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在镜中

我认为，生活在中国，我们的问题不是远离历史，而是太容易被裹挟到历史之中：有时只是一念之差，一个偶然，你就悲剧式地进入了历史；而进入的方式常常是被指派为一个丑角，或证明为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前者：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数红卫兵们，后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无声无息被打死的那些人们。】

在我看来，相当代中国文学始终是写在‘家国之内‘，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启蒙与救亡’的主题、‘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所有文化的主流话语都在否定‘个人‘的可能。“ 【党／国家／集体所塑造的意识形态无所不在，个人无法逃离】

九十年代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无处不在的‘镜城’式情境。在一个重重叠叠、彼此映照的文化镜像的包围之中，我们的每一种表达，都可能产生我们始料不及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我们一次的文化突围，都可能构成另一个意义上的落入陷阱。“

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和前景。商业包装和男性为满足自己的性心理、文化心理对女性写作所做出的规范与界定，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暗示，乃至明示传递给女作家。如果没有充分的警惕和认识，女作家就可能在不自觉中讲这种需求内在化，女性写作的繁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就可能相反成为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不是女性自己声音的出现，不是女性的反抗，而成为了对男性心理的满足；不是女性文化空间的浮现，而是对男权的巩固。

因为从没有女性写作的传统可引援，也没有女性经典可参照。花木兰式的情境无所不在。除非我们放弃，退入无人可语，回到我们的黑暗中去。我们不能在沉默中去期待一个乌托邦式的、纯粹的、完美的女性写作的出现。我不接受男性的文化原则，但不可能不正视今天的文化现实，也不可能绝对避免借用、挪用男性的语言和逻辑。因为我们已不在沉默。我们都在男权文化下挣扎、突围。

但我所说的‘描述’是避免简单化，不要被旧有的理论立场和理论预设所遮蔽，不要武断地下结论，不要急着以某种价值判断来结论一种文化现象。“

保持对现实，尤其是今日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的认识， 意味着去指认每一个‘事实’所包含的多方面问题，包括那些与你的立场颇为矛盾的‘事实’，你都必须去直面，并且尝试回答。

我始终在尝试以对种种主流文化的批判，以对同质论和差异论的不断辨析来战胜相对主义。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包含了多种彼此冲突的政治、权力结构，那么我个人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结论之一，是保持对形形色色权力“终端”的拒绝和批判。

我认为并不服务于创作的批评的出现， 是一种健康、正常的现象。文学批评自身可以成为一种有独立意义的表意实践。‘’

任何一个为施虐狂所控制的社会都会早就一批受虐狂。一有社会变动就会欢欣鼓舞或者胆战心惊；似乎政治迫害随时降临，于是立刻选择反抗或者屈服，很快在想象中成为殉道者，或者在现实中成为懦夫。“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须知每一个书写历史的人并不是为了返归于历史之中而书写历史，也是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为了拓清泯灭不可靠的历史的真相来书写历史。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他所生存的今天来书写历史，他假想的读者也永远是今天的读者，他书写历史时永远是在对今天发言。“

当乡土开始成为现代文学最诱人的主题时， 本身正好印证了现代化的进程，因为只有在一个都市化的进程中，乡土才会成为想象和怀念的对象。但这类尝试并不能取代对都市体验的写作。作为一个不甚成熟的想法，我认为现代文化中有市民文化的传统，而缺少都市文化的传统。“

文化研究的兴趣点与文学、艺术评价之间的矛盾与混同“

我认为电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艺术与典型的现代主义艺术。尤其是对后发资本主义／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电影已经成为现代性话语扩张的最有效的媒介，参与推净现代化过程，参与构建现代化话语.......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是与民族危机同时到来的，这里面包括现实生存危机和文化身份危机。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业是与现代化过程几乎同时起步的，那么民族电影就是针对两种危机来构建关于国家-民族的形象。【构建是一个关键词，representation】

因为所谓弱势文化群体的特征，就是被剥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强势文化永远是以具有普泛性文化的面貌特征出现......因此当一种弱势文化开始它的反抗和表达的时候，它只能借助强势文化的形态，借助它们的语言、规范。“

女性个人生活体验的直接书写，可能构成对男权社会的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直接颠覆。

所有需要标明的，都是一种弱势文化“

80年代的非意识形态化，提供了一种借大众文化的形式，以抚慰人群，移置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的恰当对象

假定世界是一个同质空间，假定他们的概括具有某种普遍性，大叙事有某种迷人的地方，好像它能提供一个总体的答案，一个总体的解决方法。它让人‘放心‘——无论从学术传统，还是从人们安身立命来说，大叙事似乎能解决他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