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的黑暗和肮脏是不可闻睹的，中国古代的官场尤其如此。几千年了，那阴秽依然如故，真叫人痛心，叹息、憎恨！官宦们凌驾于百姓之上，大官凌驾与小官之上，层层叠叠使百姓不得翻身，不见天日！
《官场现形记》里所提到的尽是写贪官污吏，没有一个干净的。而那千年社会现实中的官、吏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为了名和利，层层欺骗倾轧，无利不为，为名而劳。从古到今，清官可曾有几个？古今中外，纯粹的人又有几名？可悲的世间，可憎的人类！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同类小说中较为优秀的作品之一。在当时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可谓轰动一时，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它列为“四大谴责小说”之首。作品以官场为对象，着重揭露各种官僚的“龌龊卑鄙”“昏庸糊涂”（《官场现形记》），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污浊，吏治的败坏，统治集团的腐朽。
作者李宝嘉，又名宝凯，小名凯，字伯元，别号有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二春居士、讴歌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人。 1867 年生于山东，六岁那年父亲死了，由伯父李念仔抚养。李念仔历任山东肥城和胶州知县、 衮 州同知，东昌府知府，山东候补道。 1891 年，李念仔辞官，第二年回故乡。这期间，李宝嘉一直随伯父到任职地生活，基本上过着衣食不愁的公子哥儿的生活，闲居读书。但这段生活经历让他在日常的见闻中熟悉了许多官场的内幕，为以后的创作《官场现形记》积蓄了素材。
李宝嘉岁伯父还乡后不久就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名落孙山。此时他已经 26 岁，快近而立之年，实在无颜面再过依人寄食的生活。 1896 年，李宝嘉携带家眷来到上海，开始独立谋生。当时全国各地都兴起办报，上海尤为洋务中心地，报业发展很快。李宝嘉利用自己的文字工夫，瞅准了办报业，在此后的十年间，先后创办指南报、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成为我国近代小报的先驱。而且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他担任了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的绣像小说的主编。在此期间，为了充实报纸版面，他亲自写了大量作品，再加上为他人写的改稿，共计有长篇章回小说五种、长篇弹词两种、剧本一种、杂著好几种。李宝嘉多才多艺，除精通诗词外，书、画、篆刻无一不精，这些作品散见名报刊，为他赢得极大声誉。虽然如此，李宝嘉的后半生仍是贫困僚倒，晚景更是凄凉。 1906 年他去世时，丧葬费都是伶人孙菊仙赠送的。 ?
从 1903 年至 1905 年，李宝嘉随写随刊，在世界繁华报上推出这部《官场现形记》，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反响。按李宝嘉原来的写作计划，该书分为十编，每编十二回，可惜在第五编尚未全部完成之时，他就因病死去。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官场现形记》只有六十回，最后的极少一部分，还是他的朋友代为补齐的。该书在世界繁华报上刊行的同时，报馆就陆续刊印单行本。现存的版本有 1903 年世界繁华报本、 1904 年奥东书局石印本以及 1909 年崇本堂石印本。
作品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外官从“未入流”的佐杂，到州府长吏，直至督抚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各衙门大吏，直到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为了升官发财，无不蝇营狗苟，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极尽卑污苟贱之能事。军机大臣华中堂在京城开了个古董店，专门经营买卖官缺的生意。黄胖姑公然说出“一分行钱一分货”（ 25 回）。最高统治者也公开提倡“捞钱”。一个旗员出身的兵部堂兼内务府大臣，被派赴江浙查办重大案件的钦差，就是因为在京里苦了许多年，“上头有意照应”， “好叫他捞回两个”。这个钦差到浙江后，很快捞到 2 万两银子的贿赂。所以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胡统领奉命赴严州剿 " 匪 ", 心里恐惧 , 一路上吃喝玩乐 , 有意拖延 , 待得到 " 匪 " 已远去的情报 , 却兼程进军 , 纵容兵丁 " 洗灭村庄 , 奸淫妇女 ", 并乱拉良民 , 指作 " 强盗 ", 以报功邀赏 (12 ～ 18 回 ) 。
作品还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丑态和丧权辱国的劣迹。外国人打死中国小孩子，当地官员迫于群众压力，将凶手判处监禁五年。而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却按照 " 同外国人打交道 "" 只有顺着他办 " 的逻辑，竟依照外国公使的要求，将巡抚撤换，并由他们指定继任巡抚（ 57 、 58 回）。徐大军机糊糊涂涂地在出卖安徽省矿产的契约上签字，将国家主权拱手献给洋人（ 52 回）。这些描写充分地揭示出朝廷大小官吏惧怕外国人的无耻嘴脸。
《官场现形记》的过人之处，在于它并非全如鲁迅所说那样“千篇一律”，而是能将大同小异的官场伎俩根据各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教养，写得千姿百态。例如同为贪得无厌的赃官，何藩台、傅钦差、华中堂在表现上就各不相同。何蕃台公开，卖官大胆无耻，却也笨拙得可以。相比之下，傅钦差就不显山不露水了：“穿的是灰色搭连布袍子，天青哈喇呢外褂，挂了一串木头朝珠。补子虽是画的，如今颜色都不大鲜明了。脚下一双破靴。头上一顶帽子，还是多年的老式，帽缨子都发了黄了”，似乎很“清廉”。但实际上，“骨底子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在作为副钦差办一案时，他牛刀小试便捞了五十万两。华中堂的老奸巨滑了令傅差叹为观止。他老人家“最恨人家孝敬他钱”，可“你送他古董他却顶欢喜”。他所收的赃物，光鼻烟壶就有“ 8063 个”，每个至少值上千两银子。他更为令人叫绝的一招是为受贿的古董开了个古董铺，凡向他行贿者必须买他的古董 ! ?
这些贪官在捞钱时聪明过人，处理内外政务时却一个个昏庸无能。南京候补官毛维新因为能背诵过时的江宁条约 ( 他居然认定这是专门和南京有关的条约 ) 而被制台赏识，号称“洋务中出色能员”。但在他那次所谓“考察”中，除了发现他居然会把辫子剪成短发外，实在没有别的新发现。另一个不学无术的藩台施步彤 ( 谐音：“实不通” ) 竟把“量入当出”、“游弋”、“枭匪”、“荼毒生灵”、“马革裹尸”分别读成“量人为出”、“游戈”、“鸟匪”、“茶毒生灵”、“马革里尸”，是个白字先生。更令人好笑的是制台贾世文 ( 谐音“假斯文” ) 号称“封疆大吏”，是“拔贡”出身，且“做过一任教官”，平时对人吹有“两桩绝技：一桩是画梅花，一桩是写字”，但该句话确实出自此公之口：“我有一本王羲之写的前赤壁赋……‘听说还是汉朝一个有名的石匠刻的'。”连起码的文化常识都没有 !
官吏如此昏庸无能，在面对洋人时的奴颜卑膝便不难理解了。那位文制台不问事情青红皂白，一口认定“外国人顶讲情理，决不会凭空作人的……现在凡百事情，总是我们自己的官同百姓都不好……”；他吃饭时谁也不接见，可一听洋人来了就屁颠屁颠地出去迎接。其崇洋媚外心态是当时上至老佛爷，下至县官杂吏的缩影，人们因此愤怒地抨击清政府已成了“洋人的朝廷”。 ?
李宝嘉在对官场里诸多丑态尽情鞭挞后，借一个梦把官场比作“畜生的世界”，痛恨鄙夷到极致。然而由于历史局限，他也不可能想出改变现状的法子，这就是书末提到的那部“教科书”被烧得只剩下“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而没有“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的真正原因。 ? 《官场现形记》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多少触及了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书中所写不少有现实影子。李锡奇曾披露说： " 所写种种，大都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惟都不用真名，而所用假名亦皆有寓意。 " 《官场现形记》的问世，促进了人们对清王朝腐朽不堪的认识。由这部小说起，逐渐形成了晚清谴责小说的高潮，而描写他界如商界、学界、女界等 " 现形 " 之书也接踵而起。
小说在结构安排上仿《儒林外史》，一人演述完毕，即转入下一人，如此蝉联而下。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揭露人物的丑恶面貌，颇为生动。但人物缺乏典型化，描写过于渲染夸张，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笑柄连篇，反而减弱了感人力量。又官场中人之伎俩，大同小异，写之不已，则难免杂沓重复之感。
在晚清谴责小说创作方面，李宝嘉是一位多产而卓有成就的作家，他虽然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的“觉悟”和改良，但痛切地看到社会政治的腐败，广泛运用讽刺手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末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对清末官场的种种罪恶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鞭挞，在晚清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鲁迅说清末的谴责小说以“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从《官场现形记》中，人们或多或少可以得到为官之“术”，还有一些关于官场的启蒙。
为了做官，低声下气，卑躬屈节；祖宗钱财，妻亲色相，全都付出重大牺牲。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平白的贡献，“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堤内损失堤外补”，有投资就有本利回收，捞本之外要一本万利，物质和精神多方需要补偿。而仕途崎岖，宦海风波，顶子即使染红，未必就能久戴，交椅虽说坐稳，仍然有待升高，明抢暗夺，勾心斗角，自是家常便饭；一边忧谗畏讥，一边中伤别人，一边防冷箭，一边袖里机关；上要找靠山，下要植党羽，中要交通门路，拉拢哥儿们，不攀权贵成不了权贵，不下毒手便成阶下囚；多么惊险，多么勾魂，多么费心，多么劳神。然而乐在其中矣，然而忧从中来矣。
峰回路转，演绎出几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事来，不谋其政，而谋其位，这是做官之前的主要奋斗目标。待谋到其位，又有百事待举，一要邀宠固位，二要防别人来谋位，三要进一步谋更高的位，哪里还有功夫谋其政？精力都用在拳打脚踢、闪转腾挪的“功夫”上了。政绩云何？官绩历历在目，那是由某官调任某官，升任某官，偶又降谪，终得恢复，一步一个脚印，身心交瘁，死而后已。
事实上，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究牧民。代表皇帝来放牧黎民百姓者，就是那些各级政府、各种机构的大小官员。官吏是皇帝的爪牙，官本位思想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权力和随权力而来的实际利益和与日俱增的欲望，构成旧时官员物质和精神的支柱。于是，当官，便治人；不当官，便治于人。换言之，要想不被别人像牛羊一样放牧，唯一的办法即是做官。所以，要做官，想做官，不择一切手段地往上爬，甚至踩着他人脑袋、骸骨，用别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是一种生存竞争。追逐官职，谋取官位的时尚，成了封建社会中的人们的一种动力。
清末大官僚李鸿章认为在中国最容易当的是官，无非是无所用心地上传下达而己。其实不然，翻开中国历史，“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哪一个做官的不是辛辛苦苦，舍命拼搏。做大官有做大官的难处，要侍奉或曰对付皇上，伴君如伴虎，偏向虎山行；而做小官的有做小官的难处，要待奉或曰对付大官。事上以外，还要周旋同级，安抚部属，哪里不要用心，哪里不要用钱？古代还有一种拿钱买官的官，号称捐官。除捐官之外，中国官员的智商和见解绝对在大众之上。官可大致分类为清官、庸官和贪官。清官者甚稀，介于庸与贪之间的官员不在少数，有人概貌他们的本事为六个字：上捧、平挤、下压。没有高智商，难以为官。
今天的官和过去不同，就是要为百姓办事。其实这个官，又好做，又不好做。说好做，首先要忘记自己是个官，不能打官腔，说官话，摆官架子。要时刻记住：你不过是个为百姓办事的办事员罢了。你没有高人一等的权利，没有只享受、不做事的权利。只要你真正为百姓做了实事，做了好事，百姓就会记着你，有点小错，只要能改，百姓也会谅解你。说不好做，你又不能忘记自己是个官，要用好你手中的权利。当官的人，手里多少有些权。掌权的人不容易。原则问题，含糊不得；小是小非，不能太认真；尤其要注意，不能抓住人家的小毛病、小辫子不放。为大事者不拘小节，造就大事业的人，是不在小事上纠缠的。人有七情六欲，当官的人，也一样。但你既然是个掌权的，就要学会控制自己。成易骄，败易馁。喜时易轻诺，轻诺必寡信，什么都答应人家，答应又不作数；怒时易拒人，该答应的也不答应，还要训斥人家。不管是成或败、喜或怒，都要冷静。遇事冷静一点，退一步想想，给自己降点温，就会少犯错误。退一步天高地阔。对上对下，都应该做到既得体又得理。对下级能做到得理，难做到得体；对上级容易做到得体，不容易做到得理。还要注意不能揽功推过，如有功归唐僧，有过归于孙猴。
为官和为人，有相同的地方，又有相同的地方。好人不一定能当好官；好官必须是好人。做官说到底了，还是要掌权，要懂得如何出主意，如何用干部。最后告诉大家，什么是官呢？官的本意是庇护民众的人，引申为为民作主，蜕变成主宰民众的人。为官者应该使人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他在生活中是平凡的，在职务中却是超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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