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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卿心少别离,不知道是不是

武则天废除合法皇帝（她自己的儿子），自立为帝，改唐朝国号为周，当然算篡位。

武则天权力欲极强，高宗时，在控制后宫、稳定后方的基础上，开始左右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高宗去世后，为达到其大权独揽的目的，大肆屠杀李氏宗族，就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放过。四个儿子中，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被其害死，另两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傀儡皇帝中宗李显、睿宗李旦，在其淫威下苟延残喘，甚至被迫改姓武氏。另外，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任用酷吏，一时人人自危。

个人生活糜烂，宠信面首张易之、昌宗兄弟和薛怀义等人，设专门机构豢养面首，搞得内宫乌烟瘴气。

在继承人的选择上，大位是传给儿子还是武家侄子，举棋不定。李氏虽屡遭打击，依然是人心所向，武氏子侄，多是草包混蛋，难堪重用。加之最终认清儿子和侄子孰亲孰远问题，最后被迫还政李氏，弥留之时，大臣张柬之等通过神龙政变，唐朝复国。

武则天心如蛇蝎，冷酷无情。从人伦角度来讲，没有可取之处。但武则天上承贞观，下启开元天宝，这一时期国家政治没有大的波动，百姓安居，生产持续恢复。武氏死后，唐朝发展迎来开元之治的巅峰。

应该不算篡位，因唐朝的体制基本上继承的，只不是男人做皇上换成了女人做皇上。

当然不算，武则天最后还是把王位还给了儿子李显啦。

由于武则天年轻的时候，受到了男权社会的歧视，所以晚年干脆称帝，找几个面首，故意侮辱一下男权社会的……男性皇帝的穷奢极欲的后宫三千佳丽。

不料这一举动，严重的得罪了男权至上的封建余孽们，千百年来，这些封建余孽们，不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咬文吐字，积心竭虑地辱骂，抹黑武则天，意图把武则天描写成十恶不赦的“淫妇”，似乎只有这样子做，才能满足封建思想男人们“畸形”的快感，和自尊心。

其实武则天治理国家，也丝毫不逊色与男人。她延续了唐朝李世民的法律法规，任用了狄仁杰等等名相，共同治理天下，社会治安也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国家也管理的井井有条。

重要的是，武则天临死之前，听从了狄仁杰的建议，把李唐天下还给了儿子李显，更是彰显了武则天的明智之举，与伟大。

可是，那些封建余孽们对这些优点视而不见，只知道好像现代的网络水军键盘侠一样，闭上眼睛乱喷一气…………哎！不知道怎么说这些人好……？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第一位真正的女皇帝，她经过几十年的宫廷斗争，熬死了唐太宗和唐高宗，最后在自己晚年登基称帝，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过这里倒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为何武则天要改大唐的国号为“周”呢？接下来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大家解开疑问。

武则天的父亲名为武士彟，是唐朝的开国功臣，被封为应国公。武则天在出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她接连哭了七天七夜，这可把武士彟急坏了，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哭泣的小孩。

路过武府的袁天罡听到武则天的哭声之后就去看了一下，他发现武则天有龙凤之相，并且预言将来必是一国之君。随后他在武则天的耳边悄悄说了一句：“文臣武将已归位，请君莫担心。”结果武则天就不哭了。

武则天长大之后被唐太宗选为侍女，虽然被临幸了，但却遭到了冷落，被迫在感业寺出家，唐高宗登基后，又重新将武则天接回宫中。武则天在经历了宫廷的残忍斗争之后，在心里，唯有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她先后击败了王皇后与宰相长孙无忌，成功地主宰了整个唐朝，唐高宗去世之后，武则天废黜太子，亲自登基称帝，成为了君临天下的一代女帝。武则天登基称帝的历程十分艰辛，不过在他登基之后就立刻改了大唐的国号，重新确立国号为“周”。

武则天其实心里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登上权力的鼎峰必然会招致天下人的非议，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她任用酷吏，对那些敢于非议自己的人实行血腥镇压。她觉得这样还不够，为了能够让那些人心服口服，让他们觉得自己登基称帝是顺应天命，于是她做了一件大胆的举措——废除大唐国号。

武则天其实对李唐皇室还是充满怨恨的，尤其是对李世民，因为全是拜他所赐，自己才会进入感业寺，受尽凌辱，想要报复他，但是自己却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整李世民，如果做的太明显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到时候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她想出了废除大唐国号这一招，这样一来既能够堵住了文武百官的嘴，又能够好好羞辱李世民，何乐而不为呢？

武则天既然废除了“唐”这个国号，那么她就必须重新给大唐定一个新的国号，我们都知道武则天选择了“周”，那么为何武则天要选择“周”作为国号呢？其实在唐朝人的眼中，之前的中原上只出现过两个超级强国，一个是周朝，另一个是汉朝。

周礼

当初李世民登基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汉法，因为他效仿汉武帝，将大唐建立成为一个超级强国，之前说到武则天对李世民有仇，所以选择她就选择了“周”，寓意效仿周朝，推行周礼。

这样一来不仅为自己登基做皇帝找到了一个借口，也堵住了天下文人的嘴，毕竟文人当中儒生占据绝大多数，而儒家又主张推行周礼，这样一来武则天这一招可谓是两全其美。

武则天在定下“周”之后怕还有人反对，为了能够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让那些人找不到反对自己理由，于是她宣称定国号为周是天命所归，那么什么是“天命所归”呢？

在姓纂中有一段非常重要，其内容是：“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为氏。”翻译过来就是周平王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手上有一个纹路很像一个“武”字，所以以后他就以“武”为自己的姓。

这么说来武氏的老祖宗是周文王，是周氏王族后裔，再远一点，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轩辕黄帝了。中国人都擅长给自己找祖宗，这样一来，武则天对外称自己是周文王的第四十代子孙，是真正的周室王族后裔，选择以“周”为国号自然是顺应天命了。

这么完美的解释恐怕没几个人能够反驳了，看来武则天为了能够让自己顺利登基当上皇帝也算是煞费苦心了。其实，对于武则天来说，改国号只不过是铺垫而已，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从一个辅政的角色变成一个执政的统治者，让自己可以君临天下，实现自己主宰天下的愿望。

综合以上几点武则天更改国号实则是篡位。

人家很厚道的，拿去玩了几天又还给李家了。

当然算篡位了。

她改不改国号都是篡位了。李唐皇室又没有绝嗣，她废中宗，立李旦为傀儡。到这一步嘛 垂帘听政的几个太后也都干过或者有权这么干 所以也还能接受。

但是后来，她称圣神皇帝改唐为周，把睿宗改为她的太子，还把人家李姓改武姓。这就过分了。

而且重要的是你从后世唐玄宗把她的皇帝号去除就能看出来。后世的唐的统治者是不承认她皇帝位的正当性的。既然得位不正，那当然是篡位了。

谢答悟空：你说呢连国号都改了。还不算篡位？

历史上真正的女皇只有一个武则天！

难到还要灭绝了李姓血脉，屠杀了所有不拥护她的大臣和人民。

自己编写一个新体文字。换上其它语种才行吗？????

她还真的自己发明过文字。最著名的就是这个曌字。拼音（zhao）四声。

她几乎完美。才智美貌，眼界胸怀，诗词歌赋，无不精通。

私下笑谈。

直到李世民去世，李治登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迹象明显。

曹操曹丕父子 曹操是一位枭雄奠定了魏国的基础 曹丕子承父业废汉帝称帝 做的也不错 可惜后人能力不足 被司马家夺了江山 还有就是司马炎 多了魏国天下 灭吴国 是中国有了一个短暂的统一局面

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魏文帝曹丕，晋代司马炎，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

大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汉族，是明朝第三位皇帝，1402年－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故后人称其为永乐帝、永乐大帝、永乐皇帝等。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5月2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南京）。早起被封为燕王，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为了提防朱棣造反，建文帝朱允炆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随后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驻开平，并调走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后发动靖难之役，起兵攻打建文帝 。1402年在南京登基，改元永乐。 朱棣在位期间改革机构，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巩固了南北边防，维护了中国版图的完整。多次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友好往来。 同时还命人编修《永乐大典》，疏浚大运河。1421年迁都北京，对强化明朝统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位期间将由靖难之后的疮痍局面发展至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盛世，史称“永乐盛世”。 朱棣驾崩后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长陵。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明世宗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

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公元618年，隋炀帝被杀之后，李渊建立唐朝，立大儿子李建成为太子。

但随着李世民的功名日盛，李建成开始排挤李世民。是年，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亲信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目的是掌握兵权并趁机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在危急时先发制人，发动了著名的玄武门事变。三天后，李世民便被立为皇太子，从他父亲李渊手里接过实际的皇权。随后不久，唐高祖李渊禅位，李世民即位，是为太宗皇帝。

唐太宗即位后，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终于成就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贞观之治。

朱棣 明朝第三代皇帝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第三代皇帝，1402－1424年在位。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役，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明成祖在位期间完善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开拓疆域，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发展到顶峰，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明成祖也被后世称为永乐皇帝或永乐大帝。

历史上篡位的人很多，但是顺利当上皇帝并且做出丰功伟绩的很少，比较出名的有:

一.唐太宗李世民

这个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中国历史上很出名。李世民由于能征善战，部下聚集了能武能文的人，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哥哥和弟弟，使父亲退位，坐上皇位，虽然手段不怎么的，但他开创了“贞观之治”开创了大唐的繁荣局面。李世民虚心纳谏，不计前嫌重用钱太子的幕僚魏征。大唐在他的治理下，对内选贤用能，百姓安居乐业，对外积极开疆拓土，拉开了大唐繁荣的帷幕。

二.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原为后周大将，因为在部下和弟弟的助推下，上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使四分五裂的华夏大地再次迎来统一的局面。随后又“杯酒释兵权”解决了地方军阀拥兵自重的难题，使大宋国力强盛。

三.杨广

杨广，隋文帝的次子，公元581年被封为晋王，在建立隋朝的过程中屡立战功，一直想取代兄长的太子之位。公元604年，父亲病重，杨广带兵包围皇宫将父亲杀死，最终坐上皇位。在位期间开凿大运河，使南北连接一体，经济繁荣发展。

四.朱棣

明太祖朱棣也是能文能武，由于看不起文弱的侄子而夺了皇位。在位期间，重开运河，营建北京，征服安南，五出漠北，七下西洋等等，让他名垂青史。

篡位做皇帝的，掰着指头算，咱们中国历史上也就那么几个。新朝的王莽，东汉的曹操，魏晋之际的司马懿，司马昭父子，东晋末年的刘裕，北周的杨坚，后周的赵匡胤。做的最成功的是杨坚，其次是刘裕。

咱们一个一个来评价，王莽此人开通了篡位做皇帝的先河，太过于急功近利，什么事情都是欲速则不达。王莽改革，本意是好的，但朝令夕改，令官吏百姓不知所从，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结果导致四海鼎沸，民心沸腾，赤眉，绿林，铜马，乘势而起，仅仅坚持了十四年，王莽的新朝就在一片喊打中轰然倒塌。曹操此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北方地区群雄割据的局面是曹操平定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没做皇帝，未能完成大一统。但曹操可能是篡位里面最明正言顺的那一个，就像是一颗果树，自己栽的，说的过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傀儡皇帝曹髦忍无可忍说的这句话，流传千年。年轻皇帝心里愤愤不平，想要先下手为强，结果司马昭被劫杀于南阙。不知孟德泉下有知，作何感想。一报还一报，天道好轮回，高贵乡公对着山阳公，谁也不比谁强一点。但司马家的天下得来的太过容易，司马炎也不是一代雄主，德不配位，统治集团迅速走向享乐腐化，在继承人问题上，选了个傻子做皇帝，结果，贾南风专权，八王之乱，短短的数年，西晋轰然倒塌，徒令人扼腕叹息。刘裕和曹操差不多，功劳太大，但刘裕做的不如曹氏的地方是，篡位以后大杀前朝皇族之后，开了个坏头，从此以后，但凡改朝换代，皇子皇孙，几无遗类。但天理昭昭，报应不爽，看看刘宋后来的几个继承人，也只能说句天道好轮回。杨坚是所有篡位做皇帝里面做的最好的那个，作为开国之君，杨坚的开皇之治，千载以下，犹有美名，比之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也毫不逊色，杨坚建立了隋朝，结束了之前两晋南北朝的乱世，在位期间，国家的生产力得到长足恢复，经济指标达到了封建历史的巅峰，“开皇之治”，创建了封建时期小农经济的巅峰，他所做的事情，在之后的朝代都没能达到，可谓是少见的英主。赵匡胤以宋代周，但做的并不够好，杯酒释兵权，加强中央集权，沒有错，但重文轻武，以至于有宋一朝，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状态，华夏民族基因里的雄武血性，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逐渐消失了，幽云十六州一直未能收复，给北宋的灭亡留下了极大隐患。个人浅见，欢迎探讨。

李世民算半个篡位，朱棣是百分之百篡位皇帝，篡位皇帝多。还有很多是逼宫。做得好，没人骂，篡位逼宫做得不好，当时（世）没人骂（不敢），民间腹诽谁也没办法。以后就会公开骂他和他子孙三代（夸张到祖宗十八代）！中国人就是这样！

历史上通过篡位登上皇位的不少，做皇帝做的很成功的却不太多。

最著名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了。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及二人的老婆孩子。然后逼迫李渊把他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不久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李世民为帝之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宋太祖赵匡胤。后周显德六年，周世宗柴荣驾崩，死前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次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己做了皇帝。赵匡胤最大的贡献在于恢复了华夏地区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五代十国以来近七十年的藩镇割据混战局面。饱经战火之苦的百姓终于有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宋太祖有着完美的人格魅力，心地善良，嫉恶如仇，宽厚大度，好学不倦，勤政爱民，不近女色，崇尚节俭等等，是一个好皇帝。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打败建文帝，自己登上皇位。朱棣在位期间，改革机构，巩固南北边防，维护了中国版图的完整。多次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友好往来，命人编修永乐大典，疏浚大运河，在位期间发展经济，使国力变得更加强盛。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通过篡位成为皇帝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不乏开国皇帝，也不乏圣主明君。被动篡位和主动篡位

所谓“篡位”，官方的解释是：臣子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来谋夺帝位。就是说，皇帝没有传位给你的意思，是你自己通过手段，或者巧取，或者豪夺，取皇帝而代之，这个过程称为篡位。

一般来说，产生篡位这种事儿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随着臣子在朝廷中的势力不断增大，认为皇帝软弱可欺，自己也有欺负皇帝的能力，所以干脆自己出手取皇帝而代之。比如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都属于此类。另一种是时任皇帝并不软弱，甚至很强势，但对个别臣子很不公平，甚至逼得这个臣子走投无路，最后直接出手取皇帝而代之，比如明成祖朱棣、唐太宗李世民都属于此类。

相比来说，前者是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主动出手的，篡位这个说法更应该更实至名归一些。

杨坚，公元541年生，弘农郡华阴人，北魏柱国大将军、随国公杨忠长子。天和三年（公元568年），杨忠病逝，27岁的杨坚袭其父爵位，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时任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虽对杨坚多次有所疑，但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北周宣帝，宇文赟即位，立杨坚的女儿杨丽华为皇后，杨坚成功升级为国丈。但宇文赟这个姑爷对杨坚这位老丈人并不怎么友好，相反多次打算除掉杨坚，但都因杨坚行事稳妥，找不到过硬的理由。

大成元年（公元579年）二月，年仅六岁的北周静帝宇文阐即位。皇帝年幼，随国公杨坚便打起了外孙宇文阐的主意。宇文阐即位后，升任杨坚为丞相，更为杨坚的下一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迫使外孙宇文阐禅位给自己，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史称隋文帝。

登基后，杨坚先后灭了陈朝和西梁，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八月实现了天下一统。在位二十四年，励行节俭，澄清吏治，使民生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称开皇盛世。在政治制度上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并创立了科举制度。在此后的一千余年的封建王朝时期，这两项制度被后代所有王朝沿用，直至满清灭亡。

杨坚登基后，重用了自己小姨子的儿子，封其为唐国公，这个大侄子叫李渊。李渊历经随文帝、隋炀帝、隋恭帝三位皇帝，身份也由大侄子上升为表哥，再升为表叔，爵位也由唐国公晋为唐王。

那最有名的肯定是李世民了

李世民连毛主席都夸奖过的人，肯定能算得上是成功了。

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和自己的兄弟，最后逼着自己的老爹把皇位传给自己。因为当时自己势力太大了，身边又有很多文臣武将，尤其又碰到一个玄武门这么好的机会，肯定是要篡位了，如果不篡位，以后跟自己这帮兄弟怎么办？而且自己也有可能被杀的风险，所以李世民必须要赌一下。

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讲忠孝的国家，如果发现一个老百姓对自己的父母不孝顺，或对国家不忠诚都会杀头，何况是一国之君呢？所以李世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个明君，来弥补自己在忠孝上的罪名，要不然她会被骂千秋万代。还好，唐朝在李世民的手中强大了起来，贞观之治，万国来朝。

中国历史上篡位的皇帝不少，王莽应该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继之结束两汉的是曹丕，曹家篡汉，司马家有样学样，篡魏建晋，国内矛盾积压，八王之乱激发矛盾，五胡乱华，大一统成一梦，在世家豪族的扶持下，东晋南渡，守住半壁江山，皇家与豪族共治天下，各取所需，镇守荆州的桓温家族虎视皇权，到桓玄时终于爆发，赶走晋安帝自立为帝，桓玄的举动激起士族和军队的反弹，刘裕借内乱机会，逐步做大走上朝廷。

南朝宋武帝刘裕，出身寒门，据传是汉朝楚元王刘交之后，家贫却事母至孝，靠砍柴、种地、打渔和卖草鞋为生，从军后一步步走上前台，手握兵权，加之本人英明神武，在众多军头中脱颖而出，平定孙恩和桓玄之乱，消灭桓楚、西蜀、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割据势力，匡扶即将崩溃的东晋王朝，北伐时因后方重臣刘穆之之死而中途回归，加紧篡位的步伐，在420年代晋建宋。史称南朝宋。

刘裕出身基层，对民生疾苦多有所知，以大开杀戮清除司马家族的影响，大力打击世家豪族，延缓土地兼并，重用寒门，打破士族垄断南朝大政的局面，又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国力蒸蒸日上，对外消灭南燕、后秦等国，降服仇池，又以却月阵大破北魏，一洗南朝积弱的印象。文治武功赫然，被后代史家称为南朝第一帝。

南北朝割据局面被隋朝统一，隋又被唐取代，唐朝也出了一位篡位却英明神武的皇帝李世民，继之后的是另一位篡位皇帝武则天，武则天比较特殊，既是篡位，以武周代唐，又是女性皇帝，特别有代表性。她出身官僚之家，入宫侍奉过李世民，却又结识其子李治，在高宗后宫争斗中撂倒王皇后与萧淑妃，夫妻联手在废王立武上大做文章，打击贬逐残存的关陇贵族势力，李治死后，武则天利用儿子当皇帝的机会，上下其手，潜移唐祚。

为打击政敌，清除前进障碍，武则天大肆杀害唐朝宗室，兴起“酷吏政治”，搞得人人自危，在690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虽在上层大开杀戒，治国方面却颇有名声，奖励农桑，改革吏治，重视选拔人材，科举制得以补充完善，使庶族走上政治舞台发挥作用。唐朝之后，五代继起，乱象迭出，直到后周时，才有统一天下的曙光，武夫赵匡胤篡周立宋，统一了华夏大地主要部份，也是一位值得称道的明君。

历史上有这么多的权臣篡位之事发生，而赵匡胤也是通过篡位手段不光彩地取得了政权，当然就特别注意防范权臣对政权可能造成的篡位行为。为了历史不再重演，赵匡胤采取了一些强力措施： 1.杯酒释兵权：将和赵匡胤一同参与篡位军事将领统统解除兵权，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加大文官权力，与武官形成制衡，即使是有出征打战也会派文官担任统帅，负责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来指挥战争。

文臣督师，统筹指挥战争，因为缺乏足够的军事经验，往往容易出错，又会习惯性的争功诿过。而在朝廷上，对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常见的局部性失败往往会群起而攻之，造成前线统帅和将领在临机处置的时候顾虑较多，不敢担当责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宋代之前的中国王朝变更主要是篡位，比比皆是。朝廷的权臣宰相比如王莽、曹丕、司马炎、刘裕、杨坚等把持朝政，篡位频频出现。自隋朝之后中国确立了三省六部制，把相权一分为三（中书令、尚书仆射、侍中），就没有再出现过权臣妨碍皇权的现象。地方上也出现过割据尾大不掉甚至推翻朝廷，比如隋朝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五代基本都是节度使终结朝廷。宋朝取消了节度使制度，把地方上的一元化领导划分成多个大员，每个人分管不同领域。宋朝在路这个层面上（相当于现在的省）有安抚使、转运使、按察使等，没人能够独大。这种制度为后世的明清继承。总之一句话，无论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这种非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带给宋代以后中国政局稳定的局面，功不可没。

我觉得是宰相制度的影响。

从秦朝开始设立丞相制度，权利很集中。到了隋唐设立三省六部制，宰相权利还是很大。

宋朝设立后，三省六部的基础上设立各司，进一步分权。中央没有人有具体的实权造反。

而在地方上，根据赵普建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夺其精兵。地方没有实力造反。

我是秋草，有幸回答此问！

首先需要说明一个问题，宋朝无权臣与程朱理学无关。

程朱理学在宋朝形成，但在宋朝并非是官方指定的学说，你想想当时朱熹在南宋朝时还是被迫害的角色，怎么可能成为指定学说。

程朱理学正式成为官方指定学说是在朱元璋时期。朱元璋时期将程朱理学解释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八股考试唯一内容，程朱理学才逐渐成为官方哲学。

其次，宋朝之后无权臣，没错，这是因为宋朝进行了一项制度改革，将宰相权力进行的又一次的分割。

宋之前的宰相是可以分管军政的。如唐代的李林甫、杨国忠。但在宋代之后，宰相不再分管军政。军权军权，没有军队你还做什么权臣呢？

在宋朝，主管军政的是枢密使司与三衙，“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 ”。

枢密使司负责调兵之权，一般由文官担任，还设有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副职。

朝廷另设三衙，分别为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授与指挥之权。

这样枢密使有调兵之权，但无统兵之权，三衙有统兵之权却无调兵之权，两者相互制约，防止军队发生内乱。

所以，在宋朝之后，由于兵权的分割，加上唐朝之后的群相制，使得权臣的出现几无可能。

宋朝之前的还有唐代的李林甫等权臣，在宋朝之后权臣基本就绝迹了，即使如明代的张居正，号称权臣。要想一手遮天，甚至造反基本不可能。

参考资料宋会要

宋朝，尤其是南宋的权臣，在历朝历代中还是有名头的。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一个比一个厉害。但是这么有名的权臣，为什么没有一个篡国夺权呢？我不知道这些人想过篡国夺权没有？但事实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这些权臣都没有篡国夺权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韩侂胄）

第一，南宋的权臣，属于矮子之中显人长的权臣。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赵宋家的皇帝不行。赵宋王室生育能力普遍低下，皇帝中甚至出现了精神病患者（如宋光宗）及智障人（宋度宗）。就算精神及智力正常，性格也比较柔弱（如宋宁宗）。所以需要宰相帮助打理。二是赵宋王朝从建国初就明显地抑制宦官和外戚，整个宋朝300年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宦官干政。三是北宋时期，朝中大臣争斗得很厉害，南宋吸取了这个教训，为了避免朝中大臣互相倾轧，皇帝往往只相信一个人，这也因此使得权臣产生。

（史弥远）

第二，权臣篡位，一般都是出现在王朝衰败得很厉害，或者是在乱世的时候。比如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东汉末年，曹丕篡位。或者是五代及南北朝时期，权臣不断的篡位替代原先的皇帝。而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政治还是比较清明的，国内还是比较稳定的，国内的动乱很少，老百姓过着太平日子。一般这种情况下，权臣弄权是有的，但权臣篡位却没那个胆量。王莽篡位的时候，至少全国人民都在支持他，他才取得了成功。曹操实际上已经完全把汉献帝架空，所有人都听曹操的。但曹操依然把篡位的机会留到他儿子身上。所以说，篡位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第三，宋朝皇帝对大臣们不错，不但给了他们历史上最高的工资，而且从赵匡胤开始就规定，不准杀文臣及上书言事者。所以大臣们一般不会想到要篡皇帝的位。

（贾似道）

第四，宋朝的言论是比较自由的，而且有很完善的言官制度。权臣虽然可以在朝廷里面拉帮结派，搞一言堂，但是，要让他篡位，必须承受普天之下舆论的炮轰。咱们可以举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韩侂胄为了树立自己在朝廷里面的权威，搞了一个开禧北伐。在北伐之前，他做了很多的舆论宣传，大家都积极的支持他，但是由于后来北伐失败了，他的形象也因此大打折扣，没有人再支持他，他也变得无权了，最后被史弥远找到机会把他鞭杀掉了。

这是因为宋朝的时候，世家大族的势力彻底被削平了。

中国的皇帝制度，其实是“家国天下”，意思是“化家为国”。一个大贵族，他在家族管理中本来就有管家、门房、账房等等。这个贵族没做皇帝之前，他们管的是一家之政。当这个贵族做了皇帝了，这些家臣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干部，管理起来国家了。

可是家国毕竟有别。

就好比一个公司。董事长虽然实际上拥有公司至高无上的所有权，可是为了更好治理国家，他还是需要把日常经营权的一部分让度给总经理，由总经理组建职业官僚团队来管理国家。

董事长是皇帝，总经理就是丞相。

丞相在施政过程中，他可能会建立起超越上下职级关系汇报关系之外的利益共同体，会逐渐架空了皇帝的权力。

所以，皇帝和丞相的关系，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半段最重要的政治关系。皇帝要是雄猜英伟，内朝外朝一把抓，丞相就形同虚设，起不到什么作用。皇帝要是年纪小或者性格弱势，那么丞相就可能代行天子事，如“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丞相怎么组建官僚团队呢？

由于中国古代学习成本高，所以基本上都是“学在王官”，丞相要组建官僚团队，就只能在王公贵族家里去找人才。这些人才所属家族都有一定的经济和势力，由此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皇帝则是这个阶级利益的总代表。

他们之间，本质上是结盟的关系。

因为，除了皇帝发给的俸禄，他们完全可以依靠着宗族存活。像曹操犯了刺杀相国董卓的大罪，潜逃回家，竟然拉起了一支5000人的军队，直接组织起讨董大军来。

出于这样的原因，地方上的大宗族往往会把家族的利益放在前面。传统上，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又是聚族而居。虽然商鞅等政治家一直想把宗族拆成小农经济的三五口之家，但是王权不能提供保障的时候，人们还是本能地选择以血缘为纽带，居住在一起，遇到了什么事好歹也有个照应。

这就为地方世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丞相作为皇帝的盟友之一，必然也是有着宗族势力的。后来，皇帝把丞相的权力被削了不少，可是不管是太尉上位，还是尚书上位，或是大将军上位，他们要想管理朝政，都不可避免要沿用这样的官僚团队组织办法。

所以，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我们可以看做是几百个贵族家族结成的利益同盟。

既然皇帝只是其中势力较强的一个家族而已，那么其他贵族家族也会有机会成为皇帝。

尤其是中国的政治伦理又宣扬着“黄帝以降，百代而为一姓，别国号只是明其德”而已。既然都是一个血脉，自然也就没有谁比谁更高贵，只要是贵族之家都有可能做皇帝。

这么一来，皇帝的位置就不大稳当，当皇帝风险性太高。

从秦始皇开始，皇帝们一直在想办法中央集权。

可是，他们做了很多工作，都没有什么成效。为什么呢？因为官僚团队的来源没有改变，学习材料的成本还是很高。

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就不一样了。

经过唐朝末年和五代的残酷杀戮，本来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式微的世家大族更加丢失了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失去了田园，只好靠着教授知识来谋生，这使得中国民间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从而为科举制度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宋朝时大兴科举，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就不一定是贵族之家了，往往是平民百姓家。皇帝把官职授予了这些人，而这些人在朝中无权无势，他们只能依靠皇帝。最重要的是，科举制打破了贵族世家对政治的垄断，从而使皇帝敢于对世家开刀。

世家大族没有了政治权力的加持，就逐渐失去了对抗皇权的筹码，君主专制制度得到加强。他们可以富有，可是已经不能成为贵族了。

直到雍正时，办起了官绅一体纳粮，把世家大族最后的一块遮羞布给扯了下来。官绅只能安安稳稳地听从政府的命令，该缴税缴税，该纳粮纳粮。

世家大族至此丢掉了最后一点特权，也标志着中国不再有贵族了，也不会有实力的贵族觊觎皇位了。

出现了这样的社会现实，很多理论家就开始编造君主专制的理论，这才有了程朱理学。决定政治建筑的是经济基础，而不是先有了思想理论。

这一点没有改变。

怎么没有！

元朝的海都；明朝的胡惟庸；清朝的多尔衮、鳌拜都有过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只是时运不济，没成功罢了。不过也有成功的，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身份起兵夺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妥妥的权臣一枚。

自唐朝“安史之乱”后，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掌管着地方的民政、经济、军事、司法、财政等至关重要的处事权，要钱有钱，要兵有兵，日子久了，就呈坐大之势，于是，便敢与中央抗衡，甚至自立为王、夺权称帝。

唐朝的灭亡，就是这个原因。唐朝灭亡以后，武将篡权夺位，成了一种争相模仿的政权更迭方式，朝为君臣、暮为仇敌的现象简直比比皆是，五代第一个朝代后梁，刘是唐末节度使朱温篡位建立的，之后，建立后唐的李存勖、建立后晋的石敬塘、建立后汉的刘知远、建立后周的郭威，无一不是节度使出身，无一不是以武力篡位夺取政权的。

赵匡胤建立北宋也是如此。公元960年，时任后周禁军统帅的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了宋朝，是为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五代以来轮番上演的兵变，如同梦魇一样困扰着他，因此，他茶不思，饭不想，睡不安稳。如何杜绝兵变重演，成了当务之急。

一天，赵匡胤召来赵普问道:“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换了八姓十二个皇帝，弄得兵革不息，生民涂炭，倘要息兵养民，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有什么好办法呢？赵普回答说：“这些祸乱，不过是因为武将权力太大，君弱臣强。如今要长治久安，只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管齐下，天下自然安定。”一席话，说到了赵匡胤的心坎上，立即施行。

稍夺其权：这就是所谓的杯酒释兵权，把武将的兵权都一律收归中央，然后给这些原来立过大功的武将以高官厚禄安置，同时，还与这些武将结成儿女亲家，使他们不再掌管军队，消除了这部分武将的潜在威胁。针对地方节度使权力过大的问题，宋太祖在各地设县尉，负责城乡治安及诉讼，剥夺了节度使的司法权。又在各州设置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与地方节度使或知州、知府一起签字方能生效。同时，通判奏事还可直达皇帝，这样，节度使的权柄就轻了。

制其钱谷：以前节度使之所以权重，还因为他们的赋税不向中央交纳，他们有钱，能抗衡中央。964年，赵匡胤下诏，以后各州府每年所收租税，除日常开支外，全部解往中央，把节度使的财权上收了。

收其精兵：965年，他又下诏，将各地精兵收归中央，作为禁军，留下一些老弱，叫作厢军，负责地方治安，从此，又将军队的精锐，收归了中央。

从此，地方节度使一没有钱，二没有兵，手头连司法权都不全面，只不过一个虚衔而已，便再也无法与中央抗衡，甚至自立了。所以，权臣篡位，宋朝不可能再出现。

权臣即有权有势的大臣，既得有权，不得有势，二者不可缺一。权就是权力，势就是形势，权臣篡位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否则不成。

权臣篡位是皇权的最大危胁，甚至超过边将反叛和农民起义。我国历史上从西汉到宋朝发生过多次权臣篡位的事情，如王莽代汉、曹丕禅让、司马炎禅让、刘裕篡晋、杨坚代周、赵匡胤黄袍加身等。这些权臣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不但位高权重，而且都掌握着兵权。

权臣篡位不象边将反叛、农民起义这么直接，都有一个苦心经营的过程，做的比较隐蔽。先是一步步获取权力，接着造势，使大家逐渐接受，最后等到瓜熟蒂落，顺手摘瓜。王莽代汉苦心经营几十年，一步步做到安汉公，再到假皇帝。曹操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当上丞相，然后称魏王加九锡，走一步看三看，最后由儿子曹丕顺利禅让。司马懿家经过父子三人经营，到孙子司马炎完成。刘裕是凭军功赢得地位，牢牢掌握军权，扫清反对势力，然后代晋。赵匡胤是生活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时代，大家对篡权夺位习以为常了，只要有军队就行。

那么宋朝以后的各朝代为什么没有出现权臣篡位这种事呢？

宋太祖赵匡胤接受子宰相赵普的建议，实施重文轻武政策，收掉武将的兵权，控制地方上的钱粮，实行强干弱枝，用文官带兵，并且经常轮流驻防，形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一下子便解除了武将的危胁，武将的地位一落千丈，再也没有骄兵捍将了。武将们不能再凭军功入朝掌权了，改变了唐朝以前大臣们“出将入相”的历史传统。

宋朝以后的军队都有皇帝派的太监作监军，将领一个人根本无法调动军队，军队也不听将领的。

那么也有人问文官也能成权臣呀？王莽不是文臣。宋朝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实行群相制度，对丞相的权力分解为好几个，而且设副丞相。在隨朝以前的两汉时期，丞相是可以“开府建牙”的，即设立自己的府衙，自行任命官员，组建私人幕僚、军队，都养有一帮死士，权势很大。宋朝的没有丞相，枢密使、副枢密使、参政知事的权力没法同以前丞相的权力相比，也没有“开府建牙”的权力。

明太祖朱元璋干脆废掉了丞相制度，后来建立的内阁也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只有票拟权，没有决定权，更没有军权。而且六部官员的品位又高于内阁成员的品位，所以内阁首辅的权势根本不高。拿张居正来说，虽然位居首辅，但没有皇帝的支持啥都不是。

宋朝以后也有权臣，如宋高宗时的秦桧，仗着和议有功权倾一时，令赵构忌惮。明朝帮助明英宗“夺门之变”的石亨，害死于谦，几欲谋反。清朝的鳌拜，也是权臣。相反严嵩只能算奸臣，和珅只能算弄臣，他们都不能危胁到皇权。

谢谢诚邀!简单说一下。

唐宋，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所问问题的“根症”，可能在于“藩镇”。

唐朝，也是中国比较重要与强盛统一的王朝。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与国力、实力，到达封建王朝的顶峰。至于，军事力量，各地节度使，兵力雄厚与否?，有“拥兵自重”之嫌，中央的兵力与军事实际部署，也较为“空虚”，给地方节度使，有“可乘之机、防不胜防”。后来弊端的“累积”，出现了，唐玄宗李隆基统治时期的“安史之乱”，就是，一个案例!。汉唐以来，藩镇割据，一直都是中央的“心腹之患”。而唐王朝的弊端，据史家分析得知，一直存在着“三个顽疾”，无法彻底地“根除”之。而汉唐之后的“藩镇割据”，这个“难点”，在宋太祖的开国中，似乎解决了这个“尾巴不掉”的难点。为其巩固赵宋王朝而解决了潜伏着的“隐患”。

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北宋开国，政权建立时，是非流血的“陈桥兵变”，不是农民起义推翻前朝的，而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诸多将士的簇拥下而“黄袍加身”的，他，名正言顺地成为北宋的开国皇帝。而后，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他，采用了宰相赵普的建议，用“杯酒释兵权”的计策，解除了朝中大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以后，北宋的兵役制度里，又在部队的“屯兵”的地方，让“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成为“常态”，避免“抱团取暖”，拉“山头主义”的“风险”。而中央的“禁军”，数量是庞大的，也增加了财政的负担，后来的“变法”，就不多说了。

所以，宋太祖的这一举措，就是迅速地解决了汉唐以来诸皇子的诸侯国、节度使、朝中手握重兵的大将等“藩镇割据”的状态与“弊病”，更好地维护了中央集权的“权威”与有效统治。以后，两宋就把它作为“惯例”，而限制个中的“兵权”而已。

在宋朝之前，还没有对相权形成有效的制约，相权是仅次于皇权的第二号权力。当皇帝暗弱，或天下纷纷之时，宰相这个老二，如果有野心，很有可能扩张权力，最终篡权夺位。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朱熹，朱熹在世时还经常被权臣打击。只有到了南宋末年时，程朱理学的地位才提高，但也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宋朝没有权臣篡位，跟程朱理学没什么关系。

宋朝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吸取唐朝五代以来宰相、内宫、宦官、藩镇擅权的种种教训，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和家法来制约这些权力。

宋朝的宰相一般由5个人来当，其中正相三人，副相二人，用人数来分割相权。枢密院分割了宰相的兵权，也设置多个枢密使，还有枢密副使，再依靠多人分割枢密院的兵权，比如赵构收三大帅的兵权后，就任命张俊和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让他们相互制约。另外独立出三司使，也有正副职，来分割宰相的财权。宋朝的言官制度强大，以御史中丞为核心有制约权臣的强大舆论力量，还有太祖的誓约：不杀大臣与言官。秦朝虽然有宰相和太尉，但分权没有这么复杂。

枢密院虽然有发兵权，但本身却没有军队。宋朝的军队主力是禁军，中央禁军的带兵权分散在三衙：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三衙虽然有兵，却不能调动兵力。也形成了对军权的制约。

这些制度大多延伸到明清时代，时至今日，还有些制度是参考宋朝的设计。到了明清时代，甚至把宰相也废除了。

在这些强大的制度设计下，虽然也有权臣，但却没出现能篡权夺位的权臣。不能不说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

不足之处是：处处制约，导致效率低下，为了获得权力而党争不断。

宋朝以前，确实经常出现权臣篡位的现象，比如汉末从三国、魏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朝，全部是由权臣篡位完成朝廷更替的。

但这些篡权的权臣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也就是他们都是掌握军权的同时，又逐渐控制了朝廷的财政、人事和行政权力，将内外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且，即使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权臣手中，皇帝已经成为傀儡，也并不是马上就篡位，还需要通过废立皇帝、清除异己等过程，才逐步完成篡位之前的准备。

在条件成熟以后，才会通过表面上的禅让完成朝代更替。汉末第一个有这个想法的是董卓，但是他没有完成。接下来是曹操，做好了准备，但没有走出最后一步，一直到曹丕才终于完成。司马氏也是经过三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挖曹魏的墙角，排挤和打压曹魏的支持者，最终才完成了魏晋禅代。

有了汉魏和魏晋这两次的榜样，后面有这个想法的人再干起来就容易多了。即便如此，桓温权倾内外，仍然受到门阀政治的制约，没有能完成这个过程。桓温的儿子桓玄自立为帝之后，很快也就失败了。而后来完成换代的人往往是像刘裕这种摘果子的人，也就是前面有人发动叛乱，他们以平叛勤王的名义出兵，通过平叛控制朝廷，之后再完成篡位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隋朝。隋朝是一个例外，因为隋文帝篡位只是因为他在北周皇帝驾崩的时候受遗诏辅政，实际上变成摄政，最后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完成了篡位。

五代时期的篡位是另一种情况，都是强藩大镇直接取代中央权力。后梁朱温是劫持唐朝皇帝当傀儡，不久后就直接篡位。后梁被后唐消灭，成为后唐。后唐发生内乱，没多久就灭亡。后晋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攻进汴梁，建立后晋。后晋的皇帝被契丹抓走，刘知远又建立后汉。郭威以外藩强镇身份直接出兵，进攻汴梁，建立了后周。后周柴荣死去，弱子继位，赵匡胤在兵变中登上帝位，返回都城，建立宋朝。

实际上，五代就是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所谓的五代都只是比较强的藩镇而已，并没有真正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大一统，就匆匆忙忙的当了皇帝，都无法持续。但从五代开始，各代都开始注意削弱藩镇的权力，减少藩镇对中央的威胁，逐步摸索出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宋朝建立后，在晚唐和五代形成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政治格局，也就是将权力高度分散，军队由中央直接掌握，文武分途，文官官僚体系在朝廷的统一领导下掌握行政权力，而军队则由中央的枢密院负责领导，地方文官不能掌握军队，地方驻军将领无权干预行政和人事安排。

由此，逐步形成了文臣和武将相互制约的权力格局，相互牵制，财政、人事、军队调动和行政权力分属不同体系，不同体系之间相互制约，但又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之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互相协同。

因此，在宋朝的格局下，如果要发动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必须由中央任命职级较高的文官担任统帅，负责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来指挥战争。

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权力集中容易带来的权臣篡位和分裂割据的风险，但弊端也同样明显，这就是较大规模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效率比较低，尤其是在应对突发危机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无人负责的局面。

明朝初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基本上也延续了宋朝的这一趋势，文官和武将之间相互制约，重大军事行动基本上都必须由中央指定高级文官担任方面统帅，统一事权。先是设置负责协调指定区域内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总督，后来又改派级别更高的督师，其目的都是为了应付已经出现的危机，统一事权，提高行政效率。

但因为长期的分权造成的惯性，这种机制上的调整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中央仍然保持着对外派督师的各种牵制和制约，即使以内阁大学士身份外出督师，也仍然必须依赖于朝廷在财政、人事上给予支持，才能有所作为。而当中央部门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乃至直接掣肘的时候，前线的督师和将领是无能为力的。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皇权政治和古代中国文官政治进一步发展和趋向于成熟的结果，但同时也就造成了官僚体系常见的毛病比较集中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宋明都面临这种问题，明末表现得尤其明显。

文臣督师，统筹指挥战争，因为缺乏足够的军事经验，往往容易出错，又会习惯性的争功诿过。而在朝廷上，对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常见的局部性失败往往会群起而攻之，造成前线统帅和将领在临机处置的时候顾虑较多，不敢担当责任。

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完全由文官官僚体系掌控权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党争，而军事行动也往往会成为党争的一部分。无论是北宋王安石时期拓边河湟，还是明末阉党与东林之间的斗争对辽东战局，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赵匡胤的重文轻武，朱元璋的“洪武大案”，康熙的智擒鳌拜！

这些都是皇权的胜利。

宋代之后！皇权越来越强大，这才是“权臣篡位”现象基本消失的最大原因！

而朱程理学不是用来加强皇权的，朱程理学恰恰是为了限制皇权越来越膨胀。

皇权不是皇帝个人的权力那么简单。

皇权是一个权力系统，皇帝通过系统的力量来掌控全局。

大家比较熟悉“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事实上，杯酒释兵权，仅仅是赵匡胤加强皇权的第一步。

当年，赵匡胤为什么要杯酒释兵权？因为他手下的节度使权力太大。

为什么节度使权力太大？因为节度使类似诸侯王，可以掌管财税权、行政权、军事指挥大权。

如果仅仅是杯酒释兵权，把功臣们的权力移交给皇帝信任的人，这是不够的。

赵匡胤冥思苦想出一个好办法：

他把一个节度使的权力分成三个部分，把财权交给文官们，这些文官不受将军的控制。

将军们手里没有钱，不能直接给部下发工资和奖金！

也就是说将军们的财权归皇帝派来的人管理，而这个管理财务的人直辖于皇帝！

这样一来，赵匡胤的将军们的一举一动，必须申请经费，大家知道，办任何事情都离不开钱的。

所以将军们的行为和一举一动都被纪录在案了。

做了什么事，花费多少钱，都得层层上报大宋朝廷，最后还得皇帝点头和过目，才算数！

这样子！皇权就从制度层面上战胜了权臣们的权力！大臣们都没有完整的权力，想造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说，财权不交给节度使，节度使还可以威胁利诱财税官员！

那么！直接把军权交给文官，这群文官将军们，就更加没有底气抗拒皇权了！

特别是到了明朝，太监可以当监军，像袁崇焕那样的大将军，在太监的监督下，也没有胆量挑战大明皇权的。

宋朝一个皇帝有多个宰相，宰相这个官职，事实上不存在了！

“三品同中书门下”就算是宰相了！

比如：王安石他事实上是宰相，但是名义上仅仅是被授予“三品同中书门下”头衔，有资格参与朝廷决策而已！

皇帝可以把这个头衔赐给朝廷任何大臣，通常来说，往往有六七个人获得这个头衔，所以就是说一个皇帝同时任命了很多宰相，因此宋朝是“群相”制。

到了明朝，宰相就不存在了，改由内阁制，内阁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这些人没有独立的宰相权力，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哪里还有权臣敢反抗皇帝！

皇帝通过这些精心的制度安排，来消除产生权臣的土壤和环境！

宋朝之后，皇权真正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

朝廷内的权臣再难出现，不管是赵普，还是张居正、鳌拜，他们都仅仅是皇权的奴仆，反对皇帝都很难！哪里还敢篡位呢？

总而言之，宋、明、清三朝，皇权越来越强大，大臣们的权力越来越分散，根本不可能存在可以真正威胁皇帝的权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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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历史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出来，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权臣篡位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项跨越一千多年历史的官制改革，而且还是一场接力赛，非常有意思。

虽然秦始皇被后人骂成暴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设计了很多超越时代的制度，定义了整个封建时代。在他统治下的秦朝所设计的三公九卿制度，更是后世官制的模版，也是起点。对于加强中央皇权，防止权臣篡位这个问题，还得从“三公”这个起点入手。

三公指的是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分别管理军事、行政、监察百官（司法），是皇帝之下最高的权力的官职。先说御史大夫，这个是比较憋屈的，其实没什么实权，后世逐渐发展成谏官一类的官职，也兼一部分司法职能，是很难出现权臣的。所以权臣容易出现的地方，其实是在军事跟行政的最高长官太尉与丞相，要限制的也就是兵权跟相权。

秦始皇设计的三公，规定地位同等，互相之间不相互统属，其实军事、行政、司法是严格分权的，很接近现代意义的“三权分立”概念。但是后世并没有沿袭这个“三权分立”的精神进行官制改革，很多时候是将这三项权力混在一起的，甚至可以允许兼职，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权臣出现的概率。

不过后来的统治者还是希望能从制度上进行限制，以防止权臣篡位，于是走了其他的改革路线。

为了架空三公，统治者们想出一个奇葩招数——改名。汉武帝时期太尉改名为大司马，汉哀帝时丞相改为大司徒，光武帝时把三公中的御史大夫改成大司空，之后又改回去三公变成太尉、司徒、司空。当然了，改名肯定起不到作用，关键是要分散兵权跟相权，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

所以真正起一点作用的是汉武帝将中央官员分为内外朝的改革，以及设立尚书台分走一部分相权；但是大司马的兵权没有限制，加上前面说的汉朝没走“三权分立”的路线，导致汉武帝驾崩后，出现了第一个掌握行政与兵权的权臣霍光。

余下的西汉王朝皇帝便没有其他有效改革了，最多就是改名，所以西汉衰弱的中后期，是外戚成为权臣的高发期。因为没有优先限制导致到了西汉末年，第一个篡位权臣出现了，他就是王莽。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是正儿八经的外戚，兼了两个重要的职位大司马与尚书令（尚书台的长官），逐步掌握兵权与行政权而篡位建立新朝。

光武帝推翻新朝建立东汉之后，鉴于王莽篡位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一是将尚书台的权力扩大，使得司徒的相权逐渐缩小；其二是设立大将军，分走太尉的兵权，逐渐凌驾于太尉之上；加上司空本来没什么实权，于是在东汉的时候三公的权力被逐渐架空了，变成了尚书令与大将军实际掌握行政与兵权，权臣主要从这两个官职中出现。

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三公被架空了，但行政与兵权还是集中到了两个官职上，权臣还是很容易出现，跟秦始皇的设计的“三公九卿”官制相比，进步不大，甚至从可以兼职这个角度来说是退步的，太失败了。

三国时期魏国设置了中书省，尚书台的权力开始转移向中书省，到西晋的时候中书省权力开始增加，这些为日后隋文帝杨坚改革三省六部制埋下了伏笔。

三省指的是前面说的尚书省与中书省，加上从侍中这个古老职位演化而来的门下省，六部指的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相权被隋文帝分散在三省中，具体分工是中书省负责起草制定政令，然后交由门下省负责审核，然后直接或者经过皇帝审批同意下发到尚书省，再由尚书省下达给六部的具体执行部门。所以相权实际分散到了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尚书令手上，至少六个宰相，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分散了相权。

除非是乱世，不然宰相中是很难出现权臣的，因为这一群宰相互相制约，权力分散，很难统一利益，且容易被皇帝干扰拆散。所以宋朝以后宰相中没有权臣篡位，最大的功劳是隋文帝设立的三省六部制。从秦朝到隋朝经历了八百多年，才出现了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改革，可见秦始皇、隋文帝之伟大。

那剩下的就是兵权的问题了，相比宰相通过把控行政篡位，直接掌握兵权难度要小得多，所以限制兵权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一环，这个问题又是谁解决掉的呢？

秦朝到东汉，兵权从太尉转移到大将军，本质是没有改变的。之后的曹操一家子、司马懿一家子、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等权臣还是可以钻空子，但到了隋朝难度就大了一点，因为府兵制兴起了。

府兵制的兵权分散在“十六卫”军事长官手上，实际是没有大将军的，也就是说兵权分散程度比相权更厉害；而且这“十六卫”军事长官的军队其实是名义上的，战时指挥权是皇帝委派的元帅，兵将之间关系不紧密——所以这“十六卫”的将军造反的难度不是一般地大。

这项制度就绝对完美了吗？当然不是！

府兵制的特点是兵农结合，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且有一定资财才能发挥出府兵制的最大优势。可是秦朝之后的每一个朝代都没有解决分封制的问题，土地兼并问题到了每个大一统王朝的中后期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府兵制自然也就瓦解了。

府兵制瓦解的同时，募兵制便兴起了。这些职业军人很显然更能适应唐朝的军事扩张需求，所以从唐高宗时期到唐玄宗时期募兵制逐渐定型，并且边镇兵权、财政权逐渐独立出去，这就慢慢引发了藩镇问题。从安史之乱开始，这个问题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越来越严重。

唐朝灭亡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不管是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柴荣都是以藩镇身份取代前朝的，包括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也就是在宋太祖赵匡胤这里，突然刹车了，藩镇问题马上解决了——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历史事件。

其实杯酒释兵权只是一个标志，宋太祖赵匡胤这它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总结与改革了。

他所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兵权高度分散，征募、训练、调集、指挥作战都是分开，且由中央统一管理，也就是说兵权的指挥权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注意这点跟府兵制是不太一样的，府兵制的地方兵权是地方将领掌握的。

他所作的第二件事是“文武分权”，但其实又不是。在地方上武官跟文官是分开的，兵权与行政权互不相干；但前面说过地方的军队是受中央统一管理的，这个管理的机构是枢密院，是文官集团把控的。所以实际文官集团领导着武官集团，也就是“重文抑武”国策之来由，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太祖赵匡胤两项改革可谓是毁誉参半，可能无法跟秦始皇、隋文帝相比。虽然限制了武官的兵权，但抑制过头了，文官督军，统帅军队，干着不专业的事情，往往容易出现失误导致战败；而文官掌握兵权之后，又容易形成党争，导致军事出现混乱的局面。如此宋朝在军事上变得孱弱，300多年的王朝过得很是憋屈。

虽然到了明清实际还是士大夫共治天下，稍微平衡了一下文武职能，但总体上武官还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不过权臣篡位的情况确实再也没有出现了。

综上所述，宋朝以后没有出现权臣篡位的情况，实际是一千多年的官制改革的结果，其中秦始皇提出“三权分立”的思路，但后世没走这个路线；隋文帝设置三省六部制，才完成了相权改革，宰相篡位的情况被杜绝；宋太祖的两项改革，形成“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才最终完成兵权改革，杜绝了将领篡位的情况。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接力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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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绝不是因为程朱理学加强了对人民的思想控，而是宋朝在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对篡位这个事做出了极为严密和有针对性的防范。我大宋就是起于篡权夺位，部队实权将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了皇位，这一幕从宋太祖得位就深深地印入了历代宋朝皇帝的脑海中，可以说这是宋代处于最高位的祖训。

宋朝一个武人出身的政权对文人、文官却极为宽容，给了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对武官却极为防范，处处设防。枪杆子里出政权，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不仅历任皇帝记得清清楚楚，军官们也记忆犹新。宋代的军事设置，养兵、调兵、统兵的功能都被严格分开，互相制衡，为了防范军官拥兵自重即使知道这样极为损害军事效率也在所不惜，而且还从各地部队中挑选精兵列入皇帝的直属部队——禁军，所谓强干弱枝的政策。将领出去打仗甚至还会领到皇帝或者中央发的阵图，拘束战术细节。所以宋代内战外行、外战也外行，被打得就剩关壁江山。生死存亡之际，岳飞带出一支岳家军武装，最后因为过于壮大，战局刚一好转就被皇帝以莫须有罪名拿下，可见皇帝的防范之心有多重，只要你有造反的实力，没有造反的心也要被尽快拿下。

文官如果想篡权必须与军队将领合力，控制军队，但是军队已经被整成那样了，文官不可能通过勾结若干将领达到控制武装力量的目的，除非控制整个叠床架屋的军事系统也有可能，但那是不可能的。

宋代的相权由中书、枢密、三司分掌，对应政、军、财三大职能，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方是分割的，不相统摄。而且宋代的官称和实职是分离的，朝廷内外养了大批官员无所事事。

宋代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常见的六种专权人物，设计了全套制度来加强中央集权，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

太祖人才呀。

政治影响文化，文化也反作用于政治。

宋朝开始重文轻武的国策，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而起的是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家强调遵守秩序，遵守君臣秩序，社会秩序。对宋朝以后的明朝，和清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的统治者都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之所以，宋朝能够有这样的重文轻武国策，其实和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政治制度涉及不无关系。

宋初，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从“权”，“钱”，“兵”三方面着手，加强中央集权。

尤其是削实权的措施，枢密院分割了宰相的军权，三司掌管财政，宰相只有行政权，因此，宋朝以后的权臣，基本很少有兵权与行政权一起掌握的大臣，因此，虽有个别权臣弄权，但缺少篡位的资本。

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干脆直接废除了丞相制。

废除丞相之后，明朝逐渐形成了内阁制，而清朝逐渐形成了军机处。

正如书上所说，从唐宋以来政治制度的变化，清晰地表现出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遭到压制的历史特点。

宋朝是个十分独特的朝代，在将疆域上他是中原王朝中最小的一个，甚至连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人物都没能完成。但是宋朝的治理水平确是当时全世界最高，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宋朝的GDP是当时世界最高的，把整个欧洲都算进来都比不上宋朝。在军事上，宋朝在面对辽国这一巨无霸时，基本保持了胜败有凭，在黄河岸边打出了百年和平。在文化上更是璀璨炫目。

但是宋朝之前的时代可是中华大地上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有诗说：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就一个字“乱”。最大的朝代更迭原因通常是得胜回朝的大将军，以及大权臣直接夺了庸弱皇帝的江山，五代以来的几个朝代多次出现这种局面。在之前的，隋朝、南北朝、魏晋时期，权臣窃国这种事情也是多到不可计数。

到了宋朝之后，这种情况几乎是完全绝迹，再也没有哪个权臣能够在政权内部完成朝代更替。有两大原因，第一强干弱枝，中央统属地方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加强。宋太祖和赵普系统设计了如何充分的削减地方的权力，来保障中央的权威，例如在地方以文官担任地方长官，财政权，军权全部收归中央。你们不是爱闹吗？唐朝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是吧？我把钱和枪杆子都收回来还怎么闹腾？在之后的元明清三朝，中央集权制度也成为主流，地方上不断扩充更多行政机构，让机构之间相互重叠，借以制衡。宋代之后，只要国家平稳维持，不可能出现所谓的一方诸侯，更没有什么藩镇割据，节度使这种称谓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另一点原因是，宋朝的皇权在不断加重，到了明清两代则发展到了顶峰，皇帝是国家行政事务的最终裁决人。在汉朝，丞相权力足够大，有开府治事的权力，即是丞相有部分的最高行政权，借以对皇权进行压制，从而为篡位提供了可能性，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得到丞相的位置，之后曹魏的江山也发端与这个丞相。

宋朝的皇帝们用了更聪明的一种办法，既然宰相也要权力，那就一群宰相吧，什么参知政事，什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什么三司使都部分行使宰相职能。你人那么多就会有斗争，有斗争自然有制衡，互相攻击还想威胁皇帝的位子，不可能。

到了明清两代则更为夸张，朱元璋精力旺盛，非常勤奋，干脆废除宰相的位置，中央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后世皇帝没有老朱的精力，就设计了大秘书班子机构，内阁。到了清朝，承袭明朝制度之外更是在宫里设置了军机处，所谓的军机大臣实际上也只是“跪受笔录”的办事人员，明清两代的君主权力发展到了顶峰。皇权如此至高无上，而臣下的权利则是相互之间互相制衡，层层叠叠，如何再有大权集与一身的现象存在？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原因是，宋朝之后，亲王、外戚等与皇室有血缘关系的宗亲被压制的更为严密，宋朝第二代君主宋太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他被培养成接班人，但是在之后的皇帝就刻意提防和出台各种规定，来限制藩王以及外戚。

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之后，各地藩王的职能只能变成一个个皇庄的大庄园主，吃喝玩乐搞女人可以，想造反？也不看看自己手下才有多少人。清王朝嘛，就更不用说，前期的亲王和贝勒位高权重是因为开国时期手里有枪杆子腰杆硬，等到国家承平日久，各个亲王被圈养的也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即使到了晚清恭亲王一度位高权重，但是慈禧太后想废掉六王爷也是不费吹灰之力，六王爷不管是见到同治、光绪哪一位皇帝也得自称奴才。

如此下来，从制度再到惯例各种防备，以及各代皇帝对权力天生的警惕心，再也没有哪个大臣能够成功谋朝篡位了。

作者：我方团队书剑为酒

权臣要篡权，首先得掌握兵权，这个道理亘古不变。但有宋以来，军队被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大臣也好将领也罢根本就没机会染指，当然就没有可能篡权了。

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限制，要从赵匡胤说起，因为他所处的五代十国时期，手握重兵的权臣夺下帝位的事情屡屡发生，而他的黄袍加身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所以结合自己的经验，他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避免军权旁落。

首先是收权，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当年拥立他登上地位的老部下就这样被用非常和平的手段夺了权。其次就是改组禁军，一方面取消最高统帅的设置，分割权利，另一方面掺水和沙，提拔了一些资历很浅的人来担任要职，互相制衡。再次推行更戍法，不仅部队要定期换防，统兵的将领也要时常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也杜绝了拥兵自重现象的发生。

即使没有了兵权，宋朝的皇帝仍不放心手下的大臣——分割宰相权利，削弱地方的人权和财权，加强中央的检察权，这样的无所不用其极，使得宋朝压根就没有出现过可以威胁到皇权的权臣。至于宋朝之后的朝代，特别是明清两朝，皇帝们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军权被牢牢掌握，宰相的权利一削再削直至被废，地方的各种权利被一再限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明清之际到达巅峰，这种制度的设定根本就没有给权臣诞生提供一点机会。

皇权的加强在我看来才是宋朝之后从未出现过权臣篡位的主要原因，而非什么程朱理学加强对人民思想控制造成的。要知道宋朝之后还是爆发了不少农民起义的，甚至明朝就是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的。这些人没有军权，于是揭竿而起自己组建军队，相比于所谓的权臣，他们的威胁更大。

时代不同，主要问题也不同。天下的大气候，自然就要左右王朝的小气候。权臣篡位，得先有权臣。但是，如果当权臣都没有了，又怎么可能有权臣篡位呢？这是一个社会基础的变化。宋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中原和草原的争锋较量，内部问题被外部问题掩盖了。所以，内部斗争就只能让位于外部斗争了。这是一个外部时势的变化。所以，宋以后，基本就没有权臣权臣篡位了。至于程朱理学，即便能发挥作用，也要建立在时代的基础之上。所以，完全没必要当回事。

第一个堪为权臣的，当属秦末的赵高。赵高离篡位仅有一步之遥，只要再狠一点儿，篡位就没啥大问题。

赵高能够成为权臣，主要是制度设计的问题。秦汉之时的丞相，权力极大，是政府领袖。而皇帝呢？只是国家领袖。丞相府的十三曹，就能甩开朝堂九卿单干。皇帝的秘书班子，也就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这些个设置，联络宫廷与朝堂的御史中丞还是御史大夫的副手。尚书算是能够染指政务的，但还要从属于九卿中的少府。所以，只要丞相想搞事情，皇帝根本就拦不住。赵高只要能当上丞相，那其他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不仅丞相府的设置足够他专权，而且还能统领百官、辖制九卿，所以搞出个指鹿为马也就不稀奇了。

汉承秦制，但汉武帝做了改革，极大地加重了内朝的权力、削弱了外朝的权力，特别是丞相的权力。内朝有了侍中、大将军、大司马这些设置。所以，汉武帝之后就从制度上防止了丞相做大、成为权臣。但是，内朝也能出权臣啊。到了西汉末年，权臣王莽就篡位了。王莽当时的职位是什么？是大司马。本属内朝的官员，在做大后也成了外朝。这个趋势，皇帝也改变不了。

东汉末年的权臣，主要是外戚和宦官，比如大将军何进和宦官集团十常侍。为什么是这些人？因为皇帝更相信他们，而不相信朝堂上的豪族士大夫们。

唐朝推行群相制，一般是2到4个宰相，这就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但唐朝却没能防止宦官专权。所以，皇帝防止来、防止去，却怎么也防不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豪族士大夫是一股持续千年的势力。皇帝要争取权力，看似是在跟丞相抢、跟朝堂夺，但实际上就是在跟这些人斗。

这伙人是在汉武帝之后逐渐形成的，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基础。汉武帝之前，主要是功勋集团。但这伙人老了、死了，也就没了。而豪族和士族却不是一代人或两代人的问题。

皇帝要治理国家，但是依靠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所以，就必须设置百官。宋以前的文武百官，跟平民没啥关系，主要就是豪族士大夫。因为当官起码得认字，而读书识字在当时都是稀缺技能。印刷术出现和成熟以前，穷人和平民根本就别想读书。所以，豪族士大夫这伙人，皇帝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

但是，豪族士大夫根本就不好使。为什么不好使？因为这伙人的力量太强。袁绍一家四世三公，这一家都是堪当宰辅的人才吗？根本就不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老袁家实力太强，门生故吏遍天下，领军人物就必须当宰辅。这种事连皇帝也决定不了。豪族在起初是地方豪侠，但后来就不以武犯禁了，而是以文干政，从地方势力晋升为庙堂势力。

所以，你别指望这伙人能对皇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当面顶撞皇帝都是家常便饭。

晋武帝司马炎向群臣提问：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大臣刘毅上来就开怼：我看你跟汉桓帝、汉灵帝差不多。晋武帝当然不开心，本来让你们拍马屁，结果你们直接开骂。于是，据理力争：我平定东吴、我统一天下，汉桓帝和汉灵帝怎么能跟我比。刘毅也不示弱：汉桓帝和汉灵帝卖官赚了钱、还知道放到国库里，您卖官赚了钱都装自己腰包了，所以您还不如汉桓帝、汉灵帝。

刘毅要放到清朝皇帝哪里，早被砍脑袋了。但是，在晋朝却无所谓，司马炎打哈哈、给自己找台阶：桓帝和灵帝的朝堂上可没你这种忠臣，说明我还是比他们强。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

这事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皇帝真缺钱；一个是皇帝拿朝臣们真没辙。这伙人根本就不怕皇帝。那怎么办？

于是，皇帝和豪族这两股势均力敌的势力就只能搞斗争了。斗争的结果，就一定会斗争出权臣来。皇帝为了压制豪族士大夫，就拼命重用宦官和外戚。比如亡西汉的王莽，乱东汉的何进与十常侍，要么是外戚、要么是宦官。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就完全是宦官来主导朝堂。而豪族士大夫们也不会闲着，也一定会推出自己的领袖人物。曹魏的司马氏、东晋的当轴士族。唐朝就更彪悍了，不仅斗出了李林甫和杨国忠这样的理财官僚，而且还斗出了安禄山等将军集团。

三个原因，一是印刷术的成熟和普及，平民能够产生士大夫，而且平民士大夫能够取代豪族士大夫；二是豪族被消灭，安史之乱杀掉一波、黄巢起义杀掉一波、朱温建梁扫荡了残余；三是科举制的规范和成熟，皇帝可以在豪族和权贵之外建立自己的职业官僚队伍。

所以，宋以后的文武百官，主要是通过科举晋身的平民士大夫。这伙人的命运就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于是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可以建立了。

同时，制度的演化，也在向着更倾向于皇帝的方向发展。

秦汉的丞相，跟隋唐的宰相，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秦汉之时，开府丞相的权力极大，丞相不仅敢当面顶撞皇帝，而且自己写个批示，就能把皇帝的宠臣给干掉。

秦朝丞相李斯，如果能狠下心来，那他完全可以越过秦二世，直接把赵高拉出宫来、然后砍掉脑袋。

西汉丞相申屠嘉，就是因为宠臣邓通没行礼，然后就让人拿着自己的手令把邓通传到丞相府。要不是文帝派人来得及时，申屠嘉肯定就把邓通给宰了。

唐朝的宰相要杀人，就得先当宠臣、再当权臣，然后也不能想杀谁就杀谁，而是得有李林甫和杨国忠那样的修为。

宋以后，就完全不行了，因为制度设计上就不允许。即便是身居宰辅高位、即便还是皇帝的宠臣，也远不如秦汉隋唐之时。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兵权和政权基本上就彻底分离了。权臣的权力再大也没法染指兵权，没有兵权也就没法篡位了。唐朝的宦官之所以专权朝堂，是因为宦官们掌握着王朝最强的神策军，而且还在各地藩镇安插了监军使。中央和地方的军队，宦官们全能染指。但是，明朝的太监能染指军队吗？完全不可能，所以魏忠贤即便权压朝堂，也不及崇祯的一道圣旨。

以上这些的底层逻辑就是社会基础的变化，豪族社会逐渐被平民社会所取代，所以皇帝能够有一批听话的代理官僚，权臣也就难以出现了。

王朝的权力核心，是皇权和相权的你争我夺。但天下的权力逐鹿，则是中原和草原的你死我活。

秦朝亡于农民起义和六国复辟，西汉亡于外戚王莽，东汉亡于黄巾起义和地方割据，隋朝亡于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唐朝亡于藩镇和宦官。这都是内部问题。

宋朝呢？北宋亡于女真人的入侵，于是北宋变南宋，南宋被蒙古的大元所消灭。明朝亡于农民起义，但之后就是满清入关，南明就是满清给灭的。这都是外部问题。

外部问题就是天下矛盾日益突出，也就是中原和草原的较量。传统国家就三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朝堂，皇权和相权之争；一个是内政，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一个就是边地，也就是与草原的问题。到了宋以后，前面的两个问题虽然仍旧重要，但第三个问题却最重要。因为中原和草原的较量已经白热化，成为主要矛盾。

要么中原想出办法，不仅打服草原而且统治草原；要么就是草原想出办法，不仅攻入中原而且建立统治。否则，这两股势力在宋以后就不会消停。

三国乱世就是自顾自地搞中原战争，而且顺带手：曹操还能把北方蛮夷给收拾了、孙权和诸葛亮也能把南方蛮夷给收拾了。南北朝的北齐和北周，可以一边中原逐鹿、一边花钱买太平，草原的柔然还能消停地在北方呆着。但是，唐末五代十国乱世，契丹人就一定要进来，即便无法入主中原也要宰割幽云十六州。

这个外部形势的变化，也就阻止了权臣的产生，以及权臣篡位的可能。外部势力总是虎视眈眈，内部矛盾也就只能一直被压制。所以，即便皇权和相权争斗不断、即便庙堂与江湖博弈不止，但任何一方也要先把草原问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最后总结：

宋以前之所以权臣不断、篡位常常，主要原因是集权的制度设计有漏洞、豪族的社会基础有可能。还有，就是中原王朝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搞斗争。

宋以后之所以权臣难再、篡位鲜有，主要原因是平民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皇帝能够拥有一批本质上更忠诚的代理官僚，同时集权的制度设计不仅逐渐修复了漏洞，而且向着有利于皇帝权力的方向演变。还有，就是中原和草原的这个天下矛盾成为宋以后的主要矛盾，压制了内部斗争。

这个问题老梁来回答。

为什么？宋以前和宋以后所谓的权臣他不一样啊！

搁过去想要当官，那可不容易，不是说你读书读的好，认字认的多，这就能做官，那得让人举荐才成，没人举荐想入官场，您别说门了，连个窗户都打不开。

最简单的，大家伙经常听到的举孝廉，这是汉朝的一种由下而上给朝廷举荐人才的路数，他也是当时想要入仕的唯一正途。

咋举呢？他是拿人口为基数，二十万人里头每年一个，四十万人里头每年俩，不满二十万呢，这就的两年一个，不满十万人口，三年才能举一个。

弄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打破过去那种世官制。

世官制是啥意思呢？其实听这名您也能知道是嘛意思，他就是贵族世代为官的意思，当然他不是说你老李家是宰相，你家世世代代为宰相，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指的是，你这家族的子孙就可以世代为官，但这么做的结果，只要是这世家没让人家给拔了跟脚，他总有成员出任朝廷的重要官职。

这就相当于把朝廷的官给垄断了，这一个弄不好，时间一长这不就架空皇帝了吗？

权臣造反，一呼百应，回头一瞅全是人家的家里人，要不就是亲家，所以跟脚就有，他还指不定霸着多少重要的官职，就算是不造反，平时你皇帝也得看人家脸色行事。

所以就要打破这一惯例，给寒门学子弄一上升的通道，这就有了举孝廉。

但他这举孝廉还是没有脱离世家大族的控制，毕竟能说上话，搁世界放一喇叭，说俺举荐他了。

你谁呀你？你说举荐就举荐？你咋就有那资格，这资格最终还是霸占到了世家的手里头了。

这一旦出现权臣的话，世家就是他们的根基，还是乱。只不过这个时候世家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没有触犯的话，他就不跟着起哄了，有触犯的话，指不定还是一样。

那么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就出现了科举，科举这事是出现在隋朝，唐朝将他发扬光大。

他就干脆用考试来解决这问题，让更多的寒门学子能够出现在朝堂上，为了老百姓喊话。

那么寒门学子这一多，这世家的声音就小了，彼此就有了一种制衡的作用。而且寒门学子也没有那么的跟脚，管起来也好管。

说道这里估计有小伙伴要说了：“科举是出现在唐朝，可唐朝依然出现了尾大不掉的权臣，这又咋解释呢？”

那么朝堂不是世家说了算的时候，皇帝又发现一个问题，他引起割据，让地方不听朝堂调配，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武官手里头的兵太多，兵权过重，没有人能够压服照成的。

所以到了宋朝的时候，就开始极力的压制武官手里头的权利，将文官往上捧，用文官压制武官。

照成的结果就是三品的武官瞅见七品的文官，这都得点头哈腰的，直不起腰杆子。

那么所谓的权臣打那出来的呢？这只能是文官，武官不会出现啦！皇帝防着的就是尾大不掉的武官。

而这文官往往都是打考试考出来的，他这根基中世家的影响多少会有，但绝对会被削弱。

再加上没有兵权，手里您别说棒子了，连跟烧火棍都没有，篡位？这不找死吗？

毕竟有兵权的武官，七品官都能吼上一吼，从系统上文官就可以辖制武官，所以从根本上就打断了权臣和武官之间的勾搭，就算是有勾结，一道旨意下去，就能把这勾结给打断了。

所以宋以后的权臣，也就是弄个权而已，篡位没那根基和土壤。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顺手点个赞呦！

马云就曾经说过。小公司的成功在于招人。大公司的成功在于裁人。因为公司一开始各方面都条件比较差，多招能人有利于补充公司的短板，增强战斗力。但公司越来越大的时候，一些资历比较老的老臣，就开始居功自傲。所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而这些人所招的人都是听话的不如自己的人。这样也符合人的本性，比较有安全感。马云说这种人就称之为老白兔。而这种老白兔会繁殖一大批小白兔。结果可想而知，整个公司的战斗力会越来越差劲。所以马云说，大公司要想再发展，就要干掉这些老白兔。

宋以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政治演化路线。就是皇帝越来越集权，大臣越来越分权。逐渐把一个一个具有狼性的大臣，框在制度的格子里，变成一个又一个小白兔。所以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看来。唐是中国皇权历史的高峰，而唐以后就是皇权历史的衰落。中华文明由扩张，走向内敛。到了明的时候竟然形成九边的北方防御体系。这比清可是差远了。

简单一句话就是：历史演进有其内在规律。所谓大国的崩溃，像，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波斯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像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日不落帝国，以及苏联等，他们通通的特征就是扩张到一定程度，就要面临内部崩溃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总怪宋朝对外懦弱。像秦国一统天下也是扩张过快而灭亡的。经过两千年的反反复复，多次王朝更替，才形成今天我中华之版图。之后的路怎么走？需要我们更好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创新的政治格局，政治体制。既保持内部稳定，又能够向外扩张。

就一招，分权。特别是地方的权利。唐时地方有节度使，军权，政权，财权，人事权集于一身，逐渐尾大不掉。宋接受教训，将各项权力分置，互相制约，地方大员再无能力造反。到明清，制度更加成熟，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监察御史，学政衙门，都由朝廷任命，互不统属，互相制约。总结一句话，不是人变好了，而是制度健全了。

因为赵匡胤以为自己设计了一套天衣无缝的方案，最后导致国家三冗二积。积贫积弱。

虽然自己人造反不成，但是注定被外族欺负。

北宋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事件。但是更耻辱的是这两个狗皇帝居然还不要脸的活了20多年！

还是受唐朝藩镇的影响，宋朝开国之处就限制兵权，所以，皇帝将兵权分别控制在太尉，枢密使之中，遇到战争也要派监军，而且监军的权利很大，所以，没有军权的支持，权臣没有篡位的条件。

我是小南史，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在宋之前，权臣篡位的也就王莽，曹丕，刘裕，朱温这少数几个。

很多如董卓，桓温，诸葛恪，王敦这些人想上位者最终都不能如愿，因为当时儒家知识分子为这些所谓“得天命者”设定了一套繁琐复杂的上位流程，先得封公，加九锡，封王，然后群臣要多次上书请命，民间要上万民书，权臣还要多次推让。这样下来没个三五年是完不成这项宏伟大业的，而且这样一来就给了对权臣不满的忠义大臣以充裕的岁月去除奸。

而且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中，和平演变得来的天下属于“篡位”，只有流血厮杀得来的天下才是“得国最正”，很多爱惜名誉的权臣为了不在史书留骂名，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原因，但比毕竟还是有的，不能说是绝迹了。

第一、中央集权制度在不断加强

我们都知道，其实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属于“篡位”建立大宋的，虽然赵匡胤是“黄袍加身”建立大宋，但事情的真相早就无人知晓了，是他自己预谋已久还是真的不知情，被动“篡位”的谁也说不准了，我们也不去追究了，回归正题。

为了防止日后也有有效仿自己来建国，宋太祖赵匡胤和当时的宰相赵普充分研究了，如何充分的削减地方的权力，来保障中央的权力威，例如在地方以文官担任地方长官，财政权，军权全部收归中央。

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及覆灭，就是因为藩镇割据，但经过宋太祖赵匡胤这么一搞，你地方就再也不能学习唐末时期的藩镇了。

到了元明清这三朝，中央集权制度也成为主流，地方上不断扩充更多行政机构，让机构之间相互重叠，借以制衡。

宋朝之后，只要国家保持平稳，就不可能出现所谓的一方诸侯，更没有什么藩镇割据，地方节度使这种称谓也成为了历史。

第二、皇权在不断加重

封建社会的皇帝是一个国家行政事务的最终裁决人，之前在汉朝，将军及丞相权力足够大，就有开府治事的权力，而且当时的相权，在某一领域是可以对皇权进行压制，从而为篡位提供了可能性，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得到丞相的位置，之后曹魏的江山也发迹于这个丞相。

赵匡胤用了更聪明的一种办法，既然宰相必须要有相对的权力，那我就搞一群宰相，让你们互相伤害，比如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及三司使，这些职位都能行使宰相职能，你人那么多就会有斗争，有斗争自然有制衡，互相攻击还想威胁皇帝的位子，不可能。

明朝则更为夸张，朱元璋精力旺盛，非常勤奋，干脆废除宰相的位置，中央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后世皇帝没有老朱的精力，就设计了大秘书班子机构——内阁。

到了清朝，承袭明朝制度之外更是在宫里设置了军机处，所谓的军机大臣实际上也只是“跪受笔录”的办事人员，明清两代的君主权力发展到了顶峰。

皇权如此至高无上，而臣下的权利则是相互之间互相制衡，层层叠叠，如何再有大权集与一身的现象存在？

第三、外戚与皇室宗亲被压制

我们都知道，宋朝第二代君主宋太宗赵光义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他是以弟弟的身份成为接班人的，所以，在赵光义之后，皇帝就刻意提防和出台各种规定，来限制藩王以及外戚。

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篡位夺权后，各地藩王的职能只能变成一个个皇庄的大庄园主，吃喝玩乐可以，想造反？也不看看自己手下才有多少人。

清朝就更不用说了，前期的亲王和贝勒位高权重，是因为开国时期手里有枪杆子腰杆硬，等到国家承平日久，各个亲王被圈养得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即使到了晚清恭亲王一度位高权重，但是慈禧太后想废掉六王爷也是不费吹灰之力，六王爷不管是见到同治、光绪哪一位皇帝也得自称奴才。

其实可以看出，自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篡位之后，赵匡胤根据自身情况以及对历史的深刻了解，为了避免“篡位”者再次出现 ，加强了集权的同时设置了许多层叠的机构部门，防止大臣手中权力过大，而赵匡胤之后的赵光义又为了防止藩王作乱，对藩王又进行了收权行动。

整体来讲，就是宋朝开始之后的朝代，因为都会总结前朝的得失，所以制度在不断完善，“篡位”的一些必要条件都消失了，所以也就无法“篡位”了。

主要是因为军权的集中和宰相权力的不断削弱。明朝以前实行的是宰相制，丞相（宰相）拥有实权，比如秦朝的李斯，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了唐朝，三省六部制实施，三省长官同为宰相，相互牵制，宰相权力被削弱，宋朝进一步加强分权，实行二府三司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参知政事如皇帝的耳目一般注视着宰相的一举一动。
陈桥兵变赵匡胤上位，这让他他深知掌握兵权的重要性，为巩固统治，他决心改革，“杯酒释兵权”使得兵权紧握手中，“兵无常主”将领不具体掌握某个军队，定期轮值，这让将领们不能在军中形成强大的影响力，防止生变。

宋朝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明朝实行内阁制，使得决策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内阁成员是从太学中挑出来的精英，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所有经内阁讨论的事情最终都要皇帝批示，这样一来，中央集权大大加强。

清朝设立的军机处使得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皇帝口述，大臣执笔，决策完全是皇帝的意志，权力的集中程度前无古人。

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宋朝之后就没有出现过权臣篡位的现象？其实这里形容的并不是很准确，准确的是说在宋朝没有出现篡位的现象，而不是宋朝之后所有的朝代都没有出现谋朝篡位的现象。

在宋朝之所以没有出现权臣篡位的现象，那是宋朝经常面临金人的威胁，他们经常进攻宋朝，宋朝的军民都忙着与金人作战，哪还有时间自己内斗。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希望采纳。

宋朝之后，之所以没有出现过权臣篡位的现象，是因为国家的政治权利制度的设计，使得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根本就不具备篡权的条件。

宋朝之前，在政府的顶层权利中，往往是皇帝、丞相、大将军，三足鼎立，如果此时的皇帝是一位英明神武之人的话，无论是丞相还是大将军都会安分守己的，可一旦遇到了懦弱无能的皇帝，问题马上就出来了，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遇到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要么是丞相有不轨的想法，要么就是大将军想着如何篡权，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的追随者都想往上爬，所以就会一直撺掇着他们篡权。

从宋朝开始之后，作为权利结构设计者的皇帝本人，开始吸取前人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的削弱相权，尤其是明朝的开国皇帝，直接废除了丞相这一权利制度，对于大将军一职，基本上都是有职无权，只有在战乱之时，临时授予其军权，一旦战乱结束，皇帝马上就会收回军权。

这个问题我的一篇头条图文详细阐述过，为了大家阅读方便我就不发链接了，直接把原文复制过来宋朝制度决定 宋朝必定亡于外族

王朝的更替无非以下几种情况，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大臣篡位和武将造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权臣篡位和手握重兵的大将军、藩镇等拥兵自立。五代十国，一共才五十三年，换了五姓十四个皇帝，绝大多数都是手下大将军拥兵自重，最后起而代之。北宋赵匡胤也用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替代后周柴宗训，建立大宋政权，平定天下后，赵匡胤对这个问题非常在意，担心的就是这些历史会在次出现在自己身上，他曾不无感慨的说过，一百个文官贪污都没有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将造反危害大。在和那些开国大臣们喝酒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很多人看出太祖的意思，纷纷发下手中的兵权，讨得封赏后回家养老，赵匡胤启用了一批新人参与国家管理。

不过这也只是解决了那些老臣们造反的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问丞相赵普，赵普说：“此无他故，藩镇太重，主弱臣强而已，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于是赵匡胤根据这个原则，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策略有以下几点；

第一；更戍制；简单地说就是定时换防，换兵不换将，或换将不换兵，这样就使得军队中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大将没有机会发展属于自己的嫡系部队，不能形成巩固的从属关系，避免主将一呼，众兵将积极响应的弊病，当然因为主将和士兵不熟悉，不了解，没有经过长期的磨合，配合不够默契，主将的战术意图不能很好的被执行，战斗力大打折扣。这是北宋军队战斗力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北宋灭亡后，赵构匆忙间组织南宋政权，整个国家内忧外困，这套制度很难执行，于是出现了中兴四将都拥有自己嫡系部队的局面，这是赵构不想看到的，但时局混乱，她不得不审时度势，默许甚至支持这种局面的存在，随着南宋内部的逐渐稳定，像岳飞那样，有着数量惊人，而且忠于岳飞的嫡系部队，已经完全有实力替代自己，关键是岳飞并没有像韩世忠那样，愿意彻底放弃兵权，而是积极主张北伐抗金，这已经成为赵构最大的一块心病。见于岳飞和军队之间的稳固关系，单纯的夺岳飞兵权，已经难以控制岳飞和岳家军之间的联系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两方面下手，一个是杀掉岳飞，彻底绝除后患，另一个就是分解岳家军，拉拢岳家军中影响较大的王贵出来平定岳家军的情绪，杀掉岳飞的同时，也杀掉在岳家军中威信较高的岳云和张宪。岳云和张宪本来被秦桧和万俟卨判的流放，赵构御批将两人处死，足见赵构对岳家军的忌惮之深。

正是宋朝严格执行了更戍制这个政策，彻底解决了武将拥兵造反的可能性，但也造成了对外军事力量薄弱的弊病，这就埋下了宋朝最终会毁于外部入侵的隐患。

第二；取消府兵制；宋以前，实行府兵制，地方官员自己招募士兵，自己统领，这样得到的士兵只对招募他的长官用命。宋以后，所有的军队由国家招募，然后将精兵都编入禁军，派专人训练部队，禁军归中央统一指挥调遣，调兵权由枢密院掌握，中央设三军都指挥使，军队将领只能指挥中央临时派出，而且是经过别人训练出来的军队。虽然这样可以避免主将意图不轨，但这种由别人训练出来的军队，只能按照以前训练过的阵法去打仗，所以枢密院会根据派出的军队给带兵的主将配相应的阵图，主将只能根据阵图使用这些部队，战场的状况瞬息万变，遇到突发事件或对方不按常理出牌，所训练的阵法无法适应战场情况下，主将立刻束手无策，只能选择逃跑一条路。宋金联合灭辽战役中，北宋十几万大军，面对耶律大石和箫干的三万人马，被打得溃不成军，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如果是岳家军那样，兵将经过长期磨合，士卒效命，个个争先，与主将的战术意图配合默契，在占有那么大的数量优势，岂有不胜之理？宋朝这个制度，有点顾此失彼，解决内部问题的同时，是外部问题更加突出，亡于外族不是偶然。

王安石

第三；文官监军，最典型的就是潘美和杨业事件，潘美是北宋名将，与杨业并没有私仇，两人本来配合默契，早在雁门关一战就形成默契，取得不错的战绩。在征辽战役中，潘美和杨业所带领的这一路，是三路大军中打得最漂亮的，但因为另两路出了问题，不得不回缩撤退。杨业被监军王侁逼的只身赴险，在监军王侁的干预下，潘美没有能够及时有效的接应杨业，造成杨业所带领的不对全军覆没于陈家谷。监军代表的是皇帝，目的很明显，就是监视在外带兵征战武将的行动，这些监军并不太懂带兵打仗，但因为身份特殊，主将对他们都有些忌惮，这就造成监军干涉主将决策的问题，结果可想而知。

第四；削减地方兵权；宋代以前，基本都是本地选出官员管理本地，宋以后由中央委派的外地文官管理地方政务。地方招募的兵，都是禁军挑剩下的老弱病残，基本就是做些捕盗维持治安的事情，战斗力很弱，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预防藩镇强大，地方官员拥兵造反。这样也带来一个问题，正面战场兵败，地方组织不起来有效地防御，敌兵可以长驱直入，等于是自我放弃了战略纵深。

以上这些政策决定了宋朝不可能出现威胁中央政权的藩镇和武将，彻底解决了武将拥兵造反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所以宋朝注定不会死于内部叛乱，最终会被外族灭掉。至于什么农民起义可以忽略不计，宋朝的地方军事力量被削弱，才使数量不多的人就能闹的很凶，禁军对外战力渣的很，但对付几个农民还是有富裕的，单纯的农民起义，没有其他力量依靠或加入，没有成功的可能。关键是宋朝的福利制度是历史上最完善的，根本不尊在生存压力，不过高福利需要高税收来维持，普通百姓虽然没有生存压力，但生活压力很大，高税收使他们苦不堪言，参加起义闹哄闹哄还行，形势不好，没有生存压力的人会立刻作鸟兽散，卖命的很少，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对农民起义，大部分用诏安安抚的政策。宋朝农民起义多，但很难成气候，方腊闹得最凶，童贯带兵一来，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难以威胁中央政权。

杨业

宋代实行三省分权的政策，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宋朝中央集权，但不专权，皇帝的命令不经过中书省合议通过也是无效的，私自下的圣旨会被截住，这就决定了宋朝很难专权，更不用说专权到可以篡位。但这也造成一些不利影响，比如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仍然难以专权，变法推行的举步维艰。

以上这些因素可以说决定了宋朝只能亡于外部入侵，内部威胁政权的问题都被政策给卡死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权臣想造反首先要掌控军队有军队的支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朝时期藩镇做大的安史之乱。

唐朝灭亡之后五代十国的皇权更替，以及宋太祖赵匡胤自己依靠兵权黄袍加身篡位的经历，使得宋朝制定了严格的兵制，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军队永远掌握在皇帝手中。

宋太祖建国初年，为加强皇权和军事阶层的稳定，决定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

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

这样，军队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

而且宋朝重文抑武，武将战功显赫就会被调到虚职养老，一旦掌握实权会受到文官的全力打压，狄青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狄青人称“面涅将军”。他出身贫寒，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为延州指挥使，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了卓越的战功。朝廷中尹洙、韩琦、范仲淹等重臣都与他的关系不俗。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狄青因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以功升枢密副使。

任枢密副使后狄青备受朝廷猜忌，谏官多次对狄青发难，称其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求将他调出京师以便保全其声誉，仁宗均未答复。

嘉祐元年（1056年），京师发大水，狄青避水将家搬到相国寺，竟在佛殿上居住，民情对此颇有疑惑议论，朝廷便免去狄青枢密使之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离京出任陈州知州。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因嘴上生毒疮，抑郁而终。

可以说宋朝的这一套做法避免了篡位权臣的出现，保住了赵氏皇权的稳固，但也毁了中华民族的武魂，以致有了靖康之耻。

主要是皇帝学精了。

比如汉有州牧，唐有节度使，如果要分析东汉末唐末大乱原因，这两个肯定是最主要的。州牧跟节度使一样，都是独揽当地军政大权，设计这样的制度，就很容易出问题。

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想要篡位，需要满足的条件很多，但唯独武装力量是个绕不过去的最重要条件，简单的说，手里没兵，啥也干不了，所以只用分析军事制度变革即可。

宋代吸取了唐代教训，在军事制度上做出了三大改革，导致以后的将领们，几乎无造反的可能。

第一，文人掌兵，宋初将领们多用文人，虽然后期被迫启用武人，但这个思路一直被延习到了后世。

第二，把军权和兵权分离。宋代始创枢密院，枢密院掌握指挥权，由它下达命令，将领负责带兵，却无自主行动权，权力大大被压缩。而枢密院空有指挥权，兵力又不在手上，两者相互制约，不管谁想造反，难度都极高。

第三，废除了节度使 留后 观察使这种权力很大，形同独力王国的官职，虽然还保留官名，但只是个虚职，根本就不上任。

第四，军队换岗制度。将领们每隔两三年，就要集体调动一次，不让你跟部下长期相处，养成亲密关系。

以上这几个制度，大体都被后代学习和借鉴了，控制住了军队，后代想要造反篡位的难度，大大提高了。

权臣篡位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政治影响力、二是经济实力、三是军事力量。

北宋以前，文武并不分家，双方之间地位对等，武将比纯粹的文臣还要高一些，多的是文武双全的人物。这主要与两汉以来的政治形势有关。

刘邦立汉以后，大封功臣，一口气就封了一百多个侯，由此形成了一个有食邑经济基础，而在政治上又形成联盟的功臣集团，随着察举征辟制的发展，功臣集团以举主的身份笼络了一大批从地方上出来的风采人物，以功臣集团为基础，发展出来了士族阶层。

士族阶层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上以察举征辟制网络人才为自己所用，影响国家决策，在军事上又能够拥有一定程度的私兵部曲的为核心的军事力量。但在西汉中后期，士族力量还不足以动摇帝王统治。

为了钳制迅速发展的功臣士族集团，汉武帝时重用外戚力量，外戚遂登上了政治舞台，逐渐成为了一支影响王朝走向的力量。外戚对于帝王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他们依仗皇权而起，比之功勋士族们，能够轻易获得权位。但倘若帝王暗弱，外戚则趁势而起，于士族集团结成联盟，进而架空皇权。

西汉为何亡于王莽之手，就是外戚专权，士族集团力量过于分散，属于骑墙派，却又无法制衡外戚，这才使得王氏外戚垄断西汉末年的政局。

及至东汉，外戚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加之东汉从第三代皇帝之后开始，基本都是小朋友加上短命鬼，诸外戚轮番上阵，士族或依附或抗衡，之后为了制衡外戚，皇帝不得不发展宦官力量，三股政治力量，外戚权势由皇权而来，却极力压制皇权，宦官纯粹依附于皇权，没有皇帝他们的权力就是无根之萍；士族在地方郡国拥有极大的实力，但在中央权力分散并不能拧成一股绳，是故东汉政局在皇帝小的时候外戚一家独大，皇帝成年后宦官外戚争得头破血流，士族们骑墙看风向转风使舵。

黄巾之乱后，外戚、宦官的争斗随着董卓的入京而彻底瓦解，帝国开始崩溃，地方士族们在州郡依仗经济实力，或自行招兵买马，或依附更大的士族形成各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士族阶层也随着乱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国就是士族舞台，士族政治从三国开始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一步步走向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格局，在政治上，小士族依簪缨世家形成强力政治力量攫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从而能够在地方拥有更多的土地，经济实力十分强劲，在经济的支持下，又能够在军事上大肆扩张部曲，对抗中央皇权。

这种乱局一直持续了四百年魏晋南北朝，延续到了隋唐，隋文帝、隋炀帝为打击这种士族集团发展出来的门阀政治，或在经济上夺其户口，或在军事上收拢权力，或在政治上以科举制夺取人才，削弱力量，但最终隋炀帝死在门阀的手中。

及至唐代，随着科举制的进一步发展，门阀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均田制和府兵制大大削弱了门阀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科举制虽然发展缓慢，但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门阀的政治影响力。

后来随着人口激增，均田制崩坏，府兵制瓦解，募兵制下的藩镇出现，形成了武将掌握地方军政的局面，最终酿成安史之乱，中央权威大大削弱，地方藩镇自成体系，士族们或依附军镇，或投效唐廷，再无两汉魏晋之实力。

而唐廷中央，因藩镇的骄悍而对武将充分不信任，于是形成了宦官掌中央军权的格局，从而酿成了宦官动辄废立皇帝的情形。中晚期的唐朝乱成一团，随着黄巢之乱，最终分崩离析，五代十国军阀割据，手中有兵便能称王称霸。

五代十国的乱局是士族政治的坟墓，在军阀的屠刀之下，他们的文治再无用武之地，及至赵匡胤立宋，旧士族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为加强皇权，结束军阀乱政的局面，中国历史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赵宋以武立国，在军事上以文制武、政治上以文抑武。自此帝国政治格局形成了士人阶层一家独大的局面。所谓士人阶层，即依靠科举制而走上政治舞台的读书人们，他们并不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士族那样，能够形成控制地方经济、影响中央政治、掌握一定武力的以荐主家族为核心的势力。

士人们的政治权力取决于皇权，依托科举制成为天子门生，从而形成了“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皇权可以一言而决断了士人的政治生命，而士人只能在政治上形成一定的联盟，在军事上虽有一定权力，但并不能绕过皇权自行其是，而经济上早已无法形成旧士族那种规模了。

成为一个权臣，他的权力来源不仅仅是皇权，还有本身极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才能完成整合或者威慑其他势力的能力，从而挑战皇权。两宋以后，士人无门阀、武人无兵权、且二者之间泾渭分明，形成了士人对武人的鄙视链，士人们在政治上单打独大，极难形成士族集团那样的声势，而他们对从武人又十分鄙夷，以武事为耻，更加不可能形成军事力量。

所以自宋以后，权臣极少，即便出现那么一两个，实际上也是皇权下的产物，他们或依托皇权而制诸臣，但绝对不敢挑战皇权，或君弱时，代行皇权，但绝对不可能取而代之。毕竟此时的权臣只是一个人，或拥有一定的政治联盟，但绝对没有真正忠于自己的政治集团，但凡只要有僭越皇权的情形出现，就会被其他文臣群体而攻之而赶下台。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宋代以前，权臣篡位的现象可以说非常普遍，汉末三国后，魏晋南北朝，隋、唐，乃至于五代十国，可说是权臣篡位的“高发期”。而在宋朝及之后，皇帝的集权行政力度提高，至于明清，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权臣这才再也难以有机会实施篡位之举了——当然，宦官擅专、外戚干政之事还是屡有发生。

宋朝前的皇帝对权臣篡位没有警惕之心吗？非也。像赵匡胤，他以“杯酒释兵权”之举拿下众多功臣，便是因为他亲历黄袍加身之事，畏惧这些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宋朝之前是权臣篡位的高发期，有些人甚至是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又如何能够不警惕呢？

手段比较爆裂的，如隋炀帝，他便不止一次地铲除权臣来维护统治。隋朝时，门阀高第把持着晋身的道路，隋炀帝便大举提倡科举；门阀势力过盛威胁皇权，他便着力对门阀势力进行整治，那东都洛阳李阀虽盛极一时，却几乎被他斩尽杀绝。其实历代皇帝对权臣盯得很紧，唐朝时可以做到满朝都是宰相而无宰相之权的地步，一步步地将宰相之权扒拉出来分了出去——可惜道高一尺，而魔高一丈，那个时代制度上还有着很大的漏洞，也就难免会被人钻了空子。

权臣篡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这些人手上都掌握着极大的兵权，隋文帝杨坚如此，宋太祖赵匡胤同样如此。当然，手上只抓着兵权是不行的，所谓三军未动而粮草先行，便是这个道理，你手上人再多，没有物资供给，那也翻不了天。当年瓦岗寨的势力可说是沸反盈天，可终究还是逃不过被扑灭的结局。所以，这些有篡位“资质”的人物，多是将朝廷的财政、人事、行政权力抓在了手中。

一个皇帝，若是这些权力没有抓在手里，那几乎与傀儡无异，当然，权臣这个时候还是不会篡位的，这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抓紧手中的一切势力清除异己。中国历史上不是权臣而篡位的，武则天首屈一指，她的手段无非是张仪、苏秦那一套合纵、边横，却能够渐渐将一个皇朝给夺了，手段端是高明。武则天当然不是什么权臣篡位，但其所用手段与众多高明的权臣们是异曲同工。

宋朝的时候，其实制度也不完善，皇帝于是大力搞重文抑武的政治格局。在宋朝，军权被收归中央，文武分立，有势力的文臣找不到足够强劲的武力支持，而武将更是没法将手伸进权力圈子。当然，这个制度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宋朝在面对外敌时的疲软，已经被后人诟病了千年。

到了明清，制度就较为完善了，文臣与武将相互制约，皇权至上，中央集权达到历史上的巅峰，皇帝甚至以东西厂、锦衣卫，或是粘竿处等地方来控制臣子，臣下很少有能够达到反叛的实力，当然，那“三藩之乱”就要另当别论了。

宋朝之前，权臣篡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国家未统一，诸国林立。

曹丕，司马炎，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杨坚，李渊，赵匡胤，以及五代十国诸多人的篡位，都是发生在国家不曾统一，各国相互政法，容易产生功高震主的人物。

这些篡位者，大多是在对外战争中，击败敌对国家，战功赫赫，班师回朝之后，论功封赏，即便是皇帝有意减少封赏，控制权臣，架不住国家战事频繁，一次一次封赏下来之后，就导致篡位者即在军队中拥有巨大的声望和拥护者，朝廷中拥有极高的荣誉与地位。一旦心中产生谋逆想法，皇位也就搓手可得。

中国历史以公元960年作为界限。960年以前，虽然数次大一统，但是有两次分裂军面，一是南北朝时期，数个国家相互对立攻伐。另一个就是五代十国，十几个国家大混战。960年以后，中国历史上再无如此混乱局面，尤其是元明清三朝，相继大一统，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才辈出，再难出现一个国家依靠一人支撑的局面。

篡位者失去了发展实力的土壤和环境。

个人认为跟程朱理学关系不大。因为北宋时期二程的思想并非当时的主流，南宋朱熹诞生后，程朱理学真正成为主流也是到了南宋中期。也就是说在两宋320年时间里，程朱理学在大部分时间都不占社会主导地位，但仍然没出现权臣篡位的情况。

究其原因，还是宋朝政治体制的原因，篡位是需要手里有兵的，像曹操曹丕父子、像赵匡胤，都是手握重兵，才有篡位的资本。唐末五代时，地方节度使享有独立的财权、军权甚至人事任免权，这种对武将极大限度的放任，就是武将们频繁叛乱的根因。

而从北宋开始，鉴于唐末五代的教训，北宋从政治体制上就把掌握军权的大臣叛变的可能性彻底扼杀了。

首先，剥夺地方武将手里的财权，地方税收统一上交中央；其次，地方武将没有人事任免权，地方官吏由中央直接空降任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将调兵权和领兵权分开，能调兵的不能领兵，能领兵的不能调兵。如此一来，地方节度使成了彻头彻尾的虚衔。

同样，坐镇中央枢密院的宰执大臣即便位高权重，也只是拥有调兵权，没有指挥权和训练权，手下将领几年一轮换，不一定听他的，没机会像曹操赵匡胤那样亲自领兵篡位。

于是，掌握军权的人不可能有篡位的可能性，而那些没掌握军权的人，就更别想了。

汉朝时选拔官员的制度被称为举孝廉。该种制度是指，人们想要做官并不需要通过科举考试，而是需要通过乡老、当朝大儒、朝中官员、世家门阀的举荐，进入官场。这种制度的应用，出现了一个弊端：必须是和乡老、朝中官员、世家大族关系很近的人，才能进入官场做官。随之就出现了一种情况：被举荐的官员会结成党羽，依附于举荐自己的官员或是依附于举荐自己的世家门阀。随之举荐的官员和世家门阀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大，直到威胁皇权统治（篡位权臣出现）。

曹丕篡位后又向门阀世家做出了进一步的妥协：他采用了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由乡老，世家门阀评定士子品级的高低，任命士子官位的高低，取决于品级的高低。这种制度的应用，又造成了一种情况出现：世家门阀子弟，可以世代在朝中做高官，把持朝政。寒门学子（品级低）永远做不了高官，随之朝政便开始由世家门阀把持。这就相当于朝中高官，长期被世家门阀垄断，时间一长皇帝便会被世家门阀架空。权臣造反一呼百应，是因为朝中官员多是权臣的亲人和门生。即使是皇帝都要看这些权臣的脸色（篡位权臣背后都有门阀世家存在）。

为了避免皇权衰落，到了大隋朝，杨坚想了一个办法：改变举孝廉制度，利用科举来取士。科举不但让寒门子弟有了出头之日，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种取士制度还能打破朝中官员被门阀世家垄断的格局。科举取士制度始创于杨坚，推广于杨广，发扬光大却是在李世民和武则天执政时期。也许人们会有一个疑问，既然唐朝都采用了科举取士制度，那为何唐朝还会出现尾大不掉的权臣呢？

因为李唐以武立国，门阀世家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但那些跟随李世民父子打天下的功勋武将，又促成了新兴世家门阀的崛起。这些功勋武将，被李世民父子封到各地做节度使。随之就又出现了一个局面，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可以说唐朝的科举制度，制约了老的门阀世家，但却没有制约新兴的各地节度使。造成这种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李唐是以武立国，地方军政没有分开。到了北宋时期，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赵匡胤本就是武将出身，被手下武将拥护篡位的他，意识到不能再任由武将势力做大了。

有了唐朝地方节度使作乱的前车之鉴，赵匡胤想到了一个办法。在继续沿用科举取士制度，制衡门阀世家做大的同时，赵匡胤决定以文官来压制武将。随之宋朝对外战争出现了一个局面：武将领军出征，指挥权却在朝中文官手上，同时北宋皇帝还会派出宦官前去监督领军的武将。人们经常能看到史书的描写：即使是宋朝三品武官，见到七品文官都要表现得毕恭毕敬。北宋名将狄青，就是因为官拜枢密使之职（多次击败西夏，官封一品），才会被北宋文官集团联手打压，逼迫致死。因为北宋文官已经习惯了由自己掌权，他们不习惯高官由武将来做。

在利用文官制衡武将的同时，宋朝皇帝还在谨防外戚干政。因此宋朝皇帝就喊出了一个口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朝皇帝在利用文官压制武将的同时，也在利用文官制衡外戚，保证皇权在赵家延续。这些制度的应用，确实让宋朝没有出现篡位的权臣，但也形成了新的弊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宋军战力羸弱。宋朝皇帝有意拔高文臣的地位，因此宋朝才会出现许多名垂青史的文臣。但随着文臣的势力做大，皇权也受到了文官集团的一定限制。

纵观北宋一朝，唯一特例的文官只有范仲淹一人。知兵的范仲淹，虽然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但他并不反对由武将来掌权，狄青就是范仲淹大力提拔的名将。编者觉得利用文官，内侍制约武将、外戚，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没有限度，宋朝就会迎来新的问题。

果然到了宋徽宗执政时期，童贯、蔡京、高俅等人开始掌权。宋徽宗亲近的文官、内侍让北宋陷入了动荡。靖康耻发生后，宋高宗赵构的想法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赵构既想利用能征善战的武将，让自己偏安一隅，又对武将们极度不信任（岳飞北伐失败的原因）。科举取士制度，让宋朝没有篡位的权臣出现。利用文官制衡武将，也让宋朝没有出现节度使割据藩镇的局面。但这些制度，却让宋军战力变得不堪一击。

权臣的几个来源，基于血缘关系的贵族，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宗室和外戚，王莽、霍光就是这类的典型。

还有就是功臣，通常以武将居多，曹操就是这类的代表。

再有就是官宦世家，他们通过察举制度，为朝廷供应文官，行成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袁绍算是个典型。

注意这些权臣势力是可以传承的。

宋朝的做法是让文官集团一家独大，以文制武，文官节制武官。彻底废除汉唐以来的出将入相制度。

同时将宗室和外戚排挤出朝廷，这些贵族只保有爵位而没有实职。

文官一家独大，怎么办？赵官家还有办法，那就是科举制。相对于察举制，科举是盲选，文官没法将自己的权力传承给后代，就行成完成权力累积，就很难产生权臣。

除了王莽这一个是文官篡位之外，其他的篡位的都是带兵的武将。武将为什么能够篡位那个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部队。在宋朝之前，士兵指认将军不认皇权，只认兵符，只认命令。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亚夫，汉文帝朝，匈奴入侵，周亚夫驻军细柳，皇上到前线劳军，周亚夫的士兵让皇帝下马步行到营帐，周亚夫以军礼相迎。最后汉文帝夸奖周亚夫，然后跟他的儿子景帝说，以后有周亚夫会救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军权跟王权并不是完全的臣服，而且皇帝也认可这一种存在。

这样带兵打仗的好处就是战斗力强，因为将军熟悉士兵，士兵也知道将军的作战风格，你应该知道战场上是瞬息万变的。它的坏处就是很容易使将军造成拥兵自重。

唐朝的藩镇割据，宋齐梁陈的朝代更替皆源于此。赵匡胤取代后周也是源于此，所以他决定重新设计一个方案。那就是更戍，让将不认识士兵，让兵不认识将，而且把带兵权和调兵权分开。枢密院负责调兵，但是没有领兵权，大将有领兵权，但是没有调兵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军权完全臣服于皇权。坏处是战斗力直线下降。

从宋代开始，实行重文轻武，对文官十分的厚爱，杀武将却成了常例，所以宋时理学得到了空前发展。反正通过种种削弱武将对军队的掌握。同时禁军要比厢军强悍多，皇帝握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自然就没有篡权了。明成祖朱棣篡权是唯一的一例。

怎么没有？

宋太宗继承皇位，这一段历史，扑朔迷离，假设不算篡位。但是宋太祖是实打实的权臣篡位。

宋朝以后，明成祖朱棣妥妥的权臣篡位，不要以为这明成祖是建文帝的叔叔，是皇亲国戚就不是权臣篡位了。

多尔衮算不算篡位成功呢，据说也当了十几天皇帝，但是只手遮天好多年，不就相当于周公和曹操吗？你能说多尔衮没有贼心？要说周公或者霍光没有贼心我信你，你要说多尔衮没有贼心，打死我都不信。

再说，皇亲国戚就不是权臣了？

隋文帝杨坚身为国丈，还是皇亲国戚呢，不一样篡位成功。曹丕身为国舅，一样是皇亲国戚，不也废掉汉献帝而自立了。

唐朝的太平公主虽然篡权没成功，但是也算是权臣篡权吧。

看到没有，这些很容易篡位成功的权臣，都有一个特点，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外戚。

我们只能说，宋以后，皇亲国戚或者外戚篡权变难了，但是一有机会，照样挥师东京，杀了那鸟皇帝，占了那鸟位。

自古以来，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权就是皇权与相权之争外的两大历史问题。宋以后，外戚的问题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但是宦官的问题反而愈演愈烈，为何，原因就是明朝的监视系统搞得好，外戚有异动，立刻就被皇帝知晓，但是权臣的问题并未解决。因为宋朝的皇帝就被大臣教训过，宋神宗时的宰相文彦博就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权臣你离不开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明朝的言官那么厉害。

由于宋朝的文官制度，由文官任军权的首长，而且经常调动地方的兵权，所以导致宋代的权臣没有牢靠的军权，从而无法形成篡权的军事实力，像韩侂胄 、史弥远 、贾似道、陆秀夫这样的权臣只在朝廷上话语权大点，对君权的稳固性没有什么威胁的。

到了明代，除了明成祖结结实实篡了一次权，后期明代的主要兵力都给拉到北方抗击鞑靼了，明末还要把军队安札在东北一部分，防止建州女真的异动，朝廷里的权臣根本捞不着兵。

例如明朝中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高拱张居正都算作权臣了，张居正曾给宣大总督王崇古去过一封信，说：“主少国疑，艰难之会，。。。。。。冒死为之营诉”。信的具体内容就不贴了，就是讲皇帝还小，大家齐心协力保证国家的安宁，但是高拱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张居正这是在干什么？在跟在外带兵的将领说另一个内阁辅臣高拱的坏话，这样的权臣，说理还得去找在外带兵的，可见明朝的权臣没啥军权的。怎么篡位？

到了清代，更不用提了，除了顺治是个小皇帝，后期有几个小皇帝，其他的时期，中央集权高度集中，权臣都没出过几个，比如后期的顾命八大臣，也只是跟后宫斗，完全没有取而代之的意思，其他时候，根本就没机会的。有人说曾国藩有这个机会，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入过清廷的中枢机构，连军机处的边都没沾到，算不得权臣吧。

老李头说书谢邀！主要是宋朝前的朝代，军队权利大都掌握在臣子的手里，后来才到皇帝手中，但这时皇帝大都成为了傀儡；宋，元，明，清朝代，杯酒释兵权，锦衣卫，文字狱等，把军队权利掌握在皇帝手中，就算有想作乱的，还没开始就已经上报皇帝了！

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说，跟程朱理学加强了对人民思想控制其实倒没太大关系。

历史上的权臣篡位，一般来说权臣都是权倾朝野，成为事实上的掌权者，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那就是权臣掌握了军权。

而宋朝的建立，也是宋太祖赵匡胤从一大群兵痞子中脱颖而出建立的，所以特别提防着军阀们对皇权的觊觎，在两宋时期，向来都是崇文抑武，为的就是防止黄袍加身的事情再次发生。

除了武将倍受压制之外，历史上也有文臣取得过滔天权势，然后权倾朝野的。他们在掌握实权之后，也可以改变游戏规则，大肆提拔效忠于自己的武将们，让他们步步高升，从而间接地掌握实际兵权。但这样的文官权臣很难从草根阶级直接一飞冲天，往往是官宦世家，入仕后有了家族长辈的提携，很快就能平步青云。在两汉魏晋以及隋唐时期，文臣多数都是士族出身，这些高门大族尽管慢慢地没有了实际军权，但是在官场上仍然是如鱼得水。但自从隋唐两朝开科取士，广大寒门子弟也有了当官的机会，俗话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这个社会变化。

寒门子弟骤然当官入仕，可以说是鲤鱼跳龙门，完成了阶级跃升，他们深知这一切成就的不容易，往往会沉溺于权力的欲望中，辛苦半生，荣华富贵到手自然是要好好享受的。但寒门出身的官员跟士族出身的不一样就在于，士族懂得长远规划，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而寒门则往往没有这种理念，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在古时候的官场上也是有鲜明写照的。

这一切背后的原因，都是皇权越趋统一的表现。我们会发现从宋朝起，朝堂上的党争开始变得频繁，尤其是明朝时期更是达到了党政的高峰，但皇帝却永远能够稳坐钓鱼台。这一切都是皇权的刻意为之罢了，那些当朝宰丞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棋子而已。

总的来说，科举制度的完善，让传统士族彻底消亡，只留下没有远见的文官们。而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也让老赵家坚定的崇文抑武，一方面没有了野心勃勃的士族文官，另一方面只剩下徒有虚名的武官将军，想篡权夺位，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答

隋以前的都是门阀势力的割据，隋如何解决问题的呢？隋解决问题之后呢，遗留下来什么弊端？

隋发明了科举考试制度，但是有一个弊端，文官通过考试，统一考试后，管理官员的吏部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进行安排，这样就很大程度上杜绝任人唯亲等官场弊端。但是一些老脑筋的人，习文不成，习武混一个出身，这些人在文官看不起的情况下，报团取暖。他们一般都是某个地方的军团，近亲繁殖，近亲提拔，最后形成一个小地方或一个地区的利益集团。这些地方达到一定的势力范围，就不听中央的调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藩镇割据。

宋成立以前，一个王朝的末期，藩镇割据的比较厉害。宋成立之前是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的巅峰。解决这一问题，是宋太祖赵匡胤当皇帝以来的一大难题。

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解决了藩镇割据的问题以后，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再次出现，改变了规则，就是武将的高级军官必须以科举考试出身的才能提拔到高级。这就杜绝了底层的人，报团取暖的一个途径。宋以后的权臣没有藩镇割据时，只要有地方的军阀支持就可以黄袍加身了，这种美事，陈桥兵变的赵匡胤执政之后，就采取措施把这个毒瘤给切除了

这个问题根本上就是皇权与官僚系统也就是所谓的相权的此消彼长的问题。

众所周知，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帝制开始，从政治制度上就开始了皇权与相权的争斗。

简单地说，在宋朝以前，君臣共治天下是官僚系统与皇权之间的一种共识或者说是一种妥协。汉朝皇权的最大敌人是同姓王，算是皇权内部的争斗。当时的官僚系统主要产生于世家，比如袁绍的四世三公。

到了汉末，黄巾起义冲破了皇权后，地方军阀分割天下，三国两晋直至隋唐一统，皇权自顾不暇，太监尤其是外戚是主要威胁。

自隋朝开始科举，李唐完善坚持科举制度后，官僚系统的组成部分就慢慢开始摆脱了世家豪强，皇亲国戚所谓的贵族阶层，而加入了大量的庶民阶层。此时贵族阶层逐渐衰弱，不得不与皇权融合，妥协，毕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庶民权臣再强大，但天生弱点是无法让自己的权力神圣化，毕竟君权神授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这一方面来说，权臣篡位难度从观念上大大增加了。

赵宋的建立来自于赤裸裸的军事政变。所以此时的君权通过一系列的行动的制度设计将官僚系统的军权，地方治理权，中央官员的权限彻底拆分，互相制约，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的靠山反而成了皇权。权臣的含金量也就是所谓的手里的权大大减少，难以威胁到皇权了。

另外宋明理学兴起，从思想上加强了皇权的神圣不可动摇，扩大了皇权的代表性，让皇权成了民族和国家的代表，尤其明清时期，人们日常生活中竟然用到了我朝，足见民众已经被麻痹成天然的权臣篡位的拦路石。

所以自宋朝以后，官僚系统的代表权臣已经构不成皇权的敌人，此时的主要敌人已经是外敌了，比如金元，满清和八国联军。权臣哪怕如曾国藩也无法并非他不愿取而代之。辛亥革命各省也只是独立于满清政府而不是篡位了。

因为篇幅原因，与欧洲皇权的比较就不展开了。

希望我的回答能给大家帮助。当然要彻底回答，专家教授们可是可以写出一本本砖头厚的书的。

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宋朝之前，抛去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在大统一王朝的背景下，确切地说，能够以权臣身份篡夺皇权位置成功的只有王莽，宋朝之后，撺掇皇帝位的也只有朱棣，分析如下。

乱世期间，人活得苟且偷生，往往是以武装血拼或者阴谋诡计获取强大的军事实力后，自己封自己为皇帝，这个皇帝位置本来就类似强盗头目的获取过程，他们的那些权臣手下，谁不是目睹了坐皇帝位置的过程，一旦出现前皇帝年老昏聩或者幼子继位，很多权臣没有了强力皇帝的威胁，很可能就是像熟练地玩牌一样，通过军事政变或者政治阴谋，篡夺老皇帝或幼皇帝的位置。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取后周幼年皇帝的位置，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同样的例子还有候景趁梁武帝年老昏聩之际发动的夺取皇帝位置的叛乱。毕竟，人人想当那些睥睨天下的皇帝可是中国人的悠久传统，比如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就想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

总结为：乱世期间，熟悉当皇帝游戏规则的权臣一旦等待旧皇帝没有对自己的威慑力了，就开始伺机实现自己酿酝已久的皇帝梦。

现代戏表演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也怕权臣撺掇他的皇帝位。

曾经有句诗，说的是，假设王莽在没有撺掇汉朝皇帝位置之前就死了，大家一定会觉得王莽是一个忠臣孝子的典范。

可是，后来王莽作为一个权臣撺掇皇位成功了，他靠的就是会表演和忍耐。

再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西汉后期的皇帝在外戚的强大势力面前，死的早，继位的都是一些年幼的皇帝，有了权力和财富的外戚家族，同所有的皇族一样，强权的人家喜欢的是阴柔的女子、幼儿和太监类的男子，王莽正好有着外戚的血缘和善于蛊惑人心的天赋，趁着一众的外戚、皇族花天酒地、享受人生的时候，在为朝廷衷心打工的王莽，想想自己出身的卑微、干活的辛苦、权力的诱惑，他这个影帝不篡权还等着让给谁呢？

总结就是，王莽迎合了掌握强大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外戚以及皇族的需要，这些可以左右皇权位置的强大家族，认为善于表演忠孝为他人谋福利的王莽当皇帝后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好处，就任由王莽表演吧，直到篡位成功。

王莽铜钱，正是这个加速了篡位后王莽的灭亡。

朱棣觉得自己经常和蒙古人打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太牛了，他认为同样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自己很像自己的父亲朱元璋，帝国和皇帝位是靠武力来维持的，看看那个皇帝位置上的弱侄子和他手底下的一帮奸猾的文人，自己就不舒服，关键是这帮文人很想弄死自己。

于是在野心和生死险境的双重加持下，再加上姚广孝这个不同于常人凡人一心想要让天地间天翻地覆的奇人的一再怂恿之下，朱棣造反了。

一开始朱棣的造反并不顺，两次战役差点把朱棣干翻了。

是姚广孝告诉朱棣，你一定会成功，然后加上跟着朱棣造反的人基本得必须一路走到黑，个个都不要命，朱棣篡位成功，他们就是富贵之命，朱棣篡位失败，他们就是劳役和死囚之命。

那个即将被篡位的朱棣的侄子皇帝，一方面觉得自己掌握天下的兵马，小看了自己的叔叔朱棣，另一方方面，被腐儒文人集团洗脑的坏处还在于还想得到一个不杀叔叔朱棣的好名声。

朱棣就有了不死之身的光环，再加上篡位必须成功压力之下的善于经营，侄子皇帝的军队、朝廷早被安插进了自己的不少奸细，这些平时当官的奸细，反正谁当皇帝都无所谓，最后无论谁成功了，他们都有办法洗白自己。

总之，帝国不是铁板一块，朱棣成功的利用了人性的恐惧和贪婪，加上侄子皇帝的腐儒气息，自己成功篡位。

朱棣雕塑

康熙在孝庄的帮助之下除掉了权臣鳌拜。

鳌拜的实力很强，也组成了自己的夺权小集体，可是他败了，因为他需要面对的是政治手段更为老练的孝庄。

孝庄的步步算计和布局都超过鳌拜一手，所以鳌拜篡位没有成功。

现代剧孝庄长歌

综合上述，结论就是宋朝前后都出现过权臣篡位的情况，而权臣篡位成败关乎综合实力和政治手段以及运气、皇帝势力的强弱这几个因素，和制度的关系不大。

这得益于宋太祖执行的一些政策，如强干弱枝，将领轮换等。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吸取前朝的教训。发现朝代后期的分裂都是地方武装过于强大，中央无法抑制造成的。而地方武装能够强大，多是由于一个将领管理一个地方的时间太长，个人威望已经大到盖过中央的地步。

所以，赵匡胤就针对这两种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强大中央的武装力量，抑制地方武装力量。还规定将领任期不得超过三年，经常轮换将领。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样将领自然无法树立自己的个人威望了。

但这样做最大的弊端就是，边患问题，终宋一朝，始终受外患的欺凌，跟这些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

之后的朝代，在宋朝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进，所以导致之后再无权臣篡位的情况发生。

思想控制的确是一个重大原因，但宋朝没有出现权臣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只能说没有出现那些足以谋朝篡位的权臣。这个暂且跟程朱理学无关，因为程朱理学主要是在明朝被作为思想教化的核心。所以明朝不管到哪个时候，没有哪个权臣敢说取代皇帝，包括最大权臣张居正。

宋朝的情况不一样，宋朝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另一个高峰，科举某种意义上就是神权，是对读书人的思想信仰的控制权。宋朝加强科举制度之后解决了分封制问题（在唐朝表现为藩镇问题），整个官僚集体的思想教化都是拥护皇帝的，基本上要当王莽那样的权臣已经不可能，到明朝更不可能。

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那种宗教神权，但是把道德学跟科举结合，创造了一种对读书人的神权。虽然道德学只对少数人有效，但是这少数人掌控政治权力，基本上能控制国家。只有当百姓活不下去了，他们不会管什么道德学，因为他们主要信神鬼学，所以会反抗。西方的情况不一样，他们自上而下都信奉宗教，更稳定一些。基督教体系里，政权跟神权分离，也是西欧长期难以统一的一个原因。伊斯兰教又不同，他们完全政教合一（神权大于王权）。所以总结地说，在中国，王权大于神权，两者合一。在欧洲，神权王权并驾齐驱，不统一。在伊斯兰地区，神权大于王权，两者合一。所以，中国和伊斯兰都很容易形成大一统政权，欧洲很难。

要往深了说更复杂，就不深说了。。。

我是扎心君，我来哔哔几点。

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直引领世界潮流，在东亚，更是霸主的存在。

无论政治，军事，科学，经济均是数一数二的。

宋朝之前，权臣爨权的比较多，吃亏多了，自然变聪明了。吃一堑，长一智吗，

权臣篡位，是权臣同时掌握了军队，政治（官员任免权）和财政权。尾大不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当了丞相，可以任免百官，手下又有虎卫军，青州兵。儿子曹丕，终于接班，汉献帝禅让。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了。

以文制武。文官辖制武将。现在，美国国防部长和陆海空三军部长，必须文官担任。就是这个意思。在政治方面，中国的科举制（隋朝开始）和文官制度，被西方国家吸收，建立了公务员制度，逢进必考。宋朝开始，大规模科举，非科举不得做官，非翰林不得做丞相。朝为田舍郎，暮等天子堂。

把丞相的权利，一分为三。这也算是三权分立吧。在宋朝，宰相只是泛称，正式名称叫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副手叫参知政事(执政，副宰相)，宋朝的宰相制度有过多次改革，宋初，沿袭唐制，但又有所变化，宰相之外又加设参知政事，最初是为了分宰相之权。同时，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治、军事、财经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其权力大大削弱。宋神宗元丰改制，取消参知政事，常设四名宰相，分别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后来三省六部制。丞相的权利，一分为六。

地方上，把原来大权独揽的节度使，手中权利分散掉。分成巡抚，都巡检使，转运使三家。转运使，负责地方上的财政，单独上交中央。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虏。的军规就是建立在国家负责保证军需军粮的基础上。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还造反个毛线啊。唐朝的藩镇之乱，就是因为，节度使权利太大。成为一方诸侯。

文武分制。文是知州，武是都巡检使（这里不细说了）

中央有，禁军，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地方上，有厢军。战斗力不强。强干弱枝。禁军又分为几个部分，不让一家独大。北宋统领禁军的最高长官其实是皇帝本人 。北宋初年，仍然沿袭后周的制度，由殿前司和侍卫司统领全部禁军。 之后赵匡胤，取消了殿前都点检和殿前副都点检这两个职务，由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率领禁军，合称“三衙”，互不统属。禁军从此没有统帅，统一的领导机构。三支军队的将领，分别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互相牵制，保持平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皇宫内，包拯正在和宋仁宗激烈争辩。

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你一言我一语，好似树上两只争食的小鸟。底下的大臣们有的低声不语，有的摇头叹息。

包拯帽子上的两翅随着他的话上下翻动。在这之前，大臣们帽子上的两翅是下垂的。宋太祖继位后，防止朝臣在大殿上窃窃私语，所以把两翅拉直拉长。大臣们不用藏着掖着了，索性就大声说话，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既然是为公为民，何妨把观点都说出来。

包拯说的兴起，唾沫星子溅了皇帝一脸。宋仁宗也只是拿出手帕擦了擦，你还能再吐他一脸不成？

比起他的父亲宋真宗，这也算不了什么。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也同样是皇宫内，寇准领着一班大臣和宋真宗朝对。因为北方的辽国在萧太后的带领下已越过边关，直逼内地。

朝臣都觉得皇帝应该亲征，以示大宋威严，也为前线搏命抗敌的战士们打气加油。起初宋真宗答应了，毕竟不用说伯父太祖皇帝，就是他的父亲太宗皇帝，也曾横刀立马，御驾亲征过边关。

但是后来，从前线回来的将士说了辽军的铁骑猛士后，宋真宗胆怯了。他想起了几十年前父亲一路败北后，坐着牛车逃回来的凄惨光景。

出了名执拗的寇准可不干了。人家老百姓都说，一个唾沫一个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你一个堂堂的大宋皇帝。

于是就有了在大殿上争论的那一幕。宋真宗明知道自己理亏，眼看着争辩不过，想起身离开，拖延一段时间后或许这帮臣子会改变主意。没想到刚起身，却被寇准一把抓住，拽回龙座。

无奈之下，宋真宗只得答应亲征。才有了为大宋赢得一百二十处和平岁月的檀渊之盟。

那时候的大臣，不光可以站着和皇帝辩论，甚至不小心能把自己的唾沫星子飞他脸上。如果他想溜号，还能一把拽回来。

在宋之后，臣子们只能跪着回答皇帝的问话。

匍匐在地的臣子，还能叫权臣吗？面对只能仰视的君王，他还怎么篡位？

首先我们来谈谈权臣篡位这个问题，历史上不乏有谋朝篡位的人，如曹氏父子，隋文帝杨坚，赵匡胤黄袍加身等等。这些权臣都有几个共同点，把持朝政，手握兵权。

为什么从宋朝之后就没有权臣篡位了呢。

由于赵匡胤自己就是篡位当上了皇帝，自然就比较防范身边握有兵权的重臣了。“杯酒释兵权”之后呢，更是把兵权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治国方面，更是重文轻武。自此之后，皇帝的权利是越来越大。到了明朝，直接就废除了丞相一职，中央的权利越来越大。就算是有权臣想篡位，权利什么也没有，打也打不过，怎么篡位啊。

再者就是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控制，程朱理学的兴起，无疑是从思想上对封建统治者中央集权的加固。再者说，自古以来，谋朝篡位的人各个在历史上都留下了多多少少的骂名。而程朱理学的出现，更是加强了为君者受命于天的优越性，也束缚了为臣者的思想。

中国古代君权是一个逐渐加强的过程，从秦汉至明清发展到顶峰，宋朝是一个过渡过程，宋前，朝臣还可以坐着上朝，宋朝朝臣们只能站在上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是一个加强君权最好的例子。除了皇帝们的努力，各大思想家都在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等忠君爱国的思想，理学也是自宋朝发展而来。

另外两宋积贫积弱，深受外族侵略之苦，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也是多次抵御外族侵略，国家大义面前，权臣篡位肯定是要遭到抵制的。

谢谢邀请。这个问题应该是各个时期的统治制度不断进化的结果。在宋朝之前统治制度按诸侯分封，郡县制等一点一点进化，就是各个朝代逐步完善的制度。在诸侯分封时期，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政，赋税，征兵都是自己说的算。你有能力，你的诸侯国就越来越强大，就开始吞并他国，继而颠覆中央政权。而郡县制虽然一定程度增加了中央集权，但还远远未够，那些封疆大吏依旧可以掌握军权，赋税。所以后期依旧会有权臣篡位的现象，包括宋朝本身就是赵匡胤兵变所建立。而到了宋朝不但统治制度更完善，而且开始了崇文抑武的时期，从宋朝开始，武将开始受到文官的钳制，压抑，宋代几个被文官迫害的名将就很说明问题，例如岳飞，狄青等。从这时开始，内政，赋税，军权开始分散开来，无法掌握在单独各人手中，皇帝开始利用文官和武将相互制约相互钳制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当然这也造成了宋朝后期文官指挥军事导致灭国，和明末阉党东林之争等等弊端。不过，权臣篡位确实是被杜绝了。

《三国演义》介绍袁绍时，多次提到“四世三公”，三公就是朝廷里负责军事、行政、监察等三大高官，秦汉时叫“三公”，隋朝时叫“尚书令”，其他朝代也各有说法。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就是指他家四代人有三代当过”三公“这样的高官。袁家之所以能够世代高官厚禄，与当时的官吏选拨制度有关，汉时实行”举孝廉“选拨各级官员，就是由世家望族推荐有能力有道德的年青人进入公务员队伍，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大家族几乎垄断了全部的行政资源，且实行世袭制，历史上称为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对汉末隋初的历史影响巨大，到晋朝发展至颠峰。随后，中国进入了南北朝等混乱年代，各大家族转化成军阀你争我抢，中华大地陷入了“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悲惨景象。

到了隋朝建立，国家再次统一，隋文帝建立起科举制度，到唐代进一步得到完善。科举制最大的优势就是让寒门子弟也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门阀政治自唐以后大幅衰弱，根深蒂固的家族权势逐步降低，再也无法左右政权。

唐朝中期以后，朝廷为了抵御边患，建立了节度使制度，每个节度使掌管比较大的地盘，且拥有行政与军事权，日益成为朝廷威胁，终于爆发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唐亡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军事起家的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了防止地方做大，重蹈“陈桥兵变”覆辙，宋太祖建立起禁军制度，弄得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从根本上杜绝了军队将领做大的可能。

至明清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朱元璋称帝后，全面加强皇权，打击开国骄兵悍将，建立一整套限制将领权力的制度，明朝实行以文制武，文官地位高于武将。兵权直接由皇帝统揽，各地驻军均有皇帝派出的太监监军。

清军入关后，鉴于八旗兵战斗力不足，建立起汉八旗也就是绿营，招募大量汉军，但由于清廷对汉人不放心，始终严密监视，也防止地方割据的可能。此外，明清后实行军事、行政分开，没有经济支持，地方势力也难以做大。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在宋朝之后，中央将兵权抓的十分牢固，很难有造反的机会，所以就没有出现过权臣篡位的现象。

虽然没有权臣篡位的现象，但是赵家的皇位依旧十分不安稳，因为有外敌，金人屡次侵略大宋，杀害大宋的子民。然而宋军与金人作战，经常战败，导致宋朝割地赔款给金人。

宋军屡战屡败，不是宋军将士不英勇，而是皇帝把军权抓得太牢固，领军将领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指挥兵马，所以宋军总是打不赢金人。

好吧，这个问题可以来谈谈。

之前我回答过一个问题，就是史学界有观点说柴荣的死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界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中国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把军权收归了中央朝廷，第一次彻底地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又将地方上的官员的军政大权分开。所以有人说宋朝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点没错。

有人觉着这种说法没道理，OK。那来看看宋以前的情况吧。

秦之前就不说了，自汉以来，先是困于地方的藩王作乱，后来又受困于外戚和内监掌权，后来三国乃至两晋南北朝，除了胡人作乱之外，基本上都是士族豪强掌权，而在唐朝时期，又形成了地方节度使的诸侯割据。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唐朝之前中央朝廷的财政以及军事管理制度使得军权都分散了，地方上军权和财权不分，科举制度之前又都是举孝廉制度，很容易就出现士族豪强。当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在台上的时候，他能压得住，可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出现，就很容易就出现一位异姓的强权人物。只要看看南北朝和五代期间的朝代更替就知道，可以说每一次的改头换面都是这样的现象。

所以由此来看，就可看出赵匡胤的军权改革是多么地明智。中央禁军的出现，使得皇帝第一次将军权掌控在了自己手中，同时又改变了之前那种地方财政养地方部队的政策，地方上的军权和政权严格区分，并且极大地贬低武将的地位，使得武将不得登堂议政，朝廷的财政等权力掌握在文臣手里，武将一点脾气也没有。

明朝以后，一方面通过设立卫所将军权和政权继续分开，一方面以地方官员加巡抚总督制相结合，因此武将虽然掌兵，但是打仗用的钱粮无一不依赖中央朝廷供给，我们看明朝晚期的孙传庭剿李自成和袁崇焕经略辽东，无一不是这样。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虽然总督名义上是总督一地的军政大权，但实际上，地方的部队防务统一由各地十几个将军负责，这十几个将军和总督是平级的，有事直接向皇帝汇报。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来和中央朝廷抗衡，是很困难的。

国家危难之时需要的是“苟利国家生以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耿介诚臣，而不是因私废公，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如果权臣得势就篡位，常常会纷争不断，天下大乱。权臣个个你抢我夺（用血拼抢到了皇位又传给子孙，子孙弱小，又被权臣争夺，恶性循环），社会持续动荡，民不聊生，大量人口死于战乱， 魏晋南北朝莫不是如此，一直到隋唐，社会持续动荡达四百年之久，可以说，曹魏开了一个很坏的恶头。

宋朝以前，曹操形象也不算太坏，唐太宗把礼法道德抛至脑后，祭祀曹操，结果出了个女司马懿武则天（皇帝既然树立了典型，谁不想学？）唐末出了个曹操式的人物一一朱温，唐亡不奇怪。奇葩皇帝李隆基更是自比曹操，正如他所愿，身边也有个司马懿一一安禄山，安史之乱后，唐朝从此由盛转衰。

历史证明，凡是尊曹的统治者，最后他和社会都不会稳定。 宋后统治者逐渐地认识到，权臣篡位对统治阶层构成的巨大威胁，另外权臣纂位极可能造成社会巨烈动荡，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因而百姓对权臣篡位也是深恶痛绝，上下阶层在这一点认识上高度一致，尊刘反曹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和主流，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忠义文化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就是这一情感的集中体现，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部分，宋、明、清权臣篡位也基本得到有效遏制，社会也进入相对稳定期。

谢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