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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国,一个人要有信仰是很难的,它要求这个人道德上首先要纯洁无瑕,成为圣人和超人。禅宗的“顿悟成佛”看似容易,但真正有“悟性”、能顿悟的人也还不多,、是少数慧根高深的天オ的事。所以,一旦自认为成了“正果”,道德超人们总是表现得盛气凌人、居高临下、刚愎自用,对别人拳打棒喝,成了他人的救星。对这种人,群众只可能有一种敬畏,而不可能、也不允许有一种平等的爱。
中国人格本质上的非进取性和西方人格外向的进取性,于此就显出了差异:一个体现为“辩白的人生”,另一个体现为“追求的人生”。
人之镜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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