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当我们以中华文明是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而自豪时，我们同时也应当意识到由此带来的局限，即我们几千年来一直主要靠吸收落后民族的新鲜血液来维持自己的发展和更新，而西方文明则是通过吸收好几个不同先进文明的的营养、同时也吸收落后民族的新鲜血液，来实现对这些文明的超越的

在一个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繁荣世界里，哲学往往会保持一种傲慢的沉默；而当现实世界进入冥暗的“黄昏”时，哲学这只“密涅瓦的猫头鹰”才开始起飞。

对上绝对服从的人，对下必然绝对专制，因为这一切都不用理性。

西方文明轴心的历史中充满着多个古老的发达文明之间的外部冲突和交互影响，这些文明在向文明轴心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之后，通常就或是消亡，或是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中华文明轴心则是由唯一的一个古老文明与周边各个落后的游牧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并将它们同化，即使是内部的分裂和纷争也没有导致这一文明的破碎和断裂，而是五千年来一脉相承，始终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

……传统中国文化注重现世性的道德修为和建功立业，强调学以致用；传统西方文化注重超越性的精神思辨和批判意识，强调学以致知。

……有一种超越现实生活而遨游于永无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倾向，这种超越的倾向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都表现得格外明显。

……尽管结构形而上学的例子在西方哲学史上曾多次出现（从希腊化时代的世俗化怀疑论哲学一直到20世纪末期的后现代主义），但是从宏观和全局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始终是哲学的不折脊梁和精神根基。

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就培养了一种深厚的“实用主义精神”，重实际而轻玄想，崇现实而抑超越……

在中国，哲学和其他学术中的一切深奥思想都必须满足于为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服务的现实需要，形而上学必须落实到道德教化和日常事功之中……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的实践哲学经过苏联日丹诺夫的“科学的哲学史观”的粗暴中介以后，竟成为了政治实用的工具和教条。日丹诺夫把整个哲学史变成了只是“唯物主义世界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并主张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社会经济基础与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出发，……

克拉底鲁甚至拒绝用语言来表述事物，因为当一句话脱口而出的那一瞬间，它所表达的事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因此对于变动中的事物，最多只能移动一下手指头来加以暗示。

一切高尚的情操和博大的胸怀都消失在个人自我完善的狭小天地中，英雄主义和敬神之心都淹没在关于个人肉体和灵魂得救的清醒算盘里，并且通过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两极冲突而导致了普遍的怀疑主义甚至消极厌世，最终转向渴望彼岸灵性生活的神秘主义，融入了基督教哲学的时代潮流之中。

“由于可感事物是对理念的摹仿和分有，因此它永远也不如理念那样完美，正如艺术品中的慕本不如原作完美一样。任何具体事物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而理念本身却是完美无瑕的，因此理念不仅是可感事物的根据或原型，而且也是它们追求的目标。” 忽然想起《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所谓“良质”某种意义上大概就是促使事物不断接近它的理念。

15、16世纪更多地是一个感性解放（文艺复兴）和信仰净化（宗教改革）的时代，而不是一个理性反思的时代，它的特点是文学艺术风格的更新和宗教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不是哲学批判意识的觉醒和科学理性精神的生长。

托马斯在对亚里士多德著作进行评注的过程中发展了亚氏的“四因”学说，他把形式因和质料因归为“内因”范畴，把动力因和目的因归为“外因”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