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京味小说艺术特色

就地取材

文字朴素但富有色彩

一、《红楼梦》的主题特征：《红楼梦》骄人的成就和巨大的艺术价值还在于作品本身。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 作品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荣衰的描写，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森罗万象，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人称《红楼梦》内蕴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容量；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可以容得下一部二十四史。也由于《红楼梦》内容含量的浩大，所以不同的人赋予给它不同的主题。有人说它是历史小说，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有人说它是爱情小说，表现的是宝黛爱情的千古绝唱；有人说它是政治小说，隐喻的是康熙朝政；也有人说它暗藏的是董小婉的故事；有人说这是作者的自叙传；有人说这是一部宣扬色空观念的小说；有人说这是煽动解脱或出世的作品。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鲁迅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多重性，多主题，已成为《红楼梦》的一大特征。 1、《红楼梦》的历史性、政治性。该书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和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历史。回顾当时的世代背景，无可置疑，康雍乾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鼎盛时代，也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然而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基督学说孕育下，文艺复兴、欧洲各国兴起了海洋探险、人文解放、科技发明的热潮。这些看似遥远和不相干的事情，后来变成摧毁强大中华帝国的重要因素。 自清兵入关以来，满清王朝内部始终充斥着复杂的权势斗争，王公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落到十分悲惨的地步，杀的杀、砍的砍、流亡的流亡、抄家的抄家。其中雍王朝八王内乱便是最著名的例证。贾府内部的争权夺利、王熙凤的弄权、贾府的衰败不正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吗？甄府、北静王府、曹府等谁不是这样的后果呢？这个过程曹雪芹看透了。一部二十四史是如此，清史又是如此，后来的历史也是如此吗？所以书中写了层出不尽的，影中有影的树倒猢狲散的结局。 2、《红楼梦》表现了作者对人的本性之源的爱的深刻理解和封建社会对人性摧残的血泪控诉。皇室社会，摧残的是人性。书中大量的篇章并不是写皇族的灭亡，而是对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被摧残者的泣诉，这就是对人类爱的本性的招魂。曹雪芹是用爱的哲学理念雕塑着他书中的主人公宝玉。《红楼梦》对爱的神理和纯洁在封建社会中必然牺牲的哲理，以及宝玉的主导性格都作了最完整的说明，书中称“二”“爱”同音，园中姊妹有人就真呼宝玉为艾哥哥了。宝玉是曹雪芹用生命的祭礼塑造的人本性的爱的化身。而作者的痛苦正在于他清楚人的本性的爱是没有出路的。出家当和尚作道士（甄士隐）是皇室社会为宝玉早已备好的结局，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是红楼之书的状诉，已毁之心诉诸笔墨，用艺术的爱寻求一种自毁方式的解脱。所以作者写此书时，疯、狂、痛、血洗悲嚎，兴来执笔狂歌。 书中还有许多用曲折手法表现这一主题的地方，如万艳同杯（悲）酒、元迎探袭（原应叹息）、千红一窟（哭）茶、贾代化（带话）、贾宝玉（假宝玉）、秦钟（情种）、贾语村（假语村言）、甄仕隐（真事隐）等等都是暗点书中某些含义。更有诗、词、灯迷、酒令、骨牌等皆用隐语，对研究该书结构和主旨都有帮助。 二、《红楼梦》的结构特征：《红楼梦》的结构特征新颖而奇巧。曹雪芹脱出中国章回小说的窠臼，改变了说书人那种叙述格的体例，以散文化的描写为主，进行着生活全景的创造，不以情节取胜，而以人情世态和人物刻画见长。曹雪芹的创作原则开辟了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新境界。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用以假寓真为结构，全书开篇就用了五个回目，以神话故事，“假语村言”掩去内容的实质，将作品置入扑朔迷离的雾色之中，而改借用“真”“假”观念，托言“梦”“幻”世界，使得整部小说按着这一以假寓真的结构铺陈发展，最后营造出一个 “生活世界”。 《红楼梦》结构程式纵向发展的线索有多条。一条主线：宝黛钗的爱情悲剧，四条副线：贾元妃与贾府的联系，僧、道与贾府的联系，贾雨村与贾府的联系，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这些结构线索的设置，不是单一的结构艺术的表现，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宝、黛、钗的爱情悲剧不是个体的偶然的，而是带有一般的历史必然性的。这一悲剧，是民主与专制、叛逆与卫道思想对峙，进步思想与美好情愫被毁灭的结果（宝黛的民主与叛逆精神是为贾政、贾母、王夫人等所不容的）；这一悲剧，是政治与经济联姻的结果（贾府于政坛显赫，又是皇亲国戚，然经济形势每旷愈下；薛家系皇商之家，经济殷实；而林黛玉父母双亡，不名一文，贾薛两家联姻便是一拍即合）；这一悲剧，是封建宗法、礼教综合作用的结果（黛玉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谙人情世故，不拘礼法；不会圆滑，不会虚伪。一个孤立无援，一个不合封建礼法规范，与旧制度、恶势力抗争的弱女子，无论呐喊还是沉默，死是必然的。哭泣与流泪也是一种释解与渲泄）。 三、《红楼梦》的人物塑造：《红楼梦》的森罗万象，也表现在它的人物塑造上，这是《红楼梦》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它代表了《红楼梦》的最高艺术成就。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400多个，其中有妃子、王爷、兵丁、老爷、太太、小姐、丫环、小厮、仆人、村女、村妪、伶人、尼姑、道士……显示了纷繁丰富的封建社会的人生图景。塑造了一大批独具个性、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著名的人物有，反封建的叛逆青年贾宝玉，敢于反抗封建淫威、宁死不屈的婢女晴雯、鸳鸯，刚烈的尤三姐，也有藏愚守拙的美人薛宝钗、两面三刀的王熙凤、外慈内狠的王夫人、迂腐昏庸的贾政、道貌岸然的贾赦，还有贾母、探春、袭人、尤二姐、刘姥姥以及贾琏、焦大等等。这些形象，无不血肉饱满、个性鲜明。这众多的人物如“过江之鲫”，纷繁多姿，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决无重复，囊括了世间各色人形，即便在同一个人的塑造上，也是一人千面。 贾宝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丰富复杂的艺术形象。曹雪芹在宝玉未出场前，借贾雨村之口说：贾宝玉是一个“时代的怪胎”。大家都知道，贾宝玉极具闺阁风貌，表里都透露着脂粉气，“周旋在姐妹中表及侍儿之间”。贾政说他是个“酒色之徒”；贾敏所知道的宝玉“顽劣异常，内帏厮混”，警幻仙子和贾雨村对他的评价稍稍脱俗，前者说他是“闺阁良友”，后者说他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但终归还是带有个人的兴趣点和局限性。《红楼梦》里的人对贾宝玉所做的盲人摸象般的评价，也反映了读《红楼梦》的人对贾宝玉的局限性理解。当然，也有高明的读者读出了贾宝玉身边的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对贾宝玉做出了新的判断：贾宝玉是反封建的叛逆者；贾宝玉是追求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的痴情表现的是对恋人、友人、亲人及对万事万物的博爱；有人说，宝玉最后的遁世，表现的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自己赖以生存的最珍爱的东西被彻底摧毁，理想彻底幻灭所带来的剧痛过后的最终平静。综上所述，宝玉身上的一切，表明的是人类所具有的共性，人类社会每个人身上所具有的秉性及现象都涵盖在宝玉一个人身上。 《红楼梦》塑造的人物还有一个最大特点，那就是人们对这些人物的评价总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和个人的遭际做出不同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这在林黛玉和薛宝钗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病弱的林黛玉，貌若西子，多疑刻薄，清高孤傲，任情任性，弄得众人相背；康健的薛宝钗，冠艳群芳，知情达理，宽容随和，稳重和平，深得上下欢迎。林黛玉多情无邪，率真单纯，薛宝钗理智藏奸，胸有城府。这两个形象一经出世，便交替沉浮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和社会形态的变幻中。作为个人来说，在失意时能深刻地理解林黛玉，而得意时又由衷地爱慕薛宝钗，一个社会，在专制压抑的时候，林黛玉备受推崇，而国泰民安的状态下，薛宝钗被大加褒扬。在文学的评论上，大家可以歌颂林黛玉，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借用王蒙的一句话：“如果你的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 《红楼梦》还善于通过日常生活反复细致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从任何细节描写中，都可以看到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例如：凤姐总是那么奸诈泼辣，黛玉总是那么伤感而又尖刻，宝钗则是表面上庄重平和而处处可见城府很深。这些不同的性格都是由于人物各自的不同出身、不同教养、不同经历、不同地位、不同思想所造成的。因此，不同性格的人物，往往都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力量。 《红楼梦》还通过大事件、大场面，把人物安置在生活冲突的漩涡里，用人物自己的言行，鲜明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抄检大观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封建统治势力向它的反抗者进行的一次集中的大镇压，通过这个尖锐的矛盾冲突，在更广阔更深刻的意义上，成功地刻画了许多人物。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王夫人，指使和筹划了这一次大抄检。凤姐装作很冷漠的旁观态度，玩弄两面三刀的伎俩。随着抄检，我们看到了园子里众多人物的不同表现：甘心投靠封建统治阶级的袭人懂得这次抄检于她有利，毫不介意地接受了检查；晴雯则相反，坚决抗拒；紫鹃冷静平和，但显然带着很大的反感；因是庶出而要特别维护自己尊严的探春则满腔怒气；惜春胆小怕事，只能洁身自好，唯恐连累自己；司棋敢做敢为，坚强自信等等。在这其间无不流露出人物的思想面貌和个性特点。 《红楼梦》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统一，达到了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峰。

老舍文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京味”，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栩栩如生的描绘出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文化底蕴和文化心理。

对于“京味”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层面。

1、就地理上和实物上而言，最典型的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杂耍和庙会等；

2、就心理而言，北京是历代王朝的首都，有着一种雍容和大气，积淀着千百年的传统，因为市民们也有着独特的豁达和幽默。就如祥子在生活困境的时候，仍然会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幻象。

3、反映小人物命运。“京味”还有一点会经常透过小商贩、车夫等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他们的生活风貌来反映那个时代，那些文化特征和心理。

4、语言上，也经常会用到北京方言，很有地方特色。

因为这些，是的“京味”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老舍文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京味”，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栩栩如生的描绘出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文化底蕴和文化心理。

对于“京味”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层面。

1、就地理上和实物上而言，最典型的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杂耍和庙会等；

2、就心理而言，北京是历代王朝的首都，有着一种雍容和大气，积淀着千百年的传统，因为市民们也有着独特的豁达和幽默。就如祥子在生活困境的时候，仍然会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幻象。

3、反映小人物命运。“京味”还有一点会经常透过小商贩、车夫等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他们的生活风貌来反映那个时代，那些文化特征和心理。

4、语言上，也经常会用到北京方言，很有地方特色。

因为这些，是的“京味”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清代的小说样式丰富多彩，有着长足的发展，《儒林外史》的问世流传，意味着讽刺小说的成立，尤其是《儒林外史》的问世，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惜乎此后的讽刺小说走入下坡路，逐步为谴责小说、黑幕小说所更替。《红楼梦》一方面打破了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千人一面、千部共出一套的杠框架；另一方面在描写家庭、爱情生活时，笔端充满了诗意的光辉，洗涤了晚明小说作品中给这种文学样式所带来的种种污秽，为人情小说树立了楷模。然而人情小说的末流终于不免嬗化为狭邪小说。《三侠五义》的出现一肃晚清文坛上人情小说沦为狎邪、讽刺沦为黑幕、神话沦为迷信、讲史已无艺术魅力的局面，清代大儒俞樾见到后惊呼：“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滑小说方算得天地闲另是一种笔墨 !”由此掀起了各类武侠题材文学作品的高潮，对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有决定性之影响。此后武侠公案、短打评书盛极一时，直至现代武侠金庸、古龙、温瑞安作品都在他的影响之下。清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有的作品融合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奇小说的风格和手法，有的作品使故事和议论结合一起，形成笔记+小说的格局。文言长篇小说的产生，更是小说园地里的一个新品种。白话短篇小说继承了宋元话本的传统，深受三言二拍的影响，出现了更多的专题集。白话长篇小说领域中，原有的一些样式继续流行，还出现了新的趋势。各体小说中或多少地糅进了神怪小说的因素。此外，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交融，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合流，也同样构成了清代小说的特色。这种种的演进、蜕变，既有自身的原因，又受到了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无不体现着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

卡夫卡小说的谜语特征体现在小说的不确定性特征上。他的小说往往没有起始，没有结尾，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没有明确的方向。

卡夫卡作品的基本主题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孤独，但它并非通过传统的写实或典型化的手法获得的，而是突破了表象的或细节的真实，采用鲜明的象征、淡化的情节和寓言性质的人物，通过象征、暗示、夸张等手法予以表现。

他一方面用冷峻的语言作“利斧”劈开蒙蔽人们眼睛的生活假象，另一方面在这冷峻的语言下又跳跃着一颗灼热的心，于是形成了这外冷内热悲喜交加的叙事风格。

卡夫卡一生都在苦苦地探求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但至死都无法对他的思考和探索给出令他自己满意的答案和结论。因此卡夫卡也无法通过他的创作描写生活的结局，无法给自己的小说一个满意的结尾。

扩展资料

卡夫卡成就

卡夫卡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上，他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是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他的作品对以后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流派，都产生过强烈的影响。他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卡夫卡成就不只限于他的文学作品上，他的写作手法也是首屈一指的。他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主要表现在他作品的主题曲折晦涩，情节支离破碎，思路不连贯，跳跃性很大，语言的象征意义很强，这给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参考资料来源：

《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就是“它像生活和自然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它把生活写得逼真而有味道。

《红楼梦》里面大事件和大波澜都描写得非常出色，故事在进行，人物性格在显现，洋溢着生活的兴味，揭露了生活的秘密。它的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继承发展了前代优秀小说的传统。《红楼梦》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它“放射着强烈的诗和理想的光辉”。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永远放射着奇光异彩。

《红楼梦》的情节结构，在以往传统小说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重大的突破。它改变了以往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一类长篇小说情节和人物单线发展的特点。

创造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艺术结构，使众多的人物活动于同一空间和时间，并且使情节的推移也具有整体性，表现出作者卓越的艺术才思。

扩展资料：

《红楼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盛极而衰时代的特征。它所描写的不是“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爱情故事；而是写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

小说的巨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是孤立地去描写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以这个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

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

参考资料来源：

中国古典小说所具有的普遍的独特的艺术风貌，写作方法、叙事风格、艺术语言；《红楼梦》是其中最杰出的典型代表；《红楼梦》的内容简要分析；《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对人生和社会悲剧的深刻揭示；《红楼梦》蕴涵的丰富寓意；《红楼梦》的神话色彩；《红楼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集大成者。

中国古典小就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写作方法上是积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的有机融合，力求更充分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用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来引导读者认识生活。我们对古典小说所叙写的人物和事件很难指实，尤其是对那些历史现实和英雄传奇作品，由于讲说形式的深远影响，古典小说在刻划环境和人物时，很小用静态描写的笔法，而往往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状物写景，刻划人物性格。在叙事观点上，古典小说很难用第一或第三的叙事人称来限定，使用的是一种模糊叙事的手法，不同于现当代西方小说，而这能够多角度、多侧面地传达艺术含量和思想内涵，讲求情节的奇险和完整，在风口浪尖上塑造人物，达到传神写照的艺术效果，也是古典小说的艺术追求，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语言、准确、通俗、生动、丰富，具有感觉色彩和艺术情韵，有很强的表现力。《红楼梦》—即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最杰出的代表。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一部古典小说，也是世界文化史上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且具有人类文化普通价值的少有杰作之一。《红楼梦》能够而且已经起到引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作用。

《红楼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多少年来一直被后人传阅、研究，那么它究竟有哪些特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它的艺术特色、个性何在？这就必须从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上来看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的文学创作。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红楼梦》的内容简要以及写作主线。

一、《红楼梦》内容简析

《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尽”的奇书，它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无比丰厚的艺术蕴涵，值得我们永远探求。

《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以毕生的血泪写说的，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很显然，《红楼梦》的主题内容是蕴涵着深意的，决非简单可解。

鲁迅先生曾说过：《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种种；经济学家看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悱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社会上还有所谓“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贾宝玉”的说法，自《红楼梦》出世至今，人们对其主题的认识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爱情说”、“爱情婚姻悲剧说”、“四大家族心衰说”、“政治历史说”等等。但总的概括分析，《红楼梦》的主题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通灵宝玉与叛逆主题—贾宝玉的形象。

二、木石金玉与爱情主题—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

三、四大家族与政治主题—贾府衰败的历史命运。

四、色空观念与人生主题—“分骨肉”、“世难容”、“聪明累”、“虚花语”。

了解了《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及思想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写作主线：

曹雪芹笔下写人写物、写事、写境，都有它的个性，我们也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如果你用一般的你常听到的词语如“形象鲜明、性格突出、刻画细致、言语生动”，你是得到了一些文学享受，但是你没有把握住《红楼梦》真正的精华。

鲁迅先生虽然非红学专家，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边就有一篇专讲《红楼梦》，他说《红楼梦》不是政治小说、历史小说，它是人情小说，“人情”两个字就抓住了《红楼梦》的精神中心，然后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艺术他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即伏结，而且他还评论说《红楼梦》续本的好坏是经符不符合原著的伏线为标准的，何为伏线？就是书一开头处处句句里边有埋伏，里边藏着东西，它表面上是一层意思，但一细想，它是指的后边。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有一个好了歌，甄士隐做了注解它的第一句都是伏线，那里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这其实是荣国府大观园的变迁，这里面每一个埋伏，指的是后面一个人，而这个伏线一直贯穿着全书。

在运用伏线上，曹雪芹在布局上也是别具匠心，我们可以想一想，进怡后院的外人，只有贾芸和刘姥姥，而这两个人物重要无比，她们除了进怡红院还都找过王熙凤。而在《红楼梦》的最后，贾芸和刘姥姥都分别去狱内探望宝玉和凤姐，刘姥姥还救了巧姐，这两个人物构成了《红楼梦》最重要的收场人物。

总的来说，《红楼梦》的布局结构是两截，前边54回写的是过除夕，祭宗祠、家庭的盛会、荣国府的那重排场，一过54回，笔墨马上变了，家庭主要是写小姐、少奶奶、后半扇真正占据艺术舞台的已经不是那些人了，是那些各层各级的大丫环、小丫环、无名的女儿前半扇你看到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最后也是为了反衬后边的。

通过以上对《红楼梦》的主要内容、思想及写作伏线的了解，本文再就经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谈一谈粗浅的认识。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研究《红楼梦》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红楼梦》之所以成为跨越时空而魅力不域的传世之作，除了该书划线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外，还在于作者对人生和社会悲剧的深刻体验和揭示，书中蕴涵的丰富寓意，该书具有神话和宗教色彩，以及对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高度浓缩和艺术的表现。

中国古典小就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写作方法上是积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的有机融合，力求更充分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用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来引导读者认识生活。我们对古典小说所叙写的人物和事件很难指实，尤其是对那些历史现实和英雄传奇作品，由于讲说形式的深远影响，古典小说在刻划环境和人物时，很小用静态描写的笔法，而往往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状物写景，刻划人物性格。在叙事观点上，古典小说很难用第一或第三的叙事人称来限定，使用的是一种模糊叙事的手法，不同于现当代西方小说，而这能够多角度、多侧面地传达艺术含量和思想内涵，讲求情节的奇险和完整，在风口浪尖上塑造人物，达到传神写照的艺术效果，也是古典小说的艺术追求，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语言、准确、通俗、生动、丰富，具有感觉色彩和艺术情韵，有很强的表现力。《红楼梦》—即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最杰出的代表。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一部古典小说，也是世界文化史上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且具有人类文化普通价值的少有杰作之一。《红楼梦》能够而且已经起到引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作用。

《红楼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多少年来一直被后人传阅、研究，那么它究竟有哪些特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它的艺术特色、个性何在？这就必须从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上来看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的文学创作。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红楼梦》的内容简要以及写作主线。

一、《红楼梦》内容简析

《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尽”的奇书，它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无比丰厚的艺术蕴涵，值得我们永远探求。

《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以毕生的血泪写说的，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很显然，《红楼梦》的主题内容是蕴涵着深意的，决非简单可解。

鲁迅先生曾说过：《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种种；经济学家看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悱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社会上还有所谓“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贾宝玉”的说法，自《红楼梦》出世至今，人们对其主题的认识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爱情说”、“爱情婚姻悲剧说”、“四大家族心衰说”、“政治历史说”等等。但总的概括分析，《红楼梦》的主题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通灵宝玉与叛逆主题—贾宝玉的形象。

二、木石金玉与爱情主题—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

三、四大家族与政治主题—贾府衰败的历史命运。

四、色空观念与人生主题—“分骨肉”、“世难容”、“聪明累”、“虚花语”。

了解了《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及思想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写作主线：

曹雪芹笔下写人写物、写事、写境，都有它的个性，我们也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如果你用一般的你常听到的词语如“形象鲜明、性格突出、刻画细致、言语生动”，你是得到了一些文学享受，但是你没有把握住《红楼梦》真正的精华。

鲁迅先生虽然非红学专家，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边就有一篇专讲《红楼梦》，他说《红楼梦》不是政治小说、历史小说，它是人情小说，“人情”两个字就抓住了《红楼梦》的精神中心，然后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艺术他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即伏结，而且他还评论说《红楼梦》续本的好坏是经符不符合原著的伏线为标准的，何为伏线？就是书一开头处处句句里边有埋伏，里边藏着东西，它表面上是一层意思，但一细想，它是指的后边。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有一个好了歌，甄士隐做了注解它的第一句都是伏线，那里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这其实是荣国府大观园的变迁，这里面每一个埋伏，指的是后面一个人，而这个伏线一直贯穿着全书。

在运用伏线上，曹雪芹在布局上也是别具匠心，我们可以想一想，进怡后院的外人，只有贾芸和刘姥姥，而这两个人物重要无比，她们除了进怡红院还都找过王熙凤。而在《红楼梦》的最后，贾芸和刘姥姥都分别去狱内探望宝玉和凤姐，刘姥姥还救了巧姐，这两个人物构成了《红楼梦》最重要的收场人物。

总的来说，《红楼梦》的布局结构是两截，前边54回写的是过除夕，祭宗祠、家庭的盛会、荣国府的那重排场，一过54回，笔墨马上变了，家庭主要是写小姐、少奶奶、后半扇真正占据艺术舞台的已经不是那些人了，是那些各层各级的大丫环、小丫环、无名的女儿前半扇你看到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最后也是为了反衬后边的。

通过以上对《红楼梦》的主要内容、思想及写作伏线的了解，本文再就经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谈一谈粗浅的认识。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研究《红楼梦》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红楼梦》之所以成为跨越时空而魅力不域的传世之作，除了该书划线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外，还在于作者对人生和社会悲剧的深刻体验和揭示，书中蕴涵的丰富寓意，该书具有神话和宗教色彩，以及对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高度浓缩和艺术的表现。

一、对人生和社会悲剧的深刻揭示

《红楼梦》与中国其他大多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不同点，首先是它的悲剧性，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情节结构，多以悲开始，以欢结束，由离开端，以合收束。从唐代的传奇开始，到宋元明清时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也大都是以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到富贵，冤屈得到昭雪，夫妻得以团圆作结尾，有一个读者期望的圆满结局。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极少有非剧，更少有真正的悲剧。但《红楼梦》却不是如此，它是由大观园中众姐妹的聚会开始，以众芳凋零，人去楼空，花落人之为结局的。《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几乎都是失意的。宝玉对生活彻底绝望出家做了和尚，黛玉在爱情上不能如愿，抱恨而亡；宝钗虽然得到了宝玉，但只一年就守了活寡；“凤辣子”在贾府曾一度大权独揽，威风入面，但最终反误了卿卿性命；贾府虽曾一度蒙受浩荡皇恩，门庭显赫，“金银满箱笏满床”，到头来却落个“陋室空堂衰草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是一个旷世奇才历经坎坷和不幸对人生和社会的悲剧性感知和把握。在情节结构上，它是由欢而悲，由合而离，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具有悲剧意义的作品。

对于《红楼梦》悲剧性的认识，清未民初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所展示的悲剧是“自律的也；哲学的也；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思考，宇宙的也；文学的也”。

①比王国维稍晚一点的一位红学家则认为：“《红楼梦》的人生哲学是克己的、消极的，出世的。……这部书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就是出家做和尚，今世的一切是虚空的，是毫无价值的”。

②尽管学者们对《红楼梦》的研究历来见仁见智，但这种从人生的角度探讨和发掘《红楼梦》意义的方法却是所有喜爱《红楼梦》的读者的共同之处。《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一般有理艳情有感情的读书人，在人生的理想和感情方面都找不到出路时的共同悲慨和共同心态，这一点是有普遍意义的。

每一个人都有过失意，尽管这种失意对他一生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情况各异，原因各具，可失意的人对失意的体味却是一致的，所谓“同是天涯论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红楼梦》的阅读也是这样。所有失意的人都能在《红楼梦》中寻求到心理和感情上的寄托，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体验，都有过浮生若梦的感慨和悲凉，而《红楼梦》恰好就是将这种感慨悲情发挥到极至的一部书。因此每个人读《红楼梦》的时候都能找到与自己心意相通地方，引起强烈的共鸣，《红楼梦》成了失意人的心灵避难所。当人生理想不能实现，爱情找不到寄托和归宿的时候，《红楼梦》就成了人们的知己，《红楼梦》的世界就向你的心灵打开了，你走进了《红楼梦》就是走进了一个可以倾诉可偃仰啸歌的自由天地，它可以给你受伤的心灵带来慰藉。

但是，如果对《红楼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还是不够劲儿的。作者通过对一群痴男怨女爱情幻灭和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盛衰史的描写，实质上暗示的是封建社会由于其内容的不可克服的深刻矛盾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洞悉未来的深刻思想，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力。

二、《红楼梦》蕴涵的丰富寓意

小说在第一回中交代，女娲当年炼五彩石补天，在大荒山无稽崖下面炼成了高十丈，方二十四丈的五彩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但女娲补天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只剩下一块没用上，这一块顽石就被丢弃在青埂峰下，再也无人过问了。这个故事表明女娲这个中国远古神话的造物神，始祖神是创造了宝玉，也是它遗弃了宝玉。这块被遗弃的顽石经过锻炼以后，已经通灵性，能大能小，他看到自己无才，不能去补天，常常有悲戚惭愧之心，因而自怨自艾，后来青埂峰下来了一个僧人，一个道士，看到这块奇异的石头，便把石头变成扇坠大小，带他到一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投胎转世，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很显然，这块女娲补天剩下来的石头，就是含在贾宝玉口中的通灵宝玉，而通灵宝玉就是贾宝玉的代号，他们三位一体，宝玉也就是那块顽石。所以贾府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说他异常顽劣。《红楼梦》的故事就是贾宝玉的人生故事，就是一块顽石在人间的阅历—这就使得这个故事具有了一种寓言的性质，隐含着一种深刻而又丰富的寓意。寓言是一种带有劝谕性或讽刺性的故事，通常运用夸张手法描写人物或把动植物与无生物拟人他，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体现出某种深奥的生活哲理和教训。寓言不止上写给小孩子们看的，能读懂寓言深意的恐怕还是阅历丰富的成人。这块石头，想借它上面的真实斑驳的字迹告诉我们什么？是哲理还是教训，是启迪还是唤醒？还是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以一种暗示，一些措引？人们生活在充满魅惑和陷阱的世界中，都曾渴望得到关于人生的某种启示，而《红楼梦》恰恰能够给人们以某种暗示，指引、唤醒和教训，这是需要每一个读者去用心揣摩体味的，每个人的景遇不同，感受和理解也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三、《红楼梦》的神话色彩

宝玉和黛玉以及其他的金陵十钗都来路不凡，尤其是宝玉和黛玉。按佛教人有三生的观点来看，宝玉在自然界中是一块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在神界中他是赤霞宫神瑛侍者，在人世则是一个顽劣不驯的少年。黛玉的前身是西方灵河崖边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这株草蒙受了神瑛使者天天灌溉照料之恩，才得以茁状成长，受到神界的天地精华，雨露的滋养，修炼成一个女体，日日想着报答神瑛侍者的浇灌之恩。正好，神瑛侍者（即通灵宝玉）偶然动了思凡之心，想要到人间去走一走，看一看。在他的百般请求下，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带着他到温柔富贵之乡去投胎为人。于是，一直想着报答神瑛侍者灌溉之恩，绛珠仙草也要到人间去，但是她没有仙露加报答神瑛侍者，怎么办？只有用自己一生的眼泪来报答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即她在神界蒙受的恩泽要到人间去报答，而且又是用眼泪来报恩，这种报答的方式又是自古未有的，难怪黛玉终日以泪洗面！你看大观园的宝玉和黛玉，都是神仙下凡，这就给这个故事披上一层神秘面纱，神话的意味就愈加浓重。《红楼梦》中也一直是神话系统和现实系统交织在一起的。

大观园中的青春少女的命运都是由警幻仙姑统摄着，所“司人间风情月债，掌尘世女怨男痴”，她—警幻妇姑实际上已经是狄安娜似的女神了。她似真似假，如梦如幻。在古代神话中，人与神总是纠缠生活在一起，而在《红楼梦》中，宝玉也多次梦游幻境，与神仙姐姐一起饮酒品茶，甚至他的性启蒙老师也是由神仙姐姐担任。在《红楼梦》中人与神都认同“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人生轨迹和意义。从人类文化和艺术思维的观点、角度来看，神话是人类远古的梦想和人类文化的根。卡西尔曾经说：“神话兼一个理论的要素和一个艺术创造的要素。”诗歌与神话的作者普雷斯特说：“神话创作者的心灵是原型，而诗人的心灵在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神话时代的心灵。”作为集诗人、画家和小说家于一身的曹雪芹，始终保持着人类神话时代的心灵，同时，他把自己对人生感悟的触须深深地扎在民族远古的梦想和人类文化的根里。曹雪芹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唤醒了人类的灵根之心，引导人面对人类文化的源头来思考社会和人生。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世界从何而来？文化之根的命题是《红楼梦》引导人思考的原点。它是人世间最纯真而又最具有灵性的幻想，因此它更符合人类返朴厚归真、求真求本的心理，这也是《红楼梦》的魅力力之所在。它吸引着一代代的读者去联想，去猜测，这世界到底是怎样来的？它的最初的创造是怎样开始的？有没有一个万能的全知的神在操纵着？世上仍然有很多自然科学难以解决的神秘的现象，甚至越是伟大的科学家，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研究得越是深入，他们就越崇拜自然的奥秘神奇，待物者的伟大和神妙莫测。所以说《红楼梦》故事中的神话意义、宗教意义，吸引了读者的眼光，引导读者思考探究世界的本原，使它魅力不衰。

四、《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文化的集大成者

《红楼梦》内容宏富，包罗万象，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清代学者王希廉曾评价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世尺牍，爱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迹，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世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营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毫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具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诵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天折，吞金服毒，暴病身亡，药误，以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撞阶脱精等等，亦件件皆有。可谓包罗万象，襄括无遗，可谓才大如海，岂是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3、《红楼梦》无所不包，如果这位王希廉能够知道一点文化学社会学的理论，就会把他所说的这些分类归纳一下，那就是《红楼梦》已经包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这三个基本层面，《红楼梦》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回顾、总结、浓缩和艺术的表现，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文化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是读不尽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4、一部作品，它所含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它所储存的信息量越大，也就越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和探讨的热情。研读《红楼梦》就是在研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已经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化石和标本了，这是中国任何一部其他小说难以达到的成就。

一、《红楼梦》的主题特征：《红楼梦》骄人的成就和巨大的艺术价值还在于作品本身。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

作品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荣衰的描写，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森罗万象，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人称《红楼梦》内蕴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容量；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可以容得下一部二十四史。也由于《红楼梦》内容含量的浩大，所以不同的人赋予给它不同的主题。有人说它是历史小说，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有人说它是爱情小说，表现的是宝黛爱情的千古绝唱；有人说它是政治小说，隐喻的是康熙朝政；也有人说它暗藏的是董小婉的故事；有人说这是作者的自叙传；有人说这是一部宣扬色空观念的小说；有人说这是煽动解脱或出世的作品。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鲁迅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多重性，多主题，已成为《红楼梦》的一大特征。

1、《红楼梦》的历史性、政治性。该书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和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历史。回顾当时的世代背景，无可置疑，康雍乾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鼎盛时代，也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然而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基督学说孕育下，文艺复兴、欧洲各国兴起了海洋探险、人文解放、科技发明的热潮。这些看似遥远和不相干的事情，后来变成摧毁强大中华帝国的重要因素。

自清兵入关以来，满清王朝内部始终充斥着复杂的权势斗争，王公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落到十分悲惨的地步，杀的杀、砍的砍、流亡的流亡、抄家的抄家。其中雍王朝八王内乱便是最著名的例证。贾府内部的争权夺利、王熙凤的弄权、贾府的衰败不正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吗？甄府、北静王府、曹府等谁不是这样的后果呢？这个过程曹雪芹看透了。一部二十四史是如此，清史又是如此，后来的历史也是如此吗？所以书中写了层出不尽的，影中有影的树倒猢狲散的结局。

2、《红楼梦》表现了作者对人的本性之源的爱的深刻理解和封建社会对人性摧残的血泪控诉。皇室社会，摧残的是人性。书中大量的篇章并不是写皇族的灭亡，而是对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被摧残者的泣诉，这就是对人类爱的本性的招魂。曹雪芹是用爱的哲学理念雕塑着他书中的主人公宝玉。《红楼梦》对爱的神理和纯洁在封建社会中必然牺牲的哲理，以及宝玉的主导性格都作了最完整的说明，书中称“二”“爱”同音，园中姊妹有人就真呼宝玉为艾哥哥了。宝玉是曹雪芹用生命的祭礼塑造的人本性的爱的化身。而作者的痛苦正在于他清楚人的本性的爱是没有出路的。出家当和尚作道士（甄士隐）是皇室社会为宝玉早已备好的结局，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是红楼之书的状诉，已毁之心诉诸笔墨，用艺术的爱寻求一种自毁方式的解脱。所以作者写此书时，疯、狂、痛、血洗悲嚎，兴来执笔狂歌。

书中还有许多用曲折手法表现这一主题的地方，如万艳同杯（悲）酒、元迎探袭（原应叹息）、千红一窟（哭）茶、贾代化（带话）、贾宝玉（假宝玉）、秦钟（情种）、贾语村（假语村言）、甄仕隐（真事隐）等等都是暗点书中某些含义。更有诗、词、灯迷、酒令、骨牌等皆用隐语，对研究该书结构和主旨都有帮助。

二、《红楼梦》的结构特征：《红楼梦》的结构特征新颖而奇巧。曹雪芹脱出中国章回小说的窠臼，改变了说书人那种叙述格的体例，以散文化的描写为主，进行着生活全景的创造，不以情节取胜，而以人情世态和人物刻画见长。曹雪芹的创作原则开辟了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新境界。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用以假寓真为结构，全书开篇就用了五个回目，以神话故事，“假语村言”掩去内容的实质，将作品置入扑朔迷离的雾色之中，而改借用“真”“假”观念，托言“梦”“幻”世界，使得整部小说按着这一以假寓真的结构铺陈发展，最后营造出一个

“生活世界”。

《红楼梦》结构程式纵向发展的线索有多条。一条主线：宝黛钗的爱情悲剧，四条副线：贾元妃与贾府的联系，僧、道与贾府的联系，贾雨村与贾府的联系，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这些结构线索的设置，不是单一的结构艺术的表现，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宝、黛、钗的爱情悲剧不是个体的偶然的，而是带有一般的历史必然性的。这一悲剧，是民主与专制、叛逆与卫道思想对峙，进步思想与美好情愫被毁灭的结果（宝黛的民主与叛逆精神是为贾政、贾母、王夫人等所不容的）；这一悲剧，是政治与经济联姻的结果（贾府于政坛显赫，又是皇亲国戚，然经济形势每旷愈下；薛家系皇商之家，经济殷实；而林黛玉父母双亡，不名一文，贾薛两家联姻便是一拍即合）；这一悲剧，是封建宗法、礼教综合作用的结果（黛玉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谙人情世故，不拘礼法；不会圆滑，不会虚伪。一个孤立无援，一个不合封建礼法规范，与旧制度、恶势力抗争的弱女子，无论呐喊还是沉默，死是必然的。哭泣与流泪也是一种释解与渲泄）。

三、《红楼梦》的人物塑造：《红楼梦》的森罗万象，也表现在它的人物塑造上，这是《红楼梦》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它代表了《红楼梦》的最高艺术成就。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400多个，其中有妃子、王爷、兵丁、老爷、太太、小姐、丫环、小厮、仆人、村女、村妪、伶人、尼姑、道士……显示了纷繁丰富的封建社会的人生图景。塑造了一大批独具个性、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著名的人物有，反封建的叛逆青年贾宝玉，敢于反抗封建淫威、宁死不屈的婢女晴雯、鸳鸯，刚烈的尤三姐，也有藏愚守拙的美人薛宝钗、两面三刀的王熙凤、外慈内狠的王夫人、迂腐昏庸的贾政、道貌岸然的贾赦，还有贾母、探春、袭人、尤二姐、刘姥姥以及贾琏、焦大等等。这些形象，无不血肉饱满、个性鲜明。这众多的人物如“过江之鲫”，纷繁多姿，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决无重复，囊括了世间各色人形，即便在同一个人的塑造上，也是一人千面。

贾宝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丰富复杂的艺术形象。曹雪芹在宝玉未出场前，借贾雨村之口说：贾宝玉是一个“时代的怪胎”。大家都知道，贾宝玉极具闺阁风貌，表里都透露着脂粉气，“周旋在姐妹中表及侍儿之间”。贾政说他是个“酒色之徒”；贾敏所知道的宝玉“顽劣异常，内帏厮混”，警幻仙子和贾雨村对他的评价稍稍脱俗，前者说他是“闺阁良友”，后者说他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但终归还是带有个人的兴趣点和局限性。《红楼梦》里的人对贾宝玉所做的盲人摸象般的评价，也反映了读《红楼梦》的人对贾宝玉的局限性理解。当然，也有高明的读者读出了贾宝玉身边的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对贾宝玉做出了新的判断：贾宝玉是反封建的叛逆者；贾宝玉是追求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的痴情表现的是对恋人、友人、亲人及对万事万物的博爱；有人说，宝玉最后的遁世，表现的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自己赖以生存的最珍爱的东西被彻底摧毁，理想彻底幻灭所带来的剧痛过后的最终平静。综上所述，宝玉身上的一切，表明的是人类所具有的共性，人类社会每个人身上所具有的秉性及现象都涵盖在宝玉一个人身上。

《红楼梦》塑造的人物还有一个最大特点，那就是人们对这些人物的评价总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和个人的遭际做出不同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这在林黛玉和薛宝钗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病弱的林黛玉，貌若西子，多疑刻薄，清高孤傲，任情任性，弄得众人相背；康健的薛宝钗，冠艳群芳，知情达理，宽容随和，稳重和平，深得上下欢迎。林黛玉多情无邪，率真单纯，薛宝钗理智藏奸，胸有城府。这两个形象一经出世，便交替沉浮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和社会形态的变幻中。作为个人来说，在失意时能深刻地理解林黛玉，而得意时又由衷地爱慕薛宝钗，一个社会，在专制压抑的时候，林黛玉备受推崇，而国泰民安的状态下，薛宝钗被大加褒扬。在文学的评论上，大家可以歌颂林黛玉，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借用王蒙的一句话：“如果你的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

《红楼梦》还善于通过日常生活反复细致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从任何细节描写中，都可以看到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例如：凤姐总是那么奸诈泼辣，黛玉总是那么伤感而又尖刻，宝钗则是表面上庄重平和而处处可见城府很深。这些不同的性格都是由于人物各自的不同出身、不同教养、不同经历、不同地位、不同思想所造成的。因此，不同性格的人物，往往都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力量。

《红楼梦》还通过大事件、大场面，把人物安置在生活冲突的漩涡里，用人物自己的言行，鲜明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抄检大观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封建统治势力向它的反抗者进行的一次集中的大镇压，通过这个尖锐的矛盾冲突，在更广阔更深刻的意义上，成功地刻画了许多人物。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王夫人，指使和筹划了这一次大抄检。凤姐装作很冷漠的旁观态度，玩弄两面三刀的伎俩。随着抄检，我们看到了园子里众多人物的不同表现：甘心投靠封建统治阶级的袭人懂得这次抄检于她有利，毫不介意地接受了检查；晴雯则相反，坚决抗拒；紫鹃冷静平和，但显然带着很大的反感；因是庶出而要特别维护自己尊严的探春则满腔怒气；惜春胆小怕事，只能洁身自好，唯恐连累自己；司棋敢做敢为，坚强自信等等。在这其间无不流露出人物的思想面貌和个性特点。

《红楼梦》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统一，达到了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峰。

1,取材特色:老舍用他北京的生活经验来描写市民的庸常生活,职业活动和场景风致,连走卒小贩也写的颇有特色.

2,对北京市民文化心理的揭示.他们讲究规矩和礼节,追求精致的生活,但性格中也有懒散,苟安,懦弱,谦和的一面.在班驳破败中仍不失雍容.

3,幽默的风格,调侃中见讽刺,幽默中洋诗情.

4,语言艺术.老舍用纯白,凝练的语言来描绘生活场景和刻画人物,把语言的通俗性和文学性相结合,是运用语言的典范,因此老舍被称为"语言大师".

内容提要：《红楼梦》之所以成为跨越时空魅力不减的传世佳作，除了该书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外，还在于作者对人生和社会悲剧的深刻体验和揭示，书中蕴涵的丰富寓意，该书具有的神话色彩，以及对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生活文化的高度浓缩和艺术的表现。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研究《红楼梦》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红 楼梦之所以成为跨越时空而魅力不减的传世之作，除了该书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外，还在于作者对人生和社会悲剧的深刻体验和揭示，书中蕴涵的丰富寓意，该书具有的神话和宗教色彩，以及对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高度浓缩和艺术的表现。

一、对人生和社会悲剧的深刻揭示�

《红楼梦》与中国其他大多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不同点首先是它的悲剧性。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情节结构，多以悲开始，以欢结束，由离开端，以合收束。从唐代的传奇开始，到宋元明清时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也大都是以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到富贵，冤屈得到昭雪，夫妻得以团圆作结尾，有一个读者期望的圆满结局。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极少有悲剧，更少有真正的悲剧。但《红楼梦》却不是如此，它是由大观园中众姐妹的聚合开始，以众芳凋零 ，人去楼空，花落人亡为结局的。《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几乎都是失意的。宝玉对生活彻底绝望出家做了和尚；黛玉在爱情上不能如愿，抱恨而亡；宝钗虽然得到了宝玉，但只一年就守了活寡；“凤辣子”在贾府曾一度大权独揽，威风八面，但最终反误了卿卿性命；贾府虽曾一度蒙受浩荡皇恩，门庭显赫，“金银满箱笏满床”，到头来却落得个“陋室空堂衰草黄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是一个旷世奇才历经坎坷和不幸对人生和社会的悲剧性的感知和把握。在情节结构上，它是由欢而悲，由合而离，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具有悲剧意义的作品。�

对于《红楼梦》悲剧性的认识，清末民初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所展示的悲剧是“自律的也；哲学的也；是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思考，宇宙的也；文学的也”。

① 比王国维稍微晚一点的一位红学家则认为：“《红楼梦》的人生哲学是克己的，消极的，出世的……这部书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就是出家做和尚，今世的一切是虚空的，是毫无价值的 ”。

②尽管学者们对《红楼梦》的研究历来见仁见智，但这种从人生的角度来探讨和发掘 《红楼梦》意义的方法却是所有喜爱《红楼梦》的读者的共同之处。《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 会中一般有理想有感情的读书人，在人生的理想和感情方面都找不到出路时的共同悲慨和共同心态，这一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每一个人都有过失意，尽管这种失意对他一生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情况各异，原因各具，可失意的人对失意的体会却是一致的，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对《红楼梦》的阅读也是这样。所有失意的人都能在《红楼梦》中寻求到心理和感情上的寄托， 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体验，都有过浮生若梦的感慨和悲凉，而红 楼梦恰好就是将这种感慨悲情发挥到极致的一部书。因此每个人读《红楼梦》的时候都能找到与自己心意相通的地方，引起强烈的共鸣，《红楼梦》成了失意人的心灵的避难所。当人生理想不能实现，爱情找不到寄托和归宿的时候，《红楼梦》就成了人们的知己，红楼 梦的世界就向你的心灵打开了，你走进了《红楼梦》，就是走进了一个可以倾诉可以偃仰 啸歌的自由天地，它可以给你受伤的心灵带来慰藉。

但是，如果对《红楼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还是不够的。作者通过对一群痴男怨女爱情的幻灭和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盛衰史的描写，实质上暗示的是封建社会由于其内部的不可克服的深刻矛盾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洞悉未来的深刻思想 ，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二、《红楼梦》蕴涵的丰富寓意�

小说在第一回中交代，女娲当年炼五彩石补天，在大荒山无稽崖下面炼成了高十二丈 、方二十四丈的五彩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但女娲补天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只剩下一块没用上，这一块顽石就被丢弃在青埂峰下，再也无人过问了。这个故事表明，女娲这个中国远古神话的造物神，始祖神，是她创造了宝玉，也是她遗弃了宝玉。这块被遗弃的顽石经过锻炼以后，已经通灵性，能大能小。他看到自己无才，不能去补天，常常有悲戚惭愧之心 ，因而自怨自艾。后来，青埂峰下来了一个僧人，一个道士，看到这块奇异的石头，便把这石头变成扇坠大小，带他到一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投胎转世，于是就有了后面 的故事。

很显然，这块女娲补天剩下来的石头，就是含在贾宝玉口中的通灵宝玉，而通灵宝玉就是贾宝玉的代号，他们三位一体，宝玉也就是那块顽石，所以贾府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说他顽劣异常。《红楼梦》的故事就是贾宝玉的人生故事，就是一块顽石在人间的阅历——这就使得这个故事具有了一种寓言的性质，隐含着一种深刻而又丰富的寓意。寓言是一种带有劝谕性或讽刺性的故事，通常运用夸张手法描写人物或把动植物与生物拟人化，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体现出某种深奥的生活哲理和教训。寓言不止是写给小孩子们看的，能读懂寓言深意的恐怕还是阅历丰富的成人。这块石头，想借它上面的真实斑驳的字迹告诉我们什么？是哲理还是教训，是启迪还是唤醒？还是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以一种暗示，一些指引？人们生活在充满魅惑和陷阱的世界中，都曾渴望得到关于人生的某种启示，而《红楼梦》恰恰能够给人们以某种暗示、指引、唤醒和教训，这是需要每一个读者去用心揣摩体味的，每个人的景遇不同，感受和理解也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三、《红楼梦》的神话色彩�

宝玉和黛玉以及其他的金陵十二钗都来路不凡，尤其是宝玉和黛玉。按佛教人有三生 的观点来看，宝玉在自然界中是一块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在神界中他是赤霞宫神瑛侍者，在人世则是一个顽劣不驯的少年。黛玉的前身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这株草蒙受了神瑛侍者天天灌溉照料之恩，才得以茁壮成长，受到神界的天地精华、雨露的滋养，修炼成一个女体，日日想着要报答神瑛侍者的浇灌之恩。正好，神瑛侍者（即通灵宝玉）偶然动了思凡之心，想要到人间去走一走，看一看。在他的百般请求下，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带着他到温柔富贵之乡去投胎为人。于是，一直想着报答神瑛侍者灌溉之恩的绛珠仙草也要到人间去，但是她没有仙露回报神瑛侍者，怎么办？只有用自己一生的眼泪来报答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即她在神界蒙受的恩泽要到人间去报答，而且又是用眼泪来报恩，这种报答的方式又是亘古未有的，难怪黛玉终日以泪洗面！你看大观园的宝玉和黛玉都是神仙下凡，这就给这个故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神话的意味就愈加浓重。《红楼梦》中也一直是神话系统和现实系统交织在一起的。大观园中的青春少女的命运都是由警幻仙姑统摄着，所谓“司人 间风情月债，掌尘世女怨男痴”，她——警幻仙姑实际上已经是狄安娜似的女神了。她似真 似假，如梦如幻。在古代神话中，人与神总是纠缠生活在一起，而在《红楼梦》中，宝玉也 多次梦游太虚幻境，与神仙姐姐一起饮酒品茶，甚至他的性启蒙老师也是由神仙姐姐担任。 在《红楼梦》中人与神都认同“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人生轨迹和意义。从人类文化和艺术思维的观点、角度来看，神话是人类远古的梦想和人类文化的根。 卡西尔曾经说：“神话兼有一个理论的要素和一个艺术创造的要素。”诗歌与神话的作者普雷斯特说：“神话创作者的心灵是原型，而诗人的心灵在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神话时代的心灵。”作为集诗人、画家和小说家于一身的曹雪芹，始终保持着人类神话时代的心灵，同时，他把自己对人生感悟的触须深深地扎在民族远古的梦想和人类文化的根里。曹雪芹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唤醒了人类的寻根之心，引导人面对人类文化的源头来思考社会和人生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世界从何而来？文化之根的命题是《红楼梦》引导人思考的原点。它是人世间最纯真而又最具有灵性的幻想，因此它更符合人类返朴归真、求真求本的心理，这也是《红楼梦》的魅力之所在。它吸引着一代代的读者去联想，去猜测，这世界到底是怎样来的？它的最初的创造是怎样开始的？有没有一个万能的全知的神在操纵着 ？世上仍然有很多自然科学难以解决的神秘的现象，甚至越是伟大的科学家，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研究得越是深入，他们就越崇拜自然的奥秘神奇，造物者的伟大和神妙莫测。所以说《红楼梦》故事中的神话意义、宗教意义，吸引了读者的眼光，引导读者思考探究世界的本原，使它魅力不衰。

四、《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文化的集大成者�

《红楼梦》内容宏富，包罗万象，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清代学者王希廉曾评价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蓄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 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毫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具有；事迹则繁华 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诵经设坛，贸易钻营， 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吞金服毒，暴病身亡，丹戕药误，以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撞阶脱精等等，亦件件皆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可谓才大如海，岂是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③《红楼梦》无所不包，如果这位王希廉能够知道一点文化学社会学的理论，就会把他所说的这些分类归纳一下，那就是《红楼梦》已经包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这三个基本层面，《红楼梦》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回顾 、总结、浓缩和艺术的表现，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文化的集大成者。�

《红楼梦》是读不尽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④一部作品，它所含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它所储存的信息量就越大，也就越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和探讨的热情。研读《红楼梦》就是在研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已经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化石和标本了，这是中国任何一部其他小说所难以达到的成就。

老舍一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作品大多取自城市下层市民生活，善于运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行文幽默风趣，用语机智俏皮。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样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他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

红楼梦》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它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浑然天成，它的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善于描绘人物性格或心理，写出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打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小说描写生动而细腻，善于营造意境，词汇丰富，语言凝炼，富有艺术魅力，并且出现不少优美诗词，而且在人物塑造上，表现了令人惊叹的艺术成就，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绘了一大批活生生的典型形象，其中不少人物如凤姐、宝玉、黛玉、宝钗、刘姥姥等早已在生活之中流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在细节描写方面，《红楼梦》生动传神，入微细致，情节丰富，结构布局严谨缜密，直接取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以北方民间的口语为基础，同时吸收了中国优秀的古典散文、诗歌、戏曲等文言文的精髓，创造性地把古文那种行文布局、叙事状物的精炼笔法，都熔铸在作品中。每个章回虽然彼此独立，却又各有相关，在小说中还包含着诗、词、曲、赋、酒令、笑话、谜语等各种不同文体的创作，而本身已是长篇小说，涉及的文字题裁，包罗万有，蔚为大观。它摆脱传统小说的局限，强调人应有独特的个性，不应盲目追随主体文化。悲剧性结局则感人至深，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

《红楼梦》的语言特点简洁而丰富，既明白流畅，又意蕴无穷；既准确而又传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小说中写景状物的语言绘声绘色，仿佛身临其境。人物对话极富个性，仿佛能看到人物的身姿、表情和动作。

《红楼梦》是一部天才的、又是精心构撰的巨作。在艺术上，它达到了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的成就。《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批判意义的爱情小说。它颠倒了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把人的情感生活的满足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用受社会污染较少、较富于人性之美的青年女性来否定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从而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的渴望。从而，它也前所未有地描绘出美丽聪慧、活泼动人的女性群像。虽然《红楼梦》始终笼罩着一种宿命的伤感和悲凉，但也始终未曾放弃对美的理想的追求。在引导人性毁弃丑恶、趋向完美的意义上，它是有着不朽价值的。

《边城》是沈从文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34年。该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该小说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小说的主要内容为：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

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

天保告诉傩送一年前他就爱上了翠翠，而傩送告诉天保他两年前就爱上了翠翠，天保听了后也吃了一惊。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

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

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

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边城》成书于1934年4月，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作品中女主人公翠翠的原型，是一个绒线铺的姑娘。沈从文在行军的途中，有一个叫赵开明的好友，在泸溪县城一家绒线铺遇到了一个叫翠翠的少女，她长得俊秀。赵开明发誓要娶她为妻。17年后，沈从文乘坐的小船又停靠在泸溪。

他站在船头上，回忆到翠翠的美丽形象，便朝绒线铺走去，在门前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和翠翠长得十分相似的少女，熟悉的眼睛、鼻子、薄薄的小嘴。

沈从文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这是翠翠的女儿小翠。当年的翠翠嫁给了追求她的赵开明。这时她已死去，留下父女两个。

为了不打扰赵开明，沈从文没有跟他打招呼，但感情上的震撼却久久不能平复。翠翠，这个美丽、朴实的少女，他怎么也无法忘怀。

1934年，他坐在院子里，在阳光下的枣树和槐树枝叶阴影间写《边城》时，翠翠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沈从文在湘行散记·老伴中提到：“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子女孩脱胎而来。”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

其方法多种多样：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

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

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

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

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

作家汪曾祺：《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

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阶段是以刘心武为代表的《班主任》开端，用现实主义手法对极左路线的专制作揭露和批判，继承与发扬了“五· 四”优秀传统，启迪着人们对文学的功能的再认识。

刘心武在《班主任》中，以不凡的勇气和识见，通过两个表面上的好坏分明，实质上都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尤其是“好学生”谢惠敏的思想僵化，也达到了令人怵目惊心而非“救救”不可的地步。《班主任》控诉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隐患，并为真实地反映“文革”生活打开了通道。

于是一大批以“伤痕”为题材的小说问世，而把伤痕文学推向高潮的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它不仅通过中国人历来最牢不可破的血缘情感的破碎而把现代迷信的危害剖析出来；而且以真正的悲剧意识冲决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悲剧的藩篱。因而产生了更大的社会覆盖力，从而代表伤痕文学的另一类：直接批判悲剧年代的悲剧。

由于伤痕文学出现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初期（1997年始），它摆脱了虚假、夸饰，转向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的再现，作为一个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起到一定的先锋作用，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尽管当时有些作品还很粗糙，艺术上不尽完善，但它以过去的“十年浩劫”作为批判对象，揭露它在各个方面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剖析这种种伤害所造成的难以愈合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疤痕，把文革的反动实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党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的不屈斗争的真实再现，都使新时期的文学受到影响，这些都标明现实主义的复归。“批判与启蒙”是伤痕小说的特征，虽然它的局限体现在政治的批判、道德的谴责、感情的冲动上，然而它以对真实性的追求，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伤痕小说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初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并影响着后来文学的发展

《红楼梦》语言成熟优美。

其特点是简洁而纯净，准确而传神，朴素而多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小说中那些写景状物的语言，绘色绘声，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红楼梦》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或是艺术技巧上都具有自己崭新的面貌，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使它足以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不逊色。【摘要】

三、《红楼梦》的神话色彩

宝玉和黛玉以及其他的金陵十钗都来路不凡，尤其是宝玉和黛玉。按佛教人有三生的观点来看，宝玉在自然界中是一块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在神界中他是赤霞宫神瑛侍者，在人世则是一个顽劣不驯的少年。黛玉的前身是西方灵河崖边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这株草蒙受了神瑛使者天天灌溉照料之恩，才得以茁状成长，受到神界的天地精华，雨露的滋养，修炼成一个女体，日日想着报答神瑛侍者的浇灌之恩。正好，神瑛侍者（即通灵宝玉）偶然动了思凡之心，想要到人间去走一走，看一看。在他的百般请求下，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带着他到温柔富贵之乡去投胎为人。于是，一直想着报答神瑛侍者灌溉之恩，绛珠仙草也要到人间去，但是她没有仙露加报答神瑛侍者，怎么办？只有用自己一生的眼泪来报答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即她在神界蒙受的恩泽要到人间去报答，而且又是用眼泪来报恩，这种报答的方式又是自古未有的，难怪黛玉终日以泪洗面！你看大观园的宝玉和黛玉，都是神仙下凡，这就给这个故事披上一层神秘面纱，神话的意味就愈加浓重。《红楼梦》中也一直是神话系统和现实系统交织在一起的。

大观园中的青春少女的命运都是由警幻仙姑统摄着，所“司人间风情月债，掌尘世女怨男痴”，她—警幻妇姑实际上已经是狄安娜似的女神了。她似真似假，如梦如幻。在古代神话中，人与神总是纠缠生活在一起，而在《红楼梦》中，宝玉也多次梦游幻境，与神仙姐姐一起饮酒品茶，甚至他的性启蒙老师也是由神仙姐姐担任。在《红楼梦》中人与神都认同“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人生轨迹和意义。从人类文化和艺术思维的观点、角度来看，神话是人类远古的梦想和人类文化的根。卡西尔曾经说：“神话兼一个理论的要素和一个艺术创造的要素。”诗歌与神话的作者普雷斯特说：“神话创作者的心灵是原型，而诗人的心灵在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神话时代的心灵。”作为集诗人、画家和小说家于一身的曹雪芹，始终保持着人类神话时代的心灵，同时，他把自己对人生感悟的触须深深地扎在民族远古的梦想和人类文化的根里。曹雪芹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唤醒了人类的灵根之心，引导人面对人类文化的源头来思考社会和人生。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世界从何而来？文化之根的命题是《红楼梦》引导人思考的原点。它是人世间最纯真而又最具有灵性的幻想，因此它更符合人类返朴厚归真、求真求本的心理，这也是《红楼梦》的魅力力之所在。它吸引着一代代的读者去联想，去猜测，这世界到底是怎样来的？它的最初的创造是怎样开始的？有没有一个万能的全知的神在操纵着？世上仍然有很多自然科学难以解决的神秘的现象，甚至越是伟大的科学家，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研究得越是深入，他们就越崇拜自然的奥秘神奇，待物者的伟大和神妙莫测。所以说《红楼梦》故事中的神话意义、宗教意义，吸引了读者的眼光，引导读者思考探究世界的本原，使它魅力不衰。

四、《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文化的集大成者

《红楼梦》内容宏富，包罗万象，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清代学者王希廉曾评价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世尺牍，爱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迹，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世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营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毫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具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诵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天折，吞金服毒，暴病身亡，药误，以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撞阶脱精等等，亦件件皆有。可谓包罗万象，襄括无遗，可谓才大如海，岂是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3、《红楼梦》无所不包，如果这位王希廉能够知道一点文化学社会学的理论，就会把他所说的这些分类归纳一下，那就是《红楼梦》已经包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这三个基本层面，《红楼梦》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回顾、总结、浓缩和艺术的表现，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文化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是读不尽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4、一部作品，它所含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它所储存的信息量越大，也就越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和探讨的热情。研读《红楼梦》就是在研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已经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化石和标本了，这是中国任何一部其他小说难以达到的成就。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8页。

2、佩之：红楼梦新评，转引自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3、王希廉：红楼梦总评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9页。

4、鲁迅：绛花洞主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19页。

5、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在人物描写上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讲究用几句话、几个富有特征性的动作,简洁地勾勒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讲究故事性,并有一套组织故事的艺术手法,做到顺当流畅而又曲折有味；在叙事与写景的关系上,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等等.富有特色的民族语言,高超的传统艺术技巧,使赵树理的创作显示出朴素、明朗、幽默的独特风格.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如果要分析小说文学所独有的艺术特色，首先就是要弄清楚小说的含义与概念，也就是要搞明白什么是小说——小说就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 小说是作者对社会生活进行艺术概括，通过叙述人的语言来描绘生活事件，塑造人物形象，展开作品主题，表达作者思想感情，从而艺术的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众所周知，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在这三要素之中，重中之重就是描写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我们称为典型人物；这个人物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出来的，他不同于真人真事，正所谓“杂取种种，合成一个”，通过这样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生活，更集中、更有普遍的代表性。 故事来源于生活，但它通过整理、提炼和安排，就比现时生活中发生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在环境描写中，社会环境是重点，而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是不可马虎的。如此而来，简单地说，小说就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

永远要记住，“虚构性”，是小说的本质。小说要塑造人物，而塑造的人物可以以某一真人为模特儿，综合其他人的一些事迹，正如如鲁迅所说：“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下面来说说小说的几个常用技巧。

1.“横切悬念，倒叙事件”法:这是指作者为避免平铺直叙，在小说首段就设置提挈全篇、笼罩全文的悬念，故意给读者造成疑团，以激起读者产生兴趣读下去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很普遍很流行的文学方法

2.“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法：相信你应该知道卓别林，世界艺术大师卓别林有一句名言：“我总是力图以新的方法来创造意想不到的东西。假如我相信观众预料我会在街上走，那我便跳上一辆马车去。”这就告诉我们，创作结构要巧，首先要“出其不意”，这是第一步。但更重要的，是所叙述的情节，必须在情理之中。所谓情理之中，是指这种“出其不意”，与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合拍，合乎客观规律，合乎生活逻辑。它不是荒诞的，不是臆造的。既曲折离奇，又理所当然。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就是最佳的佐证。

3.“淡化情节，形散神聚”法：这种创作法，从表面看，没有出其不意的情节，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而且平铺直叙，一直 是淡淡的气氛。但是，在这平铺直叙中，带有涌袭心灵的感情；在这淡淡的凄凉中，带有一种说不出的人生韵味，常常是“无情”更有情，无声胜有声。

4.“一箭双雕，一点两面”法：作者在写小说中，似导戏的导演，常常让舞台上的角色拿这样或那样的道具。好导演会利用 这个“道具”，不只让一个角色，而使许多角色与这个“道具”有关系；不只让一方，而是让矛盾的双方都与这个“道具”打交道。这样，就可以从这个“道具”身上挖掘人物心灵世 界，揭露生活本质，完成作者在这发现上的美学思想。

5.“偶然中必然，必然中偶然”法：小说作者要学会在生活中发现偶然中隐藏着的必然性，学会在写小说时运用这种偶然中的必然性。它能引发读者寻根盘底地、津津有味地追读下去，而且能揭示生活中不易发现的本质意义。这里要举例，法国小说《项链》的作者莫泊桑，对此技巧就运用得非常漂亮。故事是这样的：小 职员的妻子路瓦裁夫人为了得人欢心，被人艳羡，在准备参加一个上流社会的晚会时，向她 的女友借了串项链配戴。当晚，这项链加上她的美貌，确实让她出了风头。不料，乐极生悲 ，在归途上她竟丢失了项链。为了赔偿这项链，她不得不承受经济上的压力。经过十年艰苦 努力，她和丈夫还清了因买项链所欠的债。谁知待她刚还完债，便发现她原来借的项链是假 的。真是一夜风头得到的是十年辛酸，片刻虚荣换来的是半生痛苦。这“借项链”——“失项链”——“赔项链”——“还项链债务”——“发现项链是假玩意”的一系列情节，节节都隐蔽着“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读来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

6.“欲扬先抑”和“欲抑先扬”法：这种创作技巧是，作者把自己准备着力表现的人物，不妨先压一压，就如伸出去打人的拳头，先缩一缩。这样，击出去，更有力；而准备贬低的人物，则不妨先让他“威风威风”，然后，让他从“威风岭”上掉下来，便“摔”得更惨。

衣食住行，诗歌。很多领域都涉及了。

现在有很多讲坛。可以看看。百家讲坛有很多讲红楼的。

个人很喜欢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的讲座

没有成就，批判现实主义.....不过他揭示的城市贫民的麻木恣睢的生活真相真正是触目惊心。

北京方言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 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 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 《老舍论创作》 (1980)、 老舍论剧 (1981)、 老舍曲艺文选 (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 (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至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深刻的大变革时期，“文化热”和“寻根文学”思潮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也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当时，“文化热”所关注的中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类比；“寻根文学”则更是明确地提出找回“民族的自我”。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因素，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作品，无论在语言表达，还是所表现的内容层面，都刻意强调其“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于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京白”、“京片儿”化，表现于四合院 、大杂院等城市空间的选择上，表现于对都市日常生活，尤其是民风民俗的呈现，也表现在对作为传统文化具体呈现的器物知识的展示上，更表现为那些负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老人及旧时人物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上。这种差异性往往被放置在朝向过去的历史视野中，即未曾被现代生活所更动的民族文化“积淀”的层面，共同指向一种“田园化都市”式的、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韵味的老北京想象，作为一种别样的历史样本，用以展示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在这样的逻辑中，对北京文化的描述，既是对特定区域的差异文化的展示，同时也是以现代眼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再建构。

这一时期“京味小说”的构成因素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京白”化；描述的环境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建筑空间当中；所表现的对象是特定的都市群落。

“京白”化的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常常用北京底层市民的地域方言，即北京话而非普通话，来表现人物和讲述人物。“京白”化是这个时期“京味小说”对语言的共同强调，突出地强调“语言”对于构造北京形象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也正是“寻根文学”的普遍特征，它 们试图走出高度统一的政治语言环境，试图重新尝试那些被擦抹掉但具有丰富文化韵味的方言土语。在“京味小说”中语言既被作为文化差异性的构成因素，也被视为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正因为在语言上的这种规定性，不使用北京话的人群也因此不能进入“京味小说”的表现之列。

这一时期“京味小说”所描述的环境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建筑空间当中，这是基于“寻根”思潮寻求“民间”、“非规范”文化的取向。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基本上选择生活于胡同里的四合院、大杂院中的底层市民作为表现对象，而不是大宅门里的贵族、世家生活场景。说的清楚点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不仅把生活于这些建筑空间中的人群被作为表现对象，建筑空间本身也是表现的重要对象。翻阅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都能清晰地读到有关“四合院的布局”、“胡同的构造”、“城墙根周围的景致”等等空间环境的描述。当然，这些描述不过是北京这个城市空间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而已，却又有着典型的北京形象。“京味小说”对城市建筑空间的兴趣，自然要联系着这种空间环境中所显现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也成为这一时期“京味小说”的重要构成部分。不难看出，这种把建筑空间的描述和对这个空间中的民风民俗的描述结合在一起，自然地构筑了一种类似于传统乡村特点的人际关系，因人伦亲情、邻里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于现代大都市的疏离关系的紧密关联。从这个层面上看，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既是一种民俗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特定文化形态的展示。同时也能看出，非这种城市空间的生活形态以及不具有“民俗”意义的生活形态，都很难被纳入“京味小说”之中。

它集古代文学于一身，熔艺术精华于一体。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 《老舍论创作》 (1980)、 老舍论剧 (1981)、 老舍曲艺文选 (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 (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至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的写作多采用生活中的繁琐小事。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拳），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

老舍的创作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语言幽默

京味十足

题旨鲜明

语言通俗

希望能帮到你,呵呵.

王安忆

的创作不论是在纵向的自我比较中还是横向的同行比较中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她以家常生活作为

载体

,关注人的

心灵

世界,创作出独特的更具震撼力的普通人的

传奇

.

在当代

的背景下,她继承又颠覆了

中国传统

的创作

手法

,不以虚、反以实创造出

意境

之美,寻找到了

工笔

和

写意

之间独特的平衡点;拓宽更新了语言的使用,增强了

文字

的

表现力

.

搜一下：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艺术特色要怎么写

（一）朴素、自然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在平淡无奇的故事中透视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琐事的描绘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使得其作品朴素得跟现实生活一样真实而自然。如苦恼中写一位马夫姚纳，在儿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几次想跟别人诉说一下内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怀心事的乘客的冷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马倾诉自己的不幸与悲哀。作者借助这一平淡无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无告的悲惨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诃夫从不轻易在小说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和主观议论，而把这种主观倾向寓含于客观冷静的艺术描写之中，让生活本身来说话，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如瞌睡写13岁的小女孩瓦尔卡白天不停地为主人干活，晚上还得整夜地给主人的小孩摇摇篮。她因极了，可小孩总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无法入睡。最后她捏死了摇篮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着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绘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瓦尔卡的命运究竟将会如何？对此作者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思考。

（三）简洁、凝练

契诃夫主张“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其小说大多是速写式的，既没有冗长的景物描写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急剧变化的紧张场面；而是情节简单、发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语言精练明快，善于运用白描式的个性化语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变色龙》中仅仅写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断案一个场面，四个人物，故事情节发展极其简单，作者仅仅抓住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审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加以描绘、便收到极其强烈的讽刺效果。

老舍的简介：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老舍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字，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新式之外包括歌词、古词和旧体诗等），几乎什么形式都涉及了。谈现代长篇小说的生成，后人无法超越他；回顾现代讽刺幽默精神，更加离不开它；讲到中国话剧的民族化，自然不可绕开老舍先生；而要认认真真地总结中国现代白话的历史，想像我们每个人今天嘴里说的或笔下写的现代语言文字。更是不可忽视他的存在。可以说，老舍先生的作品的确称得上是“经典”：它的一以当百、一以当千的无可争辩的分量；他在历史上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无法逾越的典范性、代表性；产生的时候是重要的，之后又拥有持久的影响力，一代一代有它的读者，甚至迷恋者；它值得人们再三回味，可以不断感受、不断验证，不断有新的发现，具有永恒的魅力。

过中日甲午战争失利、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这一系列巨大的变故，古老的中国一步步滑到亡国的边缘，国人对腐败的清政府也完全丧失了信心。同时，清政府苟延残喘，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界出现了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这一类小说大都写得很尖锐，但由于作者迎合读者求一时之快的心理，描写往往言过其实，显得浮露而缺乏深度。所以鲁迅认为这一类小说还不够格称作讽刺小说，就把它们别称为“谴责小说”（见《中国小说史略》），其代表作家有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等。除了这四人的作品，可以提及的还有黄小配的计载繁华梦和无名氏的官场维新记、苦社会等。

老舍作品主要有四个艺术特色:

一、语言幽默。

二、京味十足。

三、题旨鲜明。

四、语言通俗。

老舍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字，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新式之外包括歌词、古词和旧体诗等），。谈现代长篇小说的生成，后人无法超越他；回顾现代讽刺幽默精神，更加离不开它；讲到中国话剧的民族化，自然不可绕开老舍先生；而要认认真真地总结中国现代白话的历史，想像我们每个人今天嘴里说的或笔下写的现代语言文字。更是不可忽视他的存在。可以说，老舍先生的作品的确称得上是“经典”：它的一以当百、一以当千的无可争辩的分量；他在历史上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无法逾越的典范性、代表性；产生的时候是重要的，之后又拥有持久的影响力，一代一代有它的读者，甚至迷恋者；它值得人们再三回味，可以不断感受、不断验证，不断有新的发现，具有永恒的魅力。

1金庸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射雕天龙《笑傲》分别表现儒、释、道三家思想

2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突破狭隘民族观念如天龙

3塑造极为丰富的人物。

4金庸在武功描写方面独具匠心

5文学形式上，将传统文学结构语言与西方文学技巧结合

6突破雅与俗的界限，受到社会各阶层欢迎

包罗中国的琴棋书画四书五经等文化，历史厚重感强，人物性格丰富，情节跌宕起伏

诗可分学院派和大众派，学院派图文气，文气越高证明自己的水平越高，大众派图的是合心联成一气，大众派语言通俗，大众派的诗歌语言好与人心心相通，他们的诗越与人心心相通越高明。

平常的语言最实用，平常的语言最容易进入他人的心，人人心中有诗，浅显的可以是诗，语言整齐是诗的特点之一，整齐的语言有整齐的节奏，语言有节奏是诗的特点，语言整齐是诗。

高大富强（哲理诗）

文/孙达钧

高从低起，

大由小来。

富从贫生，

弱能变强。

诗词具备四大艺术特色。

1、赋予文字生命的艺术。

“推敲”一词的产生是最好注解，好作品每个字都有自己的生命。试想“红杏枝头春意闹”，若把“闹”另换一字，则春意全无。如果“诗眼”没有生机，一首诗也就变得平淡无奇。同时，诗词的每个字、每个词的组织运用都是艺术的加工与提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些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精彩妙句，表面看似非常简单又通俗的字词组合，其实是诗人赋予文字以新的生命力，诗句才会不朽。尽管伴随时代在不断发展，也许会淘汰一些题材或意象，但诗词终究要保留文字的使用技巧、使用艺术。

2、创造美好意境的艺术。

诗词需要意境，同样一首诗词，不同读者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在不同的环境、心理、情绪、感触之中，意境都会发挥独特的作用，令人触景生情。如“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都是写雨，一个是看，一个是听，看到的是工笔之意，听到的是写意之意，各有千秋，意境俱佳。而意境艺术中大写意式的表达最浪漫、思维最活跃的莫过李白。从“黄河之水天上来”感叹到“朝如青丝暮成雪”，没有这样的意境所感，没有这样的意境所表，诗仙何来？可以说，意境的艺术一方面是要靠感知，另一方面则是天赋。写诗没有意境之感、意境之思、意境之才，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

3、体现音乐美感的艺术。

诗词不同于小说、杂文等文学形式的鲜明特色，是偏重并借助于音乐艺术进行表达。如果失去了咏唱吟诵之美，诗词就不能称为是诗词。例如宋词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平仄主要是为了与曲谱的协调配合，为了更好的表现音乐的节奏美感。文字的个体都有着不同的音、意、声调，当这些元素经过诗人的艺术提炼和组织后，音乐美便已经融于其中。抑、扬、顿、挫的运用并不是因为平仄的某种理论，还要有发音的朗诵艺术。一首诗有起伏的变化，声情才会很好地表达出来。诗词终究是心境流露，一种美的抒发，而不是乘法口诀。

4、融入作者思想的艺术。

思想艺术永远是创新者的缩影，而不属于永远停留、沉浸在临摹的人。诗也要不断地求新、求变、求突破，这既有内容方面的，也有形式方面的。同时，作品的本身也有思想艺术，这取决于人的自身成长、环境、经历、感知、品质等等因素。由于个人性格、观念、感知、情操的不同，思想艺术也是各有所向。而人们也正是因为各自人生的不同、不同的状态下与一些诗歌发生了共鸣，所以，诗词始终受到人们的钟爱。李白郁闷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杜甫郁闷：“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岳飞郁闷：“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所以说，作品的思想艺术表现出来的是作者的思想艺术，作者的思想付诸于作品。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在文学创作中，有叙述、描写、虚构、烘托、渲染、夸张、讽刺、抒情、议论、对比等手法。

诗词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它是我国民族思想和民族情感最生动的表现载体之一,是我国民族文化艺苑中的一朵奇葩.《诗经》就是最早以诗的艺术形式而独树一帜的代表作.从西汉（公元前206年）至东汉（公元25-220年）逐步发展为楚辞、乐府、古绝和古风等艺术形式.又从唐代（公元618-907年）开始兴起和发展为格律诗.它以诗歌语言的音乐美、形式的对称美、内容的意境美,确定了在整部文学史中的地位.几千年来,直至今天仍在不断地孕育、变化和发展着,可谓久盛不衰、光彩夺目.

诗词需要运用巧妙的艺术手法来创作,以达到完美的艺术表现.纵观我国的古体诗和近体诗,它们所运用的艺术手法大致包括：叙事写景的描写手法、比喻比拟的修辞方法和烘托气氛的渲染手法.简单地说也就是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

赋,就是直叙或白描的手法.即朴素地描写创作的现实,借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是诗词创作中最常用的抒情方法.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的手法.它是诗词创作中运用最广泛的形象思维的一种艺术手法.兴,就是通过客观景物的触发,引起联想或想象.想象的起点或契机就是兴.赋、比、兴三者之间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孤立的,在艺术创作实践过程中是互相渗透和互为兼用的.

一、典型化过程是抓住事物本质的捷径.

赋法是以直叙和白描为主要手段.要使白描和直叙能富有更强的感染力,那么必须选择最能反映现实、最有价值意义、最典型的事物加以描写,才能撑起情感的大厦,才能创造出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诗词可以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可能把社会上所见所闻的一切都塞到诗词中.要有取有舍、或添或减,或藏或露.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说,就是典型化的过程.

在“典型化”的过程中,诗人们常用“以少总多”和“以小见大”之手法.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说：“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盖任何景物,横侧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况,反复说皆千头万绪,非笔墨所能祥尽.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诗中仅仅抓住“小荷”和“蜻蜓”的动态描写,就突出了春初时节的一派生机.而“以小见大”则是以局部见全体,一斑观全豹,以有限见无限.通过典型的小景物和生活细节来表现重大的社会内容和象征重大的思想内容,也就达到“以小见大”之效果.如聂绀弩的七律锄草一诗中的“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 作者抓住锄草的小事来描写,其实是反映了当时“破旧立新”的重大社会问题.从诗词创作的角度看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如果说以少总多是典型化的重要手段,那么以小见大则是形象化的重要方式.

二、夸张描写切否失真和太近乎事实.

文心雕龙��奈饰说：“自天地以降,豫人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夸张作为一种积极的修辞方法,是自古以来一直在运用的.

所谓夸张,就是为了表意的需要,有意识地将客观事物作扩大或缩小的描述,从而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有利突出事物特征.如聂绀弩的七律挑水中的“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用夸张的手法,臆造出深刻的印象,使读者产生感情共鸣.但是夸张必须有一定的现实为依据,即要抓住当时当地的情况反映其真实的事物,但又不能太近于事实,否则,容易引起读者误解.这应该象文学创作中讲的,来自现实又高于现实.所以夸张不同于虚夸,夸张的目的在于使人感受主观的感情态度,使思想感情表现得更为深刻.范温诗眼说：“形似之意,益出于诗人之赋.”比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这都是对事物的数量和动态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就更能表现出大自然这一壮观美丽的景象.

三、以赋作比中动静结合手法的运用.

在运用赋法的过程中,如何使诗人笔下的静物,描写得活泼跳脱,富有生机,主要是客体与主体的互动感.具休说也就是化静为动和以动写静的修辞方法.具体运用中可采用拟人和拟物等手法.如宋林逋山园小梅中“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的诗句就很巧妙地以拟人手法,把霜风中的禽鸟“偷眼”和“断魂”的粉蝶刻划得十分生动.李白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山亭.”则是以静物拟人化而表现为动,使不动为能动,使动者如有情.又比如宋朝林逋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又如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句则将用动态中的“蝉噪”、“鸟鸣”来衬托出“林逾静”和“山更幽”.从而创造出一种“静”的境界.这种手法是利用引起人们的特殊感受的声音来写出静境.

这种手法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如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青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的诗,是在细微体察和选择在各种静境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声音和动作来加以描写的.诗就是借景言情,一切写景都是为了写情.化静为动也好,以动写静也好,都是为了达到“妙合无垠”的艺术境界.

四、运用正反对比是突出主题的重要手法.

宋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实际上比的方式是千变万化的,以物比人,以人比物,以物比意,以物比事,以事比意,等等皆是.

所谓正反对比,是比喻中比较常见的手法.它指的是以两种对立的事物或情理互相对照,使诗词中要表达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更加明显,更为突出,这也是美学上的一种法则.在修辞学上叫对照法和映衬法.在正反对比中,具体的有描述对比,比喻对比,旁衬对比和推理对比.比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白居易轻肥诗的尾句“食饱心自苦,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早,衢州人食人.”把两种完全相反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使读者达到震憾.

五、几种耐人寻味的比喻方式.

所谓比喻必须具备两个特点：（1）表现的对象和作比的事物之间必须在整体上,本质上各不相同.（2）表现的对象和作比的事物形式的各种因素或内容的各种因素存在一定的“相似点”.

介绍几种耐人寻味的比喻方式：（一）博喻.博喻就是以多种比喻综合运用,借以加强表现对象的形象性.（二）曲喻.曲喻必须加以联想才能深化比喻,也就是想象的比喻.应以作比的事物,表现对象之间有一定相似点才构成比喻.（三）映喻.映喻则在“相似点”之上增加一层双关的意思,比中有比,喻外引喻,也能使比喻不同异常.古人称之为“映带体”.（四）迷喻.迷喻是衬托对比,不是单纯地指明相似点,而是进一步利用作比的形象来衬托气氛说明道理,古人称之“迷比”.如明��于谦夏日忆西湖中“玉腕罗裙双荡浆,鸳鸯飞近采莲船.”以“鸳鸯”来烘托一种亲娓的气氛和意境.（五）直喻.直喻是将此物直比彼物.达到明快、一目了然的效果.如宋��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即用拟人法单刀直入地把西湖比作西施.形象生动而又贴切.

六、婉转曲达是抒发思想情感的重要手段.

所谓“曲”,也就是谢朓所说的“圆”在技法上的体现.即宛转曲达之手法.这种手法,古人也称为“隐”.所谓“隐”,不是一目了然的正面“直说”,而是旁敲侧击,委曲宛转地衬托或暗示本意.这是诗词创作中的语言特征,可以创造出诗的意境.用艺术形象表现思想感情,这种表现常常是话中有话,音外有音,意在言外的.也就是诗人的思想感情与其所描写的客观事物的和谐统一.达到情景交融,或寓情于景,或借景抒情,或寓理于境,或借境达意.如清��蒋士铨《杭州》中句“一肩书剑残冬路,犹检寒衣索税钱.”用“检寒衣”来衬托清贫,又以“索税钱”隐射赋税重压下的社会环境.正如清代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所说：“诗至入妙,在言下未尝毕露,其情则已跃然者”.又如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诗就是用含蓄婉转的手法,达到痛斥南宋小朝廷贪图享乐,不思收复失地的立场.

比较成功的方法大致有三种：（1）借物达意.从侧面借物表现本意.如现代诗人谢觉哉花港观鱼有感中“鱼国群鳞乐有余,观鱼才觉我非鱼.虞诈两忘欣共处,鱼犹如此况人乎?”借鱼来抒发自己对社会的感慨.（2）言用勿体.前辈们谓作诗当言用,勿言体,则意深矣.所谓“用”,就是本意和主体所产生的作用.写出了作用,也就从侧面将本意和主体表现出来了,这也是宛转曲达的一种表现方式.如清��袁枚钓台中“为念故人重,转觉天子轻.”直奔主题,从侧面抒发了对严子陵的敬重,比“天子”还要重.（3）直中含曲.在古曲诗词中,有这种表现手法,描写直景,直抒胸臆,读起来却宛转有致,含蓄有味.这种方式称之为直中含曲意.即“心思已曲”.苏东坡评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正如王国维所说的：“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七、巧妙运用兴法是深化意境的“诀窍”.

艺术构思是离不开想象的.想象也可以说是“最杰出的艺术本领”.要使诗词的主题得到升华,善于联想是至关重要的.诗的意境,可谓是诗的灵魂.古人说：“诗以意为主,以气为辅,词藻章句为兵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兴法就是其创作的一门“诀窍”.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这里是说的艺术构思,即着手进行创作之前,定题、选材、布局、作法等一系列思维活动,进行这种艺术思维,不限于其闻目睹,可以直通古今,可以跨越四维.

在兴法的运用中,具体可用以赋托兴,用比托兴手法,达到以虚化实,以无形为有形,起到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渲染气氛,烘托情感的作用.这也称之谓“感情构化”之手法.辛弃疾的诗句“明夜扁舟去,和月载离愁”,以及李清照的“载不动许多愁”都是通过以虚化实,化无形为有形,来构成诗中的“图画”.以达到深化意境之目的.

八、妙用动词是练就“诗眼”的主要手法.

一首好的诗词,就要达到情景交融,即寓情于景或借景抒情、寓理于境或借境达理,使之产生情和景、意和境高度结合的艺术境界.王国维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在营造意境中,如何巧妙地运用好动词是很重要的.

只要在诗句中把动词用得好、用的活,那么诗词展现的动态美和传神美就能跃然纸上.

凡是历代好的诗词中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宋��徐俯的春游湖“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诗句中的“撑”字,就用得很妙.一个“撑”字就活脱脱地把一片柳阴给烘托出来,小舟动了,柳阴活了!又如晋��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色,园柳变鸣禽”诗句,以“生”、“变”、“鸣”三个动词,竟把生机盎然的春景勾画出来了.景、物、色、形全俱备,引人入胜.蜀国人魏野的陕州平陆县诗中写道：“寒食花藏县,重阳菊绕湾.一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诗中的“藏”、“绕”、“离”、“别”四个动词的联用,被宋沈括评为最惊喜的佳句.

再看宋��周密探芳讯��西泠春感词中的最后一句“最消魂,一片斜阳恋柳.”一个“恋”字,点出了作者对“春”的思念和深情,衬托了“消魂”的内在心绪,深化了全词的主题.

特别是一首诗,只有寥寥几句.所以,必须要简洁、明了,又有深厚的意蕴,那么,就要做到炼句、炼字.在诗词创作中也叫练“诗眼”.而巧妙地运用好动词,往往能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许多“诗眼”也就是在动词中“炼”出来的.

对仗工整，朗朗上口

金庸武侠小说中主人公的出身背景很值得深究，以《碧血剑》和《连城诀》中的袁承志和狄云为例；袁承志出身高贵，所以一身顺畅无比，事事如意，虽然小有磨难，但人脉不可阻挡，虽处乱世，但终有属于自己的一片乐土；而狄云出身低下，一身受尽磨难，事事不如意，处处不顺心，虽有绝世神功，然而终不被世俗所容，只能僻处雪谷。由此可见，金庸心中有着门第观决定一切的偏见，也就是说他从内心深处对底层人名有着根深蒂固的轻视，其心可诛。

“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另外，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扶幼的老“规矩”；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从他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再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说，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都教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文化分不开。清初以来近三百年，大批满洲人屯居京城，他们在由满族母语改操汉语之后，培养起了对北京话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隶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到《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隶满洲镶红旗），都是这种语言造诣的典范体现者，老舍是该传统的现代继承人"（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328-32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此，可以说，老舍是现代"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

老舍是北京人，却不是京派的成员。虽然，从老舍作品所表现出的风格特点看，老舍与京派有许多接近之处，如老舍和京派作家都格外重视为现代文明探索病源，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乡下来的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以"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又如老舍和京派作家描写的也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命运和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写得最好的人物也都是"老中国儿女"或"乡土中国"的子民。但是，老舍走的却是"俗文化"的路子，正因为老舍的"俗"，由于他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语言，使他远离当时的"新文艺腔"，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成为了把"乡土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心理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