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作品分析意识流小说的特点

过

1、以人物内在的，主要是非理性、非自觉的精神生活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意识流小说是描写人的意识活动的小说，是按照意识流自身的特点来创作的小说。意识流小说中的事物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物，而是经过作家意化的、带有主观意识特征的存在物。它起一种象征作品中人物某种意识的作用。

2、意识流小说主要的叙述手法是梦呓般的内心独白。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表现的主要是非理性的心理内容。意识流作家把内心独白作为主要的叙述手法。在这种内心独白中，人物仿佛摆脱了作家的控制，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内心思想和盘托出，且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常常是混乱纷杂、无逻辑、无中心的。

3、用自由联想来形成意识流小说独特的结构。意识流小说常常以穿插跳跃的自由联想和时空倒错的方式来形成意识流小说的复合结构。意识流小说用来控制意识活动的主要技巧是心理自由联想的原理。在意识流小说中由人物心中的一个念头或眼睛看到的某件东西引起许多仿佛毫不相干的事件，由一个联想中心贯穿这些事件或想法构成复合式情节。有此意识流小说的整体情节结构往往是由前后混杂、跳跃穿插的联想形成。

4、象征是意识流小说常用的手法。意识流小说中的人物、细节、事件、场面往往作为一种隐秘含义的象征物出现，有的作品甚至主题和结构都是有象征寓意性的，且意识流小说的象征一般比较晦涩模糊。

首先，在表现对象方面，意识流文学脱离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描写真切可信的典型人物形象的规范，完全面向自我，重在表现人的下意识、潜意识乃至无意识的内心世界。在意识流作家看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仅仅反映了外在的现实和表面的真实，而这个外部世界并不真实，真正的真实只存在于人的内心主观世界。因此，作家应把创作重心放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描绘上，写出人内在的真实。从这一文学观念出发，意识流作家把创作视点由“外”转向“内”，小说中的人物心理和意识活动不再是一种描写方法，不再附着于小说情节之上成为达到某种艺术效果的手段，而是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表现对象出现在作品中。意识活动几乎成为作品的全部内容，而情节则极度淡化，退隐在小说语言的帷幕后面。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四个部分——班吉的部分、昆丁的部分、杰生的部分及迪尔西的部分均由不同人物的纷繁复杂、理性与非理性相混的意识流动构成小说的基本内容。

因为意识流文学重在表现人的意识领域，所以作家的叙事角度与传统文学相比也发生改变，意识流小说的叙述焦点已由外部描写彻底转向内心活动的呈现，即人物的意识流动过程的直接呈现。按照法国叙述学家日奈特叙事话语中沿袭韦勒克和沃伦创用的“叙述聚焦”一词划分出的“零聚焦”、“内聚焦”与“外聚焦”等几大类来看，意识流文学多选择“内聚焦”的叙述角度。内聚焦的意思是叙述者与人物知道的一样多。小说所展示的仅仅是某个人物或某些人物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全然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叙述者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零聚焦”方式。采用内聚焦的叙述者必须跟着人物走，小说世界的广阔与否全凭人物槐视觉来定。人物视点消失，所叙事物的有序性也应中断。例如，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第二章“昆丁的部分”中，就以昆丁叙述突然中断来表明他的自杀身亡。

其次，意识流文学不按照客观现实时空顺序或事件发展过程结构作品，而根据意识活动的逻辑、按照意识的流程安排小说的段落篇幅的先后次序，从而使小说的内容与形式相交融。人物意识渗透于作品的各个画面中；起到了内在关联作品结构的作用。

人的意识是复杂的，理性与非理性意识共存。其中有明确、完整的意识，也有朦胧、片段的意识；有言语层的意识，还有尚未形成语言的、即言语前阶层的意识，等等。这些意识混杂在一起，交替出现，故而从中很难找出逻辑性轨迹。而时间颠倒、空间重叠也就成为意识世界常有的情形。意识流文学企图如实展现人的意识流动，这就使作品的内容无法按照正常的时空顺序一一展开，而是根据有别于“空间时间”的“心理时间”(柏格森语)表现意识的流程。福克纳说：“我可以像上帝一样，把这些人调来调去，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我抛开时间的限制，随意调度书中的人物，结果非常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效果极好。”

这种“随意调度”的本领得自于意识本身不受时空限制的特性。《喧哗与骚动》中班吉和昆丁的意识不断跳跃，不存在现在、过去和来来的界限，书中内容在时间上颠倒混乱，作者对此不作解释，也不交待，只以变换字体或改换称谓来提醒读者。如小说第一章1928年4月7日“即班吉的部分”的一段：‘ ．

我们顺着栅栏，走到花园的栅栏旁，我们的影子落在栅栏上，在栅栏上，我的影子比勒斯特的高。我们来到缺口那儿，从那里钻了过去。

“等一等。”勒斯特说。‘你又挂在钉子上了。你就不能好好的钻过去不让衣服挂在钉子上吗。”

凯蒂把我的衣服从钉子上解下来，我们钻了过去。凯蒂说，毛莱舅舅关照了，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们，咱们还是猫着腰吧。猫腰呀，班吉。像这样，懂吗。我们猫下了腰，穿过花园，花儿括着我们，沙沙直响。地绷绷硬。我们又从栅栏上翻过去，几口猪在那儿嗅着闻着，发出了哼哼声。凯蒂说，我猜它们准是在伤心，因为它们的一个伙伴今儿个给宰了。地绷绷硬，是给翻掘过的，有一大块一天块疙瘩。

把手插在兜里，凯蒂说。不然会冻坏了。快过圣诞节了。你不想让你的乎冻坏吧，，是吗。

“外面太冷了。”威尔许说。“你不要出去了吧。”

(威尔许是康普生家的黑小厮，迪尔西的大儿子。前后有三个黑小厮服侍过班吉。1905年前是威尔许，1905年以后是迪尔西的小儿子T•P•威尔许，“当前”即1928年则是迪尔西的外孙勒斯特。福克纳在小说中用不同的黑小厮来标明不同的时序。)

由于作家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条理和顺序，重新组建时空秩序，如实地呈现了小说人物在感观、刺激、记忆和联想等作用下出现的那种紊乱的、多层次的立体感受和意识的动态，所以读者能始终体验作品人物所经历的那个时刻——心理时间。乔伊斯《尤利西斯》最后一章描写女主人公莫莉睡意艨胧的情态，其意识自由漂浮，模糊不清，最后完全消失。整段不使用标点符号，不断句，显示出意识流动的不间断性：

伤痕小说主要讲述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故事，直面痛苦的历史，并开始反思十年动乱。小说《伤痕》就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讲述了王晓华在母亲受迫害后对母亲产生怀疑并毅然下乡，一直到文革结束母亲被平反晓华才回去，然而母亲已经去世了。这篇小说很感人，据说当时全中国人的眼泪汇成了一条河。小说无一句“打倒四人帮”的口号，但读者却能深切感受到作者对四人帮的痛恨与对那个时代的无奈。但伤痕小说在艺术与构思上有一定的缺陷，有的情节还欠完整，《伤痕》也不例外。因此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它的价值主要在于对历史的反思。阅读伤痕小说一定要站到当时的环境中去，否则便很难感受到它的感人。

以人的意识为写作重点。

意识流小说的特点：

1．以心理时间结构作品。意识流小说家有意打破传统时间观念和传统心理小说的顺时序，消除逻辑时间界限，将感觉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拧在一起组成主观心理时间，随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结构作品。心理时间的叙述方式有倒时序、循环时序、颠倒时序、闪回时序和预见时序。

2．意识流描写。意识流小说注重表现人物意识活动本身，作家退出小说，着力描写人物心理的种种感受，开掘深层的意识来展露隐蔽的灵魂和内心世界。意识流描写的特点具有动态性、无逻辑性、非理性。描写层次分为意识层和潜意识层。描写的方式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迁移、意识流语言。

3．以心系人，以心系事。意识流小说以表现人物的心灵活动为主，化解人物心中郁积的种种情结，很少描写人物的体貌特征，淡化情节以至取消情节，事件极其微小。在心灵宇宙范围内写成一曲曲心灵史诗。

析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叙述

“意识流”是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中，特别是小说和电影中广为应用的写作技巧。本世纪20年代起，意识流技巧在小说领域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并未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这是因为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并没有共同的组织和纲领，也没有发表宣言，而是一些不同国家的作者，如爱尔兰的詹姆士•乔伊斯，法国的马赛尔•普鲁斯特,英国的弗吉利亚•伍尔芙和美国的威廉•福克纳等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运用新的概念与方法创作小说。他们的作品着力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采用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心理描写方法，开创了现代小说的新纪元。这些作品在当时虽然受到某些责难，但并未引起重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到承认和广为流传。20世纪60年代以后，创作这类小说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

（极力推荐下文，请认真赏读）

题目：体验民间文学 传承民族记忆

作者：陈建宪，男，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1954年6月生。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组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主要论著有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玉皇大帝信仰、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等，译著有《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世界民俗学》、《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等。

一

1926年3月10日深夜，鲁迅先生在稿纸上写下了阿长与《山海经》几个字。然后点上一支烟，烟雾中仿佛浮现了那个“黄胖而矮”的女工，那个“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乡下人，那个“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自己没有余地翻身的仆妇。鲁迅先生迅笔疾书，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听见阿长在给他讲长毛的传说，在叮嘱他正月初一早上醒来第一句话一定要说“阿妈，恭喜恭喜”，在对他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当他写下“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时，他的眼睛一定湿润了。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新文学作家，鲁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为什么他独对这个普通的村妇寄以如此深深的怀念呢？在这篇回忆录里，鲁迅先生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其实，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次文学“寻根”，他意识到：正是长妈妈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向像他这样的儿童们传承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播撒着文学种子。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长，没有《山海经》，也就没有文学家的鲁迅。

长妈妈在鲁迅儿时向他灌输的那些东西，学术界今天称其为“民俗”和“民间文学”，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学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文学”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拥有、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是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作家如果善于学习民间文学，善于在作品中表达和传承自己的族群记忆，无疑更容易获得族群的共鸣和拥戴，也更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兴趣。

二

1917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刘半农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刘半农将章程拟好，蔡元培先生看了一遍，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从此，一场又一场的采风热潮在现代中国兴起，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文体——民间文学。

北京大学的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发出后，有很多同学投稿，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总共登出了148首。到1920年冬，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意识到了民间歌谣的重要价值，于是成立了一个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开始印行歌谣周刊。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说：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在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版了97期，她宣告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这门学科的对象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和传承的文学作品，如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这些作品是全民族的遗产，她们从远古走来，始终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以这种新的学术视野来出版的歌谣周刊，在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90岁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先生回忆起这份刊物时，深情地说了下面的话：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1]

民间文艺的发现不仅点亮了青年教员钟敬文的生活，使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成长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掌门人，也照亮了其他许多人的眼睛，其中有学问家，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了民间文学在文化上的特殊价值，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不断向前发展。

三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两场影响深远的精彩讲演。

1928年3月20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杭州岭南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讲演。顾先生说：“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有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族的历史。”[2]顾先生的讲演，继承了五四精神，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民间文学的一种文化自觉。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情结仍一脉相承，近年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首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然后得到政府支持和民众响应的。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艺术家们20多天的讨论后，作了一场总结性的讲演。他指出文学艺术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一些人不愿意为群众服务，他们不爱群众的感情、姿态等，“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在谈到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掀起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音乐系的师生纷纷下乡采风，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周扬、丁玲、艾青等编著的民间艺术和艺人以及《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和地主与长工等故事集陆续出版。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学习民间文艺手法的佳作发表，形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天翻地覆。人民大众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文学，也相应受到了极大关注。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到国统区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次大规模民间文艺采录活动，使中国民间文学宝库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从1984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组织领导，着手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部规模空前的巨著，由周扬任总主编，钟敬文、贾芝和马学良分别任故事、歌谣和谚语集成的主编。截至1990年，全国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83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84万条，总字数达40亿。大量的县卷资料本，已在许多省市编印成书。如湖北省在短短几年中印出的资料本就有130余种。一波又一波对民间文艺的采录、整理、研究和利用的浪潮，顺应着20世纪中华民族自我救亡运动和大国崛起理想的主流，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

四

民间文学在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空间中世代传袭的事实，证明她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民间文学充满了自由的欢乐精神。世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老百姓的创作出自人类的生命本能要求，这种本能遵循着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或巴赫金的“狂欢精神”，而与悲观主义绝缘。例如无处不在的民间笑话，就是民间欢乐精神的典型表达形式。笑话中永远充满了乐观的人生态度，敏锐的观察能力与睿智的思维技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欢乐，通过语言艺术加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欢乐。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学的许多体裁，如神话、史诗、歌谣等，都在萎缩和消亡，唯有笑话一枝独秀，仿佛有一个永远开心的精灵，通过酒桌、电脑网络、手机短讯，在灰色的尘世中跳着，笑着，奔跑着，舞蹈着，在麻木的世俗生活上空飞翔。

民间文学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风格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从主题看，民间叙事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道德倾向，无论恶势力多么强大，善的力量总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人物看，民间创作中的正面主人公形象总是完美无缺，美到极致，善到极致，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与精神榜样。从意境来看，现实生活可能沉重乏味，但民间文学中的世界却无比美丽。如同恩格斯在评价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所说的那样：“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3]

民间文学充满了飞扬的想象力。众所周知，想象力是人类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之一。在民间幻想故事中，现实物理世界的束缚被彻底打破，神界、人界、鬼界、精灵界从空间上融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从时间上被连接沟通。人与神直接交流，自然万物随意变化，人、神、精灵不仅精神上互渗，形体也相互转化，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时空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自由翻飞，这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具有极大帮助。难怪鲁迅先生直到晚年还对美女蛇故事、《山海经》图津津乐道。

民间文学还充满了哲理。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凡的。谁要描绘社会，谁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在民间寓言中，民众将哲理寓于故事，使听众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个抬驴故事，讲一老人带孙子赶集，当他自己骑驴时，人们说他不知心痛孙子；当孙子骑时，人们又说不尊敬老人；两人一齐骑上去吧，人们说他们不知痛惜牲口；两人都不骑吧，人们又说他们是傻瓜，有驴子不知道骑。怎么样做都不行，两人只好将驴抬起来走，但这样做却更让人们笑话。这个寓言把做人处事要有主见的哲理就讲得非常透彻。还有个对哄的笑话，说从前有个小孩常流鼻涕，他父亲叫他把鼻涕揩掉，并答应揩干净后给他一元钱。接下来儿子跑出屋，很快又转回来，找老子要钱。老子见儿子鼻孔下面只剩两道红沟，就笑着说：“我是哄你的！”儿子“哼”的一声，又将缩进鼻孔的两条鼻涕淌到外面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是哄你的。”[4]

这个搞笑的场面，让人们对“子学父样”的生活哲理留下难忘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在民间文学中，哲理与诗意常常能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宁静的原始森林中，池中的天鹅脱下羽毛衣，变成了绝色的仙女；小小的青蛙儿子，不仅能帮父母干农活，还以哭、笑、跳等方式娶到了最善良美丽的姑娘，待他脱下蛙皮，又变成了一个年青英俊的天神；从灰鹤口中救了条小白蛇，却得到了一颗能听懂所有动物语言的宝石……民间童话像一个顽皮的小天使，用他的魔棒随心所欲地变出各种神奇的时空幻象，但仔细咀嚼，这些象征又是那么合于情理，那么美丽动人！

民间文学也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掌握文字需要接受相当的训练，口语却是庶民与生俱会的本领。民间社会中，许多普通人都有极好的语言天赋。我们看一个例子：

一个好吃的人，瞄中哪碗菜了，哪碗菜就只有他的搞场，旁人很难吃上嘴。这天，他在人家屋里做客，瞄中了一大碗鸡汤。鸡汤碗里只放了一把汤瓢，他拿起连舀直舀，硬不松手。满桌的人都把他望起，他才勉强停住，将汤瓢放回碗里去。刚刚放稳，他又去拿。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客人好气又好笑，也伸手去拿时，迟了，汤瓢又被他捏在手里啦！拿到了他还跟对人家讲客气话：“你看我拿得到哩，你不屑跟我递得口沙！”

又舀。舀了又做样子把汤瓢还原。才还原又去拿。这一下，对家的手快，将汤瓢抓到手了，满桌的人都看他再怎么讲。他说：“嘿，你已经拿到手啦？我正想给你递过来的呀！”[5]

这是湖北省五峰县白鹿庄农民故事家刘德培讲的一个故事，故事只有200多个字，焦点集中在餐桌上的“汤瓢”之上，几个动作和对话，就将好吃者的形象活画了出来，其白描技巧令人叹服。如果加上讲述者的语音、动作、表情，与听讲者的现场气氛互动配合，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想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语言的丰富表现力。

民间文学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形象塑造，许多民间文学形象，如灰姑娘、狼外婆、天鹅仙女、龙王龙女等，都已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谈到叙事结构，民间笑话特别值得研究。凡是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在几十个字最多千把字的篇幅中，设置包袱，交代矛盾，刻划人物，将故事推到高潮，最后给人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没有高超的构思情节、驾驭语言的艺术，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民间笑话的创作者们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如一个动作，一句富有智慧的话语等，精心布设“包袱”，造成瞬间急转的效果，使人不能不哈哈大笑，这是非常难得的技巧。在题材、形象、情节、场景、语言以及伦理价值、审美情趣等方面，民间文学都能给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提供取之不尽的丰富滋养。所以，人们常将民间文学形容为培育伟大作家的土壤和乳娘。

五

民间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由于文化语境是民间文学创作与鉴赏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习民间文学必须将“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这是与作家文学不同的地方。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书面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发送与解码过程。而民间文学以口语为媒介，讲唱者与接受者必须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之中，面对面地保持着信息的双向交流，才能完成审美过程。因此，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归纳说：“口语文学不但是传诵于听众之前，实际上也经常是表演于听众之前的。书写文学有戏剧的创作，但是文字的剧本与实际表演之间是很有不同的，口语文学则没有这种差别，口语文学中的很多情节，需要传诵者的当场表演，传诵者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经常构成作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特别的动物，可怖的鬼魅以及逗人发笑的滑稽者都有其代表性的声音，这些声响的意义，要比任何冗长的说明都有更大的效力，更能动人心弦，所以难怪口语文学的传诵常常是一遍再一遍，即使听过数十遍的人仍然乐之不疲。但是，书写文学与之相比则没有这么大的效力，一篇好的作品虽被形容为百看不厌，但实际上看上三两遍就很少再被重复地读了。”[6]

从创作过程来看，民间文学创作者也受特定文化“场”的影响。由于民间文学是在集体场合（至少两个人）讲述或演唱的，因此讲述者必须根据现场情境和听众的反馈，不断对所讲内容加以调整，以适合于听众当时的需要，吸引听众的兴趣。有时，讲述者与听众之间还常常互换角色，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心理认同障碍。民间文学的创作和鉴赏在同一过程中完成，有明晰的对象性。而书面创作时，作家面对的是一张稿纸，所以他的创作过程，只能以自我的心理经验为基础，以想象中的读者为对象。

在民间生活中，一群人围在一起讲故事时，常常会互相“掰”人。所谓“掰”，就是巧妙地将听故事者编在故事中加以捉弄。例如有个故事讲一个农民进城，为了搞好各种关系，以乌龟作礼物。乌龟有大有小，农民根据关系重要的程度，在龟甲上贴一纸条，写上XX人、XX人。后来在车上口袋不小心被打开，乌龟跑得到处都是，农民边捉乌龟边将纸条重新贴上，边贴边说：这是XX，这是XX。讲故事的人，会将这个XX，故意置换为听者的名字。听的人一般不会生气，反而会为这种机智哈哈大笑。这种鉴赏过程，只有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亲密程度中才能实现，而故事本身也会更加接近双方的心理距离。

在民间的对歌和舞蹈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歌手和舞者间的对抗，而旁观者会为此起哄，鼓劲。这种对抗很少会形成真的心理伤害，常常是以非常友好的形式结束。许多民间歌舞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像西南少数民族的三月三，西北的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族，节日里常常是全民性的歌舞活动，只有在那种狂欢的氛围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民间文艺的巨大魅力。神话的讲述离不开特定的仪式，民间传说则常常与相关的风物粘附在一起，从书面看到的黄鹤楼故事，总不如看着黄鹤楼讲述起来更有兴味。

总之，民间文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空间，就像一条从水中捞起来的鱼，躯体虽存，却不能自由自在地冲波击浪，无法展现那优美的体态与灵动的身姿。因此，理想的民间文学学习方式，不是仅仅通过文字诉诸想象，而是身临其境，调动全部感官，在参与中体验民间文学给人带来的愉悦与快感。有志于学习民间文学的人，要多在“体验”上下功夫。所谓“体验”，是个体通过亲历某件事，获得相应的情感经验和认知结果的活动。体验式学习的途径最好是直接到民间采风，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将田野作业作为必修之课。同时，以民间文学作品为中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生动再现民间文学的丰富形态及其民俗语境，创设身临其境的场景，也是一种辅助性的办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说：“民间文学不仅是最为通俗生动的艺术形式，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但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活动为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挤压和取代的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民间文学这笔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注释：

[1]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纪念该刊创刊70周年》。

[2]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五期，1928年4月17日。

[3]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1页。文艺艺术出版社。

[4]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孝感地区专集，李守义搜集整理，1982年印。

[5]汤瓢，见新笑府——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故事集，王作栋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6]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见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来源： 文学教育

1、以人物内在的，主要是非理性、非自觉的精神生活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意识流小说是描写人的意识活动的小说，是按照意识流自身的特点来创作的小说。意识流小说中的事物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物，而是经过作家意化的、带有主观意识特征的存在物。它起一种象征作品中人物某种意识的作用。

2、意识流小说主要的叙述手法是梦呓般的内心独白。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表现的主要是非理性的心理内容。意识流作家把内心独白作为主要的叙述手法。在这种内心独白中，人物仿佛摆脱了作家的控制，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内心思想和盘托出，且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常常是混乱纷杂、无逻辑、无中心的。

3、用自由联想来形成意识流小说独特的结构。意识流小说常常以穿插跳跃的自由联想和时空倒错的方式来形成意识流小说的复合结构。意识流小说用来控制意识活动的主要技巧是心理自由联想的原理。在意识流小说中由人物心中的一个念头或眼睛看到的某件东西引起许多仿佛毫不相干的事件，由一个联想中心贯穿这些事件或想法构成复合式情节。有此意识流小说的整体情节结构往往是由前后混杂、跳跃穿插的联想形成。

4、象征是意识流小说常用的手法。意识流小说中的人物、细节、事件、场面往往作为一种隐秘含义的象征物出现，有的作品甚至主题和结构都是有象征寓意性的，且意识流小说的象征一般比较晦涩模糊。

意识流小说是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在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小说类作品。意识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提出。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以各部分互不相关的零散方法进行的，而是一种流，是以思想流、主观生活之流、意识流的方法进行的。同时又认为人的意识是由理性的自觉的意识和无逻辑、非理性的潜意识所构成；还认为人的过去的意识会浮现出来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一起 ，这就会重新组织人的时间感，形成一种在主观感觉中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时间感。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强调并发展了这种时间感，提出了心理时间的概念。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肯定了潜意识的存在，并把它看作生命力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他们的理论观点，促进了文学艺术中意识流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意识流小说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也没有公认的统一的定义。其特点是打破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是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形成的单一的、直线发展的结构，故事的叙述不是按时间顺序依次直线前进，而是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故事的安排和情节的衔接，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往往表现为时间、空间的跳跃、多变，前后两个场景之间缺乏时间、地点方面的紧密的逻辑联系。时间上常常是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这种小说常常是以一件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件为中心，通过触发物的引发、人的意识活动不断地向四面八方发射又收回，经过不断循环往复，形成一种枝蔓式的立体结构。公认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有安德列·别雷的《彼得堡》、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海浪》等。

心理小说以分析人物的意识层和潜意识层的情感、意识、思想、活动、态度为主，或直接以人物的意识活动来结构作品。

心理小说产生于18世纪的感伤文学。感伤文学崇尚感情，把艺术的力量诉诸感情。它得名于英国作家斯泰恩的同名小说感伤旅行（1768）。感伤旅行和他的另一部小说《项狄传》（1765）以描写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与感情为主，充满颠倒时序、没有逻辑的联想，使文学开始具有新的内容，描写人物的复杂印象和情感。英国作家理查生把对社会环境的描写与人物心理活动的分析结合起来，着重描写人物的感情和行为动机，把感伤主义引进了西欧文学。其描写心理活动的代表小说是帕米拉（1741）和克莱丽莎（1748）。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丝（1761）和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都受到感伤文学的影响，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情感，并以描写爱情心理为主。

心理小说的开创者为19世纪的法国作家司汤达。司汤达擅长心理描写，他全神贯注于人的心理现象，把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心理小说的心理描写反映了19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水平。他的心理描写是意识层的心理思维，限于头脑和感情的理性分析，没有涉及潜意识层的生理状态的反映。因而，他的心理描写非常冷静和理智，充满逻辑和理性，由此显出人物性格力的特点和现实态度。

司汤达的心理描写在内容层次上分为社会和爱情心理两个层次，描写时代的普遍心理状况和精神面貌，细致分析爱情心理的微妙变化和发展进程。他对人物内心紧张的表现已具有现代意识的特征。为此，他被称为“现代小说之父”。由于他的心理意识所表现的“现代性”，使他至今在世界各国仍拥有广泛读者。代表作是《红与黑》（1830）。

19世纪著名的心理小说有奥斯丁的《爱玛》（1816）、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7）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7）等。心理小说的情节通常比较单纯，心理描写的鸿篇巨制主要是靠人物的心理描写来建构的。一是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包括人物的所思所想和内心独白。小说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引导语通常是“他想”、“他继续想”、“他暗自说道”、“我想”、“我在心里说”等，这是传统心理描写的套语。

作家分析心理化。心理小说家常以叙述人的身份对人物心理作剖析，这些心理现象是人物本身没有意识到，没有认识清楚的问题。作家把他对人物心灵的认识和理解讲述给读者，形成作家分析心理化。小说描写作家分析人物心理活动的引导语通常是“他没想到”“他想错了”“她不知道”等。例如《包法利夫人》中浪漫恋爱的心理分析是作家对爱玛爱情发展结局的心理预测和它的产生缘由的心理分析，作家的分析是客观的，不带主观色彩。

以人系事，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心理小说的情节叙事简单，事件平凡朴实，大量的心理描写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通过心理描写表现人物的复杂性格。如于连性格中的反抗与妥协、自尊与自卑、多疑与敏感、感性与冷静的性格特征和气质特点都通过心理描写刻画得淋漓尽致。安娜的情爱与母爱、反抗与激情的性格冲突在心理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心理描写从属于情节。19世纪心理小说依然存在一个情节框架，心理描写依附于情节，不具独立性。情节触动、引发了心理描写，并把心理描写串连起来，体现了传统小说叙述的线性因果关系。它不同于现代心理小说独立存在的意识流描写。

情节心理化。心理小说中的人物经历和心理描述互为层次，有机结合。情节好似引河，心理描写好似水流，它盈满河道，充畅情节，构成了以心理描述为主的叙事结构。情节心理化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况：引发式、插入式和夹叙式。引发式是以一个很小的事件为引子，以此引出大量的心理描述。例如于连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的细节，引出于连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插入式是在心理叙述中插入现实描写的细节。例如对爱玛不堪忍受乏味的家庭生活的描写。夹叙式是一边叙述情节，一边心理叙述，叙述引出心理描述，心理描述又带出情节。例如《红与黑》第43章对于连和玛特儿爱情关系的叙述，既是叙事，又是心理描写。

心理小说在20世纪发展为意识流小说。意识流小说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波及到欧美各国。意识流小说是西方现代社会意识的产物，它的理论基础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意识流”的概念由詹姆斯提出，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像一条河流一样，是不间断的主观思想意识的流动。

意识流小说的共同特点如下：

1．以心理时间结构作品。意识流小说家有意打破传统时间观念和传统心理小说的顺时序，消除逻辑时间界限，将感觉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拧在一起组成主观心理时间，随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结构作品。心理时间的叙述方式有倒时序、循环时序、颠倒时序、闪回时序和预见时序。

2.意识流描写。意识流小说注重表现人物意识活动本身，作家退出小说，着力描写人物心理的种种感受，开掘深层的意识来展露隐蔽的灵魂和内心世界。意识流描写的特点具有动态性、无逻辑性、非理性。描写层次分为意识层和潜意识层。描写的方式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迁移、意识流语言。

3．以心系人，以心系事。意识流小说以表现人物的心灵活动为主，化解人物心中郁积的种种情结，很少描写人物的体貌特征，淡化情节以至取消情节，事件极其微小。在心灵宇宙范围内写成一曲曲心灵史诗。

写作纯粹的意识流小说有很大的局限，但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它融会到其他类型的小说创作中，心理永远是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的表现领域。

以下则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相关资料：

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1913－1927）是意识流小说的奠基作。小说以叙述者“我”追忆往事为主线，插入了“我”的所见所闻。按人物思想流动的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着意描写人物意识流程。以人物主观感受代替传统小说中人物命运、矛盾冲突的主导地位。作品突出带有“内审性”特征，被认为是“革新了题材与写作技巧的新型小说”。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代表作《尤利西斯》（1922）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性作品”，也是20世纪现代派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小说叙述1904年6月16日广告经纪人布卢姆和他的妻子莫莉、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三人在都柏林的活动情况。这天在文学史上称为“布卢姆日”。小说通过三人一天的经历和各个器官的感受，描绘了都柏林的社会生活全景。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喧哗与骚动》（1929），它和《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并称为意识流小说的三大杰作。小说采用多角度的叙述手法讲述三兄弟与他们的姐妹凯蒂母女有关的故事，深入人物的潜意识，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和病态心理。 其他的例如《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沙龙!押沙龙!都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名著。

·维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

英国著名小说家、批评家维吉尼亚·伍尔芙也是一位著名的意识流作家和意识流小说的奠基者。她在对一些意识流小说家的创作进行总结、借鉴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了意识流文学的表现手法，并对它进行理论阐发。1919年，伍尔芙发表了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作品通过一个妇女看到墙上一个模糊不清的斑点而引起无限联想的意识流动过程，揭示人内在世界的丰富和易于变化。达罗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是伍尔芙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前者表现的是达罗卫夫人在家庭晚会上重见旧日恋人彼德并得知附近一患精神病的男子自杀后二人意识的跳跃纷呈；后者大量运用象征主义手法，表达的是作者对超越了功名恩怨的彼岸世界的向往盘，呈现给读者的是人物的深层意识。

伍尔芙小说不注重表现事件、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把创作重心放在对人物思想感情流程的再现上，讲究环境和景物描写的印象效果。她的文笔富于音乐性，并运用音乐上的“曲式学”结构作品，给读者以美感。

意识流小说不重视临摹客观世界,而着力于表现人的内心真实,特别是着力于表现人的意识流程,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和结构方法,用心理逻辑去组织故事.在创作技巧上,意识流小说大量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象征暗示的手法，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揭示小说的主题，语言、文体和标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

【小说的定义】

小说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

小说是作者对社会生活进行艺术概括，通过叙述人的语言来描绘生活事件，塑造人物形象，展开作品主题，表达作者思想感情，从而艺术的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我们称为典型人物；这个人物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出来的，他不同于真人真事，“杂取种种，合成一个”，通过这样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生活，更集中、更有普遍的代表性。小说塑造人物的手段可以是概括介绍，可以是具体的描写，可以写人物的外貌，也可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既可以人物的行动对话，也可以适当插入作者的议论；既可以正面起笔，也可以侧面烘托。小说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中心的。故事来源于生活，但它通过整理、提炼和安排，就比现时生活中发生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小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塑造与中心思想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在环境描写中，社会环境是重点，它揭示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人物的身份、地位、成长的历史背景等等。自然环境包括人物活动的地点、时间、季节、气候以及景物等等。自然环境描写对表达人物的心情、渲染气氛都有不少的作用。

简单地说，小说就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

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本人最钟爱的作品，[4]也是首次全面体现作家的思想倾向和纯熟技巧的作品。作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扛鼎之作，是备受推崇的南方文学杰作；作为一部复线结构的纯意识流小说，是广受好评的现代文学经典。

书名出典于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主人公麦克白的著名独白：“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5]的确，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这种痴人说梦式的喧嚣和混乱，体现了美国南方没落世家中人生的无意义和深刻的精神危机。

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年、约克纳帕塔法县杰斐逊镇一个姓康普生的南方世家。这个家族曾经显赫一时，祖上出过州长和将军，广有田地，黑奴成群。但是南北战争之后，家族渐趋没落，只余下一幢破败的家宅以及一户黑人佣人，连长子上大学、女儿办婚宴也要卖了最后的田地才能应付。一家之长康普生先生只知道缅怀过去，发表空论，成天借酒浇愁，致使开办的律师事务所一败涂地，最后酒精中毒而死。康普生太太念念不忘自己的南方闺秀身份，她精神抑郁、无病呻吟、自私乖僻，极度地以自我为中心。长子昆丁生性懦弱、多愁善感，怀着对妹妹的病态之爱，19岁时在哈佛大学投河自尽。女儿凯蒂富于生命力，性格开放，由于未婚先孕，便与一位银行家结婚以掩人耳目，被丈夫发觉后撵回娘家，却又不为思想保守的家庭所容，只好将私生女小昆丁寄养在父母家里，漂泊异乡以出卖色相为生。次子杰生没有享受到分毫遗产，中学毕业后便做了办事员，进银行工作的美梦也因姐姐的离婚丑闻而归于破灭，他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爱钱如命，用种种手段敲诈凯蒂，虐待小昆丁，侵吞凯蒂寄给小昆丁的生活费。小儿子班吉纯洁善良，可惜是个白痴，33岁却只有一个3岁孩子的智力水平，因为试图强奸邻居女孩，被做了阉割手术。小昆丁在冷漠无望的环境中长大，17岁时偷了舅舅杰生的不义之财，跟一个劣迹斑斑的流浪艺人私奔。[6]家庭中唯一的亮色来自黑人女佣迪尔西，她是康普生太太出嫁时带过来的家奴，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不仅担负起家务重任，还一直保护着班吉、凯蒂、小昆丁等人免受杰生的伤害。

整部小说由四部分组成，各部分叙述者不同，所以又被称为：“班吉部分”、“昆丁部分”、“杰生部分”和“迪尔西部分”。

第一部分是“班吉部分”，正式标题为“1928年4月7日”。这一天是班吉的33岁生日，迪尔西的小外孙带他到外面去玩。这一天的见闻与回忆，构成此部分的主要内容。由于班吉没有时间观念，过去与现在了无界限，所以他的意识流狂杂混乱，成为一个典型的“愚人所讲的故事”。在他回忆的15个场景和几十个断片中，能够依稀拼凑出童年的圣诞节、凯蒂的婚礼、祖母的去世、父亲的去世、昆丁的自杀等家族重要事件。在班吉的世界里，姐姐凯蒂处于不可替代的中心位置，因为凯蒂真正地关心他、呵护他，所以他依赖凯蒂、崇拜凯蒂，为凯蒂的失身而痛哭，为凯蒂的出走而难过。

第二部分是“昆丁部分”，标题为“1910年6月2日”。这是昆丁自杀的那一天。清早，在哈佛的寝室里，他被手表的滴答声弄醒。在砸碎手表、打好行李、写好遗书之后，他乘电车横穿波士顿。这一天他遭遇很多事——购买自沉用的熨斗、被误认为诱拐犯而遭逮捕、被朋友保释、与朋友打架，不过主宰他思想的，是对妹妹凯蒂的耿耿于怀。他回忆起与凯蒂丈夫和情人的两次不愉快的会面，心绪复杂。昆丁对凯蒂充满一种不正常的爱怜，既为凯蒂的有辱门风而愤怒，又因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沮丧。到晚上，昆丁投水自尽。因为昆丁处于高度亢奋状态，所以他的内心独白时而紧张，时而涣散。作为大学生所具有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哲理性体悟，与精神恍惚状态的梦呓和种种潜意识活动一道，构成一股复杂的意识流。

第三部分是“杰生部分”，标题为“1928年4月6日”。这是杰生暴跳如雷的一天，种种不如意接踵而至，包括小昆丁逃学并且与流浪艺人交往；凯蒂来信问及寄给小昆丁的钱；收到情妇来信；还有错过了在股票上赚钱的机会。杰生痛楚地回忆着家人是如何对不起自己，他对凯蒂母女充满着怨毒心理。在饭桌上，他冷酷地暗示母亲，应该把班吉送进疯人院、把小昆丁送进妓院。杰生虽然工于心计、富于逻辑，但同时他又是偏执狂和虐待狂，经常发作头痛病，这使他的叙述也有混乱的一面，特别是其自我表白和辩解，反而使他的扭曲心态暴露无遗。

第四部分是“迪尔西部分”，标题为“1928年4月8日”，改用第三人称叙述。这天是复活节，早晨，杰生发现小昆丁偷了他的7000元存款逃跑了，于是气急败坏地报警。但因为这些钱的大部分是他克扣的凯蒂寄给小昆丁的生活费，无法向警察解释钱款来源，因此只能自己四处找寻，怎奈毫无结果。女佣迪尔西忙完家务，带着家人和班吉去黑人礼拜堂做了复活节礼拜。这一部分采用传统的叙事角度，补充了前三部分没有交代清楚的情节。迪尔西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目睹了康普生家族的兴衰。同时，她的忠诚、仁爱与忍耐，与前三个叙述者的病态性格形成鲜明对照。

《喧哗与骚动》通过康普生一家的没落，为南方传统和贵族精神谱写了一曲挽歌。“南方骑士”昆丁对老南方传统恋恋不舍，不过，他虽然保留了贵族式的骄傲，却缺乏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最终以自杀的方式逃避现实。杰生顺应潮流，完全抛弃了贵族价值体系，却同时丧失了人性，那种资产者的实利主义和市侩精神，残忍、自私得令人发指。班吉的思想纯真得像一面镜子，但是没有思考的能力，只不过是一个无法自理的善良的白痴。凯蒂曾经天真活泼，充满活力，然而后来失足堕落，彻底摧毁了南方淑女形象。一家人的手足相残，更是破坏了南方重视家庭与亲情的传统。在福克纳笔下，老南方已经彻底解体，新南方却又异化充斥，在绝望之中，唯有正直、善良、乐观的劳动者迪尔西，体现出人性复活的人道主义理想，那也正是南方的希望所在。

《喧哗与骚动》颠覆了平铺直叙的传统叙事模式，其艺术风格的创新一直为人所称道。

小说构思巧妙，结构奇特。福克纳曾说，“这是一个美丽而悲惨的姑娘的故事”，凯蒂实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作者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处理方式，通过其他人物对主人公的看法与回忆，塑造出更为饱满和立体的人物形象。福克纳相信：“间接叙述能更加饱含激情；最高明的办法，莫若表现树枝的姿态与阴影，而让心灵去创造那棵树。”作品从四个不同的侧面，展现出凯蒂的“姿态与阴影”，并给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来“创造”出自己心目中的主人公形象。这种从不同人物视角讲述同一个故事的手法，也叫“对位式结构”。

在小说中，福克纳纯熟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作品除了第四部分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外，其他三部分皆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方法。三兄弟的意识流活动各有特色，不仅能够体现白痴、精神崩溃者、偏执狂与虐待狂不同的心理状态和语言特色，更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他们的意识与潜意识动机，借此塑造人物性格。福克纳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堪与爱尔兰意识流大师乔伊斯媲美。

从叙事角度看，小说时空倒置，寓意深刻。全书四部分的叙述时间分别为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1928年4月8日。不仅如此，人物在内心独白中不断陷入回忆，而且回忆中还有回忆，班吉部分中由现在返回过去的时空切换大约有100次，昆丁部分大约有200次。在此，时序的颠倒有着深刻的含义。书中的人物觉得时间是一种与人为敌的力量，他们始终在与时间搏斗，这种搏斗体现了康普生家族无力抗拒历史进程的悲剧。萨特曾经指出《喧哗与骚动》是一本关于时间的书，[7]福克纳对时间的处理方式体现了南方文化的“回忆”特质，即对现实的失望、以及从昔日旧梦中觅得安慰的期望。此外，作品吸引读者去寻找叙述线索、重建时间顺序，客观上也提高了读者的参与程度、加强了小说的效果。

福克纳经常使作品的故事、人物、结构与人们熟知的某一典故大体平行，使作品在神话原型这一参照系前得以突破具体内容的限制，从而获得一种超越时空的意义。在《喧哗与骚动》中，故事和结构以基督受难周为原型。1928年的三个日期，恰是那一年的基督受难日、复活节前和复活节；1910年昆丁自杀的那个日期，又恰是“圣体节”的第八天。作品与原型既有对应关系、也有反讽关系。比如，复活节前夕是基督下界拯救人类的日子，可怜的班吉正需要拯救；复活节那天小昆丁的出走，与基督临死留下的箴言“你们要彼此相爱”形成鲜明对立；圣体节是供奉耶稣圣体的节日，昆丁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当作耶稣、设法对妹妹的堕落进行救赎，但是他所能奉献的，不过是自己凡人的生命；小说结尾黑人教堂里复活节礼拜的场景，也与主题相呼应，颇为耐人寻味。

最后，小说的语言别具一格。福克纳的文体风格植根于南方文学传统——演说体散文，并善于运用南方方言，尽管这种口语风格有时不符合书面语的严谨规则，但是生动形象。福克纳小说中的句子也不同凡响，似乎作者要把一切都塞进一个句子中去，所以叠床架屋、宛若迷宫，无法进行传统的语法分析。

50年代的小说创作，从体裁上来说，最兴盛的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相对而言发展得比较薄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现代文学时期，中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还没有完全从短篇小说中独立出来，文体特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开掘，作家们在短篇和长篇之间，很难把握中篇这一文体的特征和创作技术。在这方面，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显然要远胜于中篇小说，现代文学作家们在这两种文体上所积累的创作经验更多，对它们的文体特征认识也更深刻。其次，还因为时代对于文体的需要和作家们对于时代的趋附。一般而言，长篇小说以表现内容丰富，社会生活面宽阔而见长，作家们通过这一文体的创作，可以追求一种史诗的境界，实现“载道”的理想。对于以欣喜的心情走进“新中国”的广大作家们来说，他们正普遍期望通过创作的方式表达对于新政权的热爱和尊敬。同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也需要史诗性的文学作品，总结自己的辉煌，歌颂自己的英雄，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一种道德肯定和理想膜拜。短篇小说则具有短平快的特点，50年代发展迅速的社会现实变革，迫切需要文学为之摇旗呐喊，迅速地反映和歌颂现实生活，同时，这时期大量的文学刊物创刊，它们都对能迅速服务于时代的短篇小说文体进行了特别的“照顾”。在这种情况下，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得到迅猛的发展，是很自然的结果。 具体到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本时期的繁荣除了表现在作品数量的庞大和创作作家的众多，更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特色的作家和作家群体。本时期，一些在现代文学阶段即有所成就的作家在创作上有新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他们周围，往往聚集着一个艺术追求和创作风格基本相似的作家群体。虽然还不能说这些群体已经构成了完全的流派创作，但互有差异的创作群落还是显示了小说创作的热闹。其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以孙犁为代表的“河北作家群”，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等，是突出的代表。在群体之外，路翎、茹志鹃、李准、王汶石、萧也牧等作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值得提出的是，1956年“百花文学”中涌现出了王蒙、陆文夫、宗璞、邓友梅等年轻作家。虽然由于政治上的限制，他们在本时期的创作时间不长，创作量也不大，但他们敢于突破禁区、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还是成为50年代的单一歌颂之风中的异彩。 其二，出现了一些在小说艺术上有一定独特追求和创作特点的作品。孙犁、路翎、李准等作家对短篇小说艺术进行了探索，创作出了一些艺术上较为精致的作品。如孙犁的山地回忆，路翎的《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茹志鹃的《百合花》，周立波的盖满爹，赵树理的登记，都是在当时的文学规范内努力表现了某种程度的艺术个性的作品。此外，王蒙、陆文夫、宗璞等年轻作家创作的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小巷深处》、《红豆》等作品，也表现出新的艺术活力。在50年代，创作界和理论界对短篇小说艺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最为集中的是1957年文艺报举行的短篇小说艺术问题讨论专栏。在上面，老作家茅盾发表了杂谈短篇小说等系列文章，端木蕻良、蹇先艾等老短篇小说作家，孙犁、马烽、峻青等正处盛年的作家，都发表了有关短篇小说的创作谈。俞林、魏金枝、侯金镜、邵荃麟、巴人等文艺理论家都撰写了有关理论和批评文章，参入到讨论中。不久，茅盾还出版了《夜读偶记》一九六0年短篇小说漫评谈短篇小说创作等著名的短篇小说批评和理论著作。 作家和理论家们表述的观点虽然各有歧异，价值也有高下之分，但总体而言，他们都对短篇小说的艺术表现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对这一文体创作的具体技术问题作了细致的研究。尤其是茅盾等老作家对短篇小说艺术的强调，更涉及到了短篇小说的深层美学问题，对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小说创作过分的通俗化和故事化倾向，进行了一定的纠偏和补充。此外，茅盾、何其芳等对茹志鹃《百合花》等受到时代政治非难的短篇小说作品进行的肯定和支持，既维护和推动了作家的创作，又促进了短篇小说艺术形式上的开拓。比较短篇小说，这时期中篇小说创作要大为逊色。只有孙犁、杜鹏程等作家在这一领域创作较多。比较著名的中篇小说作品有，陈登科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生活的《活人塘》，孙犁反映农村道德生活变异的铁木前传，王汶石反映现实农村变革的黑凤，陆柱国反映“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生活的风雪东线，以及杜鹏程反映工业生活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其中孙犁的铁木前传可代表这时期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总体而言，这时期文学界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上还不强，作家和理论界对于中篇小说艺术技巧、文体形式上的研究和探索都不够充分。这些都影响了中篇小说艺术上的发展，也限制了本时期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来源：网络）

许地山早期小说的基本特点？

（1）具有异域色彩，在作品呈现着馥郁清新的南国风情和异域色彩。

（2）作品大多具有人生多苦，乐天知命的宗教色彩。

（3）情节曲折，以爱情为线索。

（4）主人公是思想坚韧富有生活毅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