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文学主张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花

靖

超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

［摘要］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关注的台湾作家之一。其作品不仅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更有自身的特色。总体而言，白先勇小说有三个创作特色：“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具体来说:（1）白先勇的个人经历对其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使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传统于现代；（2）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悲剧性方面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3）在历史流变下的“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以及异域文化下的生存和放逐的视角下，白先勇小说富有感伤主义色彩。［关键词］白先勇；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0)02--04

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有代表性的现代派

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注目的台湾作家之一。他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其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1958年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金大奶奶，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多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后陆续汇编成册，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嫡仙记，长篇小说《孽子》，《夜曲》，骨灰以及其他散文和戏剧作品。

作为台湾现代派的领军人物，白先勇的作品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那就是注重“描绘人与人性，注重发掘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复杂性。在艺术上，从西方输入虚无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广泛采用意识流，暗示，象征等手法。”[1]但是他与其他现代派作家如欧阳子，於梨华等人相比有其独特的地方，用王晋民先生总结的话来说，只有十二字：“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2]。正是由于这样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使白先勇成为台湾文坛上的一株奇葩。近年来有关白先勇的评论文章很多，但大多数都侧重于介绍他的生平和创作情况，或者是针对他的作品中某种倾向进行评论。本文试图系统地梳理一下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一、将传统溶于现代，将西方溶于中国

（一）个人经历的影响

白先勇，193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其父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自小他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在《蓦然回首》中他将少时给他讲演义的厨子老央看作是自己小说的启蒙老师。后随父定居台湾，受到中学国文老师李雅韵的影响，她为他“启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白先勇“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3]。

1957年他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接触到欧美文学，他说：“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

洋文学的桥梁。”[4]，正是有着如此优秀的老师和同窗，

如此得天独厚的文学氛围，他如鱼得水，广闻博识，阅读、翻译、创作是他当时生活的主题。1960年，白先勇与同学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毕业后，赴美后研读的也是小说创作，而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出一种认同危机，以至在课堂上学的是西洋文学，在图书馆借的多是中国各方面的书，他开始对自己内心进行深度的探究和反思，开始了对自我的发现和追寻。

正是这些经历使他的小说中糅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和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将传统融于现代，将西方融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特色在其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继承传统技法

白先勇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风格，尤其是受《红楼梦》的影响。他的小说基本上以写实为主，注重人物、环境，以及细节的描写，常用细腻的手法对日常生活进行真实地描绘和刻画，以此来表现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特征。

在选材上他常会选取日常生活中很细小的事情来刻画各色人物，揭示重大的主题。比如岁除描写的是除夕夜一个仕途不顺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在朋友家借酒消愁；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描写的是台湾夜巴黎舞厅一个晚上发生在金大班周围的事情和她对往事的回忆；思旧赋描写的是冬日黄昏两个老仆妇对旧主的追忆及对现状惨淡的诉说；《游园惊梦》描写的是钱夫人参加窦夫人举办的家庭晚宴等等。而像《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孤恋花》、《花桥荣记》这一类小说也止于对生活片断的描写。他很少会去写一些重大的事情或是极曲折的情节、强烈的冲突，而是像这样“以小见大，平中见奇”[5]。

在刻画人物上他笔触细腻，塑造了自“上”到“下”众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他极善于对人物所处的环境、外貌衣饰、言谈举止进行描绘，寥寥几笔就使人物栩栩如生。比如对尹雪艳的冷艳，他写到：

“月白短袖的绒棉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脚上也是月白缎子的软底绣花鞋，鞋尖却点着两瓣肉色的海棠叶儿，为了讨喜气，她破例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而耳朵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冰雪化成的精灵”。（《永远的尹雪艳》）[6]

对窦夫人的矜贵，他写到：

“穿了一身银灰洒朱砂的薄纱旗袍。足上也配了一双银灰闪光的高跟鞋，右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只莲子大的钻戒，左腕也笼了一副白金镶碎钻的手串，发上却插了一把珊瑚缺月钗，一对寸把长的紫瑛坠子直吊下发脚外来，衬得她丰白的面庞愈加雍容矜贵起来”

（《游园惊梦》）[7]

再如梁父吟中对朴公书房的描写，陈设十分“古雅”，“靠窗左边是一张乌木大书桌，桌上的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玉鲤鱼笔架，一块天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翻得起了毛的线装《资治通鉴》。靠窗的右边，有一个几案，案头搁着一部大藏金刚经，经旁有一只饕餮纹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炉内积满了香灰，中间还插着把烧剩了的香棍”[8]。说明他是极为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这样细腻地对人物服饰、所处环境、举止言谈进行描写来刻画人物，从小中见大，从平中见奇，从而使得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三）融传统于现代

白先勇的小说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技法的基础上，也将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融入其中，使得其作品有着不一般的特色。

他在注重对现实的描绘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从而将角色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是内心独白，如《国葬》中秦义方的内心独白，“长官直是让这些小野种害了的！他心中恨恨的咕噜着，这些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哪里懂得照顾他？只有他秦义方，只有他跟了几十年，才摸清楚了他那一种拗脾气。”“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

事了。”[9]

从他的这些似自白似唠叨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主人的忠诚和那种近乎母性的卫护的心理。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写到金大班即将离开风月场去当老板娘的前一晚，“在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的滚，才找到个户头，也就算她金兆丽少了点能耐了。当年百乐门的丁香美人任黛黛下嫁棉纱大王潘老头儿潘金荣的时候，她还刻薄过人家：我们细丁香好本事，钓到一头千年大金龟。其实潘老头儿在她金兆丽身上不知下过多少工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那时嫌人家老，又嫌人家有狐臭，才一脚踢给了任黛黛。”[10]这里虽然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形式，但却是作者从金大班的意识角度去介绍阐述的，是她间接的心理独

白，是这个在风尘中沉浮了几十年的女人鄙夷和不甘的心态的一种淋漓的呈现。

白先勇的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大胆且适当地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这在他的著名的短篇小说《游园惊梦》中表现得尤为出彩，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翻版。白先勇曾称，《游园惊梦》里的意识流是他同时受到英美小说家的影响，尤其是福克纳、凯瑟琳·安·波特等人的影响。

小说以钱夫人蓝田玉赴宴为中心，详细地描写了她在宴会上五次对昔日南京的荣华富贵的回忆，涌现出明显的意识流色彩，每一次的回忆都是蓝田玉心底的呓语，那些深埋她心底的令人心痛又神驰的激情，随着昆曲游园、《惊梦》音乐和剧情的发展，如抽丝剥茧般呈现出来。意识的流动勾连出几十年前的痛楚往事，与今时相对照，不由让人感叹“人世的‘流动’和命运的转迁”[11]，而钱夫人的意识流动成为了整部小说情节的推进拓展的一个基点。

除了意识流外，白先勇在其作品中还大量地运用了象征、意象、暗示、精神分析等现代派技巧，有些评论者称赞他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12]，由此可见一斑。

二、泣血般的悲剧色彩

悲剧是一种审美境界，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生命中充满了悲剧，历史也充满悲剧，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正是这种悲剧的崇高性，才引起很多哲人作家的关注，并把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历史、文明等称为悲剧精神。白先勇的小说正是用一种个人生命的悲剧，从而来向读者展示的是一种历史的悲剧，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个人无法掌控自身命运，随波逐流的内心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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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老舍的简介如下：

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本名舒庆春，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赶集》等。老舍的文学语言通俗简易，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具有较强的北京韵味。

二、老舍的个人生活：

930年，胡絜青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母亲怕她因为这学业而耽误了终身大事。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是胡青兄弟的朋友，有一回，他到胡家去玩，胡母托他帮忙物色。此时老舍正好从伦敦回国，且著有作品，于是罗常培便向胡母介绍了老舍，获知老舍的才华及人品后，胡母异常高兴，私下便定下了这位乘龙快婿，于是与罗一同商议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使老舍与胡絜青见面。

1930年冬天，老舍回到北平。在罗的安排之下，老舍到处被朋友们拉去吃饭，而饭桌上总有胡絜青。在频繁的相见之后，胡与舒产生了情愫。直到1931年夏天，胡絜青毕业，两人举行了婚礼。

婚后半个月，老舍携带妻子来到济南，继续在大学任教，胡絜青则在一家中学里教书。两人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济南，是个女孩，取名舒济。1935年第二个孩子，儿子舒乙出生，1937年，在重庆产下第三个孩子，次女舒立。

三、老舍作品的特色：

老舍的文学思想成分复杂，现代文学史中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里，他的派别色彩不明显，他对左派的革命领导文学的艺术指导方式及其他艺术和思想上的主张颇有微词。同时老舍也未曾加入苏汶和梁实秋等人的第三派----不认为文学至死都是自由的。他的文学思想的基调是强调文学的自由表达，同时认为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是不期然而然的和远期的。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老舍也曾一度向文学的实用性靠近，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艺术家的他又感到不适，于是又重新呼唤并实践文学的自由表达和艺术性，在此期间其文学思想也出现了反复和震荡。因此而言老舍没有坚定单纯的文学立场，他的文艺思想是摇摆不定的，但是他倾向于从感情角度看文学，认为“使人欣喜是艺术的目的”，“文学是认识生命的，解释生命的”。同时老舍认为“文以气为主”强调表达自我为主，不使文学变成传道的教科书。

四、后人评价：

胡风：“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知名作家 李敖评价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他底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里面正闪耀着他底对于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舒乙：“生活中的父亲完全是矛盾的。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在闷着头构思写作。很严肃、很封闭。但是只要有人来，一听见朋友的声音。他马上很活跃了，平易近人，热情周到，很谈得来。仔细想来，父亲也矛盾。因为他对生活、对写作极认真勤奋；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有情趣，爱生活。”

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本名舒庆春，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赶集》等。老舍的文学语言通俗简易，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具有较强的北京韵味

老舍文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京味”，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栩栩如生的描绘出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文化底蕴和文化心理。

对于“京味”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层面。

1、就地理上和实物上而言，最典型的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杂耍和庙会等；

2、就心理而言，北京是历代王朝的首都，有着一种雍容和大气，积淀着千百年的传统，因为市民们也有着独特的豁达和幽默。就如祥子在生活困境的时候，仍然会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幻象。

3、反映小人物命运。“京味”还有一点会经常透过小商贩、车夫等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他们的生活风貌来反映那个时代，那些文化特征和心理。

4、语言上，也经常会用到北京方言，很有地方特色。

因为这些，是的“京味”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老舍文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京味”，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栩栩如生的描绘出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文化底蕴和文化心理。

对于“京味”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层面。

1、就地理上和实物上而言，最典型的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杂耍和庙会等；

2、就心理而言，北京是历代王朝的首都，有着一种雍容和大气，积淀着千百年的传统，因为市民们也有着独特的豁达和幽默。就如祥子在生活困境的时候，仍然会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幻象。

3、反映小人物命运。“京味”还有一点会经常透过小商贩、车夫等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他们的生活风貌来反映那个时代，那些文化特征和心理。

4、语言上，也经常会用到北京方言，很有地方特色。

因为这些，是的“京味”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的作家，中国现代小说家，语言大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月牙儿》柳家大院剧本：《龙须沟》《茶馆》

茶馆 骆驼祥子 龙须沟

人民艺术家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余万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东海巴山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

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_____、_____，中篇小说_____，短篇小说_____，剧本__________等，老舍以写_____和_____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__________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曾因创作优秀话剧_____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弃世。

答案：长篇：《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中篇：《月牙儿》《我这一辈子》

短篇：《赶集》樱海集东海巴山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填哪个都行）

剧本：《龙须沟》、《茶馆》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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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转的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人

语言大师，

人民艺术家，

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本名舒庆春，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一、关于老舍的简介如下：

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本名舒庆春，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赶集》等。老舍的文学语言通俗简易，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具有较强的北京韵味。

二、老舍的个人生活：

930年，胡絜青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母亲怕她因为这学业而耽误了终身大事。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是胡青兄弟的朋友，有一回，他到胡家去玩，胡母托他帮忙物色。此时老舍正好从伦敦回国，且著有作品，于是罗常培便向胡母介绍了老舍，获知老舍的才华及人品后，胡母异常高兴，私下便定下了这位乘龙快婿，于是与罗一同商议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使老舍与胡絜青见面。

1930年冬天，老舍回到北平。在罗的安排之下，老舍到处被朋友们拉去吃饭，而饭桌上总有胡絜青。在频繁的相见之后，胡与舒产生了情愫。直到1931年夏天，胡絜青毕业，两人举行了婚礼。

婚后半个月，老舍携带妻子来到济南，继续在大学任教，胡絜青则在一家中学里教书。两人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济南，是个女孩，取名舒济。1935年第二个孩子，儿子舒乙出生，1937年，在重庆产下第三个孩子，次女舒立。

三、老舍作品的特色：

老舍的文学思想成分复杂，现代文学史中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里，他的派别色彩不明显，他对左派的革命领导文学的艺术指导方式及其他艺术和思想上的主张颇有微词。同时老舍也未曾加入苏汶和梁实秋等人的第三派----不认为文学至死都是自由的。他的文学思想的基调是强调文学的自由表达，同时认为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是不期然而然的和远期的。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老舍也曾一度向文学的实用性靠近，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艺术家的他又感到不适，于是又重新呼唤并实践文学的自由表达和艺术性，在此期间其文学思想也出现了反复和震荡。因此而言老舍没有坚定单纯的文学立场，他的文艺思想是摇摆不定的，但是他倾向于从感情角度看文学，认为“使人欣喜是艺术的目的”，“文学是认识生命的，解释生命的”。同时老舍认为“文以气为主”强调表达自我为主，不使文学变成传道的教科书。

四、后人评价：

胡风：“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知名作家 李敖评价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他底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里面正闪耀着他底对于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舒乙：“生活中的父亲完全是矛盾的。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在闷着头构思写作。很严肃、很封闭。但是只要有人来，一听见朋友的声音。他马上很活跃了，平易近人，热情周到，很谈得来。仔细想来，父亲也矛盾。因为他对生活、对写作极认真勤奋；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有情趣，爱生活。”

长篇：《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中篇：《月牙儿》《我这一辈子》

短篇：《赶集》樱海集东海巴山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填哪个都行）

剧本：《龙须沟》、《茶馆》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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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本名舒庆春，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赶集》等。老舍的文学语言通俗简易，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具有较强的北京韵味。

二、老舍的个人生活：

930年，胡絜青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母亲怕她因为这学业而耽误了终身大事。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是胡青兄弟的朋友，有一回，他到胡家去玩，胡母托他帮忙物色。此时老舍正好从伦敦回国，且著有作品，于是罗常培便向胡母介绍了老舍，获知老舍的才华及人品后，胡母异常高兴，私下便定下了这位乘龙快婿，于是与罗一同商议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使老舍与胡絜青见面。

1930年冬天，老舍回到北平。在罗的安排之下，老舍到处被朋友们拉去吃饭，而饭桌上总有胡絜青。在频繁的相见之后，胡与舒产生了情愫。直到1931年夏天，胡絜青毕业，两人举行了婚礼。

婚后半个月，老舍携带妻子来到济南，继续在大学任教，胡絜青则在一家中学里教书。两人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济南，是个女孩，取名舒济。1935年第二个孩子，儿子舒乙出生，1937年，在重庆产下第三个孩子，次女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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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基础知识总结 中外常见文学流派

⒈现实主义 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在文学艺术史上，它与浪漫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它提倡客观的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具精确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文艺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很高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如《诗经》中的一部分作品、杜甫的诗、关汉卿的戏剧、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便是其代表作品。

⒉浪漫主义 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在文学艺术史上，它与现实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它在反映现实生活上，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神奇的想象和夸张手法塑造形象。如我国文学中，屈原、李白的诗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等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其代表作家有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等。

⒊古典主义 17世纪欧洲出现的一种文艺思潮。主张以古希腊、罗马为典范，所以叫"古典主义"。以法国发展最为完备，他们尊重王权，崇尚理性，在艺术上追求高雅、和谐、均衡的统一。代表作家法国的拉辛、莫里哀等。

⒋批判现实主义 欧洲19世纪30年代在文学艺术中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思潮。它注重研究社会问题，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扩大了真实反映现实的生活面，塑造了很多有典型意义的贵族、资产阶级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揭示了贵族阶级没落和资产阶级兴起与没落的过程，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有些作品还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示了同情;同时还丰富了艺术技巧和手法。其代表作家由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果戈理、托尔斯泰等。

⒌山水田园诗派 以描写恬静悠然的自然风光为主，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歌咏，或流露不愿同流合污的情绪，或表现隐逸避世的消极思想。其代表作家有晋代的陶渊明、谢灵运和唐代的王维、孟浩然等。

⒍边塞诗派 以边塞生活、战争为题材。代表作家有唐代高适、岑参，还有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崔颢等。

⒎豪放派 宋代词坛的一大流派，其作品气势豪放，意境雄浑，词中充满豪情壮志，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代表词人以苏轼、辛弃疾为主，代表作品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⒏婉约派 宋代词坛上的一大流派，其作品语言清丽、含蓄，词中抒发的感情婉转缠绵，情调或轻松活泼，或深沉幽怨，刻工精细，题材较狭窄，往往多是写个人遭遇、男女恋情，也有写山水，融情于景的。代表词人有柳永、秦观、李清照、姜夔等。代表作品有柳永的《雨霖铃》和姜夔的扬州慢。

⒐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有方苞所开创，其后刘大木魁、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桐城人，故名。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以阳刚阴柔分析文章风格。(2001年全国高考题考查)

二 重要的中外文学运动

⒑新乐府运动 有白居易、元稹倡导，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虽此为乐府，已不拘于声律，故称新乐府。白居易所作五十首，颇多反映社会矛盾之作，在当时较有现实意义，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多以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⒒古文运动 是一次重要的文体改革运动。由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主张废弃六朝以来华而不实的骈俪文，而创作内容充实、形式自由的散文;到了宋代，得到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继续提倡和发展。(1997年全国高考题考查)

⒓文艺复兴运动 14至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16世纪资产阶级史学家认为它是古代文化的复兴，因而得名。新兴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便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标榜，提出了人道主义，即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摆脱教会对于人的思想的束缚，打倒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文艺复兴普遍表现虽是科学、文学和艺术的主张，但由于各国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不同，文艺复兴运动在各个国家都带有自己的特征。其中代表作家由意大利的但丁、薄迦丘、法国的拉伯雷，英国的莎士比亚等。

三 主要的现代文学社团

⒔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社团。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提出"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主张，注重文学创作和介绍西方文学。主办的刊物有《小说月报》等。

⒕创造社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社团。1921年6月成立于日本东京。发起人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等。强调艺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作品在艺术上倾向浪漫主义，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主办的刊物有《创造》等。

⒖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简称"左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界的组织。1930年3月成立于上海。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它的成立，对于团结和组织进步作家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和推进革命文学运动，起过很大作用，标志着革命文学运动的新阶段。"左联"根据"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经验，初步制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文学理论纲领，提倡文艺大众化，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等组织。主办刊物有北斗文学月报等。

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

那你还不如直接购买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文学概论》

卡尔维诺纯文学最后的大师

文/陈晓明

2001年9月，卡尔维诺文集在中国出版，这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显然是一个迟到的礼物。 80年代中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诺贝尔文学奖，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寻根文学。那时，一批知青作家正苦于追赶文学的现代主义浪潮，马尔克斯使他们陈旧的乡土中国经验具有了创新的意义，可以心安理得地欺世盗名了。同样，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深刻地影响了马原和随后的先锋派小说家。那时有谁知道卡尔维诺呢？在中国先锋派黔驴技穷的时候，卡尔维诺在哪里呢？整整10年过去了，先锋派已经销声匿迹，文坛时髦且流行的是轻喜剧，小品，掺水的货色。而卡尔维诺这时却像个搭错车的外乡人一样来到中国文坛，他能激起什么反响呢？6卷精装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精致高雅，华美冷峻。廖廖5000册的印数，在北京各大图书城的书架上，显得落落寡合。

卡尔维诺何许人也？凭什么他来晚了，我们就要感到遗憾？卡尔维诺在意大利文化界一直影响卓著，他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神奇瑰丽的作品，持续地冲击纯文学最后的防线。小说家约翰•厄普岱克（John Updike）称道他是“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当代意大利符号学大师艾柯（Umberto Eco）评价说：“卡尔维诺的想象像宇宙微妙的均衡，摆放在伏尔泰和莱布尼兹（Leibniz）之间”。人们都以为西方的纯文学可以从他这里另辟蹊径，然而它不过是纯文学的末世景观。

1985年，卡尔维诺逝世，举国上下哀声一片，时任意大利总统柯思嘉（Fancesco Cossiga）前去吊唁，悲恸之情溢于言表：“我国丧失了一个具有创造力和启发性的精神象征”。一个作家的辞世，如此惊天动地，也堪称奇观。卡尔维诺的故去，意味着纯文学的终结。至少对于西方文学来说是如此。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年10月15日出生于古巴，两岁时随父母亲返回意大利，在和法国接壤的小城圣•雷墨长大，在都灵大学求学。一度子承父业学习农业，但志趣却在文学。战争爆发，使他的学习生涯中断。在二战期间的1943年，卡尔维诺参加意大利的地下抵抗运动，与弟弟一起加入“加里波第纵队”，投入游击战。战后他重新返校学习，进入都灵大学文学系学习文学。他的第一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和短篇小说集某个午后，亚当就反映了他这个时期的游击战经历。1945年，卡尔维诺加入共产党，一度在左派激进刊物上发表文章。1947年大学毕业。卡尔维诺在爱依脑迪等出版社任职，一直是非常活跃的左派评论家。1957年，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卡尔维诺的信仰发生变化，正式宣布退出意大利共产党。1947年，是卡尔维诺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光辉的起点，这一年他完成论康拉德的毕业论文，并且发表通向蜘蛛巢的小路。这部作品一鸣惊人，这篇被认为与当时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氛围合拍的作品，其实已经露出卡氏对寓言和魔幻的偏好。有左派路数的卡尔维诺不掩饰他的人民倾向，他说过：“我的创作是从写战争和人民的生活起步的”，这不仅反映在他的一系列虚构小说的写作中，也从他对民间故事和童话这种体裁的钟爱中表现出来。1956年，他编辑有意大利民间故事，当时 就被推崇为“世界文学的瑰宝”。

1950年代，卡尔维诺出版一系列作品，已经显露出大师的苗头。他对意大利文坛津津乐道其实因循守旧的新现实主义已经厌倦，加大力度转向离奇的幻想，在轻松幽默中来表达哲理思绪。《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包括《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树上的男爵》（1957），《不存在的骑士》（1959）。这些作品的年代背景并不十分清晰，大体是讲述意大利中古社会的故事，但并不着意反映当时的历史特质或生活风习。这些作品的主角都显得怪诞反常，他们对社会秩序和世俗幸福表达了偏执的抗拒。也许卡尔维诺多少有些隐喻式地表达对战后意大利社会问题的批判，但对于卡尔维诺来说，对那种离奇反常的生活状况的描写，显示出文学处理生活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把一种生活推到极端的时候，对人的性格、行为和心理的表现，则获得更为纯粹的可能性。

50年代是法国文学艺术领衔世界潮流的时期，“新小说派”，“新浪潮电影”，“荒诞派戏剧”，以及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某些初露端倪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这些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卡尔维诺。他一直酷爱巴黎，在巴黎旅居15年之久，直到1980年才返回意大利居住。在他居住在巴黎的年月里，他与当时的思想大家，列维－斯特劳斯、罗朗•巴特过从甚密。思想方面，明显受到索绪尔、普洛普、格雷马斯、托多洛夫，以及福科、拉康、德里达、德留兹和居达里的影响。在50年代，荒诞派戏剧给卡氏的影响当不小。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卡氏作品始终包含的荒诞感和强烈的形式主义倾向。

卡尔维诺在意大利文化界一直影响卓著，他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神奇瑰丽的作品，持续地冲击纯文学最后的防线。小说家约翰•厄普岱克（John Updike）称道他是“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当代意大利符号学大师艾柯（Umberto Eco）评价说：“卡尔维诺的想象像宇宙微妙的均衡，摆放在伏尔泰和莱布尼兹（Leibniz）之间”。人们都以为西方的纯文学可以从他这里另辟蹊径，然而它不过是纯文学的末世景观。

1985年，卡尔维诺逝世，举国上下哀声一片，时任意大利总统柯思嘉（Fancesco Cossiga）前去吊唁，悲恸之情溢于言表：“我国丧失了一个具有创造力和启发性的精神象征”。一个作家的辞世，如此惊天动地，也堪称奇观。卡尔维诺的故去，意味着纯文学的终结。至少对于西方文学来说是如此。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年10月15日出生于古巴，两岁时随父母亲返回意大利，在和法国接壤的小城圣•雷墨长大，在都灵大学求学。一度子承父业学习农业，但志趣却在文学。战争爆发，使他的学习生涯中断。在二战期间的1943年，卡尔维诺参加意大利的地下抵抗运动，与弟弟一起加入“加里波第纵队”，投入游击战。战后他重新返校学习，进入都灵大学文学系学习文学。他的第一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和短篇小说集某个午后，亚当就反映了他这个时期的游击战经历。1945年，卡尔维诺加入共产党，一度在左派激进刊物上发表文章。1947年大学毕业。卡尔维诺在爱依脑迪等出版社任职，一直是非常活跃的左派评论家。1957年，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卡尔维诺的信仰发生变化，正式宣布退出意大利共产党。1947年，是卡尔维诺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光辉的起点，这一年他完成论康拉德的毕业论文，并且发表通向蜘蛛巢的小路。这部作品一鸣惊人，这篇被认为与当时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氛围合拍的作品，其实已经露出卡氏对寓言和魔幻的偏好。有左派路数的卡尔维诺不掩饰他的人民倾向，他说过：“我的创作是从写战争和人民的生活起步的”，这不仅反映在他的一系列虚构小说的写作中，也从他对民间故事和童话这种体裁的钟爱中表现出来。1956年，他编辑有意大利民间故事，当时 就被推崇为“世界文学的瑰宝”。

1950年代，卡尔维诺出版一系列作品，已经显露出大师的苗头。他对意大利文坛津津乐道其实因循守旧的新现实主义已经厌倦，加大力度转向离奇的幻想，在轻松幽默中来表达哲理思绪。《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包括《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树上的男爵》（1957），《不存在的骑士》（1959）。这些作品的年代背景并不十分清晰，大体是讲述意大利中古社会的故事，但并不着意反映当时的历史特质或生活风习。这些作品的主角都显得怪诞反常，他们对社会秩序和世俗幸福表达了偏执的抗拒。也许卡尔维诺多少有些隐喻式地表达对战后意大利社会问题的批判，但对于卡尔维诺来说，对那种离奇反常的生活状况的描写，显示出文学处理生活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把一种生活推到极端的时候，对人的性格、行为和心理的表现，则获得更为纯粹的可能性。

50年代是法国文学艺术领衔世界潮流的时期，“新小说派”，“新浪潮电影”，“荒诞派戏剧”，以及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某些初露端倪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这些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卡尔维诺。他一直酷爱巴黎，在巴黎旅居15年之久，直到1980年才返回意大利居住。在他居住在巴黎的年月里，他与当时的思想大家，列维－斯特劳斯、罗朗•巴特过从甚密。思想方面，明显受到索绪尔、普洛普、格雷马斯、托多洛夫，以及福科、拉康、德里达、德留兹和居达里的影响。在50年代，荒诞派戏剧给卡氏的影响当不小。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卡氏作品始终包含的荒诞感和强烈的形式主义倾向。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创作

以《小说月报》为阵地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蛊惑人心”而创作，以“现有胡扯能力”为阵地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传承”而创作，以《生活》为阵地。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文学研究会宣称要”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因此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他们相信从事小说戏剧等的创作也是“一种工作，而且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种“为人生”的“新文学”思想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学主张。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

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

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因

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

海派文学大体一致的特点：

1、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小说注重可读性，迎合大众口味，是一种“轻文学”；

2、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

3、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的新的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

4、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5、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

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印书馆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印书馆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29，人间

《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老舍集》

《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

《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

《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当代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

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

《骆驼祥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

残雾(话剧)1940，商务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

《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

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

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南方印书馆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l943，中西书局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

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

惶惑(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

偷生(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

《月牙集》(短篇小说集)1948，晨光

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

《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

《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

老舍短篇小说1956，人文

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

《茶馆》(话剧)1958，戏剧

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1959，百花；1—3部，四川人民出版社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人文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北京

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安徽人民

《老舍选集》(1—4卷)1982，四川人民

老舍戏剧全集(1一4卷)1982，戏剧

老舍新诗1983，花山

四世同堂补篇(长篇小说)1983，百花

《老舍散文》1984 百花

母鸡 我的母亲 养花 我们家的猫 济南的冬天 林海《草原》四世同堂——开学的日子《断魂枪》《茶馆》一共六十多本小说

老舍，中国小说家、剧作家。生于1899年，卒于1966年，满族，祖籍北京。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

老舍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赵子日、《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小坡的生日》、《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他于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作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课余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的，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趋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三惨案的刺激，写了《大明湖》，九一八事变引起他“对国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说《猫城记》的问世；一是更加关怀城市贫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诉说下级警察的坎坷经历。在《骆驼祥子》中，以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

《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他从30年代初起 ，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作品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

任、《老字号》、《断魂枪》诸篇，绰约多姿，精致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3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抗战8年中，对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多有贡献。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题旨。战争初起，他热情提倡通俗文艺，写作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随后，转向直接向群众宣传的话剧创作，连续写剧照了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自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和所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小说刻画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内心冲突，于苦难中升腾起来的觉醒和抗争，自然也有消极逃匿和无耻堕落。《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老舍立即启程回国。新社会的新气象使他极为振奋，不久就发表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剧作方珍珠。1951年初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剧本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龙须沟》是老舍创作新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50～60年代，他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然勤奋创作。作品以话剧为主，有《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以刻画北京市民告别旧生活、迎接新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作品较为成功。他还写有散文我热爱新北京。自50年代后半期起，老舍在话剧《茶馆》、《义和团》(又名神拳)和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等作品中，转而描绘近代北京的历史风云。《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写出旧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话剧艺术在这个剧本中有重大突破。《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一、文艺反映论--阶级的文艺

“阶级的文艺”这一主张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观点，是对文艺性质予以规定的主张，涉及到文艺反映论的实质。即文艺“是社会诸阶级和集团底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它是阶级关系底最敏感的最忠实的反映”.1[P1]

二十年代前半期，在新文艺作家那里，“为人生的文学”、“个性主义文艺”,或者“国民文学”、“时代文艺”等文艺观是绝大多数文艺家的选择。对文艺阶级论的观点，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尚无人关注或理解到。即使茅盾这样早期倡导共产主义的文学家，也是在“血和泪”的为人生的文学范畴肯定“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2[P114]而要求文学反映社会人生。从正面论及文艺的阶级性的，主要是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1923年5月，郭沫若在他自称为“似是而非的普罗列塔利亚”论文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首次提到文学要“反抗资本主义毒龙。”“要在文学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P285]

将文学与阶级的觉醒，阶级的反抗联系在一起，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同时，郁达夫亦发表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此文并没有涉及文学的阶级性质，郭沫若批评 :“结果只是说了些斗争，并不曾说到阶级，离题自然是很远的。”4[P170]而创造社其他主将此时则多不主张阶级的文学。成仿吾强调的是“专求文学的全与美”5[P40];郑伯奇更称 :“阶级文学在今日的中国还太早，中国所要求的正是国民的文学。”6[P73]郭沫若可以称为是个性主义作家阵营中第一个站在阶级的立场来强调文学的性质，主张文学的“无产阶级精神”,重视文学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目的。如果说1923年到1924年间，郭沫若由于初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尚处在认识的朦胧阶段，他的“阶级文学”的主张并不清晰、明确。甚至将具有“五四”个性主义革命精神和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文学彼此混淆。在其艺术家与革命家、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文艺之社会使命等论文中皆有此倾向。但是处于朦胧状态的阶级觉醒意识，以及自身处境与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促使他努力摆脱个性主义文艺主张，改变了文艺的纯粹性，无功利性的观点，而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性。

按照马克思的政治逻辑，“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7[P260-261]阶级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在郭沫若看来，”革命文艺“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必须实现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功能，要代阶级发声，书阶级之情，须反映共产主义理想。由此，郭沫若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3[P299]这些是郭沫若对文艺反映论最早建立的革命性话语。”阶级文艺观“的先声是他极力倡导的革命文学论。这是郭沫若建立其左翼文艺功能观的思想立足点和文艺反映论的思想指归，也是其由个性主义文艺思想转型为左翼文艺思想的标志。”阶级文艺观“体现了鲜明的无产阶级斗争意识和革命性精神，彰显了马列主义的文艺功能观实质，在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之间建立起了必然的思想逻辑联系。到1926年，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倡导的革命文学初起时，文学的政治功能性就被鲜明地定位在 ”: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 ;……无产阶级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学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要望革命文学实写出来。“3[P315-321]郭沫若倚重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建构起来的”阶级文艺观“在以后蓬勃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补充、明确和巩固，被纳入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建设范畴，成为中国左翼文艺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成份，在以后的文艺实践中被给予了充分的表达和运用。毛泽东在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反复强调”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 ;你是无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是对”阶级文艺观“更明确的发挥。”阶级文艺观“迎合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文艺实现社会政治功能的需要，是左倾意识形态介入文艺思想的核心表达。

二、文艺本体论--工具的文艺

新文艺的工具观自提出以来就是”文以载道“观的一种现代表达，只是因时代不同，作家身份不同而所载之”道“不同罢了。郭沫若的文艺工具观建立在社会政治革命的立场上。与新文艺家旗帜鲜明地以新文艺载新文化之”道“不同，也与文研会所谓”文学要于人生起作用“、对社会人生产生影响的作用观不同。郭沫若的文艺工具观在其前期和后期的创作观中有不同的思想涵义。其早期强调个性主义文学时，否认文学的目的性、工具性，是含有不为”工具“”、目的“所束缚的自由个性主义意味。其实，在传统文论观的影响下，郭沫若一直是一个文艺工具论的践行者。其前期的诗作、剧作，如匪徒颂、巨炮之教训、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等，无不显示出将文艺用作毁灭旧思想、旧制度、创造新世界的工具的功利观念。在他1923-1924年思想转向阶段，这种工具观的功利性得到多方面运用。当他热衷于”艺术至上“观时，便强调”艺术是提高人类的工具“3[P81];在介入社会批评时，则肯定”文学是批评社会的工具“3[P262]

这时，其”工具观“还没同中国政治革命发生联系，尚不具备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到其倡导革命文学时期，其工具观意识与社会革命大潮结合后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艺术家要用艺术宣传革命，”也就和实行家孥一个炸掉去实行革命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贡献。“3[P77]”文艺工具观“在郭沫若及左翼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挥的现实作用是充当政治斗争的利器，冲锋陷阵，宣传说教，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所用。1926年思想转向后的郭沫若疾呼 :文艺家要做”阶级的代言人“”,替被压迫阶级说话“,”做革命的先驱“,正式确立起作为阶级代言人的角色，以革命家的姿态，要求从事文艺的人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留声机“3[P348].

二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左翼思想主要源于苏俄。一批从苏俄回国的共产主义文化工作者奉苏俄左翼文化思想为圭皋，”普罗“文艺思想成为当时文坛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文艺思潮。郭沫若接受马列主义学说，对苏联”普罗“文艺思想极为倾心。在他介入中国政治革命后，就给文艺确定了走苏俄模式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之路的方向，把文艺视作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二十年代其思想转向的结果 :就是从”不当留声机器“转向到”当一个留声机器“,使文艺从个性主义的反抗工具转向集体主义的斗争工具。其文艺工具观属性的明确，表明了一个富有反抗精神，信仰马列主义的文学家在政治大势下所取的思想姿态。郭沫若的无产阶级工具观的文艺主张，与苏俄左翼文艺思想一脉相承。列宁充分肯定，文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作用，强调”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8[P647]称赞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是一个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9[P435]卢那察尔斯基写于1914年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信中，也讲到”艺术是武器“,”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武器“.高尔基早在俄罗斯无产阶级文艺尚未萌生前，就意识到 :

”文学是一种战斗事业，为了给敌人狠狠的打击，您必须磨快您的武器，它将是柔韧的、锋利的、杀伤性很大的。“10[P311]郭沫若提出的文艺是革命工具的主张，与苏俄左翼文艺理论思想从本质到话语都完全一致。

他早于同时期的左翼文艺家，提出了文艺是”革命工具“观点，成为后来中国左翼文艺定位文艺于”政治工具“的观念基础。郭沫若的这一文艺主张，在”革命文学“倡导期被冯乃超作了明确、具体的阐述，即”我们的艺术是阶级解放的一种武器。“11[P204]到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时，瞿秋白又对这一主张做了更为偏激的发挥 :即”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认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器’“.12[P42-44]郭沫若的”工具论“所载之”道“是政治革命之”道“,阶级斗争之”道“,为中国左翼革命提供了文化理论资源和创作价值观的引导，它使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获得极大的发展和发挥的空间，为无产阶级崛起时代的文艺属性打下了浓重的意识形态烙印。

三、文艺表现论--大众的文艺

文艺应如何表现阶级的观点和利益，实现其载特定之道的工具价值，这涉及到文艺为谁创作的问题。郭沫若提出的”大众文艺“观规定了文艺的表现内容与表现形式应取的范式，是左翼文艺思想的一个创作原则。二十年代文坛对”大众文艺“的指称含义丰富。

有泛指全人类、全民的。如郁达夫之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她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13此说系针对”革命文学“倡导者将文艺专属于无产阶级而论。此论被倡导者们斥为”抹煞了文艺的阶级性“[1].其实，郁达夫的”大众文艺“观与成仿吾的”国民文学“观相类。也有统指”农工大众“[2]或”农工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之文艺（瞿秋白语）。郭沫若提出的”大众文艺“,虽然与成、瞿旨意相似，但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郭的提法比上述各人的笼统提法更具体明确。在郭思想转向前，他所指的”大众“,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乃指区别于特权阶层的普通民众[3];思想转向后，由于阶级观的确立，对”大众“的内涵增加了阶级意识的成分，而定位于专指”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对其中的”兵“,郭沫若也有明确区分。郭认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军阀下面的”兵士“却是”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固有的手工业使一般的人陷为游民，而为他们驱遣的鱼雀。“兵士们地位低下，生活无着，自然大多亦属被压迫阶级。而”民“则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地位最为低下的”农民“,而非广义的，包括了市民群体的”民众“.这在他后来的文论中有更具体的表述。在这样清晰的分豁下，”工农兵大众“的概念才变得明确具体起来，所以在革命与文学中，郭沫若要求文艺家们要认定文艺的主潮，”到兵间、民间、工厂间“去，深入到无产阶级工农兵生活中，将工农兵列为文艺服务的对象和表现的对象，写出”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艺“.

其次，对”大众“的定义郭沫若又在马列主义阶级论基础上，分出了一般与核心。而将核心大众，作为文艺服务的重要对象，强调”我们的文艺要为大多数的人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忽视产业工人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3[P338].如果说郭沫若在1926年对正在参与北伐革命的”兵“尚有期待，将他们与”工农“并列，喊出”到兵间去“的口号。那么，经历了1927年的政治事变，使他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最可靠的力量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尤其是产业工人，才在1928年革命文学兴盛时，强调重视工人阶级，积极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以普罗列塔利亚文艺为核心，组成一个大众的”反拜金主义的文艺家大同盟“,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文学革命。”大众文艺观“反映了左翼文艺家的创作立场和文学价值取向，关涉”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前面所述的”阶级的文艺“、”工具的文艺“这两大主张，就缺乏坚实的基础和行为的对象。郭沫若在其文艺思想转向过程中，对”大众“定义的甄辩由笼统到清晰，也表明其世界观转变的情况是由自然自发的抗争向自觉的有目的的政治斗争发展的情况。”大众文艺“的主张，在后来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中更加明白或者说更加细化地被阐述成”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4[P820]

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学从此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前行。具有左翼特色或无产阶级特性的”工农兵文艺“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艺长期以来必须遵循的一个指导性、政策性、思想性的原则。其实，郭沫若所谓的”大众“文艺，提出之初，规定的创作范畴是比较宽泛的，虽然是”无产者的文艺，也不必就是描写无产阶级“3[P338],重在要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去创作，比如，可由资产阶级生活和思想的描写反映中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和热情等等，这与后来只强调写工农兵生活、写工农兵人物而使文学表现对象简单和狭窄的做法不同的。郭沫若对”大众文艺“的服务对象，创作主体的厘定，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科学，合理的概括，即以”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占大多数的农民“为核心形成的大众性同盟。这个观点无疑是忠实了马克思的”人民“和列宁的”劳动群众“这种大众范畴。自郭沫若提出”大众文艺“的主张后，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时期，成为大众化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口号，引发了中国现代文艺自五四以后，真正回归于富有中国民族与民间特色的大众轨道。

四、文艺创作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

郭沫若在打出”革命文学“的旗帜之初，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把革命文学的创作目标规定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特色和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文学目的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主张郭沫若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3[P311]

其二是”同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9[P323]这两种提法并无本质区别。”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在二三十年代是两个说法不同而实质相同的概念。中国最早介绍现实主义文学的王国维、陈独秀等人皆以”写实“、”写实主义“等词来表达”现实主义“的概念。吴宓称俄国短篇小说中那些”专写劳工贫民之苦况，愁惨黑暗，抑郁愤激，若将推翻社会中一切制度而为快者“15的现实主义小说为”写实小说“,还有人将狄更斯、萨克雷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称为”写实“小说，[4]或者称赞”现实主义地表现大众饥寒冻馁的生活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等是”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家“.[5]

对”普罗列塔利亚“小说的性质也是定位于”小说的新写实主义“. 20郭沫若是当时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法。这一文艺主张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规定了左翼文艺的性质和任务，也在艺术形式上限定了左翼文艺的创作方法，表明了郭沫若左翼文艺观的完整建立以及从艺术精神到艺术创作追求的质的飞跃。

在马列主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中”现实主义“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和创作方法。恩格斯将现实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强调”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恢复自己做人地位而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然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16[P462]

充分肯定现实主义文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当苏俄或中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后，现实主义文艺自然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的重要构件。“阶级的对立和矛盾是产生现实主义的土壤。阶级斗争的发展，促进了现实主义的发展。”17 [P40]

中国二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让现实主义获得了良好的生长发展的机会。过去一直被写“血和泪的文学”的“为人生派”文学家青睐的现实主义，开始被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众多文艺家接纳。个性主义主观浪漫派作家郭沫若不仅接受了现实主义创作观，同时还对现实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 :以集体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取代了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 ;将负载了阶级、革命、集体、暴力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与现实反动意图的革命浪漫主义同控诉阶级压迫，表现现实底层痛苦的现实主义结合，而形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念内涵。在郭沫若之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在苏俄文艺理论中亦有论述。卢那察尔斯基将浪漫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部分，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浪漫主义参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可思议的。”18 [P592]高尔基肯定社会主义的文艺，“这既不是现实主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两者的一种综合。10 [P448]

显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这个概念涵纳着双重意蕴 ;一方面标志着它来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体系的血统和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特征 ;另一方面在文艺创作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形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要求以理性的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为基础，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斗争。

又因为与具有理想（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关联，而具有浪漫的理想主义性质。郭沫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主张的提出，是在苏俄尚未将其纳入自己的文艺理论的规范化范畴，中国正在提倡现实主义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文坛尚未注意到代表理想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时。郭沫若在”革命文学“到来之际，最先认识到生活与艺术，革命与艺术，理想与艺术的最佳结合形式，要求”无产阶级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3[P327]

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这一观念的建立，对于强调”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3[P127],而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郭沫若而言，是一种文艺现代精神的觉悟和文艺革新意识的萌发。在当时左翼文艺家群体中，郭沫若以思想领先者的姿态，占据了左翼文艺理论的制高点。这一主张在构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体系时被充分汲取。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核心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当代文学事业也被要求 :”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9客观而言，郭沫若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时，考虑并不成熟，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倡议，没有具体、明确的方法论表述和准确系统的理论体系阐述，但如大吕之音，引发了左翼文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关注、探索和构想，从而在后来的实践中获得了理论虚空的补足，并在落实这一主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代表无产阶级文艺的理想形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余万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东海巴山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

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老舍的简介：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1、收有长篇小说集:四世同堂 骆驼祥子 离婚 鼓书艺人 二马 火葬

老张的哲学 猫城记 牛天赐传 蜕 文博士 无名高地有了名 小坡的生日 正红旗下 赵子曰

2、收有短篇小说集:赶集 火车集 蛤藻集 集外 贫血集 樱海集

3、收有戏剧集:茶馆 宝船 春华秋实 残雾 火车上的威风 大地龙蛇 方珍珠 归去来兮 荷珠配 龙须沟 面子问题 柳树井 女店员 全家福 秦氏三兄弟 青蛙骑手 青霞丹雪 神拳 谁先到了重庆 西望长安 张自忠

人民艺术家

如果不是他被迫害而自杀，那他将是我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部（篇）作品，约八百万字，尤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于举世公认的成就。老舍是第一个把中国市民阶层的命运、心理、情感引人中国文学，建立了完整的市民婚象体系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在文学中全方位地致力于缔造北京文化的作家，被看作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他的小说全景式地展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和市民生活，成为了北京文化的表征。老舍是现代文学的幽默大师，尤其贡献了长篇幽默小说的形式，占据了中国现代喜剧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同时，老舍也是一位语言艺术的大师，创造了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鲜明的民族色彩的雅俗共赏的语言形式。

光未然、常风、许杰、李健吾、梅阡、张庚、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

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

老舍先生的小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小说的京味时代，这是老舍小说的重要意义。他的小说风趣幽默却不失庄重；为人民说话却文雅之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小说独成一家体系，老舍为人民写作，是人民的艺术家！

“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另外，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扶幼的老“规矩”；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从他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再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说，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都教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文化分不开。清初以来近三百年，大批满洲人屯居京城，他们在由满族母语改操汉语之后，培养起了对北京话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隶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到《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隶满洲镶红旗），都是这种语言造诣的典范体现者，老舍是该传统的现代继承人"（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328-32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此，可以说，老舍是现代"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

老舍是北京人，却不是京派的成员。虽然，从老舍作品所表现出的风格特点看，老舍与京派有许多接近之处，如老舍和京派作家都格外重视为现代文明探索病源，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乡下来的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以"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又如老舍和京派作家描写的也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命运和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写得最好的人物也都是"老中国儿女"或"乡土中国"的子民。但是，老舍走的却是"俗文化"的路子，正因为老舍的"俗"，由于他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语言，使他远离当时的"新文艺腔"，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成为了把"乡土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心理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

唐宋古文运动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

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初，王禹□、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继“唐宋振”之后起来猛烈攻击复古派并且获得显著成绩的，是李贽和受他影响的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为首的公安派。他们所提出的文学主张和复古派针锋相对，但立论之点和“唐宋派”有很大的差异，某些地方甚至达到原则性的分歧。他们和“唐宋派”的文学主张是建立在不同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当时思想界中的一股进步潮流——左派王学给了他们有力的影响，使得他们的文学主张远比“唐宋派”进步，能够提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他们的创作在不同的程度上带有反道学的色彩，对散文的样式作了些发展，开拓了杂文和小品的领域，建立了清新活泼的文风。这就保证了他们能有比“唐宋派”大得多的威力，摧毁复古派的阵地，取代其文坛上的统治地位。

最重要的是“文以载道”，即以发扬儒家传统为内容、以秦汉古文为载体的反对浮华靡丽的文风和社会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