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访谈录

我们也可以——大概也应该——想象一种全新的批评道路：这就在于锻就与现代作品相接触的一种分析工具，而现代作品均产生于上个世纪文学和历史方面的重大断裂之后，它们从那时起便有着可以说是从马拉美到巴塔耶的真正变革性特征，这种工具并不看重结构，而是看重结构与其以“非逻辑”途径产生的颠倒之间的游戏，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把这种新工具应用于过去的作品，于是，就有可能产生一种真正政治的批评，因为这种政治批评是从现代性的绝对全新基础上产生的。在我看来，我们就是要帮助这种过渡产生。

她的嗓音确实有一种微粒（至少在我听来是这样），为了说明这种微粒，我找到的形象是一种植物奶、一种位于沙哑极限的珍珠般的震颤——美妙却危险。此外，这是那天晚上唯一的微粒。

纯洁性总是明显的，在重写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自我保护、自我检点、自我审查，就会删除我们说错的地方，删除我们过分表达的地方、删除我们犹豫不决的地方，删除我们的各种无知表现、各种自命不凡表现，甚至是删除我们无言以对的情况，总之，我们会删除我们的想像物的光亮、我们的自我的个人游戏。说话是危险的，因为它是直接的，它不会重说；手写清样，则有的是时间，它的时间甚至足可以让人在嘴里复说多遍。在写出我们说过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将歇斯底里与妄想症分开的全部东西。

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对话者听我们说话，于是，我们便借助于没有意义的一些呼唤唤起对方的注意力。这些词语或表达方式微不足道，不过，它们却有着某种隐约的戏剧性：它们是呼唤吗？是转调吗？---在想到鸟的时候，我会说是鸟的歌声吗？借助于这些，一个身体在寻找另一个身体。而正是这种不自然的、平淡的和滑稽的歌声，当其被写出的时候，在我们的书写过程之中消失了。

在我的一生中给我激情的东西，便是人们使自己的世界变得可理解的方式。

新小说曾尝试将物件看成是脱离其通常意指的东西。罗伯·格里耶曾赋予了物件一种全新的看法。他在展示物件时，毫无回忆，毫无诗意。这是一种不透明的描述，而不是现实主义的描述。物件时再无意义光环笼罩之下出现的，正是因此出现了忧郁，而这种忧郁则是一种深刻的、超验的感觉。

一切都具有意义，即便是无意义。意义对于人来说具有必然性，以至于作为自由性的艺术似乎---特别是在今天---不是尽力在生产意义，而是相反，在极力使意义悬浮起来。艺术在尽力构筑意义，但却又尽力不使意义恰好填满。

当我出现在咖啡馆里的时候，我就完全与我同桌的那些人变成了同伙，我聚精会神地听他们对我说的话，而且同时，就像在一篇文章中、在一种复变话语中、在一种立体声中，在我的身边，完全是一种消遣解闷的氛围。人们走进走出，有一种故事性的契机在出现。

第一个秘密实际上就是关于圣丰（ Saint-fonds）的秘密：他是一个放荡之人，关在家里进行他的神秘实践，而且不愿意告诉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们他在搞什么。我们都知道他在其神秘的斗室里搞的东西：他在亵渎上帝，即对上帝发话。因此，这位放荡之人的秘密，就是想与上帝建立一种联系。第二个秘密就在萨德极为细致地描述了（以至达到了人们认为不会再有什么可说的程度）一些色情实践之后所说的话中：“还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不能告诉您”。这是一个虚构的秘密，因为可明着说出东西已经被说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