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什么不把犯人关进监狱，而是把人发配到千里之外？

把所有的犯人都关进监狱，会增加本地管理成本，发配到千里之外，还能让他们为边疆事业做一份贡献。

古代的刑罚也是不断变化的，一开始的砍手，剁脚，切鼻子等，也是为了处罚。后来觉得太残忍，而且手足等器官一旦损失，就是终生残废，白白损失一个劳动力。后来这些损害身体的肉刑就逐渐废除了。

后来流放这一刑罚逐渐发展起来，一开始就放就相当于驱逐，就是把罪大恶极的犯人放到一个荒芜的区域，让他自生自灭，免得他祸害一方。

秦朝时对于六国的人员，也大量流放南方，让这些人去开发南方尚未开化地区，让他们给当地带去先进的技术，这算是强制移民了。

后来到了南北朝的战争年月，兵源不足，为了让这些犯人物尽所值，让他们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流放就演变成充军发配。一般都是去守边境，抵御外敌。北朝的流放主要是北方边境，那里条件恶劣，边防也空虚。流放犯人既可以维护国家秩序，又可以补充边防兵力，一举两得。

唐朝中后期战争频发，百姓受到牵连，流放的人也就变多。大量的流放人员造成当地土地资源稀缺，朝廷不得不又特赦天下，让流放的人回到户籍地。为了防止这种事在发生，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一般为期6年的判决。除非遇到长期流放人员，一般不会再有无限期流放。

到了明清时期，流放政策是配合边疆政策实行的。清朝刚入关之时，盛京的流放人员居多，因为盛京作为满清的发源地，需要继续开发。随着满清对俄的战争，发配到宁古塔的人员相应变多。后来黑龙江也成了清朝的主要发配地点，因为这是对俄的重要军事基地。

在古代对待犯人的方式主要有处死、关押大牢，还有一种就是流放。流放在古代可是仅次于死刑的，流放也称为发配，一般发配地点都是千里之外的地方，这正是犯人恐惧的地方。古时候粮食都是很金贵的，不可能把犯人关押后白养着，而发配犯人到了流放之地一般是开荒、戍边或者充军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能作些贡献。

从古至今，落叶归根都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就像古代的大臣们退休之后都会告老还乡一样，所以对于流放之人来说本身就是极大的折磨，还有就是发配的地方都非常偏远，环境会有巨大的差别，客死他乡是这部分人的下场。

古代发配的地方有四川，在战国时期四川是秦国的流放之地，地处偏远路途崎岖又是烟瘴之地，当年的吕不韦发配四川时就走到一半走不到了喝毒酒自杀了；还有岭南，在古代岭南称为“南蛮”之地天气酷热，明朝崇祯皇帝称呼袁崇焕都是南蛮子；还有东北，苦寒之地的东北，在元朝时专门将南方的罪犯流放到此地，而北边的罪犯流放到南方，用以惩戒。

比如明代的大文豪杨慎当年被流放到云南和缅甸交接地区，长达30多年，后来因为父亲杨廷和去世，才被朝廷准许回老家葬父；清朝顺治年间被科举案连累的吴兆骞发配到宁古塔20多年，后被纳兰性德(康熙时权臣明珠的父亲)所救，才得以逃出苦海。

发配是古代的一种仅次于死刑的重型“刑莫惨于此”，这种刑罚自秦汉时就有了，不过当时被流放的大多是犯事的贵族，宋朝时开始正式入律。把犯人发配到边疆的 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边防军力。后来又成为了开发区的劳动力，分极边、烟瘴(四千里)、边远(三千里)、边卫(两千五百里)、沿海附近(一千里)作为执行刑 罚场地。充军重刑在明朝时最盛行，一般在定罪后由兵部发配。

极边的流放地主要分布在极南或极北之地，但有的朝代也将犯人发配到海岛去，宋朝就把海南岛和沙门岛作为流放重刑犯的流放地。沙门岛(位于山东蓬莱县)因为 地处偏僻，四面环水，自五代时起便最为最重刑犯的流放地。幸亏水浒里的林冲没被流放到这里，不然他杀了陆谦那几个狗贼之后，插了翅膀也逃不出去。

不过凡事 都有例外，据说北宋建隆年间，就有八个犯人游了三十多里的水路逃出了沙门岛，这就是八仙过海的传说来源之一。

这实际上是一个立法原则的问题。

在秦汉法律体系下，也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法律（实物为睡虎地秦墓、岳麓书院藏秦简中记载的“秦律”）一直沿用到西汉初年（实物为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再经汉武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等多代修订，之后一直贯穿东汉，适用到三国时代的一系列法律中，“流”是一个非常不常见的刑罚。

因为秦汉法律的立法原则，本质上是“法家伦理化”的，所以，略等于“流”的刑罚是“罚戍”，也就是到指定的边疆地区戍守若干年，但是这里刑罚的“苦”，主要出自“戍役”，而不一定要求如何地蹿远，也不以这种“戍地”的距离，作为这种刑罚的“轻重”标准。

而进入“魏律”系统，也就是三国时代曹魏重新更定的律令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法律儒家化”，也就是法律规范的社会伦理完全以儒家伦理为依归。

《唐律疏议》注解“流刑三”条下解释：

这个《书》即尚书·尧典，“流宥五刑”在当时的解释是，以“流放”作为“五刑”（墨，即黥面刺字、劓，即割鼻子、剕，即斩脚趾、宫，即阉割男性、大辟，即斩首）的宽刑替代，理由是，“不忍”杀伤犯人，所以宽恕他们让他们滚得远远的。

“大罪”则远远流放，最狠的是扔到海外，次一等的是扔到九州之外，最轻的是扔到“中国”也就是文明社会之外，这是唐虞，也就是尧的旧法。

可见，“流刑”出现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对儒家经典的践行。

这个刑罚，出自儒家经典，践行于魏晋南北朝之际，却在唐宋广受诟病， 因为它作为只比死刑低一等的重刑，在惩罚的沉重程度上，唐宋之际反而觉得太轻了。

为啥呢？

因为唐律中的流刑，等于是远蹿之后，在当地附籍，犯罪官员待够年数之后还可以东山再起，除了远离家乡，其他真没什么苦的，甚至不如徒刑实际劳役服刑时间长。

所以宋人就说：

那么，魏晋南北朝定法的时候，为什么不存在这个问题？

根本原因是社会形态的变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生存是以宗族为依托的，上有世家大族，下有寒门豪强，完全的小家庭，在当时的社会生活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与家族共居的权力，远流到毫无社会关系的流放地，其生活必然困苦不堪，实为苦事。

而到了唐宋，尤其是宋朝，地方开发已见成效，所谓的流放地也是汉人聚居区，且本人的生存早已脱离了家族的荫蔽，自始至终都是小家庭的形态，所以，哪怕是流放，入籍之后，照样可以出头。所以，不以为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朝发明了“刺配”，一种结合了“杖”、“黥”、“流”的复合刑罚，也就是《水浒传》中说的“杀威棒”+“刺面金印”+“流放三千里（边关军州）”。

这一套打法，到了元朝，基本弃之不用，因为他们有更狠的解决方案，就是南人流北，北人流南，流放入军，也就是编入军队，终生不得脱离，这就成了彻头彻尾的苦刑了。

到了明朝，《大明律》其实已经逐步淡化了流刑的存在，即实际操作中回避流放三千里，而改为输役。而到了清朝，我们常听电视剧说的“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又一次兴起，而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清王朝本身奴隶制残余的一种司法表现。

所以，综上所述，虽然我们说“古代”，看似是一体的，其实2000多年来用种种变化和反复，不能一概而论，唯有详细了解之后，才能窥得端倪。

把犯人流放到千里之外，在古代可以说是一种暴政。因为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可能要走上几年，有的犯人还没走到，就在路上颠簸死了。看看那些非洲早期被贩卖的黑人奴隶，由于恶劣的条件，在路上就死了一多半。

还有，古代统治者对犯人的一种惩罚手段是“不忍刑杀，流之远方”，即“流放”。在当时统治者自己看来算是一种“仁慈”施政了。多年以后，著名作家余秋雨到了这些流放地参观时，不由发出感叹：“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流放在古代是刑罚的一种，介于关押与死刑之间。

古代各朝的律法，不像今天法律这么完备，有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区分，还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各种细分。

在古代，像叛国、反叛、谋杀、通奸等重罪，一般就斩立决或者秋后问斩了。

斩立决的那种，死法就多了去了，仿佛烹饪一般，凌迟、吊死、砍头、腰斩……

老百姓一般是秋后斩，以免耽误农收，在古代农业生产落后是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这种，一般关个一年半载就差不多了。除非是朝廷要“特殊关照”的要犯，正常百姓不会被关押的时间太长，还是因为古代劳动力有限，农业水平也不高，不能浪费太多时间。

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罪过就比较尴尬了，犯的罪不小，但不至于被杀，又要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流放便成为非常好的选择。

首先，流放是体现皇恩浩荡的一种表现。

有很多情况，是可以被朝廷“咔嚓”掉的，但赶上大赦或者皇帝念犯人劳苦功高，免了死罪，改为流放。

毕竟不是死刑，流放还有机会翻身，犯人大多会感谢皇帝的。

有很多官员就是流放之后，又重新被起用，迎来第二春的。

其次，流放可以充实边疆。

古代流放之地，多为未开发的荒蛮之地。发配犯人到这些地方，可以有效地开发当地，增加耕地、提高经济。

年轻力壮的犯人还可以充实到边军，增加边防实力。

第三，减少成本。

如果都关押在当地的牢狱之内，势必会增加当地的成本，因为需要配备相应的牢房、管理人员等。

第四，可以减少腐败现象发生。

如果关押在当地，犯人又是当地大户，自然少不了贿赂，以希望犯人在里面少受点罪。甚至还会出现疏通关系，被提前释放的情况。

而牢狱的管理人员，也会因为腐败，向犯人索取好处。

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不如发配，还能增加GDP。

以上。

古代为什么把犯人分配到很远的地方呢？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为啥这么说呢？听我慢慢讲，慢慢吹。起码你这道题是问对人了，毕竟我是一个专业的小学生。(前排卖瓜子，汽水，花生，可乐，雪碧，还有啤酒哦。需要的滴滴)

在以前古代，粮食并不多，你要知道这个，所以很多时候，粮食不够了，大牢的犯人根本根本的养不起来。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把犯人放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进行改正。

这也就是现在的劳改所吧，哈哈哈。这也是个根本的原因。

在《水浒传》这种小说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犯人被千里发配的场面，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啥不就近把犯人关进监狱，反而费了老大劲、还搭上几个衙役来回折腾呢？

实际上，这两种方式并不冲突。关进监狱、发配千里很多时期是并存的，二者都是古代刑罚的一部分，它们的出现、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于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核心，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那就是“五刑”，但在不同朝代，这一概念的含义并不一样。

早在夏朝时，就出现了“五刑”的说法，“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当时的刑罚大大小小名目众多，但总体上是以肉刑为主，包括以下五种：

墨刑，也叫黥刑，首先在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炭，终生难以清洗；秦末名将英布就是个代表。

劓（yì）刑，也就是割掉鼻子；战国时期被商鞅拿来当典型的公子虔就惨遭此刑。

剕（fèi）刑，也叫刖（yuè）刑，砍掉脚/膝盖以下；相传孙膑就照此刑罚：“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但这一说法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孙膑是被挖掉了膝盖骨而已。

宫刑，即阉割；这个就不多说。

大辟，直到隋朝之前，这都用来通称死刑。

以上五类，程度由轻到重。

可见，当时并没有流放这种刑罚。

那么有没有监狱呢？有，不过当时叫做“丛棘”，指的是用荆棘编织成围墙，用来把战俘、奴隶关在里面以示惩罚。“系用徽墨，置于丛棘”，指的就是这种惩罚方式。

商朝基本完全延续了夏朝的五刑，只是有些许变化而已。同时，此时已经还逐渐形成了用材更高级的监狱，叫做“牢”，主要是用来关奴隶、防止他们跑掉；

周王朝也继承了五刑，一共包含3000种详细的名目：“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除了这些肉刑之外，还增加了赎刑、劳役刑、拘留刑等补充类措施，这算是更加文明。

而劳役、拘留，就跟监狱有关。西周的监狱有很多称呼，有囹圄（这个我们熟悉，身陷囹圄这个词用得较广）、圜土、狴犴 （bì àn）等。

一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劳役、流放这两种刑罚才开始被广泛采用，但最初的出发点跟文明与否关系不大，只是随着诸侯竞争的激烈，各方迫切需要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因此，“徒役”这种把人关起来劳动的做法逐渐广为采用，而把犯人流放到偏远的区域戍边、开发耕地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此时，五刑的内涵正式变化，肉刑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改成了笞（chī）——抽打、杖（可以理解为行刑工具更粗大）、徒（干活）、流（流放干活）、刑（死刑），五种刑罚由轻到重。

到了秦朝，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侮辱刑、财产刑等新花样，前者是剃掉人们的毛发，以羞辱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人；后者顾名思义，就是用钱消灾，或者没收财产等。同时，秦朝的监狱也有了新的发展，分为了中央、地方两类。

汉随秦制，西汉初期对秦朝的刑法也是继承的比较彻底。不过其后有两大变化：

首先，刑罚逐渐减轻。汉文帝时期废除了肉刑，以笞、杖代替（缇萦救父的典故）；而汉景帝时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减少笞、杖的数量，避免大量犯人被打死的情况。（不过在实际上，肉刑仍旧没有被彻底取消，汉末及三国就曾多次出现系统恢复肉刑的呼声）

其次，监狱更加系统、人性化。直到这时，监狱才被称为“狱”；被关进监狱里，除了要干活外，一般是要吃些苦头、挨点肉刑的。同时，还对监狱进行了细分，有了专门的女监，施行阉割的场所“蚕室”；此外，对于监狱的管理也有了具体的要求，比如不能殴打、羞辱犯了罪的官员，不能对老人、孕妇动刑，允许犯人上诉伸冤等等。

总体来说，汉代是古代刑罚发展的新阶段，这也是儒家思想得到推广的重要体现，得益于仁政这一概念的包装，刑罚体系向着更加规范、文明的方向发展。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刑再次有了新的进步，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由陈群、刘邵等人操刀对繁杂、混乱的律法进行编修，形成了新律。它规定：“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具体而言，“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

而到了西晋，随着泰始律的颁布，上述7种、37等刑罚被再次简化成了5种，大幅减少了残害人们身体的名目，还缩小了连坐范围。由此看来，不靠谱的司马氏还是能干点实事的。

到了隋朝，“五刑”才被正式定型。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命令高颎、郑译、杨素、裴政带领十多人编修新的律法，就其内容来看，堪称中国古代刑罚史上的伟大进步：

首先，废除了历代以来的枭刑，即将人斩首后、首级悬挂示众的残忍刑罚，同时还取消了车裂、鞭刑；

其次，除了谋叛及以上的重罪外，不再族诛、连坐。

第三，对于五刑有了严格的规定：

死刑分为绞、斩，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花样；

流刑分三种，2000里,2500里，3000里；

徒刑共分为五等，最短1年，最长三年；

杖刑也分为五等，最少60，最多100；

笞刑同样五等，最低10下，最高50下。

此外，还明确了众多减罪的渠道，比如花钱、用自己的官品/官职抵罪等；明文规定不能对犯人肆意严刑拷打（拷打最多不超过200下）；刑具大小严格规定，杜绝借机报复、虐待犯人。

还有一项最难能可贵的进步：寻常老百姓也有权利伸冤，如果县里不受理，可以直接找郡、州衙门；假如郡、州仍拒不受理的，可以直接向朝廷申诉。这些动作都是受朝廷支持、保护的。

在隋文帝时期，正是在这种更加文明的司法体系的庇护下，才出现了辉煌的“开皇之治”，可惜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最终败坏了这些成果。

唐随隋制，唐朝也保留了隋朝的“五刑二十等”的刑罚体系，并将其写进了唐律。在那时，这是有史以来最轻的刑罚，被称为刑中典范。在这种体系下，徒、流，即关进监狱服徒刑、发配千里的流刑成为了中心；只是后者的惩罚更为严重而已，毕竟中国人乡土观念根深蒂固，被迫背井离乡无疑是一种严酷的惩罚。

而在后世的封建王朝，对于隋唐的五刑体系极少有大的改动，顶多只是有些细节上的与时俱进，比如宋朝流行“刺配”，小说中无数梁山好汉深受其苦；元朝名义上沿用五刑，但同时开了历史的倒车，公然允许私刑；明清都增加了充军刑、廷杖。至于我们熟知的“监狱”一词，正式出现在清朝。

古代有些人要收监的，有些人要发配的，那叫做发配戌边。因为将一些当官的或者有名望的人，发配到边疆去，其实从某些程度上来说，那是守卫边疆人口迁移的一种策略。

中国古代是人少地多，嗯嗯，大家又是归乡情结很严重，恋土情结很严重，一般人口迁移伴随的就是武装暴动，而这一种了犯罪的人进行不断充军的方式，还是可以作为人口迁移的一种有益的补偿。

流放千里，一个是达到了警示的目的，另一个又达到了开放，开发边疆的目的。

发配是古代刑法的一种惩罚形式。是根据犯罪的轻重程度来发配远近。发配也是到外地坐牢，或劳动改造。发配得越偏远越荒凉就是罪行越重。而并非不关监狱。发配还有一种是充军，就是送你到危险的边疆去当兵守边防。守边防应该是很艰苦的工作，过去边疆经常发生战争，守边防意味着要牺牲，一般人都不愿去。所以发配充军守边防应该是一种较轻的惩罚，至少还有行动自由，如果立了军功可能还可以回家。

为何古代对待犯人，不是就近关在监狱而是发配千里的荒凉之地？

其一、还是要从财物说起，古代生产力低下，朝廷的财政收入不高，还要分担全国方面的财政需求，如军饷、抗洪、地震、饥荒等等等。如果把犯人关在监狱，朝廷不可能把人活活饿死，那么就要管他们的一日三餐，伙食可以不用很好，但总是要有粮食付出的，这样的人少的话还能撑着，如果全国的犯人的话就养不起了。要知道在古代，凡是犯罪稍大点的罪，都要牵扯到家属亲戚，就是株连性质，这样一个案件判下来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人，全都关在监狱，每天的伙食就是给政府的一大负担。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把犯人关在监狱都不如把他么流放千里之外都来的更加合适。

其一、在没有战争状态下，把犯人流放千里之外的边疆地区，可以增加边疆的人口，让犯人在那里劳役或种地，不但可以解决犯人的温饱问题，解决国家财政负担。并且，这些劳役中的犯人还能为朝廷提供他们所创造的剩余财富。在苦寒之地，吃尽苦头，磨炼犯人的脾气性格，让有些穷凶极恶之徒改过自新，不敢再作乱。如果在劳役中累死、病死，在消息封锁的古代，政府直接可以无视，犯人的家人自打知道自己的亲属被发配边疆起，就已经做好犯人必死的心里装备，这对朝廷来说没有任何舆论压力。

其二、犯人除了在边疆发展农业外，还有一个重要价值体现：充军保卫边疆。和平状态，犯人劳作为军队提供军粮；战争状态，这些犯人就被拉入军队中去战场杀敌。与其把他们处于死刑，不如给这些犯人一个机会戴罪立功，这就很合理的利用了人性，朝廷也不会让他们白白送命。虽然流放后的生活会很惨，但大多数人还是会坚强活着，因为朝廷会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

总之，朝廷给了这些犯人提供条件，让其为社会创造财富，减轻财政支出，戴罪立功还能造福于民。这样的安排是比较合理的，怎样都比关在暗无天日脏乱差的监狱里强，这也是古时朝廷最想要的结果。

发配在古代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重刑。这种刑罚在秦汉时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宋时，因为多战事，且急需兵源，于是发配犯人到边疆就是一种充配军力的方式。把犯人扔到边疆去，英勇杀敌还能建功。要是不幸牺牲，那也是以戴罪之身为国尽力了。

流放的地方一般都是极寒，极干的偏远荒凉之地。把那些重刑犯放在那些不毛之地，自生自灭吧。煎熬折磨你，几千里没人，得不到家人的讯息，气候恶劣，吃不饱穿不暖。承受着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那滋味可不好受啊。

发配边疆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开发边疆。边疆条件恶劣，一般人没人愿意去。但是边疆往往是军事要地，起着拱卫内陆的作用，所以不能扔掉不管。朝廷就通过发配的方式，把人弄过去，一方面接受劳动改造，一方面开发边疆嘛。平时就种种地，要打仗了就是兵。

同时，发配流放还能显示皇帝的宽厚仁慈之心。这犯人本来该砍头的，为了显示朝廷的宽容。得嘞，不杀了，把他发配到边疆去吧。边疆苦是苦点，但是头在啊，还不赶快谢主隆恩，高呼万万岁？

发配是劳改的最早方式！古代设立监狱的初期就已经有配属劳动改造了。这主要是因为物资生产不足的时代，犯人需要吃喝费用，看管犯人也得吃喝费用，这些肯定不能由国家出了。在虞舜时代，发明监狱的司法首领皋陶就提出了部门独立，都得自己劳动自立更生。

在社会建立初期，只有都城有建立监狱，各地人犯法就会全部送到都城去，然后由监狱总长安排任务带领干活。一般就是打扫卫生，劈柴烧火，开荒垦林，耕田犁地。但是随着都城发展的越来越完好，都城里没这么多活给这些人干了，于是才有了发配这个词，为的是把人发配到需要有这些事可以做的地。

由于古代生活环境恶劣，像边疆地区很少有人愿意去，而国家往往又需要派遣部队驻防。就需要有人去做屯垦，这时候犯人就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发配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充军。

古时候有一种叫做流放的刑法，这种刑法虽然能保下一命，但被流放至其他地方，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在流放的过程当中，会有衙役进行押送。因为送犯人去的地方比较远，来回少说也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且一路上还风干露宿，日子过得挺辛苦的。按照常理来说，这就是一个苦活累活，这些官差们应该不想接这个活。但结果恰恰相反，他们都会争先恐后的接下押送犯人的活。其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跑一趟的收入很高，有钱赚，大家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官差们押送犯人赚取的钱财主要来源于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犯人或是犯人家属给他们的钱。流放的路途很苦，犯人们又带着手链脚链，行动起来也不方便。为了让犯人们好过一些，犯人的家属就有可能会塞一些钱给官差们，请求他们一路上照顾着点。

若犯人们是举家流放，那他们肯定就会将自己全部的财产送给官差以此获得一些照顾，毕竟在流放的途中很有可能遇到意外情况。比如伤风感冒，受伤等等，这时候若是官差们不给他们请大夫，那这些人通常就会死在路上。所以总的来说，犯人们想要过得好，就必须给这些官差塞银子。

若犯人们一家老小都没有钱塞给官差，那他们也有第二部分收入，这一部分就是衙门的拨款。押送犯人这是一个任务，一路上这么远的距离，犯人和官差们也还得吃住，因此衙门也得给他们路费钱，而且这一部分钱还不少。官差们只需要在犯人的身上省一点，那他们就能留下一大笔钱。

上面这两部分都是官差们押送犯人途中主要的挣钱来路，若是犯人家属给他们塞了钱，那他们就会在第二部分钱上少扣一点，让这些犯人们活到目的地。但若第一部分钱财来源断了，那他们就会在第二部分上大力扣除，而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让犯人死在半路。这样既赚了一大笔钱，又能很快就回去。所以不管怎么说，官差们跑这么一趟，收入是很丰厚的，这样自然就有很多人抢着来做这一个活了。

谢邀，古代为什么不把犯人关进监狱，而是花大功夫把犯人发配到千里之外？

“流刑”开始于秦汉时期，是将罪犯遣送到边远地区服劳役。到了南朝宋时期的“黥刖之制”就是在犯人俩頰刺墨“劫”字，在切断犯人俩脚筋。再流放到边远州。那时的发配，黥、刖、流刑一起用。这种制度发展到五代，到了宋、辽黥刖流变成了“杖（刑）”刺（配），这个相对要比刖刑好一点，但杖刑也照样难捱，少则二十杖，多则四十杖。然后发配充军服劳役，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刑法，不过流放毕竟是给了罪犯一种生的机会，是统治者罪犯在利用的一种，可以说是比死刑要仁慈的一种刑罚。发配到边远主要就是服劳役，服务边疆官兵，其次是被编入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