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

作者:邓晓芒

分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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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内容简介

作者从黑格尔辩证法的两大构成要素即《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的辩证关系入手,展示了黑格尔辩证法形成的历史渊源,它的内部辩证结构,以及它与人的生命哲学和自由精神的关系,充满作者的人生体验。能够像本书一样将如此深奥的道理讲得让非专业人士都能懂得的书并不多见。本书是由作者2003年给武汉大学本科生所开设的《黑格尔辩证法研究》选修课的录音记录稿整理而成,与一般哲学理论著作不同,内容通俗,联想丰富,保持了讲课时的很强的现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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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读黑格尔与读康德不同,康德的书每一句的逻辑很清晰,可是全体却不知所云,思想的头绪太多,要把握全体必须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有数学的细心和逻辑的训练;读黑格尔则可以每一句都似懂非懂,对全体却居然能有所悟。

我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核心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长期以来忽视了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体现为能动的自我否定的努斯精神,另一个是体现为反思方法的逻各斯精神。而这种忽视的根源,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恰好缺乏这两种基因,既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动力,又缺乏逻辑反思的要求。

个人消解于群体中,没有自己的能动性,只有附和群体的被动性。个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一开始就不是自发地表现自己,而是预先期待他人的理解、同情和认同,不是相信自己的语言表达只要自身一贯,也肯定会对他人有普遍的有效性,而是相信只要取得了他人的同感就可以不要语言。取消语言其实就是取消人的个体存在,使个人消融于混沌。中国人历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语言。

中国哲学讲的超越性就是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自由追求而适合于天理天道,而天理天道本身也不是什么超越世俗生活的境界,而是世俗生活伦理秩序的一种理想化。把中国哲学的“理”混同于西方的“理性”,可以说是一百年来西方哲学东渐中最大的误解。

我在这里可以下一个全称判断:在中国哲学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把作为哲学概念的“道”理解为“道说”,否则你就是外行。

在这里我还可以下一个全称判断:在中国哲学中,没有任何一家是把“名”看得比“实”更重要、把“名”凌驾于“实”之上的,更谈不上把“名”本身当作一种真正的“实”的东西的了。这也包括名家在内。

个人灵魂的这种自由自觉,这种不受物的支配而支配事物的地位,是与古希腊社会城邦民主制下个体意识的独立,和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分不开的。有私产则有私心,连财产都得不到保障,如何能有个体意识的独立? 在中国古代,土地历来只有使用权、占有权,而没有所有权。皇帝和政府可以“分给”农民土地,土地也可以转让、抵押和买卖,但都是对占有权而言的,所有权则从来没有得到过法律上的保障,所以也随时可以由政府以“均天下”的道德名义没收或收回。

所以我常把笛卡尔式的怀疑称之为一种精神的“呕吐”,即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至少应当有一次,把自己以前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的东西全部呕吐出来,用自己的思想对它们作一番彻底的检查,凡未经自己检查过的东西一概存疑。

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正是西方哲学和整个西方精神的一贯的内在要素。在他那里,目的因是一种最根本的原因,是“四因”中的“终极因”,其他三个则是质料因(相当于潜能)、致动因和形式因(后两者相当于实现或现实)。形式因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归于目的因,即每个事物的形式都是它们要追求的目的;而质料因和致动因则都具有机械技术的特点,与形式因和目的因构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因果关系。

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必然性就是要说明在此之前就是必然的,即彻头彻尾是必然的,这就是目的性。

恩格斯总结的黑格尔辩证法三大规律:量变引起质变,对立统一,否定的否定。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有一个目的,人类大同不是某个人的意志,而是历史本身的目的。马克思也承认这种目的论,否则我们就只有相信机械论,相信自然科学定量化的精确结论,历史也就丧失了,人类将没有理想、没有动力、没有自由,也没有发展了。自然科学会变得敌视人,这是马克思在批评霍布斯时说过的,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也揭示了这一点。 所以目的论的思想并不是一种单纯实证自然科学的思想,而是一种带有价值论维度的哲学思想。否定的思想、乃至整个辩证法思想都是如此。

“这一个”虽然用来表达感性的确定性,但其实它只是一个共相,在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它都带有感性的具体性和个别性,但它本身又不陷入到里面去。它只是共相的确定性,对于感性来说是最不确定的。 这样一来,感性的确定性又变成了感性的不确定性,变成了概念、共相的确定性。……意识本身就从感性层面上升到了一个抽象的共相层面,一个概念的层面。这个层面超乎感性之上,是一个知性的层面。

从感官世界到超感官世界是自我否定所造成的一次飞跃,在知性的这个超感官世界中,它与感官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一次颠倒,即原先是用概念来描述和确定感官世界的事物,现在则是用感官世界的事物来描述概念了,原先认为感性是最确定的,现在认为概念是最确定的了,原先把感性事物当做对象,现在把抽象共相当做真正的对象了。概念和词语本来只是描述的工具、手段,现在手段本身变成了目的,描述者变成了被描述者,宾词变成了主词。这就是颠倒,知性使得共相取代了感性而成为我们的真是对象。

生命意识已经内在地包含着类意识。类意识表面,这个我本身已经变成了现实的我与我的关系,即社会性的关系。……我也就训练了自己与整个社会的其他的“我”相协调,所以自我意识必然是类意识或社会意识。……自我意识本身包含着对他人的承认,因为我在我自己的两个我之间找到了一个统一的共相的我,这就是“我们”,它在现实中就体现为类。

否定之否定为什么能成为一条原则,就在于它在运动中偏离自身又复归于自身。自我意识也是如此,在两个我之间拉出一条直线,它是指向一切其他的我的,他就成为了一个类的原则,一条社会原则。

前面已经表明,自我意识是建立在自否定的基础上的,它就是自否定原则的一条体现,而自否定则是一种本源的动力,这种动力有一种反身性的结构,它是自己推动自己。……自由在自我意识的结构中已经由一种单纯的动物欲望提升为一种精神的能力。

康德主要是从道德的角度评价实践理性的自由自律的,她的自由意志具有抽象的形式主义特点,而排斥一切经验的感性内容。黑格尔将任意的自由和自由意志辩证地结合起来,使自由意志有了感性现实的特点。

黑格尔讲,生死斗争的结果,战胜的一方成为了主人,失败的一方就成为了奴隶。 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是《精神现象学》里一个很著名的主题,现在讨论的人很多。……相对而言,奴隶主获得了自由,奴隶则失去了自由,当然还是由他自愿失去的,他认为为了保住生命这是一种较小的牺牲。

所以,怀疑论在黑格尔看来体现了一种绝对的不安宁,随时寻求外部世界中的矛盾、冲突和对立,来否定任何事物、任何命题、任何结论。这样一种否定当然给辩证法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但他们最后得出的是怀疑论的结论,就是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要坚持不对任何事情做任何判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内心的不动心,内心的自由。

在自我意识的这两派中,他们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环节:斯多葛派代表了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即抽象的自我意识本身;怀疑派代表的是自我意识对一切外部世界的否定性,即把这种“不动心”的独立性转化为一种烧向外部世界的火焰,所以他代表自我意识中的生命冲动方面。自我意识的这两个方面,即抽象自我意识和具体的生命冲动表达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内心矛盾,即为求内部世界的不动心而向外部世界冲撞、试探,试探而不得、而遭否定,又转回内部世界寻求支点。这两者的矛盾愈演愈烈,就变成了“苦恼意识”。

苦恼意识是人迫求自由的体现。动物就没有苦恼,因为它没有灵与肉的分裂。人也是动物,但他否定自己的肉体而追求灵的自由,所以有苦恼。黑格尔把苦恼意识分为三个阶段:“纯粹的意识”、“个别的本质与现实性”和“自我意识达到了理性”。

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自我意识的自由中的两个环节得到一定的调和,灵与肉开始统一起来了,但统一于个人的劳动与享受,上帝的灵成了人的个别肉体生命活动的一种辩护,一种保证,它本身也就被个别化、世俗化了。

黑格尔的理性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观察的理性”,一个是“实践的理性”。

同一个理性在观察的理性中代表逻各斯精神的规范性,在实践的理性中则代表努斯精神的超越性,超越现有的东西。可见理性不仅具有规范作用,而且是创造的源泉。

异化这个词德文是 Entfremdung,是“陌生化”的意思,就是本来是自己的产品,一且产生出来就变成异己的、反对自己的了。异己化、陌生化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在自我意识的水平上已经展开了,只是由于自我意识基本上还局限于个体的内部,它还不叫做异化。虽然内部也已经有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性还是作为自我意识之内的一个环节来看的。只有通过实践理性把内在的环节外化为世界的客观原则,才开始真正的异化。严格说异化只是在理性的层面上才达到。……但这种异己性却恰好是你自已心甘情愿的,甚至是你的自由意志拼命去追求的,这个很奇怪。

异化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出于自由意志,是人们自由地追求到的东西,到手以后反过来成为压制人自身的东西,才叫异化。没有异化,人的自由意志就无法伸张。

黑格尔也讲异化的扬弃。他认为人们在受到异化压制的时候,他可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提高到审美、宗教和哲学上来,用这些来使精神在自己的异己之物上更深入地把握自己,达到自己的自我意识。

在黑格尔那里,矛盾概念主要是在黑格尔“本质论”部分讨论的。

存在论中的那些范畴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过渡”关系,在黑格尔的术语中“过渡”是指两个本来不相干的东西跨过一条河发生关联,这意味着这些范畴每一个都是单独的、孤立的。比如,存在就是存在,非存在就是非存在,每个范畴可以没有对方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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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邓晓芒

邓晓芒

邓晓芒,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学位,师从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2009年12月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专攻德国哲学,同时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邓晓芒先生在学术界是研究德国哲学的著名学者,在翻译界是康德哲学著作的权威翻译和注释者,在大学讲台上是专讲西方哲学史的教授。主要著作有《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与杨祖陶合著)、《冥河的摆渡者——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读》、《走出美学的迷惘——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与易中天合著)、《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意境》。主要译作有康德《实用人类学》、《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康德“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杨祖陶校),胡塞尔《经验与判断》(与张廷国合译)等,发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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