，也不要企求西方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能走出去多少就多少。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我们中国有近十四亿人口，好的作品应该不愁沒人看。

好好扎根本土吧，别老想出去！

只有明哲保身，呈现，发现问题，“我很好，大家来给我点赞”，没有可持续，可发展，公私并重的“利他”，就走不好，走不出去，沒有生命力，影响力。只能交换“你说我好，我就说你好。”

中国文学走出去就不是中国文学了。文学+中国=中国文学。中华深厚的土壤应该有文学之花。只不土壤”现在掺和了点儿外来的“化学”成分。所以，花也为之变色。

文学领域，其实跟文化传承有关，说到文化传承，又能说到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的文学，是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文化洗礼，但基本上是一种束缚的内敛式的文学作品。其实不断的做好自己，发展自己，让自己不同的文学体系让他人研究，这才是走出去最好的方式。一味的为走出去而走出去，会让我们文学的独特性和优越性降低。

就好比让外面人吃臭豆腐，用筷子，完全不相干的东西非要凑合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中国的事情在中国弄明白就不错了，服务人民扎根基层 ，少一点空话，为人民大书特书，一切围绕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记得当年赵丹去世前，拉着周扬的手说：管的太死，文艺没有希望。

很难走出去

价值观念不同

为啥要强为之，地不言其厚而载万物，水到渠自成

跟时代一样吧！有高潮有低谷！不必杞人忧天，历史的车轮永远滚滚向前！

中国文学艺术不能盲目学习西方，先要学习传承，所谓创新要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上！不必一味的追求“走”出去！

中国当代文学要走出去，我觉得要有这几方面的共同作用。第一，文学家们的实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第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努力。第三，政府层面的推动，扩大宣传与文化交流。第四，一些文学作品可以拍摄成电影，通过好的电影，进而吸引外国人关注作品本身。

任何文学都是情感的表达。当然，这里就有了高下之分。有迎合低俗的，也有特立独行的，有喂养偏好的，也有真正痛而感、鼓而呼的。谈到当代，很多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会认为当代网络文学作品格调不高，渲染低俗，迎合大众。我想这其实是大众的文学审美培养不够的表现。反作用到创作者，自然形成如此生态。

如果文学要想有超越本民族语言范围的影响力，也就是所谓“走出去”，我想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道德经》在国外不断地重新翻译，这是一种文化输出。什么情况才能输出？人人渴而慕之，重而求之。这就自然能做到输出。其实并不是非得思想级别的作品才能输出，人性是相通的，真正好的文学作品，就是真正打动人、感染人从而影响人的作品。这样的就能走出去。

作为文化差异本身的文学作品，体现的是一个语言群体共有的思想、意识、语言符号，每个这样的共同群体有自己的偏好，可资运用。

“走出去”应是国家主导，团体和个人参与，翻译界和出版界共同努力。对于走出去的内容，要有针对性，比如日韩跟我们有文化共生性，但也要考虑代际效应，国内优秀的网络修真、玄幻等虚构作品可以以小说、影视、游戏剧本等形式走出去。这些作品会具有东方特有的思想和审美内含，易于被接受。对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中国当代文学需要走的路还不少。众所周知，西方对于文学创作的思潮从现实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已经发展到后现代主义、解构叙事等文学形式，我们的文学如果还没能从形象到抽象跃升的话，要适应西方主流文学消费者是不容易的。这也是除文学外很多方面与其有差别的根源，以文学代表的文化，必须前进到放开条条框框束缚，直面人类真实的境界，才能有交流和互相作用的可能。但这种文化自信，我想中国人是从来都有的。

那么基于此，走出去的应该是什么文学作品呢？其实我们还是有的，那就是公认的古代名著，西方知识界对东方的神秘主义是一直有很大兴趣的，并且也认为东方思想代表人类的未来。那么我们可以借此大力挖掘自己的宝库，将最好的思想文化文学作品发掘到现代，演绎影视、游戏、互动等娱乐形式，打造精品，推介宣传，其实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但要注意要以当代审美价值和人类社会的普世世界观发掘这些遗产。当代文学作品中，优秀的虚构性叙事的作品可能会有市场。（纯属个人从比较文学角度所作推测）适合网游、音频、视频等新传媒形式。这里切切注意传媒形式的选择，以新技术手段为载体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口。

为走出去，必先坐下来。坐下来干嘛？读书、思考、静心。坐下来祛除现代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浮躁，欲取功名，先淡名利，没有扎实的文字文学功底，没有对生活的深层次认识，没有人生的坎坎坷坷，是写不出容易引起共鸣的作品来的。为什么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从文学艺术上来讲并不是臻品、甚至逻辑上有缺陷，但却赢得了这么多读者的喜爱，源自来源于生活，为不屈的精神而写，有生命力，有感染力。文学作品有了丰富的内涵，才能跨越国界、种族、文化之异，被大家接受认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总而言之，欲出先内，做好内功自然香飘四海。

没有世界级作品咋走?

我觉得中国文学还是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味地模仿西方文化和文学，只会让自己消失，永远走不出去

中国文学以前的，民国时期的，都是上乘之作，现在我们的时代，也很好，我个人观点，出了很多好的作家，如，莫言，马未都，马爷做编辑的时候发现了老多人材，如王朔伴我们走过了九十年代，

一，选一套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水准的作品，少则十本八本。

二，外国留学生获奖就送一套此原著，并设读书奖。

三，外国的文学工作者来参观访问时，就组织当代文学交流会，并展演配套的影视作品，也可赠送此一套权威译注的本子。

总之，先选好种子，然后就剩浇水、施肥、除草、整枝维护了，不怕它不遍地发芽开花。

所谓的走出去是什么意思呢？

就当代而言，中国文学并不欠缺人才，举例莫言、曹乃谦、李锐等等等等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最大难点是文字问题，翻译问题。汉子真的是独成一个体系，一些外国读者根本get不到中文的美。有一些翻译怎么样都是无法翻译出原本的韵味。

“我问你呐，龇牙咧嘴干什么？碌碡压不出个屁来！”(出自莫言，丰乳肥臀)

“珠帘在激动着”(出自霸王别姬)

这些看似简单的句子，充斥在现在文学作者的字里行间中，淳朴而有神韵。翻译可以传神，确传不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汉字的魂。这是我们骨子里对于汉子的认同，几千年下来的熟悉感。相比较其他文字，汉字太美了。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如此诗句要如何让世界理解呢？

不拿古代说，说现在。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

“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

这些诗句呢？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翻译成别的文字总会有些不对劲。

这个问题并不单单出现在中国，同等情况也会出现在别的国家。但是，西方国家由于地理和宗教以及一些历史原因导致他们多少都有些相通。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优势，他们能更好的被理解。

当然，也可以认为我对于中国文学盲目自信，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文学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落后。

归根结底，只是文化不同而已。

怀疑自己的文化，外来文化又没法生根，那啥走出去？

中国国学都研究古文去了，中国人自己都没几个弄得懂，还想走出去?

中国当代文学流派有：荷花淀派、山药蛋派、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痞子”文学等等。

1、荷花淀派 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此派一般都充满乐观精神和浪漫主义气息，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

2、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是中国当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

3、寻根派 寻根文学指的是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4、改革文学 中国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5、反思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