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统文人的鄙视。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秦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凭借其强大的爆发力和创新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紧贴中国现实的时代气息，丰富多样的写作主题，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形态各异的文学思潮，使得这一文学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汉学历史的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汉学界就敏锐地捕捉到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翻译了当时很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更出现了持续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文坛的主力人物几乎都拥有了法译本作品。近年来，中法文化交流尤为频繁，特别是中法文化年期间，巴黎图书沙龙首度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主推对象，三十余名中国作家应邀赴法，与法国读者直接接触，进一步引发了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热情和法国公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作家在法国的影响力。

如果谈到在法国受到关注较多，影响较大的中国当代作家，苏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法国先后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红粉》（Visages fardés,其中还收录了《妇女生活》，1995年，毕基耶出版社）、《罂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对照版，友丰书局）、《米》(Riz,1998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自选小说集纸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录十八篇短篇小说，1999年，德克雷德·布鲁韦出版社）,以及去年刚刚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毕基耶出版社）。

苏童的文学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为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小说《妻妾成群》的问世。苏童也同样是凭借着这部作品吸引了法国人的视线，登上了法国的文学舞台。在张艺谋获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光环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拥有了法译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并以巩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则标明小说为电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国的发行量达到六万册，成为在法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苏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为法国的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所知晓。在法国出版界，两三千册的销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国文学作品达到六七千册的销量，已经是不错的表现，因此，作为苏童在法国被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万册的销量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改编电影的成功，带来了苏童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令苏童从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迅速走入法国读者中间，赢得了较大的读者市场，这是很多只求被翻译就好，并不计较销量的中国作家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得苏童成为一个法国出版商从其身上能看到相当商业价值的作家。

同时，与电影的紧密关系，使得苏童在法国的接受方式成为一个特例。大多数在法国得到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独特的文学品格（作品叙述层面的先锋实验性、思想层面的探索性或哲学性、内容上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注意，然后借助其推荐，逐步得到翻译和出版，在一个并不短暂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法国汉学界更广泛的认可，最终引起文学批评界和法国大众的注意。而苏童在法国被发现、被译介、被接受的过程直接而迅速，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可以说，因为改编电影成功而带来的强大的商业连锁反应，使得法国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对苏童的认识和接受几乎是同步的，汉学界在后两者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原有的引导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汉学家有选择的翻译和有侧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来的，而是由电影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和视觉影响力，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先入为主地、直接而直观地植入了读者的脑海。

苏童在法国的这种起步方式对他日后在法国的译介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而要分析这种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人是怎样来解读《妻妾成群》的。

法国的一家杂志这样评论苏童的《妻妾成群》：“苏童不动声色地描写最残酷的折磨，最隐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术都像在一层薄雾中，或者是在一层纱幔后出现。一些富有诗意的细节，例如知更鸟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侧目。这种奇异的视角，不仅远没有减轻阅读的焦虑，反而令人更加恐惧。表面上简单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座迷宫。没有一个人物可以作为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人令人同情，也没有一个人令人厌恶。这些黑色的灵魂同时也是受害者。发疯的颂莲，不停地围着弃井转来转去，是最为恰当的形象。”这样的评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无权去指责这样的解读，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况很多中国读者所读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从这样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视域，使得法国读者对于苏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为敏感。苏童所精心营造的阴森恐怖的氛围，神秘诡谲的意象，暗合了法国读者对于陌生而遥远的东方世界的集体想象；颂莲们的悲剧命运，又能够引起法国人对于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东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经从法国人的角度谈到改编成电影的当代中国小说和西方读者的关系问题，她写道：“许多中国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这既能使他们出名，又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们的写作受到诱惑，追求强烈的视觉风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使他们入迷的意象，而他们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经了解的那个中国，带着古典色彩，却不是当代中国（然而小说和电影都是当代的）；为此，他们求助于中国文化中一些对西方而言富有异国情调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鸦片的屋子。”苏童写作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取悦西方读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话印证了苏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别是叙述层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却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国读者兴趣的阅读兴奋点。

苏童曾说，“我的终极目标不是描绘旧时代，只是因为我的这个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为有效。试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写，抛开外表所有可以剥离的东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处理成当代生活中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之间的关系，这样写不是也很有趣吗，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说。”对于苏童而言，历史仅仅是一件外衣，一个衬托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历史为道具，描写、探索人性中复杂的方面。然而，正是因为以遥远的时代为背景，有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叙述空间，才使苏童的叙述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恣意绽放。细腻的心理描写，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确的细节将《妻妾成群》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苏童的描写越是灵气十足，越令法国读者感受到作品强烈的异国情调，令其为之入迷，流连于作品华丽的外表，深陷于作者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失去了拨开情调、意象的迷雾去追寻掩藏其中的内在实质的意识，忘记了作者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苏童意欲摆脱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却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国读者的视线，精彩绝伦的故事带来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导了他们的阅读。如果真的将《妻妾成群》的故事改为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的故事，离开阴沉恐怖的旧宅院和裹足的小脚，也许苏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会得到更为有力地凸现，会更为有效地传达给法国读者，但苏童在法国的命运也许也将改变了。

《妻妾成群》内在思想性的被忽视是不是意味着苏童的叙述才华和写作风格得到了法国读者充分的肯定？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安妮·居里安在谈到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时说道：“虽然新小说较晚被翻译到中国，但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例如萨罗特、罗伯-格里耶，他们的理论著作和小说都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得到广泛讨论。像《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的作者余华，以及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苏童，他们在新小说技巧的影响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打破了叙述的线性，采用多视角的写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苏童是一个具有先锋实验性质，在叙述技巧上有独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旧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说的元素，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小说，苏童有意识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现代性的叙述手法，并创造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对话的标点符号，使得小说人物和叙述融为一体，相互制约相互辅助，在阅读和感官体味上更为流畅；他采用语言“陌生化”手法，以产生特别的审美感觉和深邃意味，令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同时，他大量使用句号，而不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号，以处于零点的情感状态、尽量不动声色的态度进行叙述，使读者的感受不再是从语句中被动地获得，而是从相关的情景和细节中主动地获得。作者冷却了自己的主观情绪，以不褒不贬的态度叙述一切，退让出阐释空间，由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能动的判断。他还大量地运用长段，以控制小说的节奏，小说的叙述语调也变得平缓从容，不动声色，形成舒缓沉静的叙述风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译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与结构被改变，原文中本没有引号的对话全部加上了引号，多处对话结尾的句号被改换为感叹号这样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标点，原文中很多长段被断成短段。事实上，由于中法两种语言的差距较大，将原文中的一些形式进行改变，使之符合法语的表达习惯、易于读者接受本无可厚非，但进行这种改变需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作者的语言特点、整部作品的风格是与其表达形式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无引号对话、句号标点及长篇段落可以说直接体现着作者的风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风格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流失了，这种流失不论是译者的选择还是出版商的选择，其用意都在于将作品浅析化，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从而将读者的阅读重点指向作品的故事层面。经过这样的翻译处理，很难想象苏童的叙事魅力是否还能较为完整地传达给法国读者。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具有两种较为明显的并行不悖的特征。一是追求具有轰动性的作品，例如获奖电影的原本小说，或是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能够刺激法国公众神经，颠覆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李晓的门规，卫慧、棉棉作品的翻译，这种翻译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的商业效应，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选择，而不一定是汉学家的偏好。二是着眼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品质和创新独到之处，力求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特有活力和创造力，例如对先锋派作家余华、格非、马原等的译介，对寻根派作家韩少功等的译介，这种翻译较少考虑商业因素，主要着眼于促进法国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逐步树立作家的国际声誉。

应该说苏童《妻妾成群》的翻译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译中，译者和出版商强化作品中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因素，而忽视在文学审美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手法的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后，作为一个在法国已经获得商业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国作家，苏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第二种出版对象的机会。即使翻译家希望在翻译中保留苏童的叙述特征，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业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协。《米》的翻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苏童将对话融于叙述之中，没有使用引号将其明显地标示出来，有时会令人难以分辨这些话是出自对话还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英文版保留了这种手法，而遗憾的是法国出版社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国出版界、文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苏童的印象始于《妻妾成群》中所创造的那个充满神秘的中国意象的旧宅院和悲剧性的东方女性形象。可以说，《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苏童在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苏童被翻译成法语的作品大都属于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和“妇女系列”，所有关于苏童作品法译本的评论和介绍，无一不提到苏童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时值2005年，法国出版社宁可选择苏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虑苏童较为新近的《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虽然苏童也在法国出版了短篇小说自选集，但其影响远不及《妻妾成群》之后的《红粉》和《米》。

2004年巴黎图书沙龙介绍受邀中国作家的手册上，关于苏童的条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国公众对苏童的印象：“苏童非常擅长描写模糊遥远的历史，他的小说经常以中华民国和封建时代作为背景。令他名声鹊起的是描写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笔触敏感细腻，具有内敛的诗意，传达出悲剧意味，在苦难、堕落和颓败的背景上，描绘现代人物和历史人物复杂、犹疑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不通晓中文的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对于苏童的印象来源于他第一部在法国获得成功的作品，这并无可厚非，那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相当熟悉的汉学家对苏童又有怎样的认识呢？

有中国评论家说：“苏童是一位善变的作家，他从不愿意固定自己的风格，他甚至视风格为一种‘陷阱’。从‘枫杨树’、‘香椿街’到‘妇女乐园’，从历史到现实，从古典到现代……苏童的创作视点始终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在法国，汉学界对苏童的认识却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由于苏童在法国的一炮走红，使得汉学界与普通法国公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接触到苏童，很多汉学家对苏童的印象也始于《妻妾成群》，从而忽略了苏童其他类型的创作，例如为苏童博得中国文学界最初赞扬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苏童晚近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同时，由于苏童在法国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国出版商在出版苏童作品时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汉学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对苏童作品有选择性的出版，在不断强化《妻妾成群》对读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时，也对汉学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只将目光放在苏童女性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米》的法语本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中这样概括苏童的创作：“苏童喜欢将他的小说置于他并不了解的历史背景中，并且擅长描绘女性形象。”

上文我们提到专攻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苏童与余华相提并论，指出新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苏童在叙述层面上的独特性和文学品质，并不受制于苏童作品的历史外衣。但这样的声音似乎显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汉学家执著于苏童所虚构的历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种倾向贯穿了对苏童《妻妾成群》之后的作品的解读。以《红粉》为例，从故事情节上看，苏童在其中描写了旧时代妓女秋仪、小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沉浮的生活，写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运悲歌。我们且不论作者写作的立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汉学家是怎样进行解读的。

“在《红粉》中，苏童描写是在1949年后，在共产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最初阶段，两名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诺埃尔·杜特莱

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苏童的小说“以虚构的方式表明了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力禁止，但旧中国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无法被消灭：那就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对性的欲望，那种远不是洁身自好的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女人的欲望……苏童笔下的女主人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性欲，她们强烈的性欲，似乎为她们画出了人生的轨迹。毛泽东强调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无别，而这些女人却费尽心机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男人过日子。”

——玛丽-克莱尔·于奥

《红粉》法译本序言：“两名在解放后被强制改造的妓女，厌弃可以自主，却失去性生活的辛劳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过日子。这种女性观是否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弥漫在文学话语里的女性厌恶论同出一辙？至少，这一观点表现的是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的拒绝，对旧式小说的永恒真理的认同——直至作者的风格也是如此：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金钱永远是金钱。”

——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综述

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只是《红粉》中情节的一部分，而诺埃尔·杜特莱则把它放大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他的概括下，《红粉》俨然成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说。玛丽-克莱尔·于奥则将重点放在了“性欲”两个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话语中，秋仪、小萼这两个旧的灵魂在新的生活来临之际的失重与挣扎，实为“性欲”与压抑女性欲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则对作者的女性观提出了质疑，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作者“男性话语霸权”的嫌疑。

苏童一再强调：“我把女人当成男人来写。”“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处境，性别特征是裹在里面涌现出来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然而，这样的表白无法阻止法国汉学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的支配下，对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读。诚然，秋仪和小萼可以是两个抽象的灵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笔下，她们生活在刚刚解放的中国，她们是妓女，她们有着依附男人的意识，从她们身上就有可能读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权。如果说这是苏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不如说这是西方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话语在苏童作品中的影射。

当汉学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于苏童作品的经验层面，忽视作品的隐喻意义，无法跳出苏童无意中挖掘的历史陷阱的时候，不难想象法国媒体和普通读者是否有能力走出这个其实由他们自己编织的中国幻象。让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和出版界是怎样来评价苏童想要表达“一种不确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处境的不确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细致的描绘，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想象的中国历史中。由于出生在历史被全盘颠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苏童怀有一种重塑历史的激情。”

——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网站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苏童描绘的世界极端残酷，带着一点中国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欲色彩。”

——马赛某书店负责人

“这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小说，充满异国情调，精致的中国风物俯拾皆是。”

——法国《读书》杂志

无可否认，这样的介绍有哗众取宠之嫌，强化苏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有意之举。但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苏童的尴尬：作为一个已经走入法国读者中间，并在法国出版界获得一席之地的中国作家，苏童在逐渐摆脱自己文学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国文学系统的进程中，却不断地在被强化其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国文学、文化系统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受制于法国文化定势，无条件地接受“他者”对“我”的文化定位的过程。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角度去解读它，苏童的小说也不例外，更何况文化的差异，截然不同的接受视野有时会为解读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开拓另一种曲径通幽的可能。然而，我们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国，人们能够拨开弥漫在苏童作品之上的或阴郁、或凄婉，充满诱惑的迷雾，去发现那个为他们所忽视的，也许是一个更本真的苏童呢？走出了中国的苏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层迷雾，在更宏大的文学宇宙中得到释放呢？

我也很喜欢散文的，有时间我就会拜读好的文章的。

中国小说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说明，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官方好像没有排这种榜，说说我心目中的感觉



1 陈忠实《白鹿原》，作者以其深厚的生活和艺术功底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时间，史诗品格很能打动人。

2 王安忆《长恨歌》，难得的很大气的一个女作家。创作了很多精品。

3 汪曾祺《受戒》，玲珑剔透的美，纯的让人感动。

4 贾平凹《废都》

5 余华《活着》



中国当代的小说，总体来说水平一般啊，跟现代的那些大家有段差距，还真不好说~

六、「新派」武侠之昌盛及没落

武侠小说之所以有新、旧两大派的说法，大抵是由新、旧文学之分而来。故范

烟桥著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特加点明：「旧派」主要是指章回体小说。然而此一

界定对於武侠小说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凡是长篇武侠小说必分章回，无论其

为对偶、孤句或是长短不一的回目，皆不例外。

那麼所谓「新派」武侠小说究竟何所指？笔者认为理应以作品的内容所表达的

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文学技巧而定，且缺一不可。就此来看五十年代以后号称「新

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梁羽生作品，实在「新」得有限而不能成「派」。其所以获

此不虞之誉，盖因当时香港传播界竭力宣传鼓吹，以有别於大陆全面禁止的「旧派

」武侠小说或香港本地泛滥成灾的「广派」武侠小说而言。

惟不可否认，自梁羽生、金庸先后崛起香江，武侠小说即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

所发展。香港方面，除梁、金二子外，另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

、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而台湾方面则声势浩大，计有郎红浣、成

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

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古龙、陆鱼、上

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

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秦红、独孤红、温瑞安等等（以上大略按其出道先后

排序）；云蒸霞蔚，极一时之盛。但其中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武侠作家并不多，

今择要评介於次：

「名士派」武侠先驱——梁羽生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一九二五年生，广西蒙山人。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

《新晚报》副刊编辑，文史造诣颇深。一九五四年陈氏以「梁羽生」为笔名，初於

《新晚报》发表中篇武侠连载小说《龙虎斗京华》；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

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继写草莽

龙蛇传，亦复如是。然与当时流行的「广派」武侠小说相较，却令人有一新耳目

之感——这大概是标榜「新派」唯一能成立的理由。

梁羽生对此并不讳言，自承：「白羽的小说写民初各阶层人物，因为作者本人

入世极深，写来细腻，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我受生活经历的限制，气质

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统』道路吗？肯定不成功。於是只好自己摸索，走一条浪漫

主义的路了。」因有《七剑下天山》之作。

《七剑下天山》据说是梁羽生取材於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牛虻》中的部分情节

，而写天山派凌未风、易兰珠等男女弟子闯荡江湖、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全书共

三十回，都四十余万言；由於其楔子所提到的少侠杨云骢出场便死，疑云重重，乃

另作《塞外奇侠传》交代，是为前传；而书中又提及武当大侠卓一航与玉罗刹之间

的情孽纠缠，曲折离奇，不遑细述，遂再作《白发魔女传》以补述前情。於焉这三

部小说形成系列作品，而《七剑下天山》（一九五五年）则迈开了梁羽生浪漫武

侠的第一步。

严格说来，《七剑下天山》受到「北派五大家」的影响很深，无论是演武、写

情或江湖切口、独门暗器，在在有脉络可寻，甚至还生吞活剥地大段抄袭白羽十

二金钱镖。但梁羽生随机生发、借力打力，亦有不同前人之处；并由此建立其小

说创作基型，兼具三大特色：

一、开名士派武侠新风——从其处女作《龙虎斗京华》起，每书卷首例置一阙

词以寄慨；至《七剑下天山》则进而以名士派、才子（女）型人物为书中主角。从

此梁羽生小说即专写文武全才的英雄儿女，无不爱好诗词歌赋（有时未免浮滥）；

卒使书剑交融成一片，成为其作品最大特色。

二、结合历史与武侠而发思古之幽情——梁羽生首先掌握小说的基本时代背景

，再配合故事情节发展而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一一穿插其间，或予以伐毛洗髓

、脱胎换骨。如《七剑下天山》写顺治、康熙、多铎、纳兰容若、傅青主、冒浣莲

（伪托冒辟疆之女）等等。其事虽非「历史之真」，但经过文学处理后，却得「艺

术之真」。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与「历史武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上起隋唐，下迄明

清，形成其作品第二特色。

三、一贯以「天山派」武学为主流——过去还珠楼主曾撰有《天山飞侠》一书

，但高处不胜寒，未曾创立「天山派」。而自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起，如塞外

奇侠传、《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

、《冰河洗剑录》等系列作品，无不以「天山派」武学为正宗、主流而贯穿全书。

这种独沽一味的写法，实为武侠小说所仅见，由是形成其作品第三特色。

虽然如此，但《七剑下天山》仍不足以称「新派」，只能说是开创了「名士派

」或「诗情画意派」武侠小说；因为作者所用的文字、笔法、章回、素材以及思想

、观念——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式」的；与旧中国「北派五大家」血脉相通，

没有太大区别。相形之下，《塞外奇侠传》取材於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

，以作者自制的哈萨克民歌开场；仿朱贞木文白夹杂、不规则之小说回目，运用新

文艺笔调写杨云骢、飞红巾、纳兰明慧的三角恋爱故事，反而不落俗套，清新可喜

。

梁羽生一共创作了三十六部武侠小说，自认《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

及《云海玉弓缘》三书是平生代表作。

‧《萍踪侠影录》以明朝「土木堡之变」为时代背景，写忠臣于谦孤军抵抗蒙

古的悲剧；并穿插张士诚后裔张丹枫与宦门侠女云蕾之间的爱恨冲突。全书气势浩

瀚，布局奇巧；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名士派大侠张丹枫这个角色，「藉由张丹枫个

人侠士性格的自然发展，而彻底扭转了一家一姓争夺帝位的观念」。作者将张丹枫

这种面临民族大义与累世深仇「非此即彼」的心理挣扎，刻划得淋漓尽致；终而使

其生命情操升华、净化，完善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典型。

‧《女帝奇英传》以唐代武后（则天）临朝为时代背景，写宗室李逸为兴复唐

室，落拓江湖，广交天下豪杰，而与才女上官婉儿、英雌武玄霜所交织的爱怨情仇

故事。作者曲曲描述上官婉儿对武后由恨生敬、内掌诏命的过程；大胆为历史翻案

，肯定武则天的施政「有益於国家百姓」，在传统观念上又是一项突破！而写李逸

置身宫廷斗争、异族入侵的交相凌逼中，何去何从？亦超越了前人的格局与成就。

此书以轻快的比剑对白开场，而以李逸功成身死收场，益发动人心魂。

‧《云海玉弓缘》以放荡不羁、亦正亦邪的金世遗为主角，描写他周旋在侠女

谷之华与「魔女」厉胜男之间的爱情大悲剧。本书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惟最

成功之处却是作者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手法，来刻划金世遗那种愤世嫉俗的特殊精神

状态，因此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子；而厉胜男不顾一切地追求爱

情自由，亦活脱是卡门的化身。金世遗一心痴想名门正派出身的谷之华，却在「魔

女」厉胜男临死前的一刹那才觉悟：原来自己真正深爱的人是厉而不是谷。正是：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极限！无疑具有高度文学价值。

总之，梁羽生不论是写张丹枫、李逸、金世遗或其他小说主要人物，都充分体

现出中宵看剑楼主所题名句：「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洵可称之为

「名士派武侠先驱」而无愧。虽然他「向西天取经」较白羽晚了十七年，但却能自

出机杼，更上层楼；以「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带动武侠小说的

巨轮前进，在剑气箫心中洋溢著一片历史感，而将「历史武侠小说」推向另一个高

峰。

惟其后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撰文自诩对於「新派」武侠小说确有「开山劈

石之功」，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武侠小说原本是中国通俗文学流裔之一，从形式

到内容都无法离开传统而独立。虽然我们承认梁羽生是后出转精，进一步发展并提

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毕竟其作品中的「传统」仍远多於「创新」；而真正

的「新派」则出现在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十年之后的台湾——於「反传统」、

「现代化」中形成——殆非梁羽生始料所及！

集「综艺」武侠之大成者——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先后於中央政校、东吴

大学研读法律；历任东南日报记者、大公报编译、《新晚报》编辑以及长

城电影公司编剧、导演。一九五九年查氏在香港创办明报，获得读者广大欢迎

，却是与他写武侠小说驰誉中外分不开的。

一九五五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继梁羽生之后，在《新晚报》发表武侠

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巧妙地运用民间流传清帝乾隆疑系海宁陈世倌（曾任

文渊阁大学士）后人的说法，又杜撰出「红花会」（反清复明组织）总舵主陈家洛

，作为乾隆的同胞兄弟。於是小说即在这样两极冲突、满汉对立的野史布局下展开

；再穿插了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之间的悲欢离合，极尽波谲云诡之能事。

《书剑恩仇录》（新版改名书剑江山），共二十回，都六十万言；虽然仅

只是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但文采斐然、对白传神；处理群戏场面，繁而不乱。啼声

初试，即一鸣惊人！与梁羽生同时创作的《七剑下天山》比较，二人均善於结合历

史传说而虚构人物故事；而金庸运笔不测，尤饶奇趣！其小说声口之佳，直逼白羽

，且駸駸然有后来居上之势。

如果说书剑是金庸迈向成功的一小步，则越过虚实相映成悲、反讽农民起

义的《碧血剑》（一九五六年），挟著史诗般大格局、大气魄的《射雕英雄传》（

一九五七年）即一跃而登武侠小说的顶峰，不作第二人想！

射雕是南宋末年天下大乱为历史背景，描写长春子丘处机为保全忠良义士

遗孤郭靖、杨康（暗嵌「靖康之耻」），而与江南七怪打赌传艺所引发的一连串可

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布局绝妙，以种种阴错阳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随母远居大漠，

刻苦自励，始终不忘家恨国仇；而杨康则随母进入金国赵王府，认贼作父，安享荣

华富贵——这分明是脱胎自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戏剧架构，却更有出

奇的变化与发展。而就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所作所为来看，其一诺千金、不顾死生

的精神，恰好构成一幅侠气峥嵘的八义图；便知作者寓意所在，用心良苦！

诚然，以通俗文学所要求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而言，射雕除若干情节未能自

圆其说外，无疑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其故事之曲折离奇、人物之多种多样、

武功之出神入化乃至写情之真挚自然，均为同辈作家所不及；即或偶有败笔，亦瑕

不掩瑜。在这部罕见的钜著中，金庸将历史、武侠、冒险、传奇、兵法、战阵与中

国固有忠孝节义观念共冶於一炉；信笔挥洒，已至随心所欲的地步。全书浩然正气

，跃然纸上！民族大义融贯了每一章节。

是故，金庸乃以射雕一书而成不世之名，建立了他在当代武侠小说界的权

威地位。虽然他自己并不满意这部「开宗立派」之作——七十年代初曾大事修改，

增删为今传之四十回新版本，都百余万言，颇失原味——但持平而论，此后他力求

自我突破、创新的武侠名著，尽管各有声华惊海宇，然以通俗文学所要表达的生命

意义、价值及其整体规模、气象来看，均不逮射雕之博大精深。

——《神雕侠侣》写至情至性的「师生恋」与大侠由偏入正的成长过程；

——《连城诀》（原名《素心剑》）写尽人性之丑恶与贪婪之害；

——《倚天屠龙记》写名实之辨与正邪错乱；

——《天龙八部》写芸芸众生「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与民族仇恨所造成的悲

剧；

——《笑傲江湖》写权力令人腐化与政治斗争之残酷无情，等等。

这些作品纵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射雕的文学成就，但因刻意描写人性「极

限情境」的种种变态行迳，遂不自觉地失去了射雕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的亲和力；而太多「情理之外」的特例，亦难免流於为变而变，令人匪夷所思；

以致显得不真实、不自然。直到《鹿鼎记》（一九六九年）问世，以一个仅识武功

皮毛而不学有术的「小杂种」，竟将天下英雄、历史人物玩弄於股掌之上；乃开中

国武侠小说前所未有「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

金庸《鹿鼎记》之「反武侠」与塞万提斯魔侠传之「反骑士」最大的不同

，在於两者创作动机：塞万提斯因痛愤当时西班牙人沉迷於骑士文学的浪漫故事，

遂用反讽现实的手法写「小人物狂想曲」，教吉诃德到处碰壁，梦幻成空！而金庸

却是出於「向自我挑战」心理，乃一反武侠传统，打破世俗观念，彻底解放人性；

教韦小宝「斗智不斗力」，为了争取生存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这正合孙子兵

法所谓「上兵伐谋」之道，因而武功在此尽成虚妄；韦小宝机诈百出，到处招摇撞

骗，竟无往而不利！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武侠无用论」的明证，实则不然！正由於《鹿鼎记》写韦

小宝运气太好、际遇太奇，万事绕不过一个「巧」字；加以又充满笑料，逸趣横生

，遂自然而然淡化了反讽现实或反讽武侠的冷隽意味。它所表现的是浪漫文学之极

致，「无」为「有」之用，在这部书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迄至一九七二年九月《鹿鼎记》在明报上连载完毕，金庸宣告「封笔」（

实则展开另一波全面修改旧作大工程）为止，他一共创作了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

说；但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仍无过於《射雕英雄传》。该书博采还珠、白羽

、王度庐、朱贞木各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乃造就了金庸「一代武侠宗师

」地位。其影响於当世者，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射雕融合历史、侠情、武功、文艺、趣味於一书，建立了新一代武

侠小说的「综艺」风格与典型。

（二）射雕统一用四字文句分章回；促使六十年代以后台湾武侠作家群起

效尤，蔚为风气。

（三）射雕虚构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奇特人物及提

法，悉为台、港武侠作家所宗，后更衍演成歌诀式「江湖顺口溜」。

（四）射雕在各地版本之多与伪续书之乱，亦令人叹为观止。

总而言之，金庸所建构的「入世武侠」神完气足，刚柔并济；与早年还珠幻设

的「出世武侠」前后辉映，亦同臻雄奇壮美之境。特别是金庸灵活运用还珠小说中

的奇妙素材，含英咀华，所过皆化；再采取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乃

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焕发新姿，普遍获得世人肯定与重视。凡此绝异成就，当然

是跟金庸本身兼具深厚的文史素养与卓荦才华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其同辈及后起

武侠作家或以主观条件不足，便难乎为继；泰半只能遵循既往「帮会技击派」的路

数，在江湖仇杀中讨生活了。

「清宫派」武侠名家——蹄风及其他

蹄风本名周叔华，上海人，生卒年不详；原为「广派」武侠老作家之一，但地

域色彩并不甚浓，曾写过血战古兜山、勇闯十三关及海南侠隐记等短

篇武侠小说。在所谓「新派」武侠崛起之际，蹄风亦别走偏锋，以边疆民族传说为

题材而撰猿女孟丽丝、天山猿女传等书，由是声名渐著。

嗣后，从一九五六年起，蹄风陆续推出游侠英雄传（即台版四海英雄传

）、游侠英雄新传、龙虎恩仇记、清宫剑影录及武林十三剑等

系列作品，紧紧扣住「反清复明」的故事主题；演叙青龙会联合天下剑客、奇人，

与江南八侠共同对付「魔王」雍正之始末，以及清宫诸皇子为夺帝位、尔虞我诈之

内斗，长达百余万言。由於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武打紧张热闹，乃轰动一时。蹄风

挟此「清宫派武侠」和金庸、梁羽生早期作品互争雄长，几有鼎足而立之势。

游侠英雄传显然深受郑证因「帮会技击派」小说影响，故一开场就大谈中

国武术源流，兼论内外家功夫之长短；书中对於清初秘密帮会活动情形，缕述甚详

。此一系列小说旁参野史、传说，原本格局甚大；惜因作者缺乏新文学技巧，从头

到尾都以旧氏说书人的口吻「说书」；故个别情节虽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然整体

看来，不无枝蔓杂生之感。其未能获得较高评价，症结在此。

此外，又有金锋、张梦还、牟松庭、高峰等以武侠小说鸣世，亦值得一提。

‧金锋本名张本仁，一九二七年生，原籍广东。初以「毛聊生」为笔名，杂抄

「北派五大家」作品撰广派武侠小说，成书不计其数，但俱无可观。后改笔名为「

金锋」，自出机杼，写下「虎侠擒龙」等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说，多半具有历史

背景；其中尤以西域飞龙传、天山雷电剑、冰原碧血录、子母离魂

剑四部曲为代表作。然此一系列穿插清宫秘辛与香妃故事，乃至描写边疆风情等

等，或多或少都曾受到金庸、梁羽生及蹄风同类作品之影响，殆无可疑。而作者以

「抄书」成名，实为异事。

‧张梦还本名张扩强，一九二九年生，原籍四川；系中央军校二十二期炮科毕

业，因故留港而以写作为生，曾任明报编辑。一九五七年张氏在武侠小说周

报发表《沉剑飞龙记》，以明初学士方孝儒后人方龙竹复仇故事为经，武林门户

之争为纬；文情跌宕有致，状声状物均极见精神。此书分为二十三回，都四十万言

，堪称杰作；可惜结尾「还珠化」，令人突兀，未免美中不足。

在香港众多武侠作家中，张梦还的文字功力直追金庸，而与梁羽生在伯仲之间

。同时他也是最迷还珠（梦还），并善於提炼《蜀山》奇妙素材之佼佼者。惟其所

受影响太深，故继作《青灵八女侠》、十二女金刚等书，便明显有《蜀山》峨

眉派诸女的影子在内，此亦无可讳言。张氏迄今已结集成书的武侠小说共有十二部

，水平殊不一致；然以争夺武学秘笈而导致各大门派对立的写法，则别开生面，领

先潮流，当与金庸首创争夺「天下第一」的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此后这种

「花招」被人一用再用，已流於公式化之滥套矣。

‧牟松庭生平不详，文笔古茂洗练，博闻广识，彷佛平江不肖生。一九五七年

左右，写下关西刀客传、红花亭豪侠传、张文祥刺马等书。其中尤以

红花亭豪侠传（台版改名为洪门英烈传）之演武叙事、重情尚义、行军布

阵、反讽世态，无不精彩纷呈！作者兼有《水浒》与《三国》笔法之长，行文不测

，豪气迫人！惜其作品不多，否则成就当在梁羽生之上，而可与金庸比肩。

‧高峰（非高小峰）生平亦不详。观其高原奇侠传、蟠龙剑客传、

五岳豪侠传诸作，文情不俗，略似蹄风「清宫派」小说。至於香港其他武侠作家

如专写女侠传奇的江一明，以及风雨楼主、避秦楼主、石冲等，俱乏善可陈。而所

谓「新派」竟出现将古人诗赋意译为白话文者，则其荒唐程度不言而喻，也就无须

深论了。

《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百合花》

《雾》 《雨》 《家》《春》《秋》

《边城》呼兰河传 《四世同堂》

《骆驼祥子》 《子夜》

《春风沉醉的晚上》 《呐喊》《狂人日记》《林家铺子》

《上海的早晨》《青春万岁》 《红旗谱》

《保卫延安》《小二黑结婚》

花火的，你看过就会懂我的话了.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创作中，最早发端和得到发展的是议论性散文。

由于当时正在展开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种说理的文字就特别发达起来，当时除有很多政治性、社会性的论文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议论文字，象《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李大钊的《青春》、今，和陈独秀的偶象破坏论、克林德碑就是这样的作品。

《新青年》杂志从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起，还增设了“随感录”这个栏目，陆续发表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撰写的短小精悍的议论文字，猛烈地攻讦了封建主义的痼疾。其中，刘半农的文章，在抨击论敌时嬉笑怒骂，寓庄于谐，极尽揶揄与夸张之能事。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重要的报刊杂志也都增设类似的栏目，在这一年12月创刊的每周评论和1919年 8月创刊的《新生活》，就都设有“随感录”的栏目。

在这类有关社会和文化思想的评论文字中，有不少都写得生动晓畅，淋漓尽致，很有文学意味，它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议论性散文的发展和繁荣。

在《新青年》“随感录”中最精辟的文字，是由鲁迅所撰写的。

他尖锐地抨击那些吹嘘保存“国粹”的顽固派，“都是‘屠杀者’”（随感录五十七·屠杀者），“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随感录四十二），如果还要保存“国粹”，将会发生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随感录三十六），识见精深，启人深思。

鲁迅还发表了不少篇幅略长的议论性散文，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它所造成的腐化与愚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这些作品充满了深沉而炽热的感情，不仅思想深刻，在艺术上也很有魅力，将议论性散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他终生都撰写这种议论性散文，作为鞭挞反动派以及旧制度、旧思想的武器，以独创的艺术形式，广泛地总结了有关社会与文化思想斗争的经验和规律。

议论性散文是鲁迅的文学遗产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鲁迅参加奠基和开创的这种议论性散文，后来通常都被称为“杂文”。这种文体在现代散文史和现代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抒情性散文在“五四”时期常被称为“美文”，它的出现和成长，对于保卫和繁荣新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证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它的出现稍晚于杂文，然而在后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冰心是较早撰写抒情性散文的作者，她的《笑》、《往事》与《寄小读者》，奠定了她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她经常赞颂的主题是母爱、童心和美好的大自然风光，这本身就是对于冷酷和僵化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冲击。她的文笔也委宛隽秀，清新明媚，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比起冰心来，叶绍钧的散文创作更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他的散文集剑鞘（与俞平伯合著）和脚步集中那些吟味社会人生的文字，写得谨严切实，朴素隽永。他在“五卅”以后的有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提倡抒情性散文最力的作者，他的《美文》一文对于此类散文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收录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和《谈虎集》中的抒情小品，写得苍劲古朴，舒徐自如，往往于淡泊之中显出一股凌厉之气，发生过不小的影响。但那些品赏草木虫鱼，沉溺于说理谈玄的作品，却流露出封建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

在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朱自清也是一个重要的散文作家。

他具有多种文字风格，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得绮丽纤秾，情景交融；《荷塘月色》和《绿》，运用对于音乐和色彩的感受，进行巧妙的比喻和联想；《背影》却以白描的文字，勾画了父子离别的凄切场面；执政府大屠杀记则是细致曲折地描绘“三·一八”惨案的实况。

朱自清在思想和艺术上作了严肃认真的探索，写出过不少出色的小品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用一种激荡和奔腾的情调，写出了自己在人世的坎坷，控诉社会的罪恶，倾诉内心的悲愤，《星空》、《橄榄》、水平线下等集子，所收入的就是这类作品。

郁达夫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影响，还乡记、还乡后记、日记九种等篇章，诅咒丑恶的社会，渴望真挚的情爱，坦率地剖析着内心的苦闷与愤慨，写得清新流畅和富有激情。

他写于30年代的《屐痕处处》、《达夫游记》等作品，则又俊秀圆润，富有神韵和气势，而且还表达出憎恶黑暗现实的沉痛和愤激的感情。

以“新月派”诗人闻名的徐志摩，他的散文在20年代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些作品直抒胸臆，较多表达了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趣，艺术上刻意追求，注重锤炼字句，但有的内容伤于轻佻，文字也因追求辞藻的华丽而显得过度的铺张繁复。

“五四”以后，还兴起了一种篇幅短小、更多地省略了叙事因素、同时又具有较多诗意的抒情性散文，即散文诗。

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这类创作首次较大的结集，它抒发情怀，探索哲理，既执著人生、谴责黑暗，又怀疑现世、畏惧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追求进步与正义的知识分子，也有着软弱和遁世的一面。

在这之前，鲁迅的《自言自语》、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诗和刘半农的老牛、晓等篇什，都是散文诗创作的最初的尝试。至于鲁迅的《野草》，更是散文诗创作中的名著。王统照当时写的一些散文诗，也以激昂的感情打动过读者。30年代从事散文诗创作的还有丽尼和陆蠡。

“五四”前后的散文创作，大都洋溢着反封建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大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主张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在这方面自然表现得更鲜明和突出。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断传播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逐渐高涨，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结合起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以后，坚持反封建斗争的杂文创作依旧在前进着，1924年创刊的语丝（见语丝社）周刊，登载的文字就“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1925年创刊的《莽原》周刊，也是为了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和林语堂也是语丝的重要作者，围绕着“三·一八”惨案等事件，他们也曾写过一些很有思想锋芒的杂文。但是与此同时，两人也开始表现出妥协和自由主义的消极情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作家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左翼或进步的文学刊物都重视刊登杂文，在当时还出版过一些以登载杂文为主的刊物。

鲁迅这个时期的杂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严密的文网，他不得不经常变换笔名，写得较为隐晦曲折，虽是“带着枷锁的跳舞”（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却说明他运用这一武器，达到了熟练的地步。

瞿秋白最早认识到鲁迅杂文的重要意义，认为在“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于鲁迅杂文的成因、特征和社会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这一时期，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杂文，像民族的灵魂和王道诗话，就都是精粹的作品。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也写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杂文。由于杂文创作在30年代的广泛发展，从青年作者笔下涌现出不少成功的作品。

像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写得犀利劲遒；柯灵的市楼独唱，写得简练深切；徐懋庸的打杂集，写得质朴隽永，都为战斗的杂文创作增添了光彩。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之间，出现了一批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抒情小品作者。

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车箱社会，洗练流畅，颇具神韵；梁遇春的《春醪集》、《泪与笑》，娓娓而谈，吟味人生；

李广田的画廊集，散发出泥土的芳香，显得绚丽而又浑厚；何其芳的《画梦录》，以令人眩目的色彩，勾画着朦胧和缥缈的图景；

陆蠡的竹刀，时时在美丽动人的景色中，编织着令人悲愤的故事；

吴伯箫的羽书,善于从生动的形象中，展开海阔天空的遐想。还有钟敬文、靳以、丽尼、缪崇群等，也都各具自己的风格。

广阔地反映生活的散文，是由一批著名的小说家写出的。茅盾的上海的大年夜、故乡杂记，以深切透辟的文笔，描写出中国城乡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走向萧条和败落的情景；

蹇先艾的城下集，愤懑地揭露着麻醉和堕落的社会；

鲁彦的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以忧郁的调子诉说着苦难的人生；

巴金的旅途随笔、短简，愤怒地诅咒黑暗和热情地追求光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在舒徐的牧歌情调中，呈现了纷繁的社会小景；

叶紫的夜的进行曲、长江轮上，象是用皮鞭抽打着腐败和残暴的旧世界；

萧红的《商市街》和《桥》，描写自己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时，闪烁出青春与理想的光芒；

吴组缃的《黄昏》、泰山风光，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各种世态，对于性格的勾勒尤其逼真。

在散文创作获得丰收的时候，林语堂于1932年创办《论语》（见论语派），1934年出版《人间世》，1935年刊印宇宙风，提倡离开现实斗争的“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一时的风尚。

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及时地批评了他有违于新文学战斗传统的不良倾向，并支持前进的小品文刊物《太白》的工作。

由于时代的需要，叙事性散文也在20年代应运而生，并迅速地产生了比较成熟的作品。

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记载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相，以悲壮的史实、昂扬的诗意、激荡的感情和坦率的内心独白，交织成清新奔放和雄浑沉着的艺术风格，表现了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赤诚追求，是中国出现得较早的报告文学作品。

又如反映“五卅”惨案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叶绍钧）、《暴风雨》（茅盾）、街血洗去后（郑振铎），也都满怀激情地描写了这一重要和难忘的历史场面。

叙事性散文进一步繁荣的标志，是30年代出现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就是较为成功的作品，它以明丽和刚健的笔墨，写出了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新人。

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是他游历欧洲的记录，以朴素平易和真挚隽永的文字，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却又肯定它在发展生产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写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虚伪和残缺的一面，却又认为它比尚未摆脱封建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具有无法比拟的民主，表现出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文风。他的这些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游记格调。

这说明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有些游记体裁的作品发生了从侧重于抒情的小品文类型，向侧重于叙事的报告文学类型的转化。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刘思慕的欧游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以朴实苍劲和议论横生的文字，揭露了当时的黑暗，渲染出日本侵略者强兵压境的危急气氛，激励了许多读者的爱国情绪。他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报道，更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6年是报告文学的丰收年，在当时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中，《包身工》（夏衍）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是尤为出色的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揶揄的笔墨和别致的结构，写出了山西省的反动统治者推行“防共”措施的恐怖统治；

《包身工》则通过几个令人战栗的人物，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对包身工进行压榨和蹂躏的罪行。这两篇作品，将新闻的真实性和报告的文学性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成为报告文学的示范性作品。

扩展资料：

中国现在散文的创作演变：

从抗战爆发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时代脉搏的变化，散文创作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虽然整个说来，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成绩较之20、30年代要逊色一些，但仍然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杂文创作继续取得了新的收获。巴人和他周围的一群作者曾在号称“孤岛”的上海，用杂文作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走狗战斗，著有边鼓集、横眉集等。

在大后方的作者中，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观察犀利，分析透辟，揭露出许多封建主义的痼弊。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跨的日子，抨击了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造成的精神创伤，颇具哲理。

夏衍的此时此地集、长途，孟超的未偃草，宋云彬的破戒草，秦似的感觉的音响，朱自清的《标准与尺度》，林默涵的狮与龙等杂文集，都尽了抨击黑暗和歌颂革命的任务。

这个时期里杂文写得最多的是郭沫若，有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黄》等集子，以昂扬的激情，智慧的预见，激励广大读者为民主和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相形之下，这一时期的抒情诗与记叙散文数量较少，但很多有成就的作者依旧写出了一些佳作。茅盾是这方面收获最丰富的作者。他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就是激荡着时代风云，蕴含着哲理意味的作品。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大批作家中，也开始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像孙犁的识字班、织席记等，写得清新朴素，优美动人，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这一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和客观形势的急遽变化，为读者所关心的报告文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散文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样式。

继抗日战争前夕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之后，抗战初期，又出现了梅益等主编的上海一日，解放区也曾出现过五月的延安、冀中一日等报告文学的集体著作。

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运用这种最具战斗性和群众性的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像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对抗战初期硝烟弥漫的气氛、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下级官兵的抗日要求以及敌军的暴行等等，都写得栩栩如生；

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在敌后穿行，写出了人民群众强烈的抗日要求，以及国民党救亡机构的腐败；萧乾的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以洒脱、秀丽的文字，反映了战时英国的景象。

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揭示真实情况的报告文学曾经一度沉寂下来。抗战胜利后，郭沫若的南京印象和茅盾苏联见闻录，都是值得注意的报告文学著作。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在蓬勃地发展着，丁玲的陕北风光，以朴素、亲切的文字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风尚；

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以一种简洁和严峻的风格，写出了很多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故事；

刘白羽的环行东北和历史的暴风雨，以昂扬的激情抒写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激烈战斗，跃动着振奋人心的时代脉搏。

此外，日本人的悲剧（何其芳）、新人的故事（叶以群）、铁骑兵（杨朔）、陈赓将军印象记（荒煤）等，也是引人注意的收获。

沙汀的随军散记，以深切感人的抒情气息，绘声绘色地写出了贺龙将军坚韧、豪爽、诚挚、开朗和富于同情心的鲜明性格，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这一时代环境中，还有不少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成长起来，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

象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我看见了八路军，有着生动的描绘、辛辣的讽喻和充满鼓动力量的政论性，显出了壮阔的气势；华山的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在描写艰苦的战斗岁月时，洋溢着质朴的泥土气息和诙谐的乐观主义精神。

参考资料来源：

中国现当代经典小说排行榜



1、

钱钟书：《围城》



幽默源于智慧，智慧写尽人生！



2、 路 遥： 《平凡的世界》



正视苦难，震撼心灵；平凡的世界，伟大的人生！



3、 金

庸：《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飞狐外传》



“凡有井水饮处，皆看金庸”，金庸的武侠雅俗共赏，是一道百看不厌的风景！



4、 王

朔：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浮出海面、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



痞子是一种误读，其实王朔深藏不露，是地道的言情高手！



5、

王小波：《黄金时代》、《未来世界》、《革命时期的爱情》、《似水流年》



黑色而幽默，特立而独行，一把独立思考的匕首，扎进时代的肺中！



6、 张爱玲： 《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



又世俗，又贵族，又虚无；风情万种的智慧女人，笔下字字珠玑！



7、 沈从文： 《边城》



如一幅极具东方神韵的水墨山水，怎一个美字了得！



8、 默 默： 《四十大惑》、我在梦见你



灵性的默默、梦幻的默默是又一个天才；默默的世界，透着纯净！



9、 尹丽川： 《贱人》



迷茫的灵魂，穿着反叛的外衣，加上骨子里抹不掉的性感！



10、石 康： 《晃晃悠悠》



久违的青春和曾经沧海的初恋，就这么晃晃悠悠的过去了！



11、顾 城： 《英儿》



童话诗人的另类人生，纯粹的爱情，无法承受，生活之重！



12、安妮宝贝：《彼岸花》



灰色、忧郁又自恋，如暗夜里的春光，有一点颓废，有一点旖旎！



13、贾平凹： 《废都》



平凹是个才子，《废都》是锅杂烩；世俗百态，原形尽露！



14、古

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七种武器》、《楚留香传奇》



狂放不羁的浪子，潇洒落寞的剑客；留给世界一道孤傲的背影！



15、罗 珠： 《黑箱》、《巫河》



又一个诗人在编织着陷阱，要小心，再小心，别走了火，别入了魔！



16、萧 红： 呼兰河传



写得干干净净，又美又心碎！



17、陈忠实： 《白鹿原》



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长篇，作者努力想达到的，正是扉页上的那行字：民族的秘史！



18、王安忆： 《长恨歌》、《荒山之恋》



一半是孤独，一半是欲望；一不小心就是又一个张爱玲！



19、张贤亮： 《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在反思中批判，在性爱里升华！和王小波一道，将时代的荒诞，揭露的淋漓尽致！



20、姜 戎： 《狼图腾》e799bee5baa6e78988e69d8331333335346131



文笔很业余，内容很精彩；值得一读的不仅是故事本身，更是故事背后！

官方好像没有排这种榜，说说我心目中的感觉

1 陈忠实《白鹿原》，作者以其深厚的生活和艺术功底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时间，史诗品格很能打动人。

2 王安忆《长恨歌》，难得的很大气的一个女作家。创作了很多精品。

3 汪曾祺《受戒》，玲珑剔透的美，纯的让人感动。

4 贾平凹《废都》

5 余华《活着》

中国当代的小说，总体来说水平一般啊，跟现代的那些大家有段差距，还真不好说~

发展阶段如下：

1、先秦启蒙

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

《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汇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2、汉代兴起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

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

3、魏晋成熟

三国、西晋时期留下的诗歌不多，仅有嵇康等人的诗歌作品。东晋诗歌渐多，产生了大量文辞绚丽的作品，而陶渊明独以其清新的诗风为后世推崇。南朝文风绚烂，诗歌靡丽，大量用典，以齐梁的诗歌为盛。北朝诗歌朴素、有风骨，以《木兰辞》为最好。

这段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诗歌评论，对诗歌的内容、思想、鉴赏产生了巨大作用。南朝文人提出四声说、八病说，对后来的诗歌创作、鉴赏产生巨大影响。

4、隋唐兴盛

隋唐时期，诗风极盛。唐前期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为最。李白、杜甫为盛唐诗歌最好的作者，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作品，杜甫的兵车行等作品为盛唐的天空增加了许多云彩。

中唐诗歌有大历十大才子等人创作，白居易为中国诗歌的又一高峰，代表作《长恨歌》、琵琶行。唐朝晚期，杜牧、李商隐的诗歌成就很大，诗歌创作多忧国伤时。

唐朝中期，词定型。唐中晚期产生了不少词作，大量写词的有温庭筠。

5、宋元繁荣

五代好诗较少，北宋诗歌以苏轼为最好，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影响很大。南宋前半期，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诗作极多，成就很大。

五代十国时期，词兴起，冯延已、李煜为极好的词作家。北宋词成就极大，代表人物欧阳修、苏轼、柳永、晏几道、李清照等。

6、明代的“复古”与革新

明代初期，诗歌复兴，代表作家刘基、高启。明朝中期，台阁体、前七子、后七子相继兴起，作品多为歌功颂德、复古、学习古人等。明后期诗歌成就不高。

7、清代的虚假“中兴”

清朝诗歌作品、作者数量巨大，滥作之多，触目惊心，代表人物，乾隆帝。后期有龚自珍等人，诗作不佳。

8、近现代的虚大与危机

近代诗歌初，沿习古制，但产生了黄遵宪等怪胎。词作有王国维等，然作品不佳。

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诗兴起，即现代诗。民国现代诗除新月派外，多是自由诗，格调不高、不押韵、内容贫乏、矫揉造作。

新中国建立以后，诗歌创作一度陷于停滞。1978年后，十年内朦胧诗大为盛行，代表人物北岛等。20世纪开始以后，网络诗歌兴起，虽然水平错落，但是佳作频多。

扩展资料：

现代(当代)诗歌的主要流派：“五四”诗歌、新月派、现代派、湖畔派、九叶派、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70后，80后等。

1、新国风

新国风即国风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新国风的基本定义是：秉承“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精神，站在民众的立场，用凝练的语言、流转的韵律、表达抒发自己对于当代生活的切实感悟，并力求达到晓畅明白却又内蕴深厚的艺术效果。

2、“五四”派

现代诗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歌，其主体是用白话写作，以打破旧诗词格律为主要标志的新诗。代表初期新诗最高成就的是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他的《女神》中大部分作品写于1920年前后，传达着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开一代诗风。

3、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

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呃，赏金蛮高，可不会有人这么劳神找的，无能为力了

首先，从文化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宏观论旨和对古典小说研究把握的新角度、新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运用繁新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全新的观照，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流趋势。文化学的概念由德国学者皮格亨于1838年首次提出，主张建立专门学科进行文化研究；英国学者泰勒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是文化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正式开辟了人类文明的又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西方文化学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大多是原始部落及原始文化。因此，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了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即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分析，从中探析文化的本体存在，以及文化生成之后的发育、发达、变异、衰落的运行轨迹。正如杨义先生所说：“世界上没有真空状态的文化运行。”它的运行和操作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媒介作为依托和载体，这种依托和载体除了历史典籍之外，剩下的就是古代文学作品；当然，古典小说就是其中之一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史论不仅将文化学方法带进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并且，文化有着传承的生命过程，小说范式也会在不同的时代发生大幅度的实质性的转型，通过对小说创作历史的研究，渗透对中国文化传承的相关性研究，揭示中国文化在小说中的张力和表现。再加上论著的从点到面，再到发展脉络的网状构图的写作形式，为该书的论旨增添了厚度和底气，体现出作者学识渊博的一面。

其次，从叙事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该书对小说作品本身的结构和审美观照。热拉尔·热奈特叙述话语列出五种重要的叙述分析门类，包括次序、延续、频率、心境和语态；兹韦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一书将话语手段分成三个部分，即叙事时间、叙事语态和叙事语式。以前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研究并没有涉及到上述叙事学的各个方面，足见研究领域的单调性和传统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典小说没有这些方面开发的潜能和优势，这在杨义的这本著作中就得到充分地体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的叙事方式、叙事谋略、叙事智慧、以及叙事的审美功能等都作了或宏观、或微观的阐述和解析，足以让中国小说叙事学大放异彩，让读者大开眼界。很难想象作者对每部涉及的小说作品的叙事形态所表现出的高度把握的智慧以及对小说叙事本身做出的审美妙悟，都体现出游刃有余的研究和著作的功力。

贾平凹《浮躁》 余华《活着》《兄弟》 丁玲杀菲女士日记

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

茅盾《子夜》

茹志娟《百合花》

赵树理《三里湾》“锻炼锻炼”

张贤亮《绿化树》

张炜《古船》

老舍《月牙儿》

钱钟书《围城》

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文言文小说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代也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明末清初，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红楼梦》之后，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一般来讲，按时间来不很认真的划分。近代，从1840到1919 ，现代，从1919到1949 ，当代，从1949年至今 。

当代的我个人认为有很多，我知道的你可以按照作者来找其作品，这样比较容易一些。

王朔，贾平凹，莫言，余华，王蒙，陈忠实，刘恒，韩少功，阎连科，史铁生，铁凝，张洁，毕飞宇，刘心武，张抗抗，张承志，叶兆言，池莉等等等等太多了。他们一代的很多名家。我喜欢他们的东西，和现在的年轻人有代沟，但是作品有深度。

至于在近一些的就是石康，格非，东西等等的。更时尚一些，商业味能浓一点。

个人观点，一笑了之。

提起莫言，相信大家不会陌生，因为他就是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人。《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小说，于2009年首次出版。作品生动地讲述了一位乡村女医生“姑姑”50多年来从事妇产科工作的人生经历，反映了新中国近60年来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

《蛙》一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乡村女医生“姑姑”，她的父亲曾经是八路军的军医，因此她继承衣钵，在建国后的新中国乡村里实行新法接生，成为一名妇产科乡村女医生。“姑姑”用新法接生下来的婴儿成千上万，遍布高密东北乡，于是“姑姑”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但是，由于新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在“姑姑”手上丧生的未出世的婴儿也是成千上万的，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同时扮演着“天使”和“魔鬼”的角色，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蛙》这部作品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话剧组成，写作手法新颖，很有艺术表现力，不愧是莫言笔耕四载、三易其稿而创作出来的力作。小说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人物形象丰满，自我反省深刻，描述了国家为实行计划生育所走过的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来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同时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深刻地剖析了以书中的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卑微和矛盾的心理世界。

我起初不理解莫言为什么把这部小说命名为《蛙》，不过现在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也许“蛙”是“娃”的谐音，因为这部作品就是跟娃相关，不管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娃还是未能来到这世上的娃。计划生育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们没法评价它的对与错，因为凡事都有两面性。但是，有关计划生育上的混乱问题确实应该引起重视和深刻的反省。

《蛙》，这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小说，这部展现农村波澜起伏的计划生育史的力作，这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巨著，这部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的文学作品， 非常值得大家阅读、思考和深刻的反思。

金理老师给分还是不错的，关键是要自己好好去阅读和体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是为了弥补过去对现当代文学史认识的不足

第一个方面：陈平原老师在课上给我们讲过：现代文学都是从五四新文学说起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晚清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以及晚清的谴责小说都是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但由于人们一般的认识都把二者隔开来，使得现代文学不关注他，古代文学更不关注它。

另外，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也是按照政治上的分期进行的，但实际上革命文学和解放前的左翼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就不好进行研究

因此提出这一概念就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加以打通，是新的文学史分期方法

第二个方面：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充分吸收西方文学的理念和创作方法，中国在文学上开始觉醒，因此通过这个概念的提出可以更好地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链接起来，把文学的现代化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这个主题中又包含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

钱理群曾说：“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也是逐渐形成的。原来我们的视野也是比较窄的，所谓“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其实心目中就是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后来考虑到与中国近似的情况，比如印度、日本、东南亚，还有非洲，最后，拉美文学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们的“文学爆炸”近年介绍了不少，我们才发现它们的文学也是都在上世纪末八十到九十年代发生了突变的。反过来看欧美文学，也是在同一时期产生了对自身传统的反叛，这些反叛明显地从非洲黑人文化，从东方文化汲取了灵感。这就形成了“世界文学”

陈平原说过：我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发现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是一个大问题，很多现象都是从这里发生的。一系列的争论，比如“中体西用”啦，“夷夏之说”啦，“本位文化论”啦，“民族形式”啦，总是离不开一条主线，即怎样协调外来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矛盾。于是我就追溯中国人自觉地学习外来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开始是追溯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但是后来发现从学习“船坚炮利”转到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再到学习文学艺术，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是到了戊戌变法以后，才开始全面介绍文化艺术。以前虽然承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毕竟“道德文章冠全球”。这时候才发现文学上也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文学观念开始转变。五四时期的许多问题，比如国民性批判，白话文运动，诗体解放，话剧的输入，等等，其实都是从戊戌之后开始的，尽管到五四才彻底、不妥协地掀起高潮，但是窗口是从那时打开的。而且，在这样的文化大撞击中对民族文化重新检讨重新铸造，使传统文学产生一种“蜕变”，这样的进程一直延续到现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当然达到这样的认识是我们反复讨论之后才有的。开始只是感到研究范围需要扩大，慢慢上升到一些新的概念，最后有可能上升到理论的模式。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从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一个进程。我觉得古代中国文学是纯粹的中国文学，将来外来文化被我们很好的吸收、消化、积淀下来，变成我们自己的有机成分了，也可能又出现纯粹的中国文学，夹在这中间的始终有一点“不中不西”的味道。

下面是他们的介绍

钱理群，男，1939年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关注“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于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成文论“20世纪中国文学，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与吴福辉、温儒敏合作撰写了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7年被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材。 另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绘图本中国文学史、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名作重读》、《世纪末的沉思》、《压在心上的坟》、《1948：天地玄黄》等多种著述出版。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留系任教。现任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学术、图像研究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2），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集体，1999），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集体，2001），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0），首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等。 先后出版《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老北大的故事》、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著作三十余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 黄子平，1949年生于广东梅县。获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和中文系讲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芝加哥心理研究所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过访问研究。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等。

巴金的《雾》、《雨》、《电》

《家》、《春》、《秋》

沈从文的《边城》

萧红呼兰河传

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茅盾《子夜》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等

钱钟书《围城》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中国小说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说明，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小说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唐代传奇的出现，尤其是三大爱情传奇，标志着古典小说的正式形成；宋元两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话本小说，为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至今在古典小说领域内，没有可超越者，四大名著皆发于此；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以来，舶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小说发展出现多元化，代表性人物有“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21世纪（2003年以后），网络文学的出现，使小说的发展更加多元，大批网络作品涌现，如玄幻文学（起点为代表）、新言情（晋江和红袖为代表）等等，也出现了大批网络作家，玄幻领域如萧鼎、我吃西红柿、血红、梦入神机等，言情领域如四小天后、六小公主、八小玲珑等。

中国现当代经典小说排行榜

1、

钱钟书：《围城》

幽默源于智慧，智慧写尽人生！

2、 路 遥： 《平凡的世界》

正视苦难，震撼心灵；平凡的世界，伟大的人生！

3、 金

庸：《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飞狐外传》

“凡有井水饮处，皆看金庸”，金庸的武侠雅俗共赏，是一道百看不厌的风景！

4、 王

朔：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浮出海面、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

痞子是一种误读，其实王朔深藏不露，是地道的言情高手！

5、

王小波：《黄金时代》、《未来世界》、《革命时期的爱情》、《似水流年》

黑色而幽默，特立而独行，一把独立思考的匕首，扎进时代的肺中！

6、 张爱玲： 《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

又世俗，又贵族，又虚无；风情万种的智慧女人，笔下字字珠玑！

7、 沈从文： 《边城》

如一幅极具东方神韵的水墨山水，怎一个美字了得！

8、 默 默： 《四十大惑》、我在梦见你

灵性的默默、梦幻的默默是又一个天才；默默的世界，透着纯净！

9、 尹丽川： 《贱人》

迷茫的灵魂，穿着反叛的外衣，加上骨子里抹不掉的性感！

10、石 康： 《晃晃悠悠》

久违的青春和曾经沧海的初恋，就这么晃晃悠悠的过去了！

11、顾 城： 《英儿》

童话诗人的另类人生，纯粹的爱情，无法承受，生活之重！

12、安妮宝贝：《彼岸花》

灰色、忧郁又自恋，如暗夜里的春光，有一点颓废，有一点旖旎！

13、贾平凹： 《废都》

平凹是个才子，《废都》是锅杂烩；世俗百态，原形尽露！

14、古

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七种武器》、《楚留香传奇》

狂放不羁的浪子，潇洒落寞的剑客；留给世界一道孤傲的背影！

15、罗 珠： 《黑箱》、《巫河》

又一个诗人在编织着陷阱，要小心，再小心，别走了火，别入了魔！

16、萧 红： 呼兰河传

写得干干净净，又美又心碎！

17、陈忠实： 《白鹿原》

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长篇，作者努力想达到的，正是扉页上的那行字：民族的秘史！

18、王安忆： 《长恨歌》、《荒山之恋》

一半是孤独，一半是欲望；一不小心就是又一个张爱玲！

19、张贤亮： 《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在反思中批判，在性爱里升华！和王小波一道，将时代的荒诞，揭露的淋漓尽致！

20、姜 戎： 《狼图腾》

文笔很业余，内容很精彩；值得一读的不仅是故事本身，更是故事背后！

额

，没有人会给你的啊。3000本啊。。。

中国小说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说明，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首先，从文化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宏观论旨和对古典小说研究把握的新角度、新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运用繁新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全新的观照，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流趋势。文化学的概念由德国学者皮格亨于1838年首次提出，主张建立专门学科进行文化研究；英国学者泰勒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是文化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正式开辟了人类文明的又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西方文化学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大多是原始部落及原始文化。因此，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了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即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分析，从中探析文化的本体存在，以及文化生成之后的发育、发达、变异、衰落的运行轨迹。正如杨义先生所说：“世界上没有真空状态的文化运行。”它的运行和操作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媒介作为依托和载体，这种依托和载体除了历史典籍之外，剩下的就是古代文学作品；当然，古典小说就是其中之一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史论不仅将文化学方法带进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并且，文化有着传承的生命过程，小说范式也会在不同的时代发生大幅度的实质性的转型，通过对小说创作历史的研究，渗透对中国文化传承的相关性研究，揭示中国文化在小说中的张力和表现。再加上论著的从点到面，再到发展脉络的网状构图的写作形式，为该书的论旨增添了厚度和底气，体现出作者学识渊博的一面。



其次，从叙事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该书对小说作品本身的结构和审美观照。热拉尔·热奈特叙述话语列出五种重要的叙述分析门类，包括次序、延续、频率、心境和语态；兹韦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一书将话语手段分成三个部分，即叙事时间、叙事语态和叙事语式。以前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研究并没有涉及到上述叙事学的各个方面，足见研究领域的单调性和传统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典小说没有这些方面开发的潜能和优势，这在杨义的这本著作中就得到充分地体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的叙事方式、叙事谋略、叙事智慧、以及叙事的审美功能等都作了或宏观、或微观的阐述和解析，足以让中国小说叙事学大放异彩，让读者大开眼界。很难想象作者对每部涉及的小说作品的叙事形态所表现出的高度把握的智慧以及对小说叙事本身做出的审美妙悟，都体现出游刃有余的研究和著作的功力。

中国现代散文三十年丰富多样、起伏变迁的发展，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整个生活面貌，而且从各种典型的散文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出作家的心灵轨迹，个性特色，郁达长说：“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出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现代散文的发展变迁深受时代的推动和制约。现代中国社会在各方面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是时代发展的主流，现代散文作家队伍在时代的变迁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次的分化的组合，各人的选择不一，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也就因人而异、对现代的中国文学，现代的中国散文史作出的贡献也不同，这一时期作家有：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等，可以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最主要的奠基人，鲁迅的散文，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被公认为是世界文学的奇葩。

当代散文同样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形态，以及隐含在语言之中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思维方式和浮现于语言之上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人格理想、生活态度、审美观念，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堪称“一部民族文化性格的演变史,一部民族审美性格的变迁史和发展史”。

一、现代

中国现代文学是指1919年－1949年间的文学，中国现代散文也同样如此，在这三十多年中，散文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从五四新文学革命至1927年，这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时期。开创了现代散文关注人生、参与历史变革，其基本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艺术上创建了各式各样；有效表达现代人思想感情，适合现代读者审美需要的散文，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这一时期在中国的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二阶段1928－1937，以阶段斗争为主题，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的逆转，新文学阵营地也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广大作家的创作面临了新的考验和选择，这一时期散文取材的范围扩展，写实性，战斗性增强，社会政治思想主题深化，使现代散文沿着反帝反封建的方面继续前进，并为下一阶段的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战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阶段，1937－1949，以抗日战争、抗日救亡主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战时大动荡、大变迁的状态，由于这一时期客观上不同政治区域，文化据点不同，作家的创作也因时因地而异，比如上海的“孤岛”时期，国统区，解放区各地的散文创作及特点也有不同。

在“文学革命”的呐喊中就有散文变革的呼声。刘半农首先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周作人率先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在纯散文一文中，则把文学散文称为“纯散文”且分为五类：

一、历史类的散文，又称叙述的散文；

二、描写的散文，包括状物写景一类的作品；

三、演说类的散文，又称激动的散文；

四、教训的散文，又称说明散文；

五、时代的散文，又称杂散文。这些理论观点，更新了散文观念，在散文的语言形式、文体格式、思想内容诸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四”时期的新型散文以性质和功用区分，主要包括议论性散文和记叙抒情散文两大类型。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记叙抒情文，是以众多的记游之作开头的。游记、通讯一类文体适应社会开放、中外沟通的时代需要而迅速兴起，风行一时，出现了一批游记名家和游记专集，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谢冰心的《寄小读者》，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徐蔚南和王世颖的龙山梦痕等。早期游记体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可称为“漂泊记”、“流浪记”的作品，如郁达夫的还乡记、成仿吾的太湖游记等。这些作品侧重抒写作者的漂泊生涯、不幸遭遇及其不满现实、崇拜自然的浪漫感伤情绪，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和释愤抒情气息。

抒情性散文小品的勃兴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觉醒的知识分子挣脱封建主义束缚，思想感情获得大解放，他们热烈追求新的人生理想，积极探索个人和社会的出路，但同时也“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鲁迅语），更真切地感到觉醒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更敏锐发觉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的尖锐对立，大多处于梦醒之后而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状态。这种社会心态促成了抒情散文的蓬勃发展。第二个十年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散文诗跨过幼稚的试作阶段，出现了鲁迅《野草》这样的艺术丰碑，和焦菊隐夜哭、高长虹心的探险、于赓虞魔鬼的舞蹈以及不少单篇的成功之作，标志着散文诗这种新创的抒情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鲁迅的散文创作有散文集《野草》（1924－1926）记叙散文《朝花夕拾》。《野草》侧重于展示作家主体的自我内心世界，复杂、尖锐的茅盾和斗争，通过自我的抒怀述志来折射，几乎包括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各个侧面，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间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的心灵历史，是苦闷中求索，失望中抗争，孤独中前进。《朝花夕拾》则围绕自己的生活道路，回忆、记述一些人和事，通过记事怀人来反映时代变迁。其中《野草》在艺术上：广泛采取象征主义的方法（造词）、（结构）……、有时借助于眼前自然景观的象征性描写等，有时借助于梦境，幻境等，有时借助于寓言故事创造等，都体现出从小见大，实中见虚，由一而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形带意的特点；《野草》是鲁迅融化中西文化的艺术创造，“散文诗”“象征主义”概论手法是新文化运动初期从国外引进，鲁迅散文诗受波德莱尔、屠格涅夫等影响，同时，《野草》中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唯其如此，鲁迅才取得艺术手法，探索手法上的极大成功。

冰心《笑》和《往事》，许地山《空山灵雨》，是这时期最早的抒情小品名篇和“美文”佳作。随后，周作人陆续发表了那些影响很大的平和冲淡之作，朱自清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背影》和《荷塘月色》，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忆旧述感，郭沫若在小品六章中捕捉“牧歌的情绪”，……在短短五六年间，抒情性散文小品领域就出现了名家辈出、佳作连篇、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盛况。

“五四”记叙抒情散文率先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它为文学散文主体的新的发展格局。这是“五四”散文艺术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散文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人们不仅用白话写作议论文、杂感文，而且用白话创作叙事抒情散文，不仅写得平易畅达，自然活泼，而且也能写得简洁缜密，优美隽永。在20世纪20年代末，杂感短评因为形势严峻，不能不由正面交锋变为旁敲侧击，由锋芒毕露变为隐晦曲折。散文小品领域也发生明显的分化和变化：茅盾等人的抒情小品曲折表达自己对大革命失败的情感经验和理性反思，沉郁顿挫，含蓄蕴藉；周作人等人开始改弦易辙，往闲适、趣味一路发展。游记方面出现了流亡、避祸、销忧之类的新内容。这种种变迁的迹象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散文将迎来一个更为丰富复杂、五光十色的发展前景。

进入30年代，伴随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散文界重新趋于活跃。以1932年底黎烈文接编并改革申报·自由谈为重要标志，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兴盛期。专注于散文的刊物有《太白》、《论语》等，1933年和1934年分别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可见极一时之盛。30年代散文创作队伍空前壮大，老作家中，鲁迅、周作人等人，都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仍是这一时期散文界的主干；2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茅盾、丰子恺、鲁彦、沈从文等，到这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有20年代末30年代初陆续涌现的一大批文学新人，如何其芳、李广田等活跃于散文界，成为30年代创作的一支生力军。在新老作家的辛勤耕耘下，30年代散文园地呈现出繁花似锦、全面丰收的动人局面。

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这热闹繁杂的散文界，存在着两种主要艺术倾向、两种流派的鲜明对立，即“论语派”和“太白派”的抗争：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和“趣味小品”；继而创办《人间世》，打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后来还创办了宇宙风，从而形成了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他们在趣味、游戏、幽默、闲适中改变了20年代散文“问世”的路径，从意兴湍扬的激扬文字走向了沉潜适世的生命关怀与日常人生的吟味咀嚼。所谓“太白派”，指的是团结在《太白》杂志周围，以左翼作家为骨干，包括鲁迅、茅盾、陈望道、胡风、聂绀弩、曹聚仁、徐懋庸、唐弢、陈子展、夏征农等。他们支持创办了涛声、《新语林》、《太白》、芒种、《中流》等刊物，积极提倡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新的小品文”，促进了30年代散文写实精神的发展和深化。

超然于“论语派”和“太白派”之外，有些名作家独自拓展个人的创作道路，如朱自清、谢冰心等，或絮语家常琐事，领略人生情趣；或记述异域文化风习，陶写古国山水名胜；或回忆个人经历，怀念师友亲人；大多回避政治性题材和尖锐问题，但又不流入消闲玩世之类，主要以益人心智的知识、情趣和自然美吸引读者，在随笔、游记、传记和抒情散文等方面取得很高艺术成就。

平津一带文坛新崛起的一批年青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丽尼、陆蠡等，他们专注于叙事抒情散文的创作，力图把散文作为“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何其芳语），刻意追求散文艺术本身的圆满完美。这种有意追求散文艺术性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所谓“小说家的散文”和“诗人的散文”两类作品里。

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的散文创作以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斗争和自身的逃难经历为主要内容，充满着血泪的控诉、悲愤的呼号和对白山黑水、父老同胞的刻骨镂心的思念，开了抗战文学的先声。

二、当代散文

新时期散文的创作在内陆主要继承了四十年代解放区以记实为主的记实性散文和古典散文，导致建国初期“通讯”、“报告”极盛一时，后者则促成六十年代“诗”化的散文创作的热潮，在前二十七年的时间里，散文创作缓慢而有限地发展，无论创作方法，艺术个性，还是品种样式，风格流派，都比较单调，甚至趋于雷同化、模式化、公式化。为了摆脱这样的框架和模式，一辈散文作者回归“五四”散文创作传统，他们在作品中高扬个性意识、文体品位和文体意识，使现代散文得以薪火相传，只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个性的解放，封闭体制的打破，艺术视野的扩大，才使大陆散文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与停滞之后，迎来了真正的转机，散文创作形成热潮。

在台湾，散文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化余韵，成为台湾文坛最能保持中国传统中国气派的一种文体，台湾早期散文出现软硬两种主要倾向。“硬性散文”即是带有强烈反共意识，文章中有口号式的宣言；“软性散文”即继承冰心《寄小读者》风格的“闺秀散文”,“其内容则是爱心、真理、哲言、梦幻。其文风则是怀旧、感伤、浪漫、纯情与唯美。其文字情调则是刻意雕镂，潜心修饰，充满文绉绉的软性腔调”。八十年代末期，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言论尺度大为开放。随着政治禁忌的减少,散文中意识形态的杂然并呈,实为七十年来所未见，出现了“山林/乡土散文”、“生态环保散文”、“政治散文”和“私散文”。

正是在振兴散文创作的诉求下，一直被认为是超稳定结构的散文文体从八十年代开始在台海两岸掀起变革热潮。在大陆，首先是一批老作家突破了散文“简约”、“抒情”的审美规范，接着是一批学者、小说家、诗人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散文”的理论主张，重新恢复散文的大度和洒脱。真正给传统散文美学观念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并在散文文体的创新发展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唐敏、赵玫、黄一鸾、斯妤等女作家和曹明华、胡晓梦、元元、苇岸、钟鸣、张锐锋等新生代散文家。

在台湾，散文文体求变革新的追求一直未曾中断。早在六十年代，余光中就提倡过“散文革命”，他的散文文体革新，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比较全面。到了八十年代，余光中仍然不忘提倡散文文体的开拓与变通，主张“众体兼擅”。在余光中之后，林燿德、简媜、杜十三、张启疆、周志文等人的都市散文则被认为是摆脱感性散文的形式与内容的“一只突起的异军”。八十年代兴起的都市散文不再耽溺于以抒情为主流的叙述模式，突破抒情散文第一人称的主体中心，改以知性的角度观察人生的感官世界，发掘其背后潜藏的多重形而上意义，因而越来越趋近于当代小说形构的思维，并明显地寓言化。

内陆作家在散文文体实践上最大胆也最有创新的是钟鸣，他在1998年推出150万字的三卷本《旁观者》一书，文体纵横交错，新颖复杂，作者熔随笔、小说、诗歌、文论、传记、注释、翻译、文献、新闻、摄影、手稿等于一炉，通过“自由的文体展示出自由的精神”，体验了“一次飘逸而精致的文本解放”。这部极富实验精神和先锋意味的书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出版界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旁观者》被认为“是九十年代以来最具个性的散文作品之一”。

进入九十年代，一股散文文体革命潮正悄然勃兴于台海两岸文坛，这就是文类的跨越与整合。台湾的罗智成，相继推出无法归类的专辑及无法归类的专辑2,有人称罗智成是“一个无法归类为散文家、诗人或插画者、摄影者的作者”，郑明娳认为他“不满既有散文文类的单纯性，蓄意向其他文类寻求营养，以突破类型界限，希望藉此别创一格，开拓一超越文类的新局面”。

第二个十年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来源：中国散文网）

贾平凹《浮躁》

余华《活着》、《兄弟》

丁玲杀菲女士日记

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

茅盾《子夜》

茹志娟《百合花》

赵树理《三里湾》、“锻炼锻炼”

张贤亮《绿化树》

张炜《古船》

老舍《月牙儿》

钱钟书《围城》

路遥《平凡的世界》、《人生》

王蒙《青春万岁》

丛维熙《北国草》

杨绛《洗澡》

都梁《狼烟北平》

叶广芩《青木川》

陈忠实《白鹿原》

王安忆《长恨歌》

汪曾祺《受戒》 贾平凹《废都》

余华《活着》

······

二人转 短信祝福写得再好 也不如垃圾诗歌上档次 这就是文体决定的 很多人跳不出这个圈 真正的品鉴艺术 就不应该被文体束缚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9112747/ 自己去看有没有喜欢的

发展阶段如下： 1、先秦启蒙 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 《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汇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2、汉代兴起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

先秦 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 《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汇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 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

一、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概述 上古——口头歌谣 先秦——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体制：“风、雅`、颂”三部分,“国风”现实主义的精华 表现手法：赋（铺陈叙述）、比（比喻）、 兴（起兴） 句式四言为主，语言双声叠韵 中国浪漫主义的先河——楚辞 在楚地歌谣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 楚辞体的特点： 1、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2、“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3、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篇幅一般比较长 4、常用语气助词“兮”（句末：加强整体语气，句中：表停顿） 奠基人、最早影响最

特别喜欢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个小说

已发望采纳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小说集打包，用普通的pdf看不了的就用【超星阅读器】看，内含。 萧红，巴金，冰心，曹禺，丁玲，胡适，老舍等许多。因专业需要，自己收集的。 亲，╭(╯3╰)╮~ 已光速上传百度~ 请及时查收及时采纳哦~ 如有问题可回邮或hi我~ 【赞同】个就更好啦\(^o^)/~ 最后祝亲阅读愉快~ 欢迎下求助我哦！~ 发件人：默默。百度ID：魅雨蝶 ——来自我爱电子书团队。

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文化苦旅、受戒。。。。

琼瑶：兰陵王，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都很符合lz要求哦，求采纳啦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是为了弥补过去对现当代文学史认识的不足 第一个方面：陈平原老师在课上给我们讲过：现代文学都是从五四新文学说起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晚清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以及晚清的谴责小说都是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但由于人们一般的认识都把二者隔开来，使得现代文学不关注他，古代文学更不关注它。 另外，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也是按照政治上的分期进行的，但实际上革命文学和解放前的左翼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就不好进行研究 因此提出这一概念就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加以打通，是新的文学史分期方法 第二个方面：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充分吸收西

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文言文小说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代也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明末清初，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红楼梦》

大部分小说，大同小异，误人子弟！一会又穿越成公主、王妃、皇妃啦！一会又是一又帅、又有钱、又痴情的男人爱上“自己”啦！思想很幼稚！可以说是垃圾！试问：又帅又多金的男人凭什么爱上“灰姑娘”？？？？

狗血。

老师自己总结的。网上难找啊~

余华《兄弟》

莫言《檀香刑》

王蒙《活动变人形》

王安忆《长恨歌》

路遥《平凡的世界》

孙甘露《请女人猜谜》

张承志《黑骏马》

……

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文言文小说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代也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明末清初，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红楼梦》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

什么类型的？ 网络小说？貌似全职高手不错

听说斗罗大陆比较火

围城，平凡的世界，四十大惑，我在梦见你，彼岸花，自我感觉都很不错，更喜欢一些言情小说。

《受戒》赏析 2004年11月12日 本文叙述者意欲向读者叙述的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奇异的人情风俗及其人群的生活方式。首先，故事的行为“空间”——“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庵赵庄”这一符码，指称着两重涵义：庄上大都姓赵，庄上有一个庵。庄以族为名，是中国传统社会注重血缘聚居的一种反映；庄以庵名，则可见这座小小的菩提庵对庄上人家的重要性。“出和尚”便是这个地方的一大特色。 和尚象征着佛教，象征着信仰。“出家”当和尚意味着接受某些特定的“禁止”、契约规束。正是这些“禁止”、契约规定了和尚是不同于常人的、是“非常人”。在一般读者的眼里，和尚正是“不同的人”，是异己的“他者”。但本文向读者

推荐两篇，一篇是苏童的《米》，另一篇是张抗抗的《残忍》，两篇都是3000多字，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灵魂的还乡 ——论苏童的小说《米》 在苏童早期的“枫杨村的故事系列”的小说《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村故乡、《逃》等作品中,有大量的关于人们逃离故乡去城市谋生的描述，这是苏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小说创作的一个母题。小说中笼罩着的是逃亡者对自己生生不已，魂牵梦绕故乡的追忆缅怀和强烈的归乡心绪，使人难以忘怀。逃亡者虽以不同的方式逃离乡村进入城市，却以相同的心态寻找归乡之路，踏上归乡之途。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借“叙述人”之口倾诉了逃亡者的心曲“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

你的要求有点高阿

无病乱呻吟

首先，从文化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宏观论旨和对古典小说研究把握的新角度、新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运用繁新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全新的观照，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流趋势。文化学的概念由德国学者皮格亨于1838年首次提出，主张建立专门学科进行文化研究；英国学者泰勒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是文化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正式开辟了人类文明的又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西方文化学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大多是原始部落及原始文化。因此，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了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即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分析，从中探析文化的本体存在，以及文化生成之后的发育、发

（我不晓得神话算不算- -） 上古的神话 先秦的山海经（部分内容） 先秦的寓言 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 唐传奇 宋元的“话本” 明初的“拟话本” 明清的长篇章回体小说

中国小说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说明，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

第一讲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概说 • 中国古代小说分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大系统，二者相互影响，又各自成体系。文言小说自魏晋时代算起，绵延不断，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走完了它的历程。白话小说起步较晚，但从宋元时代开始，就如长江大河，汹涌澎湃，波澜起伏，到五四运动前后演变为中国现代小说，奔突喧腾，更富有强大生命力。 • 一、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三大社会因素 • 文学的发展，总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与以下三个因素关系尤其密切： • 1、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因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是由“说话”这种市民文艺发展而来的。 • 2、社会思想、文化的解放。当封建专制

中国现当代经典小说排行榜

1、

钱钟书：《围城》

幽默源于智慧，智慧写尽人生！

2、 路 遥： 《平凡的世界》

正视苦难，震撼心灵；平凡的世界，伟大的人生！

3、 金

庸：《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飞狐外传》

“凡有井水饮处，皆看金庸”，金庸的武侠雅俗共赏，是一道百看不厌的风景！

4、 王

朔：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浮出海面、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

痞子是一种误读，其实王朔深藏不露，是地道的言情高手！

5、

王小波：《黄金时代》、《未来世界》、《革命时期的爱情》、《似水流年》

黑色而幽默，特立而独行，一把独立思考的匕首，扎进时代的肺中！

6、 张爱玲： 《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

又世俗，又贵族，又虚无；风情万种的智慧女人，笔下字字珠玑！

7、 沈从文： 《边城》

如一幅极具东方神韵的水墨山水，怎一个美字了得！

8、 默 默： 《四十大惑》、我在梦见你

灵性的默默、梦幻的默默是又一个天才；默默的世界，透着纯净！

9、 尹丽川： 《贱人》

迷茫的灵魂，穿着反叛的外衣，加上骨子里抹不掉的性感！

10、石 康： 《晃晃悠悠》

久违的青春和曾经沧海的初恋，就这么晃晃悠悠的过去了！

11、顾 城： 《英儿》

童话诗人的另类人生，纯粹的爱情，无法承受，生活之重！

12、安妮宝贝：《彼岸花》

灰色、忧郁又自恋，如暗夜里的春光，有一点颓废，有一点旖旎！

13、贾平凹： 《废都》

平凹是个才子，《废都》是锅杂烩；世俗百态，原形尽露！

14、古

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七种武器》、《楚留香传奇》

狂放不羁的浪子，潇洒落寞的剑客；留给世界一道孤傲的背影！

15、罗 珠： 《黑箱》、《巫河》

又一个诗人在编织着陷阱，要小心，再小心，别走了火，别入了魔！

16、萧 红： 呼兰河传

写得干干净净，又美又心碎！

17、陈忠实： 《白鹿原》

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长篇，作者努力想达到的，正是扉页上的那行字：民族的秘史！

18、王安忆： 《长恨歌》、《荒山之恋》

一半是孤独，一半是欲望；一不小心就是又一个张爱玲！

19、张贤亮： 《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在反思中批判，在性爱里升华！和王小波一道，将时代的荒诞，揭露的淋漓尽致！

20、姜 戎： 《狼图腾》

文笔很业余，内容很精彩；值得一读的不仅是故事本身，更是故事背后！

巴金的《雾》、《雨》、《电》 《家》、《春》、《秋》 沈从文的《边城》 萧红呼兰河传 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茅盾《子夜》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等

《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百合花》 《雾》 《雨》 《家》《春》《秋》 《边城》呼兰河传 《四世同堂》 《骆驼祥子》 《子夜》 《春风沉醉的晚上》 《呐喊》《狂人日记》《林家铺子》 《上海的早晨》《青春万岁》 《红旗谱》 《保卫延安》《小二黑结婚》

价值观与现实脱节

中国现代散文三十年丰富多样、起伏变迁的发展，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整个生活面貌，而且从各种典型的散文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出作家的心灵轨迹，个性特色，郁达长说：“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出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现代散文的发展变迁深受时代的推动和制约。现代中国社会在各方面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是时代发展的主流，现代散文作家队伍在时代的变迁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次的分化的组合，各人的选择不一，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也就因人而异、对现代的中国文学，现代的中国散文史作出的贡献也不同，这一时期作家有：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等，可以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最主要的奠基人

我也很喜欢散文的，有时间我就会拜读好的文章的。

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十位小说家 o 1.王小波 o 2.陈忠实 o 3.余华 o 4.王安忆 o 5.苏童 o 6.莫言 o 7.叶兆言 o 8.贾平凹 o 9.毕飞宇 o 10.金庸

金理老师给分还是不错的，关键是要自己好好去阅读和体悟。

中国小说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说明，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社会主义初期巴金（1904-2005）现代著名作家。原名李芾甘，笔名巴金，四川成都人，1928年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后来又写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小说，1982年曾获“国际但丁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