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撰成于元代，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修成以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好评。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但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
金史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评价，主要在于它纂修的准备时间比较长，有了比较好的史料准备。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着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了。元朝建立后，金朝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开始着手搜集、整理金代的历史资料。卫绍王朝没有实录，现在卫绍王本纪中的材料都是中统三年王鄂收集的；金朝迁蔡州之后，史书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着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这一段亡国的历史始末记载下来。因而金代历史文献保存得比辽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注意搜集金代史实，如金末文人刘祁着《归潜志》、诗人元好问着壬辰杂编(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实。可见元末修金史，既有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补缀，还有刘祁、元好问等人的着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其所依据与《辽史》纂修时所据要丰富多了。加上这些资料又已经过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编纂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撰写时面对一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于是金史比辽、宋二史高出一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十四史》
历次修金史，除依据张万户献上的实录外，还有就是金朝末年两位学者的着述，即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金亡以后，元好问以编史为己任，听说金实录在张万户家，就向他表示，愿修金史，希望看到金实录，但没有如愿。不过，他没有灰心，并且说：“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于是就在家里着述，“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名之为“野史”，即壬辰杂编一书。刘祁的《归潜志》也是元代编写金史的主要史料之一。元好问和刘祁二人亲身经历了金末的丧乱之事，书中所论都是耳闻目睹，且二人文笔又好，所以金史中有关金末历史的记载，写得十分生动，使人读之历历如见。
在编写体例上，金史也有创新。书中的本纪第一卷，不是从阿骨打开始，而是以世纪为开始，追述阿骨打以前十代的事迹，便于读者对女真先世在氏族部落时的社会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本纪的最后一卷，又增加了世纪补，用以记述熙宗的父亲景宣帝、金世宗的父亲睿宗、金章宗的父亲显宗。这三人原来都是大臣，只是由于他们的儿子做了皇帝，不便列入诸臣传，所以又立世记补。这种体例，后来为《元史》、《明史》所效法。金史里还可以看到交聘表，这是用表格形式把金与宋、西夏、高丽等国和战，以及它们之间的往来诸事，一一记录下来，读起来一目了然。
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
金史的志书内容比较详细，共有三十九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五种写得不错，能反映出金朝社会的基本特征。
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有的重要事情没有记载，如天会十年（1132年）金立的伪齐迁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伪齐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国大事，金史中一概不书。此外，金史列传中的人名杂乱，一人多名或译名不一的现象很多。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明史》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赵翼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廿二史札记》
白寿彝
《明史》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正史。《明史》修纂日久，又有前诸史修纂之经验，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尤其是隋、唐以后诸史中，更为突出。—— 《中国通史》
余秋雨
《明史》后来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我们直到今天还要承认的事实。——山居笔记 · 一个王朝的背影
刘庭华
《明史》体例严谨，首尾连贯，材料翔实，文笔简洁，舛误很少，是自清代以来史家公认的一部质量上乘的史著。相反，《元史》的编修，由于迫于朱元璋政治需要的压力，历时11个月共331天，31人参加，组织领导工作紧迫、匆忙、粗乱，近180万字的巨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草成，根本没有时间来核对史料的真伪和问题的分析比较。确切地说，《元史》是史官们迫于政治压力抄撮而成的。因此，《元史》的舛误甚多，内容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的地方随处可见。——中国历史是干部的教科书
后汉书
《后汉书》由南朝刘宋时的范晔（398年－445年）所著，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章怀太子李贤注，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刘昭注，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
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新唐书》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本书胜过旧唐书的地方。《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新唐书》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
《新唐书》以清新质朴的语言特点为后世人赏识。也有了巨大的影响。
《史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而完成。《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文学影响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汉剧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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