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小说]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https://img.guwenji.org/siteinfo/2017/08/28/7C86789C-64B9-C020-BB58-C80D25875C3B.jpg/w240)
1、论述创业史的艺术成就
《创业史》是一部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长篇小说。它落笔于1929年，陕西大旱，关中地区饿殍遍野。坐落于渭河南侧的下堡村，涌来无数灾民，蛤蟆滩佃农梁三从中带四一个拖带小孩的寡妇，偶合成家。从此，梁三继承父辈遗愿，决心创立家业。他租种田地，拼命苦干10年，结果一身重病，创业失败。渐渐长大的养子梁生宝，又继承梁三之志，继续创立家业，但地租沉重，兵荒马乱，又宣告了他们创业的幻想破灭。
解放后，梁家分得土地和农具，梁三老汉猛然挺直弯曲多年的腰杆，梁生宝入了党，父子重新燃起创业之火。但梁三老汉只想盖一幢三合头瓦房院，做瓦房院的长者。梁生宝却热心组织互助组，带领贫雇农共同富裕，这使梁三伤心，父子产生矛盾。为了与困难户一道度过春荒，实现一年两熟的种植计划，梁生宝奔波百里，省吃俭用，引进高产稻种，率领组员进秦岭割竹子，扎扫帚换钱买粮。与此同时，姚士杰、郭世富等不择手段分裂梁生宝互助组，使其原来的八户剩下三户。郭振山也组织富裕户成立一个互助组，与梁生宝比试高低。梁生宝互助组进山割竹子、实行新法育秧，都获得成功，用实绩显示了团结互助的优越性，打击了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的嚣张气焰，教育了梁三老汉等人，吸引村民加入了新成立的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下了一部集体化的创业史。
作者以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真诚的阶级意识，通过描写梁家父子两代人不同的创业道路及其结局，概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历程，反映了他们要求改变苦难命运的强烈愿望，指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翻身解放后的农民才能开始真正的"创业史"。穿过历史的雾霭，如今我们来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时，也不能不看到农业合作化给中国农业生产力带来的某些弊端，以及给中国农民心理带来的创痛。作为受着时代局限的作家是难以超越历史困囿的，但是，从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平民本位意识和对生活现实的真诚感，却是一个作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创业史》在探索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同时，还描写了合作化前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试图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过程，其基本内容是遵循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摹写原则的。小说围绕四条线索展开了50年代前期农村广阔的生活与斗争的画面。一是梁三老汉、王二直杠等贫苦农民，迷恋旧时代的创业道路，企图依赖传统的生产方式发家致富，而与互助合作运动格格不入。二是富裕中农郭世富，凭借优厚的经济实力，与互助组公开较量，顽固维护私有制，幻想再度雇工剥削。三是富农姚士杰，刻骨仇恨新社会，暗中施展阴谋，妄图扼杀互助组，实行阶级报复。四是党员、村代表主任郭振山，热衷个人发家，幕后支持互助组的反对势力，曲线干扰、抵制互助合作运动。这四种力量自觉不自觉地相互交织、纠合，阻碍着合作化运动。然而，梁生宝、高增福等积极分子，依靠集体力量冲破重围，最终使蛤蟆滩农民放弃私有制，接受公有制，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在所有的矛盾斗争和各种人物关系中，梁生宝始终处于轴心位置。这是一个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创业者的英维形象。作为世代贫穷的农民的儿子，他从父辈血脉中继承了与穷苦命运抗争的进取精神，而父辈惨败的事实和个人受穷的生活经历，使他很快接受党的教育。质朴的进取精神，在他身上升华为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它主导人物的全部行动，支配梁生宝抛弃个人的一切，把肉体与灵魂毫无保留地献给集体事业。他渴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谋求全体农民的幸福，刨社会主义大业，这是梁生宝思想性格的核心，也是区别于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老一代创业者的本质所在。小说紧紧围绕这一性格核心，对人物进行了多侧面的刻画。在创业过程中．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因难与阻力，不管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助，不管是公开的较量，还是隐蔽的破坏干扰．他始终毫不动摇，一往无前，表现了"党的忠实儿子"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品质，反映了创业者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外出买稻种、推广新法育秧、进山砍竹子等情节．表现了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务实作风。吸收白占魁入组，耐心帮助继父梁三老汉，正确处理与郭振山的矛盾，又表现了他的忠厚、善良、真诚、淳朴性格。总之，这是一个完全摆脱了小生产者私有观念羁绊的新人形象，在他身上体现了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和美学观念。现在贯穿小说的主要事件已经成为可以检讨的历史陈迹，作品中反映的那一段生活由于种种原因，暴露出某些政治上的偏误，梁生宝的形象带有明显的英雄化、理想化倾向，但那个时代作家对艺术追求和对生活的虔诚与执著，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梁三老汉是《创业史》塑造得最精彩的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在旧社会他经历了发家成梦的辛酸史，解放后他凭直觉感激新社会给他带来新的希望，但这希望仅仅是做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观念的小生产者，他倾向于个人发家致富。当梁生宝不愿听从他的安排而组织起互助组时，他便自发地反对集体事业，同妻子大吵，发泄对儿子的不满，暴露了自私、落后、狭隘、保守的小生产者意识。同时．他又具有普通农民勤劳、善良、朴实的品质。土地的获得，痛苦的回忆，以及父子之情，使他在精神和感情上接近梁生宝及其所从事的事业。如他时刻关注互助组的命运，为进山割竹子的梁生宝担心，几次偷看新法育秧，对梁大老汉和王瞎子退出互助组没有好感，等等，反映了梁三老汉一方面不满意梁生宝，一方面又希望梁生宝成功，内心深处充满矛盾，其性格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是一位动摇于集体致富与个人发家两条道路中间的人物。从这个形象的塑造中，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性格的本质内容。经三老汉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是老一代中国农民的艺术写照，具有典型意义。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也是性格鲜明、各具特色的形象。他们都反对互助合作，自觉地维护私有制，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与梁生宝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方向尖锐对立，但所采用的手段、方式又互不相同。郭世富公开对抗，为新瓦房上梁大摆庆祝宴席，八面威风，神气活现，善于进行"合法斗争"。姚士杰表面老实，暗施阴谋，诡计多端，心狠手辣，惯于背地较量。郭振山身为共产党员、村代表主任，却处处阻挠合作化的事业，背离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利用郭世富曲折干扰互助合作，既善于隐蔽，又锋芒毕露。这些形象的成功塑造，也显示了《创业史》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艺术成就。
将宏大的结构与精细的描写、心理的刻画与哲理性的议论相结合，是《创业史》显著的艺术特色。作家试图站在历史高度，探索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概括中国农民的生活道路，绘制50年代前期农村生活的全景，使作品气势磅礴，构架宏伟。而在具体展开生活画面，刻画梁生宝、梁三老汉、"三大能人"等人物形象时，又能够做到精细入微。尤其是对人物心理流程的状写，常常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在进行历史概括和精细描写时，作者又甚于将自己的情感，对事物的评价，对生活的认识，对人物的剖析，化为哲理性的议论，或者融化于情节之中，或者直接站出来面对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抒情议理，表明作家鲜明的倾向性。
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人物的不同性格，也是《创业史》显著的艺术特色。小说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当时农村各个阶级、阶层的思想、心理、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对于这些人物，作者坚持运用对比手法，突出各自的鲜明个性。在众多对比中，又以梁生宝为主体，与梁三老汉、高增福以及郭振山等"三大能人"形成对比。同时，这些人物相互之间、每个人物的前后变化．又形成对比。通过对比，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
按照柳青的创作计划，《创业史》全书共分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直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但整个计划未能实现，作者便去世了。就已经问世的前两部而言，从第一部开始，便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主要是以社会政治运动的全过程作为小说的描写线索，在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强调社会主义方向时，过分夸大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简单化地用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配置人物。处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冲突，把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般贫苦农民劳动致富的要求，一概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对富裕中农的描写，过分强调他们自私、落后的一面；对富农的描写，在批判的同时忽视了他们可能改造的另一面。这些既是《创业史》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又是时代所留下的"左" 的印记。
2、论述阿城小说的艺术特点
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阿城的小说品代表着一种立场、一种道义或真理，用夸张的语调及强硬的节奏来慑服读者。甚至可以说，自“五四”文学以来，这种修辞美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操纵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运作方式。其实，正如福科所说的那样，任何话语方式所建造起来的有关真理、正义的观念都是权力与惯力的结合。
出生于1949年经历了几十年刀光剑影的阿城，对权力话语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和警惕性。他往往能从话语面具背后感觉到某种普泛性的“权力意识”（阿城在闲说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常识与通识》及《威尼斯日记》中多次提及）。这种“权力意识”不仅使作家们目光呆滞，也使现代中国人的灵魂陷入某种窘境之中。
阿城正欲通过言说世俗和精心营造虚实相生的叙事意境，改变长期以来以小说载“道”的创作道路和僵硬的话语模式，消除小说中过于拙劣的意义层，创设一个自由的想象空间，把束缚在体制下的灵魂解放出来，把读者从近几十年来形成的固定的叙事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而释放出文学应有的审美空间。
本文便是从这两个角度来探讨阿城小说的独特价值：在那个书写、言说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窘境的时代，他的作品不仅见证了时代的荒诞，而且作品的空灵的审美空间对几十年来形成的僵硬的叙事模式起到了消解的作用，把80年代的小说带入了新的审美维度。一以小说的世俗性反载道文学的装腔作势阿城的创作始于“文革”时期。“文革”时期是一个权威文学盛行的年代，极左的创作观念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套在了每个文艺工作者的头上。谁不“依计行事”谁就遭到惩罚，或被批斗，或被劳动改造。阿城的父亲曾被错划为右派，结果家被抄，父亲的日记被人抄去作为批斗的材料，阿城也从此背上了“黑五类子女”的黑锅。因此，要抒发个人情感和表达个人的思想是极其危险的。尤其在“文革”时期，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力求统一有序、是非分明、反映“正确的历史观”，实际上框定了文学的基本内容、话语秩序及其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