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真实

方法是一种怀疑的行动，人们通常藉此自问事物的本质与偶然。

某类语言是批评时所禁止的，暂且名之为 “行话”（jargons）。唯一认可的是 “明晰”（clarté）的语言。

书写也就是组织世界，也就是思考（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学习如何用这种语言思考）。

写作并不是藉着一种媒介与一切可能的读者订定一种容易的关系，而是与我们的语言本身订定一种艰难的关系：一个作家应该主要对言语即其自身的真实负责，而不是主要对《法国民族》或《世界报》的批判负责。

论及一本书时，要讲求 “客观”、“品味” 和 “明晰”，这就是批评的拟真，是 1965 年的情况。这些戒律非始于今日：后二者来自古典时代；前者来自实证主义时代。它是由一个分散的体例构成的，是半美学（来自古典的美），半理性（来自 “常识”）的，一种介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旋转门，从而避免完全陷于任何一方。

把字面意义看成绝对王国，继而以一个不是为它而设立的原则，出乎意料之外地去争论每一个象征，这是没有道理的。

智力通向了另一逻辑。它涉及纯粹的 “内部经验” 的领域：同一也是唯一的真实在自我探索，对任何的言语，无论是虚构的、诗意的或话语的而言，都是共通的，因为从此以后它就是言语本身的真实。

无论社会是如何考虑或决定，作品会超越社会，靠着某种多少有点偶然性和历史性的意义轮流：因为一个作品的 “永恒” 并不是由于它把唯一的意义加诸于各种不同的人身上，而是因为它为唯一的人提供了不同的意义。人经历了多元的时间，但永远说着同一的象征性语言。总之，作品提示多元的意义，由人去随意支配。

任何读者都知道，假如他不想被字面意义所吓倒，他怎么会不感觉到与超越本文的某个东西有接触？就如作品的第一语言在他本身引发出其他的词语，并教他述说第二种语言那样，这就是人们所谓梦想（rêver）。但根据巴希剌的说法，梦想也有它所遵循的道路，作品的第二语言所勾勒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道路。文学就是名词的探索。普鲁斯特就曾在 Guermantes 这几个字音中发掘了整个世界。其实，作家都有这个信念，认为符号的存在并非任意性的，而名词来自于事物的自然属性。

阅读的规例不是字面意义的规例，而是暗喻的规例，是语言学的，而非语文学的规例。

语言学并非为了减少语言的模糊性，它只为了理解它，或者可以说是为了建立这种模糊性，使这种模糊性变得有章可循。诗人很早以来已经懂得所谓提示或引发，语言学家就是这样开始接触这个问题，意图给浮动的意义一个科学的地位。

实用语言可以凭借其出现的语境而减少误解，在极模糊的句子以外，有一特定的上下文、动作或回忆可助理解，假如我们愿意在实际生活中利用它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凭借这些即情即景使其意义彰显。

人们总希望象征只有想象的性质，其实象征本身也具有批评的功能，而批评的对象就是语言本身。哲学家给我们一个理性批判，我们今天也可以想象加一个语言批判，那就是文学本身。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作品中看到一切意义，或者是同一回事，看到一个空的而又能支撑一切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又能看到在众多意义中的一个意义。这两种话语不应被混淆，因为它们的对象不同，结果也不同。

一种关于内容的状况的科学，也就是形式的科学。

因为语言学家不可能掌握语言的所有句子，所以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假设的描写模式，从此，他们就能解释无限句子的生成过程。

观众并不是看《费德尔》一剧，而是去看剧中的 “贝尔玛”，正如观众在《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剧中看到弗洛伊德、荷尔德林和克尔凯郭尔一样。

作者与作品不过是分析的起点，分析的终极目的应该是语言。

文学科学感兴趣的并非作品的存在与否，而是作品在今天或未来会被如何理解，其可理解性将是它的 “客观性” 的源泉。

我们应摆脱这种意念：即认为文学科学能告诉我们作品的确切意义。

意义是由人类象征的逻辑以可接受方式而生成的，就如法语的句子被法国人的 “语感” 所接受一样。

科学是探索意义的，批评则是产生意义的。

批评与作品的关系，就如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一样。

没有什么比作品本身更清晰了。批评所能做的，是在通过形式——即作品，演绎意义时 “孕育” 出某种意义。

批评的第一个制约就是把作品中的一切都看成有意义的。

一个意义的体系如果不能把所有的言语都排列在可理解的位置上，那就是一个不完整的系统，只要有一个特征是多余的，描述便不合理想。

所澄清的是信息，而不是意义，由批评的角度看，它只能引导到末路上去。

象征的重要性是它不懈地表明我是我的无。

把作品阐释得通体透明是无用的，因为如果这样，随即就没有什么好说了，而作品的功能也只是封住了读者的嘴。但在作品中找寻它要说而未说的，为它假设一个最终的秘密，那是可行的。

批评也不例外，要保持真实，就得适当。要尝试根据 “确切的心灵演出” 自己的语言，重建作品的象征情状。说实在的，否则它便不能 “尊重” 作品了。