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

我认为，儒教是介乎自然宗教和政治教化之间的东西，因为它祭神如神在，它并不真正地相信。但是，你要说它不相信呢，也很难说。它是半信半疑。孔子不谈“怪力乱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不谈呢？因为这些东西谈不出名堂来，谈也没用，对他的政治实用主义没有用，所以他不谈。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介乎自然宗教和政治教化之间的东西它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政治教化的那一面，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它又表现出自然宗教的那一面。儒生虽然是反对自然宗教和迷信起家的，但是往往我们看到很多儒生非常迷信。

我今天在这里要谈的主要是一种精神性的信仰，就是能够超越世俗生活，超越世俗的政治、利益、经济等等各种具体的支配人们社会生活的条件，能不能有一个永恒的东西让我们去追求，这个在我们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

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道”，我们讲的这个道是从道路引申出来的，而西方哲学的逻各斯是从说话、话语引申出来的。话语是精神上的东西，而且它基本上不是物质性的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说，语言本身也是空气的一种振动，但是那个空气的振动就是非常象征性的了，它也可以不通过空气的振动，可以通过纸上的痕迹所以，就人掌握的东西来说，语言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的东西，是最缺乏物质性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个人，我们的个人没有独立起来。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的需要。中国人有物质的需要，但是缺乏精神的需要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来说，也可以说有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但是往往被物质上的需要压倒和掩盖了，甚至被排挤了。物质上的需要是第一的。那么，没有独立人格表明我们从小生活在群体之中，我们的意识还没有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我们还处于群体意识之中这个是中国特色。中国人一般来说，从小都处在群体意识之中。这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来如此。

中国人很讲情感，动不动就是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啊，伤了感情，这就是很要不得的了。不太讲理，也不太讲逻辑，只讲情感。但是这种情感是规定好了的，特別是被儒家所规定好了的。儒家按照什么规定好了的呢？按照名分，按照礼义，礼法规范、礼法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在这些基础上面，才有情感。所以中国人的情感很怪的，中国人很讲情感，但是往往做一些违背自然情感的事情，就因为中国人的情感是规定好了的。

中国人强调的情感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感，是一种名分的情感，而不是真正的自然情感。所以，看起来中国人很重情感，但是往往表现出中国人根本不把情感当回事，并不尊重真正的情感只是在道义上把情感限定在应当怎么怎么样这个范围之内。

屈原也是这样嘛，屈原投河而死，但是他的《离骚》也好，《天问》也好，所有的诗文，里面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辩白，就是为自己辩白，为自己洗刷。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我的心如何如何纯洁，我对楚王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我的气质如何高雅，我的趣味如何高尚，我想的问题都是多么高深，多么玄妙，等等，都是这些东西。就是希望他的这些东西留下来以后呢，能够在群体中得到共鸣。他并没有超越的东西，并没有超世俗的东西，所以在群体里面他可以找到、确实也可以找到精神的安慰。

中国人已经老谋深算，早就已经看穿了，有什么上帝呀，没有的。每个人都是唯物主义者，到了今天，真正能够信仰的就是钱了，只有钱是最真实的。

我做一件道德的事情，首先是我必须自愿去做，是我选择去做的。这在康德的伦理学里面表现得最明显，就是凡是真正的道德都是自由的道德，都是自由意志的道德。

他们讲的人性本善，像苏格拉底讲的人性本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人不会去做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所以人性是善的。人人一日知道那个东西对自己不利他就不会去做了。人为什么会作恶呢？并不是说他想要作恶，而是因为他以为那是善，以为那样对自己有利，所以他就去做；但是按照苏格拉底的意见那其实是对他自己不利的。那么什么是对自己有利，什么是对自己不利，那就取决于“知识”了。你要在你的行为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你要达到善，你要实现美德，那就要看你能不能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就是“美德即知识”。

中国的政治就是一种统治术，治民，治国，治天下，是皇帝居高临下、自上而下的一种政策，它跟伦理道德是相通的，所谓“以德治国”，但它又是一种技术和方法，所谓“以法治国”。但西方的 politics它是来自于城邦，它不是由城邦的僭主或者最高领导来治理城邦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而是这个城邦自己建构起来的模式和程序，政治家或者任何人按照这一套程序来运作就是政治活动。所以它不是人治，它是法治，任何人当这个城邦的领导都必须按照这一套程序，否则就被看作不合法、僭越。僭主就是僭越者。

从一个旁人的眼光、从另外一个自我的眼光来看自己，这就叫自我意识，但是你要把这个旁人当作自我，又需要一个旁人，个更高的自我，这样不断往上追溯，最后就推出一个绝对的旁人，一个绝对的自我，那就是上帝的眼光。所以西方人的上帝意识其实就是自我意识本身结构的展开，是自我意识的一个结果。

从逻辑上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是自由？西方人的自由就是自由意志了。什么是意志呢？意志就是做一件事要坚持到底，不能坚持到底就是缺乏意志。但如何才能坚持到底呢？必须要有理性。所以这个意志里面实际上就已经包含有理性了，这就是康德所讲的“实践理性”。这个理性不是用来认识，而是用来行动的。你要用自己的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才能够使自己的目的按计划实现出来。所以自由意志里面本身它就包含有理性的成分了，因此也包含有“法”的成分。

道家的自由简单说就是一种没有意志的自由，我放弃一切执著，跟自然界合而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逍遥于天地之间，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也没有规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在社会中是不行的，你在社会中想千什么就干什么，别人马上就给你回应，你就干不了了，所以只有到自然界去，在自然界里面你随便想干什么都可以（笑声）。所以为什么道家要逃到自然界里去，就是因为他要实现他那种自由，那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想”当然是出自于你的本能了，出自于你所不知道的决定你的自然力量，而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执著。

法家的法就是帝王自己任意制定的，口含天宪，我说的话就是法。

中国的伦理，我们通常讲“伦常”，按照西方的理解它都还没有内化为人的道德。伦理和道德是有区别的，当然在汉语里面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但是西方的伦理和道德是有区别的，伦理主要是伦常，就是风俗习惯。而道德是个人的，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的，道德是内在的。但是在中国我们所讲的道德其实是伦理，也就是风俗习惯，祖宗之法，祖宗传下来的。

马克思对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作了一个重新的诠释。一个最重要的重新诠释就是他把此岸和彼岸合而为一了，取消了彼岸，但此岸也不再是以前所理解的那样一种此岸了，或者说此岸也具有了彼岸的性质。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特点。

道德跟现实肯定是有差别的。如果现实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道德也就不需要了。道德之所以需要，就在于现实中不是这样的。所以道德的维度与现实维度是两个维度，一个是实然的维度，一个是应然的维度。正因为现实中不是这样，行善的人往往不得好报，作恶的人常常得便宜，所以才需要道德，才有道德的谴责和道德的赞扬，才有道德的楷模。楷模肯定只是少数了，这恰好说明现实中是不尽如人意的。所以一个时代越是讲道德越是说明这个时代没有道德，这是规律。这一点都不足为奇。

西方人通常是通过一个外物，通过与外物打交道来认识自己的。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说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性使他只有在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上才能认识自己。在与他人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我影响到他人，然后我在他人的反应上就可以认识到我自己。这是西方人通常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我把这称为一面镜子，一种镜子结构，人只有在镜子里面才看到自己。

老庄哲学最推崇的就是原始的混沌状态。天人合一之前的天人未分状态，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庄子说：“去知与固，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预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我们通常把这种轻松的状态，称之为庄子的自由状态，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状态，是最高的神人状态。中国古已有之的这种“自由”与西方的自由精神是不一样的。中国的这种自由是自得，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追求，当然也就没有责任

自由意志确实是一个相信的问题。它几乎是不可能用种实证的方式来加以证明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是一种信仰；但不完全是信仰，还是一种直接的自明性。每个人活着，作为人，他就有自由意志，哪怕他没有清楚地想到过。人有自由意志，但它又不可分析。它之所以自由，就在于在这里，你必须终止判断，你必须在某一个层次上就不能再想了，而去进行选择把自己委身于偶然性。人一旦有了意识，就首先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

自由意志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把人看作是自由的，就等于把人看作是高贵的，所以必须尊重人，哪怕他是个罪犯。中国人对此讨论得不够，因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病。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我们一旦把自由意志看作人的本质，意识到人是不可规定的，是一种无限可能性，就开始意识到我们应该尊重人了。一旦我们意识到应该尊重个人，那么一切就都会有新的视角。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就是共产主义。我所相信的一种“决定论”就是：人注定是要追求自由的。

谭嗣同在《仁学》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所以这个內心的事情你是算不定的，甚至你说我知道自己内心是真诚的，那都不一定。一个人要把握住自己的内心，认为只要自己心诚，就能把握自己真正的动机，这个说法我们通常都相信，但是实际上有阅历的人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可靠。

我们看到很多人自以为很真诚，做了天大的坏事他也不忏悔。不忏悔是为什么呢？是害怕。他一旦忏悔，觉得自己是不诚了，那他就觉得没有办法做人了。因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建立在真诚之上的，认为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自己的本性、本心，只要他回复到自己的本心，那么他就可以是一个好人。但实际上这个本心和本性是没有底的，是一个无底深渊，在面具下面还有面具，一个人的心是有多重面具的。

比如说我做了以后我就安心了，我出于同情他，我对他做了道德的事情，关怀他，救济他，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很满足，这些在康德看来都不算真道德。你满足自己的同情心，为了使自已心安，为了使自己晚上能够睡得着党，然后去做一件道德的事情，心安理得，自我感觉良好，康德认为，恰好这种人是最伪善的。

所以，要承认自己内心的不诚实，这是走向真诚的第一步任何人都要承认这一点，人都是虚伪的，然后才可能真诚。人都是虚伪的并不是说没有希望了，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有希望了，当你意识到人都是虚伪的时候，你就可以走向真诚了，这才能够扬弃乡愿，超越乡愿，变得越来越真诚。按照康德的说法，道德律是一个彼岸世界的标准，是一个物自体的标准，不是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它的标准的。

按照康德的说法，只有自由的道德才是真道德，如果是被迫的，那肯定是不道德的。如果自由都没有得到保障，那人就成了动物，那还谈什么道德呢？那就没有道德了，所有的道德都是一种说教了，都是一种标榜了。我们看到儒家虽然反对乡愿，但是他们反对乡愿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乡愿，假装天真，假装正经，拒绝反省。

什么叫好人呢？好人是不是就是没有坏的动机，没有坏的念头的人呢？很难说。

政治和道德的关系在康德那里是这样来规定的，就是说，它们都是立足于人的自由，但是道德是内在的自由，政治、法律法制是外在的自由。就是每个自由人他自己内心跟自己的原则相致，这个是内在的自由，这就是道德；但是，每个自由人在跟他人相处的时候，如何处理跟他人的关系，这就是政治。所以政治是处理外在的自由的，而道德是立足于内在的自由的，是这样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